公共财政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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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专业属于应用经济学科，该专业的论文写作要求严格，在论文选题上不仅要体现出实用性，还要有超前性。下面我给大家带来财政学论文题目与选题有哪些，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财政学论文题目

1、现代财政学的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

2、国外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的经济学路径

3、中国财政科技投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4、财政社会学源流与我国当代财政学的发展

5、关于中国财政学发展方向的思考

6、中国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研讨会综述

7、日本的近代地方自治研究综述

8、GPA主要成员政府采购制度和法律规制探析

9、物业税的静态一般均衡影响分析

10、财政学基础理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1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 教育 投入研究

12、农村社会保障研究应关注哪些问题?--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研究回顾与展望

13、国外及我国港台地区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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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论教育的双重外部性效应--兼论我国基础教育投资费用财政支付主体的确定

30、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和制度面临严峻挑战

31、解决农村公共服务困境的治理之道

32、北宋时期的钱荒与政府购买制度

33、政府生命周期模型--对公共政策理论基础的重新阐释

34、我国财政职能观评述

35、清季鸦片厘金税率沿革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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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预算会计改革若干问题探讨

40、中国历史上的政府购买制度对农民经济的影响--以唐宋为中心的考察

41、构建政府宏观农业投入机制的思考

42、政府规模和财政分权、集权的适宜度

43、我国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研究

44、国外环境税实践及其启示

45、我国水污染费改税：国外 经验 与制度构想

46、环境保护费改税的分析与思考--以江苏省为例

47、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48、 财税 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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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专业 毕业 论文题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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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

市场化和公共化构成了我国财政改革及其理论变革全过程的基本线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供大家参考。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关系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摘要

摘要：运用时间序列经济计量技术对1978-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我国的财政收支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财政收支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2)我国的财政收支之间具备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3)实证结果显示，需要充分重视我国财政收支之间的有机联系，在继续研究如何增加我国财政收入的同时，研究和着手解决我国的财政支出问题，以实现我国财政收支的良性互动。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内容

关键字：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协整 Granger因果关系

一、引言

1978-2010年改革开放以来，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财政收入从1132.26亿元增长到了79373.44亿元，年均增速为20.94%。按可比价格计算财政支出从1122.09亿元增长到了93494.47亿元，年均增速为21.64%。此外，财政赤字年均为3859.47亿元。

关于税收和政府支出关系，主要有4种理论假说。一是Friedman (1978)的“税收-支出假说”;二是Barro(1974)和Anderson等(1986)提出的“支出-税收假说”;三是Meltzer和Richard (1981)的“税收-支出相互促进假说”;四是Baghestani和McNown (1994)提出的“税收和支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关于税收和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如同理论上的分歧一样，也存在许多争议。实证研究多采用协整检验确定财政收支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再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确定影响的方向。Von Fursten-berg、Green和Jeong (1985)，Anderson、Wallace和Warner (1986)以及Ram(1988)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单向Granger因;Man-age和Marlow (1986)的实证研究则显示美国的税收是支出的单向Granger因。Joulfaian和Mookerjee (1990)对OECE16国的研究支持“税收支出相互影响假说”。Baghestani和McNown (1994)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结论是税收和支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Owoye(1995)对G7国家的实证研究显示，在日本和意大利，税收是支出的单向Granger因，而在其他5国，税收和支出呈现双向因果关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都在不断扩大，赤字也成为我国学者和政府部门关注的 热点 问题。目前，国内学者大多关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本身的增长或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过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而缺乏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关系的研究。Tsangyao Chang和Yuan Hong Ho(2002)用1977-1999年的数据对中国的税收和支出关系进行检验，认为中国的税收和支出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其研究的样本期过短，研究结论缺乏可信度。本文拟运用Hakkio和Rush (1991)所使用的经济模型，以1950～2001年我国的财政收支数据为样本，对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检验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

二、数据与模型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页资料，1978年为基期，消除短期经济因素的影响，此处本文采用1978-2010年CPI指数计算得出历年实际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由于数据缺失，样本数据中不包含1979年、1981-1984年和1986-1989年的相关数据。分别对样本数据去自然对数，并不改变变量的特征，Lfin、Lfex分别表示取自然对数后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有关计量 方法 模型如下：

1、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通常有DF检验法、PP检验法和ADF检验法(Augmented DF Test)。由于理论和实践上的原因，人们通常使用ADF检验法，其模型为

其中，{εt}为白噪声，Δ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原假设为H0：ρ=1，即{ yt}有一个单位根(非平稳)。T为时间趋势因素。若ADF值小于Mackinnon临界值，则序列是平稳的，否则是不平稳的。单位根检验最佳滞后阶数按照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准则确定，AIC值越小，则滞后阶数越佳。由于实际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我们采用三种检验类型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

2、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对两个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通常可采用Engle Granger最小二乘估计法。假设{ yt}和{ xt}通过单位根检验两个变量均为I(2)，即两个变量二阶差分下是平稳的，用OLS法建立模型，进行协整分析：

协整方程全面的反应了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

3、 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告诉我们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如果变量X有助于预测Y，即根据Y的过去值对Y进行自回归时，如果再加上X的过去值，能够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是Y的Granger因，否则称为非Granger因。其检验模型为：

检验零假设为：X是Y的非Granger因，即。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阶数非常敏感，通常可以依次多滞后几阶，看结果是否具有同一性。

三、 实证研究

1、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的Lfin和Lfex的原水平和一阶差分水平下序列的ADF值大于Mackinnon临界值，而二阶差分以后ADF值小于Mackinnon临界值，因此Lfin、Lfex是非平稳的，且是I(2)，即二阶平稳。

由检验结果可知，变量Lfin、Lfex是二阶平稳的，两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2、 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两变量Lfin、Lfex均为二阶单位根过程，可以由“Engle-Granger两步法”协整检验考察其协整关系或长期均衡关系。

模型(6)的回归系数比较显著。因此，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根据协整模型(6)。长期内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支出每变动一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将同方向变动1.020个百分点。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和财政支出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根据协整关系检验结果，由于我国的Lfin、Lfex均为I(2)过程并具有协整关系，故可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非Granger因，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非Granger因。我国的财政支出不是财政收入的决定因素，财政支出增长不显著影响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不是财政支出的决定因素，财政收入增长也不显著影响财政支出增长。

四、 结论与政策

本文对1978-2010年我国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均不具备稳定性，但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长期而言，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具有统计上的高度相关性;第二，我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不存在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说明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

根据研究结果对我国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现状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提高我国财政支出的效率，在财政支出总量上升的同时，提高投资质量，避免投资结构失衡与盲目建设;其次，疏导现行财政支出管理体系，使之能与市场相互配合，改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最后，重视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在肯定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的同时，进一步采取 措施 以充分发挥我国财政收支政策的积极作用。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文献

[1]许雄奇，朱秋白.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J]. 财经 研究，2001.

[2]马栓友.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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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F·韩德瑞，秦朵.动态经济计量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5]Anderson，W·M·Wallace，J·Warner.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ation： what causes what [J].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January，1986： 630-639.

[6]Baffes，J·A·Shah. Causality and co(movement between taxes and expenditures： historical evidence from Argentina， Brazil，and Mexico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4，44： 311-331.

财政分权、财政支出与碳排放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摘要

摘要：利用1999～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财政支出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碳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财政分权还会对碳排放产生间接的影响。这种间接影响主要通过政府财政支出而实现。随着财政支出水平的提高，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增加作用会逐渐减弱。而且，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高排放地区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增加作用最大，中排放地区次之，低排放地区最弱。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内容

关键词：财政分权;财政支出;二氧化碳排放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1-8409(2014)04-0021-04

Abstract：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9 to 2010，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iscal expenditure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Result found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carbon emission. It also has an indirect impact on carbon emissions. This indirect impact is achieved by the financial expenditure. When financial expenditure increases， the acceleration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will be waning. Moreover，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has regional differenc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highemissionregion has the biggest effect， the midregion followed by， and the low region weakest.

Key word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inancial expenditur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二氧化碳排放的急剧增加。2009年，中国政府提出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的目标。中国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蔡昉指出，中国的环境问题是由粗放式发展模式导致的，而这种发展模式又源于“中国式分权”下的政府行为[1]。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对二氧化碳排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财政分权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影响二氧化碳排放：一是财政分权本身可能直接影响碳排放，即“财政分权——二氧化碳排放”;二是财政分权通过决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进而间接影响碳排放，即“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二氧化碳排放”。这种间接效应的方向是不确定的，其取决于财政分权和政府财政支出的综合作用。具体到我国的情况，财政分权伴随着政治和经济集权。以GDP为导向的激励机制会促使地方政府快速发展经济，并且可能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那么，中国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综合效应是什么?财政分权制度究竟是激励还是限制地方政府实施碳减排政策?

1文献综述

关于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与环境质量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研究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在理论研究方面，Tiebout利用“用脚投票”理论解释了较高的财政分权体制可以激励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来满足居民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居民来该辖区内居住，其中就包括提供较低的环境污染程度[2]。钱颖等则认为政府官员也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与辖区居民愿望想违背的决策[3]。就环境质量来说，如果缺乏有效的激励相容机制，地方政府官员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放松对高污染产业的管制，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对此，国内很多学者结合了中国财政分权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杨瑞龙等首次实证检验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得出财政分权度越高，环境质量越差的结论[4]。张克中等研究发现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碳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分权度的提高不利于碳排放量的减少[5]。闫文娟等指出中国式财政分权确实增加了污染物的排放强度[6]。

另一类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李猛实证检验了中国的环境污染程度与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7]。盛丽颖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支出角度的财政政策的碳减排效应要优于收入角度[8]。Ramon等认为在政府支出中，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物品支出所占的比重会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但在不改变支出结构的前提下，增加政府支出总量并不能减少污染物排放量[9]。

上述研究有利于人们理解财政分权、政府支出和环境质量的关系，但是大多数文献将三者的关联割裂成两方面单独讨论，一类文献集中于研究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另一类文献则集中于研究政府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将这两方面内容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中进行综合分析，着力于建立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内在影响机制，并运用中国1999～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做实证检验。

Dec：目前财政分权存在多种度量方法。由于本文研究的是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支出行为对碳排放的影响，因此财政支出是作者的立足点。而且，从支出方面来度量也是中国研究财政分权文献中常见的做法，如殷德生、周业安和章泉等。所以，本文用支出分权度来衡量我国的财政分权，即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占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之和的比重，其中分子和分母都按相应的CPI进行平减。各地区的财政支出数据来自历年《中国财政年鉴》。 　　Fiscal：财政支出用各地区的人均实际财政支出表示。各地区的人均实际支出水平是以该地区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的、并以1999年为基期的人均实际财政支出，单位为元/人。

4实证结果分析

4.1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与碳排放

本文使用了稳健型的一阶差分GMM估计全国层面上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通过对表1中4个模型进行二阶序列相关AR(2)检验，结果均显示接受估计方程的误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假设。同时，Sargan过度识别检验的结果也都显示，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性的零假设(p值均显著大于0.1)。这说明作者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从表1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看出，滞后一期人均碳排放量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且为正。上一期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1%，当期的排放量会增加0.603%。即使后面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该符号依然显著为正。这说明上一期的碳排放量与当期量存在正相关关系。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一个连续、动态累积调整的过程。因为我国的工业资本投入、能源消费习惯和相关的宏观调控具有时滞性，上一期的碳排放量越多，则这一期的排放量也随之增加。财政分权指标的估计系数为正，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财政分权度增加1%，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则增加3.377%，验证了假设1。即财政分权度越高，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大。自从中央政府实施“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增加当地政府的税收收入，从而改善政府部门的福利和增加官员的晋升机会。因此，地方政府自然会将经济发展作为工作的重点，而碳减排等环境保护政策则沦为其次。再加上碳排放本身具有负的外部性，而努力减排具有正的外部性。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在碳减排问题上会采取“搭便车的行为”，从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不断增加。

人均财政支出的估计系数为正且显著。即人均财政支出增加1%，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0.816%。这也验证了作者的假设2，政府财政支出越多，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大。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一般比较短，所以决策者会将财政支出投入到能尽快出政绩的经济建设领域。而环境保护领域由于具有投资大、见效期限长和短期内政绩体现不明显的特点，往往不受到青睐。因此，很多地方政府会将经济建设作为财政支出的重点。通过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减免税费和降低环境监管等方式吸引企业到当地投资设厂。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狂热追求，不仅弱化了当地的环境质量标准，也间接纵容了企业排放二氧化碳。

在模型(1)的基础上，本文分别引入了其他控制变量，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得，3个核心变量的符号和估计结果是非常稳健的。模型(2)中加入了第二产业比重，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我国的第二产业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显著正相关。目前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居于主导地位，并且处于高耗能的状态。因此，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增加，会提高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模型(3)中加入了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的物质追求逐渐多样化。私家车的使用、旅游出行、大型家用电器的使用和居住条件的改善，造成了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增加。模型(4)中加入了贸易开放度的指标，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额逐渐上升。发达国家将污染和能源密集型企业向我国转移，使我国更多地从事高碳产业。

4.2区域差异分析

我国各地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差较大，碳排放量比较大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煤炭资源丰富、人口较多和经济发达的地区。而我国目前东中西部区域划分标准并不适合对各省的碳排放量进行区域差异分析。因此，本文按照1999～2010年各省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小重新划分碳排放区域高排放区包括内蒙古、山西、宁夏、上海、天津、辽宁、河北、北京、山东和新疆;中排放区包括吉林、浙江、江苏、青海、黑龙江、贵州、湖北、河南、陕西和广东;低排放区包括福建、甘肃、安徽、云南、湖南、海南、江西、重庆、广西和四川。 。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均碳排放呈现出不均衡分布的态势。但是，高排放区所包含的省份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集聚性，主要位于我国的中北部和环渤海地区。这是由于环境污染在空间上具有关联性，邻近地区在资源禀赋和能源消耗结构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第二，由区域差异分析看出，财政分权对高排放区的人均碳排放量影响最大，中排放区次之，低排放区最小。并且，中高排放区所包含的省份在地域上有一定的集聚性，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北、西北和京津唐地区。这是由于环境污染在空间上具有关联性，很多地方政府想通过“搭便车的行为”来规避减排责任。因此，邻近的地方应该加强区域合作，打破行政关系的壁垒，共同治理碳排放问题。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文献

[1]蔡昉，都阳，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J].经济研究，2008(6)：4-11.

[2]Tiebout C M.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64(5)：416-424.

[3]Qian Y，Weingast B R.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7，11(4)：83-92.

[4]杨瑞龙，章泉，周业安.财政分权、公众偏好和环境污染——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R].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所宏观经济 报告 ，2007.

[5]张克中，王娟，崔小勇.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碳排放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1(10)：65-75.

[6]闫文娟，钟茂初.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增加环境污染吗?[J].财经论丛，2012(3)：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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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光明
　　一、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公共性和公开性
　　公共财政实质上有两个特征，就是公共性和公开性。其中公共性是前提，是根本；而公开性是形式，是规范，是保障。
　　所谓公共性，就是公共财政是满足公共需要、提供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公共权力决策为机制的分配活动。1.满足公共需要是解决市场失灵、弥补市场失效的问题，包括宏观调控、有效配置资源、社会分配不公等。从发达国家来看，不需要具体管理经济事务和干预企业经营，更多的是关注教育、就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创造吸引外来投资的各种环境等公共事务。2.提供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就是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的经济主体，为他们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3.以公共权力决策为机制，就是公共财政的决策是以议会或纳税人的公众意愿为权力中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为了满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政府和财政就是按照人民的意愿来管理财政。
　　所谓公开性，就是政府预算、政府收支活动的透明性，政府所有的收支计划和活动过程，除了某些特殊的例外，不仅都必须向议会公开，而且还必须向社会公众公开，都必须接受社会公众、议会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到了现代，西方国家的政府预算，甚至是向全世界公开的。公开透明包括程序公开、过程公开、信息公开，预算执行结果公开。
　　公共性和公开性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构成公共财政的特征。一方面，“公共”财政即“社会公众”的财政。为此，政府是否可以取得收入，能够取得多少收入，以什么方式取得收入，谁必须直接缴纳税款和费用，等等。都必须由社会公众来决定，从根本上都表现为是社会公众在自愿地掏自己的腰包，然后政府安排使用所取得的资金，用于哪些项目和内容，每笔支出的规模有多大，政府支出是否符合纳税人的需要，都必须由纳税人来决定和认可。只有这样，才符合“经济人”的假设，即纳税人的利益和需要，是只有纳税人自己，而不是政府及其官员才能够准确判断的。另一方面，社会公众要能够真正决定和支配政府的收支活动，就必须将政府的收支计划及活动全过程公开。为此，要想社会公众能够真正决定和支配政府的收支，政府预算具有公开性和透明度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将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和盘托出，全部呈现于社会公众和议会之前，接受社会公众的议论和监督，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才能做出反映民意的决议。
　　二、公开性是公共财政特征的根据
　　1.公开性是现代预算制度产生的标志。现代预算制度产生于13-17世纪，当时，英国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发展起来，不仅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而且是封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提供者。他们与专制君主贵族展开了斗争。在历史上，议会最先从行政机关获得的权力，是税收和财政方面的权力，正是围绕这些权力才逐渐形成宪政体制。在获得了财政方面的权力后，议会才获得了立法权。有了立法权后才有了人事权和其他权力。议会要求政府把全年的财政收支报告提交议会公开讨论，只有经议会公开讨论后批准之后才能执行。这种财政收支报告由国会审议和批准以至公开，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国家预算制度的开始。英国于17世纪编制了第一个预算，到20世纪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起了预算制度。
　　现代预算制度的产生源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保护公民，自由财富的需要。政府在对财富的强制权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没有限制，就对公民的自由和财富造成威胁。因此现代预算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约束政府。对于政府来说，随心所欲的不受限制的权力也不利于统治者的利益，因此预算制度也是国家与人民达成的一份可以为人民提供保障的协议。促进了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公认的私人资本市场是预算制度产生后建立的（18世纪初）。
　　2.公开性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体现。人民有知情权是民主政治的具体体现，也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必然要求。政府行为所形成的除涉及国家秘密与商业秘密的任何政务信息都属于公众信息，老百姓有权获得、有权知晓，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向公众发布、让百姓知晓。
　　相对于纳税人来说，财政资金是“公共性”的，因而必须公开和透明。财政之所以被要求提高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只是在管理上以利于加强监督和约束，提高财政运行的效率，更重要的是财政民主化的必然趋势。财政是人民的财政，是纳税人的财政，离开纳税人，财政是不存在的，即不存在与纳税人无关的财政。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就是纳税人交税，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为纳税人办事。在这里，纳税人即社会公众。政府是受社会公众的委托，出于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从社会公众手中集中一部分财力，以提供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教育和公共设施等等公共产品。既然政府财力是社会公众的——公共资金，而办的事情也是社会公众的——提高公共产品，那么，因此而产生的政府收支过程就应当让社会公众了解，并监督是否按照社会公众的意愿来安排收支。如果这道理成立的话，那政府财政的公开和透明也就是无须证明的公理。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共财政是民主理财的财政，或者说是民主化的财政。因此，建立公共财政，不仅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财政的准确定位，而且要按照财政民主的要求，实现财政的公开和透明。
　　3.公开性是法治财政的体现。各国的财政公开的法律制度主要反映在宪法、财政管理法和预算法以及有关宪法性文件中。其中公开性和透明性，是预算法的重要原则之一。透明性原则，即除涉及国家安全、国防等特殊领域外，政府应确保财政政策目标制定、财政政策实施和财政账户公布的透明度，通过提供充分的信息，使人民能够对政府的财政管理活动实行有效的监督管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87年9月17日制宪会议通过，其中第1条第八款规定：一切公款收支的报告和账目，应经常公布。1791年8月通过的法国宪法第3章第3条规定由部长或经管人签署并证明的各部支出细账，应在每次立法议会会期开始时印刷公布之。各种赋税和一切公共收入的收支状况，亦应以同样方法公布之。此等收支状况应按性质加以分别，并应说明各县每年的收支金额。各郡有关法庭、行政机关及其他机关的特别支出亦应公布之。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91条规定：内阁必须定期，至少每年一次，就国家财政状况向国会及国民提出报告。1946年11月3日公布的日本国宪法第91条规定，内阁必须定期，至少每年一次，就国家财政状况向国会及国民提出报告。
　　4.公开性是实现权力监督的重要措施。“权力”按字面解释应是权势和威力，从本质意义上讲，就是行为者或组织按照自己的意志、目的去支配或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由于权力具备了控制其他人（或事物）的功能，可以成为获得利益的手段，因此“权力自身存在着自然腐化的倾向”。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尽管从本质上说，行政机关的权力是受到人民监督与制约的国家权力，是基于人民的利益而由国家权力机关授予行使的权力，但这种权力仍然受制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也会产生权力异化现象。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行政权力的行使主体在不同利益的驱动下，极易形成腐败。这种权力腐败的严重性，对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必须加以监督、规范，避免行政权力脱羁，侵独国家机体。这就需要在权力行使主体与权力监督主体之间找到相互衔接的联结点，达到权力与制约的相对平衡，这一联结点就是行政公开原则。
　　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当然要用之于民，“用”得合理、合适、合法、高效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及其各部门的基本要求。作为受人民委托而监督政府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则有义务全面地、及时地将财政收支向人民报告，以便人民群众在更广范围、更有效地监督政府的财政行为，这是政府对人民负责的一种姿态，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需要。
　　5.公开性是扩大对外开放的普遍要求。财政政策特别是关税政策、政府补贴政策、支持经济发展的政策等构成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公开性和透明性是对外开放的基本要求。透明度是世界贸易组织三个主要目标——贸易自由化、透明度和稳定性之一。世界贸易组织中的透明度原则是指同过境的货物流通有关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即当政府实施有关过境货物的法律和规章时，必须予以公布，而且贸易商可以得到人人都可以了解到的这些法律和规章。为了推动各成员国提高财政透明度的工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结相关经验，发表了《财政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和《财政透明度问卷》。正像IMF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行为准则”并不是要求各成员国必须采纳的“最优做法”，而是可供成员国选择的“良好做法”。
　　三、共财政和财政公开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包括财政体制改革20多年来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1998年12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了建立公共财政这一改革目标，财政开始了公共化改革，进行了以政府预算制度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之后，财政制度的公共化和公开化进程大大加快了速度。特别是部门预算的改革，提高和促进了我国政府预算的公开程度。表现在：政府财力全部纳入预算，开始取消预算外和制度外并使之公开化；预算编制和数据的细化，形成统一的综合预算，提高了透明度，同时政府预算科目的修订和细化，为我国政府预算公开化的形成，作了必要的基础性准备；配套改革措施的实行，强化了政府预算管理，为政府预算的真正公开作了准备；开始提交详细的部门预算数据等。
　　但是我国财政的整体透明度较低，在财政透明度的任一领域，我国都存在一定差距。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预算不完整，政府收支没有全部纳入预算。政府收支规模到底有多大，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至今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么多的收费（基金），为什么要收，是不是履行了法律程序，收上来都干些什么，这些问题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是很不清楚的。通过收费这种形式形成的公共资金分散在政府的各个部门，成为各个部门利益的一块“自留地”，查不清，道不明，更无监督可言。政府收入，预算外一块，制度外还有一块，约有一半以上游离于预算之外，不仅是人大管不着，就是财政、审计部门也拿它没办法。
　　2.以公开为标志的财政法制建设存在差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明确规定，预算报告必须提前一定时间提交给人大机关予以审议，调整预算需要经过人大审议批准，决算完成后在一定时间内提交给人大机关予以审议。审计机关就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审查，并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这些规定都已经得到了落实。我国已经加入通用数据发布系统（GDDS），基本能够按照最低时限要求发布数据。在内容发布方面，突出的缺陷就是内容过于简单。例如，预算报告列举了收入总额、支出总额、主要的收入和支出项目、以及其完成预算的实际情况，但没有列出前年的有关数据，更没有包容今后两年的预测数据。预算报告没有公布预测收入和支出的依据，即没有公开预测财政收支的经济模型；预算报告简单介绍了政策重点，但缺乏详尽的数量指标，人们难以对资金使用进行绩效评估；披露债务指标，但数据不完全，没有包含所有的既有债务；并且对外债和内债采用不同的披露标准。对于或有债务，预算报告既无定量分析，也无定性判断，更没有对财政风险进行定期评估。预算报告也没有对税收支出、准财政活动进行分析、统计和披露。
　　3.预算内数据过粗。目前我国的各级政府预算，其具体的数据指标均未公诸于报端，仍然是沿用几十年来的方法，只公布几个收支大类的预决算数字，并加以大量的文字说明。这类极为粗放的预算指标，对于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仍然是外行看不懂，内行也不可能看出问题，是缺乏透明度的。或者说，至今为止政府对于人代会公开的，仍然只是政府预算报告，而不是政府预算的全部收支数据指标（除某些特殊的例外）。
　　4.预算外和制度化财政活动的透明度低于预算外财政活动的透明度。在我国，即使真正公开了政府预算收支指标，问题也远没有真正解决。由于没有包括预算外和制度外的收支数据在内，我国的政府预算仍然是严重缺乏公开性的，因为它们使得大部分的政府收支数据都没有被公布。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公布预算内数字似乎还容易些，因为我国几十年来一直都有公布国家预算报告的习惯，尽管预算报告中的数据指标过粗过少。而对于预算外来说，本身就没有公布的惯例，再加上预算外又直接涉及地方、部门和单位的既得利益，侵犯其“隐私”，要公布就更不容易了。
　　制度外仍然存在。至于所谓的“制度外”，由于其本身就存在是否合法的问题，要公布更是无从谈起。因为作为违反制度规定形成的钱款，公布之日，也就是取消之时，甚至还是取缔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问题。因此，在没能取消预算外和制度外范畴的背景下，政府预算是谈不上真正的公开化的。
　　5.预算的保密制度依然存在，现实透明性大大落后于现实可能性。政府预算的数据应当对社会公众和社会舆论公开的道理，时至今日，也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与支持，包括财政部门在内也已经试图将其对社会公众公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政府预算数据至今仍然没有公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保密制度仍然影响着预算数据的公开。
　　在保密制度下，目前，封闭、内向的传统仍然渗透在政府管理的各个领域。以部门预算为例，部门预算把各部门、各单位的资金需求预分为基本预算支出和项目预算支出，前者细分为人员支出、公用支出，专项事业费；后者则涵盖了大型购置、大型修缮、大型活动和基本建设项目等。各单位、各部门向财政部门提交的资金申请表，就是详细列支活动、细分资金用途的“明细账”，包含着大量的财政和公共管理信息。在许多国家（或地区），部门预算已经随批准的预算公开发布，而我国却仍把这种报表看做是内部材料和国家机密，不予公开。其实，仅仅公布部门预算的大致结构、持有人结构等信息，发布偿债率、国债负担率等风险指标；
　　四、加快财政公开性的进程与健全公共财政体制
　　1.结合深化改革，加快健全公共财政体制。《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按照公开、透明的原则，重建预算制度。政府预算，在形式上看，是政府为了安排当年的收支活动而编制的计划，实质上，政府预算在现代国家制度中，既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国家政权组织内部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划分财政权限，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财政行为进行约束与监督的一种政治法律程序。法治化是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的本质要求，是保证政府收支过程公开、透明的根本措施。在预算管理方式上，抓住部门预算、零基预算、单一国库账户等关键环节，逐步实现预算的公开和透明。
　　（1）全面推行部门预算。按照部门而不是按经费性质来编制预算，框定这个部门一年内所有的收支活动。预算内容细化，不仅具体到部门，而且具体到项目和下属单位，改变目前资金切块给部门自行分配使用的状况。在财政内部，由一个对口单位统一集中管理若干个部门，而不是若干种经费的预算编制和执行。这样，从制度设计上保证政府收支的透明度能逐渐有所提高。
　　（2）实行零基预算。零基预算的根本作用在于按财政履行公共职责的需要，重新界定和调整财政活动范围，确定财政收支规模，是矫正“缺位”与“越位”实现归位的初始措施。要认真准确，广泛调研，充分论证，在此基础上实行标准化管理，如人员、经费、补助等都要建立标准化制度，把各个项目的轻重缓急放到桌面上来讨论，使预算编制真正做到合理、科学、有效，为预算的执行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3）建立国库单一账户。预算执行的基础是国库管理，国库职能是财政管理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国库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库款入库、拨付过程中截留占压严重，资金流转渠道不畅，无法对财政资金实施监督。应尽快建立国库单一账户，在根本上改变财政资金分散、部分开户混乱、难以监督控制的被动状况。认真清理政府各部门银行账户，将政府财政资金统一集中在一家银行账户上，所有政府财政支出均通过这一账户拨付。在单一账户下设立分类账户，严格基本运行程序，实施对部门支出全程监控，保证财政资金使用规范、合理、安全和高效。
　　（4）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在公共财政管理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政府采购制度将政府公共支出中的购买性支出以法定的方式、方法和程度置于财政部门的监督之下。降低制度成本，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建立具有现代技术与手段的政府采购信息网络管理系统。实施政府采购网络化是克服制度成本的一剂良药。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建立具有现代技术与手段的政府采购信息网络管理系统，便于各级政府，各种采购管理机构、投标者、科研等部门查询、研究决策及运用。财政部门应根据有关制度和办法的规定，定期将采购信息、采购法规、采购文件、采购结果等信息向社会公开。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政府采购的规模一般为GDP的10％以上，或为财政支出的30％左右。扩大规模的关键是要扩大将各种财政预算内外资金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建立一整套效益评估的体系和方法，对各项投资预算支出进行详细的评估和考核，避免资源配置不合理、盲目建设、重复建设、资金浪费，提高投资支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积极推进财政制度创新，加快政府收支数据对社会公众的公开的步伐。（1）应打破传统的保密心理，改革有关的保密制度，为政府收支数据应有的公开提供具体的制度条件；（2）除了某些特殊的数据需要保密之外，政府所有的收支计划数据都应当提交给人代会，政府预算草案和批准了的政府预算，都应当对社会公众公布，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除了某些特殊的数据外，公民个人有权无偿获得政府预算的相关数据；（3）在政府预算的审议批准期间，应当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上，公开报道具体的讨论、争议、审查和批准等情况，并相应地形成相应的习惯，使得社会公众能够真正直接参与到政府预算的决策中来，对政府预算的审议和批准形成无形的外部压力，能够有效地影响政府预算的编制与审议过程和结果，使得最后审议批准通过的预算，能够更好地反映社会公众对政府服务的偏好，从根本上确保政府活动的高效性；（4）政府预算的执行、审计、决算的全过程，对于社会公众也都应当是透明的，也都必须置于社会舆论的监督之下。（5）引入绩效预算的编制方法。要借助于倒推计算的方法，从明确政策目标、确定指标体系入手，测算实现政策目标需要的业务量，倒推出人力、物力投入的不同组合，最后计算出最优的资金投入。在预算申请被批复之后，应当发布预算主要内容，方便公众进行监督；引入中期预算框架。预测主要政策在未来三、五年内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并予以公布；对税收支出进行评估。对于税收减免政策，应在出台之前评估其对财政收支的影响，评估结果应作为相关决策的重要依据。在难以全面衡量税收支出规模的情况下，应当定期（比如说，5年一次）对税收减免政策进行全面的回顾和评估。（6）完善复式预算。首先，可以考虑增加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政策性银行经营预算，并在预算报告中分别报告。对养老金账户来说，评估其财务脆弱性，需要大量的计算和模拟，其结论也具有很大的争议，在近期内难以纳入预算报告。作为一种变通，可以定期对基本养老金账户的可持续性进行全面评估。类似的，也需要定期全面评估大病统筹和合作医疗账户的拖欠情况。（7）对准财政活动进行公开听证。对由政策性机构实施的准财政活动（如经办贴息贷款、发放投资补贴等），应明确执行政策对这些机构自身财务的影响、政府为弥补其损失而拨付的资金数量、资金来源以及弥补方式，并在政策出台前进行公开听证；
　　3.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首先要特别注重提高人民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只有真正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并且具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人民代表，才能更好地去维护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而这样代表的产生必须充分采用民主方式；其次，进一步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保障作用，特别是充分发挥对国家各级权力机关的严格监督和依法约束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各级政府和各级权力机关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我国应在政府预算的征询期、草案的拟订期、人大的审核及表决期、预算实施的年中期、预算实施的年末期、决算期六个阶段建立法定的公示制度，并建立公众询问和听证制度，让广大人民真正了解并参与政府预算的制定、实施和监督。
　　4.建立通畅的信息沟通渠道。我国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进一步拓宽广大人民群众表达意愿的渠道，尽可能公开政府政务方面的信息，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强化政府服务于民的意识。当前，特别要改进我国的信访制度，将其与各级政府、各权力机构的公开电话（公开电子信箱）等方式结合起来，改变过去信访单靠坐等来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要建立主动深入基层的经常性制度，认真倾听基层民众的心声，并对已解决的问题进行定期回访，从而在民主与法制尚待健全的今天，为广大人民群众和政府建立起一条比较切实、通畅的信息沟通渠道。
　　5.坚持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加快制定并发布《政府信息公开法》，明确政府发布公共信息的责任，明确公开信息的范围、内容和频率，为财政信息公开提供法律支持；加强各级人大机关对预算及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完善其机构，充实其队伍，提高其技能，充分发挥其审查、批准预算和决算、监督预算实施的职能。
　　考虑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增加预算的严肃性。要调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调整预算年度的起始时间，使各级政府能够在明确上级政府对本级政府的转移支付额度之后，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提交预算报告予以审议；使各级政府能够在新的预算年度开始之前获得被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方案；
　　完善税务机关考核体系，淡化税收在业绩考核中的作用；鼓励发展税务代理机构；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多渠道推进“依法征税”。结合部门预算、“收支两条线”改革，逐步使罚没收入、收费收入同部门行政经费和个人福利脱钩，消除执法机构和个人“乱罚款”、“乱收费”的内在激励。完善出口退税指标形成机制，增加退税指标的弹性，逐步向“免、抵、退”征管方式过渡；
　　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加快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在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起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切断政府干预企业经营的通道；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清理审批权限和审批项目，政府角色从以管理为主转向以服务为主；要更多依靠价格杠杆调节经济，减少各种指令性任务和摊派；清理地方政府越权减免税、费，甚至零地价“招商引资”等恶性税收竞争行为，维护国家政令统一。
　　媒体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对暴露出来的问题，媒体要以建设性的态度探加强与国际机构的沟通和协调。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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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李岚清《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财政部办公厅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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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孔志锋《中国特色公共财政探索》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9.贾康《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3年第32期《关于公共财政基本特征的认识》
　　10.傅光明《论公共财政的几个问题》1999年第17期《财政研究资抖》
　　【原文出处】财政与发展
　　【原刊期号】200502

财政学小论文

中国近六年来的财政政策分析

[摘要] 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2005年我国实现了从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的转变。本文就两种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进行分析，并对今后财政政策的取向及应对措施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财政政策；中国

　　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
　　一个国家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宏观经济运行千姿百态，但概括起来讲，也就是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紧缩”，表现为物价总水平下降。应对通货紧缩局面，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第二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上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第三种类型就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但在结构上有矛盾，冷热并存，发展不均衡。此时应采取稳健财政政策，即在总量上不做太大的动作，但在结构上有保有压，加强薄弱环节，压缩过热行业的投资。
我国自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质就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2005年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现就两种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综述如下。

　一、积极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进而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造成世界经济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作为亚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亚洲金融危机无疑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冲击。从当时国内经济情况看，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出现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失业压力增大；同时，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导致了我国出口不振．大大降低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发展阶段。面对这种从未出现过的极其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做出了实施以增发国债、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二是调整税收政策，刺激需求增长。三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四是规范收费制度，减轻社会负担，推动扩大消费。五是支持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
2、积极作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近七年的时间里．在促进经济增长、调节供求关系和克服通货滞胀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大规模的国债投资不仅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而且抑制了通货紧缩。1998－2006年间，国债建设资金年均拉动经济增长为1．5－2.5个百分点，GDP年均增长8.56％，物价水平总体稳定。
　　（2）优化经济结构。积极财政政策着眼于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有机的结合，在加强基础设施的同时，通过国债资金的直接投入、税收政策等措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一些符合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3）增加就业。七年来，国债资金支持的一大批新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共增加就业岗位800万－1200万个，对拉动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
　　（4）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通过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倾斜性财政资金安排，进行了诸如西电东送、青藏铁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六小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改善了这些地区的投资经营环境，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使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总之，作为一项反周期宏观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恰当的，它对中国经济社会相对平衡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负面效应
　　但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是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一种政策。从2002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开始逐步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2003年国民经济终于走过由相对低迷向稳定高涨的拐点，GDP增长速度跃为9％以上。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倾向有所加剧，货币信贷增长偏快，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并带来煤、电、油、运和原材料的供应紧张局面。

　　二、稳健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一是经济增长接近潜在水平。2003年GDP增长9.3％ ，2004年增长9.5％，部分行业瓶颈约束或资源约束的出现，表明GDP增幅已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二是物价趋于上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2％和0.1％，2004年则分别上涨3.9％和2.8％。三是失业率升势趋缓。2003年全国城镇就业增加8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四是出现局部投资过热。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高了17.6％个百分点。当年投资率上升到42.3％，比2002年增加了3.1个百分点，接近于1993年经济严重过热时的水平(当时投资率为43．5%)。为此，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货币手段(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等)和行政手段等，以逐步控制经济局部过热的迹象。虽然2004年5～6月在宏观调控影响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在2004年7～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又出现明显的反弹迹象，增长率分别为31.4％ 、26.3％ 、27.9％ 、26.4％。在国民经济已发生经济周期阶段转换和出现局部过热的形势下，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同时，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也凸现出来。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更加尖锐。目前中国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 、42%、18%和7.3％，特别是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7.4％ ，原煤为31％ ，铁矿石为30％，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说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紧迫任务。二是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此外，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