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论文怎么写开头

金融危机论文怎么写开头

审视金融危机 随着中国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任何来自外部的风吹草动都将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大的影响，而中国自身的金融体系现状也无法回避金融危机的风险 过去十年间，对于全球经济危害最大的事件既不是战争也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在这十年间规模较大的金融危机有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2000年的土耳其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 十年来的几次金融危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们大多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自身宏观经济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比较早地进入了全球金融体系，完成资本项目下的本国货币可自由兑换。尽管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普遍认为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入和流出对于债务国和世界经济有益，但大量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带来了投机性外汇交易和银行危机。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的背景下，一旦本国货币被国际炒家狙击，往往首先汇率失守，本国货币大幅贬值，然后银行业遭遇危机，大量中小银行倒闭，危机扩散到整个社会，导致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倒退，多年成果毁于一旦，在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甚至引发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 中国政府在1996年年底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时，曾经承诺2000年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正是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不可自由兑换，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逃过一劫，而东南亚国家遭受金融危机蹂躏的惨状也令中国政府深为戒备。因此，从1998年开始，加强金融监管、清理整顿非法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中国金融行业的主题。其中比较大的动作包括救助四大国有银行、整个信托业的推倒重来、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清理整顿、农村“三会一部”的清理撤销等等。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金融业逐步对外开放，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将逐步实现可自由兑换。这个时候，在未来若干年中国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发生了金融危机如何应对的问题已经不容回避。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已经深刻认识到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和挑战。2001年，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钱颖一和黄海洲在递交到最高层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未来十年内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差不多是100％！ 除了中国身边的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国内的广泛关注以外，对于过去十年间新兴市场国家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俄罗斯金融危机再到阿根廷金融危机，并没有引起国内各界太多的关注。学术界到政府官员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关注，主要是分析为什么创造“东亚奇迹”的东南亚国家会发生金融危机，以及中国能否避免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传染。亚洲金融危机一结束，国内的金融问题以及金融改革便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而对于金融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如何防范和管理金融危机不再引人关注。在很多人看来，只要中国加快金融改革，金融危机距离中国很遥远。其实，随着中国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任何来自外部的风吹草动都将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大的影响，而中国自身的金融体系现状也无法回避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深入研究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研究金融危机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了解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对于中国在未来应对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 幸运的是，国内最新出版的两本关于金融危机的杰作《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让·梯若尔著）和《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巴瑞·易臣格瑞著）对于过去十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应对措施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和经验介绍。 面对过去十年间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众多宏观经济学家和国际经济学家都在思考以下这些问题：金融危机是不是完全资本账户自由化所带来的令人不快而又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世界各国应当演进到一个共同治理的模式，其中的解决方案是经常性的非危机事件，还是一个地方自治债券模式，其中很少发生不履约事件？一个较好的秩序（即国外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的自由化以及在短期资本流动自由化发生之前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谨慎地监督金融中介）能否防止这些危机的发生？是否应当对短期资本流施加暂时的或永久的限制？所有这些措施如何与汇率体制的选择相适应？这些危机是否得到了恰当的处置？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是否应当改革，应当怎样改革？经济学大师让·梯若尔教授在《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中试图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 尽管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危机有大量富有成果的研究，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危机的理论分析一直缺乏明确的分析框架，而梯若尔试图在这本书中用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又译公司财务）中的“双重代理”和“共同代理”理论来建立金融危机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梯若尔首先分析了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只注重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协调建立有效的融资限制条件与确保借款国自行改革之间的目标冲突。他强调指出，正确识别市场失灵对于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责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将公司金融、流动性供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个体国家的借款问题。建立在“双重代理”和“共同代理”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审视了通常建议的政策，并且考虑了多边组织如何帮助债务国在开放本国资本账户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对于从事国际金融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对于金融危机的研究感兴趣的学者而言，这本薄薄的小书带来的是丰厚的收益。 对于政府金融主管部门的官员和相关的政策研究人士而言，如何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其他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中汲取经验，从而学习防范和管理金融危机的方法，是他们更加感兴趣的话题。对于这些人而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巴瑞·易臣格瑞的《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 曾经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的易臣格瑞对于过去十年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有大量的仔细观察和深入研究。在这本书中，他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了各国对于金融危机采取的防范措施和发生金融危机之后的应对措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措施，并且对众多的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进行了分析。对于金融危机的防范，他从增强透明度和信息披露、遵循国际组织确立的标准、加强对金融体系的审慎监管、对汇率进行管理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指出防范危机的官方努力应当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市场纪律和审慎监管。他具体分析了在阿根廷和土耳其金融危机中各方所采取的措施产生的教训和带来的影响。对于政府官员和政策研究人士而言，易臣格瑞的介绍和分析都充满了有用的信息。

金融危机论文500字

　　2008年全面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演变成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我国已达1.4万亿的出口市场立刻受到严重影响，预期增速同比将下降12％个百分点以上。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在近期将出台涉及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房地产等十大产业的的振兴规划。我认为，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是自我国80年代末以来撤消了冶金部、机械部等政府产业部门之后，第一次把产业发展规划重新放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这将对我国这十大产业的发展前景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但不可回避的是，从已经出台的振兴规划草案来看，还有两处硬伤：

　　一是十大产业规划中的“轻工产业”，明显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按照“一轻”、“二轻”的行政式行业划分来规划产业振兴政策，显然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在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制造业中，快速消费品的生产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产业领域，有着截然不同的产业组织模式和市场规律，那么为什么要沿用计划体制下的“轻工”分类来做新时期的产业规划呢？

　　二是产业“振兴规划”中“振兴”两字太土太旧，不能反映新时期、现阶段的产业规划的核心价值和发展取向。日本在四十年前、美国在二十年前都曾提出过相当系统、有效的产业振兴计划和相关法律。我国的产业振兴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那么近日再提产业“振兴”，与以往有何不同？标题中关键词的简单重复，显然意味着规划者还没能真正掌握今日规划与往日规划的不同之要诣。

　　我认为，今日产业规划，必须用“产业主导权”来统领。我国企业的产业主导权孱弱，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企业刚刚开始融入国际市场，只能进行“三来一补”等最初级的加工贸易，当时还没有产业主导权的概念，或者说还无暇顾及。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出口产品结构逐渐升级，从以打火机、纺织品为主向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为主过渡。在这个阶段，我国企业开始“亲身”感受到全球产业主导权的重要性——不论是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国际分工的低层次，还是企业平均利润的越来越低，都可以归结为“产业主导权”的缺失。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为跨国公司贴牌生产；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被限制于低利润的市场或渠道；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没有获得金融支持和资本运作的机会；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外技术标准，购买国外企业的专利……虽然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提高了，但却未能相应的高利润，一旦外部需求萎缩，最先遭殃的就是我国的企业。这次全球金融风暴对我国出口产业的巨大冲击，再一次证明了产业主导权的缺失是我国产业发展的软肋。

　　长城所长期关注着产业主导权问题。我认为，产业主导权包括市场主导权、资本主导权、技术主导权这三方面内容。其中市场主导权包括工业产品的价格主导权与消费品的品牌主导权；资本主导权包括货币主导权、资本运作的主导权；技术主导权包括自主创新能力、知识产权转移、技术联盟等方面的内容。而技术主导权又决定着市场主导权、资本主导权的获取，它是产业主导权核心内容。

　　我认为，这次推出的产业规划应把核心指导思想和根本目标建立在“获取中国企业的全球产业主导权”上来。以全球产业主导权争夺为核心，国家产业振兴规划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提出明确的指引：

　　首先，这次产业振兴的方向是什么。在这十大产业的当前基础上，简单的扩大市场需求，是不可能达到“振兴”的目的的。只有转变当前的产业发展路径，发展新的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走领导全球产业发展方向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振兴十大产业。
　　其次，产业振兴的目标是什么。如果将扩大内需、缓解就业率不断下滑为目的，那只能起到短期效应，也无法从长期上促进这十大产业的振兴。在振兴方向上，我们应该遵循温总理与2008年12月27日视察中关村科技园区时提出的“三结合”，并作为制定振兴规划的指引，也就是“克服眼前的困难同保持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科技与经济结合起来”。

　　再次，出产业振兴的主体应该是谁。十大产业中，钢铁、汽车、造船、石化、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产业都是国有大型企业相当集中的领域。产业振兴规划不应演变为扶持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政策。在规划中，应明确提出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提高其产业比重，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去国际市场上竞争，争夺产业主导权。

　　最后，产业振兴的关键措施是什么。如果仅仅将已经讲了多年的“加强技术改造”、“加强研发力度”、“提供专项资金支持”拿出来再讲一遍，恐怕对产业的振兴和企业的操作不会有何实质性的促进。振兴规划公布前，应投入精力研究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为中国企业争夺全球产业主导权创造良好的氛围。

　　具体的来讲，振兴规划必须着眼于发展新的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从技术主导权入手，推出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具体办法，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可以操作的企业间技术转移平台、技术联盟，促进中国企业的技术主导权获取。

　　同时，要通过四维价值链分析，研究产业发展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在不同产业领域推出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在国际商品价格、品牌建设等领域保护和扶持重点企业的发展，从而争夺国际市场主导权。

　　第三，要继续稳定人民币的币值，不能因短时间的出口受阻就压低人民币汇率，要从货币主导权的高度稳定人民币的远期预期，进而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时，鼓励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参与国际并购，利用全球金融危机的机会迅速扩大全球市场占有率，建立企业的资本主导权。当然，并购的前提应该是对并购对象的详细调研和成本、价值分析。

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论文

　　浅析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而国际游资的攻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实现条件。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因而防范国际游资攻击是制定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其他的资料：

　　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及现实思考
　　内容提要：90年代以来，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本文首先回顾和归纳了各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然后结合我国金融体系中可能诱发危机产生的因素，对我国预防和抵御金融危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最后提出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验与教训 现实思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n（1979）提出的，并由和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 ,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 1月 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 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 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 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 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 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 。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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