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影响下的国际关系论文

疫情影响下的国际关系论文

1、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凸显了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有能力来单独应对这场全球性疫情及其引发的综合性危机，或者单独提供抗疫所需的国际公共物品。所以，中美合作既有客观上的需要，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2、中美之间的斗争博弈使两国开展抗疫合作变得更加困难

新冠疫情改变了国际社会的政治生态，使各国开展合作的意愿普遍下降。这场人类社会百年未遇的严重疫情，导致世界各国都更加关注自身利益和本国内部事务，很多国家的政府和社会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民粹主义和自私自利所裹胁，因而很容易忽视国际合作和全球利益，进而采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至损人利己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主要国家之间要想开展有效的合作就更加困难。即使在像欧盟成员国之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这样有着共同或者相似的意识形态的盟友之间，都很难及时开展合作。

我国进一步完善大国形象的方法

1、和平国家形象的塑造，不仅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公众的参与和交流，只有顶层设计与民间交流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才能够更好地展现一个国家的和平外交形象。

2、增强国家软实力，塑造良好的文化形象。我国硬实力的显著增强，为塑造国家形象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支撑。在硬实力发展的基础上，增强文化软实力，向世界展现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形象，是塑造我国国家形象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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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作为两个全球性大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其外溢效应肯定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两国合作则事半功倍，两国相悖则事倍功半，这是毋容置疑的。

中美应该建立事关公共卫生和防止传染病传播的协商协调机制。这个机制可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框架内进行，也可以在两国卫生部门和疾控中心之间进行。还需要加强两国医院、医生、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设立共同研究项目。不管以后疫情发生在世界哪个国家，中美都有责任共同参与抗击疫情，为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做出贡献。

这次的疫情对世界的格局有哪些改变呢？

这次的疫情对世界的格局有哪些改变呢？新冠状病毒疫情现在刚过在全世界开始蔓延，在这次疫情之中，国际关系有了深刻的改变，下面给大家分析未来世界格局的情况，朋友们情况参考：

一、新冠状病毒疫情让美国地位下滑，各国对美国十分失望：

新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做到了快速解决新冠状病毒疫情的危机，给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可是美国政府对于新冠状病毒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根本不重视，甚至发表了很多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开始煽动国内出现了种族歧视的一些现象。可是很快新冠状病毒疫情开始在美国全面爆发，此时美国完全慌乱起来，他们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完全不顾其他国家的疫情严重，将很多医疗物资运送到美国。这将会导致新冠状病毒疫情结束之后，很多国家开始重新审视他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这个变化很可能会改变，目前的世界格局，美国很可能失去国际话语权，国际地位也会逐渐下滑，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也是国际新格局的全面开始。

二、中国在这次疫情结束之后，国际地位会明显提高：

中国在治理新冠状病毒疫情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而且我国是最快扑灭新冠状病毒疫情的国家。当我们国家新冠状病毒疫情全面消灭之后，迅速的开始帮助其他国家，意大利、塞尔维亚、伊朗等国家，都得到了中国的支援，通过这次新冠状病毒疫情，中国获得了国际认可，未来的国际地位将会提升，改变世界目前的格局。

三、疫情结束之后，亚洲各国的经贸合作会更加紧密：

新冠疫情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了哪几个方面的深刻影响一千字？

根据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的模型研究，疫情至少会使2020年全球经济总量相对基准水平下降4%。

大多数欧洲和北美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下降4%以上，但中国的经济状况将会好于欧美经济体。由于几乎所有经济体都采取了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预计各经济体将在明年弥补大部分损失。尽管疫情对各经济体的影响并不均衡，但由于经济体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差异并不会很大。

在全球化之后，传统的地缘战略和区域对峙趋于缓和，但非传统安全因素，恐怖主义、环境恶化和公共卫生危机，已成全球共同敌人。然而，不少在这些非传统安全因素上的合作，都显得力不从心。这些问题的合作和解决，才是能让全球化给世界带来普遍福祉的深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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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但不只限于此。世界范围的生产和贸易在未来几个月还将继续受到影响。在相对落后的国家里，随着疫情的延续，中下阶层的不满不断积聚，会随着感染和死亡人数的增多，产生诸多不可测变动。

积极财政和公共投入，必然是疫情后各国拯救经济的救命稻草。二战后的凯恩斯主义可能会重新回到焦点之中，但问题是，世间已无马歇尔，自顾不暇的美国不太可能向欧洲伸出援手。而全球疫情又给环境主义者增加了题材，话题从气候延伸到公共卫生和政治领域几乎是必然。

参考资料来源：中新网-观察：新冠肺炎大流行，将如何改变全球化格局？

参考资料来源：中新网-英国专家:新冠疫情将带来巨大但暂时的负面经济影响

新冠病毒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新冠病毒后中国将成为世界全球化的中心。

新冠病毒不会对全球经济趋势产生太大影响，但它将加速已经开始的变化，这是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的过渡。鉴于美国人民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失去信心，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而且美国在特朗普政府统治下，自由贸易协定也变得有毒。中国对世界的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增强了人民对其文化的信心，国人开始相信他们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方竞争。

新冠疫情将影响世界政治：

1、新冠疫情将加速国际力量对比的调整。正如两次世界大战对各国、各地区的冲击不平衡，故而引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出现重大变化一样，新冠疫情对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冲击程度也呈现不平衡态势，也势将刺激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变化。

2、从政治、文化及制度层面观察，新冠疫情肆虐使美欧等奉为“法宝”的所谓“西方民主优越论”及“西方文明优越论”等遭重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欧等一直高调宣扬其以“三权分立”“权力制衡”“一人一票”等为支柱的政治体制以及其以“绝对个人主义”“绝对自由”为核心的文化、文明等，并试图强迫非西方国家照搬、复制。

然而，面对新冠疫情，最先成为疫情“震中”的中国等东亚国家，发挥政府强大的领导力、动员力和效率高等制度优势，采取了高效抗疫举措，而有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东亚各国民众也高度自觉、自律，主动配合抗疫，显示了制度与文化优势。

3、新冠疫情对东亚及欧洲影响的不平衡性，将产生催化作用，加快全球经济政治中心由欧洲向东亚转移的地缘政治进程。

4、从非器物层面观察，此次新冠疫情将深刻影响人们的安全观、发展观、国际观及全球治理观等。

4.1、影响人们的安全观

近代以来，现实主义的利益观、安全观和在国际政治中玩“零和游戏”等，一直受西方顶礼膜拜，并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观念。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但有大量核武器，还拥有大量超级航母及各种高性能常规武器。但是，面对“新冠病毒”，这些高性能武器派不上用场。

4.2、影响人们的发展观

近代数百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展观及其发展模式也同样为国际社会顶礼膜拜。其基本特点是高消费、高享受、高消耗、高浪费，结果是人类在资源使用和消费方面无节制，导致自然资源枯竭、地球环境被破坏、生态恶化。此次“新冠病毒”使得全世界手忙脚乱，无疑与这种西式发展直接关系，并促使人们反思由“四高”驱动的西式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弊端。

4.3、影响人们的国际观和全球治理观

“新冠病毒”先肆虐中国及东北亚国家，而后肆虐欧美、进而向全世界扩散的进程表明了一个生物学的铁逻辑：“病毒无国界”。无论富人穷人、无论高官布衣、抑或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面对“新冠病毒”，都显露出人类不堪“病毒”袭击的脆弱性。战胜“新冠病毒”或是其他类型的传染性疾病，需要世界各国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同应对，而不是玩“零和游戏”。

受疫情影响，在国际格局演变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如何以创造性的方式来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

第一，应时势变化选择并实施契合本土情境的治理范式。通过梳理疫情期国际治理范式，我们发现，成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契合当地实际的治理模式。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对治理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后疫情”时期，如何基于社会治理新要求，设计“平战结合”的治理模式，以有效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类似公共卫生事件，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社会治理实践议题。防控实践表明，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实践既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亦需要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的广泛参与。

第二，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的现实，社会治理实践的演化趋势以及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表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既需承担居于中心的“元治理”（Bell and Hindmoor, 2009）角色，也需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尤其是鼓励专业组织与专业人士参与疫情防控与社会治理。因此，在有关疫情防控等事务的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之框架设计层面，需要打造“强政府”与“强社会”有机结合的治理框架。毋庸讳言，社会治理中的“强政府”角色容易实现，但时下“强社会”角色亟待加强。这一点可以在疫情防控中专业组织和人员力量严重匮乏等问题中得到充分印证。可以说，积极培育专业化社会组织，不断提升社会力量参与治理水平，是“后疫情”时期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类似公共卫生事件，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落实的工作之一。

第三，依据当前疫情发展实际，中国可以适当借鉴“国家中心关系型”治理模式。该模式下，国家由于其“元治理”角色，能够通过资源配置和政策偏好影响其他治理参与者，而自然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这在疫情防控中得到充分体现。该模式同时强调，社会、市场等非政府型治理主体也要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积极角色。在此次疫情中，大量志愿者和社区网格员的参与，充分彰显了社会力量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治理主体中，政府要与社会组织、市场参与者建立互动反馈的“关系型”合作机制，使后者在治理中扮演必要的角色。综上，“国家中心关系型”的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国情，有助于国家、市场和社会形成一种“多元协作”的关系型治理模式，从而有效提高政府公信力，提高疫情防护水平和社会治理水平。

第四，为保障“后疫情”时期“国家中心关系型”治理模式的有效运行，有力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类似公共卫生事件，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水平，需要建立必要的多元化制度保障。一方面，可以通过立法等手段，在制度上保障社会、市场等力量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另一方面，应转变行政管理思维，强化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理念，营造多方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良好氛围，从非制度层面为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必要的氛围支持和平台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