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的意义论文1500字

教育学的意义论文1500字

关于教育学论文800字

当今社会，教育究竟是什么以及该如何定义，这一问题已引起人们广泛思考，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关于教育学论文800字，欢迎阅读。

《试谈汉代家庭教育特点及启发》

[摘要] 千百年来，家庭教育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在不同的时代，家庭教育的内容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就汉代家庭教育而言，侧重强调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家庭成员均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以及相互间的积极影响，与后世“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家庭教育理念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也反映出汉代家庭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 汉代；家庭教育；品德修养

自古以来，家庭是社会构成的最基本单位，它既是个人生存的重要依托，也是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元素。所以，无数健康和谐的家庭就会构成和谐的社会，而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和谐家庭的重要保证。因此，千百年来，人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视是一贯的。但是，过去许多人认为，家庭教育是指家长对儿女的教育，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虽然不同时代的家庭教育存在不同的特点和侧重，但家庭教育的共性则是，不仅父母教育子女，夫妻之间还存在期待和劝勉，兄弟姐妹之间存在表率和示范，晚辈对长辈的规谏和交流等均属于家庭教育的内容。[1]也就是说，家庭教育不仅包括家长对孩子学业、技能等方面的教育，更包括道德层面的修养教育，以及相互间的影响等。在以两汉时期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家庭教育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通过对这一时期家庭教育的特点进行一番梳理和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两汉时期的家庭教育内容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扑责不是家长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特权

所谓扑责，是指杖责或鞭笞。千百年来，“棍棒之下出孝子”是众多家长教育孩子时最直接有效的理念和方式，甚至被奉为家庭教育中的真理。正如《史记律书》所云：“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其实，整个两汉时代，家长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很少采取杖责或鞭笞的方式。据我们统计，整个前四史中，“杖”字仅仅出现308次，与之搭配成的名词或术语只有“授几杖”“衰杖”“法杖”或“鼓杖”等，而且这些词汇或术语大多不属于家长教育范畴，其中家长用杖责方式对儿女进行教育的方式仅有3例。一是《汉书陈万年子咸列传》载，陈万年因儿子陈咸不听话而举杖责打，“万年大怒，欲杖之”。二是《后汉书刘平传》所载，薛包的后母厌恶自己，责其分家独自生活，薛包不愿意。“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欧杖”。三是《汉书崔烈传》所载，崔烈花钱买官后，因儿子抨击其行为属铜臭之举故而恼之，而“举杖击之”。上述仅有的三例属于家庭教育中的特殊情况，并不是家长对儿女的常态教育行为。不仅如此，有时候儿女犯了错，家长恼怒自己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反而要杖责自己。据《后汉书淳于恭传》载，“后崇卒，恭养孤幼，教诲学问，有不如法，辄反用杖自棰，以感悟之，儿惭而改过。”该句话的意思是：叔父淳于恭在教育不听话的侄子时，不但没有杖责侄子，反而要杖责自己的失职，结果使侄子大为感动，使其羞愧而自觉改过自新。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家长以杖责方式教育儿女的方式比较少见。相反，我们发现，杖责行为出现比较频繁的记载多见于皇帝、官员对臣子或下属的责打。从心理惯性的角度来说，这些情况体现了皇权的优越性，而家长很少扑责儿女则体现了家长爱护儿女的天性。同时说明，在家庭教育中也基本上不存在后世所谓的“家庭暴力”。

二、家庭成员注重品德教育和相互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家风”或“门风”是家庭成员在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生活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良好的“家风”或“门风”是所有家长的共同心愿。但良好“家风”和“门风”的形成取决于所有家庭成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而且要通过所有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所谓的好家风或好门风。两汉时期的个体家庭教育已经开始注意家庭成员的道德修养，强调相互影响的重要性。首先，家长自觉注意道德修养，并影响儿女。在汉代个体家庭教育中，父母并不是单纯对子女进行说教，而是注重自身修养对儿女起到的表率作用。正所谓，“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凌，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2]具体来说，两汉时期，家长的品德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求儿女“近有德”、尚节俭，注意心灵美的陶冶。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刘邦临终写《手敕太子》，反省自己年青时认为读书无益的错误，告诫太子刘盈要勤奋学习，对开国元勋“萧、曹、张、陈诸公侯”要以礼相待。据《后汉书郑玄传》载，东汉郑玄以书信的方式教诫儿子郑益恩时，要求他“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蔡邕作《女诫》篇教育女儿：“……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蔡邕要求她不仅要注意日常的梳理打扮，更不可忽视心灵道德的修饰。第二，父母坚持道德准则，为儿女作表率。据《后汉书张湛传》载，张湛“矜严好礼，动止有则”。张湛严于律己，不但做好妻子儿女的表率，即使对待乡党，也是“详言正色”。被周边地区的士大夫奉为楷模，“三辅以为仪表”。《汉书王陵传》亦载，王陵与刘邦有故交，秦末分别起兵，后王陵归顺刘邦，项羽为了逼迫王陵投降于己，于是把王陵的母亲抓住作为人质，“欲以招陵”，但王陵的母亲悄悄对汉使说：“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勿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上述事例中的父母均身体力行，以“好礼”“忠”“义”等良好的道德准则，在精神上给予儿女们极大的教育和表率。其次，儿女以良好的品德影响父母。与父母重视儿女品德教育相映成辉的是，儿女也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品行来感化或影响父母。

据《后汉书乐羊子妻》载，有一天，别人家的鸡跑到乐羊子家，婆婆据为己有，并“盗杀而食之”，乐羊子妻载饭桌上“对鸡不餐而泣”，且曰“自伤居贫，使食有它肉”。意思就是说，都怨自己不能干，让家里这么穷，否则，就不会让餐桌上出现别人家的鸡了。婆婆听后甚为惭愧，“竟弃之”。《三国志吴书全琮传》亦载，父亲全柔“尝使琮賫米数千斛到吴，有所交易。”儿子全琮竟然“皆散用，空船而还”。父亲大怒，全琮解释说：“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悬之患，故便赈赡。不及启报。”意思是说，我们要买的东西并不是很着急，而如今连士大夫们都没米吃了，救人性命乃头等大事，所以，我就把米救济给缺米的人了。最终全柔对儿子的行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认为全琮很有出息。上引事例中的乐羊子妻和全琮，分别以高尚的品行和急人所难的大义之举，分别影响了自己的婆婆和父亲。这种事例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其意义尤为突出。第三，晚辈对长辈可以规谏。两汉时期，晚辈对长辈的规谏也应该属于家庭教育的范畴。而且这种规谏文献中是经常见到的。据《后汉书杨厚传》载，“厚母初与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岁，思令和亲，乃托言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惧然改意，恩养加笃。博后至光禄大夫。”杨厚对母亲不能善待异母兄长杨博的行为不以为然，用绝食的方式进行抗议，终使母亲幡然改悟。同时代的典籍中也对晚辈的规谏持赞同，甚至鼓励的态度。《孝经》云：“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所以，有人认为，谏诤是善意的，作为臣属、子女，能够在君主、父母有不义行为时，不是听之任之，而能够以谏诤的形式加以劝阻，使他们往好的父母发展，这就维护了个人、家庭的利益。而且，谏诤对愚忠、愚孝有一定的抵制作用，具有一定的民主性[3]。所以，谏诤不仅在国家治理中，而且在家庭事务和家庭教育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品德修养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如果父母能够严于律己，就可以为儿女做好表率，就可以树立良好的家风和门风，反过来，儿女们具有良好的品德也可以给父母带来积极的影响。上升到国家、社会的高度，德政和德教是汉代士人的理想追求，也是他们对统治者斗争的武器[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代的家庭教育对推动社会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

三、家长重视子女的学业教育，家学盛行

两汉时期，修习经学的风气较为流行，尤其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念被统治者认可之后，很多儒生通过修习经学得到察举、征辟，一跃成为公卿，从而提高了家庭声誉和门庭地位。正如《汉书儒林传》所载，“自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并封侯，天下学士糜然乡风矣”。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兴家”的理念迅速流行起来。而且，专门从事教授的人也迅速增多，其中有一部分教授之人侧重于对子女或族人的传道授业。我们这里所说的授业角色，主要是指家庭（或家族）内部成员。在封建时代，父辈是家庭或家族之长，他们担任着家庭教育的主要角色[5]。汉代典籍中，有关家传学业的记载比较多。如《汉书刘向子刘歆传》载，“刘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少子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汉书王吉子骏传》载，王吉与儿子王骏，“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骏以孝廉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后汉书耿弇传》载，耿弇父耿况“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弇少好学，习父业。”从上引事例和文献所载我们发现，两汉时代，很多家庭中的授业学习大多是儿女受长辈的.影响而自觉学习，并不是因家长的强迫而学习。同时，到东汉时期，很多家庭的儿女自觉继承并发扬了父辈的学业，也就是所谓的子传父业。据统计，《后汉书》中有关子传父业且影响较大的记录就达近二十条。正如吕思勉先生所云：“谓汉世百家之学皆衰非。”[6]这应该是对汉代家学教育发展情况最中肯的评价。汉代教育执行的是“通经致用”的原则，昭帝、宣帝时期，治经儒生更多地以经术参与到政治活动和政权建设之中，经学在施政过程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家长鼓励子女研习经典与汉代的选官制度存在很大关系。客观来说，家长鼓励子女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走上仕途，进而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在任何时代均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在汉代家庭教育中，单纯就学业教育而言，家长对对子女的规划和管理是得当的，对后世的家庭教育也产生巨大影响。

四、汉代家庭教育的特点对当前家庭教育的启示

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产物。这一产物虽然产生在两千多年以前，但其本身所具有的积极因素，对促进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积极因素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

首先，就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权力而言。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父母（尤其是父亲）是家庭的主宰，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儿女必须无条件执行父母的决定，否则就是家法伺候，“棍棒之下出孝子”就是最好的诠释，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或多或少地存在。其实，汉代家庭教育中，强调更多的是父母的义务和责任，而权力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对儿女的品德修养、学业，乃至择业、择偶等方面，父母均有权参与，但都不是强行做主。相对而言，在各方面高度发展的今天，很多家庭中父母的“霸权”仍然顽固存在着，他们肆意干涉着孩子的方方面面，从小学择校，到读大学专业的选取，甚至在配偶的选择等，时时处处闪现着父母的干涉和权力，从而引起儿女的逆反和反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家庭教育与管理中，有些父母的思想和认识远远落后于汉代的家长，这也是现代家庭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在儿女的教育与择业方面。两千多年以来，“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随着汉代“经学”兴盛，尤其在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家庭生活中，父母非常希望儿女“通经致仕”，但父母更多地是为儿女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教育环境。他们虽然很希望自己的儿女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但一般不会强迫。也就是说，年轻人是否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往往取决于自己的爱好或志愿，而不是父母的决策，更不是迫于父母的高压。即使在一些经学大师的家庭教育中，父母也是对儿女进行引导，而不是强迫。汉代个体家庭中，父亲是儒生或官员，而儿女从事其他职业的情况是常见的。这种家庭教育中的“民主”不但保证了家庭的稳定与和谐，也可以让年轻人更容易发挥自己的特长和爱好。所以，这种情况对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应该更具有实际意义。

第三，在儿女的品德修养与熏陶方面。汉代家庭教育中，在品德修养方面最明显的特点是父母的表率作用与相互影响。汉代父母并不是单纯对儿女进行说教，而是更强调家长自身品德修养的表率作用。也就是说，家长一方面要求儿女“近有德”、尚节俭，注意心灵美的陶冶，同时，父母的言行非常注重坚持道德准则，为儿女树立好榜样。与父母重视对儿女进行品德修养教育相映成辉的是，儿女也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品德或行为来感化或影响父母的不当之处。有时，儿女还可以用劝谏或交流的方式来影响父母。上述这种情况则是现代家庭教育理念中“言教不如身教”的最好证据。现代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的品德修养教育方面，很多家长停留在“言教”层面，而且不少父母没有起到表率作用，其教育效果可想而知。虽然我们不能强调每个家长都要去读一下汉代典籍，但其中的一些典型事例，其借鉴价值是很高的。从总体上来说，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的特点虽然有时代的因素，但其普遍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两汉时期，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对中下层个体家庭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在家庭教育事务中，家长虽然具有较高的权威，但在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十分强调家长的表率和示范作用。同时，所有家庭成员注重加强品德修养，并相互产生积极影响是当时家庭教育方式的主流。过去，有学者认为，“家长握有儿女的教育权、择业权。家长不但有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主观意向教育子女的权力，还有权为子女选择教师，为子女择业定向，而不考虑子女个人的需要和意愿。”[7]这种观点应该是针对后世的家庭教育而言的，套用到汉代是不恰当的。因为，两汉时期，在家庭事务中，家长的绝对权威尚未完全确立，更多强调的是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加之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当时的家庭教育中还存在不少“民主”的成分。这些“民主”的成分，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范喜茹.两汉家庭教育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5-13.

[2]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第一.治家[M].北京:中华书局,2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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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建平.魏晋南北朝家庭教育钩稽[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8(2):104-106.

[6]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86.

[7]王玉波.中国古代的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6.

论教育哲学的论文1500字

　　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根据各自的哲学思想阐述了 教育 是什么，从何而来，有什么作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教育哲学，拓宽了教育本身所局限的视野。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教育哲学的论文1500字，希望大家喜欢!
　　论教育哲学的论文1500字篇一
　　《教育哲学的必要性与价值》

　　摘要：石中英教授在《教育哲学》一书中为教育哲学存在之必要性做了辩护，并针对教育哲学的价值危机重估了教育哲学的价值。笔者受其启发，从人作为哲学和教育的契合点出发，认为教育哲学的独立开设极其必要，其价值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引领生命的境界提升，帮助人们澄清教育价值，促进对教育实践的 反思 。

　　关键词：教育哲学;必要性;价值性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 编号：1673-4289(2012)05-0008-03

　　石中英教授的《教育哲学》一书从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教育在人的生存、发展中的意义，着重关注了人的自由、理智、权利的发展和教育的职能与价值，体现了教育的人文主义关怀。面对来自学术界和实际教育工作者对教育哲学价值性的不断质疑，石教授为教育哲学存在之必要性做了辩护，重估了教育哲学的价值，并针对教育领域中的几个基本议题――知识、教学、民主、公正等，从哲学的高度给以清晰、具体、理性地阐释和论述。这本书让笔者收获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个概念，它使笔者在全新的视域里窥得了教育的全貌，加深了对教育的理解和信念，更引发了笔者对教育哲学存在之必要性和价值性的深思。

　　一、哲学和教育的契合点

　　哲学不仅是一种 方法 ，更是一种态度，它是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结合，探索现实世界变得更好的可能性。哲学自产生之初，就以人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人们源于生存困境而提出哲学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不断对人类自身进行探究、追问、考察、批判和反省，以不断追求民主与自由、超越与解放、人生价值与意义。与此同时，教育就是力图使人向最真最善的方向发展的活动，人是教育的目的，教育的最终追求应是“使人成为人”。无论教育者持有何种人性论，认为人性善也好人性恶也罢，或者认为人生而是块白板，其目的都是试图采用较好的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来增进人的知识和技能，提升人的思想和素养，完善人的性格，促使人全面和谐地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教育的根本精神和哲学是相通的，都关注人的发展，并体现出理性的精神。哲学和教育都以人、世界以及两者的关系为根本问题。

　　人是哲学的一个永恒主题，而教育的本质则是精神成人，由此，人成为了哲学与教育的契合点，是联系哲学和教育的重要媒介。在此意义上，教育哲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使人活得更美好，它的本真追求应该是不断地回到教育的基本问题，回到教育初始的问题，其真义就是为了探询何谓教育，什么是好的教育。正如刘铁芳教授所言，“教育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给教育行动赋形的活动，即赋予纷繁的教育行动以和谐而优美的形式，使散乱的教育行动朝向对善好人性的促进”[1]。

　　二、教育哲学存在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受苏联的影响，教育哲学课程一度取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拨乱反正，教育哲学才迎来了复苏的机遇，并由此得以蓬勃发展。到21世纪初，我国的教育哲学已经重构了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但是教育哲学研究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其中，教育哲学的价值不断地遭受来自学术界和实践教育工作者的质疑，人们为教育哲学与教育学如何区分、教育哲学是否有必要独立开设等问题困惑和争论不休。

　　对于这些困惑和问题，石教授给予的回应是清晰而明确的：教育活动需要哲学，教育哲学的独立开设极其必要。正如黄济先生所谈到的，重新开设教育哲学，首先是学科设置的需要，是培养视野开阔、理论思维水平高的师资的需要;其次是拨乱反正、有效审视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并得出合乎规律的结论的迫切需要;另外还是有效应对教育所不断面临的新挑战并完成未来赋予教育新使命的需要。总之，教育哲学的重新开设，是教育实际提出的客观要求，是教育科学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2]。

　　我们知道，教育目的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教育目的具体要回答的是理想的人的素质结构与规格。在这方面，虽然社会学、经济学、 文化 学、心理学等都可以提供知识基础，却仍然不能满足界定和明晰教育目的的要求。只有当教师及教育研究者追溯各种教育问题的哲学根源，才能以比较广阔的眼界来看待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寻觅到教育的意义。此外，哲学对于教育活动之必要性还通过对教育理论的影响而间接地表现出来。众所周知，教育活动是蕴含着理论的，即使这些理论可能只是一些缄默的理论。教育理论的产生和辩护必然受制于一般的哲学，不同的教育思想流派往往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一个时代哲学基础或立场的变化也必然会带来教育理论的革新，从而间接然而却是非常有力地影响到教育实践”[3]。

　　三、教育哲学存在的价值

　　高伟教授认为，“为教育哲学存在的价值进行辩护是一种不具有思想性的学术行为。作为学科的教育哲学不需要辩护，教育思想才需要辩护。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为时代所需要的教育思想给出理由”[4]。石教授对教育哲学的价值进行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并重估了教育哲学的价值。教育哲学可以帮助教育者思想的成熟，增进其理性并引导其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因为教育哲学就是对教育实践寻根究底的反思，教育者唯有在其帮助下才能在学习许多教育知识的同时获得教育的“真知灼见”。这一点正如奈勒所指出的：“无论你干哪一行业，个人的哲学信念是认清自己生活方向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如果我们是一个教师或者教育领导人，而没有系统的教育哲学，并且没有理智之信念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茫茫然无所适从”[5]。除此以外，教育哲学还可以检验和引导公众的教育观念，对教育政策进行理性的分析，促使教育学者对教育知识进行批判与反思，为多学科知识的交流和对话提供思想平台。在这里，石教授特别指出，重估教育哲学的价值不是一个无立场的思考，而是从著作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学术信念出发，对教育哲学价值的主观阐释。

　　受到石教授思想的启发，笔者认为，教育哲学的价值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命价值：引领生命的境界提升

　　时下最时髦的一句教育 口号 是“教育‘以人为本’”，而人是双重生命的存在，既具有和动物共有的种生命，又具有自己独特的类生命――超自然生命的生命[6]。超越性――人的生命本质――对人来说，追求的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当今的教育只教人掌握“何以为生”的本领，放弃了引导受教育者对“为何而生”的思考。其结果是，在教育的作用下，现代人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生存能力，但是却越来越对存在的必要性发生怀疑，这种怀疑使得现代人的生活充满了无聊、空虚、寂寞和无意义感，从根本上威胁到人生的幸福与人类文明的进步[7]。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自杀问题的日益严重。自杀源于人生意义的匮乏，源于作为日常生活准则的价值合理性的丧失[8]。因此，我们的教育最基本的作用就应该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不断获得或重建价值的合理性，获得或重新体验生命的意义。

　　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揭开生命的困惑，引领生命的境界提升，把个体的自然生命引向超越性的类生命，使人的生命达到真善美、理性与非理性、认知与情感的统一。教育哲学意味着不断把个体成长引导到最初的起点，以向自然的不断回归来甄定自我发展的方向，以热情与理智的培养来提升人性的境界。对教育哲学的理解，可以使得我们对教育、对人自身以及二者的关系获得更准确地把握，在研究教育问题时也有了一个根本的立足点。

　　(二)文化价值：帮助人们澄清教育价值

　　众所周知，教育的内容是文化，文化的传递又必然基于人生的理想和价值追求，价值追求直指个体的精神世界。精神的侏儒化正成为时代的精神状况，当前的教育已经越来越多地湮没在现实的功利主义欲求之中，成为了个人搏击世俗生活利益的工具。宗教关乎信仰，哲学追问本源和价值。教育学是带有人文性质的社会学科，它所要研究的教育现象或者教育问题，表面看起来是一个个属于教育事实的问题，当研究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时已内在地包含着自身价值的前提，体现着价值的追求。对于教师来说，教学活动的每个环节都渗透着价值、体现着价值、追求着价值，从而与更为宽广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借助于哲学思维来审视教育活动，以更高更广的视角来明晰各种教育价值、教育观念。从这个角度讲，教育哲学便优于教育原理，前者探求的是教育背后的深层东西，比如以什么方式、据什么观念来认识教育、教学等，已经不拘泥于就教育而论教育。所以，教育哲学能够帮助分析和辨明教育中隐含的价值观点的合理性，能帮助教育工作者发现那些未经反思而认同的价值观点，使他们通过不断地价值完善及反思以达到最终传播和传承价值的目的。

　　教育哲学的意义正在于帮助教育工作者澄清教育价值，激励教育实践者对教育价值的合理认同，唤起教师作为完整的教育人进入教育实践，促使教师的教育实践成为完整的实践，而非工具性的、技术性的教书匠的行动。这样的教师培养出来的学生才有更宽广的思维、独立思考的习惯和不平庸的追求。

　　(三)实践价值：促进对教育实践的反思

　　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人类极易不计后果地拥抱一波接一波的变革，也极易盲目地抵制变革，保守传统的价值观念。首先，我们应该明白，一直以来，哲学的功能之一是对当时一些争论进行批判性检验，并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哲学的另一功能是帮助人们在寻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和逻辑问题保持一种高度的敏感性。那么，教育哲学的学习就有助于批判思维的养成和正确教育观念的形成，它能够使人们用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待教育和新时代的变革，对教育实践中的问题给以深入、理性地反思。

　　石教授提到，“教育哲学的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为教育实践服务的，是为那些在教育实践第一线的教师、校长、教育行政人员等服务的。”[3]35在教育实践工作者看来，教育哲学总是高高在上的形而上的知识，与教育实践相分离，因而造成了教育实践工作者对之不理不睬，也使得与之相关的著作被束之高阁。关于教育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也一度引发了教育者的热议，它到底是该哲学化还是实践化，似乎构成了教育哲学的两难处境。其实不然，哲学化取向或是实践化取向本身都无可厚非，都是教育哲学的发展路径之一。研究者由于学术背景不同必然有自己的偏好，只是最终都需在偏向的“度”和“量”上把握好，给实践以指导。此指导并非要告诉教育实践工作者什么是无可辩驳的教育真理，而是帮助他们思想上的成熟，增进他们教育思考和教育实践的理性水平。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评价杜威时说，杜威的最大贡献就是告诫我们不要希望从哲学中得到任何普遍有效性或真理这样的东西。那么此刻，我们也不能希冀从教育哲学中寻求到一套完整的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案，我们所能得到的是理性的提升和反思品质的形成。正如高伟教授所言：“一种可能的好的教育哲学仅仅探索一种可能性，其意不在于取代，而在于希望通过它来发现我们思想当中的困难。事实上，无论是哲学还是教育，当然也包括教育哲学，都不会也不能拒绝那些关于人类幸福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价值。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教育中安置这些价值”[4]。

　　总而言之，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教育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哲学问题，教育与哲学的结合点是人。教育走向哲学是把人引向对人生最重要事情上的思考，引向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教育哲学使教育工作者以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解决教育中的基本问题，其存在必要而且极具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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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石中英.自杀问题的教育哲学省思[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6-23.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河南，开封 475004;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教育学的意义是什么

教育学的意义
一、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掌握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实践
教育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并不为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转移，教育工作者只有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才能搞好教育。历史经验证明，教育规律早在人们认识它之前，就已经存在并起作用了。遵循它，教育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就成功；违背它，教育事业就受挫，就倒退，就失败。例如，伴随1956年、1958～1960年、1978年三次教育“大跃进、大发展”之后的“大调整、大收缩”就是因为违背了“教育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互制约的规律”而遭致的重大失败与损失；而1981年以后国家制定的大、中、小学工作条例，由于它符合了教育自身的规律，因而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稳步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持续提高。教育学系统地剖析了教育现象的不同层次和各个侧面，揭示了教育领域里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如能自觉地在教育实践中按规律办事，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树立正确的教学观，掌握教学规律，提高教学质量
有人说：“不学教育学，照样能上课。”当然，现实中这种现象虽然存在，但是否学习教育学，掌握教学规律，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影响很大。因为，上课有好坏优劣之分。一个卓越而成功的教师正是借助教育学的理论睿智，敏锐地观察课堂上学生心理活动的脉搏，恰当地利用科学的教育环境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去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点燃”他们的求知欲望，从而把教学过程组织得生动活泼，水乳交融，富有成效。
三、掌握学生思想品德发展规律，做好教书育人工作
年轻一代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思想品德决定着今后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随着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也给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带来了诸多新的矛盾和许多负面影响。因此，教师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不仅要重视对学生文化知识的传授，而且要重视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即不仅要“教书”，而且要“育人”，并且把两者辩证统一地结合起来，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及对不良影响的“抵御”与“免疫”能力。这样，才能培养出合格人才，实现培养目标。
青少年时期容易受外界影响，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教师只有掌握德育过程的特点与规律、原则与方法，并将其建立在社会发展需要与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科学基础之上，才能使学生的思想觉悟、道德品质、行为习惯，按照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要健康成长，学生才可望成为具有健全个性、奋发有为，德才兼备的新一代。
四、建构教师合理优化的知识结构，提高教育理论水平和实际技能
教师合理的知识结构，既是提高教育理论水平与技能技巧、适应教师职业需要的必要条件，又是教师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焕发创造精神的根本保证。正如一个缺乏坚实古文基础的人不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考古学家一样，一名没有深厚教育学基础知识的教师，很难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教师的知识结构，既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又需要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还需系统的教育学科知识。只有三者兼备一身，合理优化，才能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