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论文参考文献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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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未成年人隐私权与父母监护权的冲突及其衡平
[论文概要]如何对未成年人实行教育、监管和司法保护并重的原则，是法律界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父母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与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从它们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现实的；不仅表现在立法层面，而且已经浮现于司法层面，使监护人、未成年人以及相互间发生冲突后的司法救助，常常表现为尴尬、无奈和无所适从。
对父母的监护权和未成年人的隐私权进行有效衡平，是深沉而又崭新的话题。现代法学对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已经为二者的衡平提供了可借鉴的基础。对父母的监护权和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实施动态制衡，进而达到各自的衡平和彼此间的衡平，使父母监护权与未成年人的隐私权都有各自适合的施展空间，使之和谐共处。

[关键词]：父母监护权 未成年人隐私权 冲突 动态制衡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在逐步加剧，各种诱惑则不断增多，因而，全社会对未成年人教育、管理和保护的难度在相应增大。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这两个互不包容的权利，从它开始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冲突的基础。当前，对未成年人的家庭监护权和未成年人自身隐私权的碰撞已经浮出水面，深层次的冲突趋于表面化、激烈化。这已经成为法学界、司法界和立法界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未成年人隐私权和监护权的现实冲突

当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其立法保护正在逐步得到强化。我国于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实施以后，又于1999年全国人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此作为对前者的补充。据悉，为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可操作性，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酝酿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制度，从本质上讲就是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法。可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已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对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以及如何实现和行使监护权的问题也凸显出来。

在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制度得到逐步强化的同时，对隐私权的立法保护也在逐步强化。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加剧，有效保护隐私权的问题，已经成为关系个体生存质量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倍受现代法制国家的重视。在我国对隐私权的立法与理论研究相对要薄弱一些。仅仅散见于《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等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其中对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问题，表述得最为清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条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近几年来 以隐私权为重要内容的人权保护问题，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在日益提升。我国第一部有关个人隐私权保护的法律《个人信息保护法》已完成专家建议稿，并已启动立法程序[2]。保护隐私权的法律已经呼之欲出。在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保护自己隐私权的法律意识在不断增强，他们常常以保护自己的隐私权为由，不让父母查看自己的书包、日记、口袋、抽屉，隐瞒自己的社交以及单独外出活动等情况，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但是，由于与父母的监护权的冲突，凸现出许多消极影响。父母可以用监护权来对抗未成年子女的隐私权，未成年子女也可以用隐私权来对抗父母的监护权。家住西安市韩森寨的高女士家，经常不断地收到寄给15岁儿子的“怪信”，每封信上都写有“成人性保健”等字样。她出于对儿子身心健康的保护，高女士趁着儿子上学之际，悄悄将其中的一封信拆开，里面是一本成人性保健杂志。书中不仅大量介绍了性用品和药物，语言极具挑逗性，而且附带一些不堪入目的图片。于是他和儿子摊了牌。当儿子知道自己的私人信件被妈妈拆封后，不依不挠，口口声声称母亲侵犯了他的隐私权，并扬言要去告她。[3]由此可见，知情权和隐秘权，管理义务和告知义务同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一挑战，是法学界、司法界和立法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二、未成年人隐私权和监护权的法律冲突

隐私和监护是未成年人这个被保护的主体所需要保护的对象，隐私和监护同时又是父母这个实施保护的主体必须要保护的对象。上升到法律层面也就是法律所要调整的对象。在这两种利益调整中，特别是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处理不好就会产生法律冲突。这种冲突已经在现行法律上表现出来。特别是在《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表现得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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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从婚内隐私权的特殊性谈及如何对其进行有效保护

论文摘要 婚内隐私权是隐私权的一项特殊权利类型，具有其不同于隐私权的特殊性，而现有法律规定对此项权利并未达到有效保护的目的。为此，本文在分析现有法律规定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婚姻法保护为主，民法和刑法保护相结合，司法上在一定情形下让个人隐私权让步于配偶知情权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 婚内隐私权 特殊性 法律保护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电子信息产品迅速发展，使得人们的隐私被侵害的危险性越来越大，尤其是夫妻之间侵犯隐私行为变得越来越普遍，如发生在辽宁的“丈夫安装摄像头监视妻子案”，发生在四川的“丈夫偷查妻子话费案”等。然而，由于我国法律直接把隐私权明确列为公民的基本民事权利的时间尚短，导致法院对处理侵害隐私权的案件缺乏实践经验，对夫妻之间侵犯隐私权而起诉的案件，大多以调解或判决离婚作为主要的责任承担方式，没有考虑到婚内隐私权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在实践中处理夫妻间侵犯隐私权的案件时显得比较粗暴。为此，本文试图从阐释婚内隐私权的特殊性入手，来探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在对婚内隐私权保护方面是否能够做到确实、充分。 二、婚内隐私权及其特殊性 婚内隐私权指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由一方所享有的不愿为配偶知晓和侵扰，或由双方所共同享有的不愿为第三人所知晓和侵扰的信息的权利。从本质上看，婚内隐私权是隐私权的一种特殊的类型，具备一般隐私权的对世权，绝对性、排他性等性质，但由于男女双方夫妻关系的缔结，使得其具有了不同于隐私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主体间的情感性 婚内隐私权的情感性特征主要是指情感问题贯穿了婚内有关隐私问题的始终，所有的侵害隐私权的行为都因情感因素而产生，也因情感因素而解决。男女双方是以感情为基础而结为夫妻的，但由于夫妻之间年龄、性别、个性以及文化背景、家庭背景和社会经历等方面可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双方就不可避免地会在生活、交友、思维和处理问题的方式等方面出现不一致，导致一些冲突的产生豏.如果这些冲突不能及时得到解决，那么夫妻之间情感的基础将会遭到破坏。当夫妻之间感情的平衡被打破时，一方就极力的想要知晓对方对于自己的态度转变的原因，会采取些侵犯对方隐私的行为来探查，如偷看对方日记、聊天记录、电话信息、跟踪对方等：基于感情的因素而实施了侵犯对方隐私的行为。在多数情况下，夫妻之间发现对方有侵犯其隐私的行为后，都会以吵架而告终，然后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经过反思后，如果能够心平气和的沟通，最终达到相互理解，那么一方对于配偶侵犯其隐私的行为将会被原谅：双方基于感情的因素而解决了侵害隐私的问题。 （二）有限的私密性 隐私权作为一项具体人格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是一项绝对的权利，具有排他性。但由于婚姻关系的存在，使得夫妻之间的隐私权得相互克减。一些对于第三人来说是个人隐私的信息，对于配偶来说则不属于隐私。如基于夫妻生活的需要，一方的身体信息，个人在婚后的收入，对第三人来说是绝对的隐私，但对配偶来说则不属于个人的隐私。因而，在婚内由于夫妻关系的存在，使一方对于配偶的信息享有知情权，从而使得婚内隐私具有有限的私密性。 三、现有的法律规定对于婚内隐私权保护 （一）现有法律规定对婚内隐私权的保护的规定 我国现行的法律没有对婚内隐私权进行专门保护的条款，有关婚内隐私权的保护主要通过法律、司法解释的有关条款，历经保护名誉权、隐私利益或隐私权的模式来实现的。这些条款主要包括《民法通则》第10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4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侵权责任法》第2条，《婚姻法》第15条，《妇女权益保护法》第42条，以及《刑法》的252条等。 （二）现有法律保护的不足之处 如上所述，我国对婚内隐私进行法律保护的条款具有明显的零散性，且在初期还把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解释为侵犯名誉权的行为进行“寄生的”保护，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隐私权保护的一大缺憾。根据隐私权的性质，再结合《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侵害人格权的责任承担方式只有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可以适用，且适用赔偿损失时的条件还必须为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或夫妻离婚时。除了责任适用的缺陷外，还存在法律保护的真空地带。《侵权责任法》第6条表明责任构成要件须以过错为构成要件，过错包含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况，但“婚内侵权主观上必须是故意，过失不构成侵权”豒.因而，在婚内一方必须是出于故意侵犯对方隐私的行为才构成侵权，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就会出现一方出于过失侵犯了对方隐私，给对方造成了精神的痛苦，但却因不满足责任构成要件而不需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即便是出于故意侵犯了对方的隐私权，也面临着和《婚姻法》规定的配偶的知情权之间的冲突问题。 抛开《侵权责任法》回归到《婚姻法》的领域，我国的《婚姻法》也没有关于夫妻之间相互尊重人格权或隐私权的规定，且作为民法基本法的《民法通则》也无关于尊重隐私权的规定。唯有在《婚姻法》中第4条，第13条，第15条规定的夫妻相互忠实、尊重，夫妻平等，夫妻自由的条款中存在着若干与隐私权内容重合的部分，可解释适用，但这些条款对于保护婚内隐私权太过于零散，而且也会导致冲突。如夫妻之间有相互忠实、尊重的义务，那么一方若有外遇，另一方在行使其配偶权和知情权时必然会侵犯对方的隐私权，导致权利的冲突；再如，夫妻既然享有自由，那么其就有保持个人信息自主的自由，若一方将所有关于其个人人身和财产的信息以隐私为由对配偶对予以保密，是否侵害了配偶的知情权呢？ 再者，一方若侵犯对方的隐私权，使得对方因此而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从而导致精神失常或者自杀。那么对于故意侵犯对方隐私权，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是否应不仅仅让其承担民事责任，也应让其承担点刑事责任呢？纵观我国《刑法》只有有侮辱罪和诽谤罪，来保护他人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有侵犯通信自由罪，来保护他人的通信自由权；有非法侵入住宅罪，来保护他人的住宅不受侵犯。这些条款都包含隐私权的若干内容，但并非隐私权的全部。难道隐私权在刑法中也只能通过“寄生的诉讼”进行保护？ 四、完善保护婚内隐私权的建议 笔者认为，由于婚内隐私权的特殊性所决定，对其保护应以《婚姻法》为主，同时辅以《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在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况下，进入到《刑法》保护的层面。具体措施如下： （一）通过修改现行法律或司法解释的方法对婚内隐私进行保护 由于夫妻关系具有其特殊性，可以在新修改的《婚姻法》中增加一条“夫妻之间权利平等，应相互尊重彼此的人格权利，如姓名权，荣誉权，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以婚姻法中对于人格权利的明确规定，来对婚内隐私权进行有力的保护。或在此种方法较为困难的情形下，通过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规定夫妻之间应相互尊重隐私权，以效力较低的司法解释的方式来对婚内隐私权进行保护。除了民法层面的修改外，在以后出台刑法修正案时，增加一条“侵犯公民隐私罪”：侵犯公民隐私权情节恶劣的，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单处或并处罚金；情节特别恶劣，或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刑法》中对于隐私权的规定，客观上也可以辐射保护到婚内隐私权，使得一方意识到对配偶隐私的尊重。通过民法和刑法两个部门法的保护，在立法上为婚内隐私权的保护打造一张完整的网。 （二）多样化其法律责任承担方式 对于侵犯婚内隐私的法律责任不应拘泥于传统民法上的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判决离婚等，还可以根据需要采取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等程序上的法律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等。《民法通则》第134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这就在法律上为多样化承担侵犯隐私权法律责任提供了依据，也弥补了一般责任方式的不足。如采取训诫的方式，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否认其行为的合法性，让其认识到自身行为的错误，好好的反省自己的行为，更容易让双方当事人信服和接受，更有利于维护夫妻关系的和睦。除此之外，对于侵犯婚内隐私情节严重的，还应课以刑罚上的责任：通过多元化、立体化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来达到周延保护婚内隐私的目的。 （三）在司法实践中适当的进行利益衡量 民法制度从整体上说是为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这就为利益衡量提供了根据。而在处理有关侵犯婚内隐私权的案件时，最为困难的是在配偶的知情权和一方的知情权之间的利益平衡。在这二者之中，婚内隐私权是隐私权的子概念，而隐私权是基本人格权，在宪法上是公民的基本人权；而婚内知情权是配偶权的一部分，学者们一般将配偶权界定为一种身份权，从整体上来看，其在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和其社会作用、社会意义都不能与隐私权相比，因此我们应保护较为上位的隐私权，不赋予配偶以知情权。但权利位阶具有不确定性和一定程度上的流动性的特征，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隐私权可以让步于较为下位的知情权。只要配偶行使知情权的在合理范围之内，为维护其专属的身份利益，尽到合理保护其所知晓的配偶隐私的义务，即不散播，丑化配偶的隐私造成配偶名誉受损，则应在此种范围内，让其不承担侵权责任。若超出，则根据其行为的性质承担相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