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地理论文经济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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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立足我国国情的两项基本国策。我国的资源蕴藏量和国土面积分别居世界各国的第四与第三位，从总量上看，"地大物博"是称得上的，但从人均指标看却恰恰相反。以人均国土而积看，我国为0.8公顷/人，只及世界人均值的29 %；人均耕地0.11公顷/人，只及世界人均值的40%；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按45种主要矿产资源计算的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一半，具体就石油、天然气、铁矿、铜矿、铝土矿而言，我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只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值的11%、4.5%、42％、18％和 7.3%。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环境容量也远低于世界平均值；与此同时，我国按国内生产总值、按工业增加值计算的单位产出的资源占用量和消耗量、污染物排放量却远高于发达国家。显然，日前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难以为继的。

为了可持续的发展，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之路，就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的选择。人均资源占有量低，能耗、物耗高，这"一低一高使我国发展经济所需的许多重要矿产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攀高。据有关部门顶测，到2020年，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2%，锰、钢、铅、锌的进口依存度将分别达到38%、82%、52%和69%。同时，在矿产进口谈判中我方尚未真正掌握话语权，在进口价格年年攀升（如进口铁矿石价格2005年比上年上涨 19 %，2006年继续同比上涨30%左右）。进口原料上涨导致的工业成本上升，降低了我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一系列重要矿产品大量依靠进口更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因此，节约发展、清洁发展不仅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和必然要求，也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力方式转变和提高增长质量与效益的切入点和抓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工作的开展，需从国家、城市和区域、企业与社区三个层而同时推进，城市居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城市－方面要贯彻国家的两项基本国策，落实上级政府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方面的任务与要求；同时要结合市情，制定规划，将节约和环保同城市社会发展各相关方面紧密结合，融入到城市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的日常工作，组织全市的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与全体市民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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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一个因素在经济发展政策中被严重忽视了，我会说，这个因素就是“空间”（地理因素）。理解空间的力量直接关系到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在专著《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讲到，今天的政策决策者和社会公众一定要认识到经济发展和地理之间的关系。

地理有多重要：以苏南为例

如果发起一场有关如何促进欠发达地区增长，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投票，我猜99%的人都会赞成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资源。可是，却很少有人会认真地考虑“地理有多重要”这样的问题。
用地理和空间的视角来看苏南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地理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实例。苏南发展的秘密不是乡镇企业，不是外资，也不是人力资源，这些都是地理条件的结果。如果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乡镇企业未必会在苏南成功，外资也不会大规模投资在这里，人力资源也可能不能被有效地利用。

那么，苏南到底有哪些地理优势？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在全球化的视野里看懂中国经济。中国真正的起飞是在1994年之后，确立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这时，港口的作用重新突显出来，而其中，最具活力的港口城市就是上海和香港。在苏南地区，地理上接近上海，从而能在国际贸易中节省物流成本，而且，苏南地区还拥有长江下游的黄金水道。在这些条件上，苏南胜过了浙江。而与同样接近大港口的广东相比，苏南才真是胜在其人力资源上，毕竟苏南在改革之初便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使得苏南有能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相对技能要求较高的产业。

此外，整个以上海加苏南城市群构成的都市圈还因为地理的因素产生了更强的辐射作用。广东往北，很快就遇到南岭，而上海往西则是平原为主，而且，长江的运力远非珠江可比。同时，香港是特别行政区，拥有不同于内地的制度和文化，甚至语言习惯也有差异。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我在自己的研究里看到，如果说离大港口的距离会影响到一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那么，在长江三角洲，这种影响比珠江三角洲要小一些，换言之，长三角都市圈的辐射力更强。

从空间的视角审视我国产业转移

从苏南发展推广开去，地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整个中国也有所体现。如果忽视这种“空间的力量”，就会误以为，可以通过人为的经济政策引导资源向内地转移，而实际上，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资源在地区间的配置，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巨大损失，极大地削弱中国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很多人为中国的产业转移而欢呼，我看，需要冷静。如果是在完全的市场机制下，产业的梯度转移是好的，其前提是，核心城市在经济集聚的过程中会出现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而在行政干预下，地价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只会比原来应该有的趋势来得更早。问题在于，市场机制下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本质上是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在行政干预之下，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却不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经济中出现的扭曲。企业家都是利润的追求者，当生产要素价格与劳动生产率相背离的时候，将企业向中国内地迁移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至少，它们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将企业迁往港口条件不亚于中国，劳动成本却更低的其他地区，比如越南。如果后者成为普遍趋势，无异于中国将自己本应有的发展机会拱手相让。

同样道理，我们也发现，到区域性的大城市距离也显著地影响城市的经济增长。由于经济向大城市集聚可以带来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促使中心城市吸收周边城市的经济资源，同时周边城市也能较多地分享中心城市集聚效应带来的好处，因此，一个城市距离区域性的大城市越远，经济增长越慢。

而中小城镇的发展才是下一轮发展的方向，甚至硬是将英文里的urbanization区分为“城市化”和“城镇化”，以所谓“城镇化战略”作为对城市化的替代。

发展中小城镇并不错，但“城镇化战略”错在将中小城镇发展与大城市发展机械地割裂开，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说明，大城市的发展可以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带动力。试图通过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来为中小城镇的发展腾出空间，这种政策主张不说是南辕北辙，也至少是事倍功半。

对于地理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社会各界还缺乏科学的认识

遗憾的是，中国的社会各界对于地理在决定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缺乏科学的认识，不少地方政府都片面追求短期GDP增长，并陷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经济增长方式。

不仅如此，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是，认为是经济资源向拥有地理优势的东部集聚导致了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于是，在经济政策上形成的一个相应的误区是，认为要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就要动用政府政策来抵消地理的作用，这进一步加强了地区经济对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依赖，而这些在长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显著的作用。

地理对城市经济增长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位置不同的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将越来越大。恰恰相反，中国出现的这种“地理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策限制了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加剧了地理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无独有偶，2011年3月12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地区差距：差距经济学”一文提出，对于英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关键不是要补贴，而是要实施两项政策措施：使人口自由流动，加上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中国不会是个例外。如果我们相信科学，那么，兼顾增长与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就应该转向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不是堂吉诃德式地用政府政策去扭曲市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