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可写哪方面的论文

社会心理学可写哪方面的论文

论侵犯行为产生的原因
摘要：侵犯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各学派的学者们对侵犯行为产生的原因也提出不同的理论，本文对学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的论述行进了综述，并根据侵犯行为产生的不同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减少和预防侵犯的社会心理学的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侵犯行为 原因 预防侵犯
一、侵犯及侵犯行为的概述
侵犯行为是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对于侵犯的定义各学者的定义也不相同：侵犯：亦称侵犯行为，指有意图的伤害或危害他人的行为。侵犯行为的定义：侵犯是有目的、有意图地伤害他人的行为；侵犯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物，它包括了造成的伤害的行为，破坏性的影响以及社会标定的过程。侵犯的定义绝大多数心理学家在定义侵犯时基本赞同如下的描述: “侵犯, 是在违背他人意愿的情况下, 以伤害他人的肉体或心灵为直接目标的行为方式的总和。”笔者认为凡是以伤害他人身心健康为目的的任何行为都是侵犯行为。
二、侵犯行为产生的原因
现在虽然还没有关于侵犯行为起因的统一性理论, 但是已经产生了许多观点,纵观各观点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本人综合一定代表性的观点对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侵犯现象作出比较合适的解释。
1、是关于侵犯是人类的本能还是习得反应的问题
心理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始于19世纪后半期, 那时候的理论家受到达尔文学说的影响, 普遍把人类的动机归因于先天的禀赋。威廉•詹姆斯认为“侵犯是人类天生的劣根性, 是人人都有其残余的好斗本性,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对他人的仇恨”。在20世纪20年代, 精神分析学派的侵犯研究得到了各国学者的重视。弗洛伊德把侵犯行为与“利比多”联系起来, 认为侵犯行为起因于被异性侵犯后受压抑的记忆所产生的困扰状态。后来, 弗洛伊德逐渐修正了他关于侵犯起因的观点, 最终把侵犯行为与死亡本能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早期, 社会生物学对于人类侵犯行为的研究主要倾向于使用比较明确的概念来表达内在的生物机制, 当神经学研究发现侵犯行为伴随着某种形式的脑反应时, 这种研究倾向就被进一步加强了, 并且直到今天还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当前心理学关于侵犯行为的解释通常都是使用挫折、消极情感和愤怒等概念来加以描述的。
2、是侵犯行为的社会生物学解释理论
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都认为生物学因素只是人类发生侵犯行为的调节变量,但无可否认的是许多生物学因素在人类发生侵犯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常被用来解释侵犯行为的生物学因素主要有四种, 即
（1）以洛伦兹为代表的动物行为因素；
（2）以Wilson和Paly为代表的生物进化因素；
（3）遗传因素；
（4）荷尔蒙因素。
3、挫折侵犯理论
挫折侵犯理论是由多拉德和米勒等人在1939年首次提出的, 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一直受到精神分析理论和学习理论的双重影响。该理论是把侵犯行为系统地定义为人类对环境条件反应的第一次尝试。多拉德认为个体的侵犯行为是由他所受挫折而引起的, 侵犯行为是个体受到挫折的后果, 其发生总是以挫折的存在作为前提。该理论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修正, 现在的理论共识是: 受挫可能使个体产生多种行为结果, 侵犯行为就是其中之一, 但一般情况下侵犯的产生都以受挫作为前提。
4、认知新联想理论
该理论认为：诸如挫折之类不利条件不会直接引发侵犯行为, 它们首先会产生不断积累的消极情感, 这种消极情感作为一种中介调节过程, 最终有可能表现为两种直接的结果：侵犯行为和逃避行为。也就是说, 所有能够引发消极情感的环境都可以看作是侵犯行为或逃避行为发生的先行条件。
5、认知情感互动理论
认知情感互动理论是针对认知过程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影响侵犯行为发生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 其认为愤怒是调节外界环境刺激和侵犯行为之间关系的必要中介变量。而所谓愤怒是持续唤起的消极情感过程和说明、理解这种这一过程的认知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
6、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 它对挫折侵犯理论简单地把侵犯行为看作是一种受挫反应的观点提出了深刻的批评, 虽然它并没有否认挫折或其他环境刺激是诱发侵犯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它把研究重心放在了个体是如何获得并保持侵犯行为的问题上。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基因与天赋规定了侵犯的潜在可能性, 挫折和其他刺激只是侵犯发生的环境条件, 而个体侵犯行为的对象、形式、强度和频次等细节都是个体在经验中获得的。
7、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人际冲突行为受到个体对冲突认知的指导,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 侵犯行为的发生取决于个体的社会信息加工过程。如果某人缺乏正确处理社会暗示和做出适当反应能力的话, 他就有可能对社会信息表现出不适应或者不恰当的行为, 这种不适应行为会使他受到周围人的排斥, 进而可能会使他变得消沉, 或使他养成一贯的侵犯性。
8、侵犯的互动理论
长期以来, 美加两国的心理学家所从事的侵犯研究典型地集中在个体行为上, 其中有些研究倾向于把侵犯视为稳定人格的必然结果, 这种理论观念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临床心理学的研究实践。不过多数心理学家, 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家更愿意从社会环境中寻找侵犯行为的发生原因, 他们往往把侵犯看作是社会条件的必然结果, 而认为侵犯与个体自身的关系并不显著。以上两种侵犯研究视角很少关注侵犯对侵犯行为主体的影响以及受害者在侵犯过程中的反应, 也就是说, 他们都没有把侵犯行为作为一种互动的过程来加以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侵犯行为研究逐渐把注意力投向了侵犯的互动过程, 并把这种互动过程视为侵犯行为发生的真正原因。
9、兴奋转移
由于敌意性的侵犯行为总是伴随着情绪的激起，所以心理学家想知道由于其他刺激所引发的生理上的激起是否会转移到侵犯性冲动之上。泽勒曼等人在研究爱情行为的时候发现，由其他刺激诱发的情绪性激起会转移到爱的对象之上，他称这一心理过程为兴奋转移。
10、侵犯性线索
侵犯性的线索也会引发侵犯行为。柏科维兹发现，情境中与侵犯相关的一些线索，如刀、枪、棍等器械往往会成为侵犯行为产生的起因，他把这种现象称为武器效应除了刀、枪等明显的侵犯性线索，与死亡、邪恶等相联系的黑色也是引发侵犯的线索。比如，弗兰克等人就发现，在职业棒球和橄榄球比赛中，穿黑色服装的一方经常受到的惩罚比浅色一方的多。实验研究也证明，穿黑色衣服的赛马选手也表现出更高的侵犯性。卡尔森对23项研究所做的分析发现，与侵犯有关的线索不仅可以引发侵犯，并且能够使已经愤怒的人的侵犯性加强。
11、去个体化行为
去个体化是由心理学家津巴度和费斯汀格等人提出来的。实际上早在19世纪9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黎朋在研究群体行为的时候就发现，在群体中，个体的情绪会很快传给团体的其他成员，从而使得处在群众中的个人表现出一些独处时不敢表现的野蛮与毁灭性行为，并把这种现象叫做社会传染。
12、温度
早在十九世纪初，一些社会哲学家就发现天气变化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而近二十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多。比如罗特姆的一项档案研究发现空气污染与暴力犯罪有关。在巴龙的研究也发现犯罪与温度有关，他通过研究发生在夏天的城市暴乱与气温的关系，发现其呈现出倒U曲线，在华氏81—85度时，暴乱的数量最多，当温度较低或很高时，暴乱发生的数量较少。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考虑不同温度的持续时间，使得这个结论受到卡尔斯密斯和安德森等人的批评，其中安德森用概率论对这一曲线加以修改，指出在特定的温度范围内，暴力事件的发生与温度呈现线性关系，也就是说，在摄氏38到41度以内，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们的暴力倾向增强，但是在超过这个温度之后，由于人们外出的机会下降，所以暴力行为产生的机会也较少。
13、性别
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在侵犯行为的性别差异方面有四个重要的发现: 首先,在各种人类文化中, 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具有侵犯性; 其次, 在有差别的社会化形成之前的生命早期, 男性比女性更具有侵犯性; 再次, 侵犯的性别差异不但表现在人类身上, 在进化程度低于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中, 雄性动物比雌性动物更加具有侵犯性; 最后, 侵犯行为与性荷尔蒙相关, 也可以通过注射性荷尔蒙等物质来加以改变。
14、饮酒与侵犯行为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酒精能使人变得易于被激怒及好斗，许多相关研究支持这种假设。比如布什曼和古斯塔法森就用实验研究也证明，过量饮酒的人易于被激怒，从而表现出高的侵犯倾向。那么，为什么喝酒能使人们变得好斗呢？一些研究者认为是酒精给侵犯行为提供了直接的生化刺激，使得喝酒的人的激起增加，我们俗话说的“酒壮人胆”就是这个意思。而大多数的研究人员则认为酒精降低了人们对侵犯行为的控制，霍尔和斯蒂勒等人称之为“去抑制”，强调这种抑制对暴力行为的影响。
三、减少和预防侵犯行为的途径和方法
不同的社会心理学者对于如何减少和预防侵犯行为，提出了不同的途径和方法，以下就是本人综述各学者对现实社会中侵犯行为进行控制需要考虑的几个因素。
1、建立公平的分配制度
常言道“不平则鸣”，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公平引起个体的挫折体验，进而导致侵犯行为的现象在现在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因此，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公平观，可以有效的减少由于挫折而引起的侵犯行为。
2、惩罚
人们预期自己的行为可能遭受惩罚，则会避免表现侵犯行为。但对儿童的惩罚往往使受到惩罚的儿童比平常儿童表现出更多的侵犯行为。比如史特劳斯等人（1980）系统地研究了家庭暴力的社会影响，发现惩罚能使受惩罚者更具侵犯性，不论是因模仿还是由于受惩罚者愤怒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家庭中，这种侵犯性可由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在一项研究中，史特劳斯等人发现，已婚而且曾看到过父母相互攻击的男性，有35%的人在过去一年中打过自己的妻子；而从未见过父母有暴力行为的人中只有10%的人在过去一年中打过自己的妻子。女性的比例也基本类似：（27%，9%）。因此，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儿童期曾受过惩罚的人，长大成人后更可能以暴力行为对待家人，父母可将其暴力倾向传给下一代，史特劳斯等称之为“家庭暴力的社会遗传”。
3、说服教育
说服教育的作用在于提高人们对侵犯行为后果危害性的认识，说服教育是转变人的态度的重要手段，要通过说服教育防止侵犯行为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说服要及早进行。让儿童从小辨明是非，懂得侵犯行为对他人和自己的危害。2、说服时要提供受害人痛苦的线索。
4、降低挫折
由于侵犯行为与挫折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通过降低挫折来减少侵犯行为也是一个较好的方式。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常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成为他人的挫折制造者。
5、学习抑制自己的侵犯行为
我们要学习对自己的侵犯行为加以抑制或控制，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从对方的立场出发，看看自己的行为到底会给他人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体验一下他人的痛苦，并通过自我意识反省自己，都能够有效地减少自己的侵犯行为。
6、宣泄
早在20世纪初，弗洛伊德在治疗神经症的时候就发现，当病人向自己诉说了积压在内心深处的一些欲望之后，病人的病情会得到好转，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宣泄。后来，其他的心理学家把这个原则用在处理侵犯行为方面，他们认为人之所以表现出侵犯行为，是因为他们遭受挫折的缘故。所以只要提供场合或机会，让那些遭受挫折的人把自己的愤怒和挫折发泄出来，他们进一步侵犯的动机就会减弱。
7、控制暴力电视
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电视是现代儿童获得侵犯行为的重要来源，限制儿童看暴力节目，以减少接触电视暴力榜样的机会。事实上，现代媒介的发展，使人民对传播内容的控制越来越困难，所以根本的方法是要提高儿童对暴力节目的正确认识能力和自觉抵制能力。研究者发现，通过简单的教育过程提高儿童的认识以减少电视暴力对他们的消极影响是可能的。

参考文献：
朱启臻 张春明《社会心理学原理及其应用》，中国社会出版社，第137页；
周晓红《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
时蓉华《新编社会心理学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22-328页
王恩界　乐国安《社会心理学关于侵犯行为的理论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
中国心理学家网《人类的侵犯行为》

社会心理学选修课论文2000字

1924年实验社会心理学的诞生，标志着科学社会心理学的建立。此后，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确立期、发展期、和自我批判期，研究社会心理学是一大重要课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社会心理学2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基于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分析网络舆论引导》

[ 关键词] 网络舆论;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

[内容提要]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申的态度改变理论为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等网络舆论引导方式都是对劝说宣传、暗示和模仿以及团体影响等态度改变 方法 的具体应用。

作为炙手可热的新兴媒介，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已经渗入到社会政治、经济和 文化 生活等诸方面。近年来，几乎每当国内外出现焦点事件，都会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和激烈的 辩论 。其中很多具有建设性的看法和观点，有些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施政产生了积极影响，互联网正逐渐成为一个“意见自由市场”。但是，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其自由性、匿名性、即时性、交互性等传播特性使得一些不良或非法内容信息恣意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地引导，就成为网络新闻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网络舆论引导的目的是改变不正确或非理性的舆论，将其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因此，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实践证明，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也需要“攻心为上”，而了解和把握网民的心理变化特征则有助于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网络舆论引导与态度改变理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成了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改变，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影响下，一个已经形成的态度在接受某一信息或意见的影响后，所引起的相应的变化，其本质是个人的继续社会化。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主要包括学习理论、信息理论、社会判断理论、认知理论、功能理论和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态度改变理论为我们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

网络舆论引导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根据社会心理学对态度改变的研究，具体的引导方式基本上都是以态度改变方法为依据：一是劝说宣传法，或者称说服法。这是一种借助各种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影响人们，使之态度发生改变的方法，是一种常见和广泛使用的方法。二是暗示方法，就是用含蓄、间接的手段、方式和方法对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心理影响方法表现为使人按一定的方式行动，或接受某种意见或信念。与暗示相联系的一种心理现象是模仿。模仿是指在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下，个体受他人影响而仿效其言行的过程，是社会中人际影响的重要形式之一。模仿、暗示的结果，会使多数人行为趋向一致，成为某种约定俗成的规范，有利于社会群体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推动社会的变化发展。三是团体影响法。团体的影响来自于团体的规范和准则，这种规范和准则对团体成员具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促使团体中的每个人的言行与团体的规范准则保持一致。例如，在网络社区或者BBS 中，都会对以“明文规定”的形式说明该板块的具体规范准则，往往还会指出违反者将受到的处罚。在团体压力下，其成员的态度往往会发生改变。

网络舆论引导的典型方式

网络舆论引导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

典型报道方式。典型报道是一种逻辑劝服，其公式是“标准——衡量论证”，即通过寻求典型，塑造典型，树立一种标准供大家对照和模仿。康德在《崇高的分析》一文中揭示了典型化的含义，他认为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暗示性，是“最充分的形象显现”。人类只能通过个别认识一般，通过个性感悟共性，通过了解个别事例的性质与特征对同一类事物形成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正是媒体通过典型报道引导民意的奥秘所在。通过这种劝服和暗示，就会形成模仿。班杜拉提出的模仿论，即人可以不依赖自己直接的实际操作，而通过对他人的 言行举止 的模仿而学得一定行为。他很重视榜样的力量，认为榜样特别是受到人们尊敬的榜样。具有替代强化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模仿榜样而产生自我强化的作用。以上理论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则体现为对典型事件和人物的报道。

以对任长霞 事迹 的报道为例，网络媒体之间协同合作，形成了强大的报道声势。由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中国网、中青网记者共同撰写的《长风彩霞逝者如诗——记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同日在各大网站共同推出。揭开了报道的序幕。同时，各大网站还在相关网页上互相设立链接，为受众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典型事迹，学习典型精神开辟了一条网上“绿色通道”。2004年6月3日，人民网开设“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大型专题，并开展讨论，网友踊跃留言。至6月7日0时留言6113条。新华网也设立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专题，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等多项内容。多媒体视频新闻《忆长霞》囊括了各大电视媒体的34个节目。还有中央领导关于宣传任长霞事迹的指示，任长霞家人、同事、同学追忆任长霞事迹的报道，滚动播出网友悼念评论的文字和纪念学习任长霞的后续新闻，汇集了各大媒体对任长霞事迹的 相关报道 ，形成了互联网上的任长霞典型报道平台。

网络媒体典型报道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体现了报道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实现了网民的实时互动，吸引了广大网民积极参与，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网民的留言和评价中我们了解到，人们需要榜样的激励，需要精神的力量，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社会心理因素。

深度报道方式。深度报道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为读者梳理出对于事实的认识，也属于一种逻辑说服。深度报道往往具有“言之有物，鞭辟入里”的高度说服力，从而达到从更深的层次将舆论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的目的。

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在从事深度报道方面体现出优越性。在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中，或以文字为主、辅以图片报道，或以声音为载体报道，或以综合文字、音像等多种符号的报道，都有其形态上某方面的缺陷。而网络新闻深度报道则凭借多媒体手段，对重大社会事件进行有背景介绍、有分析解释、有归纳预测的报道与点评，报道方式也多种多样。而且报道是超文本结构的，即文本的构成，不仅有文字文本，而且有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影视文本。在超文本结构中，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关键人名、地名、时间，甚至一个词语、一个 句子 都可以联结另一个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动画文本或影视文本。这样，网络媒体使深度报道更为生动、丰满、深刻。人民网的“人民视点”、新华网的“焦点网谈”、红网的“红外线”都在网络深度报道方面表现得比较出色。

目前，中国网络媒体的深度报道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首先，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调查型深度报道将有更大的发展。在我国抗击非典的新闻报道中，“信息透明度”原则得到很好的贯彻，一批全方位透视非典的调查性深度报道起到了安定民心的社会“稳压器”、动员社会各界的“协调器”与促进社会进步与加强城市管理的“推进器”的作用。其次，评论型深度报道不再局限于曝光式的批评性报道，更多的眼光投向富有建设性的议题。很多深度报道更注意捕捉“社情民意”，报道百姓真正关心的话题，例如再就业工程、房改政策出台、医疗制度改革、帮困扶贫工作、全民健身、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社区文化建设等等。‘这些新趋势表明，反映公众舆情已经成为深度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深度报道在引导网络舆论和稳定民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络新闻评论方式。社会心理学认为，任何信息的报道，对某些事实的描述，如果不加专门的阐释和评论，对人们的思维定势是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力的。网络新闻评论是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在网络平台上的延伸与创新。当前我国网络新闻评论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网络媒体的评论，这是传统新闻评论的翻版或延续，往往是网络媒体的编辑就新近发生的新闻或变动的事实，在新闻网页上所设的言论专栏里发表或发布的署名评论，例如人民网的“人民时评”、“网友说话”等栏目。另一种是网民评论，目前网民评论最集中的场所还是BBS，例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坛”等。网民评论是反映公众舆情、传达社情民意的窗口，人们可以随时将自己的观点、言论以原创或跟贴的形式发表出去，网友还可以针对新闻事件进行讨论，这是一种自发式的、群言式的解读新闻的方式。

2005年3月，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对外侵略。4月，台独分子祭拜靖国神社，日本允许__访日。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在北京、广州、上海发生了涉日游行，还发生了打砸日本商店、损坏日本货品等行为。互联网上的反日舆情十分高涨，甚至有人别有用心地企图利用互联网策划、鼓动长假期间进行非法游行示威。人民网的观点频道从4月16日开始，在“人民时评”和“网友说话”两个栏目中登录了一些评论员、网友、学者的评论 文章 ，着重对游行事件发表看法，如丁刚在文章《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中认为，爱国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要智慧地表达，不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负面影响。人民网还在“网友说话”栏目中，登载了一些学者分析日本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文章，解析了从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变化和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言行。这类高屋建瓴的解析文章让人们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克服盲目从众心理， 反思 自己的行为，纠正一些不当的做法，做到真正的爱国。人民网的这组评论性文章，得到了许多网民的支持和赞同，显示了网络新闻评论在引导舆论方面产生的积极作用。

“意见领袖”方式。信息传播者自身具备的特点对劝说宣传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专家身份、社会地位、职业背景等等。这让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能够影响受众“怎么想”，从而使受众发生态度、行为的变化。

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受众无所适从时，他们对于权威意见的依赖会更强烈，更需要意见领袖为自己解惑。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主要是BBS的版主和强势话语者或活跃者，他们已成为网络新闻媒体舆论引导的一支生力军。中青在线青年话题论坛的版主李方几年来以“版主 日记 ”的形式发表了几百篇评论，在网友中影响很大，他自己也曾当选“中文论坛最勤奋版主”。目前，涌现出来的意见领袖大多具有良好的写作功底，同时具有鲜明的网络特色、地方特色和生活特色。例如，网友“小黄”常常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小 故事 来讲述生活中的大道理，让人看了深受启发。

此外，网络媒体特邀专家或网络评论员撰写评论性文章，以及采用“专家在线访谈”形式来引导舆论，都是对“意见领袖”方式的运用，也更能体现出信息传播者自身特点具有的劝服优势。例如，人民网的“网友热评”中，在引导对日舆情时，邀请到了新华社的高级编辑、国际部编委、东京分社前社长、国际问题专家王大军，他曾在日本工作过14年。他不仅发表了《到底怎么看待中日关系》的文章来分析中日关系，还作客新华网发展论坛，就中日关系同网友在线交流。王大军在文章中和回答网友的提问过程中，深入分析了中日关系间的种种问题，并且以他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和亲身感受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介绍日本国内的现实状况。他深刻而详细地阐述能够使网友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脉络，理解我国对日的政策，端正自己的爱国观点。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以上多种引导方式共同使用、互相补充，以达到引导网络舆论的最佳效果。

网络舆论管理需“疏”、“堵”并重

“由于因特网确实开阔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空间，政治、经济的权利组织针对因特网实行的控制方式，正在从硬性控制转向以软性的对话关系、对策关系为主，如同我们说话中有语法的无形控制，但大多没有感觉到一样。”如果从社会控制理论来看，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是一种“软控制”，但是强调舆论引导并不意味着对“硬控制”的漠视。“硬控制”主要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并辅以技术手段，对网络信息进行内容上的管理，突出表现为“堵”。“堵”作为一种强力手段，对网络信息散乱、负面倾向等不健康状况的及时清理、规范会有明显效果，如：对一些恶意散布西化言论、攻击我政治体制、蓄意蛊惑人心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想启蒙”等具有颠覆性、破坏性的网站进行封杀;对一些恐怖、黄色、反动、人身攻击等有害言论予以删除或取消访问资格。这些“硬控制”为网络媒体的健康发展、占领新阵地、掌控网络话语权，起到了保驾护航的扶持性作用。但从网络媒体的长远发展来看，由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不同特点，应逐步调整“堵”与“疏”的比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采取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的网络舆论引导与管理手段，不失为一种理性、科学的选择。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浅析财富和幸福感不成正比》

【摘 要】文章通过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排名分析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金钱财富和幸福并非正比例关系，并探讨其原因。

【关键词】金钱;幸福;适应;社会比较

金钱可以买来幸福吗?俗话说，金钱买不到幸福。但是如果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收入高一点，更富有一点，会不会觉得比现在更幸福更快乐?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多数人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比如，根据《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2012年11月2日联合发布的“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的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公众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被认为是收入(“涨工资”)，健康和婚姻尚位居其次。我们默认为，财富和幸福至少是正比例关系，更富有的人理应更加幸福，收入的提高可以让个人更幸福。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

1.财富多寡国家地区排名及幸福指数排名情况分析。联合国近日在不丹举行幸福指数讨论大会，并发布了首份《全球幸福指数 报告 》。根据这份报告，丹麦、芬兰、挪威和荷兰这四国人均收入排进全球前15位的国家包揽了幸福榜的前四位，但是，财富的多寡也并非是国民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比如美国仅排在第11名。最不幸福的国家主要是那些战火纷飞的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比如多哥、贝宁、中非共和国和塞拉利昂。“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2011～2012)”显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前三名并非北上广，而是拉萨太原合肥;“2011年广东群众幸福感测评调查报告”显示，群众幸福感的总体评价得分上，经济更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低于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

2.经济发展情况及幸福指数增长相关情况。我国的GDP1990年增长率为3.8%，1991至2009年期间每年的增长率都在7.6%以上(具体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0”计算)。然而根据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的3次调查，中国人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到2001年却下降到6.60。到了2009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10年前快乐了。中国人的幸福感在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的确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之后，人们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

事实显示，民众的幸福感指数并非和经济发达的程度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些相对而言更有钱的人，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幸福感更高。幸福感和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二、原因分析

1.适应水平现象。人们的成功与失败，满意与不满的情感都是相对于先前的状态而言的。如果我们目前的成就降到我们先前所达到的水平之下，我们就会产生不满和挫败感;如果成绩超过了先前的水平，我们就会体验到成功和满意感。如果我们不断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将很快适应成功。达到我们所渴望的目标所体验到的狂喜的消散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从前可以使我们感觉良好的事件现在变成了中性事件，而从前我们感受到的中性事件现在很可能让我们体验到一种失落感。这就是人类的适应能力。以手机为例，1987年，中国大陆才有了第一个大哥大用户，仅仅25年后，中国人使用手机的普及率达到82.6%，大家开始把手机、钥匙和钱包称作“随身三件宝”，并且超过半数的人承认自己离不开手机。在手机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人们可以体验到使用手机随时联系到远方的亲人、重要的商业伙伴、朋友的幸福感，但随着手机日益普及，随时联系到他人成为了很平常的事情，人们已经适应了使用手机，这时就不能再体验到幸福的感觉;而一旦某日手机没电，一时联系不到他人反而感受到一种不满和失落感。其他一些让我们生活更舒适的东西，如空调、宽带、汽车等，也都是如此。适应水平现象导致物质条件的提高不能给我们带来持续的幸福感。

2.社会比较倾向。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是以社会比较为中心的，我们感觉好或者不好依赖于我们和谁相比较。如同学业成绩好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最优秀的，这并非是因为其本人在智力或学习能力上下降了，而是因为比较对象发生了变化。当一个 篮球 明星以年薪3000万签约时，他年薪2500万的队友有可能会感觉不满。当我们为家里购置了新的房子、车子，却发现邻居换了更大的房子，更贵的车子，这时我们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快乐和幸福，而是不满。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中所谓的向上社会比较，这种比较带来的不满在社会心理学中称为相对剥夺。中国人的幸福感在1990～2009年间会先升后降，其主要原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纵向比较，与前几年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日益适应物质条件较好的生活(社会适应)，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加速，贫富差距凸显;我们在收入增加后，可以享受更好的物质条件，但占据我们意识的是别人所拥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相对剥夺)，我们的物质欲望不断上升而自己却越来越不满意，因此没有幸福的感觉。

三、结论

金钱财富与幸福感有相关关系，但是并非一直呈现正比例关系。由于人具有适应能力以及社会比较倾向，金钱财富的增加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相应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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