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94年泰国金融危机论文

关于1994年泰国金融危机论文

　　浅析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而国际游资的攻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实现条件。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因而防范国际游资攻击是制定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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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及现实思考
　　内容提要：90年代以来，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本文首先回顾和归纳了各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然后结合我国金融体系中可能诱发危机产生的因素，对我国预防和抵御金融危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最后提出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验与教训 现实思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n（1979）提出的，并由和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 ,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 1月 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 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 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 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 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 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 。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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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刘明兴、罗俊伟，金融危机理论综述[J]，《经济科学》，200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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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差异
这种金融危机同十年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形式不同。十年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形式是国际收支的危机，那时亚洲出现了大量到期的外债需要偿还，同时国际金融炒家纷纷挤兑，造成了这些国家外汇储备不足，以至于不得不让本币大幅度贬值。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形式不见得以国际收支的短缺为标志，因为今天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量是比较高的，同时由于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这些国家并没有大规模举债，只是通过证券市场吸引了大量外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新兴市场国家不面临着金融危机，这种金融危机的形式是以大量的资金倒流从而导致本国证券市场价格大幅度缩水、本币贬值，从而导致本地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于衰退为表象的，这和几年前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涨、资产价格泡沫化恰好形成了一个逆反的镜面图像。这一新型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很可能是波罗的海三国，从波罗的海三国可能传导至东欧各国，再传到南亚包括印度，之后再进一步传到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资金流动不能盲目放开，财政政策须保留一定的灵活性
一旦这样的金融危机发生，中国经济面临着怎么的挑战呢？可能的情况是，一部分外资的表现也会如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纷纷出逃，对于中国的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的冲击，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但对于目前高速运转（事实上是过快运转）的中国经济并不是坏事。而且，这一资金倒流的情况也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所缓解。但是不容否认，这种资金倒流会对国内的投资规模产生一定的冲击，会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另外，由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也会间接通过对中国产品需求的下降，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些都是这一新型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新兴金融危机的到来对中国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很多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将大幅度缩水，这将是中国资金出国投向这些国家的绝好时机，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最好时机。为此，中国经济界需要做好资金上和项目研究方面的准备。从宏观层面上讲，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这一轮新型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资金流动问题上必须稳扎稳打，不能盲目放开，要考虑到大量资金出走的可能性和由此带来的压力。当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必然会出现下滑，我们的财政政策必须保留一定的灵活度，在继续实行当前稳健财政政策的前提下，必须做好项目上和资金上的准备，一旦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周边国家发生，中国就可以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找到一些有资金保障和社会效益的投资项目。
总之，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风险已经来临，全速前进的中国巨轮必须考虑到金融风暴可能带来的冲击，把握机遇，化解风险，我们的经济发展航程将会前途光明。

出现世界性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世界范围金融危机的乌云正在聚集，未来两年内，全世界将出现一次新型的金融危机。这一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将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新的机遇。
资金流动逆转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
为什么未来世界将出现新型的金融危机呢？这要从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过去近十年来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格局谈起。
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过去近十年，受益于全球化的大趋势，经济不断繁荣，但这种繁荣的基础其实比较脆弱。这些经济体自身的储蓄相对不足，消费不断增长，经济的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来支持其日益高涨的消费。这一格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信贷链的破裂，集中的表现就是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次级房贷危机导致美国的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金融风险的成本，也使这些金融机构必须重新分配自己的资产，以降低风险。
反过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过去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吸引了大量发达国家的资金，以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为例，其证券市场上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国外。日益高涨的海外资金不仅推动了本地资产价格的高涨，也推动了本地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本地货币实际汇率的不断升值。这一系列过程为这些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个地区：一是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不仅经常账户出现了占GDP10%以上的赤字，同时财政赤字也日益加剧，国内价格上涨的趋势愈演愈烈，而且，这些国家还实行了与欧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这无疑是写下了导致金融危机最佳的化学反应公式。
另一个非常脆弱的经济体，就是印度。虽然印度经济在过去3年内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但是其宏观经济的情况不容乐观：长期以来，印度的经常账户处于赤字状态，证券市场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海外，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中央政府也是长期处于赤字状态。
综合考虑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未来两年之内，世界经济很可能发生资金流动逆转的情形，那就是几年前从发达经济体争先恐后涌入新兴市场国家、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资金，在发达国家重估风险的情况下，纷纷逆转涌回发达国家，加强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稳定度。这种趋势的形成无疑会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直接的影响，并最终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形成。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
（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
（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
（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
（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
（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
（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
（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
（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
（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
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经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
刘诗白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知识国际间的频繁流动，
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原因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
那么，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观看了关于亚洲金融风暴的一系列报道和自己的研究之后，我找到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2.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3.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一：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金融大鳄”“一只假寐的老狼”是对这个金融怪才的称谓。他曾说过，“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运作规则。我尊重那些规则，关心这些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所以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我认为一些规则需要改进。如果改进和改良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我还是会支持它，因为需要改良的这个规则也许正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众所周知，索罗斯对泰铢的炒作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导火线。他是一个绝对有实力，有能力的金融家，然而通过玩弄亚洲国家政权，来达到他获得巨额资本的目的显然是卑劣的。
二：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预示者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有了危机感。他通过强大的经济后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韩国，日本，台湾直至东南亚，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属。这给亚洲一些国家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支持。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
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美国当然不允许亚洲经济继续如此发展，于是，他开始收回他的经济损失。对于索罗斯的行为，他是纵容的。
三：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新马泰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亚洲经济的动摇难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以泰国为例，泰铢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来主宰，而他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一击。而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泰国政局也就动荡了。
启示
（1）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政权基础上的，只有经济实力雄厚，政权稳固才能谈及真正的发展经济。
（2）一个经济学家，只有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否则，他将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并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3）只有提高综合国力，才能使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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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思考
林正平①
摘 要：美国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冲击。在此背景下，审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
经济发展状况，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现阶段，坚持改革开放，
稳定国内金融市场，深化金融改革，坚持发挥政府调节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积极参加国际合作等举措，都
将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改革开放；新兴市场国家；政策主导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768(2008)12-0017-05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
经济环境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告诫全党增强忧
患意识，积极应对挑战，最重要的是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最近美国经历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全球最大的金融危机，对国际市场造成的严重冲击和对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已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忧虑。我们要以国际视
野和战略眼光，审视这场危机的起因、过程、负面效益以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冷静观察，认真
应对，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在应对危机中着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同
时，负责任地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我们应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
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践行科学发展，坚持改革开发，继续推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症结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生产要素跨越国界流动。具体包括贸
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和投资跨国化、金融全球化，其中贸易、生产的全球自由化是全球化的基
收稿日期：2008-10-11
作者简介：林正平，男，福建中诚信信用评级咨询有限公司，高级经济师。
国际金融危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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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由于经济运行日益以金融活动为中心，以金融关系为纽带，所以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
核心，并成为全球化新的主导动力；也因此金融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三者之中
的主导力量。在这样特定的新国际环境中，美国为挽救经济推行了一种借钱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
利用美元霸主权地位和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滥用金融衍生品。在无力监管的情况下，通过
各种金融工具诱导人性的贪婪与投机，在消费模式上，从以收入为基础的储蓄模式向以资产为基
础的储蓄模式转变，不断扩大消费信贷，带来了大量的透支消费和高负债；金融职业道德上，高
薪激励离开了合理边界，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无限制地放大，大搞金融冒险，设计的金融
产品无限延长了信用链，不断升高虚拟性，信用关系高度复杂化，产权关系越来越模糊，可控性
越来越低，风险性越来越大。特别是危机已经开始扩散，如花旗、美林、瑞银等大型金融机构出
现巨亏，市场流动性骤减，还继续推出金融资产违约保险。所谓“信用违约互换”（CDS），这个产
品说是保险，但担保对象不透明，已经看不到其价值所在，不能定价，也不能很好地在市场上交易，
实际已经异化为买卖双方的对赌行为。最后风险爆发，根本不能避险，反而加剧了信用危机。
二、透过危机看中国经济发展
二十一世纪是二战以后全球经济最好时期。这个时期全球经济的特点，基本是美国凭借其相
对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先进技术，依托资产价格泡沫的财富效应，支撑了亚洲制造圈的迅速扩张，
进而带动了中东能源及国际大宗商品供应国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最终造成全球经
济增长潜力的过度消耗。国际收支表现上基本是东亚国家输出实体商品，资源国家输出资源，美
国输出美元及金融产品以换取商品和资源。在这场全球产业大转移中，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既求
生存，又求发展，以政策性开放为主导，选择了国家主导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并以渐进式区域开
放为经济转型的主线，实现了开放与改革的良性互动，使整个经济向开放型转变。这个阶段中国
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体现，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付出资源环境代价，依赖扩
大出口来平衡国内储蓄，通过商品输出消化吸收国内过剩的储蓄资源，从而迅速提升了国家工业
化水平，也壮大了整体经济规模，为继续发展打下了结实基础。无疑这是一个必然而成功的选择。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实现了从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开放，进出口贸易增长104 倍，在世界
贸易中的位次从32 位到2004 年开始稳居世界第三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从1978 年的不
到1%提高到2007 年的8%；从1993 年起，连续15 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到
2007 年底，全国外商直接投资以年均20.1%的速度增长。
近几年全球经济从不平衡到平衡的发展循环，是建立在支持经济平衡的新兴市场国家自身不
平衡的基础上。我国的政策性开放的发展路子得到了利益也带不少问题：首先，世界出现了以美
国为代表的资产膨胀型的过度消费模式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的结构
失衡。那些过度消费模式的欧美国家在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条件下，长期奉行低利率政策，货币
过度发行，加剧了金融体系乃至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脆弱性。而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推进了
投资，压抑了本国消费，加剧了经济结构不平衡。改革开放的开始年份，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拉动
作用基本交替变化，其规律是出口增长快、经济高速增长年份，投资对经济增长率贡献高于消费；
经济比较正常年份，消费贡献率则高于投资。但2001-2006 年消费增长拉动力明显减弱，进出口
对任务贡献率在1999 年前呈起伏不定，往后年平均在7%左右，2005 年开始稳定在20%到24%
之间。而消费率却低于50%，有的年份只40%左右，一般要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 个百分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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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由于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我国进入世界资源型产品的最大生产国、
最大需求国和最大消费国的行列。2007 年以来虽然重要矿种对外依存度有所下降，但如原油、铁
矿石等仍在50%以上，已出现大量的资源环境问题。第三，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不仅总量规模快
速增长，而且已出现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为特征的势头，2000-2007 年国际收
支总顺差逐年扩大，2007 年达4453 亿美元，年均增长53%，顺差占同期GDP 的比例越来越高，
平衡状态偏离度在逐步扩大，给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带来越来越大压力。
现在我们处于更加开放和伟大变革的时代，我国出口已占 GDP 的37%，而美国这个比例不
足10%。这种结构已被世界各国走过的历程证明，非常容易受外国经济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不
断深入，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转型和升级还在继续延伸，而全球市场是一种零和博弈，市场变
化最终都表现为财富和资产的转移，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坚持改革开放，把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上一个新的平台。
三、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改革开放是
中国发展的永恒动力，根据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我们应该用发展创新思维来转变引导社会
的思维定式，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始终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突出实践特色，继续
解放思想，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立足自身是应对危机最重要的有效手段，也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一）认识自己，增强信心，抓住机遇，积极应对
这场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长期积累的失衡矛盾最终释放的必然结果，风险前所未有，机
遇前所未有，我们要在困难中发现机遇，在风险中寻求发展。目前金融危机继续向实体经济转移，
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外部风险加剧。虽然目前我国各项经济指标都很健康稳定，我国金融市
场体系相对独立，受到这场危机的直接冲击要好于欧洲等其他国家，但要看到我国经济的负面问
题，已经越来越表现为经济下行的风险。欧美需求减缓，由于价格成本和改革开放时间的长短，
以及认识深化等原因，我国的外部需求减缓程度可能更甚于全球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目前中央已
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作为科学发展的首要目标，着力扩大消费需求，
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时努力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当前的
问题是：（1）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受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资产财富缩水、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尚待时日、农村改革发展需要一个过程等因素的制约；（2）我们在践行科学发展中，要重新
定位和纠正过去那种牺牲劳动者利益、损害环境、滥用土地、削弱经济自主性等行为，必然要推
高劳动成本、环保成本，甚至必要时提高农产品价格；（3）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可避免要
经受一个与国际价格体系接轨的长期痛苦的通货膨胀。
美国是黄金储备大国、石油储备大国和农产品出口大国，从次贷危机看，不否认美国通过降
低美元利率的预期，促使大宗商品暴涨，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美元今后会不会再次走弱和大宗商
品阶段性上涨，如何判断美元走势，已成为我国外汇增值以及与外汇有直接间接关系的产业、企
业的关键和核心问题之一。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当前我国国内能源、土地矿产资源等重要资源紧
缺、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相互叠加，给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造成巨大
的压力，进而给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币值稳定及国际收支平衡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目前
经济基本面是好的，有条件、有能力抵御外部冲击。但是目前我国还是依赖出口和外资的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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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模式，近年来我国每年10%左右的GDP 增长中有2~3 个百分点来自外需贡献，国家统计局初
步测算，今年前三季度增速回落2.3 个百分点，其中有1.2 个百分点来自出口减速。财政收入8
月份增速还能坚持两位数，9 月份回落到3.1%，而财政支出压力在不断增强。外汇储备也出现异
常现象，9 月份新增214 亿美元，低于FDI 和外贸顺差之和，一反过去高于而且有的月份高很多
的现象。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在全球化和遭遇全球性危机的冲击，还显得比较脆弱。所以，发展仍
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速增长仍是我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当前首先要减少、消除危机
冲击的损失，进而利用危机削弱竞争对手的机遇，建立巩固国家和民族资本对国内市场的主导，
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在不断调整，各国经济增长模式都应不同发展阶
段的经济背景条件变化和要素约束而变化。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条件，要把发展理念、措施、
政策引导到真正的经济增长上来，不断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水平，不能无限的增加投入。经济工作
要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在推动经济三大轮子中，坚持“三架马车”均衡拉动，三大产业协
调运行。在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投资与出口以及利用外资方面都不能偏废，着重点在加快
结构调整。投资仍是目前保增长的重要动力，我国资本/劳动力比率还远低于美国、日本水平，城
市化率不仅低于韩国，也低于菲律宾。同时铁路、公路等大项基础设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可以
总结1998 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长期建设国债，甚至允许财政收入有稳定来源、财
政盈余稳定的省市发行地方建设国债，增加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房地产业在投资中的
比重约1/4-1/5 之间，涉及50 多个行业，对于保增长和劳动就业有许多积极作用，仍要作为国民
经济的支柱产业，重在结构调整。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目前仍处于重要地位，至今我国作为
全球重要制造业的基本地位没有改变，出口的比较优势还没有消退。现在贸易政策上应有战略作
为，要着力于通过政策制定培育我国经济的竞争优势，稳定出口，同时加强外贸产品和区域的结构
调整。据海关统计数据，1996-2007 年我国与欧盟15 国的贸易增长还超过中美贸易增长，亚欧之间
经济上互有需求是增长合作的主要动力所在，同时要大力开拓拉美、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
（二）坚持发挥政府调节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这场危机给世界各国一个重要警示，那种认为政府对经济“无为”的自由主义经济的英美模
式再次接受检验而适当淡化，中国模式引人注目。市场确实具有高效、自我平衡和自愈功能，但
自由市场经济引发的道德风险在这次危机中得到全面彻底暴露。充分说明市场功能还不足以与市
场自身的问题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相抗衡，政府管制是必须的，宏观调控更需要贯穿市场经济的
全过程。改革三十年来我国选择政策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不改变国家的控制和管理，由国家主
导工业化和管理资源、能源产业，政府是强大的经济组织力量，体现了国家经济的控制力和政府
管理的主导性作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同时也要看到近几年全球化深刻改变了我国经济增长的
外部环境，发达国家基本吸纳了我国由于日益增长的、庞大的国内储蓄，通过庞大的投资活动而
形成日益增长的产能所产出的剩余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外部失衡掩盖了内部失衡。今天我们要
从战略上解决现阶段生产过剩的矛盾，不能长期用价格管制和政策性补贴的方法应该理顺价格市
场形成机制。不然，扭曲了市场，扭曲了企业利润，还扭曲了许多问题，随着时间推移，问题会
越积越多。
（三）深化金融改革，为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
随着我国经济下行风险和行业风险的逐步暴露，流动性风险将越显突出。前一段物价上涨，
某种意义上是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成熟的必然结果。目前我国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和效果要好于周
边国家，统计数据已出现CPI 连续五个月的减缓趋势。虽然目前还不能因此对物价控制放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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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信心是第一位，在实行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中，应该增强市场参与者的信心，保证金融体系
尤其是银行的流动性。预计短期内我国仍然保持负利率时代，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在进一
步完善流动性管理，商业银行应顺应宏观调控政策，履行社会责任，实行区别对待的信贷政策。
增加流动性有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压力，现在的难点在于既要考虑货币的波动，更要考虑由此带来
的信心散失问题，这就是宏观调控科学性所在。
这场危机暴露了美国虚拟经济过度脱离实体经济，最后变成祸害社会的“洪水猛兽”。我国
今天则完全不同，虚拟经济整体还处于浅层次阶段，与实体经济的匹配总体还有较大的距离。虚
拟经济的适度发展，不但可以使经济社会中投资与金融商品的货币需求量增加，推动储蓄转化为
投资，还可以吸收过多的流动性，而且可通过金融产品发现价格和定价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益，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特别是在开放条件下，在一个国际化环境中，一流
的企业更需要一流的金融服务。目前当务之急要深化金融改革，建设多层次、能适应各种所有制、
行业、企业金融需求的金融体系，为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目前应该解除一些不必要的
金融管制，解决金融压抑问题，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金融体系，否则，只能成为金融风险的被动
承担者。当然，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有一个稳定关系，不能无限延升信用链和过高的杠杆比率，
假使过多的脱离实体经济，必然要造成庞大的泡沫。金融业要炼好内功，尤其要完善治理结构，
明晰产权关系，加强内控机制，使每个从业人员都具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同时让所有市场参与者
承担风险，并在承担风险中得到应有的回报。
（四）积极参加国际合作，为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新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而努力
由于全球化的深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在不断加深。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上
升，我国将在全球的经济、汇率、环境乃至防病卫生等方面负起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责任。面对
这场危机，我们同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应对这场危机作出经济努力，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维
护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当前国际和国内都是一个转折点，都要关注美国这样一种债务帝国
的发展方式能不能持续下去，美元的世界主导地位是否会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走势如何，美元
能否回归现实，等等。目前这些问题还难以回答，但必须看清其大体走势，从长期看必须呼唤公
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立公平合理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话语权；从现阶
段看要同世界各国一道关注国际资金在全球流动的监管，同时从中发现蕴藏着的发展机会，并维
护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这些方面的努力是长期的，也是艰苦的，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