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语言风格硕士论文摘要范例

沈从文语言风格硕士论文摘要范例

沈从文是上世纪文坛的领军人物，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他所营造的湘西风情画般的文学意境，使他成为中国现当代少数几个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在小说中歌颂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人性在现代文明中的变异，崇尚自然、优美、健康不违背人性的审美情趣，“对人性美的赞美”是他始终不渝的艺术追求。沈从文的小说中质朴的语言体现了他对自然质朴人性的向往和尊重，诗意、含蓄、唯美的语言形式，又成就了他健康、高雅的美学追求，他的小说的语言风格是他不懈艺术美学追求的佐证。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坛寂寂无名的“乡下人”，到三十年代北方文坛最为活跃的领军人物和鲁迅所赞扬的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从40年代末期作为“反动作家”、“落后作家”被尘封于历史到八十年代作为“出土文物”名声日隆，再至九十年代被海内外学者、作家奉为二十世纪中国仅次于鲁迅的文学大师 ——沈从文的文学地位几经沉浮，但终于成为一代名家定格在人们的视野中。他的作品大多数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创作手法有自己独到之处，他的小说极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方式和叙述范围。
　　沈从文有自己的美学理想，他崇尚一种恬淡、含蓄的艺术美，倾向于表现纯朴、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性，并用最符合人性的质朴自然的方式表达美的意境和人生是沈从文在自己的小说一直坚守的美学追求。这种坚守体现在他小说的取材、主题、结构等诸多方面，本文仅从沈从文小说中的语言艺术特点入手，解读沈从文的文学艺术美学追求。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因其非凡的精练与质朴，以及质朴而不乏雅致的风格，在现代文坛上独树一帜，也是探讨沈从文的小说风格及其创作的美学追求的一扇门。
　　
　　一、以有限的词语营造无限的时空、塑造丰满的人物。
　　读沈从文的小说，无时无处不让人感觉到他炉火纯青的炼字本领，无论是小说中的环境、时空转接、人物形象抑或人物语言，他都能用最简练的字词语句进行勾勒。这种炼字的能力既使是在繁华极盛的现代文坛上也是相当有代表性的。这里我们主要对沈从文小说时空营造和人物塑造的语言特点进行分析。
　　（一）时空的构建和是小说叙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艺术手段，任何的人物都将在一定的时空背影中行动，任何故事都将在一定的时空中发展。对于时空的营造，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同样是一个大前提，它不但是沈从文小说艺术实现的温床，也是他美学风格形成的基础之一。沈从文的小说中时空构建用语的极尽精练是他小说语言的一个鲜明特点，同时也是他文学艺术美学追求的体现。
　　沈从文的对小说中的背景时空的描述是十分简明的，他通常在描述事件之前用不加任何雕饰的语句先将时空构建清楚，这种构建语言符合沈从文式的田园牧歌世界，也是沈从文自然清新质朴含蓄的美学追求的印证。
　　在沈从文短篇代表作《丈夫》的开篇，作者这样写道：
　　落了春雨，一共有七天，河水涨大了。
　　河中涨了水，平常时节泊在河滩的烟船妓船，离岸极近，船皆系在吊脚楼下的支柱上。
　　短短五十多字一方面把时间——“春雨”之后，故事将展开的地点“妓船”引出。另一方面，它为下文发生在妓女丈夫身上的故事情节发展出做了准备，看似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两句话，却因其特殊的场影——绵绵春雨中的水乡，吊脚楼下的小船，无端的让人生出些怜惜之情。“落了春雨”、“河水涨大”预示着丈夫对妻子的思念如春雨般缠绵与累积。这样了了数字，为下文中“丈夫”受到的屈辱与他的纯朴天性的表现提供了场所，为故事的发展营造了感情氛围。
　　在他的一个短篇小说《柏子》开篇这样写到：“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岸。”这样简单一句话则更为简洁明了地将读者引入沈从文式的湘西水乡风情中，垫定了整篇文章自然质朴的基调。
　　类似的简单语言构建的时空在沈从文的小说中随处可见。这些时空往往是小说事件的发生地发展地，构建这些时空的意义不止于交代背景，更是沈从文小说清新质朴风格的一张壁纸。水、岸、船这些水乡特有的风景，是沈从文形成自己风格的温床，也是他引领读者进入的一个境地，这个境地，便于作者叙事塑造人物，同时便于读者理解事件人物，一切用来诠释美好的东西都将在这个境地呈现，优美的风景、质朴的心灵、凄美的命运、高贵的人性在这个境地交融并得到升华。构建出的这样一个诗意的“水乡风情”时空与中国诗学所说的“意境”一词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作者感情的载体，并通过将读者引入其中而最终实现美感的呈现与接收。用简单明了的语句实现这样的意境，实现了对自然质朴的美的自然质朴的传达，是沈从文的美学追求在语言运用方面的一个体现。
　　（二）、沈从文的小说在人物塑造中的精练笔触与时空构建一样有鲜明特色。他无论在对人物的整体形象的塑造还是对人物语言的描摹都是惜墨如金的。沈从文在人物塑造方面的语言虽然一样有着墨不多的特点但与现代文坛通用的白描有质的不同，是他对自己艺术独特的审美追求使然。
　　1、沈从文长于着墨不多地刻画出人物整体形象，这种简朴刻画人物整体形象的语言，通常是用居高临下的叙述而很少用客观主义的描写。
　　其短篇代表作《龙朱》中刻画的龙朱这个人物可谓沈从文笔下美男子的典范，他的描述如此“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逊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几个简短的比喻，一个完美的龙朱的整体形象形成了。
　　但是值得提出的是，沈从文小说中的语言虽然简练传神，但与现代文坛盛行的白描手法有质的区别。“鲁迅开创的现代白描语言及其相应的美学观代表了20世纪中国作家的主流选择（只有少数例外，如沈从文）”， “白描来自古典小说中用简练的笔墨不加烘托地描绘形象，描摹以求神似”。 由此可见白描说到底从小说修辞学的角度看还是作者模仿，用的当然是描写性的语言。模仿不是沈从文先生的常用方法，他的小说更多的是作者介入式的叙事，往往是叙事而非描写。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他从《史记》和《圣经》两本书中受益不浅 ，而这两本著作恰巧是长于叙事的典范。我们从沈从文的“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象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多少可以找得到《圣经》中“写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美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影子。这是一种居高临下对所塑造形象整体把握的结果，直接介入式样的讲述往往比单纯的客观描摹更有利于读者接受或认同形象。布斯在他的著作《小说修辞学》中表明自己对一个小说家评价的标准，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是一个“向我们讲话，想让我们去阅读，尽一切可能让他的作品能被人读的一个人物”。讲述式的语言更易于达到和读者交流的目的，从而让读者很好的接受作者传达的意思，更易得到阅读鉴赏的美感。沈从文小说中多见这种直接的权威式的语句，从而代替了现代文坛盛行的描摹为主的小说修辞。同时沈从文的小说也没有进入现代主义过度的长篇累牍的客观主义描写的陷阱。现代主义的大肆铺陈的客观描写式的写人方式当然更具有冲击力，可以更直截了当的把自己的主人公赤裸裸的摆到读者面前，但是冲击的同时，它本身也极具破坏力，肮脏与人性最丑陋的一面显露无遗，甚至到了让作者和读者都毫无回旋余地的地步。沈从文的小说用叙述的语言避开了这个陷阱，保持了一贯的用清新、质朴的语言来完成形象的塑造的创作方式。在沈从文的叙述中自然的人性之美温婉的呈现，读者可以尽情想象龙朱是何等的美男子，翠翠是怎么样的灵秀与可爱。
　　沈从文在人物整体形象塑造方面的独特艺术特色，不仅仅是他艺术自觉性的体现，也是他对自然健康人性之美追求的体现。他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也同样质朴而焕发人性的生机。
　　2、在人物语言中，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对话通常仅限一行。但不是说得少就无法让人物鲜活，就无法表情达意。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往往是个性化的，人性化的，意在言外的。
　　看《柏子》中“女人”在整篇文章说的八句话：“悖时的！我以为你到常德府，被婊子尿冲到洞庭湖了！”“猜你妈，忘了为我带的粉吗？”“柏子，我说你是一个牛。”“你规矩！你赌咒你干净得可以进天王庙！”“你命怎么不要去，又跟船到这地方来？”“不要的命才轮到我。”“来你妈！别人早就等你，我算到日子，我还算到你这尸……”“是，我才乐！”
　　女人说的八句话中，有五句话中有脏话，共使用了六个感叹号，两个问号，一个省略号。女人说“我以为你到常德府，被婊子尿冲到洞庭湖了” 、“我算到日子”正是她对柏子的期待使然，在沈从文的笔下，妓女的人情味也没有没有被忘记，只是她没有用文人式的酸语表达，而是用一种更接近真性情的流露的语言来摹写。对柏子是否规矩的质疑也让这个女人的性格更加立体，更像个传统意义上的女人。至于读者认为她俗也好，放荡也罢，直爽也行，甚至于你也可认为她多情，反正作者对她的语言模仿到此算是尽了本分了，再写多了也是费无用功，只能让读者产生阅读上的审美疲劳，于人物形象无益无补。沈从文对这个妓女的语言原味呈现，没有让人感到粗俗不堪，倒是因其朴实真切给人一种真实的动感和生命的鲜活。
　　再来看《龙朱》中的人物语言，女人轻轻的说：“跟着凤凰飞的乌鸦也比锦鸡还好。”矮奴说：“这乌鸦若无凤凰在身边，就有人要拔它的毛……”这两句看似无聊的对白可不是纯说出来好玩的，女人的话可以视为她对龙朱还是赞美的，但又不愿像其他女子那样失了身份的直接夸奖，而是通过夸仆人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可见这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女子，骄傲并真性情，正是敢于并能够配得上美男子龙朱的女子。并且在她的话语中的所传达的信息，也为下文龙朱成了黄牛寨的女婿做了铺垫——女子虽骄傲但毕竟不讨厌龙朱。沈从文对人物语言精练的处理，对于读者了解人物性格，理解人物话语之外的意义有益。这样唯美含蓄的人物对话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比比皆是。
　　沈从文的小说的语言不仅在摹写、对话尽显精辟，连人物的名字也极尽简略之能。通常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连个名字也没有，“妇人”、“男子”、“兵”、“女孩”，“绅士太太”要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他不给人物取名字。即使取名字也没有“庄之蝶”之类的艳名，都是质朴的不能再质朴的“三三”、“翠翠”、“柏子”之类如邻家小孩子的名字一样，不带一点矫饰。沈从文的美在语言之外，简单的语言没有减弱其小说对美的追求，恰如沈从文在一篇名为《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的演讲稿中所写到：“美丽是在文字辞藻以外可以求得的东西”。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把生活和人生中美的部分表现地合人性，沈从文选择用一种含蓄无华的语言将人性的自然之美唯美的表现出来。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小说风格，用最简单的语言打造美的东西，让最简单的技巧焕发恒久的生命力。不卖弄不造作，从这一点上我们对于这个 “边缘人”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不同于一般文人的高贵品质以及他的独特审美追求也可略见一斑。
　　

　二、小说语言平实而不失诗意和蕴味。
　　沈从文小说语言的特点不止于炼字炼句，还在于最平常的语言在他的运用下产生的意想不到的艺术美感和阅读快感。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很少看到过分修饰的连珠妙语，但是读来不失韵味。
　　（一）、沈从文无论写景写人极少用形容词，而是较多地使用实词，如此一来提高了表达的准确性。 用最平实的词描述却十分贴切而富于诗情画意的美感。
　　下面是《边城》的第二自然段：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船将拢岸了，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 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 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
　　整个描写自然背景的段落只出现了“静静的”、“清澈透明”、“慢慢的”三个普通的形容词，在写景状物中极少运用形容词是不很常见的。然而沈从文先生却真真切切的展示了湘西的风情画卷，他是如何做到让词语从平凡幻化为神奇的。我们就从这一段中寻找一点答案。
　　 “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比水山相拥更具神韵、“一篙不能落底”、 “ 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清澈见底之类的形容词也更能说明问题。一定的篇幅展示了一个渡客的场影，具体而生动的场景“心中不安”、“一一拾起” 、“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再普通不过的词语有相当的塑造力，将民风的纯朴富有感染力的流露出来。读沈从文意境怡人的小说，你将知道无论多么艳丽的形容词都是有局限性的，而直正带人入境的也许只是简单平实的语言。如果要入的境又恰好是一个纯朴宁静的水乡，则这样不加矫饰的语言是再合适不过的。
　　整个段落虽未用诗的格律，读来却诗意昂然，平实的语言营造出诗的意境和画的风情，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沈从文的小说中诗意的语言对如诗如画般的水乡意境的描绘是他艺术美学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字引人入胜，成为沈从文小说的一大特色，也成就了中外皆知的湘西美景。
　　除了平实之中蕴含的高雅的语言艺术，沈从文小说语言的单纯性也是成就他美学追求的特点之一。下面我们要探索的就是沈从文语言的这个特点。
　　（二）、沈从文的小说没有文白夹杂的用语习惯，多用简单句式，读来有节奏感，简洁明了便于理解。同时几乎从不运典故，没有卖弄之嫌和愚弄读者之嫌，混然天成的语言质朴而富有亲和力。
　　沈从文的小说中几乎看不到什么典故的运用，也从没有文白夹杂的语言。如果从现代人对文章所谓旁征博引的要求看来，算不上什么上等品。但是沈从文用最通俗易懂的文字营造的每一个意境都充溢着美丽与宁静，并不要“诗云歌曰”来支撑便可以美得让人怜惜。
　　其实小说最主要的目的不过是作者和读者的良好交流，也就是作者与读者对小说的人物与故事情节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韦恩•布斯说，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是一个“向我们讲话，想让我们去阅读，尽一切可能使他的作品能被人读的一个人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像《尤利西斯》这样的大部头，像荣格批评的那样乔伊斯让大多数读者“受到了愚弄”，那些过多用典的小说只适合有相当文学修养的人看，或者说只有大师水平的人才看得懂的话，沈从文的小说则可以接纳更多的读者，水平高的读者可以更加从容的阅读。真正优秀的文学并不见得是做出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沈从文的小说就有邻家老伯讲故事的感觉，一般的人都能接近，带有质朴的亲和力。
　　与沈从文的白话语言不同，在品质如《废都》之类的小说中，现代人还不时地冒出来不文不白的语言，没有美感可言，也不符合小说的时代背景和人物性格，很像一个蹩脚的文人自言自语，显然缺感染力，无法引发读者的相似感受，所描述的对象对读者而言毫无美感可言。沈从文的小说则以读者为本位，用质朴的语言招唤读者对朴实自然的美的向往与认同。正是“大巧若拙”，最高的技巧恰恰是不用技巧，最好的语言修辞也就是没有矫饰的平实质朴的语言。无文白夹杂，不用典故，用最质朴的语言表达状物是沈从文小说的高明之处。没有被官话异化、没有被目的性的修饰异化的语言营造原始自然的湘西世界和淳朴优美的人性，用最质朴的语言感招最质朴的人本性所具有的美好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简明平实的小说语言风格正是艺术形式服从艺术内容的典范，质朴的语言也恰好是沈从文一生对质朴的合人性之美的追求的证实。
　　
　　三、对身体描写和性描写隐讳语言的运用。
　　在简明平实之外，沈从文小说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对隐讳的恰当运用。一向对美的人性不懈追求的沈从文从不反对小说中对身体和对性的描写，而且他用一种不背乎人性的艺术方式将这两样东西唯美的表现出来，这不得不归功于沈从文小说语言的隐讳艺术。
　　（一）、沈从文对生理的隐讳，使他的小说总是能很巧妙地消除读者的尴尬，对隐讳的运用也体现了他对人性的关怀与怜惜。
　　看下面的两段文字：
　　“年龄在这个神工打就的身体上，增加上了些表示‘力’更像男子的东西，应长毛的地方长了茂盛的毛，应长肉的地方添上了结实的肉，一颗心，则同样因为年龄所补充的，更其能顽固的预备承受爱与给予爱了。”（《龙珠》）
　　“这女孩子身体既发育得很完全，在本身上因年龄自然而来的‘奇事’，到月就来，也使她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边城》）
　　沈从文小说中的语言一向是实实在在能明明白白的表达内容的，可是到了要表述身体变化的时候竟用起了模糊的语句。当然这些看似模糊的语句也并不影响表情达意，人人都知道“应长毛”、“应长肉”的地方是哪些部位，“到月就来奇事”也没有人不明白指的是什么。可是沈从文先生就是不直白地写出来。这并不是由于现代文坛有着对生理方面描写隐讳的潜规则，看郁达夫的《沉沦》，“ 那一双雪样的乳峰！ 那一双肥白的大腿！ 这全身的曲线！”……可以说对于生理描写的隐讳，沈从文是不得不写中的最婉转者，自如地游走于似是而非的身体描写，让读者没有半点尴尬。他的小说中读者没机会看到乳房、白皙之类让人想入非非的词语，相反领略到的是难得一见的对人性包括对肉身的赞美之情。
　　沈从文对身体描写语言的处理可以说是他对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的尊重和热爱在艺术形式上的体现。隐讳不是他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只是他达到理想状态的一个手段。沈从文在对身体的描写上要达到的是美感——自然、健康、优美。
　　（二）、比对生理的隐讳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沈从文对于性描写过程中的隐讳。直接的性描写在他的小说中从未出现过，对于性描写的 “讳莫如深”沈从文是通过一种诗意的语言来实现的。
　　“经过龙朱的指点，结果是多数把女子引回家，成了管家妇，或者领导到山峒中，互相把心愿了结。”（《龙朱》）
　　“她要他当真对天赌咒，赌过了咒，一切好像有了保障，她就一切尽了他。到丈夫返身时。手被毛毛虫螫伤，肿了一大片，走到萧萧身边。萧萧捏紧这一只小手，且用口去呵它，想到刚才的糊涂，才仿佛明白自己做了一点不大好的糊涂事。”（《萧萧》）
　　不难看出，沈从文对于性行为的隐讳语言比对身体的隐讳还模糊，在他的小说中性甚至到了几乎隐藏的地步。但他的小说从不回避性这个问题，相反沈从文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达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只是他用了一种更加唯美的语言表达方式，唯美地表现性和性行为。
　　在《雨后》这样一篇以爱情和孤独为主题的小说中，民歌也被用来隐喻性，但就是看不到半个关于性或性行为的词。看看沈从文笔下的性行为是如何完成的。“头上是蓝分分海样的天，压下来，然而有席棚挡驾，不怕被天压死。女人说，四狗，你把我压死了吧！也象有这样存心，到后来同天一样，作被盖的东西总不是压得人死的。”而作家写上面的几句模糊的话的用意不仅是在说两个年轻人的行为本身，而是想探寻某种人生的失落，爱的失落。“四狗得了些什么？不能说明。他得了她所给他的快活。然而快活是用升可以量还是用秤可以称的东西呢？他又不知道了。她也得了些，她得的更不是通常四狗解释的快乐两字。四狗给她一些气力，一些强硬，一些温柔，她用这些东西把自己陶醉，醉到不知人事。一个年青女人，得到男子的好处，不是言语或文字可以解说的，所以她不作声。仰天望，望得是四狗的大鼻子同一口白牙齿。然而这是放肆过后的事了。”不为性而写性，通过性来揭示人性，探索人生的更深层的东西，思索人性的快乐也好，失落也好，这些主题本身都远远超越了性爱本身。沈从文小说对性的隐讳表达也正源于不是为性而性的主题，作家要表达的重点不是性过程，也不是性细节，是性之外的有关于人生人性的东西，性只是打开读者思路的一个窗口，与当代为性而性的写性方式有质的区别。
　　沈从文小说中对性的诗意的唯美的写法体现了他对自己小说中人物的爱和尊重，也就是对人性本身的爱和尊重。一个作者用什么样的语言描述自己的主人公，也就是表明了一种自己对作品中人物的态度。只有当作者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时，才有望引导读者爱上这些人物。当一些当代作家开始用大胆直白的方式来肆无忌惮的描写性时，用污秽不堪的语言，难免会让自己的主人公显得粗俗，甚至让读者感到受辱。
　　沈从文小说语言中对身体描写和性爱行为的隐讳艺术，十分值得当代文坛反思。中国当代文坛自从出了一些较为直白的性描写大部头作品（如《废都》）以来，性描写的狂热之风就覆盖了整个文坛。如果说身体和性都是讨论人生中不得不说的重要话题，而对这些事避而不谈是不合人性的小说艺术，但是过度的不具美感香艳刺激的描写性不再是尊重人性的艺术，而是对人性的扭曲和辱骂。像阿诺德说的那样，“凡是文化教我们所确立的几乎所有完美品格，都遭遇到了强劲的反对和公然的蔑视”。而有审美价值的文学应该像阿诺德所说那样“不以粗鄙的人之品味为法则，任其顺遂自己的喜好去装束打扮，而是坚持不懈地培养关于美观、优雅和得体的意识，使人们越来越接近这一理想，而且使粗鄙的人们也乐于接受”。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低俗性描写狂热主义者的作品明显是道德的反判，对美的藐视，达到的结果就是让自己的作品毫无美感可言。
　　风靡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捷克作家昆德拉用性的描写影射对政治的批判，并让性成为“探讨人的本质的一个入口”，同时让性避免了低俗和小气。 相比之下中国的一些当代作家的拙劣之处则是为了性而性。表现出当代作家的无能本性——对人生命运等问题深刻揭示的无能，对用美的形式美的主题打动读者的无能。
　　沈从文以一种妙不可言的方式解决了这个相互抵触的问题，给性爱身体写而不秽找到了一条诗意的出路，可惜的是我们的当代文人为了吸引大众眼球，为了掩饰自己文章的肤浅和无生命力，选择了将人性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表达，把文章推向了粗俗的境地，还自以为是人性化的艺术。这种误解是世纪之交的文坛的大劫难，性狂热不能让一部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名著，也始终无法掩盖思想性的缺失和人文关怀的匮乏。
　　而在对性爱身体的处理中我们看到，沈从文先生实现了一种对健康优美和符合人性的美的追求。这种隐讳和诗意的语言在不影响小说思想性的同时也成就了先生高贵的文品，这也是当代一些作家可汗颜之处。
　　
　　沈从文在后来曾经表白：“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这句话可以看做沈从文先生对自己文学矢志不渝的艺术美学追求以及他对人性的关照和崇尚的写照。沈从文的小说质朴的语言是他对自然质朴人性的向往和尊重的体现。他小说中平实而不乏诗意的语言以及含蓄而唯美的语言形式，又成就了沈从文的健康、高雅、优美的艺术追求。可以说沈从文小说的语言风格无处不在的实践着他的艺术美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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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 现代性 对抗 共谋
　　论文摘要：沈从文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表面上似乎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
　　1998年，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在其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中以沈从文小说《新与旧》为例，认为应当从中国现代文化的寓言角度重新审视这篇作品：“它揭示的是一个新旧错杂的时代，对于消解单一的线性历史时间，消解现代性的有关‘进步’的整一图景，建立审美主义的多重视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这篇重要的文章为日后的学术研究留下了理论探索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无疑指向了沈从文创作与文学现代性两者之间的纠葛上来。近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着喋喋不休的争辩却又总是莫衷一是，有些学者认为沈从文的现代性本身不证自明，另有人则专门写文章从文本内在逻辑论证湘西系列的现代性因素，当然，也有坚持认定沈从文向来是以“反现代性”姿态出现的。各种观点的碰撞看似有着某种理论自足性，但这种自圆其说往往显得幼稚而脆弱，甚至完全是一种理论自娱。笔者认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历来的研究无疑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向度：其一，现代性本身的全部复杂性；其二，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本身具有的特殊品格。以上两点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渐次走向深人，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澄清问题本身。
　　一、复杂与歧义：现代性的诸多面向
　　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主体化的精神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其客体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断裂”一词在这里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与文学性相触碰的瞬间，可能产生的巨大张力。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的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现代性的这些品格使其内部充满了纠葛，经常出现的悖论使现代性处于不断的调整和重构之中。因为这些不同气质的存在，现代性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客体，在其内部总存在着有趣的对话，显现出繁杂性与歧义性。沈从文的创作无疑参与了这场对话，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文本具有或鲜明或暖昧的反思性，由此被纳人到现代性的多维语境中来。人们经常将沈从文的作品与废名(冯文炳)等人的创作进行比较。其实，如果考量的角度被限定在与现代性关系上，那后者显然较前者决绝和纯粹的多。废名的视点是人的神性，带着浓重的宗教意味，因此与现代性的反思或批判少有暧昧关系，无论是物质的现代化或是精神的现代性都被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沈从文的视点则是人性，虽然人性也常常借助宗教性得以表现，但即使他在那些外表看来极纯粹的湘西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一个与之相对的异质世界，渗进一点桃源外的嘈杂之声，更毋宁说他笔下的那些拙劣的都市小说。这种有意识的反思特征，使沈从文的创作与中国社会／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即在外部物质世界现代化所呈现的断裂中，“眷恋着历史的连续性”，甚至是有意通过对历史的回溯达成对这一“连续性”的有效梳理。对“桃源世界”或过往历史的话语抚摸乃是对正在进行时的“现代化”的呼应。
　　这显然是一个有趣的命题：为何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现代性的反思中使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即更多的借助湘西的边缘文化视点来缝合现代性的“断裂”。这与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相关，也就是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不久前，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经常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并存的奇异的国家。”E23这个奇异模型的建构其实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的情况就因为各种复杂因素的合力作用在中国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具体语境下，我们有必要把现代性拆解为两个不同的范畴，即物质现代性与精神现代性。这种看似武断的拆分在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上无疑具备某种有效性，因为从一开始，这两者在中国就不是同步并行的，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物质现代性的发生在中国显然是被动的，在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秩序渐次形成之后，闭关锁国终于无法抵制坚船利炮的侵袭，而这一切背后直指经济利益。世界格局的现时要求使中国不情愿却必须卷入这场物质现代化的风暴中，但因为其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滞后，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洪流中必然是附属品，甚至是牺牲者。精神现代性的发生则比之稍晚，并且具有非常独特的品性：“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现代性’概念在中国既代表着‘理想’，又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由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并置逐渐成为一种十分明显的文化生态，现代性的反思遂借助两者的对峙展开。另一方面，这种对峙又十分显著的与地域文化直接相关。不仅主流文化形态(即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之间以地域特征为旗帜展开对话(在文学上表现为“京派”与“海派”)，而且非主流文化形态也积极参与到对话中来，或是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提供现实的依据——比如沙丁等作家揭露四川农村社会的作品；或为民族革命提供悲壮的依据——比如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等等。沈从文同样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但显出独特性：在表面上，他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借助对湘西这一边缘文化内景的描述与之对抗；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又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
　　二、封闭的环形：《萧萧》中的现代性自反特征
　　我们以具体的文本来坐实上述关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抗争与共谋这一命题。在实际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对文学的耐心解读，单纯罗列出一些作品附会某个预设命题的现象比比皆是。实际上，与现代性抗争或共谋的行为只可能也必须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文本外化出来，好的作家总是通过文本修辞的巧妙安排来表现他对问题的思考。这里选取《萧萧》和《边城》两篇小说，试图通过对其文本内部呈现出的复杂图景进行解读，从而有效关照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性。
　　对于《萧萧》的来说，沈从文设置了一个圆形的结构。小时起始，唢呐的声响和平稳的花轿支撑起整个画面，让人觉得新鲜。在小说的结尾，又是唢呐声到门前，“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的人们最终也盼到那平稳的花轿。文本叙述在此时封闭了自我，表现出一种寂寞感。小说家同时为这一自足的叙述空间设置了井然有序的线性时间维度，故此虽然不免在时间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波折，比如朦胧的女学生的印象、花狗大的出现、婴孩的降生，但都很快被井然有序的时问流脉扶平，仿佛晴朗夏El水面上掠过的一丝微风，留下些须波纹，但很快就消弭了，分析这个消弭的过程是必要的。花狗大的出现之于萧萧，有如傩送的出现之于翠翠。小说家显然没有流露出任何批判的意思，因为对于萧萧来说，花狗大的出现显然是预示着她即将面临着一个新的人生仪式，就像不久前她刚刚出嫁一样。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仪式带有某种程度的自然性。
　　沈从文细致的给我们展现了这个仪式全部微妙过程，而仪式本身其实正是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剪影。仪式的原始色彩因为其间的山歌而显得更加鲜明：“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花狗大和萧萧的吸引是双向的，“健康、优美、不悖人性”，完全是人存在的一种自然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当她和花狗大野合而怀孕的事再也瞒不住的时候，生存境遇与顺序时间的微妙关系便产生了：
　　“这件事情既经说明白，照乡下人规矩，倒又像不甚么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萧萧次年二月间，十月满足，坐草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洪壮。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喜欢那儿子。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与时间关系的寓言，本身其内部包含着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关于人自身的思考。我们上面说过，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为处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而失掉了一些应有的成分，比如关于人自身的合理叩问。沈从文恰恰从现代性相对稳定的一维入手，关注变中的不变——即人性本体，固而显得与自然的文化生态格格不入。
　　从文本对女学生的描写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沈从文小说现代性的另外侧面，即在上面提到的现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征。沈从文是通过精心编排的修辞技巧来展示这种反思的。女学生在文本中显然是一个内涵甚广的能指，它背后连接着一个与萧萧们的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即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形态的世界。女学生是沟通文本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关键元素。这一元素始终伴随着萧萧的成长过程，成为她心中的一个情结。最初的时候，萧萧对于女学生的态度是暖昧的，“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念到了。”在怀了花狗的孩子以后，萧萧曾把女学生作为自己的某种精神支柱，竟然和花狗商量起来要到城里去寻自由了。“有一天，又听人说好些女学生过路，听过这话的萧萧，睁了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头出处痴了半天。_3j(n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结尾处，萧萧抱着和当年的小丈夫生下的婴儿毛毛，唱歌一般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在这个圆形的、封闭的叙事结尾处，沈从文同时也封闭了关于女学生的故事。萧萧在叙事时间为十年的长度中，对女学生的看法最终又回归到了原初的理解。这种略带讽刺意味的修辞技巧中实际上以安插进小说家对于现代性的某种反思：在一个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的国家，现代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三、突破轮回：“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
　　与《萧萧》中单纯的封闭式结构不同，《边城》虽然仍旧尽力描绘一个遥远的世界，却在环形的故事中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是，在湘西世界平静生活中出现了“他者”——一种无名的、但却人人可感的异质性因素。一个有意思的分析策略是将《边城》中的关键意象做简单的梳理，顺此可以清晰的看到湘西世界田园牧歌生活在《边城》中开始的自我颠覆。
　　应该说，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意象就是那只“方头渡船”，如果说翠翠、爷爷、黄狗还有桃源般的景致天然的定格成一副水墨画，那么渡船则是读者进出这幅奇异画卷的中介，它那么自然的联系着此岸与彼岸，让时间的呈现方式不再和《萧萧》中一样了。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家的手法一如在湘西系列其他作品中那样，以全部的静态雕刻着意让这幅山水画完满，时间在“方头渡船”上来回摇摆，轮回不断，过渡的有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有羊群、有新娘子的花轿，翠翠总是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在平静如水的世界里，甚至黄狗都是没有名字的，一切都在彼岸。然而，“端午”、“中秋”两个意象的出现突然将回环的时间流脉切断，显然，它们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的民俗学意义，在小说中，一直隐匿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在这些线性时间的结点上获得了自我呼唤：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午”和“中秋”意象的出现为翠翠提供了生命的具体场景，小说从永恒的民俗学时间进人到历史时间中去。在故事的结尾出，作家将这样的时间向度坐视，爷爷在夜雨的死亡、白塔的倒掉，特别是二老出走后能否归来的不确定性，都将叙事的时间对准了未来。
　　从另一个维度看，如果说《萧萧》中表现出的现代性的自反特征是通过对循环时间内部的蒙昧的批判达成，那么在《边城》中则着力表现“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我们上面提到的“渡船”意象已然为边城世界打开了一道缺口，外界的异质性因素带着某种强力迅速突破缺口，田园牧歌式的秩序被质疑，“边城牧歌”由此开始了自我颠覆的道路。如果说，《边城》在表象上向我们展示的仍就是一个与其他湘西系列并无不同的田园世界的话，那么其文本背后则实际上关涉着田园世界自身的“自我分裂”，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正是所谓的“现代性”的他者的渗透造成了这种“自我颠覆”。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先生认为沈从文的湘西叙事既是对牧歌环境本身的表达，又是使其土崩瓦解的因素。这正是说明《边城》是在突破了《萧萧》的叙事轮回之后达成“自我颠覆”状态的。
　　四、结语
　　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就会发现几乎沈从文湘西系列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的归纳到人的生存寓言或现代性反思这两个范畴里来。像《贵生》、《会明》、《豹子、媚金、那羊》、《牛》、《柏子》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关于人的生存的寓言，而像《丈夫》等一类小说则更多寄寓着对现代性的某种反思，至于《边城》则两者兼而有之。我以为，沈从文笔下的现代性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的，中国当时文化生态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单一的线性思维模式为依据的激进型现代性，而沈从文对此却表现得不屑一顾。在他的文本中，我们读到的是对现代性全部复杂内涵的解读：包括现代性的自反特质(即反思性)和对人性本体的认真态度。事实上，沈从文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固执可能造成当时人们的误解，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判断。正像他在《阿丽斯游记》中说的那样：“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未来的生存方式?”他选择了后者，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这样的选择却正是一个真正优秀的文学家应该做出的。

　　【

简述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

创作风格

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

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扩展资料：

创作题材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

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

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沈从文

“生命美学观——试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

　　论文摘要：沈从文的文学理想“美在生命”，是沈氏文学批评的根基，是理解沈从文创作的一把钥匙；透过这种文学理想，我们可以看出沈氏的文学目的观——“无目的的目的性”，即这种文学理想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文学批评；美；生命
　　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至如阉寺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貌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吓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与阉人说此，当然无从了解。在沈氏的人生观里，“生命”是人生价值至高无上的尺度。由这种人生价值观，沈从文建立起了他的美学观。’
　　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型，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
　　在沈从文看来，人生可分为两种形式：生活与生命。生活是需要被超越的现实层，而“生命”形式又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动态过程：自在生命形式，“人在社会中的义利取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不为金钱、权势所左右”；自为生命形式，“经‘理性’与‘意志’认识并驾驭人生”；自为生命形式还须“扩大到个人生活 经验 之外”，“粘附到这个民族的向上努力中”，“对人类远景凝眸”。生命具自然性，应是人性的自然张扬，是强健生命力的健康发展；生命又具神性，生命的本质是情感，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美(真善美的统一)的追求——美在生命，沈的文艺美学观。沈从文描述了“生命”的四种基本状态，即原始生命形态、自在的生命形态、个体自为的生命形态及群体自为的生命形态。群体自为即个体自为的一种升华，即“时时刻刻把自己一点力量，粘附到这个民族的向上努力中”。(《白话文问题》)到了这个阶段，“生命”便具有了“神性”。“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美与爱》)
　　不信一切唯将生命贴近土地，与自然相邻，亦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的单纯庄严处，有时竞不可仿佛。至于相信一切的，到末了却将俨然得到一切，唯必然失去了用为认识一切的那个自己。
　　这是两种人生。后者显然是那个丧失人性，失去“自己”的“生活”，前者则是与自然契合的原始人性，即“生命”的最初形式。“一切所为，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的违反。”于是人成为物的奴隶，导致人性的“扭曲”。(《烛虚》)其生命“与自然为邻，亦如自然一部分”，“自然单纯庄严处，有时竞不可仿佛”(《绿魇》)，则表现为“人与自然契合”，是人性合乎自然。从这种认识出发，他颂扬了湘西山民原始的“单纯”、“雄强”与“热情”，即使这种“雄强”与“热情”以“野蛮”形式出现，他也对包含其中的原始生命力予以肯定。沈从文曾说：“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这种人也许野一点，粗一点，但一切伟大事业伟大作品就只这类人有份。”(《(篱下集)题记》)但是，沈从文终究不认为这是“生命”的理想形式。这种符合单纯的“生命”形式，到底还处于一个原始自在状态。“虽不为人生琐细所激发，无失亦有得，然而‘其生若浮，其死则休’，虽近生命本来，单调又终若不可忍受。”因此他要求人对“生命”要有一种从自在状态到自为状态的自觉认识。也就是说，“生命”最高形式，表现为“对人类远景凝眸”的“幻想或理想”。这种多层次生命观，与黑格尔暗合。在《美学》中，黑格尔认为，当自然形象“见出受到生命灌注的互相依存关系时”，就呈现出自然美；然而，植物或动物的灵魂只停留在“内在状态”，不是“自为”的，它的美就受到局限；而“人体现象的无比优越性在于敏感”，因而，人的生命高于动物。然而，“在具有心灵意识的直接现实里也最充分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依存性，使人不能‘见出独立完整的生命和自由’，而‘一切真理只有作为能知识的意识，作为自为存在的心灵才能存在’，为此，人的心灵必须‘从它的在有限的事物行列中漫游的迷途中，解脱出来’，因为，这种生命和自由的印象却正是美的概念的基础。”

　　不管是 故事 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点!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是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的。说的“向善”这个名词的意义，并不属于社会道德那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理解。只看他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若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
　　沈从文要求艺术表现“生命”。这种“生命”，包含着它的现实存在与它内在的趋向(人类向上的憧憬)。这样，文学艺术创作的现实描绘与理想追求，客观反映与主观创造这两个侧面，由“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凝聚起来了。沈从文正是通过这种“美在生命”的文学理想的展示来改造社会，表现自己“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认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如《会明》中的“堂·吉诃德”式的会明的形象，正如屠格涅夫指出的，堂·吉诃德本身表现了对“某种永恒的”真理的信仰，他全身心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承受种种艰难困苦，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会明”的意义溢出了会明形象本身的范围——要信守人类社会中那些具有永恒意义的真理，不为时流所动，并随时准备为自己的信仰承受苦难!这或许就是文学史上说的“第一印象”(接受美学)。这种“第一印象”捕获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精神现象。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也就是人类反省自身灵魂的一面镜子。如浮士德、哈姆雷特、堂·吉诃德、阿Q等。而沈的“湘西”(《边城》)也是可以和陶渊明的“桃花源”、崔颢的“黄鹤楼”、鲁迅的“绍兴”、老舍的“茶馆”等相提并论的。沈着意“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创造出不同于现实的“异在”。“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的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水云》)沈从文继承的正是“五四”的人文理想。虽然没有像鲁迅那样，多侧面揭示国民性种种弊症，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积极寻找改造社会的方式；但沈从文强凋通过人性美的展现和讴歌，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重建。沈从文的文学立场仍然是坚持为人生，为社会，而并非脱离现实的梦呓。
　　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在沈的美轮美奂的作品文字背后，总有一种对“生命”的美丽、庄严所作的歌颂的主旋律及对其受压抑和摧残所生的悲悯。湘西题材和都市题材的分野，表现了亲和乡野、疏离都市，鄙弃阉寺性的都市人，厚爱生命力旺盛的“乡下人”的情怀。杨义在《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书中说到：沈的小说“可以看作北中国古都 文化 心态和西部中国初民文化遗留的审美凝聚物，看作南方的古楚文化遗风和北方远离政治旋涡的文化城中闲适飘逸心境的人性共鸣曲。”
　　人性(“生命”)，是沈从文创作的起点和归宿，他主张“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因此“人性”是认识和评价沈的基石。沈的人性理想主要表现为讴歌健全人性和抨击人性扭曲这两个方面。他认为文学应从表现人性、感化 教育 读者，鼓舞人向上这一点出发，沈自称是“人性的治疗者”。沈人性理想的核心是用淳朴的人性美来改变现实的黑暗，恢复民族元气，重塑民族品格。与“人性”相适应，信仰“生命”是沈整个文学创作的重心。这也就又联系到沈的文学理想，“工具重造”、“经典重造”，用文字重塑民族品性，提升民族竞争力。“在沈从文独具异彩的文学创作背后，是他始终坚持的富有个性特征的审美理想……在寻找和建立理想的生命形式这一根本观念烛照下，沈从文钟情不已的其实是一项重造民族品德、重新弥和人与人关系的实实在在的事业。……(他)不仅没有忘怀过去，而且独辟一片‘湘西世界’，执拗地探求心中美好的人性，讴歌质朴雄强的人生，的确不失为一个兼具艺术才情、文化热肠与独立人格的优秀作家。”
　　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点!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是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的。说的“向善”这个名词的意义，并不属于社会道德那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理解。只看他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若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
　　沈从文要求艺术表现“生命”。这种“生命”，包含着它的现实存在与它内在的趋向(人类向上的憧憬)。这样，文学艺术创作的现实描绘与理想追求，客观反映与主观创造这两个侧面，由“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凝聚起来了。沈从文正是通过这种“美在生命”的文学理想的展示来改造社会，表现自己“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认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如《会明》中的“堂·吉诃德”式的会明的形象，正如屠格涅夫指出的，堂·吉诃德本身表现了对“某种永恒的”真理的信仰，他全身心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承受种种艰难困苦，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会明”的意义溢出了会明形象本身的范围——要信守人类社会中那些具有永恒意义的真理，不为时流所动，并随时准备为自己的信仰承受苦难!这或许就是文学史上说的“第一印象”(接受美学)。这种“第一印象”捕获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精神现象。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也就是人类反省自身灵魂的一面镜子。如浮士德、哈姆雷特、堂·吉诃德、阿Q等。而沈的“湘西”(《边城》)也是可以和陶渊明的“桃花源”、崔颢的“黄鹤楼”、鲁迅的“绍兴”、老舍的“茶馆”等相提并论的。沈着意“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创造出不同于现实的“异在”。“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的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水云》)沈从文继承的正是“五四”的人文理想。虽然没有像鲁迅那样，多侧面揭示国民性种种弊症，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积极寻找改造社会的方式；但沈从文强凋通过人性美的展现和讴歌，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重建。沈从文的文学立场仍然是坚持为人生，为社会，而并非脱离现实的梦呓。
　　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在沈的美轮美奂的作品文字背后，总有一种对“生命”的美丽、庄严所作的歌颂的主旋律及对其受压抑和摧残所生的悲悯。湘西题材和都市题材的分野，表现了亲和乡野、疏离都市，鄙弃阉寺性的都市人，厚爱生命力旺盛的“乡下人”的情怀。杨义在《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书中说到：沈的小说“可以看作北中国古都文化心态和西部中国初民文化遗留的审美凝聚物，看作南方的古楚文化遗风和北方远离政治旋涡的文化城中闲适飘逸心境的人性共鸣曲。”
　　人性(“生命”)，是沈从文创作的起点和归宿，他主张“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因此“人性”是认识和评价沈的基石。沈的人性理想主要表现为讴歌健全人性和抨击人性扭曲这两个方面。他认为文学应从表现人性、感化教育读者，鼓舞人向上这一点出发，沈自称是“人性的治疗者”。沈人性理想的核心是用淳朴的人性美来改变现实的黑暗，恢复民族元气，重塑民族品格。与“人性”相适应，信仰“生命”是沈整个文学创作的重心。这也就又联系到沈的文学理想，“工具重造”、“经典重造”，用文字重塑民族品性，提升民族竞争力。“在沈从文独具异彩的文学创作背后，是他始终坚持的富有个性特征的审美理想……在寻找和建立理想的生命形式这一根本观念烛照下，沈从文钟情不已的其实是一项重造民族品德、重新弥和人与人关系的实实在在的事业。……(他)不仅没有忘怀过去，而且独辟一片‘湘西世界’，执拗地探求心中美好的人性，讴歌质朴雄强的人生，的确不失为一个兼具艺术才情、文化热肠与独立人格的优秀作家。”

解读沈从文的《边城》。论文怎么写，给个提纲？

边城读后感

沈从文是本世纪最为优秀的文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物质文化史专家。对于许多人来说他还是个谜：学历高小，行伍出身，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时间证明，他许多作品今天依然显出极强的生命力。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

《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边城》是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以《边城》等作品享誉文坛，蜚声海外。

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一个旧军官家庭，后因家境转入困顿，刚刚小学毕业、年龄还不满十五岁时，即厕身行伍，到人世间去“学习生存”。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于湘、川、黔边境及沅水流域各地。

三十年代初，沈从文在创作的同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以其在文坛的广泛影响，被视为“京派”作家年轻一代的领袖。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历史的误会”，改行从事古代文物研究，并先后出版《明锦》（与人合作）、《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古代文物图案集及学术论文集。一九六四年，受周恩来之嘱，着手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侯选人。

沈从文1988年5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其北京寓所逝世。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拔款进行了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