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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思修爱国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发布时间:2023-12-08 14:37

大一思修爱国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对于大学生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一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课程。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大学思修论文精选 范文 ,希望大家喜欢!

《把理想信念 教育 放在思想建设的首位》

摘 要: 从党章历史沿革的维度来研究党的思想建设,得出的结论是高度重视理想信念教育、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特别重视和不断加强对中青年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

关键词: 党的建设;思想建设;理想信念

邓小平同志早就讲过:“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苏联、东欧共产党发生政治巨变,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出了问题。纵观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光辉历史,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来教育全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想信念教育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

通过对中共党章的梳理和研究, 总结 我们党在思想建设,特别是在理想信念教育方面的 经验 教训,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一、民主革命时期的党章:以崇高的革命理想教育全党

1921年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注:后文中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均用简称)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要求所有党员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和政策,对党忠诚,并且必须与那些和我们党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2]。这说明,一大的政治纲领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鲜明的战斗性,体现了列宁建党学说的一些重要原则,没有任何机会主义色彩。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22年党的二大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的党章。二大党章的中心内容是加强组织建设和建立严明的组织纪律,特别对党员和干部必须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做了严格的规定[3]。二大还通过了一个《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对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了明确的阐述,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党章的内容,具有很大政治意义。二大的党章和决议对于健全党内生活、指导党员的政治言行、促进党的组织发展与巩固、提高党的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崇高的革命理想、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政治纪律,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特征。

1923年6月召开的三大和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分别通过了两个《党的修正章程》。党的三大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党的四大制定了《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三大和四大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很快就迎来了中国革命的高潮和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党在组织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建党初期的50人、二大召开时的190多人、三大召开时的400多人、四大召开时的994人,到1927年五大召开时已经发展到57900多人,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政治力量。

1927年4月的五大是在大革命处于危急时刻召开的,会议期间没有制定党章。根据此次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的原则和具体要求,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这个修正章程共计12章85条,除了没有总纲以外,在结构上已经与七大党章很相似,是一部比较完备的党章[4]。大革命失败以后,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但绝大部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头可断,血可流,也决不背叛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决不出卖组织机密和革命同志,表现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贞不屈的意志品格,就连国民党阵营中的有识之士也为之感叹不已。这些革命先烈的英勇 事迹 至今仍然激励和鼓舞着当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那些活下来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所吓倒,而是继续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大批农村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新高潮。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这一时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大多数都成为我们党的中坚力量和各级领导干部。这些足以证明,从一大到五大,我们党制定的党章是基本正确的,各级党组织依据党章对党员干部进行的理想信念教育也是卓有成效的。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六大。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六大党章存在一些严重缺点。实际上,六大党章没有解决好的一些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已经逐步加以解决了。1929年12月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员,通过思想教育克服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决议》要求支部要建在连上,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各级党委和基层党支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小农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封建主义思想以及流寇主义和军阀作风。这是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5]

1945年4月至6月,党在延安召开了七大。七大党章与六大党章相比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

1.七大党章增加了总纲部分。在七大党章的总纲部分,开门见山、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是我们党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号召全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全党的理论和思想水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七大党章最鲜明的政治特色。

2.七大党章具有高度的自主创新意识,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思想路线。七大党章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彻底地脱离了苏共党章的影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3.七大党章充分吸取了一大到六大党章(包括《古田会议决议》)的优点,着重强调从思想上建党。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 报告 》中指出:“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和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因此,一切加入我们党的人,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入党以前和以后,更须学习,并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必须抛弃他们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克服他们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没有这种改造,就不能成为很好的党员。而这种改造,又常是一种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并且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党的建设上特别重大的问题和重大的特点。”[6]从刘少奇同志的讲话中,我们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党的七大修订党章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特别强调思想建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武装全党,抵制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广大党员真正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一建党思想影响极为深远。

二、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党章:对执政党思想建设的艰辛探索

(一)八大党章:大力加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

1956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八大。八大党章在思想建设方面的主要创新点,一是更加强调对党员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并且着重要求党员、干部要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日益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把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努力避免脱离群众的危险性。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要求“必须在党的教育系统中,在党员的教育材料中,在党的报刊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7]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执政意识。二是明确指出要提高党员标准。邓小平对此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党的事业的胜利,党对于人民所负的责任的加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的增长,都要求党对于党员提出更高的标准。而且,如果在以前,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的最高理想斗争;那么在现在,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诚然,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是极少数,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个事实。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这是当前党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8]这说明我们党已经开始站在执政党的立场上思考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如何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从而确保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先进性。

(二)九大、十大党章:党的思想建设出现严重混乱

九大是在“”的高潮中(1969年9月)召开的,九大党章仅有12条,文字表述极为简单,突出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九大党章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做了错误的、不科学的论述。

1973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十大。十大党章除了对涉及到林彪的文字表述做了必要的修改,其内容和结构都保持了九大党章的原貌。正如邓小平后来说的那样:“九大、十大搞的党章,实际上不大像党章,党员有什么权利和义务,究竟怎么样才算个共产党员,不合条件怎么办,都没有规定好,需要修改。”[9]

总的来说,在““””时期召开的两次党代会及其制定的党章,是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制定出来的,完全背离了毛泽东过去几十年所坚持的正确建党思想。这就必然在全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和“左”的政治狂热,严重削弱了对党员干部进行科学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教训惨痛。

(三)十一大党章:思想建设的进步与徘徊

1977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大。十一大党章在总纲部分强调要大力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任何特权,同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做坚决的斗争;强调“党员不论何时何地都要以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党的纲领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10]。在条文部分全面规定了党员的8项义务,贯穿了理想信念教育的基本内容;在第19条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中,还明确规定了“领导党员和非党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路线的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11]的内容。这些修改无疑都是积极的和正确的。

但是十一大党章在总纲部分继续沿用了九大、十大党章关于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特别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论述;继续沿用了九大、十大党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的性质以及“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错误论述;继续沿用了九大、十大党章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错误论述等,这些又是错误的。

十一大是在毛主席去世和粉碎“_”以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召开的一次党代会。由于党的领导层还没有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当时还不可能一下子从“”的“左”倾路线和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中觉醒过来,更不可能系统地纠正九大、十大错误的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十一大党章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既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既体现了一种努力向前、稳定团结、共同奋斗的精神面貌,又暴露出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路线的迷信与固执。

三、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党章:不断深化对党的思想建设规律的认识

(一)十二大党章: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新党章奠基

1982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大。十二大党章在加强思想建设方面的主要创新点是:第一,根据七大、八大党章的历史经验,结合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情况、新特点,系统地科学地阐述了党的性质和最高理想、奋斗目标、党的指导思想、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三项基本要求等,形成了一个内容充实的总纲;第二,对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对党员的8项义务、8项权利的表述更加严谨科学;第三,专列“党的干部”一章,明确提出了干部的6个基本条件。

十二大党章专门针对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三项基本要求,这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其中第二项要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要永远为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要制定和实行能够体现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员、干部在工作中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建国以后30多年的历史一再证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搞特权搞腐化、脱离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是最大的危险。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教育全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二)十三大提出了10条党章修正案

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十三大没有制定新的党章,也没有做修改党章的报告,只是对十二大党章提出了10条修正案,涉及十二大党章中的10个条文,共计有13处增删改动。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党要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提出在党的建设上,要走出一条不搞革命、而主要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这些新提法、新论断实际上充实和发展了党章总纲的内容。[12]

(三)十四大党章:对党章总纲进行重大修改,丰富和发展了思想建设的内容

1992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四大。十四大党章在思想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一是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系统概括,充分肯定了这一理论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把这个理论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二是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式写进党章,并且表明这是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长期坚持、绝不能动摇的基本路线。三是把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命题,这对全党来说又是一次重大的思想变革,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解放思想的作用。四是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基本要求进行了重大修改。

(四)十五大党章: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997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五大。十五大党章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邓小平理论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政治报告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新理论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把邓小平理论正式写在党章上,确定为党的旗帜,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是我们党在思想认识上的一次升华。在十五大党章起草过程中,江泽民就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逝世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动摇。”[13]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又明确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14]现在,邓小平理论已经成为对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思想武器。

(五)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的又一次完善

2002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六大。十六大党章最为引人瞩目的修改,是对总纲第一段(关于党的性质和最高理想、最终奋斗目标)的修改;其次是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补充和完善,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单列一段加以论述[1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其思想内涵极为丰富。邓小平理论主要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命题,它进一步深化了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把这个重要思想写进党章,有利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增进党的团结,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六)十七大党章:总结历史经验,大力倡导理想信念教育

2007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七大。十七大党章修改的主要亮点:一是在总纲第七段增写了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6]这是对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丰富和完善。二是在总纲第八段增写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17]这段文字,这是总结改革开放29年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政治结论,它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回应了党内存在的各种思想疑虑。三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总纲部分增写了第14段和第17段,同时大幅度修改了第15段和第16段。在先进 文化 建设这一段,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努力使我国人民成为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有文化的人民”的重大命题。同时提出“对党员还要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18]四是在党章第三条(党员义务)增加了“学习科学发展观”和“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在党章第34条(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也增加了“带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的论述。[19]这实际上是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思想道德和政绩标准。

总之,从十二大到十七大,中国共产党章程经历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这是党的历史上党章结构最稳定、体系最健全、理论创新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党章在十二大奠定的框架结构基本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经过五次党代会的反复修订,现在已经日臻完善,对党的思想建设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0.

[2][3][4][6][7][8][10][11]中国革命博物馆. 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8;22;33;74;177;193.

[5][12] 范平,姚桓. 中国共产党章程研究[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20;36.

[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75-1982)[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233.

[13][14] 李君如.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7:353;353.

[15][1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章程[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6;.

[17][18][19]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章程[Z].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6;14;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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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修论文(新时代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的基本要求就是发自内心地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和尊严,自觉融入到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当中。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坚持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的祖先经过长时间发展锻造了民族统一的早期基础。早在周朝时期,就已经创制了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以各分封诸侯管理地方的政治体制,天下共主统一管理、分封诸侯维护中央权威,形成了天下统一的局面。

经过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在政治体制上强化了国家的统一。汉承秦制,进一步加强了统一的国家政权。从那个时候起,虽然朝代更迭连绵不断,呈现出分分合合的历史轨迹,但中华民族总体上是以统一为大方向。

反对和抵制民族分裂、渴望和维护国家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严厉谴责分裂者和高度赞扬统一者是中华民族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苏武、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集中代表了中华民族捍卫国家尊严、维护民族统一的精神标识,熔铸了中华民族深层的爱国主义精神追求。

扩展资料

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更好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当代中华儿女要更好地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更加关心和捍卫祖国的前途命运、发展战略和核心利益。

更加热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的团结统一,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境界,全身心地自觉投入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中,以更加宽阔的胸怀和更加开放的心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大一思修论文3000字

写作思路:写作部分包括,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认识,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感悟。

来到大学后,我学习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该课程分两部分——思想道德修养部分与法律基础部分。

学习思想道德修养部分,对于促进我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能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我们打下扎实的思想道德基础,而且能够教育我们大家怎样处理好理想与现实、个人与集体、竞争与合作、自由与纪律、友谊与爱情、学习与工作等关系。我们刚迈进大学校门,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会让让我们学会珍惜生活,树立远大理想,领悟人生真谛,加强道德修养,培育职业精神。

学习法律基础部分,通过老师对法律各方面的介绍,使我对法律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作为一个大学生,增强法律意识,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可以让我们更好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掌握国家安全法律知识。了解法律制度,能让我们自觉遵守法律,自觉履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也让我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学会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权利。

我们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并且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要想学好它,掌握它,就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

第一,要注重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的学习。学习思想道德修养课,首先要认真学习它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掌握其精神实质,从而真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学好思想道德修养课的基础,它对提高我们大学生自身的理论素质和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比较中学习。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学会运用这些观点,分析认识现实问题,理论联系实际,这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尤为重要。在比较与鉴别中学习,对以后我们走向社会,认识社会有很大帮助。

第三,要注重行动,在实践中学习。知行统一,强调践履,这是由思想道德修养课的特性所决定的。我们通过学习讨论掌握了这些道理,就谓这“知”获“知”的目的是为了“行”,是为了“践履”。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指出,“不行不为真知”。因此,知行统一,注重践履,就成为这门课的重要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这门课程时要注重知行统一,坚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边获知边践履,从而不断提高思想道德境界,达到完善自身的目的。

大一思修论文范文

大一思修论文 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
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年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历程,主要有四条基本经验:(一)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要为培养人才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育人环境。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舆论氛围。

如果说,育人是学校的“骨”和“筋”,那么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就是“气”和“神”。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二)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必须虚事实抓,虚功实做,软件硬抓,软硬兼施,才能发挥最大效益。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二十年的实践证明,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必须把目标、内容、政策和载体由虚变实,体制、机制、队伍和投入由软变硬,才能真正做到软任务硬化,软意识强化,软指标量化,把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三)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核心是思想政治建设。在思想建设上,要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道德建设上,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在文化建设上,要始终突出思想教育的功能。(四)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要树立大局意识,提高宏观含量。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必须置身于日益丰富和快速变化的社会生活,放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背景下考察,社会急剧变革的大环境中分析,世界新科技革命大格局里研究。拓宽视野,开阔思路。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不能自我封闭,不能自我循环。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心态环境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个中心:以自我成材为中心,学生中出现了考研热、实用知识热、晚自习率高、去图书馆人多的现象。但深入分析部分学生的成材动机与国家的振兴、社会的发展联系不多,主导思想是自我价值与自我奋斗,与党的培养目标,与“四有”人才的标准有较大差距。

两个矛盾:学生自我期望值高与教育教学改革的矛盾,要求改革呼声很高,但一旦改革伤害切身利益,往往表现出不满情绪;学生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落后的文化娱乐设施的矛盾,由于教育投入不足,文化娱乐手段落后,许多学校周边文化是社会低俗文化(影视厅、歌舞厅),不能满足学生高品位的文化需求。

三个压力:学习、经济、就业压力。学习压力,就业市场的竞争,使学生更加注重自我完善,求知欲旺盛,对市场经济急需的新知识、新技能反映敏感。经济压力,由于招生收费并轨,学校出现了部分经济困难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20%,其中特困生占5%。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家庭人均收入800元以下的;特困生是指每月伙食支出80元以下的。

家庭经济能力脆弱,难以支撑学生完成学业。就业压力,人才招录和使用上某些不公平竞争,担心自身才能和发展前程会被无规则的选人用人机制断送。

四个转变:由关心西方思潮(包括政治思潮和文化思潮),转变到关心中国的国情,从80年代的“西方热”转向9 0年代的东方文化热;

由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转变到比较求真务实;由关心国家、关心社会,逐渐转变到关心个人发展机遇,过分关注眼前的机会和发展;由一味地追求出国留学,转变到国内寻求用才之地。

五个更多:大学生在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上往往表现出五个更多。

更多地采用生产力的标准,而不是意识形成的标准;更多地采用市场经济标准,而不是传统道德标准;更多地采用批判的标准,而不是建设的标准;更多地采用“与国际接轨”的标准,而不是“中国特色”

的标准;更多地采用具体利益的标准,而不是抽象的政治标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发生深刻变化。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变化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变化反映了整个社会价值取向演变的趋势。对大学生价值取向演变的评价,应着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着眼于21世纪对人才的需求和“四有”新人的培养。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的主流呈健康向上的趋势,自立、竞争、公平、效率时代意识明显增强。从整体看,多种取向并存;

从个体看,多数学生尚未形成完整的、稳定的人生价值观念,在一些问题上常常表现出矛盾或多变状态。就发展趋势而言,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对利益追求的强化,社会对个人正当利益的肯定,大学生价值取向中消极因素呈增长趋势,如不加强教育引导,势必走偏方向,酿成严重后果。通过调查分析,大学生的价值取向的变化有以下特点:

兼容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社会政策对个人利益的承认和肯定,青年学生开始追求进取务实,协调并重的价值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兼容性。

主体性。不少青年学生在人生价值观上崇尚自我,以个人为主体,注重个人奋斗,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部分学生过份注重个人奋斗、个人发展,集体和协作观念,服务和奉献精神以及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足。在社会活动中愿当主角,而不愿当配角,不愿做重复性、输出性工作,总担心自己被耽误、被埋没、被大材小用。

多样性。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群体取向的多样性。青年学生对成材的设计是多视角、多方位的。(1)以学业为目标;(2)以从事社会活动为目标;(3)以出国、经商、赚钱为目标;(4)对人生未来的发展没有正确目标。

时代性。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公平、效率、竞争、自立的时代特征。

不稳定性。青年学生的人生价值的选择和判断极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处于不稳定状态。部分学生对同一问题的判断,会因为听了一场英模报告或遇到一件不顺心的事情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说明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有很强的可塑性。

矛盾性。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体利益分配的差别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大学生在价值观念上的困惑和矛盾明显增多。一方面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另一方面看到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产生疑虑;一方面在学校接受许多正面观点教育,另一方面看到某些消极腐败现象又感到无所适从。在价值判断与选择上存有“关心与冷漠相容,希望与困惑并存,进取与彷徨相伴,认同与失落交错”的心态。

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社会环境里,确立大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这是高校思想道德建设需要解决的新课题。我们要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时代紧迫感,注视新变化,研究新矛盾,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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