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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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与现代诗派

一、现代诗派的定义及基本特征

30年代初，出现了对新诗艺术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现代诗派。

现代诗派：30年代初出现的诗流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代表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施蛰存、何其芳等人。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象征派的诗主张，提倡写作"纯然的现代的诗"，作品大多不讲究诗形的整齐和韵脚，而以口语和自由的形式表现情绪的节奏，追求诗的散文美，以意象繁复、内涵丰富、组合奇特著称，形成朦胧而晦涩的诗风。诗作多表现诗人. 瞬间的情绪和遐想，被称为"意象抒情诗"。

30年代的现代派是由后期新月派和20年代末的象征诗派演变而成的。戴望舒被称为现代诗派的"诗坛的首领"，他1927年所写的《雨巷》已经显示了由新月派向现代派过渡的趋势，1929年创作的《我的记忆》这首诗，就成为了现代诗派的起点。1932年，施蛰存主持的《现代》杂志创刊(1935年5月终刊)，成了刊载现代派诗并使之独立和成熟的重要园地，现代派诗也因其而得名，1934年，卞之琳在北平编辑《水星》，1935年、1936年，戴望舒等主编的《现代诗风》和《新诗》月刊先后出版，把这股现代派的诗潮推向了高峰，伴随着这一高峰的，是1936 年到1937年大量新诗杂志的问世，以至于作为现代派诗人.一员的路易士认为"这两年是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一个不再的黄金时代"，达到了其创作的极盛期。抗战爆发后，现代诗人.群急剧分化，现代派诗潮也就越过了黄金时代而走向了衰退，其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被40年代的"九叶诗人."所继承和发展。

现代诗派的基本特征：《现代》主编施蛰存发表的《又关于本刊中的诗》，几乎可以看作是现代派诗的一个宣言：《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这里连用，七个"现代"来概括现代诗派的内容和艺术特色，归结起来，现代诗派的基本特征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追求"纯诗"的艺术观。

即施蛰存说的"《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这是一种典型的诗的"贵族化"立场，和早期的象征诗派一脉相承。如果早期白话诗追求的是诗的散文化和明白易懂，实现诗的平民化，那么现代诗派重视的是"现代诗是诗"，仍然追求诗的朦胧美，走的还是"诗的贵族化"那一路。至于诗和时代、人民、生活等外在的、非诗本身所拥有的东西，就更不在他们的考虑和主张之内了。其理论以戴望舒的《论诗零札》为代表。

2、病态的心灵，浊世的哀音。即现代人所感受的现代情绪。

所谓现代人，实际上指的就是远离现代斗争的漩涡，而又对生活怀有迷茫幻灭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所谓现代情绪，就是这群人所特有的精神状态，最典型的就是都市怀乡病。这些30年代的中国现代派诗人.，大都是游离在政党和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来自农村在都市中感受到了传统和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成了都市中的飘泊者和流浪汉，生存在传统和现代、都市和乡村之间。他们感受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痛苦，也体验到了西方唯美派、象征派诗人.笔下对都市的沉沦的深刻绝望，以及颓废的世纪末情绪，五四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是摧毁了他们的纯真信念，所以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使他们转向了微茫的乡愁(对自己出生的田园、传统文化、精神家园的皈依)，"辽远的国土"就成为了他们诗中出现率很高的意象，象征着现代派诗人.灵魂的归宿地和梦中的理想世界，这是一群寻梦者，但是他们梦幻中的乌托邦在地球上并不存在，所以，诗人.们的潜在的危机，是不可避免地经受乐园梦的破灭，从而形成了一种"感伤"的情调和诗绪。

最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心态的，就是戴望舒的《乐园鸟》，这是现代派诗中最好的收获之一。此外，他的《寻梦者》《单恋者》《夜行者》，也都写出了中国现代诗人.身处理想失落的现代社会，努力挣扎的无奈和哀伤，这诗情是现代的， 也是中国的。现代派的诗在内容上存在着一种悲观虚无的思想，现代派的诗人.，有的是一颗青春的病态的心，所以，在这些诗人.的笔下，中心往往是一个"孤零零的我"，远离时代和斗争，咀嚼自己小小的悲欢，所以大都内容苍白、基调消沉。

3、诗艺的突破和创新。即拥有现代的词藻和现代的诗形。

现代派诗人.在艺术上主要受到了法国象征派诗、美国意象派诗运动、以及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潮的影响，拥有现代的词藻和诗形。

现代的词藻：在30年代的现代派诗创作中，"文言语词入诗"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语言现象，对于这些字，他们没有"古"的或"文言"的概念，只要适宜于表达一个意义、一种情绪，那怕只是完成一个音节，他们就采用了这些字，所以说是现代的词藻。如"乃x慰于一壁灯光之温柔"(李广田《灯下》)这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现代的诗形：现代诗派在30年代又重新举起了"诗的散文化的旗帜"，强调打破诗的格律，他们认为，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而整齐的格律会妨碍诗情，就象削自己的脚去穿别人的鞋一样。这似乎是对早期"作诗如作文"的白话诗的响应，实际却有不同的意义，因为他们仍然重视诗的思维和情绪，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诗的韵律，追求诗的朦胧美，走的还是诗的贵族化的路子。正象废名所评价的那样，他说：现代新诗的内容是诗的，形式则是散文的。

但是，现代诗的现代诗形更体现在表层的形式上，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使现代诗趋于成熟境界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诗人.们对中国古典诗传统的自觉继承，他们找到了传统诗中和西方诗相亲和的部分，如"亲切"和"含蓄"，从而找到了把传统纳入现代的合法性依据，从而获得了源远流长的古典文化和诗学背景的支撑。但是他们的继承还是有选择的，主要继承和发展的还是晚唐五代时期李商隐和温庭筠一路"纯粹的诗"的传统，因为温庭筠、李商隐诗中的那种幻象的美感和朦胧的意境，和他们的美学倾向正相吻合，表现出了一种回味深长的品格。

中国四大古典悲剧的窦娥冤

《窦娥冤》是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现实的一个著名的悲剧。十三世纪中叶，由于农业生产受到掠夺战争的破坏和城市经济的畸形发展，高利贷盛行。剧中窦天章借蔡婆婆二十两银子，一年后本利四十两，无力偿还，被迫拿女儿去抵债，就反映出当时高利贷剥削的残酷性。元王朝又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压迫最残酷、吏治最黑暗的时期。窦娥进了公堂，便受到官吏的严刑逼供。糊涂的官吏，听信流氓的诬告，只凭口供定案，而且一审这案，不再复勘，说明当时的法律是十分野蛮、不合理的。窦娥的无辜受戮，更是当时吏治黑暗、冤狱遍地的艺术概括。但是悲剧《窦娥冤》不止于揭示元代社会的黑暗，还赋主人公窦娥以决不妥协的性格。它着重描画她那股惊天地、泣鬼神的如虹怨气，使这个默默无闻的童养媳，化作一颗光芒四射的彗星，划破那笼罩苍穹的黑夜，给人们带来一线光明，给作品现实主义的躯干洒上一层瑰丽的浪漫色彩。作者还以高超的艺术手腕，细致地刻划了窦娥内心的矛盾冲突，和性格的不同侧面，使她成为一个令人同情和崇敬的、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 《窦娥冤》是取材于元代社会现实的一部作品，但它同前代文学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窦娥临刑前有三桩誓愿：第一桩血飞白练，是来源于《搜神记》里东海孝妇周青的故事。第二桩六月飞雪，来源于《太平御览》所记邹衍下狱六月飞雪的传说。第三桩亢旱三年，见《汉书·于定国传》。这三段传说故事或者是事物的偶合，或者是撰书人的编造，其真实性本令人怀疑；但它符合人民的愿望。人们宁可信其有，不原信其无，因此在民间广泛流传。关汉卿在写窦娥的冤情如何感天动地时，将这几个传说故事捏在一起加以渲染，使观众受到强烈的感染。这说明关汉卿被压迫人民的思想感情并具有丰富的舞台经验，他的作品能在当时流行，被称为“当行”作家，实非偶然。七百年来，《窦娥冤》不仅成为我国戏曲舞台的保留剧目，而且最早被译成法文、目文流传国外。由于杂剧的唱腔和说白带有时代性和地方色彩，后代不同地区的戏曲搬演此剧时，多数经过改编。明代叶宪法祖把它改编为传奇《金锁记》，京剧又根据《金锁记》改编成折子戏，其中上演较多的有《探监》、《法场》两折，又名《六月雪》，是近代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经常搬演的剧目之一。这些剧本对《窦娥冤》的人物和情节都作了某些改动，由于改编者没能体察原作者的用心，以致删削了精华而增添了糟粕，很少见妙笔生花，使原作有所升华者。如《金锁记》写窦娥的丈夫蔡昌宗并非夭折，而是赴京途中路过黄河不幸溺水，被子龙王招为驸马，三年后入京考试，一举状元及第；而窦娥也因行刑时天降大雪，提刑官惊骇，急令刀下留人，得以不死。最后，窦天章平反冤狱，窦娥又与蔡昌宗舟中相遇，父女夫妻欢庆团圆。一出控诉封建统治者迫害平民百姓的悲剧，就蜕变为一出歌颂神明、歌颂清官的庸俗喜剧，原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就被子阉割了。 《赵氏孤儿》杂剧是一部历史剧。故事已见于《左传》，但较简略。到《史记·赵世家》和刘向《新序》、《说苑》才有详细记载。杂剧基本上依据史实，但情节上有较多改动。如把故事发生的背景，由晋景公改为晋灵公；把孤儿在宫中藏过，改为由草泽医人程婴藏在药箱中带出；把隐居山中的孤儿，改为被屠岸贾收为义子，在屠府长大后杀屠报仇；把在孤儿长大后为他请封的韩厥，改成为放孤儿出宫而自杀；把本为赵盾门客的公孙杵臼、程婴，一个改为原与赵盾同殿为臣的老宰辅，因愤恨昏君奸臣当道而归隐；一个改为与赵家有交情的草泽医生。经过这些改动，把这场怵目惊心的斗争，写得更尖锐，更集中。《赵氏孤儿》写春秋时期晋国朝廷内外忠与奸的斗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围绕赵氏孤儿而展开的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杂剧一方面揭露了奸臣屠岸贾凶狠残忍的罪恶行径；另一方面写了了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人，冒死历险、慷慨赴义的侠义精神，形成了激烈的戏剧冲突。由于权奸屠岸贾得到昏君支持，气焰嚣；正义一方暂时居于被动地位，历尽艰险，受尽迫害，这就决定了这场冲突的悲剧性。而赵氏孤儿的得以保全，终于除奸报仇，则使悲剧在壮烈之中蕴蓄着胜利的希望，表达了中国人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因此，全剧回荡着一种磅礴的正义精神，形成悲愤而昂扬，惨烈而豪壮的基调，激励人们树立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念。杂剧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而品格崇高的悲剧人物形象。如草泽医生程婴，在赵氏一家三百余口被杀以后，毅然冒着生命危险，接受公主托孤重任，又经过宫门受检的惊恐，特别是当屠岸贾声称要杀尽普国“半岁之下，一月之上”小儿以后，他宁愿牺牲自己唯一的小儿，去拯救普国的婴孩他的思想境界显得更崇高。公孙杵臼疾恶如仇，不与奸佞同朝共事；又见义勇为，宁死不屈去掩护孤儿，表现了一种凛然正气。韩厥本是屠岸贾部将，在大是大非面前，也能深明大义，敢担风险，不惜性命，放走孤儿，自刎明志。即使仅从对话中寥寥数语叙出的人物，如鉏麑、灵辄、提弥明也写得肝胆照人，各具风采。这些悲剧人物的崇高群像，同他们的对立人物屠岸贾的凶狠残暴，骄横毒辣的对照，构成了本剧极其显著的悲剧特色。 纪君祥，一作纪天祥，大都人，生平事迹不详。所作杂剧六种，全佚四种，有佚文者一种，存全剧者仅《赵氏孤儿》一种。继《赵氏孤儿》杂剧出现的戏文有《赵氏孤儿报冤记》。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说的“词颇古质”，“曲名多未入谱者”，当即指此本。今北京图书馆藏明世德堂刊本《赵氏孤儿记》，署“姑孰陈氏尺蠖斋订释”，可能是这个古本的修改本。后来明人徐叔回又作了更大的改动，就是现传的《八义记》。 本剧情节结构也有明显的悲剧性。一开始就在楔子中简要叙述了屠岸贾杀害赵盾一家三百余口的残酷事件，然后集中描写搜孤与救孤的尖锐斗争。搜孤者步步逼紧，救孤者处处设防。宫中搜，有程婴救出；宫门搜，有韩厥义放；普国搜，有程婴舍子，公孙献身。忠臣义士在斗争中一个个为救孤而死，为剧情发展造成了强烈的悲剧气氛。由于正义者前仆后继的斗争，终于让杀人凶手把他所要追杀的孤儿抚养长大，又被孤儿亲手杀死。剧情寓理想于残酷现实，并寓有自设罗网自遭灾的强烈讽刺意味，使悲剧带有中国民族的特色。但本剧对这场惊心动魄的冲突，只说是“文武不和”，过分强调了家族之间的矛盾，未能突出忠与奸的斗争。这一点，后来的改编本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纠正。本剧千百年来，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元明杂剧衰落以后，自清中叶到现在，各主要地方剧种都曾改编演出过，其中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的演出本、马健翎的秦腔改编本和一九六0年王雁的京剧改编本影响最大。此外它也是我国最早流传到国外的古典戏剧著作之一。早在公元一七三二、一七三三年间，就传到法国。一七三四年法国《水星杂志》发表了剧本法文片断，一七三五年巴黎出版的《中国通志》刊登了它的法文节译本。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又在英国几经翻译、出版。此外，德、奥等国著名作家都曾改编上演过。 洪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的家庭，从小就受着良好的文学熏陶，写得一手好诗。后来移居北京，“以诗有名京师”，但性格耿直高傲，常常“白眼踞坐，指摘古今”。师友又多是明亡以后不出仕的名士。所以洪升一直找不到一官半职，在北京做了二十多年的国子监生。康熙二十八年（1689），因伶工们在佟皇后丧期内为他专场演出《长生殿》，被削籍回家。晚年抑郁无聊，纵情山水，在浙江吴兴落水而死。洪升一生写过许多诗，传世的诗集有《稗畦集》、《稗畦续集》、《啸月楼集》。他写过十多个剧本，流传下来的只有《长生殿》和杂剧《四婵娟》，他在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还是由他的剧作赢得的。 《长生殿》是一个抒情味很浓的悲剧。它既是爱情的悲剧，又是政治的悲剧。唐明皇原是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但久安思逸，寄情声色，弛了朝纲，引起权奸搆衅，藩将叛乱，坏了江山，使生民涂炭。自身也落得爱妃殒身，皇冠落地，在凄苦悲凉中渡过晚年。作者巧妙地把爱情故事和政治现实结合起来描写，既写他们沉迷奢侈的爱情生活给政治带来的悲剧的后果，又写他们政治上的松弛、失误促成他们的爱情悲剧，彼此纠缠，互为因果。“三千宫女如花貌，那个春来无泪痕”，封建皇帝的宫廷，向来就是宫女们的牢狱，包括那些失宠的妃嫔在内。只有其中个别天生丽质、又擅长各种技艺的妃子，有可能暂时得到皇帝的专宠，过着一段称心如意的生活，他们的后果也都是不堪设想的。我国历史上所艳传的赵飞燕、杨玉环就是这种人。一个是封建宝塔尖端的皇帝，一个是倾国倾城的女子，他们的结合当然要引起人们的羡慕，包括白居易、洪升这样进步的诗人、作家在内。洪升说李、杨的爱情是帝王家少有的，因此要为他们写一曲爱情的颂歌。历史从中唐发展到清初，好几个王朝，封建经济内部逐渐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上层建筑，伴随着动摇封建伦理道德的个性解放思想，在一夫一妻制的封建家庭里也在滋长着接近于现代个人性爱的恋爱观。洪升在《长生殿》的“传概”里说：“今古情场，有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这种生死不渝、真心到底的男女爱情，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它不可能在李、杨的宫廷生活里出现，因此洪升也只能借用《太真外传》的历史故事来表现他的爱情理想。作为大唐的皇帝，李隆基对杨玉环表示的爱情，一方面是尽可能满足她的奢侈享受，如曲江游赏、华清赐浴，从四川、南海给她取来鲜荔枝等，另一方面是满足她的权位欲望，包括杨国忠的拜相与三夫人的受封在内。这不仅引起宫廷内外各派势力的斗争，同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封建王朝与广大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处在贵妃的地位，杨玉环为了争取李隆基的宠爱，就必然要凭借她的聪明、才艺，投其所好，使他倦于朝政。这样，当他们在酣歌曼舞之中两心越贴越近时，就在政治上种下祸根，在爱情上也酿成悲剧。洪升在《长生殿自序》里说：“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这就是洪升从李、杨爱情故事里总结出来的历史教训。怎样解释在李、杨这样“逞侈心而穷人欲”的帝妃之间却会出现“真心到底”、“生死不渝”的爱情呢？作者认为他们都是天仙下凡的人物，天生有这种真心相爱的情根，因此在尘俗的泥潭里翻了几个筋壮举之后，还会回到天上去，在另一个内无宫嫔争宠、外无奸臣弄权的真空世界里发展这种美好的爱情。还有，作者认为他们在爱情上所遇到的挫折、失败是痛苦的，但他们在失败之后，将会接受痛苦的教训，忏悔自己的错误，洗清身上的污泥，这就是作者说的“败而能悔”。今天看来，未免荒唐可笑，但洪升确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写的。这使《长生殿》中不少场次，尤其是下半部，在描写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时，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作者在当时所可能有的进步的恋爱观，跟上半部描写李、杨宫廷生活的现实主义描绘互相辉映，达到当时传奇创作的最高水平。前人说，《长生殿》是“一部闹热《牡丹亭》”，从容不迫洪升借李、杨故事所表现的进步的恋爱观和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看，可以看到他和《牡丹亭》作者的前后继承关系。从政治上带来的严重后果看，洪升批判了李、杨的宫廷生活；从生死不渝的爱情看，洪升又肯定了李、杨的败而能悔，连带也美化了他们在宫廷生活中的某些表现（如在音乐上有共同的爱好，在患难中能互相体贴），这就带来了主题思想的复杂性。还有一层，作者在描写安史之乱的事件时，始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叛逆的安禄山和误国的杨国忠，以及那些无耻的降官们。作者还通过“侦报”、“献饭”、“骂贼”、“收京”等出戏，颂扬了郭从谨、雷海青、郭子仪等爱国人物。作者对剧中人物所表现的爱憎态度，不管他是否明确地意识到，在当时条件下，读者、观众就会从字里行间、清歌妙舞中隐约受到它所流露的民族意识。明末清初是我国传奇戏创作和演出最盛的时期。洪升由于熟习舞台、精通音律，所以他写的《长生殿》在艺术上既有精雕细琢的现实主义描绘，又有天上人间的浪漫主义幻想，这又带来前半部和后半部艺术风格上的差异。由于作者精心的结撰和反复的加工，这两部分都基本得到了统一，这在我国戏曲史上是了不起的成就。正因为这样，它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人梁廷柟在《曲话》中说：“《长生殿》至今，百余年来，歌场舞榭，流播如新”。还称赞洪升“以绝好题目，做绝好文章，学人、才人，一齐俯首。”

京派小说家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之处。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旧京派作家、学者，我们可以开出一大串的名单：沈从文、朱光潜、周作人、废名、钱玄同、俞平伯、林徽因……这些人的劳作，已形成了一个传统。有关他们的书籍，仍很流行。京派文人，大多带有文化上的某种自觉。他们不太从事政治运动，和时尚文化，亦有距离。今天的文化人，有许多是继承了他们的情调，像王世襄、启功、张中行、冯亦代等。如果有人留心这几代人的思想脉络，当可发现有趣的承传关系。北京文化的“大”与“深”，与这类文化人的存在，是多有原因的。他们的精神品格，抵制了浮躁文化的冲击，在诸多时髦艺术转瞬即逝之后，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背影还刻在文化的路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