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论文

近代文学论文

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发展概况 文学史上产生过各式各样的创作方法，但“主要的‘潮流’或流派共有两个：这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①。当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文艺史上的流派，同作为作家对待现实的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学的创作方法，是在文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时代和作家世界观的不同，又表现为不尽相同的形态和性质。文学一开始就有以描写现实为主和以表现理想为主的两种倾向，这在古代原始歌谣和神话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以后随着时代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在文学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至于二者的名称。则是到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才先后出现于欧洲，②在“五四”前后开始传入我国。

在欧洲，古代希腊文学，特别是希腊的悲剧、喜剧和史诗，就已为这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奠定了基础。恩格斯所推崇的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便富于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而荷马的史诗，就具有更多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和对英雄业绩的歌颂。这时神话的时代还没有完全过去，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经常联系在一起的。经过中世纪而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就更趋完善，出现了像《神曲》、《十日谈》、《堂·吉诃德》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佩斯》那样一些名著。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反映着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要求，作�恢中滦说慕�浇准兜奈难В�词故窍质抵饕宓淖髌罚�捕几挥诶硐牒腿惹椋��幸恢置骼是逍潞屠止鄣纳�省6�裆�勘妊呛腿�蛱崴沟任按笞骷遥��浅32煌�潭鹊匕严质抵饕搴屠寺�饕褰岷显谝黄鸬摹?/P>

到了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先后形成为遍及全欧洲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它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上的反映。它否定一切旧的制度和旧的传统，要求个性解放和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作为一种文学运动，它是对反映君主专制制度要求的古典主义的一种否定。它打破了古典主义的一切清规戒律，带来了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的解放与革新。拜伦、雪莱、歌德、席勒、雨果等，就是这种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继浪漫主义运动之后掀起的，那时资本主义开始走向没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并明显暴露，人们对它也日益产生怀疑和不满。当时，从资产阶级或旧的封建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一些有着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作家，用现实主义的武器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和种种罪恶，并且反对当时那种美化和粉饰资本主义的反动的浪漫主义，一时形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学思潮。这种现实主义，因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其主要特色，所以一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有相当的进步性，在艺术上也达到了高度的水平，产生了像巴尔扎克、狄更斯、列甫·托尔斯泰这样一些伟大的作家和他们的许多优秀作品。

在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也是古已有之，源远而流长的。早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其中《国风》里有许多是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同时，也产生了我国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和他那光同日月的诗篇《离骚》。千古传诵的《国风》和《离骚》，可说是我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开端。以后经过两汉和魏晋六朝，这两种创作方法就日益丰富和发展，并且经常联系在一起。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魏晋六朝的诗人左思、陶渊明、鲍照等，都写过许多现实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杰出诗篇。发展到唐代，就出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空前繁荣的局面，李白和杜甫，集前代诗歌创作经验之大成，分别地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以后在小说、戏剧等领域中，从唐代的传奇，宋元的话本，元代的杂剧，以至明清的小说和传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元代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等，明代如汤显祖的《牡丹亭》传奇等，以及明清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等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学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已经高度成熟。上述这些作品，无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或是两者结合的，它们在概括时代生活的广阔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上，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上，在对人们的美好的生活理想的具体描绘上，以至在细节的真实和情节的典型化上，都分别地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积累了无比丰富的经验。

我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主要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和发展的，所以具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思想倾向上具有批判封建制度、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剥削，揭露封建统治集团的荒淫无耻和穷兵黩武，反映人民群众要求摆脱封建奴役，争取自由幸福的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等特色。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时期的文学，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等作品，就有了反对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揭露和批判他们的罪行和丑恶面目的新的特点，“五四”以后，在无产阶级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动和影响下，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就具有了彻底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解放的新的性质。

根据以上的简略叙述，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文学创作上反映现实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方法，不论我国或外国，都是自有文学以来，就并存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潮流或倾向，尽管在十八世纪以前，文学领域中还没有出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名词。十八世纪末，当近代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刚刚兴起，而巴尔扎克、狄更斯等现实主义作家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德国的席勒在一七九四至一七九六年之间，写了有名的美学著作《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从古代到当时的文学创作方法上的两大倾向。他用“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来说明这两种不同倾向的特点。他认为：素朴的诗的特点是“尽可能完美地模仿现实”；感伤的诗是“把现实提高到理想”，或是“表现或显示理想”。前者打动人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而后者打动人的则是“观念”，是“诗人沉思事物在他身上所产生的印象”，所以，席勒从他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得出如下的结论：素朴的诗的表现方式是“模仿现实”，他们“以现实性胜过感伤诗人”；感伤的诗的表现方式是“表现理想”，他们能够比素朴诗人提供“更崇高的对象”①。席勒所说的“素朴的诗”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而“感伤的诗”就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只是席勒的时代，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没有兴起，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给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因而从发展文艺的需要出发，总结了从古代诗人到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创作实践经验。

到了别林斯基从事文学评论活动的时候，近代现实主义文学已经达到了全盛期，不仅西欧已有了歌德、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大作家的成就，即在俄国，也已有了从普希金到果戈理的丰富的经验，这就给别林斯基以更全面地总结文学经验提供了有利条件。他明确提出：“诗歌可以说是分成两个部门——理想的和现实的。”他认为古代的“理想的”诗歌的特点是“从生活中仅仅汲取崇高的高贵的东西，把一切平凡的、普通的、日常的东西统统抛开”；而当代的“理想的”诗的特点，则是在诗人面前“展开着整个现实的和设想的世界，整个想象的丰饶王国”。“他所矢忠不渝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法则”是他“自己创造”的。他认为，从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到司各脱的“现实的”诗的特点，则是“真实，最高的真实”，“他的人物，是真正的人，像他们实际的那样，应该的那样”，“它不再造生活，而是把生活复制、再现，像凸面玻璃一样，在一种观点之下把生活的复杂多彩的现象反映出来，从这些现象里面汲取那构成丰满的、生气勃勃的、统一的图画时所必需的种种东西”①。

毫无疑问，别林斯基所说的“理想的诗”就是浪漫主义的文学；而他所说的“现实的诗”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

无论是席勒或别林斯基，他们都只从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根据文学创作的实际经验，指出历来作家在创作方法上存在两种基本倾向，但是，他们都不把这两种倾向看作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不能并存的。尽管，就个人的偏爱来说，席勒倚重浪漫主义，别林斯基倚重现实主义，但是，他们又承认这两种倾向的创作都可以得到重大的成就，并不厚此薄彼。别林斯基说得很明白，“应该对哪一种更看重些，这是很难决定的。也许，彼此都不分轩轾，当它满足着创作条件的时候……”①。

到了高尔基时，世界文学己累积了更丰富的经验。除了十八世纪以前的经验之外，他不仅可以回顾整个十九世纪欧洲和俄国的文学经验，而且，他自己就经过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并且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后的历史条件之下，又累积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新经验，因此，他对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基本特点，就看得更加清楚了。他认为从文学创作的原始阶段——神话、传说的阶段开始，就存在这两种不同的倾向。他说：“从客观现实的总体中抽出它的基本意义并用形象体现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在从客观现实中所抽出的意义上面再加上——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推测——所愿望的、可能的东西，并以此使形象更为丰满，——那末我们就有了浪漫主义”。②

高尔基的最大特点是对过去时代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都肯定了它们各自的光辉成就，同时又指出了它们各自的不可克服的缺点，并在这基础上，要求新时代的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地汲取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积极因素；创造新时代、新阶级的文学。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 现实主义的作品据以反映生活、构成形象的原则的共同特点，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偏重于描绘客观的现实生活的精确的图画，描写那些在生活中已经存在或按照生活的规律可能存在的事物，而不是代之以作家自己的愿望。现实主义作家当然也有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在反映生活时也都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爱憎感情，但是，他们的社会理想、爱憎感情以及作品的政治倾向，是通过对生活的真实的、具体的、历史的描绘，通过生活和形象本身的规律自然地流露出来的，他们并不因此而改变生活的真实面貌。这种描写生活的具体性和客观性，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大特色之一。高尔基说：“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如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①契诃夫也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应该“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②”。列甫·托尔斯泰说他的创作“除了意图塑造性格及其活动以外，除了表现性格的冲突这一意图而外，我还有一个意图就是要表现历史”③。

鲁迅的《祝福》描绘了祥林嫂悲惨的一生，写她原来是多么善良和能干，逃到鲁家帮佣以后，如何勤奋地干活，希望用劳动来换取生活的权利，又如何被婆婆卖到山区，如何再一次失去丈夫和儿子。为了摆脱鬼神的‘惩罚”，她用自己的血汗钱去庙里捐门槛作替身，让“千人踏、万人跨”，但仍遭歧视和打击，终于在受尽了人间的苦难后，于除夕的爆竹声中倒毙在雪地里。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读者眼前就展现出一幅幅现实生活的逼真的图画，犹如亲身经历了那种黑暗的时代，了解到那时的劳动妇女血泪的生活历史。契诃夫的《万卡》，也有同样的特色。可怜的万卡在给爷爷的信中所叙述的生活情景和他的天真的希望，是用最朴素的笔调描写出来的，故事是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到处都会发生的最平常的事。读了这篇小说，人们都会感到：这一切全都是真实的，那时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农奴的儿子，在那时是不会有更好的命运的。

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时，曾说“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巴尔扎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就，也正是因为他生动地表现了生活的“直率的真实”。由于对这种“直率的真实”的追求，使得现实主义作家努力于对生活作客观的观察与解剖，并特别重视细节描写的真实性。

现实主义作家表现生活的具体性和客观性，决不等于对生活现象作简单的、机械的抄袭和记录。它所要求的不是对生活表象的“摹写”，而是高度的艺术真实。前面已经谈过，对生活现象不加选择地作机械摹写，即使做到毫发不差，也并不见得就是真实的，反而常常会模糊、掩盖以至歪曲了生活的本质。所以，现实主义的上述特点，总是和另一个根本特点结合在一起，那就是：对生活进行广泛的概括，塑造出典型形象，对叙事作品来说，就是要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

现实主义选取生活中那些有典型意义的现象，予以集中、概括和加工，以揭示生活的本质。祥林嫂和万卡的遭遇，在旧中国和旧俄罗斯，都是有普遍意义的。祥林嫂悲惨的一生，代表着在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重压下千百万旧社会劳动妇女的共同命运，也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作者并没有抄袭生活，而是进行了高度的集中、概括，使读者觉得像是写某个特定的人，“又像是写一切人”①。所以鲁迅认为作家应该“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②。高尔基也说现实主义是“从纷乱的生活事件、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性格中，攫取那些最具有一般意义、最常复演的东西，组织那些在事件和性格中最常遇到的特点和事实，并且以之创造成活画景和人物典型。……现实主义作家倾向于综合、归并他的时代一切人们所特有的、具备一般意义的特点，使之成为唯一完美的形象，③。可见，现实主义重视细节的真实，一来是为了加强真实感，而更主要的却还是为了要更好地揭示生活的本质。离开了这一根本的目标，细节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对生活进行概括，当然容许虚构、想象和夸张。但现实主义的虚构和夸张，不同于浪漫主义。它忠实于生括本身的规律，是实际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叫人觉得合情合理，而不像后者完全可以是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甚至是全属幻想的。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何夫的《套子里的人》鲁迅的《阿Q正传》都是有高度的艺术夸张的，同时又都是人情入理，最真实不过的。像毕里可夫这样的人，直到现在还可以在一些不敢接触新事物、害怕生活的变革的鼠目寸光的保守主义者身上看到他的影子。

上述两个方面，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最基本的特征。对此，卢那察尔斯基曾有过简要的说明：“现实主义艺术一方面认为它的描写对象是本来面目的生活本身，另一方面认为现实主义艺术家并不是一个奴隶似的摄影师和‘自然主义者”，他可“说是用删除、抹掉一系列不需要的细节的方法，突出现实中的典型特征，对这个现实进行加工。”①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可以概括地说，现实主义是指作家通过典型形象，按照生活实际存在的样式，真实地、具体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方法。

艺术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但却不可以把现实主义和真实性等同起来，因为真实性是一切先进的创作方法（如积极浪漫主义）的共同特征。同时，也不能把现实主义与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等同起来，因为一方面，积极浪漫主义也可能塑造典型人物，而另方面，也并不是任何文学样式都能塑造典型人物的。例如，“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的这首诗并不着力刻划人物性格，但却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倾诉了在那“风雨如磐”的黑暗旧中国，诗人愿为祖国、人民献出自己的生命的强烈感情。它同样是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所以，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只是像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的特点，不能把它作为现实主义的定义，否则就会把很多文学样式，如抒情诗，散文等作品排斥在现实主义之外。

现实主义作家如果缺乏远大的目光、积极的理想，在观察生活、反映生活时，只局限于一些表面的、局部的真实，而看不到真正典型的、本质的东西，就容易把现实主义庸俗化，而庸俗的现实主义，就很容易成为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在表面上似乎跟现实主义相近，实质上却正好是它的反面。自然主义的理论家们标榜用自然科学的实验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主张用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待一切社会现象，因此在反映生活时，就强调对生活现象作“纯客观”的记录，反对进行概括和加工，也反对对生活进行主观评价。自然主义的理论认为“社会环境是一群活着的人所造成的结果，而这一群活着的人绝对地服从物理的和化学的规律，这些规律对于活着的人一如对于没有生命的物体同样是起着作用的”①。因而，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他们认为：“这里不要夸张，也不要强调，只要事实，值得称赞的或者值得贬黜的事实。作者不是一位道德家，而是一位解剖学家，他只要说出他在人类的尸体里面发现了甚么就够了。”②可是，实际上“纯客观主义”的作家是不存在的，任何作家都是抱着一定的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去反映生活的。倡导自然主义理论的作家左拉，自己也并没有例外。他在创作实践中，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论去进行创作，而是在许多方面突破了自然主义理论的束缚，从生活出发，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例如，在小说《萌芽》中，他就表现了对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工人的不满，肯定了工人对资本家的反抗和激愤。这些先进的思想感情，正是作家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根本前提。

普列汉诺夫就曾精辟地指出：某些现实主义者（例如福楼拜）“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以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他所描写的社会环境，正如自然科学家对待大自然的态度那样”，然而，“他对当代社会运动的评价却还是非常主观的”③。而那些保守的乃至反动的所谓现实主义者，由于“充满故意地回避当时伟大的解放运动”，就必然“排除了那些具有最丰富的内在生活的最有意思的标本”，“他们所能考察到的唯一的现象，就是平庸的小市民生活的“污秽的泥沼’中产生的‘渺小的思想’和‘渺小的激情’”，这就必然会导致他们的创作陷入“死胡同”。自然主义的所谓“实验的方法”，根本不可能理解“一个社会的人的行动、意向、趣味和思想习惯，不可能在生理学或病理学中找到充分的说明，因为这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①。这里，不仅说明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相通的一面和不同的一面，而且也说明了自然主义的根源和实质。

那些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无动于衷，对生活中的新生的美好的东西漠不关心的作家，表面看来是“客观”的，实质上正代表了一种政治倾向，一种有利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倾向。根据这种倾向进行创作的自然主义作家，恰恰是违背真实的，因为他们只是烦琐地去记录生活的个别现象，不注意生活中真正有典型意义的东西，结果就导致用某些毫无意义的生活细节，掩盖以至歪曲生活的本质。

自然主义用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待人，把人看成是只有动物的本能，消极地被环境和遗传决定着一切的动物。在自然主义者的笔下，不管是什么阶级的什么样的人，都是庸俗的、低级的。丑恶的，充满着兽住和疯狂性的。在他们看来，生活中没有任何美好的、积极的东西。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没落情绪的反映。所以，自然主义的作品，虽然有时也暴露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但主要的却是经常用低级趣味和颓废情绪腐蚀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对生活失去崇高的理想和信心。用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来的作品，并不能真正反映生活的真实，也不可能有艺术的生命力。

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按照生活的实际样式反映生活的本质和本质的某些方面，浪漫主义则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幻想和热情，表现生活的理想。高尔基说：成为“神话的基础”的浪漫主义“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它有助于唤起人们用革命的态度对待现实，即以实际行动改造世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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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人物形象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