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软科学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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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科学的发展历程

2007年是我国软科学事业发展20周年。20年前，人们对这个舶来的概念还很陌生，而今，软科学已和科学技术一样，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非凡的影响，“只生一个好”的提出，“五天工作制”的实行，三峡工程的上马等等，均为“软科学”支撑的经典案例。充满希望的2007年正向我们走来，辞旧迎新之际，本报特奉献一组软科学发展20周年纪实报道，以期广大读者更加了解软科学，运用软科学，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新贡献。1986年8月。一份几经斟酌的讲话稿，送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案头。小平同志看完后，未改一字便提笔批示：“很好，全文发表！”与此同时，陈云同志也批阅了这份讲话稿：“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1986年7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讲话的主题非常鲜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至此，“软科学”就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软科学”研究在全中国落地、生根……舶来的概念，“软科学”应运而生新中国初期到1978年，我国软科学事业开始起步，并缓慢发展着。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首先提出并发展了技术经济学，另外，运筹学和系统科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和普及应用，并成立了众多研究机构院所，培养了一大批软科学研究人才。这期间实施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是我国早期最成功的软科学研究案例之一。追溯“软科学”一词的由来，有业内权威曾专门进行了考证。 “软科学”的涵义最早源于英国出版的《科学的科学》一书。日本是最早使用“软科学”具体名称的国家。1970年5月，日本科学技术厅举办了“软科学讨论会”。1971年日本出版的《科学技术白皮书》正式使用了“软科学”的这个概念。1977年，在日本科学技术会议第6号报告中，给出了软科学的定义。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将正在实践中的软科学研究与此联系起来，考虑到要给我国的这个新兴的、具有巨大潜力的学科命名。时任原国家科委科技政策局局长的张登义回忆，“科学学”、“政策科学”、“决策科学”、“战略科学”等，都曾作为参考方案进行广泛的探讨。但是，这些名称都难以准确概括和描述这一学科的特点。最后，中国借鉴了日本学术界的提法，将之命名为“软科学”。其实，我国“软科学”的实质内容与西方传统的“软科学”范畴是相通的。如果追溯西方文献，早在1914年的一次讲座上，英国学者罗素创造性地将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一切知识系统分为“软”知识和“硬”知识两大类。学者研究认为，西方“软科学”概念从其本身在精确性、具体性和可检验性方面的程度来理解。而中国“软科学”概念更侧重于从决策宗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1993年为中国科学技术蓝皮书第8号《中国软科学》所写的前言中说，支撑民主和科学决策的整个科学知识体系，在国内外简称“软科学”。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成思危认为，软科学是社会、经济等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的系统工程、宏观层次的管理科学以及政治、经济等领域内的决策科学。就中国软科学的内涵和实质，学术界已有广泛的共识。成思危概括软科学研究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其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等包含人为事物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二是其研究方法的综合性，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三是其研究成果是为了支持各级各类的决策。在中国软科学名称确立的过程中，学术界始终强调的一点是，“软科学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时代的选择，“软科学”呼之即出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6年7月首届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是我国软科学事业从多角度、多层次发展壮大阶段。“这次座谈会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事件。”张登义这样描述，软科学界也这样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拨乱反正、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验教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启动，树立了富有新意的“科学”和“民主”在中国的地位。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等著名论断，极大地鼓舞了科技工作者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与此同时，党和国家正在酝酿科技、教育、经济、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从哪里入手？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是当时中央领导集体亟须思考和给出答案的问题。伴随改革开放等各项政策的深入贯彻实施，人们在各类发展与建设的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决策的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很多问题仅凭个别领导人或领导班子的意志已经难以进行正确决策。人们开始探索能够为领导决策提供帮助的科学依据和方法。从1978年以后，很多科学家和领导同志都大力提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增强对研究和解决综合复杂问题的能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要求和呼声，为中国软科学的兴起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张登义回忆，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筹备过程中，时任原国家科委司长的邓楠请示万里，敬请他出席并作重要讲话。那段时间，中央核心领导层正在探寻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问题。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等从“科学为决策提供技术支撑”的角度向万里汇报，引起了万里同志的高度关注。万里同志的讲话引起会议内外热烈和强烈的反应，一致要求全文公开发表。万里同志非常慎重，把讲话稿送呈邓小平和陈云同志审阅，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万里同志在题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大力推行科学民主决策。他指出，“软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各级各类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是为领导决策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软科学研究就是决策研究，就是在把科学引入决策的过程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采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依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从而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新华社在对外发的通稿中，主题也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副题是“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宏观决策的本领”。历史的必然，开启勃兴的阀门20年前的那次座谈会，开启了软科学勃兴的动力阀门。从此，中国软科学名正言顺地积极参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张登义等学者认为，有四类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舞。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者，他们手中握紧一柄由科学和民主浇灌而成的宝剑，在软科学的支撑下，披荆斩棘阔步前行；长期以来在政府各部门从事调研的秘书班子，其工作内容成了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他们也积极地为决策者提供智力支持；一直以来从事软科学研究的科技人员，其工作性质明确以后，软科学成果倍出；还有从事科技管理工作的庞大队伍，成为软科学兴起的最直接受益者。座谈会的成功举行，引起全社会对“软科学”的浓厚兴趣。软科学事业蒸蒸日上。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科技管理”奖项被“软科学”奖项替换，一系列重大软科学成果获得奖励。“若干重要领域技术政策”、“中国人口控制”等课题研究影响深远，成为软科学历史中的经典。1988年，国家软科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为全国软科学研究的路径做了正确指导，也为现代化建设进行论证、规划和管理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就是其中之一。1994年，中国软科学研究会成立，还设有“地方网”、“部门网”，成为从事软科学研究或管理工作的机构、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专家学者，为实现其宗旨自愿联合起来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全国软科学工作者进行了众多重大决策研究，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科教兴国”被确立为重大国策，“技术创新”思想的广泛传播等，软科学工作者功不可没。20年来，软科学的蓬勃发展，是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绝对分不开的。1990年、1991年、1994年、1997年、2002年、2004年……中央在党的重要会议上，不断阐述和强调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从制度建设到机制建设，从程序建设到机构建设，软科学研究范畴得到不断补充和完善。历史跨入了新世纪新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强调，我们党要实行民主执政、科学执政。所有这些，无疑为软科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时代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迫切要求。人们不会忘记，20年来软科学与中国发展的休戚与共、命脉相关。人们不会忘记，20年前那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事件”。学科面纱对于科研课题来说，技术的攻关、最后的成果是最引人关注的，但执行之前的方案制定阶段往往被忽视。为什么要设置这个项目？可行性如何？经济社会效益如何？如何对类似的技术方案进行筛选，集中利用有限的资源？……这些都是软科学需要解决和回答的问题。所谓软科学，是一门立足实践、面向决策的新兴学科，是为决策提供支撑依据的系统科学。”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软科学组织处处长赵刚说，“软科学的突出特点，一是软科学服务的对象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问题的重大决策。二是它集成科学家和社会的意见，为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支撑。第三，它是一门跨学科、跨领域的决策科学。”1986年7月，原国家科委召开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软科学研究被提到了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服务的高度。1988年和199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大力发展软科学”、“加强软科学研究”的号召和要求。这些重要决策奠定了软科学在我国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我国已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软科学研究工作体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软科学研究机构近2000家，研究人员近4万人，每年开展软科学研究项目1万多项。我国软科学工作者开展了许多重大决策问题研究和重大工程项目论证，取得了重大效益，为国家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相对工程建设而言，软科学研究投入少，作用和效益显著，被钱学森誉为“一本万利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