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城市化论文

二次城市化论文

中文免费论文地址集锦
一、 综合类
1、蓝之韵论文
门类较全。

2、学生大论文中心



3、蜂朝无忧论文网

门类很全。
4、论文下载中心

门类很全。
5、论文帝国 。。

寻一篇有关中国城市化的论文字数大概在4千到6千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二

　　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rd .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

　　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
　　四

　　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求 中国城市化道路研究 论文

　　摘要：我国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发展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是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在发挥比较优势和加强产业特色的基础上，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个性鲜明的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

　　关键词：内陆边疆；城市化；边疆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但由于地区之间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异较大，加之改革开放后采取倾斜发展战略，使得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超常发展。目前，这一地区已经形成了城市群及城市带的发展格局，并出现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势态。相比之下，内陆边疆省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无论在城市规模和功能上，还是在城市效应及布局上，都还需要极大地提升和加强。

　　一、内陆边疆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化现状及成因分析

　　所谓内陆边疆是指既有法定国界，又有直接国土相邻的国家，且位居国界线内侧并包括一定内腹地的经济社会区域。我国的内陆边疆地区是特指我国沿边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新疆、甘肃、西藏、云南、广西，这9省区在地缘上同俄、哈、吉、塔、蒙、朝、越、老、缅、印、不、锡、尼、巴、阿15个国家国土直接相邻。辽宁和广西因兼有陆地边境和海岸线，又属于东部地区，故不在此文研究范围内。
　　1.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及城市化现状
　　从经济状况来看，根据1999年统计数据，7个边疆省区的固定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0%、外资投资额占全国外资总额的1.8%。虽然在上个世纪末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及2003年开始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行动，但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总量与结构来看，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普遍状况是经济总量较小，国有企业比重偏大，非国有企业比重偏小，合资及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三次产业的比重除西藏以外，基本上呈现出“二、三、一”的结构，并以传统工业为主体，同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相比较，这些地区的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过小，第二产业中附加值高的工业产品所占的比重较低。
　　从城市发展状况看，该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省有吉林、黑龙江和内蒙。这其中主要是农垦、林区、矿区人口比重大等原因及“县改市”、“乡改镇”等行政区划变动导致城镇人口增加。从城市数量和规模看，见下表：

　　从表中可见，人口超过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只有2个，城市稀缺，大中城市过少。与沿海地区相比，小城市数量较少，规模过小。这种大、中城市过少，城镇布局松散、规模过小的状况，使得城市的聚集效益低，对经济的拉动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得不到有效的积聚和合理流动。
　　2.影响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近代工业大多产生在东部地区。解放以后，由于历史、国际国内政治态势的种种原因，人们总是把边疆等同“边境”、“边防”、“国防线”，其着眼点仅仅是它的政治方面，强调“屯垦戍边”、“巩固边防”、“保卫边疆”等政治的和军事的地位，而把经济价值放在极其次要的位置。加之地处边缘、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信息缓滞等客观因素，就使我国广大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长期陷于落后境地。
　　从政策上看，解放后，中央政府出于平衡布局的考虑，力图改变过去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更由于战备的需要，加强了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形成了一批内陆工业基地，如“一五”期间的156项工程和694个项目中，在甘肃就有16个。在106个民用工业企业中，东北有50个。然而，由于这种倾斜投资大多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项目，缺乏辐射力以致未能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心，其吸收就业和带动经济整体发展的功能较弱，以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的功能差距一直没有消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东部地区依靠特殊政策和率先改革的优越条件加速增长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却相对落后了。
　　从所有制结构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公有经济，而东部地区历史上本来就是具有较好的乡镇企业基础，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又为这一地区引进外资和港澳台资金，以及建立三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而边疆省区的经济主要是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为主体，所有制结构改革滞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较低，没有出现东部地区国有经济、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三足鼎立的增长局面，与东部地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差距。

　　二、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对这两个地区城市化道路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和把握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规律。
　　长江三角洲城市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10，特大城市有上海、南京和广州，大城市5个，中等城市11个，小城市25个。从整体而言，该地区城市密度大，大中小城镇分布比较合理，彼此形成了密切的社会、经济、生活、文化联系，呈现城市带的雏形，空间布局上已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城镇主群。该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加快了小城镇的发展步伐，实现了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市民化的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转化。另一方面，就是大城市的拉动作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正在构造上海国际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的大部分都市面貌，而把传统产业、传统产品转移到了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岸地区，形成物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交流的互补、互利、互动的统一市场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乡镇企业成为城市工业的配套与补缺，改变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有力支援了农业生产，并为中小城镇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长三角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乡村社区自身的力量筹集资金，与大中城市的经济、科技、文化辐射相结合，促进城市化和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城市在人口素质、技术开发能力等方面都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强，其城市化运行机制属于内发式。另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15个城市市长联席会议和沪、浙、苏三省、市的常务副省(市)长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已初步形成，从而该区域一体化进程将进入快车道。
　　改革开放前，珠江三角洲是典型的农业地区，城市化水平很低，发展速度也很慢。1978年，珠三角只有5个城市和32个建制镇，城镇密度很低，每万平方公里只有9个城镇。目前，该地区城镇体系包括特大城市广州、大城市深圳、中等城市5个、小城市18个，以及建制镇401个。城镇星罗棋布，密度达到100个/万平方公里，城镇间的平均距离不到10公里，有些城镇的建成区已连成一片。该区面积占珠三角的总面积不到1/3，但却集中了珠三角一半以上的总人口和3/4的城市人口，以及超过3/4的GDP。

　　与长江三角洲不同的是，珠三角城市化的动力不是来自区内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扩散，而是由大量外资快速推动。这些流入的外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投资者由于成本因素区位选择倾向于小城镇，不仅有效推进了小城镇的发展，而且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联度大大提高，市镇之间通过地理毗邻、产业关联等一系列因素而形成都市区域。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由75%左右迅速下降到30%左右，不仅本地农业剩余劳动力为非农产业全部吸收，而且还吸纳了2 000万外地劳动力，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外资主导型区域非农化过程中，珠江三角洲这种自下而上的、以农村城镇化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是建立在港澳台及外资推动下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
　　三、边疆内陆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可行道路

　　我国东部地区城市群及城市带的形成和发展，从本质而言就是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要素在一定的空间聚集以形成规模效应，而城市就是这一重要的载体。城市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财富生产效应。
　　众所周知，21世纪的经济集中表现为城市经济，经济竞争集中表现为城市竞争。提高城市化水平，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才能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我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在市场化和工业化等方面的发展与东部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可以说，边疆地区的落后就是城市经济的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就成为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
　　首先，以培育优势产业带动区域中心城市
　　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一个区域内总有一二个增长极的超常规发展，从而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联动发展，如深圳、珠海的迅速发展对珠江三角洲以及整个华南地区的带动效应；上海浦东的崛起对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带动效应；厦门对闽南三角洲的带动效应。我国边疆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物质技术基础薄弱，交通不便，城镇化水平低，缺乏具有辐射能力的产业和中心城市。根据区域经济理论，中心与外围地区的发展关系在现实经济中也就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动的关系。因此，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必须沿着中心地与外围地的发展逻辑，以现有的中心城市为发展极，培育支柱产业，重点投入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要素。
　　如何吸引这些要素流入边疆地区呢?
　　一是借助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的机会，采取跟进策略，向发达地区让出来的产业扩展。边疆地区有资源、人力、市场、工资成本低等优势，而东部沿海一带有资金、技术、人才的优势，目前正在寻找出路，让出原来的主导产业，向更高的主导产业转移。要根据优势互补的原则，通过与发达地区的产业合作，发挥资源、技术、工业基础等综合优势，利用“后发优势”，使边疆地区在东南沿海地区目前的水平上起步。
　　二是利用边疆地区现有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发展与邻国的互补经济。边疆地区不可能“克隆”东部地区已走过的发展之路，如广东的外向型加工业；苏南的与城市大工业协作配套的产业；温州模式等城市发展道路。边疆地区只能因地制宜地对外开放，而与邻国发展互补贸易是当前一种有效方式。例如，北部边疆地区包括黑、吉、内蒙，面对的是俄罗斯远东、蒙古共和国及朝鲜，因其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重点应建设农、副、土特产品的生产基地及加工工业基地。同时，可以充分利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周边国家广泛开发经贸往来；西南边疆地区包括西藏、云南，面对的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特别是云南省要抓住湄公河开发的机会，与东南亚各国开发多种经济形式的往来；西北边疆地区包括新疆、甘肃两个省区，面对的是独联体的中亚和西亚地区。这两个地区工业基础都比较薄弱，应利用新欧亚大陆桥的陆路通道带动经济发展。
　　三是借助西部大开发和老工业基地改造，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在实现外开内联双推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党中央提出的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对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两大战略机遇。随着西部重点工程的全部实施和基础设施条件的不断改善，激活西部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存量向西部流动，从而有利于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同时，又带动包括云南、甘肃等省在内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要借助国家政策及资金倾斜，抓住机遇，大力调整工业结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及城市功能的转换，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振兴东北地区的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其次，以边贸带动边境口岸城市的发展。
　　外向型经济一直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珠江三角洲是利用外资的海外销售关系，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利用其成本和质量优势，打开海外市场。那么，边疆地区必须发展边贸经济，以口岸城市为切入点，建立贸易网络及产业带，大力发展外向经济。
　　在我国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发展边境贸易，至少拥有地缘上的、资源上的和口岸上的得天独厚的三大优势。如黑龙江省边境开放城市以边贸为突破口，以贸促工，以贸促农，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开发资源，建立起黑河、绥芬河等各具特色的、不同规模的外贸出口体系和生产基地。
　　最后，以地域经济带动特色中小城市。
　　一个城市可以构筑多种产业功能，但从城市本性来看，只能突出一两项主功能，形成一两项强势产业。今日的城市经济竞争，其实是城市优势产业并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品牌的竞争。“大而全，小而全”就会缺乏鲜活个性与特色。城市的经济建设必须走特色化发展之路，这样才能形成“名城效应”，才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边疆地区经济不仅具有边贸性，而且还有浓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因而，应该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包括旅游业、民族手工制品、民族土特产品等，这些产业应成为各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支柱产业。边疆地区的城市化还应该走上发展个性化城市或者特色城市的城市化道路。纵观世界上知名城市，无论大小无一不是产业特色显耀、城市个性鲜明的功能城市。可见，城市的魅力不在其大而全，而在于其特色和强项。
　　总之，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根据本地区的特点，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特色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形成相互关联的产业带及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在地区之间乃至全国的流动机制。避免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方的产业结构趋于雷同化，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正如一些城市问题专家所指出的，中小城市的城市化在于做精，重点是城市的特色化和专业化，也就是在特色化的产业和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的规模效应及综合功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与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在产业链上的整合。

　　参考文献：
　　[1] 蔡昉，等.制度、趋同与人文发展——区域发展和西部开发战略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 宋栋.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证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 牛德林，等.全方位对外开放与边疆经济的超常发展[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4] 陈振光，宋平.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与协调[J].国外城市规划，2000(5).

急求一篇论文，论文题目是关于小城镇建设的思考．

网上复制一篇，仅供参考。加强小城镇建设与管理 协调城乡发展步伐 【摘要】协调城乡是发展中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重大课题，加强小城镇建设与 管理是协调城乡发展的战略选择，而当前小城镇建设与管理面临诸多迫切需要解 决的，本文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我国小城镇建设与管理，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对策。 从区域经济的空间组织角度可以把城市和分解为两个互为相联的子系统，城 市和农村的联系是必然的，城乡的相互作用关系也是客观存在的，两者应当相互 促进、协调发展。然而“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工农业产品不能平等交易， 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城镇居民与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不平等，加剧了城 乡结构的失衡，使城乡关系遭到了严重扭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 入，城乡联系显著增强，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乡 差距仍过分悬殊”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完整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的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被放在了“五个统筹”的首要位置，成为科学发展观的 集中体现。中央还明确提出小城镇作为新时期化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既是统筹 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致富农民的重要途径，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 问题，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选择。 【关键字】城乡发展，小城镇建设，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科 学发展观 一、加强小城镇建设和管理是协调城乡发展的战略选择 。 1984 年，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老先生在对苏南小城镇发展 状况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认为小城 镇的出现可以使城市和广大农村之间布下相互交流的众多“节点”， 把城乡有机衔接起来，并从和实践结合的角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小 城镇是发展农村经济和农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人口出路的 一个大问题。王学仁认为，“小城镇是城市与农村的连接体和中转站”， “发展小城镇，可以使城乡之间形成一种优势互补、双向互动的经济 关系，实现城镇与农村产业相互衔接、经济有效融合的两性互动和一 体化发展，最终达到‘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功效” 。 小城镇在协调城乡发展中的作用，概括如下： 一）小城镇是城乡交流的平台。小城镇的发展加强了城乡之 间的联系，开启了城乡交融的大门。具体体现在：小城镇是城乡信息 交流和共享的平台，信息匮乏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对 农村的制约尤为突出，在广大农村地区，信息化建设和农产品市场信 息体系建设滞后，农民无法全面及时地得到市场信息，必然农业产业 结构的调整节奏和农产品的销售，小城镇是一定区域内的、经济、文 化中心，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基础设施相对较好，协作 能力相对较强，信息相对灵敏，人才比较集中，是促进城乡信息交流 的最好平台；小城镇是城乡市场对接的平台，我国买方市场已经形成， 城市大量工业品积压，农村商品供应品种少，选择余地不大，同时随 着城市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城市对绿色食品、优质农产品的 需求增大，小城镇成为城乡互通有无、完成市场对接的平台；小城镇 是城乡人才流动的平台，当前我国人力资源的结构性问题突出，一方 面城市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才相对过剩，而另一方面农村急需大量 高素质人才，同时又滞留了大量富余劳动力，小城镇可以发挥在城乡 人力资源的双向流动中的纽带作用，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就业信 息服务工作的开展，引导城乡人才有序合理流动。 二）小城镇是深入农村腹地，传播城市文明和辐射农村经 济的桥头堡。小城镇向处于广阔农村腹地的农民传播了城市的思想 观念、技术信息、管理经验、生活方式等，成为广大农民接触现代城 市文明的媒介。小城镇的发展使许多农民的进城愿望变成现实，率先 进城的农民以自己抚育文明的生活体验，向“后来者”展示着城市的 魅力，为城市化做着无声的宣传。而且小城镇的乡镇在资金方面对农 村的“反哺”作用，使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和机械化水平提高，小 城镇涉农企业的发展有效延长了农业产业链，增加了农产品附加值和 农民收入。 三）小城镇的快速发展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首先，城镇是农村乡镇企业的最佳聚集地，这既可以解决“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侵占耕地、污染环境等问题，又可以资源、环保、规模 效益、公共设施等综合优化理想效果，同时小城镇也是未来变动升级 为小城市乃至中大城市的前提。从农业现代化内涵看，小城镇为农业 环境现代化提供了空间环境，而空间环境是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 化环境的依托和载体，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其次，从农业产业 方面看，小城镇发展为农业产业化提供了必要条件，小城镇发展引导 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小城镇迁移并逐步实 现“农转非”，这样可以实现农村土地的合理流动和土地集中化、经 营的规模化、管理科学化，从而为农业产业化提供条件；第三，小城 镇发展为农民现代化，即农民知识化、智能化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可能， 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居住环境、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文化、卫生、 餐饮、娱乐、信息、保险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为进入小城镇 的农民知识化提供各种方便条件，另一方面也对农民实现非农化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这将促使农民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改变 及文化素质的提高，加快自身现代化步伐。 二、在协调城乡发展中小城镇建设和管理出现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城镇建设迅猛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小城镇的建设和管理也存在着十分突 出的问题，集中体现在： 一）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可能导致“准城市化”现象泛 滥，不利于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虽然 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城乡二元结构，但不利于彻底改变城乡分割的局 面，因为这种城市化模式本身隐含着鼓励农民进小城镇，限制农民进 大城市的思想，是一种在补彻底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不彻底政策。其实 践结果可能使中国的社会结构演变成“农村——小城镇——大城市” 这种三元结构，使不分小城镇既不像城市、又不像农村；生活在小城 镇的居民既不像市民、又区别于农民，从而使人们担心的“准城市化” 现象泛滥。 二） 整体规划不强，布局不合理。规划在先，建设发展在后， 作为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中心的小城镇，必须用成熟 的思想指导其建设，以保证小城镇的健康、有序的发展，但长期以来， 我国小城镇建设缺乏总体规划，存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造成城镇布 局不合理。究其原因，主要有：上级政府缺乏正确的指导和科学的管 理；城镇干部大多来自农村基层，对城镇建设的不是很熟悉；城镇干 部更换频繁，由此带来的短期行为使规划执行丧失了连续性，一方面 使得小城镇数量盲目扩张，布局分散，乡乡有镇，另一方面又使得小 城镇规模过小，难以形成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 三）基础设施不完善，功能不健全。小城镇建设是一项系统 工程，水、电、路、公厕、绿化、农贸市场、学校、扽公共基础设施 必须配套建设，而各种配套性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由于资 金紧缺，许多小城镇的基础设施长期得不到改善，很多小城镇以马路 作市场，人车拥挤阻塞严重；有的小城镇尚未安装自来水，人们吃水 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有些小城镇电力不足，供应不正常，不能 满足乡镇企业和居民的用电需要；小城镇普遍缺少文化、娱乐、社交 场所；还有不少小城镇缺少公共厕所，垃圾堆放场，乱扔垃圾现象比 较普遍。 四）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不利于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并 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是土地资源短缺的国家，因而节 约土地应该成为城市化道路选择的基本前提。而点多面广的小城镇往 往占用大量土地，造成土地的低效率利用，据有的学者估算，这种城 市化道路比起正常的城市化道路要付出8 倍多的土地代价，乡镇企业 职工人均用地比城市职工多 3 倍以上 。从另一方面看，乡镇企业污 染严重，且治理能力远不及城市中企业，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 五）管理混乱，改革滞后。乡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与现行条条 块块的管理关系难以理顺，使之在调控引导过程中受到多方挚肘。镇 政府对税务、工商、信用社、交通、土管所、城建所、供销社、供电 所、派出所、司法所、农口七站等主要部门没有管辖权，只有“义务 “，因而不能形成集中统一领导。如在土地管理使用方面，体制不顺， 思想不解放，对本行政区域外需要用地者有种种限制，将外地人才、 资金、技术等拒之门外，制约了土地等许多因素的合理组合。 三、国外小城镇建设和管理的经验借鉴 。一）美国的小城镇建设和管理经验。1)重视规划的作用，美 国小城镇规划有四条基本原则：一是后现尽可能满足人的生活需要； 二是充分尊重和发扬当地的生活传统，三是最大限度地绿化和美化环 境；四是塑造城镇不同地特点和培育有个性地城镇。同时还要根据建 设需要编制详规。2)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小城镇建设资金由联邦 政府、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共同承担，联邦政府负责投资建设连接城镇 间地高速公路，小城镇的供水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是由州 和小城镇政府负责筹资建设，开发商负责小城镇内社区内的、水电、 通讯等生活配套设施的建设资金。3)重视环境建设，在美国，环境建 设是城镇建设的主要之一，给小城镇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环境。4) 重视城镇特色，追求个性，重视城镇特色是美国城镇建设的特点之一， 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不同面貌和特色的小城镇，那种千城一面、 万镇雷同的现象是见不到的。5)重视建设管理，所谓“三分建设，七 分管理“，一个好的城镇更需要好的管理。美国的城市建设管理经验 主要有两点：一是拥有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二是依法办事，违法必 究的管理作风。 二）德国的村镇建设经验。德国的村镇建设经验主要体现在四 个方面：一是政府高度重视村镇改造和建设，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农业 用地、保护农产品价格的法规，加强管理机构、管理队伍的建设、完 善村镇建设的投资机制，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形成了比较均衡的城 镇结构体系；二是优先考虑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的建设，为改造 村镇的居住环境，提高村镇居民生活的舒适度，政府十分注重基础设 施、社会服务社会设施的建设和各种公益事业的健全完善，且这些建 设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国家补贴和乡镇的税收；三是注重单体设计与整 体景观协调，德国村镇的特点是村落建设与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之所 以能够如此，主要是靠村镇改造规划和设计地调控作用，德国地村镇 建设是建筑设计在统一中寻求特色，在突出特色中满足规划的统一要 求；四是注重环境建设和保护古建筑。 三）英国的小城镇建设经验。英国小城镇建设经验集中体现在 几次规划运动中，包括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运动，新城建设运动，米尔 顿·凯恩斯城建设、中心村的建设等，集中体现了规划在小城镇建设 发展中的作用。 纵观各国小城镇建设发展的历程，虽然和做法各具特色，但都 具有以下几点共同之处：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重视规划的权威性和 按规划实施建设；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服务设施建设；重视人文 环境的继承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四、加强小城镇建设与管理，协调城乡发展的对策。 作为协调城乡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的小城镇建设既具有世界小 城镇建设和管理的一般特点，同时又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所以我们 可以在借鉴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小城镇建设和管理的经验，并结合我国 的实际，寻求加强中国小城镇建设与管理的对策，以促进呈现协调发 展。 一）规划，合理布局是基本前提。要遵循城镇化发展，按照 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要求，抓紧编制统一协调的小城镇发展规划， 并将其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镇规划必须突出科学性， 要按照小城镇建设的发展规律办事，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打 破原有陷阵行政区划的限制，在布局上确定好小城镇的性质、功能和 基础设施规模，注重实效，使小城镇成为联结农村与城市的纽带和桥 梁。小城镇建设规划必须面向“三农”，坚持把“农村化、农村化、 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作为发展目标，统一规划，适度超前。建 立完善的规划编制与实施以及监督反馈的管理制度，保证规划的有序 进行。同时，小城镇建设规划还需突出重点，注重特色，反对遍地开 花、平衡推进的做法。 二）增强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最终目的。可持续发展是 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小城镇建设必须坚 持以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为中心，正确处理好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 展、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大力实施“蓝天、碧水、 绿地”和“美化、净化、亮化”工程，坚决淘汰和关闭严重浪费资源 和污染环境的，通过合理布局规划，协调新城和旧城的关系，保护古 建筑，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现代建筑，创造优美、和谐、舒适的 城镇环境。 三）深化小城镇综合配套改革是重要内容。加强小城镇建设 必须深化改革，进行体制创新。首先，要全面落实小城镇户籍制度改 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确保城乡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积极为城乡人 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创造有力条件，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其次，要 创新小城镇建设资金筹集的渠道和机制，摆脱对财政的依赖思想，运 用城市经营理念，盘活城市公共资产，走资本运营的路子，在城镇土 地转化和升值、房地产增值中筹集建设资金，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加快城镇公用事业、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培育资本市场，最广泛地吸 引社会投资，理顺财政关系，完善小城镇地财政管理体制，从制度上 保证小城镇建设的稳定的资金来源。 四）努力提高小城镇管理水平是根本保证。美国小城镇的发展经 验告诉我们，城镇“三分在建，七分在管”。而我国小城镇发展的现 状却是很多城镇“重建轻管”，“有硬件，无软件”。因此，抓好小城 镇建设的同时，必须提高小城镇的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