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与世界杂志

故乡与世界杂志

“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变成了路。”出自鲁迅的《故乡》。
《故乡》简介：
《故乡》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21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
小说以“我”回故乡的活动为线索，按照“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的情节安排，依据“我”的所见所闻所忆所感，着重描写了闰土和杨二嫂的人物形象，从而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破产、农民痛苦生活的现实。
同时深刻指出了由于受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劳苦大众所受的精神上的束缚，造成纯真的人性的扭曲，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创作过程：
作者鲁迅于1898年第一次离开老家绍兴，“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1919年12月，最后一次回故乡绍兴接他的母亲等人来北京居住。
从《鲁迅日记》中可以了解这次回乡的经过：1919年9月，鲁迅卖掉了绍兴的老屋，添了些钱，买了北京西城新街口附近八道弯宅第。11月修葺完毕，21日“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弯宅”。26日鲁迅“上书请归省”。
12月1日，由北京动身回老家，4日晚“抵绍兴城，即乘轿回家”，在家乡处理搬迁事务，大约住了二十来天。12月24日“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29日中午抵达北京，“下午俱到家”。往返大约29天。
《故乡》的故事情节便是根据这段生活经历演绎而来。不过这只是触发故事的一点，而作品真正反映的却是更为广阔深邃的社会背景。
《故乡》创作于1921年1月，最初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九卷第一号，后来由作者编入小说集《呐喊》。
鉴赏：
氛围描写

这篇小说中有两种氛围，一种是沉重、灰暗的，一种是轻灵、欢悦的（前者如开头和靠近结尾的景物描写，后者如写到闰土在月下的西瓜地里的情景），这两种氛围仿佛明暗两种光同时投射到一个物体的两面，给人一种复杂、丰富而美好的体验和感染。
对比艺术
这篇小说通篇采用对比的艺术手法，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结构的安排上。首先， 人物形象自身形成鲜明对比。其次，形象与形象之间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闰土和杨二嫂， 在思想性格和生活作风上就有鲜明对比。再次，小说在结构上，前后形成鲜明对比。
《故乡》通篇采用了对比艺术， 但并不简单的生硬拼凑，而是把人物刻画同景物描写巧妙的穿插、溶汇在一起，使整个作品构成一幅色调十分和谐、鲜明的图画，蕴含深沉，意味隽永。小说的对比艺术主要有三个特点。
首先，《故乡》的对比是用纯一色的白描手法来体现的。作者的语言精确朴素， 不加任何雕琢， 运用白描手法，再现了“ 我” 回故乡，同亲友邻居各类人物相处的生活场面，揭示了生活变故和人事变故。其次，《故乡》的艺术对比中, 渗透着浓郁的诗情。作者对故乡、对劳动人民的真挚的热爱，都熔铸在作品里。再次，《故乡》的艺术对比里， 蕴藏着深沉的人生哲理。

鲁迅《故乡》为什么成为日本定番教材

鲁迅《故乡》在中国可能不是最受欢迎的，但是在日本，《故乡》是我们最喜欢的作品。——藤井省三

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永远是一个具有话题性的作家。近几年，关于鲁迅作品是否应当从教科书上删除的话题，就一直被来回炒。

赵瑜认为，青少年过早接触鲁迅，倒不如接触宫崎骏。

蒋方舟也曾说：“在课本上读鲁迅的作品，恍如隔世，简直觉得自己所在非人间……教材删去鲁迅没什么大不了，我想跳出鲁迅的语境，去好好地看看这个世界”。

这些持赞同意见的人，大多觉得鲁迅文章晦涩难懂，没引起学生兴趣，反而让学生暗自生怕。更有一部分学生调侃：“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

鲁迅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精神象征，真的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不适合青少年学生来回研读了么？

我觉得，不尽其然。

如果“鲁迅的思想已经过时”，“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鲁迅了”，那何以日本却将鲁迅作为“国民作家”进行研究？何以将鲁迅的《故乡》选入日本的语文教材，成为保留篇目，延续至今。只要上过学的日本人，都读过鲁迅的作品。更有部分青少年，不只是作为应试教育研读鲁迅作品，而是出于个人阅读喜好而研读。

可是，对于很多中国的年轻人来说，鲁迅是非常陌生的。“去鲁迅化”实质上是人文理想教育的缺失，是我们精神追求的一种退化和矮化，是文化的悲哀和民族的悲哀。

1972年，鲁迅《故乡》首次被介绍到日本，并发表在杂志《大调和》第一卷第七号。此后,在日本不断有各种翻译版本出现。早在1930年代,日本的外国语学校采用中文版《故乡》为汉语教材。1953年,竹内好面向青少年翻译的《故乡》在筑摩书房发行,后被教育出版社收录为初三学生教材。1972年中日友邦正常化以后,日本通行的六套国语教科书全部收入了《故乡》,且一直使用至今。《故乡》被称为“稳定教材”,读者达到几千万人以上。

鲁迅《故乡》为何会成为日本的“定番教材”？

因为教育需求

日本人把鲁迅《故乡》放在了中学阶段学习，主要目的就是要引导青年人理性地看待人生，正确面对将来走入社会后再次面对故乡时可能差生的心理落差。

是不是感觉很高级？这真的是我以前读过的《故乡》吗？感觉自己读了个假的《故乡》。

看了日本人《故乡》的教学目标后，我终于理解了我为什么当时没读懂《故乡》。

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是怎么通过《故乡》一篇文章来引导学生人生观的。

社会是现实的，会遇到失望，但不应失去信心

小说中，鲁迅对故乡一直怀有一个美好的回忆。但当鲁迅回到故乡后，看到的全是萧索的荒村，内心就悲凉起来。因为这和记忆中的故乡相差太远。每个人都会离开自己的故乡，前往更加繁华的城市。时隔多年后，再回故乡，通过记忆的对比和外界的对比，就会对故乡充满失望。

可鲁迅在感受到对故乡“现在”的失望后，是不是就放弃了，没有。他仍然对未来抱有希望。“朦胧中，眼前展开了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天空管着一轮金黄色的圆月。他在这种美好的景象中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对社会失望却又不失去信心的思想在青少年成长的时期是必须具备的素养，社会从不需要愤青。

纵观现在的很多人，从小地方到大地方，再回到故乡的时候，唯有鄙视。这不就是缺失了对故乡的信心么。

世事无常，要学会接受改变

闰土是鲁迅儿时的好友，回到故乡，当鲁迅激动地叫了一声：“闰土哥”，而闰土默不吭声。之后又喊了一声：“老爷”。儿时那个会笑着叫自己“迅哥儿”的伙伴、朋友已经不见了。

“我竟与闰土隔绝到了这地步了”，我想当鲁迅在小说里写这句话的时候，内心是有失落感的。小说里，闰土是被吃人的社会吃掉了。但无论身在那个时代，有那个社会不吃人呢？人与人之间，再好的关系，都会因为贫富差距，学识差距等等阻碍产生质变。很多深厚的友谊，会随着时间的过滤褪色？人与人的关系，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让学生从《故乡》中学会思考时代与社会变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友情、爱情、亲情等等）。懂得世事无常，要学会坦然接受任何事物的改变。

这种对人生观的实际指导作用的小说，对学生价值观的树立是具有很重要作用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年，《故乡》能成为日本“定番教材”的真正原因。

<<唯一的听众>>

1.第一天：我要帮帮他！
第二天： 这个小伙子很用功，是个好苗子。
不久： 有进步，我的帮助有效果。
后来： 小伙子琴练得很有进步。
2.我指了指琴，摇了摇头，意思是说我拉不好。

“我”为何无话可说——鲁迅《故乡》中的“失语”现象新解

鲁迅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人物对话中断和失语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又大都发生在代表启蒙话语的、具有现代性思想意识的知识分子与落后不觉悟的群众之间，据此很多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鲁迅的这些小说旨在说明古老中国的“厚障壁”和“铁屋子”是窒息和扼杀中国人的罪恶渊薮，必须全力打破，才能使昏睡于其中的大众醒悟。毋庸讳言，这样的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道理，却有僵化文本之嫌，忽略了鲁迅思想更复杂的层面。本文拟通过对《故乡》中“失语”现象的分析，重新解读《故乡》主题的复杂性，从而达到对鲁迅思想多面性的重新理解。 分析《故乡》中的“失语”现象，要从《故乡》中的对话说起。在《故乡》中，叙事者“我”返乡后所进行的重要对话共有两次。第一次是与“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对话。杨二嫂人未到声先到，然后又套近乎地说“我还抱过你”，而叙事者“我”的反应是“愕然”、“愈加愕然”，接下来便是这场对话的主要内容：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那有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以往的研究者大都强调这段对话反映了杨二嫂作为小生产者的无知与自私自利的心理，进而得出鲁迅意在批判“国民劣根性”的结论。但如果我们把这段对话拉入到更大的历史语境中，仔细辨认这段对话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就会发现这寥寥数语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小说中的叙事者“我”是一个从“故乡”到城市读书，并且在城市谋生的知识分子，此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说明“我”在城市的生活也并不如意。但尽管这样，杨二嫂还是把“我”想象成了一个在城里做官的人，并且向“我”索要一些旧的物品。杨二嫂这样来想象小说中的“我”并向“我”索要旧物是毫无道理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从传统读书人在“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中所承担的重要作用说起。 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士、农、工、商这四大阶级，形成了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社会分层。作为社会中心的士大夫阶层，是通过制度化的“科举”从民间选拔出来的精英，“科举”保证了精英来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以士大夫阶层为重心，传统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浑然一体，表现出了有机的融合。在传统中国，士大夫阶层通常一身兼二任：在朝廷辅助君王治理天下，在乡野则作为道德表率和地方精英领导民间，是帝国王权制度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汉唐时代的儒生们走的是往政治发展的上行路线，身份更多地体现为帝国的士大夫，而宋明以后由于佛教和理学的内在转向，士大夫们从单一的上行路线转而下行，注重民间的教化职能，身份从士大夫变为士绅。由于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只到达县一级，在地方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有很大的权力真空，而这一权力真空正是由地方士绅们所填补，这样在民间就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自治性质的“士绅社会”[i]。士绅镶嵌在乡村的家族宗法关系和城市的地域、邻里关系之中，与中国的基层社会有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他们通过乡约、乡学、社仓、赈灾、调解以及举办各种公共事业，在乡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些士绅虽然具有科举考试所正式赋予的国家功名，但他们的权威更多地来自民间，来自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威权。[ii]所以，他们在一些情况下是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非正式延伸，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又是乡土利益的代表，与国家进行利益博弈、讨价还价。[iii]士绅的产生与发展都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联，科举制度是“国家—士绅—民间社会”产生良性循环的大动脉。而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则瓦解了士绅产生的基础，其结果是使一个被我们今天称为“知识分子”的新阶层开始在中国出现。台湾学者张灏认为，与传统的士绅阶层相比，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其特殊性，传统士绅与他们所来自的乡土社会有着密切的有机联系，他们是当地的精英，不仅有影响力，也可以发挥地方行政领导的作用；而现代知识分子则多半脱离了他们的乡土社会，寄居于沿江、沿海的几个大都市，变成了社会的游离分子，他们赖以生活或活动的组织，常常就是报纸杂志、学校和学会三种制度媒介。就他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来看说，士绅阶层的文化认同较高，而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较弱，他们常常徘徊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带有强烈的游移性、暧昧性和矛盾性。[iv]他们的这种身份的模糊性与待定性也经常让他们处于一种存在的合法性焦虑之中。 了解了这样的背景，再回过头来看这段对话，我们可以发现，杨二嫂认为“我”在城里“放了道台”，说明她对知识者的印象还停留在“士绅社会”。所以她也是按照“士绅”的标准来看待“我”。传统的读书人很多都是受到了族人和同乡的资助才得以考取功名[v]，考取功名后回报家乡，保一方平安。[vi]正如费孝通所言，“全族人合力供给一个人去上学，考上了功名，得了一官半职，族人都靠福了”。[vii]杨二嫂虽与“我”不是同族的人，但结合她的自我描述（曾经抱过“我”）和“我”对她的称呼（二嫂）来看，至少也是较为亲近的邻里。这样的关系即使得不到“道台”太大的帮助，但跟着“道台”沾点光、索要点旧物还是合情合理的，这也可以说明她潜意识里还保持着对科举时代“士绅”的美好记忆。而“我”作为一个上新学堂的知识分子，在城市的空间艰难谋生，已经二十年没回故乡，基本斩断了和故乡的关系，与传统的“士绅”的形象相去甚远。作为一个具有反思精神的“我”，应该能够意识到故乡的凋敝是与“我”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的离去有着密切关系的。“我”作为一个从“故乡”走出去的读书人最后却远离了“故乡”，无力给杨二嫂们任何切实的帮助，哪怕是给他们一些笨重、破烂的木器，所以“我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故乡》中的第二次重要对话发生在“我”与闰土之间。少年时代的闰土与“我”尽管分属不同的阶层，但却有着不受阶层和礼教“规矩”约束的共同的话语和兴趣。而二十年后进入成年世界的两个人在故乡重逢之际，归来者的我”仍然保留着少年时代的心境、兴奋和语言，同时作为现代知识者的“我”也不再讲究身份的尊卑意识与礼教“规矩”，但是，在“我”兴奋地喊出了充满少年时代真情和重逢喜悦的“闰土哥”之后——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闰土为什么非要如此固执地叫“我”老爷呢？是闰土麻木吗？是闰土忘记了和我曾经的友谊吗？如果结合前面对杨二嫂的分析来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这里面所传达出来的依然是故乡人对传统社会制度和民间伦理的依恋。“老爷”显然不是闰土对“我”的特别尊重，而是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而存在的。这个象征符号作为维系乡村秩序与伦理的重要一环，曾经给闰土们带来了诸多的福利和保护。闰土似乎比“我”更清楚一套完整的伦理秩序对于乡村的重要性，即使“老爷”这个符号已经失效了，他也还在固执地维持，任凭母亲怎样纠正，他都不轻易改口。这里面甚至蕴含了几分悲壮。而“我”虽然意识到老规矩有很多不妥之处，但“我”应该知道闰土的苦难并不完全是来自于这些老规矩，相当多的一部分其实是来自于那些以改变老规矩为名加强对闰土们的控制与剥削的变形的“现代改革”。这种变形的“现代改革”破坏了老规矩，又形不成新的取代力量，使乡村陷入了无序的状态，使闰土们无所依托。而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我”对此也无能为力，因此只能哑场和失语。 在《故乡》中，鲁迅并未采用“五四”时流行的“全知全能”的外来者叙事模式，而是采用了第一人称的“限制叙事”。虽然在小说中，叙事者“我”仍然是外来的，依然存在着“看”与“被看”的关系，但这时的“我”已经不是无所不知、真理在握的“启蒙者”，而演变成了一个面对乡村的文化与意义世界，不断失语的“困惑者”。在这里，鲁迅的意图已经不是简单地批判宗法的乡村使闰土们变得愚昧、麻木，而是更为复杂地记录了两种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的一次特别的相遇，把剖析的笔指向了现代知识分子自身的灵魂，传达出对描述另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之不可能性的反省。 可以说，在《故乡》中存在着的人物对话中断和失语的现象是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往往和鲁迅小说的其他几种叙事模式交融在一起，对小说主题、意蕴的丰富与深化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鲁迅小说鲜明的诗学特征之一，也是打开鲁迅小说世界之门的一把钥匙。通过这把钥匙，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鲁迅思想的复杂性——鲁迅正是通过对回到故乡的“失语者”、困惑者等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揭示了现代启蒙主义话语自身的悖论：启蒙是一束光，它在试图照亮世界的时候，却忽略了自身内在的逻辑黑暗。这样的逻辑黑暗在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中呈现为这样的景象：一方面他们认为传统的文化形态压抑了一个有生气的乡村，并希望用启蒙精神对其进行改造；另一方面，在对乡村这些规范而理性的话语进行无情地瓦解的同时，他们却无力从这个话语的圈套中跳出来：在猛烈地冲锋中，他们似乎离开了这些理性共同体，然而，鲁迅惊奇地发现，他们转了一个圈子之后，又以一种背反的方式回到了出发点。他们似乎无法“告别”这个理性共同体和这个理性共同体的构成部件——乡绅、礼仪、迷信，等等。虽然他们可以用深邃的怀疑将这一切批得体无完肤，但他们的话语也在这里停滞，他们无法穿越这浓厚的屏障，在广袤而复杂的乡土中国找到一种替代性的力量。[i]“士绅社会”（gentry society）这一概念，最早由费正清提出。参见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正中书局（台北）1995年版，第104－106页。[ii]关于士绅威权的论述，参见费孝通：《中国绅士》，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9页。[iii]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330页。[iv]张灏：《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v]一直到近代，许多作出杰出贡献的成功人士都是得力于这种家族、宗族内部的救助。如国学大师钱穆早年丧父，其家就曾依靠族中“义庄”的资助，使钱穆得以完成初级教育。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家境也极其贫困，族中有的资助他学费，有的资助吃喝，有的提供住处，通过家族的“集体培养”才念完中学。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三联书店1998年版；于是之：《幼学纪事》，《中国青年》1983年第5期。[vi]比如宋代范仲淹做官以后，就在苏州一带买良田十多余顷，将每年所得租米计口分给同族子弟，至南宋理宗时期，范氏义庄已经增加到三千多亩土地。自范氏义庄之后，许多官员竞相仿效，逐渐形成了一个传统。参见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4－45页。[vii]费孝通：《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