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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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技术具备临床可能性，但是从动物试验到最终的临床试验，其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目前结直肠癌的五年生存率，日本可以达到76.5%，中国为56.9%，美国为64.6%。而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结直肠癌患者的生存率会更高。在无法实现完全治愈的当前，定期体检及时发现隐患，以及在确诊后积极规范的治疗更重要。

结直肠癌：

直肠癌是指从齿状线至直肠乙状结肠交界处之间的癌，是消化道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直肠癌位置低，容易被直肠指诊及乙状结肠镜诊断。但因其位置深入盆腔，解剖关系复杂，手术不易彻底，术后复发率高。中下段直肠癌与肛管括约肌接近，手术时很难保留肛门及其功能是手术的一个难题，也是手术方法上争论最多的一种疾病。我国直肠癌发病年龄中位数在45岁左右。

中国科学报社的历史沿革

1959～1966年1959年1月1日，《科学报》创刊（对开周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科学报”报名。1959年初，《科学报》创刊后不久，即召开了首次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报通讯员大会。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代表院党组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科学报》创刊后的几年内曾反复停刊复刊。到1962年11月12日第二次复刊后去掉了“内部资料”的字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作为中国科学院喉舌的《科学报》也和全国许多报纸一样停办。1966年8月13日，编辑部在当日出版的《科学报》上发表《告读者》：本报自即日起，暂时停止出版。1979～1988年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被迫停刊了12年之久的《科学报》于1979年11月2日复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代表中科院党组，以《春风吹又生》为题撰写了《科学报》复刊词。1979年12月，《科学报》首次采取院内公开招聘，从应聘的30多人中经考试调入5人。到1980年底，形成了由14名专职编采人员组成的基本队伍。1981年1月，《科学报》在北京第一次召开记者会议。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克实代表院党组到会讲话，特别赞赏报社设兼职记者的做法。1982年8月，《科学报》在国内首家刊发本报记者高景泰和宋世绵独家采写的有关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事迹的长篇通讯《献身祖国光学事业的忠诚战士》，在国内引起震动。此后引发各新闻媒体连续报道，引起中央领导关注并批示，蒋筑英成为新时期中年知识分子的一代楷模。1984年1月，《科学报》由复刊后的4开8版小报改回对开大报，每周一期。1984年5月，《科学报》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前夕，编辑部在征得有关中科院分院的同意和支持下，决定在华东、中南、西北、东北地区设记者站。《科学报》1985年开始在国内公开发行，由北京邮局承担国内发行业务，当年征订份数近5万份。1986年4月，《科学报》围绕长江三峡工程开展讨论，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为推进我国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调动和发挥科学家在国家建设中的咨询、参谋作用产生了积极效果。1986年5月7日，中国科学院下达[科学报字0447号]文件，要求未建记者站的分院“应积极筹备，尽早建立记者站”。截至1987年底，《科学报》已在中科院各分院和京外直属研究所建立起记者站18个，拥有记者站专职记者23名、兼职记者40名、特约记者28名、通讯员近500名，形成了一支规模较大、有较好素质的通联队伍。1987年1月，《科学报》由周一刊改为周二刊。由主要在国内发行扩展为向国外发行(国外刊号为D995)。《科学报》紧紧依靠中国最大的科学群体——中国科学院这个强大后盾办报，特别强调科技报道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权威性。1987年，新华社记者李希光在北京对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大会的科学家的调查表明，80%的中国科学家认为在中国各家新闻媒介中，《科学报》的科技新闻报道最可信。1988年，科学报社创办国内首家科技新闻业务杂志《科技新闻通讯》，在长春编辑、出版、发行。1989年改由中国科学报社与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合办。1990年移回北京编辑发行，更名《科技新闻与写作》。1989～1998年1989年1月，经新闻出版署批准，《科学报》更名为《中国科学报》。1989年11月23日，报社激光照排筹备工作完成。1990年，《中国科学报》率先开展了科技体制改革探讨的专题讨论，在科技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引起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重视，并作了重要批示。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都作了报道。经经贸部批准，1991年12月12日，中国科学报社在厦门举办海峡两岸科技合作项目洽谈会，国内各部委600余项科技合作项目参加洽谈，引资2200万美元。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科学报》从1993年1月起由周二刊改为周三刊。1993年初，《中国科学报》揭露李富斌剽窃论文事件引发的科界打假报道引起强烈反响。这一报道与随之开展的科学道德专题讨论被两院院士评为1993年十大科技新闻之一。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科学报·海外版》于1993年7月1开始正式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海外版汉字印刷，每月一期对开8版，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主办。其主要读者对象为中国在国外的留学人员、访问学者、华裔科学家及华裔企业家，发行范围涵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在美国就有700多家大学图书馆有该报供读者阅览。1993年下半年，《中国科学报》率先开展“如何看待科技人员上山下海”的讨论。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报道这一讨论的进展情况，并选播讨论文章。如何看待成果鉴定，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评价体系，科学界对此看法不一致。从1993年11月12日起，《中国科学报》在一版开辟专栏开展关于“成果评审和鉴定”的讨论，首先发表了学部委员何祚庥的文章，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均予播发，新华社也发了通稿。1994年9月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发文，向全国推荐订阅《中国科学报》。该文说“《中国科学报》是一份在我国科技界颇有影响的国内外公开发行报纸。它在宣传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报道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和动态、弘扬老科学家治学经验和奉献精神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深受广大科技和教育界读者的欢迎和喜爱”。1994年，《中国科学报》开辟了《维护科学尊严》专栏，先后对邱氏鼠药、水变油、伪气功等进行揭露，起到了较好的导向作用。这年9月，《中国科学报》登报征询读者意见，95%的回信读者对本报的科学性表示满意；82%的读者对本报的导向性表示满意；79%的读者对本报的权威性表示满意。1994年10月开始，为庆祝《中国科学报》创刊35周年，有近百名我国科技部门领导、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大学校长和有关新闻单位的领导题词祝贺和鼓励。1995年6月23日，本报评论员文章《义不容辞地维护科学尊严》(黄安文撰稿，李士修改)荣获1994年度中国新闻奖二等奖。1995年10月，《中国科学报》以《我国为何与诺贝尔奖无缘?》为题展开讨论，一些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996年5月，《中国科学报》与美国《科学》杂志建立合作关系，在《中国科学报》开辟的《科学快讯》专栏中将这一世界著名科学杂志上的重要内容及时介绍给中国读者，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欢迎。1996年6月～9月，钱伟长等60余位大学校长向全国联名推荐《中国科学报》。推荐信说：“在我国科技界，有一份在国内颇具影响但尚未被高校师生普遍认识的代表我国科技教育界水平的科技大报——《中国科学报》，她是我们担任校长工作的同志们最喜爱阅读的报纸之一。”1996年秋，美国《科学》杂志专门撰文介绍《中国科学报》反对伪科学的情况，高度评价《中国科学报》在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伪科学和封建迷信的斗争中所起到的作用。1997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批准对《中国科学报海外版》的属关系进行调整，由中科集团代管调整为隶属中国科学报社。《中国科学报海外版电子版》改为《中国科学报电子版》。1998年1月，《中国科学报》改版，由周三刊变为周四刊(后为周五刊)，由原来每周12块版发展为每周28块版。1998年初，《中国科学报》与英国《自然》杂志建立合作关系。1998年4月，面向北京市民读者、引导市民科学生活的《科技新闻·生活周刊》推出，迅速成为北京报刊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1998年6月29日，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科学报》从1999年1月1日起更名为《科学时报》(日报，对开8～16版)。《科学时报》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由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办。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创办《网络报》，由中国科学报社和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联合主办。《网络报》首刊暨中国信息化建设论坛1998年7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998年8月13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科坛文明天地》变更为《科学新闻》杂志，由双月刊变更为周刊(8开64版)。《科学新闻》杂志由中国科学报社和中科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主办。1998年10月，第一届中共中国科学报社党委和纪委成立。1998年10月29日，中国科学院批准中国科学报社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新闻传播中心。更名后的中国科学院新闻传播中心仍是中科院的事业单位，归口管理中科院新闻媒体。

一亿年前最早的“采花贼”到底是谁？-

作者 沈春蕾

大多被子植物（有花植物）通过昆虫进行传粉，昆虫传粉也被认为是白垩纪中期（距今约1亿年）被子植物大爆发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昆虫的授粉行为是什么时候在地球上出现的呢？

2021年4月12日，《自然—植物》在线发表了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南京古生物所）研究员蔡晨阳带领的一支国际合作团队的研究显示，合作团队在白垩纪中期缅甸琥珀中发现了一枚罕见的短翅花甲化石，为白垩纪甲虫取食花粉的提供了直接证据。

12月24日，《自然—植物》在线发表了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助理教授包童团队的研究显示，包童团队根据蔡晨阳团队上篇论文中描述和结论，重新设计了现生昆虫学和孢粉学实验，结合理论分析与实验数据提出新的认识。

为此，《中国科学报》先后联系到了两篇文章的主要作者，听听他们的观点，是否能找到一亿年前最早的“采花贼”到底是谁呢？

2019年，包童在白垩纪中期缅甸琥珀中首次发现了被子植物经甲虫（原始花蚤）进行传粉的直接证据，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植物》。该研究结果证实了许久以来学者们关于白垩纪甲虫是早期被子植物传粉者的猜想，填补了早期被子植物虫媒授粉证据的空白。“这也是当年找到的最早的‘采花贼’。”包童说。

2021年，蔡晨阳团队在短翅花甲化石身体表面和附近发现了高等被子植物的花粉和花粉簇，以及两枚由大量花粉组成的甲虫粪便，进而揭示短翅花甲是最早的“采花贼”。

包童团队对此观点表示不认可。

蔡晨阳团队的文章指出其研究琥珀标本中包含短翅花甲化石、疑似的“粪化石”和若干“被子植物花粉”颗粒。包童团队经过现生昆虫生理学分析，认为此 “粪化石” 的尺寸明显超出了甲虫消化道的可能容积，难以确认其与该短翅花甲科甲虫之间的关系。

“以甲虫为代表的很多昆虫类群，其取食的花粉经消化道排出体外时，花粉结构会有一定的挤压和变形或破损，且昆虫粪便表面会有膜状结构保留。”包童告诉《中国科学报》，蔡晨阳团队研究中所示 “粪化石” 均无体现上述特征。

蔡晨阳团队文章提到，该甲虫被超过100枚花粉颗粒包围，甲虫附近有四个聚集而成的花粉簇，这些花粉属于典型的三沟型花粉（三沟花粉有三个夹角互为120 的大小相同的发芽沟，是真双子叶植物的特征，真双子叶植物属于被子植物的演化支之一），与此琥珀中保存的 “粪化石” 中所含花粉类型一致。

对此，包童团队经古植物学和孢粉学分析，证明此花粉是“三槽花粉”并非三沟花粉，而是属于一类已灭绝的裸子植物Erdtmanithecales。三槽花粉也有三条“沟”，但其中一条较另外两条更宽，不仔细观察很容易将这种花粉误认为被子植物的花粉。

“我们的研究是短翅花甲科，不是瓢虫科。前者是露尾甲总科；后者杂食，多为捕食性，是瓢虫总科。”蔡晨阳告诉《中国科学报》，“质疑文章提到的实验设计问题，我认为做控制实验，需要拿同一类甲虫来做。”

关于花粉鉴定问题，蔡晨阳说：“我们的花粉类型和包童团队2019年发表于《自然—植物》文章里提到的类型并无二致，这也是经过花粉鉴定者确认过的，非典型三沟粉在灭绝琥珀花里或现代单子叶植物都是存在的。”

“包童团队研究的原始花蚤其实是短尾花蚤的同物异名。”蔡晨阳等人在文章中反驳道：“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包童等人使用瓢虫的花粉消化作为评估中生代短翅花甲虫粪化石的基准，因为这两个科不是直接的近亲。前者主要是多食性蚜虫取食者，后者是专性的花粉食者，而短翅花甲的花粉消化机制尚不清楚。”

反驳文章最后写道：“新生粉花甲（被质疑文章发现的甲虫）确实提供了甲虫消耗被子植物花粉的最早直接饮食证据，标志着早期被子植物在白垩纪多样化演化的一个重要转变。”

学术研究需要百家争鸣。南京古生物所研究员黄迪颖也是被质疑文章的作者之一，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古生物研究很难100%正确，因为充满各种推测。”

近年来，南京古生物所中生代陆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的科研团队系统收集和探究了大量缅甸琥珀昆虫化石，初步揭示了“白垩纪陆地革命”以来（距今1.25亿年~8000万年前），被子植物逐渐替代裸子植物而主宰陆地过程中昆虫与植物之间的传粉关系。

黄迪颖等人2016年报道了缅甸琥珀发现的腹部中保存有大量紫树花粉的二叠啮虫，首次揭示了白垩纪中期昆虫与高等被子植物的传粉关系。蔡晨阳等人2018年在缅甸琥珀中发现了一类独特的扁甲及其取食的苏铁（俗称铁树，裸子植物）花粉，证明了甲虫与苏铁之间传粉关系的建立不晚于侏罗纪早期，远早于被子植物及其传粉者的起源和兴盛。

目前这些论证能否证明包童和蔡晨阳的研究到底谁对谁错呢？

相关研究人员表示：“关于孢粉的鉴定，学界曾讨论过了，审稿人也表示他们忽略了蔡晨阳团队使用的化石鉴定问题。”该研究人员表示，不久估计还会有新的研究结果问世。

相关论文信息：

《氧的发现》故事内容搜索

　　氧的发现简史

　　
　　氧气的发现经历过一段曲折的历史。18世纪初，德国化学家施塔尔(Stahl G E，1660—1734)等人提出“燃素理论”，认为一切可以燃烧的物质由灰和“燃素”组成，物质燃烧后剩下来的是灰，而燃素本身变成了光和热，散逸到空间去了。这样一来，燃烧后物质的质量应当减轻，但人们发现，炼铁时燃烧过的铁块的质量不是减轻，而是增加了，锡、汞等燃烧后，也都比原先重。为什么燃素跑掉后，物质反而会增加呢？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发展，金属的冶炼和煅烧在生产实践中给化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冲击着燃素理论。
　　1771—1772年间，瑞典化学家舍勒(Scheele K W，1742—1786)在加热红色的氧化汞、黑色的氧化锰、硝石等时制得了氧气，把燃着的蜡烛放在这个气体中，火烧得更加明亮，他把这个气体称为“火空气”。他还将磷、硫化钾等放置在密闭的玻璃罩内的水面上燃烧，经过一段时间后，钟罩内的水面上升了1/5高度，接着，舍勒把一支点燃的蜡烛放进剩余的“用过了的”空气里去，不一会儿，蜡烛熄灭了。他把不能支持蜡烛燃烧的空气称为“无效的空气”。他认为空气是由这两种彼此不同的成分组成的。
　　1774年8月，英国科学家普利斯特里( Priestley J，1773—1804 )在用一个直径达一英尺的聚光透镜加热密闭在玻璃罩内的氧化汞时得到了氧气，他发现物质在这种气体里燃烧比在空气中更强烈，他称这种气体为“脱去燃素的空气”。
　　舍勒和普利斯特里虽然先后独立地发现了氧气，但由于他们墨守陈旧的燃素学说，使他们不知道自己找到了什么。
　　1774年，法国著名的化学家拉瓦锡(Lavoisier A L，1743—1794)正在研究磷、硫以及一些金属燃烧后质量会增加而空气减少的问题，大量的实验事实使他对燃素理论发生了极大怀疑，正在这时，10月份普利斯特里来到巴黎，把他的实验情况告诉了拉瓦锡，拉瓦锡立刻意识到他的英国同事的实验的重要性。他马上重复了普利斯特里的实验，果真得到了一种支持燃烧的气体，他确定这种气体是一种新的元素。1775年4月拉瓦锡向法国巴黎科学院提出报告──金属在煅烧时与之相化合并增加其重量的物质的性质──公布了氧的发现，他说这种气体几乎是同时被普利斯特里、舍勒和他自己发现的。
　　氧的发现不是一个人所做的。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提到：“普利斯特里和舍勒已经找出了氧气，但不知道他们找到的是什么。他们不免为现有燃素范畴所束缚。这种本来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观点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没有在他们手中结下果实。不过普利斯特里不久就把他的发现告诉了巴黎的拉瓦锡；拉瓦锡依据这个新的事实研究了整个燃素化学，方才发现这种新的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燃烧的时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燃素从燃烧体分离，而是这种新的元素和这种物体化合。因此，在燃素形式上倒立着的整个化学才正立起来。照拉瓦锡后来主张，他和其他两位学者是同时并且相互独立地发现氧气。虽然事实不是如此，但同其他两位比较起来，他仍不失为氧气的真正发现者，因为其他两位不过找出了氧气，但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自己找出了什么。”
　　正是拉瓦锡的实验和结论，使当时的化学研究者们正确地认识了空气的组成成分和氧气对物质燃烧所起的作用，才击破了燃素学说，发现了氧。拉瓦锡一生虽然没有发明过什么新化合物和新化学反应，但他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化学家之一，他杰出的天才表现在他能看到旧理论的主要弱点，并能把有用的事实和更正确、更全面的新理论结合起来。
　　1777年，拉瓦锡命名此种气体为Oxygen(氧)，是由希腊文oxus-(酸)和geinomai(源)组成，即“成酸的元素”的意思。它的化学符号为O。我国清末学者徐寿把这种气体称为“羊气”，后来为了统一，取了其中的“羊”字，因是气体，又加了部首“气”头，成为今天我们使用的“氧”字。
　　1998年6月19日《中国科学报》刊载了由顾关元同志撰写的“漫话氧的发现”一文。文章指出：“在我国，对于氧的提炼和研究，早在唐朝就开始了。”作者进一步指出：“鉴于我国南北朝的时候，炼丹术已经很流行，当时的人就知道用火硝加热等方法，所以我国对氧气的最早发现，时间可能更早，会是在6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