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论评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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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东北地质矿产调查，西北石油地质考察，祁连山综合考察，黑龙江流域地质考察，三门峡水土保持考察；60年代初的海南岛红土沉积考察等，侯德封都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为完成国家任务和培养科学人才作出了贡献。他参加50年代初中国地质机构的调整工作及国家12年科学发展规划和10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建立、搬迁和发展制定许多长期的和年度的规划计划，为发展中国地质科学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任过地质陈列馆主任、《地质论评》编辑部主任，长期兼做中国地质学会的组织工作，为活跃地质学术交流花费了许多心血和精力。侯德封是中国工程地质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中国第一个工程地质研究室和第一个第四纪研究室是侯德封于50年代早期在地质研究所建立的。1954年，他组织北京地质学院、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室的科研人员进行三门峡水库淹没区的第四纪地质研究。1957年他和杨钟健一起协助李四光组建了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并一直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1958年，侯德封参与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特别是该校地球化学系的创建工作，并担任这个系的系主任。在教学计划中，他强调该系学生一定要打好数、理、化坚实的基础，一定要练好新兴实验技术的基本功。在他的指导下，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化学系毕业的一批批学生，即以知识面宽、思路活跃和技术熟练而活跃于地质学界，为提高中国地质科学水平，为发展中国地球化学的理论和技术，起到了推动和骨干作用。侯德封十分关心新学科的建立，同时也认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要为新学科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他和张文佑、尹赞勋、涂光炽等一道，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发展了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两个研究方向，并适时地于1966年完成了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组建工作，亲自兼任该所所长。后来，许多与地球化学有关的新学科，如有机地球化学、矿床及层控矿床地球化学、天体地球化学、稀有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等，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许多新贡献，都是与地球化学学科和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分不开的。在侯德封的关心、倡议和推动下，中国科学院的兰州地质研究所、青岛海洋研究所及该所沉积室、南海海洋研究所、青海盐湖所及该所地球化学室等相继建立，现已发展成为中国地质和海洋湖泊科研战线上的几支活跃的生力军。侯德封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终生奋斗的成果和精神，深为后人景仰。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设立的侯德封奖，已成为鼓励年轻一代的矿物学家、岩石学家和地球化学家成长的强大精神力量。

以史为鉴 继往开来——中国地质学会周年点滴回顾

浦庆余

(中国地质科学院)

2012年是中国地质学会成立90周年，有许多往事值得回顾和纪念。作为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下属的专业委员兼职副秘书长8年，中国地质学会秘书处专职工作14年，返聘7年的学会工作人员，更有许多话要说，为中国地质学会更加符合“由中国地质科学技术工作者自愿组成的、依法成立的学术性社会团体”的原则，尽一份责任。特选择会员、理事会和会章三个问题，作些点滴回顾和粗浅分析，以求教诸会员。

一、一份会员名录的启示

1948年2月，中国地质学会刊印了一份会员名录，编者按语写道：

本会理事会于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决议：“会员会友未履行其义务两年者，本会认为自动退会，并在南京中央日报刊登广告催交会费，至年终尚未交纳最近二年以上之会费者即作退会论。如继续履行义务，当随时恢复其会籍。”兹本会已于三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十三日、十四日在南京中央日报通知此项决议；此次会员录即遵照前项决议编制，因卅六年前未交纳会费满二年致未编入此次新会员录内之会员会友，一俟补交会费，即随时恢复其会籍(永久会员当然不在此列)。

当年，执行的是1942年3月20日第十八届年会通过的《中国地质学会章程》，该章程规定学会宗旨是“以促成地质学及其他地质学有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规定会费标准会员每年5元，会友每年2元，如一次交纳50元者为永久会员，团体会员每年400～600元。

抗战期间，我国一些院校、研究机关大多迁往西南后方，中国地质学会随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往重庆。那时虽然生活艰苦，工作条件很差，学术活动却接连不断。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院校、研究机构迁回原地，中国地质学会也随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那时，有的会员就职单位有变动，有的出国深造或去国他就。在这个背景下，学会理事会于1946年11月作出决议，进行会员重新登记。把交纳会费作为重新登记的重要条件。

这份“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录”中，公布了重新登记后的会员总数为486人，其中创立会员19人，刘季辰是1922年学会成立后第一批入会的会员，这里误记为创立会员，创立会员应有26人，重新登记者实际18人。还有8人，有4人已去世，他们是赵汝钧、丁文江、王绍文和葛利普，其余4人是李捷、董常、仝步瀛和麦美德，尚未重新登记不知何故。永久会员有357人，通信会员28人，荣誉会员1人，还有会友96人，机关(团体)会员44个。此外已故会员有28人，除了上列4位创始会员外，已故世者中有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的大力支持者张轶欧，在野外地质调查时先后被土匪杀害的赵亚曾、许德祐、陈康和马以思，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东南大学地学系早期的系主任郑厚怀和被屈死的中央大学教授朱森等。

重新登记的486名会员中，按从事的学科或专业划分，地质学412人，地理学46人，土壤学11人，动物学2人，测量学4人，植物学4人，地球物理学5人，考古学1人，人类学1人。也就是说，与地质学相关之学科者有74人，占会员总数的15%强。体现了学科交叉，各相关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也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人气的旺盛，有较强的亲和力。

会员中还有少部分外国人。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会员就有三位外国人，他们是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美籍古生物学家Grabau A.W.，农商部顾问、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瑞典籍新生代地质与考古学家Andersson J.G.，燕京女学校地质学教师Miner L.。1922年就有在北洋大学任教的美国地理学家Barbour G.P.，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Berkey C.P.，日本东北大学的古生物学家早板一郎等入会。1948年重新登记时安特生和那林已经回瑞典，巴尔博已回美国，早板一郎在台湾大学任教，德日进已回法国，梭颇已回美国，他们也都重新登记为我国地质学会会员。反映这些曾在中国任职的地质学家对中国的感情，也说明中国地质学会从成立起就是向世界开放的学术团体。

在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有已步入政界的翁文灏和朱家骅两人，翁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朱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刊印名录时翁已下野，任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南京解放后，1949年7月29日，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决定：会员翁文灏、朱家骅两人被列为战犯，停止其权利和义务，会员录上不予列名。不知何故，翁文灏回来后，特别是毛泽东同志肯定其为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后，没有恢复他的会员权利和义务。

抗战胜利后，有一批从事地质地理工作的年轻学者和应届毕业生出国留学，在国内时有的是中国地质学会会员，有的是会友，可能是通讯不便的原因，也可能是别的缘故，除了池际尚、周明镇、谢觉民、李璞、马杏垣、杨怀仁外，其他人没有重新登记。值得称颂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池、周、李、马、杨和涂光炽、张炳熹等先后回到祖国大陆。谢觉民和杨怀仁是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的，谢觉民没有回来，后来成为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匹兹堡大学终身教授。1980年后与我国地理界经常进行学术交流。

在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朱家骅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在解放战争后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翁文灏虽在1948年11月末卸任行政院院长，担任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他对蒋介石不满，千方百计要摆脱蒋介石，但由于被列为战犯，又不敢留在大陆，转展香港、法国，终于在1951年回到祖国大陆。丁骕和张其昀任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教人文地理。丁骕因担任过国民党重庆党部书记，张其昀时任国民党浙江大学区党部书记，前者去了美国，后者去了台湾。张其昀到台湾后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后任“总统府资政”。他后来在研究和整理中国历史文化方面在台湾有很大影响。

1929年2月14日第六届年会上通过的会章规定：“国外之地质学者或古生物学者对于中国地质有所合作或有所贡献者得为本会通讯会员。”之后陆续发展通讯会员。这次重新登记的通讯会员28人。国籍有美国、英国、日本、印度、法国、奥地利和瑞典，其中美国的Broom R.教授正在南非任职。

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有1948年被遴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翁文灏、李四光、谢家荣、朱家骅、杨钟健和黄汲清。后来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有75人，其中2人当时还是会友，被台湾“中央研究院”聘为院士的有3人。

重新登记的机关(团体)会员有44个，除了当时我国三大地质机构：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以外，还有资源委员会，四川、台湾、江西、西康、河南、湖南、福建等省的地质调查所，资源委员会所管辖的一些矿业公司、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一些官民联办的矿业公司、国防部测量局、北京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学院、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和清华大学。

从这份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名录，我们可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中国地质学会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它的性质是群众性的，属非政府组织，所谓自愿组成，指的是成立时有发起者，即创始会员，会员自愿入会，自动退会，进出自由，要尽义务，交纳会费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中国地质学会号称有多少万会员，却不交纳会费，有的退休多年，有的出国很久都没有联系，不知谁入会了，谁退会了。所谓的会员是虚位，是“被会员”。谁当理事了，谁当理事长了，就办个会员证。团体与政党不一样，但也得像个样子，有点规矩才是，须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其次，中国地质学会在当时有很大的吸引力，从会员结构上体现了以促成地质学及与其他地质学有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于1932年，有46位中国地理学会会员参加中国地质学会。竺可桢1922年就加入中国地质学会，他也是中国地理学会创始人，1948年还重新在中国地质学会登记。地理学者中有地貌学者加入中国地质学会，如果是学科接近的话，那么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学者与地质学的关系就比较远了，如胡焕庸、张其昀、谢觉民、张印堂、陈正祥、周立三、钟功甫、薛贻源、洪思齐、严重敏等。研究动物学的张春霖、寿振黄，研究人类学的吴定良，研究植物学的胡先骕、侯学煜也都加入中国地质学会。

第三，这份名录的编排按英文字母次序，不管职务多高、年龄大小和专业，也不论在中国地质学会中的职务如何。只列何时入会，何年成为永久会员，以及当时服务于哪个单位。从这里可以看到凡是中国地质学会会员都是一律平等的。展示在大众面前的只是会籍、会龄的区别。

1980年初，李春昱曾说1948年由他经手将学会的8000美元请美国友人存在美国的银行。我1985年到学会工作，在1994年听说此事，向学会有关人士询问此事，据时任专职副秘书长的何世沅说，当时请李春昱把详情写了下来，隔段时间找不到了，再请李春昱写了详情，李很不高兴，但还是写了。何世沅说，这张纸也找不到了，那时李春昱已去世。我问过程裕淇，他说听李说过，程裕淇还记得那个美国人是位女士，他还记得她的名字，他把这位美国友人的名字写了下来。后来，新任专职副秘书长王弭力把南京会所和美国存款的事认真办了，南京会所要回来了，存款一事没有确切信息，没有办成。1948年学会哪有这么多钱，有可能是至少一部分是会员重新登记时交的会费。

二、一份历届学会领导机构名录的思考

我根据历届理事会名单，整理了一份中国地质学会从成立至今历届理事会职员名单。从这份名录并结合中国地质学会的实际工作情况，可以得知中国地质学会治理结构的变化，从中能够获得学会工作的一些认识和体会，以及今后如何改革的启示。

从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到1952年，共27届理事会的任期基本为1年，至多跨2个年度。理事人数从数人到十数人，第八届及以前设副理事长2人，第九届至第三十一届不设副理事长，第二十一届至第二十六届，增设监事会。理事会有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书记)和会计等分工。也就是说，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评议会)是名正言顺地在理事。理事长，一般不连任。这是比较合理而又高效的学会治理结构。

从第二十九届(1954～1956)理事会开始，理事会任期延长至4～6年，第三十一届理事会(1962～1979)因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从这年开始到1971年，被作为“裴多菲”俱乐部受到冲击。至1972年因对外关系需要，恢复以中国地质学会名义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动。理事人数急增，如第三十一届44人，从第三十二届到目前的第四十届，增至100多人，这一时期从第二十七届(1951)至1971年李四光逝世，他连任了6届的理事长，长达20年。这对于学术团体来说，是不正常的状态，与民间学术团体的治理结构出入较大。这一时期取消了理事会的会计，由挂靠单位的会计代行会计工作。鉴于不收会费，经费由挂靠单位和中国科协支持，经费账目也不必向会员公布。这一时期，开始(1950、1951)因秘书长孙云铸工作在北京大学地质系，该系学生游振东和何锡麟协助秘书长工作。1952年开始设专职职员。第三十一届理事会开始设专职编辑组成《地质学报》和《地质论评》编辑部。也就是说学会有了办事机构，理事会开始摆脱办理学会之事。

中国地质学会历届理事会职员名单表

续表

续表

从第一届至第三十届理事会的理事长和秘书长都由地质学家担任，第二十八届至第三十一届理事长李四光虽是政府的地质部长，但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第三十一届的秘书长朱效成虽是司局级行政干部，但他在他们这个层次的行政干部中，学习地质学的成效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是一位懂得地质学的管理干部。从第三十四届(1988～1993)理事会开始理事长就开始由挂靠单位地质部、地质矿产部至国土资源部的部长或副部长担任，开始先后任理事长的几位部长和副部长虽然是学地质，从事过地质工作，但是以他们在地质科学上的成就和学识，是当不了理事长的，是部长的身份才当得了理事长。从理事长人选的变化，可以看到中国地质学会的治理结构已偏离了群众性学术团体的性质。常务理事会例会的举行也与国家行政机关的部长办公会议同一模式，有人戏称“将地矿部部长办公会议搬到地质学会来了。”有段时间，为了减少层次，因繁就简，将常务理事会议与秘书长会议合并召开，名为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后来也被一位担任常务副理事长的地矿部副部长否掉了，说常务理事与副秘书长是两个层次的，不能一起开会，以后就变更为常务理事会决定，秘书长会议落实工作。在行政部门看来理事长、副理事长与常务理事基本上是部级，副部级和司局级干部，副秘书长基本是处级干部，只有前者可作决定，后者的任务是将决定落实到实处。在一起开会觉得不成体统。这又是将国家机关的行政级别带到学术团体。

学术团体的会长(理事长)应由著名科学家担任，如果他既是著名的科学家，又是社会活动家则更佳，这是国际惯例。1979年以后，全国性学会迅速增加，且有部门分割的趋势，这是利益所向。这既有积极意义，也隐藏有弊端。而且有不少学会由本部门的行政领导，如国务院有关部、委、局的首长担任会长。1980年后期，国务院明文规定，行政领导不得担任学会、协会和研究会的领导职务，这是正确的。但是留下一条尾巴，说若的确需要，应报国务院批准。实际上这项规定是对已经担任学会、协会领导职务的行政领导的一种限制，而不是为了扩大。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十二届(1979～1983)、第三十三届(1983～1988)理事长先后由黄汲清和程裕淇担任，以前几届的理事长李四光虽是地质部部长，但他毕竟还是著名地质学家。以后换届除黄汲清和程裕淇外，不是没有合适的著名地质学家。再说，李四光担任理事长时，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何长工在学会并无职务，只是先后由具有地质背景的副部长宋应和学部委员、副部长许杰担任学会常务理事；黄汲清担任理事长时，地质部党组书记、部长孙大光也未在学会担任职务，只有副部长邹家尤出任18位副理事长中的一位副理事长。程裕淇担任理事长的阶段，夏国治副部长担任副理事长(当时有9位副理事长)。1988年以后的6任理事长都是地矿部或国土资源部的部长或副部长担任理事长，而且有的并无学习或从事地质工作的背景，由于部长又是部里的党组书记，工作很忙，还要有一位副部长或副部级干部担任常务副理事长。这样做，名义上是加强领导，实际上是学术团体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的倒退；名义上是争取部里的支持，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理解；说是经过国务院审批，实际上你报上去了，能不批吗?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

三、几份会章的回顾

中国地质学会章程是中国地质学会性质、宗旨、任务、行为规范的约定，是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指导和自我约束，可以说是学会的根本大法。中国地质学会章程从1922年成立起到现在经过十多次的修改。

中国地质学会的名称是1922年章程的第一条就写明了的，已经有90年的历史。学会的宗旨1922年章程规定为“促成地质学及其关系学科之进步”。这一宗旨的叙述既简洁又明了，这一记述在1929年、1931年、1935年、1942年的几个章程和简章中一直沿用。而1954年2月的章程却修改为“团结全国地质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交流学术技术经验，谋地质知识之提高与应用，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经济建设服务”。其实学会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机构，至于“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经济建设服务”是政治任务。1953年，毛泽东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中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1954年的会章规定的宗旨是根据这种精神修改的。

1950年8月26日的理事会会议赞成谢家荣的提议，取消永久会员，这样就在没有经过会员代表大会票决的情况下剥夺了已交50元大洋的永久会员并得到学会承诺的权利。

1957年的会章对学会宗旨修改为：“团结全国地质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交流科学技术经验，开展学术讨论，努力使我国地质科学迅速达到世界水平，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服务”。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开幕中提出“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并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次修改会章，对学会宗旨的表述是根据这些原则而进行的。

再一次修改会章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3月18～31日，举行全国科学大会，当时重提四个现代化和出成果出人才。1979年的会章总则包括第一条表明中国地质学会的性质是学术性群众团体，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表明中国地质学会的任务是“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团结广大地质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为地质战线出成果、出人才，为地质科学技术迅速达到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在21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贡献”；第三条是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各种学术观点和学派之间自由讨论，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和检验经验。显然这条是总结“文革”及以前的经验教训，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背景下，写进会章的。1983年会章只作文字修改，内容与1979年会章基本相同。

1988年会章与1979年和1983年会章除了增加培育、推荐人才和改革的内容外，其他基本相同，这是因为此时中国地质学会设立了青年地质科技奖，中国科协设立了青年科技奖，学会和全国地质部门的改革正在进行中。

1993年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制定的会章，第二条明确为宗旨，是这样陈述的：“本会宗旨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倡导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的精神和优良作风，团结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促进地质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促进地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这是由于中国科协提出了“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的科协精神，科学技术领域的改革提出了两个促进。此前，1991年民政部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国科协于1992年制定了新的全国性学会组织通则，是按照《条例》和《通则》的要求，总则应概括为三个内容，一为本会性质，二为宗旨，三为任务，进行修改的。

1997年会章与1993年会章基本相同，只是第一条本会性质，增加了中国地质学会“是发展地质科学的社会力量”“代表中国地质界参加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及其下属组织”。这样，就明确了中国地质学会在发展科学中的社会地位，对自己的职责作了限定。实际上，中国地质学会从来就是代表中国地质界参加国际地科联的活动，只是因为在北京举办第30届地质大会非常成功，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这里作了进一步明确。第二条宗旨增写了“促进地质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和提高”放在1993年会章的两个促进之间。这里的“成长”主要指的是青年地质人才，“提高”主要指的促进成为两院院士和中国地质学家走向世界，如担任国际学术组织的有关职务，承担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大会主题报告和主持人，等等。

2000年的会章是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国务院颁布的修订后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重新登记时，根据民政部提供的《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修订的，总则增加了中国地质学会的英文名称，增添了“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范”的内容，明确了“民主办会”的原则。将原会章中的“任务”作为“第二章”业务范围载明。整个会章的章、条均按《范本》重新调整。特别是载明“本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以及挂靠部门国土资源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即认了三个上级管理单位。

2006年会章按1997年和2000年会章中总则第三条宗旨的四个促进，增加了第五个促进“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历年会章的变化，除了上述原则、宗旨以外，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变化，例如“任务”或“业务范围”也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1922年只说有一种刊物，名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9年会章有“本会得设奖章或奖金，以奖励地质学之有贡献者”，1942年会章增写了出版物有西文会志和中文地质论评。1954年会章专设一章“学术活动”另一章“刊物”，1957年会章增加了“协助有关部门解决科学技术问题”。1979年会章专列“主要任务”一章列举了7项，1983年会章的“任务”一章，根据新情况进行调整仍为7项。以后几次修改会章大体都是这样改动。又如，关于会员，历年也有变化。

一个国家有三部分的组织，一是政府，它具有管理国家的行政职能，由选民选举产生，是为选民服务的公务机关；二为企业，它以赢利为目的，同时为公民生产和提供生产和生活物质。政府维护公民的权利，企业有自己的私利。中间就有一批非政府、非赢利的组织。学术团体是第三种组织中的一分子。它从政府“批发”服务，廉价或无价提供给公民。作为学术性团体，有别于政府部门的科研机构，也有别于企业的研发部门。它的业务范围是很明确的。早期的中国地质学会会章规定的“以促进地质学及其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既明确又简洁，也好记。后来的会章几经修改，增加了许多，实际上是这一宗旨的细化，或具体化，为什么“促进”原来是两个，后来增加到三个、四个和五个促进，越是具体，越是不全面，要不断补充。而且由此具体化反倒不确切。例如，1957年会章中说要“从事学术研究”，这应是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任务。1983年会章中提出积极开展咨询服务活动，实际上学会在咨询服务上不具优势，至于把“遵守宪法、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在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指导下开展活动。”作为宗旨写进会章没有必要，一是这种要求是每个个人、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和企业甚至政党都应做到的起码的要求，只要是公民、法人，都应如此；二是这个要求是义务、是责任、是共识、是常理，不是属于宗旨的范畴。

会章要简单明了，要有个性，既要有规范，也要有灵活性；既要便于记忆，又要有可操作性。制定一个好的会章不是件容易的事，值得好好研究。

以上对一份会员名录、一份历届理事会主要领导名单和历届中国地质学会会章，进行了回顾和思考，是很肤浅的，可能存在错误。但其目的是为了中国地质学会能够真正成为中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家，找准位置，成为真正的符合非政府组织特点的学术性社会团体。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之间，起到补充和协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