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林的编辑们

小说林的编辑们

社 长：杜 务总策划：安 雅副主编：张 星执行主编：非 非责任编辑：大 野 、朱 颜 、米 修 、凉小葵 、流 木美术总监：娃娃美术编辑：李月图片编辑：糊糊

疾！简略介绍清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自1895至1911年的16年，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首先研究这一阶段。
文学报刊的发展
晚清文学的出现——特别是小说——是报刊的副产品，它是从一连串逐步深化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反应中演化出来的。中国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失败的耻辱终于惊醒了知识分子精英们，促使他们投入行动。但是他们对改革的要求到1898年那场没有成功的变法运动才达到顶峰。对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幻想破灭以后，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抛开无能的国家，成了中国社会激进的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于动员“舆论”，以对中央政权施加压力。他们发现条约口岸的报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出现了非官方的报纸，它们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们资助兴办的。但是它们的迅速增多却是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倡导的结果。梁启超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是作为康有为改革集团的机关报，分别于1895年和1896年创刊的。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亡命日本，又创刊两份报纸《清议报》（1898年— ）和《新民丛报》（1901年— ），以继续他们的新闻事业，两者都很快就成为权威性的报纸。严复仿照梁启超的榜样协助创办《国闻报》（1897年— ）而狄楚青则创办了《时报》（1904年— ）。革命家们很快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加入新闻界的行列，引人注目的有章炳麟的《苏报》（1897年— ）、《国民日日报》（1903年— ）。到1906年，据统计仅在上海已出版66种报纸，而在这整个时期内发行的报纸总数达239种。
为了宣传自己的事业，这些报纸通常发表尖锐的新闻，但也包括娱乐性的诗歌与文章，后来这类诗文都登在专门的“副刊”里。由于对这种副刊的需求日增，就扩充另出独立的杂志。文学报刊就这样诞生了。这些出版物的编辑们是一群新闻记者-文学家，他们懂得一点西方文学和外国语，有更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是各种伪称的译文、诗歌、散文以及连载的小说，它们声称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社会政治觉悟，但也是为了大众娱乐。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上海文学报刊的翘楚是四家主要杂志，即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年— ）、李宝嘉编辑的《绣像小说》（1903年— ）、吴沃尧和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年— ），以及黄摩西编辑的《小说林》（1907年— ）。
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年，城市文学报刊——一种半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形式——已经为新文学的文艺家们创造了市场和读者。这些杂志的编辑和作家们赶着写作以符合预定的时限，大量写作以赚钱。他们勤奋努力的结果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的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搞文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和很可能赚钱的职业。但直到他们的五四继承者才赋予这一新的职业以崇高的社会威信。
晚清文学报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小说”在杂志的命名方面，以及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都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小说”一词仍然像传统上那样，包罗典雅的散文和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按晚清作家们的理解，“小说”包括形形色色的大众记叙文学——古典故事、长篇小说、弹词，甚至戏剧。但是在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连载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晚清文学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特别要归因于梁启超和其他文学精英们的开拓性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义灌注到了这一传统上“被贬低的”文学体裁中。
“新小说”理论
三篇重要的宣言表达了小说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关系——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在天津《国闻报》的第一期中，严复和夏曾佑写了一篇题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两人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小说过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借以强调它在现在所具有的潜在教育作用。但是严复又用传统文人典型的高高在上的态度警告说，中国的传统小说也充满毒素。“浅学之人，沦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中国人民必须用曾经在西方和日本创造过奇迹的新式小说来加以再教育。
梁启超在1898年所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观点。他同意严复关于小说具有潜在教育作用的说法，但对传统作品甚至更加蔑视。梁启超指摘大多数中国小说都是模仿《水浒传》或者《红楼梦》，因其“诲淫诲盗”而遭到学者们的谴责。当务之急是进行一次“小说界革命”，把公众的兴趣引向“政治小说”。由于受到日本小说的启发（这篇序言是梁启超为译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写的导言），梁启超想当然地对外国小说的起源和声望作了强有力的描写：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甚高焉。
晚清关于政治小说的经常被人引用的观点见于梁启超1902年发表在《新小说》上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引用外国的例子，力主革新小说为革新一国人民之关键。创造一种新小说可以在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道德、宗教、习惯、风俗、学识和艺术，甚至民众性格——发生决定性的影响。除了列举小说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以外，梁启超还在这篇论文中集中指出小说的四种基本感化力量，即对读者的“熏”“浸”“刺”和“提”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提”的意义，即将读者提高到小说主人翁的水平，向他学习。但是这些值得中国人学习的英雄不能从中国历史中寻求，而必须从西方历史中去寻求：对中国人来说，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爱国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启超曾经为这些人物写过传记。
严格地说，严复和梁启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学家。在他们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要为其他的目的服务：唤醒中国人民。梁启超着手写过几部小说，但是一部也没有写完。他们对文学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学评论，而只能被看作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献。
尽管严复和梁启超两人都深受中国“伟大传统”的影响，但都反对这个传统近代的衰朽状况：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没有意义的散文写作方法，其中充满了高谈阔论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但仔细一看，只不过是浅薄的老生常谈。由于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级的”通俗体裁具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缓。不过在普及这个领域中，严复的贡献不及梁启超。严复仍用典雅的、博学的文言散文翻译斯宾塞、赫肯黎和J.S.穆勒的著作。他虽然提倡小说，却不愿对“民众的欣赏力”作任何让步。相反，梁启超却更能汲取民众的和外国的语汇。他的文章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梁启超的著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人——和市民阶层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没有梁启超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开拓成就，严复的翻译和一般的维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么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极力提倡新小说，还代表他政治立场的巨大转变。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他几乎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中国社会；他试图设计一种新的社会集体（群）的蓝图，由此而构成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梁启超关于“新民”的著名概念虽然和精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质上却是群众性的，目的在于改造整个中华民族。按照这一新的指导思想，无论梁启超是否出于他对明治维新经验的知识，他鼓吹小说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启超和后来的胡适不同，他对语言问题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关心对读者的影响。他所说的小说的四个特点和作者无关，也和文学本身的特点无关，而仅仅是关于读者的。
虽然梁启超在使小说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劳，但他和晚清小说的文学质量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方面，功劳归于在条约口岸的那些较少教养但更富于文学才能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
新小说的实践
晚清文坛上的小说可以容易地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社会小说（或者用鲁迅的说法，“谴责小说”）和写情小说（即言情小说），后者的焦点是人类的感情。
根据胡适的意见，大多数晚清社会小说都是模仿一部先驱著作——18世纪的小说《儒林外史》。由于梁启超和严复所提倡的那种“新小说”的社会政治方向的巨大影响，创作者们自然而然地会将《儒林外史》当作社会小说的光辉先例。不过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比吴敬梓的著名小说中所描写的18世纪的社会，充满了更多的危机。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那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以外，晚清小说散发出一种更紧迫尖刻的调子和更阴暗的灾难临头的情绪。这种紧迫感常常用沉重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吴敬梓温文尔雅的讽刺走向了极端。在吴沃尧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轻松的幽默和对可怕的荒唐事物的揭露纠缠在一起，以致效果变得令人感伤而不只是可笑。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更是病态的。人们可以觉察到李宝嘉几乎是故意要夸大生活的阴暗面（也许是作者身受肺结核的磨难的无意识的表现）。充斥于《官场现形记》中的谐谑与被扭曲的事物，似乎表明作者对他周围发生的一切极端厌恶。小说中都是反面人物——全都是贪婪、不道德的野心家，满脑子升官发财思想，热中于行贿受贿。甚至连改革计划和有志于改革的官吏也逃不脱作者的苛刻的讽刺，这一点从他的另一部小说《文明小史》中可以看出。普鲁舍克教授所说的这些作家“悲观”的人生观，本质上反映出一种个人的忿懑：在这样一个充满愚昧和绝望的国家，很难看到什么希望。
为了生动地表达出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李和吴常采用引人注意的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自称“九死一生”，说自己“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使用的笔名是“东亚病夫”。另外两位作家的笔名分别是“天下第一伤心人”和“汉国厌世者”。也许可算是晚清最优秀的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铁云），给自己选了一个含有悲哀隐喻的“老残”笔名，在一场失败的棋局中作最后的挣扎。书名为《痛史》、《恨海》、《劫余灰》、《苦社会》等小说赋予晚清一种前所未有的阴暗和悲愤的感情。它们积累起来的不安情绪的深度是比较沉静的《儒林外史》所不能比拟的。
尽管晚清社会小说得益于《儒林外史》甚多，我们仍不应忽略它们的一些独有的特点：外国词语和思想常和本地的场面和人物结合在一起。《官场现形记》里提到卢梭的《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在《孽海花》里，甚至还有外国人——约翰·弗赖尔、托马斯·韦德、一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位德国将军（瓦德西）——出场。而且，部分情节发生在欧洲。在许多晚清小说中还谈论“洋务”，描写外国风气涌入的情况。虽然大多数作者都热心汲取外国思想，他们却显然并无意学习西方的文学技巧，尽管西方著作的译本与日俱增。他们模仿西方文学的范围只限于某些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柯南·道尔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成了极受欢迎的人物，引出了一系列模仿他的中国侦探英雄。侦探小说的盛行既是社会小说通俗化的扩展，也是西方影响的结果。
政治幻想是晚清小说的又一特征。这可能是受到梁启超的未完成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启发。这部小说的故事始于一个中华乌托邦共和国建立之后50年。另一部旅生写的畅销小说《痴人说梦记》以一场梦为结尾，梦中的上海不再有外国人、外国巡捕，建筑上没有外国招牌，没有外债，有的是中国人建筑的大量铁路和学校。陈天华的小说《狮子吼》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楚山”的海岛上。明代遗民将岛建成一个政治乐园，岛上有一个“民权村”，礼堂、医院、邮局、公园、图书馆、体育馆俱备，还有三家工厂、一家轮船公司和许多现代化的学校，全都办理得井井有条，为岛上的大约3000个家庭谋福利。显然，这些小说源出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幻想传统。不过它们对未来的憧憬和现代化的内容，却进一步表现出社会对加速改革的盼望。这些新中国的乌托邦为作者同样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热情洋溢的政治梦想——他们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之情在想像中的满足——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现实问题的浪漫主义的逃避处所。
虽然关于中国命运的各式各样的乌托邦都指出改革的迫切性，但维新本身却成了没有精神内容和政治意义的陈词滥调。正如李宝嘉、吴沃尧和曾朴等人的著作中所描写的，改革思潮已经堕落为供一群“洋务专家”鹦鹉学舌的老生常谈。这些洋务派是各地“自强”努力的产物，他们只不过是一批在上海、广州、天津这些条约口岸买办“洋场”中游手好闲的机灵的纨绔子弟。晚清小说展示出一幅点辍着这些徘徊于华洋之界的人物的图景，他们混迹于贪婪的商人、追求社会地位的新贵，和迁入城市寻欢作乐的乡下地主的子孙之间。阅读这些讽刺作品——阴暗图景中的较轻松的一面——读者会感觉出作者们的自嘲与矛盾的心理。作为现实社会的伤心评论家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们，能够认识到他们自己是靠这些他们所讽刺的人过活的；他们自己其实也可以被看作是“洋务”与“维新”的间接产儿。正是他们所厌恶的时髦维新思潮使他们的著作受欢迎。因此，尽管他们过着寄生生活，却很少有人赞成彻底革命，因为革命会将他们虽然反对却又习惯了的世界摧毁。
虽然晚清小说的大主题是社会讽刺，但对社会与政治的批判也和作者自觉的主观个人感情交织在一起。社会和感情两种因素常互相结合以达到一定的情绪高度来为作者目标的严肃性辩护。被认为以《恨海》一书开创了“言情小说”的吴沃尧，在《新小说》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与言情小说之关系》的文章中宣称：
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要知俗人说的情，单知道儿女私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只可叫做魔……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是在那里写魔……
在这篇陈义崇高的声明中，吴沃尧希望给主观感情以广阔的社会与伦理基础。这和翻译家林纾想从伦理的观点来为感情辩护如出一辙。但是这篇宣言的儒家框架并没有定出晚清言情小说的真实内容。其实它们大多数都是描写男女“痴”情和“着了魔”似的伤感主义的。正如林纾逐渐认识到的那样，个人感情，如果真实地表达出来，不论它是否反映公认的伦理准则，都可能成为一个人的主导的人生观。特别是通俗言情小说的作者们发现描写感情，尤其是以“痴”或“魔”的形式出现，会受到读者们热烈欢迎的时候，这种伦理的严肃性就更加被淡化了。所以这种言情小说一直被中国的文学史家们认为是晚清小说中低级的一类。虽然它们的榜样显然是伟大的《红楼梦》，但大多数却更像19世纪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六才子》和《花月痕》之类。实际上最受欢迎的是那些以色欲为中心兴趣的书，其中才子们迷恋的佳人又无例外地都是妓女，以至被称为“妓院指南”。胡适挑选其中的两本《海上繁华梦》和《九尾龟》来特别加以谴责，说它们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文学价值。因此，“言情小说”中的下乘作品似乎只是亵渎感情——据文学史家阿英的看法，它们很快就为“鸳鸯蝴蝶派”打开了大门。
回答者：wnc7188 - 护国法师 十五级 5-16 06:31

晚清文学，1895—1911年

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自1895至1911年的16年，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首先研究这一阶段。

文学报刊的发展

晚清文学的出现——特别是小说——是报刊的副产品，它是从一连串逐步深化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反应中演化出来的。中国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失败的耻辱终于惊醒了知识分子精英们，促使他们投入行动。但是他们对改革的要求到1898年那场没有成功的变法运动才达到顶峰。对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幻想破灭以后，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抛开无能的国家，成了中国社会激进的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于动员“舆论”，以对中央政权施加压力。他们发现条约口岸的报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出现了非官方的报纸，它们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们资助兴办的。但是它们的迅速增多却是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倡导的结果。梁启超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是作为康有为改革集团的机关报，分别于1895年和1896年创刊的。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亡命日本，又创刊两份报纸《清议报》（1898年— ）和《新民丛报》（1901年— ），以继续他们的新闻事业，两者都很快就成为权威性的报纸。严复仿照梁启超的榜样协助创办《国闻报》（1897年— ）而狄楚青则创办了《时报》（1904年— ）。革命家们很快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加入新闻界的行列，引人注目的有章炳麟的《苏报》（1897年— ）、《国民日日报》（1903年— ）。到1906年，据统计仅在上海已出版66种报纸，而在这整个时期内发行的报纸总数达239种。

为了宣传自己的事业，这些报纸通常发表尖锐的新闻，但也包括娱乐性的诗歌与文章，后来这类诗文都登在专门的“副刊”里。由于对这种副刊的需求日增，就扩充另出独立的杂志。文学报刊就这样诞生了。这些出版物的编辑们是一群新闻记者-文学家，他们懂得一点西方文学和外国语，有更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是各种伪称的译文、诗歌、散文以及连载的小说，它们声称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社会政治觉悟，但也是为了大众娱乐。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上海文学报刊的翘楚是四家主要杂志，即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年— ）、李宝嘉编辑的《绣像小说》（1903年— ）、吴沃尧和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年— ），以及黄摩西编辑的《小说林》（1907年— ）。

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年，城市文学报刊——一种半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形式——已经为新文学的文艺家们创造了市场和读者。这些杂志的编辑和作家们赶着写作以符合预定的时限，大量写作以赚钱。他们勤奋努力的结果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的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搞文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和很可能赚钱的职业。但直到他们的五四继承者才赋予这一新的职业以崇高的社会威信。

晚清文学报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小说”在杂志的命名方面，以及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都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小说”一词仍然像传统上那样，包罗典雅的散文和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按晚清作家们的理解，“小说”包括形形色色的大众记叙文学——古典故事、长篇小说、弹词，甚至戏剧。但是在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连载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晚清文学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特别要归因于梁启超和其他文学精英们的开拓性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义灌注到了这一传统上“被贬低的”文学体裁中。

“新小说”理论

三篇重要的宣言表达了小说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关系——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在天津《国闻报》的第一期中，严复和夏曾佑写了一篇题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两人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小说过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借以强调它在现在所具有的潜在教育作用。但是严复又用传统文人典型的高高在上的态度警告说，中国的传统小说也充满毒素。“浅学之人，沦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中国人民必须用曾经在西方和日本创造过奇迹的新式小说来加以再教育。

梁启超在1898年所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观点。他同意严复关于小说具有潜在教育作用的说法，但对传统作品甚至更加蔑视。梁启超指摘大多数中国小说都是模仿《水浒传》或者《红楼梦》，因其“诲淫诲盗”而遭到学者们的谴责。当务之急是进行一次“小说界革命”，把公众的兴趣引向“政治小说”。由于受到日本小说的启发（这篇序言是梁启超为译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写的导言），梁启超想当然地对外国小说的起源和声望作了强有力的描写：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甚高焉。

晚清关于政治小说的经常被人引用的观点见于梁启超1902年发表在《新小说》上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引用外国的例子，力主革新小说为革新一国人民之关键。创造一种新小说可以在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道德、宗教、习惯、风俗、学识和艺术，甚至民众性格——发生决定性的影响。除了列举小说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以外，梁启超还在这篇论文中集中指出小说的四种基本感化力量，即对读者的“熏”“浸”“刺”和“提”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提”的意义，即将读者提高到小说主人翁的水平，向他学习。但是这些值得中国人学习的英雄不能从中国历史中寻求，而必须从西方历史中去寻求：对中国人来说，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爱国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启超曾经为这些人物写过传记。

严格地说，严复和梁启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学家。在他们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要为其他的目的服务：唤醒中国人民。梁启超着手写过几部小说，但是一部也没有写完。他们对文学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学评论，而只能被看作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献。

尽管严复和梁启超两人都深受中国“伟大传统”的影响，但都反对这个传统近代的衰朽状况：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没有意义的散文写作方法，其中充满了高谈阔论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但仔细一看，只不过是浅薄的老生常谈。由于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级的”通俗体裁具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缓。不过在普及这个领域中，严复的贡献不及梁启超。严复仍用典雅的、博学的文言散文翻译斯宾塞、赫肯黎和J.S.穆勒的著作。他虽然提倡小说，却不愿对“民众的欣赏力”作任何让步。相反，梁启超却更能汲取民众的和外国的语汇。他的文章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梁启超的著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人——和市民阶层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没有梁启超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开拓成就，严复的翻译和一般的维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么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极力提倡新小说，还代表他政治立场的巨大转变。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他几乎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中国社会；他试图设计一种新的社会集体（群）的蓝图，由此而构成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梁启超关于“新民”的著名概念虽然和精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质上却是群众性的，目的在于改造整个中华民族。按照这一新的指导思想，无论梁启超是否出于他对明治维新经验的知识，他鼓吹小说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启超和后来的胡适不同，他对语言问题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关心对读者的影响。他所说的小说的四个特点和作者无关，也和文学本身的特点无关，而仅仅是关于读者的。

虽然梁启超在使小说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劳，但他和晚清小说的文学质量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方面，功劳归于在条约口岸的那些较少教养但更富于文学才能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

新小说的实践

晚清文坛上的小说可以容易地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社会小说（或者用鲁迅的说法，“谴责小说”）和写情小说（即言情小说），后者的焦点是人类的感情。

根据胡适的意见，大多数晚清社会小说都是模仿一部先驱著作——18世纪的小说《儒林外史》。由于梁启超和严复所提倡的那种“新小说”的社会政治方向的巨大影响，创作者们自然而然地会将《儒林外史》当作社会小说的光辉先例。不过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比吴敬梓的著名小说中所描写的18世纪的社会，充满了更多的危机。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那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以外，晚清小说散发出一种更紧迫尖刻的调子和更阴暗的灾难临头的情绪。这种紧迫感常常用沉重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吴敬梓温文尔雅的讽刺走向了极端。在吴沃尧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轻松的幽默和对可怕的荒唐事物的揭露纠缠在一起，以致效果变得令人感伤而不只是可笑。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更是病态的。人们可以觉察到李宝嘉几乎是故意要夸大生活的阴暗面（也许是作者身受肺结核的磨难的无意识的表现）。充斥于《官场现形记》中的谐谑与被扭曲的事物，似乎表明作者对他周围发生的一切极端厌恶。小说中都是反面人物——全都是贪婪、不道德的野心家，满脑子升官发财思想，热中于行贿受贿。甚至连改革计划和有志于改革的官吏也逃不脱作者的苛刻的讽刺，这一点从他的另一部小说《文明小史》中可以看出。普鲁舍克教授所说的这些作家“悲观”的人生观，本质上反映出一种个人的忿懑：在这样一个充满愚昧和绝望的国家，很难看到什么希望。

为了生动地表达出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李和吴常采用引人注意的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自称“九死一生”，说自己“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使用的笔名是“东亚病夫”。另外两位作

问问：意林小小姐的编编们的照片和资料，都要哦~要莫小西，宋词词，欧阳夏飞等等，所有编编们~~~大家帮忙

沧海镜和千鬼黛

笔名：沧海·镜

昵称：镜子

真实姓名：王羕蓉

生日：4月12日

血型：A型还是B型……哎，不记得了

性格：活泼，很乖

爱好：写小说，画画，睡觉

职业：网站编辑、作者、插画手

学校：浙江师范大学

座右铭：当你想要保护自己要保护的人时，你一定会变强

最喜欢的作者：当然是自己啦，啊哈哈哈哈（邪恶的笑）

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当然是自己的啦，啊哈哈哈（再次邪恶的笑）

作者公告：

睡觉，睡觉，还是睡觉……嘿嘿。

睡觉吃饭写文……照镜子……

皆小无

本名：程慧嫦

与自己的书合照^^

主打笔名：皆无艾尔

昵称：皆小无

家乡：南方

兴趣：爱好幻想，热爱动漫，同时又是音乐白痴，反应迟钝，时常在午夜码字，巧克力冰激淋天天吃，偶尔性疯狂逛淘宝收集鞋帽衣饰及各式萌物……

星座：个性爱憎分明，绝对典型的天蝎座！

喜欢的颜色：紫色

喜欢的饰物：蕾丝

最爱的书：《温柔的杀死龙的方法》系列

最爱的人：GEMINI×4（+2）

职业：写手、编辑

休闲与娱乐：刷微博、逛淘宝、看动漫、泡图书馆

千鬼黛

本名：袁冬

笔名：千鬼黛

星座：天蝎

生日：1987.11.21

代表作：《悠莉宠物店》1、2、3

在这里分享一下沧海·镜的封印之书系列第二册《封印之书*独角兽》暑假结束前可以送到大家手里这次是朔泽廉的妹妹苍织的故事呦，小狐狸洛菲雅是客串嘉宾~

小说作者淡歌的简介

谈歌，原名谭同占。1954年出生于河北省龙烟铁矿，祖籍河北完县（今河北省顺平县）。作家、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河北省龙烟铁矿西二区小学、河北宣化第四中学就读。1970年3月参加工作。先后做过锅炉工、修理工、车间主任、地质队长、机关秘书、宣传干部、报社记者、政府副市长等职务。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共发表长篇小说19部，中短篇小说千余篇，计有1500余万字。部分作品被译成法、日、英等文字介绍到国外。曾获《当代》《十月》《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奖。1984年考入河北师范大学。1986年毕业，曾在《冶金报》《冶金地质报》任记者。1996年调入河北作家协会至今。现任河北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文名
谭同占
别名
谈歌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日期
1954年3月

重要短篇小说

获得主要奖项

作品改编

作品评价

人物影响

作品欣赏
创作年表
1978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

著名作家谈歌 刘文韬 摄
1979年曾在《工人日报》发表独幕话剧《欢迎检查团》等作品。至1989年十年间，在工作之余，曾在《莲池》、《个旧文艺》、《北京晚报》、《河北日报》、《保定文艺》、《东海》、《北京文学》、《小说林》、《四川文学》、《广州文艺》、《作品》、《天津文学》、《工人日报》、《健康报》、《青年作家》等几十种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300余篇、诗歌百余首。短篇小说代表作有《总工程师与卖大碗茶的儿子》（《河北日报》责编：韩晓春）、《你有多少聚M烯我都要》（《现代作家》责编：杨泥）、《水浒知识智力竞赛侧记》（《广州文艺》）、《假如你第一次扛枪打兔子》（《小说林》）、《四十岁的大学生》（《工人日报》）等。曾获《工人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文学》等一些报刊的征文奖或年度奖。
1990年起，专注于小说创作。一些中短篇小说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作家文摘》等转载。如《年底》、《大厂》、《绝品》、《天下荒年》、《野民岭》、《单刀赴会》、《天香酱菜》等。出版并发表长篇小说《家园笔记》《票儿》《白玉堂之曲之杀》等19部。
重要文学活动：
1981年参加了河北省文联举办的第二届文学讲习班（为期半年）。
1994年被河北省文学院聘为专业作家（为期两年）。1994年参加了河北省青年作家代表大会。

1996年参加了河北省作家代表大会。
1996年参加了全国作家代表大会。
1998年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
2001年参加了全国作家代表大会。
2002年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第一届高级研讨班。
2006年参加了全国作家代表大会。
2012年参加了全国作家代表大会。
主要作品集或主要长篇小说
中篇小说集《大厂》（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

中篇小说集《城市热风》（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
长篇小说《城市守望》（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
长篇小说《家园笔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短篇小说集《人间笔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短篇小说集《绝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
杂文随笔集《一吐为快》（远方出版社2001年）
中篇小说集《天下故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中篇小说集《英雄传说》（台湾知本家出版社2005）
随笔集《品读水浒人物》（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

长篇小说《票儿》（湖南文艺出版社2009年）
短篇小说集《人间笔记2》（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
随笔集《灯下闲读》（地震出版社2013年）
长篇小说《曲之杀》（江苏文艺出版2010年）
1990年以来部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存目：
《山毛榉》（中篇）《昆仑》1990年5期
《那一阵我活得没滋味》（中篇）《小说家》1991年6期

《空槐》（中篇）《长城》1993年5期
《狗头金》（中篇）《荷花淀》1994年1期
《我曾让你傻半天》（中篇）《天津文学》1994年1期
《大忙年》（中篇）《北京文学》1994年7期（中篇小说选刊转载）
《猴儿的故事》（中篇）《小说创作》1994年12期
《山问》（中篇）《长城》1995年1期（中篇小说选刊转载）
《年底》（中篇）《中国作家》1995年3期
《天下大事》（中篇）《北京文学》1995年6期（中篇小说选刊转载）
《野民岭》（中篇）《小说林》1995年4期（中篇小说选刊转载）

《天下无忌》（中篇）《珠海》1995年4期
《天下荒年》（中篇）《北京文学》1995年10期
《黑日》（中篇）《长城》1995年5期
《高山流水》（中篇）《当代作家》1995年6期
《厕觞》（中篇）《天津文学》1995年11期
《大厂》（中篇）《人民文学》1996年1期

《天下书生》（中篇）《小说家》1996年1期
《城市警察》（中篇）《小说林》1996年2期
《天下涛涛》（中篇）《芙蓉》1996年3期
《城市行为》（中篇）《作品争鸣》1996年12期
《城市热风》（中篇）《北京文学》1996年7期
《雪崩》（中篇）《当代》1996年4期
《热风》（中篇）《十月》1996年4期
《天下匆匆》（中篇）《百花洲》1996年4期
《大厂续》（中篇）《人民文学》1996年8期

《官司》（中篇）《东海》1996年10期
《车间》（中篇）《上海文学》1996年10期
《西天路上》（中篇）《海峡》1996年5期
《警察的故事》（中篇）《啄木鸟》1997年3期
《危矿》（中篇）《春风》1997年3期
《天下忧年》（中篇）《北京文学》1997年3期

《下岗》（中篇）《百花洲》1997年4期
《长河落日图》（中篇）《今古传奇》1997年4期
《污染》（中篇）《芳草》1997年8期
《小厂》（中篇）《时代文学》1997年3期
《年初》（中篇）《中国作家》1997年5期
《城市》（中篇）《人民文学》1997年10期
《风波》（中篇）《作品》1997年11期

《阳光里的股东们》（中篇）《北京文学》1998年1期
《绝士》（中篇）《十月》1998年2期
《山草谣》（中篇）《东海》1998年4期
《年前秧歌》（中篇）《山花》1998年4期
《城市剧团》（中篇）《时代文学》1998年3期
《乡关何处》（中篇）《特区文学》1998年3期
《大地无垠》（中篇）《春风》1998年10期
《的爷》（中篇）《人民文学》1998年10期
《猴事》（中篇）《小说家》1998年4期
《天绝》（中篇）《十月》1999年2期
《无处告别》（中篇）《长城）1999年2期
《家园笔记》（长篇节选）《当代》1999年5期
《逍遥楼》（长篇小说）《今古传奇》1999年6期
《城市检查官》（中篇）《啄木鸟》2000年第1期
《意外》（中篇）《上海小说》2000年3期
《遭遇背景》（中篇）《江南》2000年第1期
《豪气冲天》（中篇）《十月》2000年2期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中篇）《上海小说》2000年2期
《阳光下发生的事情》（中篇）《上海小说》2001年3期
《杨志卖刀》（中篇）《十月》2001年5期（小说月报转载）
《商敌》（中篇）《青春阅读》2001年10期（中篇小说选刊转载）
《阳光下的冲突》（中篇）2001年3期
《不服气你去试一试》（中篇）《上海小说》2001年3期
《大雨到来之前》（中篇）《长江文艺》2002年9期
《神探白玉堂》（长篇小说）《小说月报原创版创刊号》2002年
《城市传说》（中篇）《十月》2002年2期（小说月报转载）
《城市秧歌》（中篇）《上海小说》2002年1期（作品争鸣转载）
《城市迁徙》（中篇）《当代》2004年3期（作品争鸣转载）
《火车提速》（中篇）《上海小说》2003年6期（小说选刊转载）
《血色黄金》（长篇小说）《小说月报》2003年2期
《旁观者迷》（中篇）《啄木鸟》2005期1期
《广陵散》（长篇小说）《十月长篇小说》2005年增刊
《黑幕重重》（长篇小说）《今古传奇》2006年1期
《老乐的执迷不悟》（中篇）《小说月报原创版》2006年4期（新华文摘、作家文摘转载）
《核磁共振》（中篇）《当代》2006年6期（小说选刊转载）
《玄武门小说（节选）》（长篇）《十月长篇小说》2007年2期
《明天有暴雨》（长篇小说）《长江文艺长篇小说卷》2008年
《升国旗奏国歌》（中篇）《小说月报原创版》2008年3期
《人物笔记二题》（中篇）《天津文学》2008年9期（小说月报转载）
《凤凰令》（长篇小说）《今古传奇》2009年3期
《局中局》（长篇小说）《今古传奇》2010年6期
《票儿》（长篇小说节选）《小说界》2009年5期
《桥》（短篇小说）《小学语文六上》2019年12课
重要短篇小说
《笔记二题》（短篇）《东海》1990年10期
《笔记三题》（短篇）《河北文学》1990年11期
《大黑和二黑》（短篇）《河北文学》1992年4期
《笔记二题》（短篇）《东海》1992年6期
《笔记二题》（短篇）《四川文学》1992年10期
《笔记二题》（短篇）《天津文学》1992年8期
《绝活》（短篇）《河北文学》1992年12期
《笔记二题》（短篇）《春风》1993年7期
《三叔的故事》（短篇）《百花园》1993年6期
《名流》（短篇）《北京文学》1994年1期（中华文学选刊转载）
《绝情》（短篇）《春风》1994年1期
《笔记二题》（短篇）《鸭绿江》1994年1期
《绝赌》（短篇）《春风》1994年3期
《笔记三题》（短篇）《天津文学》1994年7期（中华文学选刊转载）
《名角》（短篇）《当代人》1994年6期
《笔记二题》（短篇）《当代人》1994年10期
《猴之事》（短篇）《广州文艺》1994年3期
《笔记三题》（短篇）《作品》1995年10期
《笔记二题》（短篇）《中国作家》1996年3期
《赚了三块四角六分钱》（短篇）《广州文艺》1995年4期
《绝桥》（短篇）《小说界》1995年5期
《乔迈下海》（短篇）《当代人》1995年6期
《笔记二题》（短篇）《当代人》1995年10期
《绝人》（短篇）《北方文学》1996年1期（小说月报转载）
《笔记三题》（短篇）《春风》1996年7期
《笔记二题》（短篇）《飞天》1996年7期
《李秀平的故事》（短篇）《作家》1996年11期
《城市票友》（短篇）《当代人》1996年11期（小说月报转载）
《岳姑娘的故事》（短篇）《芒种》1996年1期
《绝店》（短篇）《当代人》1997年2期
《大哥的故事》（短篇）《长城》1997年3期
《短篇二题》（短篇）《芙蓉》1997年3期
《犯罪心理学》（短篇）《羊城晚报》1997年8月
《绝桥》（短篇）《春风》1998年5期
《事件》（短篇）《佛山文艺》1998年5期
《笔记三题》（短篇）《当代作家》1998年5期
《绝伪》（短篇）《小说家》1998年6期
《单刀赴会》（短篇）《当代人》1999年2期（小说月报转载）
《笔记五题》（短篇）《上海小说》1999年3期（小说月报转载）
《短篇二题》（短篇）《红岩》1999年3期
《秦琼卖马》（短篇）《人民文学》1999年10期（新华文摘转载）
《高大力的故事》（短篇）《青春阅读》2000年1期
《布店》（短篇）《章回小说》2000年10期
《赌客》（短篇）《红岩》2000年5期
《李二娘的故事》（短篇）《广州文艺》2000年12期
《贺梁红梅》（短篇）《作家》2005年5期（小说月报转载）
《海口》（短篇）《长城》2005年4期（小说月报转载）
《万家福超市》（短篇）《当代人》2005年9期（小说月报转载）
《绝印》（短篇）《人民文学》2005年12期（小说月报转载）
《穆桂英挂帅》（短篇）《上海小说》2006年1期（小说月报转载）
《绝品二题》（短篇）《长城》2002年5期（小说月报转载）
《绝渡》（短篇）《长城》2003年3期（小说选刊转载）
《老头包子》（短篇）《青春阅读》2005年12期
《故事、事故》（短篇）《北京文学》
《黑子和石头》（短篇）《小说月报原创版》2007年2期
《保姆张秀梅》（短篇）《中国作家》2007年5期
《和平里10楼》（短篇）《作品》
《马洪刚的爱情》（短篇二则）《作品》2008年4期
《孟家母子》（短篇）《山花》2005年6期
《老同学三题》（短篇）〈长城〉2006年6期（小说月报转载）
《暴水桥头》（短篇二则）《小说界》2005年5期（中华文学选刊转载）
《酒道》（短篇）《现代小说》2006年创刊号
《张子和》（短篇）《北京文学》2006年10期（小说月报转载）
《老张》（短篇）《当代人》2006年5期（小说月报转载）
《天香酱菜》（短篇）《作家》2007年1期（小说月报转载）
《洗澡》（短篇）《作品》2007年7期（小说月报转载）
《郭氏姐妹》（短篇）《芒种》2007年8期
《一声叹息》（短篇）《啄木鸟》2007年5期
《苏子玉、龙粥》（短篇）《十月》2008年5期
《瓷人》（短篇）《上海文学》2007年9期
《锔人》（短篇）《上海文学》2007年12期
《两个女人》（短篇）《芒种》
《紫砚》（短篇）《啄木鸟》（小说选刊转载）2009年1期
《鱼塘女人》（短篇）《啄木鸟》2009年6期（小说月报转载）
《拾荒女人》（短篇）《啄木鸟》2010年9期
《奇人与奇石》（短篇）《中国作家》2010年1期
获得主要奖项
1、《大厂》获《人民文学》1996年特别奖。
2、《大厂》获《小说选刊》1996年奖。
3、《大厂》获《小说月报》百花奖。
4、《年底》获1995年河北省文艺振兴奖。
5、《官司》获《东海》1996年三十万文学巨奖铜奖。
6、《笔记小说二题》获《中国作家》1996年小说奖。
7、《天下荒年》获《北京文学》1995年中篇小说奖。
8、《笔记三题》获《天津文学》1994年至1995年小说奖。
9、《城市警察》获公安部金盾文学奖。
10、《城市警察》获《啄木鸟》奖。
11、《热风》获《十月》1997年文艺奖。
12、《山草谣》获《东海》1998年铜奖。
13、《燕赵笔记》获《小说月报》百花奖。
14、《老张》获《小说月报》百花奖。
15、《当局者迷》获公安部侦探推理大赛奖。
16、《张子和》获《北京文学》奖。
17、《核磁共振》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
18、《天香酱菜》获《小说月报》百花奖。
19、《升国旗奏国歌》获“梁斌文学”奖。
20、《升国旗奏国歌》获《中篇小说选刊》奖。
作品改编
中篇小说《大厂》被中央电视剧制作中心改编成8集电视连续剧。被西安电影厂改编成电影《大厂》。被改编成一些地方戏。如越剧、话剧、吕剧、广播剧等。
中篇小说《年底》《年初》被辽宁电视台改编成25集电视连续 剧《选择》。
获辽宁省电视剧金奖 中篇小说《大忙年》《雪崩》《城市热风》等九部中篇被中国电影合拍公司改编成27集电视连续剧《震荡》。
短篇小说《绝人》被中央电视台改编成电视电影《夏日情怀》。
获优秀奖 短篇小说《名流》被中央电视台改编成电视电影《小镇名流》。
获优秀奖 中篇小说《野民岭》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成《沉默的山无言的河》。
中篇小说《山问》峨嵋电影制片厂改编成《山问》。
短篇小说《城市票友》被北京电视台改编成电视电影。
作品评价
近些年来，虽有不少文学作品在不同类型和层次的读者群中获得好评。但像《大厂》（载《人民文学》1996年第l期，作者谈歌）这样，反映工厂生活而能受到普遍欢迎、产生轰动效应的，还没有过。那盛况，有点儿像17年前《乔厂长上任记》问世时的情景。《大厂》写的是某市一家有2000职工的国有企业，因前厂长础吞公款留下亏空，更因面临诸多难点，陷于窘困境地：外欠的帐要不回来，来讨债的赖着不走；老劳模患重病硬撑着不肯住院，小家属做手术得借助众人捐钱；一些工人情绪浮躁，有的偷原材料外卖，有的砸财务科撒气；总工程师心神不定，发明创造因无资金推不上去，想调离工厂另谋出路;就在年关逼近之时，为跑业务壮门面而留下的唯一一辆高级轿车丢失……作品把工厂方方面面的“窝心事”，像打折扇似地一瓣瓣铺展开来，将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如扇骨般都归结到一厂之长吕建国身上，通过他之所历所感，描绘了厂内外众生相，映现了当今的浮世图。仅从故事情节的设计与安置来看，这部中篇并没有新奇的内容，也未见曲折的结构；且该厂不够大，它所遭逢的那些“窝心事”，对于真正大型国有企业来说，多半可谓小小不言。但是，《大厂》......
1996年3月1日《文艺报》报道：《人民文学》今年第一期发表的反映国营大中型企业当前处境的中篇小说《大厂》在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再一次证明了文学紧贴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大厂》十分真实地触及到当前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困境，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塑造了厂长吕建国等一批在困苦中坚韧奋斗的企业干部和工人形象。作品发表后，《人民文学》编辑部收到很多读者来信，称赞这是一篇感人的佳作。有的读者说，读《大厂》就如同当年读《乔厂长上任记》一样，令人振奋；有的读者反映说，载有《大厂》的《人民文学》在所在单位被争相传阅；有的读者在称道《大厂》能真正贴近工人的心的同时，也批评目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对现实生活毫不了解，把厂长写成只会上酒楼、搂女人、偷漏税的人物。《大厂》也在文艺界引起热烈反响，《作家文摘》、《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报刊分别予以转载，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正在筹备改编电视剧，有关单位还有改编电影的意向。
以下摘自《谈歌文化小说论》：谈歌自《大厂》、《年底》等紧贴现实的小说创作蜚声文坛，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当代作家，受到大量读者和批评家的热烈赞扬，成为“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势头最猛的一股力量。但谈歌也因此被批评界永远定位于只能书写即时性社会题材的作品。笔者认为，这类作品虽然紧贴现实、目光敏锐,具有较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但它们缺乏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意识，在艺术上也有失粗糙。而在文化小说中，谈歌将目光拉进历史与文化，试图用更深沉的人文视角和传奇性的民间话语来发掘燕赵精神乃至民族文化中的内核。这些小说文化味颇浓，以讲述传奇故事的方式回溯老保定的奇人逸事，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和艺术价值，并能代表作家小说艺术上的最高成就。学界对谈歌小说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上，对其文化小说的研究很少，集中论述谈歌文化小说的著作更是凤毛麟角。在笔者看来，批评界对谈歌整体小说创作的丰富性是认识不足的。为弥补谈歌小说研究的缺失，本论文集中论述谈歌的文化小说。本论文采用历史美学分析、文本细读、文化分析等方法，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互支援，各文类之间相互对比，从中突出谈歌文化小说的审美意蕴和艺术个性。笔者从探讨谈歌个人性格、燕赵文化的整体氛围和谈歌文化小说产生的关系入手，以从审美意蕴到艺术个性为线索分析谈歌的文化小说创作，这样就完成了对谈歌文化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系统观照。着重解析谈歌受关注较少的文化小说，既有利于论文创新，也有利于集中解决论文的中心问题。本论文从三个方面论述谈歌的文化小说： 第一章追溯谈歌文化小说出现的渊源：谈歌个性豪爽直率，血气方刚，燕赵文化的整体氛围也给了他潜在的影响，使他在自己的文化小说中塑造出某些“实验性自我”，将自己理想中侠肝义胆的生活付诸文学想象中的“实践”。另一方面，他用文化小说追忆燕赵风骨的坚韧、奉献、勇敢、顽强是要将这种精神与当代社会的精神现状作对照，企盼用它再造理想的精神世界，张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种深沉的道义承担也是谈歌写作文化小说的内在动机之一。第二章论述谈歌文化小说的审美意蕴：燕赵文化精神是谈歌文化小说的内核，具体包括燕赵精神、燕赵文化人格、燕赵民间文化。另一方面，“新的历史意识”是谈歌文化小说的精神旨归：这些小说以重写历史、还原真实历史为创作旨归，采用历史辩证法重写历史人物，关注“被历史记录所遗忘了的”人的历史和历史事件的真相。在第三章里，笔者论述了谈歌文化小说独具的艺术个性,指出这些小说将传奇性和写实性相结合使作品具有了极强的艺术张力：既生动，又深邃；戏剧性是谈歌文化小说的潜在结构模式，作者擅于制造戏剧冲突，运用各种戏剧性结构方式，采用戏剧的内心独白手法，人物也具悲剧色彩。谈歌文化小说将显性的话本结构与潜在的戏剧结构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无限张力和活力的叙述方式；受古典散文和地方戏词的影响，谈歌文化小说的语言文白相间，古今杂糅，典雅凝练。谈歌把口语、文言、书面语以及曲艺语言、评书话本语言神奇地结合起来，使诸多语言元素在他的文化小说中水乳交融、不可分割，这种话语方式使这些小说的语言呈现出典雅又富有诗韵的魅力。谈歌的文化小说创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不足，更具有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在文化小说的创作过程中，谈歌在小说艺术上完成了自我超越。谈歌文化小说作为研究界的一块璞玉，应得到更多的研究和关注。此外，谈歌文化小说创作民族化的精神内核和民族化的表达方式对当代文坛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以下摘自《白烨——《97小说风尚：写实》：谈歌在1997年的几部作品，较之过去更注重直陈现实、直抒胸臆，其中尤以《天下忧年》为最。这部作品中的“我”，真是陷人了内忧外患、四面楚歌的境地：先是妻子所在的工厂开不出工资，想调动工作没有门路；其次是15岁的侄女小丽因学习不好，被弟弟一巴掌打出家门不知去向；接着是67岁的老岳母不慎摔断了腿，交不起巨额医疗费难以就医；随后又是“我”去山西找侄女，人未找到又遭歹人抢劫，同车的旅客竟然无人过问。写到这里，作者遏抑不住满心的痛楚和满腔的义愤，先以插人社会新闻的方式罗列了道德滑坡造成的世风日下景况，又以引经据典的论说抨击了人心不古带来的人情冷漠和血性淡薄。这部作品可以说用一种叠床架屋式的情节结构，对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幸进行了集束式的扫描，人们既看到了酿就人生悲剧的客观因素，又看到了在其中推波助澜的人为因素，从而达到了对于当下现实深刻而大胆地反映。但从阅读的感觉上看，《天下忧年》已很难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它的叙事如同报告，语言如同诉状，几乎让人感觉不到虚构与想象的成分，彻头彻尾的事件记述和观感描述，使它的纪实性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果说它是小说，那一定是纪实小说，而与其说是纪实小说，还不如说是社会特写更为明确。
以下摘自来源：中华文学基金会 2006-4-14 11:56:00 1996年，平静的中国文坛忽又热闹起来。随着《大厂》、《天下荒年》等作品惊雷般地炸响，谈歌也如同一只冲下山林的猛虎，裹挟着一股飓风腾跃而出。这年，谈歌发表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17部、短篇小说23，还有一部25集电视连续剧，总计近200万字；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几家文学刊物的头条几乎被他占去了大半。这在当代中国文坛上简直是个奇迹！无怪乎海内外一些评论家惊呼：文坛上的这一年是“谈歌年”。
《当代》杂志主编汪兆骞说：谈歌是文坛上的一个才子，多面手，他有好几种笔法，好几种路数，能写各式各样的小说，如同武术大师，精通十八般武艺。他的百余篇“绝字头”笔记小说便是明证。他的历史小说《绝土》，写的是荆柯刺秦王。这是一个几近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几千年来，民间的口头演绎和渲染，已将故事和人物大致确定为一种模式。谈歌却赋故事和人物以全新的神貌：易水河畔寒风怒号万物萧杀，荆柯一身缟素，瘦弱得几乎被一阵风卷去，但他毅然与太子丹绝别，为洗雪自己的名誉而踏上不归之路。作品淋漓尽致地“泼墨描写，鲜活灵动的人物形象，撼人魂魄的故事，使你不能不去痛苦地思索。似乎是一种规律，探索者心中没有绝对权威，头上没有“紧箍咒；惟其如此，才能勇探新路，独辟蹊径，开一种风气之先。谈歌的长篇小说《家园笔记》，就是一部打破传统的结构模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的力作。著名编辑郭小林说：“读谈歌的小说，总感到人物要跳将出来，涕泪淋漓的对你直抒胸臆，可谓此中真歌哭，情文两俱备。”
人物影响
1996年中国文坛掀起“现实主义冲击波”的领军人物。谈歌与关仁山、何申被称为河北三驾马车。因其许多小说作品在1996年被多家刊物同时刊出，1996年文坛，被一些媒体戏称为“谈歌年”。谈歌的短篇小说诸如《城市票友》《穆桂英挂帅》《绝品》等被编入大学教材与中学教辅教材。小小说《桥》被编入小学六年级人教版语文课本。《大厂》《绝屠》等十几篇小说被译成日文、法文、英文介绍到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