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报80周年

地理学报80周年

数十年来，先后主持、参与主持或参加完成国家七五、八五重大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省市重点课题等20个项目，其中一项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两项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获陕西省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一部教材获陕西省优秀教材一等奖。作为独撰人、主编、副主编，在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等出版专著、教材共20部，其中一部获全国优秀地理图书一等奖，一部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部专著《中国入境旅游研究》和《旅华游客流动模式系统研究》分获中国科学院出版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出版基金资助。在测绘学报、地理学报、旅游学刊、地理研究、人文地理、旅游科学等高中级刊物上发表论文90余篇，其中4篇获陕西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在地图学与GIS研究方面， 提出了专题地图符号构成元素及其设计模式，为计算机辅助地图制图和地理信息系统制图的符号设计开创了新的思路；编纂完成的《西安地图集》是我国编制最早、最好的城市地图集之一，在综合制图、动态制图和综合设计等方面进行了成效尝试， 对随后全国其他城市编制的城市地图集产生了导向型的影响，获得了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在旅游研究方面，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旅游热点城市境外游客流动模式系统研究》，深入探讨了我国入境游客的时空动态规律，提出了海外旅游者趋丰美资源、趋特大城市、趋黄金旅游线路等流动模式及旅游城市间的相关关系、辐射效应和替代效应，并探讨了不同客源国旅游者来华的旅游模式等，从时间序列演进、地理空间分析两个方面揭示了入境旅游客流的动态趋势及其预测预报等。该研究成果2004年获陕西省优秀科学技术成果三等奖和陕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成果奖。主持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项目《中国不同群体入境游客旅游行为模式研究》课题，从入境旅游者的旅游决策、旅游选择偏好、时空动态规律、客主文化交互效应等方面，在国内首次探讨了中国入境游客的旅游行为模式和规律，深入研究了了我国主要客源群体—日韩、东南亚、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等不同客源地旅游者的旅游偏好、行为规律和文化差异等，开创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入境旅游研究的先河，为中国的入境旅游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规划方面，主持完成了《陕西省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研究》、《陕西省旅游总体规划》（第二主持人）、《铜川旅游总体规划》、《旬阳太极城旅游区总体规划》、《城固五门堰旅游区总体规划》等数十个省市县旅游开发评价、旅游区总体规划项目，为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及旅游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教学方面，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讲授过：《测量与地图学》、《旅游地图学》、《区域规划原理》、《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旅游市场学》、《旅游市场分析与预测》、《旅游市场调研》、《国际旅游市场学》、《旅游空间模型》、《现代专题地图设计》、《数字地球》和《数字地图学》等10多门课程，深受学生好评， 曾数次获得陕西师范大学校级教学质量优秀奖。 以主要完成人完成的面向2l世纪地理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研究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参与完成的一项教学研究项目获原陕西省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马教授教学科研方向主要集中在地理学和旅游学的交叉融合方面， 因而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贡献。多年来，先后以学科第一方向带头人，争取到旅游管理、人文地理、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3个硕士点授予权和1个旅游管理博士点授予权(全国首批设立)，作为第二个学科群体带头人，争取到地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现为旅游管理博士点学科带头人，地理学博士后流动站旅游方向带头人。在人生道路上，已离休的家父对自己影响深远，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成为自己做人、做事的基本信条，作为高（中）67级老三届，在陕西重点中学三原南郊中学的四年学习奠定了自己良好的中学基础；而随后的几年下乡插队又让自己较早地经受了社会的锻炼和磨炼。陕西师范大学几年的大学求学生涯使我有了地理学的入门基础；西北大学地理系的进修学习使我提高了地理专业基础；而解放军测绘学院地图制图系的学习使我有了地图设计和计算机辅助制图方面的专业积累。本校刘胤汉、杨凯元等十几位老教授、以及西北大学已故张奠坤教授，解放军测绘学院高俊院士、武汉测绘学院祝国瑞博导对自己的治学影响至深，他们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使我有了学习的榜样和目标，并建立和恪守“书山无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警示格言。我主要从事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旅游开发及旅游市场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旅游与环境学院旅游管理、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和人文地理硕士点负责人。自己专业水平的真正提高，是在工作后的20多年的教学和科研项目完成之中。教学工作一方面传授了理论知识，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专业素质，同时，也大大促进了科研工作的开展。而科研工作的进行，锻炼和增强了自身的专业水平，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教学质量的提高。毕业留校的数十年来，先后主持、参与主持或参加了十多项国家、省市科研课题。80年代主要是完成省市级重点项目和国家“七五”课题；90年代主要是完成国家“八五”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可以说，项目增加了科研积累，项目促进了教学水平的大幅度提高。20多年来，先后为本校地理系、旅游系和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过测量与地图学、旅游地图学、专题地图编制、地图整饰、旅游市场营销、国际旅游市场学、旅游市场调研、旅游市场分析、现代专题地图设计、数字地球和数字地图学等10多门课程，为博士生讲授过现代地理学研究方法专题等，深受学生的好评。曾数次获得校级教学质量优秀奖，10多次获得院级教学质量优秀奖。以主要完成人完成的面向21世纪地理课程体系改革研究获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和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参加的一项教学研究项目获省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教学方面还兼任陕西师范大学教学委员会文科组组长。本人的专业兴趣主要集中在旅游开发、旅游市场分析、旅游制图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几个方面。多少年来，先后主持、参与主持或参加完成国家“七五”、“八五”重大课题、省市重点等共10余个项目；独立完成、主编，以第二完成人或参加者，在科学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西安地图出版社等出版专著、教材共16部；在《地理研究》、《测绘学报》、《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等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在所从事的现代专题地图符号设计、国际旅游流等领域内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发表在《测绘学报》上的“符号构成元素及其设计模式的探讨”一文，和《地理研究》上的“专题地图符号构成元素的研究”论文，提出了专题地图符号构成元素的设计模式，为计算机辅助制图地图符号设计和地理信息系统符号库的建立寻求了一条新思路。两文获得了陕西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完成的《西安市地图集》是我国编制最早的城市地图集之一，在中国地理学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其综合制图、动态制图的思想和城市经济制图的突破得到了高度评价，获得了全国首届优秀地理图书一等奖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对随后全国其它城市编制的城市地图集产生了一定的导向性影响。主持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旅游热点城市境外游客时空动态模式研究”核心成果“中国入境旅游研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并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提出的海外游客趋丰美资源、趋大城市、趋黄金线路等时空动态规律及旅游城市的辐射效应和替代效应等，受到国内同行的关注。在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方面，主持完成的“陕西自然灾害信息系统”，经省科委鉴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在为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提出的陕西旅游业发展应建立数个旅游新增长极的思想，已被陕西旅游业发展“十五”规划所采纳，主持完成的“凤县紫柏山旅游区总体规划”项目，经专家评审认为是省内最好的旅游规划之一，并列入陕西旅游业发展“十五”规划重点开发项目。本人科研的主攻方向主要是寻求旅游资源开发和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结合的突破，做出成绩，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目前招收旅游开发与GIS方向的博士生。

黑河-腾冲线是如何确定的？

瑷珲—腾冲线的概念，于1935年由地理学家胡焕庸首次提出的。他根据1933年的人口分布图与人口密度图，提出了此概念。在该年《地理学报》第二期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写到：

“ 自黑龙江之爱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 ”
—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 [1]

该文中所附的《中国人口密度图》，是中国的第一张全国人口密度图；该文后来还陆续被美国《地理学评论》及英、德等国的著名地理期刊介绍或转载。

[编辑] 1987年重新计算
1987年，胡焕庸根据中国大陆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排除二战后台湾光复和外蒙古独立导致中国版图变动的因素，得出：

“ ……东半部面积占目前全国的42.9%，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在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地区，居住著全国人口的94.4%；而西半部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5.6%…… ”
—胡焕庸，《我国人口与经济的地区分布》

袁珂的简介

袁珂先生(1916.7.12—2001.7.14)，本名袁圣时，笔名丙生、高标、袁展等，生于四川新繁县。生前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神话学会主席、国际知名学者，当代中国神话学大师。
袁珂先生著述颇丰。1950年，第一部神话专著《中国古代神话》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汉民族古代神话专著，由此奠定了袁珂先生的学术声望。之后，袁珂先生先后撰写了《中国古代神话》、《中国神话选》、《中国传说故事》、《山海经校注》、《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国民族神话词典》、《神异篇》、《巴蜀神话》(合著)等20多部著作以及800余万字的论文。
袁珂先生的大多数著作在香港、台湾均多次翻印，在国外有俄、日、英、法、意、西班牙、捷克、韩国、世界语等多种译本。其作品被中国、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入选学校课本。-- 纪念袁珂先生逝世一周年
先生学问深似海，褒奖后学不设箍
――谨以此文悼念袁珂先生
袁珂先生1916年出生，四川新都县新繁镇人，1946年到台湾省编译馆就职，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神话传说。1949年初，先生回到四川，一直从事文学暨神话学的研究工作；1987年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2001年7月14日逝世。为悼念先生，笔者于收到讣告日（7月21日）写下一首诗《悼袁珂先生》，七言20句，其中两句即“先生学问深似海，褒奖后学不设箍”。
袁珂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举世皆知，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把神话传说当成学问来研究，是建立中国神话学的主力学者。第二、对神话学资料的收集、整理、梳理、分析、研究、出版，以及普及神话学知识方面的工作和著述甚丰，其中《中国古代神话》一书，改变了疑古派和言必称希腊者所谓的中国神话资料贫乏的误解和谬见；而《中国神话大词典》一书则是神话传说（包括对民间故事的提炼）资料集大成的巨著，笔者的论文《我们远古祖先经历过的天地大冲撞在民间留下的不灭印记》，就是从该词典中找出79个民间故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它们记录了一次天外星体撞击地球的全部过程。第三，袁珂先生提出并论证了广义神话的概念，扩展了神话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第四、袁珂先生长期鼓励、指导青年学者进行神话学研究，而且这种指导是客观的科学的不追求任何私利的。
笔者在大学时学的是原子核反应堆专业，由于时逢文化大革命，1970年毕业后并未从事专业或与专业挂点边的工作。此后对神话传说中记录的远古自然和社会信息的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从自然科学角度研究解读社会文化现象，这得益于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和袁珂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一书。
1980年袁珂先生出版《山海经校注》一书，笔者如获至宝，从此对《山海经》的研究走入了正轨，并开始与袁珂先生通信，请教有关的学术问题。成都冬季很冷，袁珂先生曾托我买北京的棉鞋。1983年1月，袁珂先生寄赠《神话论文集》一书；同年夏天，笔者撰写出第一部专著《追寻远古的信息》（已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年底笔者赴成都参加第一届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有机会与袁珂先生深入讨论神话学问题。1984年成立中国神话学会，袁珂先生任主席，笔者成为第一批会员，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很少参加有关的活动。
事实上，笔者是把远古神话传说视为那个时代的信息载体来进行研究的，这与袁珂先生的学术观点并不完全相同，或者说有很大的差异。尽管如此，袁珂先生始终对笔者的研究工作抱持着乐观其成的鼓励态度；而且先生仍然希望笔者更专注于神话学领域的研究，只是由于笔者兴趣广泛未能如先生之愿。
1996年1月，由笔者撰文、由笔者夫人孙晓琴绘画的《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一书出版，并寄赠袁珂先生。此后袁珂先生编著《中国神话大词典》，欲选用《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一书的部分插图，特意写信征求笔者同意，并在《中国神话大词典》的凡例中注明：本书插图用及“当代王红旗、孙晓琴《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等典籍。”《中国神话大词典》1998年出版后，袁珂先生立即给笔者寄来两部。此后袁珂先生欲建立神话学图书资料室，笔者闻讯即将自己已经出版的著作十余部寄上。
1997年夏，笔者经过对《山海经》进行的长达二十余年的信息解读之后，终于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对《山海经·五藏山经》所记述的山川地貌和地理方位的系统考证工作，并提出《五藏山经》记述的自然地理内容符合我国4200年前的地理地貌的新观点，例如《五藏山经》东次三经描述了山东半岛被海水分隔的景观，而在4200年前今日的胶莱平原确实被海水淹没（参见《中国自然地理图集》）。
1999年9月9日，在上述山海经地理方位考证的基础之上，笔者和夫人孙晓琴历经数年绘制出巨画《帝禹山河图》，该画高540厘米、宽780厘米，将《山海经·五藏山经》记载的447座山，以及相关的水系、地望、矿物、植物、动物、人物一一画出，再现出4200年前帝禹时代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活动场景。袁珂先生在住院期间，欣然写信祝贺：“关于《山海经》的研究，我主要从文学（神话）角度，而红旗同志则从历史，看法不尽相同。但红旗同志与晓琴女士共同制作的《帝禹山河图》，则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辉煌成就。我很高兴看到它顺利出版问世，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探讨途径。在病房无物奉献，聊缀数语，以表祝贺。1999，11，10，袁珂于四川省人民医院。”
在与袁珂先生交往的数十年里，笔者感触最深的是袁珂先生不以学术权威自居，不以学术成果为仕途的敲门砖，专心于学术的海洋，无暇世俗之顾。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袁珂先生对不同学术派别的宽容，以及对不同观点的后学者的无私褒奖。对比之下，当今学术腐败正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某些学术权威或学术派别，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打压、排挤不同的学术观点，把官场的腐败移植到学术研究领域，把师承关系变成结党营私的关系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可以感到袁珂先生的学术道德是何等的高尚！
事实上，笔者的包括《帝禹山河图》在内的有关山海经地理复原的研究工作，尽管已经在《地理学报》、《地图》、《国家地理杂志》、《文史杂志》、《东方文化》、《中国画报》（香港版）、《中国科技画报》、《中华锦绣·建设画报》、明报（香港）、人民日报海外版、科学时报、北京青年报等等报刊发表或予以报道。但是，在某些相关的历史、文化、艺术的杂志上，始终不能有一个字的介绍，更不用说进行学术交流讨论了。笔者曾与若干大学和研究单位联络，希望有机会挂图讲解《帝禹山河图》，并进行学术交流，然而在这方面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却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没有学术兴趣和没有学术敏感的态度，某些人甚至还采取了拆台的小动作。
21世纪的中国需要在所有的领域进行创新，而能否创新则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但是，创新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在学术研究领域，这个条件就是平等的客观的公正的评判体系，以及对创新者的尊重和宽容。
笔者在《悼袁珂先生》的诗中强调“褒奖后学不设箍”。所谓“箍”，就是妨碍创新的紧箍咒，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一种突出的常用的手段就是打压创新者、排挤创新者、贬低创新者。做出这些行为的学术权威或学术研究者，有时候是无意所为（包括习惯思维和习惯动作），有时候是故意所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伤害的都不仅仅是创新者及其创新的事业，而是深深地伤害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活力。
此外，有些学术前辈，他们也在褒奖后学。但是他们只肯褒奖、提携那些与他们自己学术观点相同的后学，而对那些与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同的后学则不闻不问。也就是说，这些人的褒奖后学是有条件的，是设有紧箍咒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学生或弟子，如果一旦产生了与导师不同的新观点，则要冒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他可能被视为离经叛道，并失去以导师为核心的学术关系网。显然，这样的学术前辈所表现出来的的学术道德和人品，与袁珂先生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虽然袁珂先生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这就是博大精深的神话学和高风亮节的学术道德。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袁珂先生，本名袁圣时，笔名丙生、高标、袁展等，生于四川新繁县。生前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神话学会主席、国际知名学者，当代中国神话学大师。
袁珂先生著述颇丰。1950年，第一部神话专著《中国古代神话》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汉民族古代神话专著，由此奠定了袁珂先生的学术声望。之后，袁珂先生先后撰写了《中国古代神话》、《中国神话选》、《中国传说故事》、《山海经校注》、《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国民族神话词典》、《神异篇》、《巴蜀神话》等20多部著作以及800余万字的论文。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哪些不同认识？

当前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深化经济增长模式变革迫在眉睫。中国应清醒认识“和平崛起”的科学内涵，充分了解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深入思考继续深化改革的现实基础，立足二元结构这一中国特色的核心，不断修正经济增长模式执行中的偏差，明确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产业条件和制度条件，探寻与国情、经济全球化结合产生的模式与路径，做好经济增长模式与结构的改革调整，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人们对改革的普遍关切，预示着30多年来以开放为先导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并基本完成了许多重要领域的改革。但伴随着经济发展，改革中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中国面临的各种可能性风险也越来越大。经济模式的焦虑，公平效率的两难，路径锁定的忧叹，金融危机的困扰，如何跨越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明确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定位，如何更为顺利地融入到全球化浪潮中，这些难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从一般性改革向深水区迈进。另外，转换增长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手段还是目的 是过程还是结果 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 这也是深化经济发展模式变革必须探讨的。

中国经济模式变革的基本认知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今天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会是中国明天的发展模式，尤其美国今天增长的路径更不能是中国明天经济发展必须走的路。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核心指导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贯彻的“科学发展观”，这些指导思想的提出，符合国情、顺应世界经济潮流，是与时俱进、可持续的。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要素基础是坚实的。从增长角度分析，有的国家靠卖资源维持经济运行，有的国家靠出卖产品中的劳动力发展，究竟是卖资源可持续，还是依靠劳动力的运作可持续 资源总有用尽的那一天，但劳动力绝对不会用尽。劳动力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可再生;第二，可持续。因此，中国未来的出路不在于依靠出售资源，而在于使用性价比优越的劳动力，在于不断劳动过程在人身上积累的熟练程度和人力资本。所以中国依靠劳动力的增长模式是没有错误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巨大成果是毋庸置疑的。今天大学的经济学课堂，在讲到改革开放的原因时，总是强调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果笔者告诉读者，1978年小平倡导改革开放时，中国国土1/3面积上的人们生活水平甚至不如1930年代，大概没有人会相信，但这就是事实。如果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计算到建国60年，即2009年，正好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的30年和改革开放后的30年。如果把60年中国的新增财富，即GDP加在一起，大约是250万亿元人民币，前30年一共生产了中国经济新增财富的2%，而改革开放这30年则积累了60年98%的财富，中国加入WTO之后的8年多，新增长的财富则是这60年的2/3。①因此，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但笔者认为增长模式的制定和增长模式的执行并不是一回事。如果说增长模式制定完全错误，根本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也不可能有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另外，从问责制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全部推倒重来，那就要问责模式制定者们的责任;但如果是发展模式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偏差，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种种问题，则要问责执行者为何不忠实执行模式制定者的指导思想，要从根本上进行纠正。所以当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什么问题时，就一定要弄明白到底是模式制定的大政方针错了，还是在执行中出现了重大偏差。模式在错误的指导思想下制定，则错误几乎没有办法修正，而执行的偏差则可以彻底纠正，使之符合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大方向。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新中国60多年的建设成就，有的经济学者评价为增长，有的经济学者评价为发展，也有的学者评价为和平崛起。这三个词汇对经济的进程而言，实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今天在评价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时，人们一般直接用增长代替发展，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则两者兼用，只有对极个别国家——如中国，才会用一个特殊的名词——崛起。那么从理论的分析和经济的实践来看，这种差异说明了经济前行的不同性质。

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西方经济学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基本尽善尽美，它的经济结构可以随着市场的要求自动、内生地发生变化。而从政治方面来看，发达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也近乎完美，整个政治过程也是在日趋完善的。同时，其公民社会相对而言也更为和谐。因此，人们不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还会发生制度的质的变化，甚至制度结构都不会发生戏剧化的变动，故用“增长”这个词来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表明在那里只是存在量的增长和扩张。

对于发展中国家，学者则同时使用“增长”和“发展”两个词，是想说明它们的经济总量在增长的同时，经济制度、体制，即质量也是在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不完善的，政治方面的民主体制和公民社会也都没有建立、健全起来，因此它必定会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而现在经济量变的增长必然是为以后经济质变的发展进行铺垫并夯实基础，所以在提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时，人们并用这两个词，意在说明它们不仅有量的增长，更有质的变化。

崛起，其基本含义是指在短时期内经济总量急剧扩张，经济生活的制度层面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这个词在很长时间里都不是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汇，如二战时期德国的崛起，它指的是一个帝国的崛起。但它在被用于中国经济时加了“和平”一词，变成了“和平崛起”，主要说明中国经济在短时期内总量急剧扩张，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实。通过这种快速变化的发展，我们感觉到国内整个社会生活都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同时外部环境中摩擦不断、压力增大。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发生这样根本的变化，恐怕国内外短时间都很难适应， 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变革。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面临的世界经济环境变化

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革时，首先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尤其是变化了的外部的制约条件。

世界经济失衡从贫富失衡演变为经常账户失衡。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承认世界经济是失衡的，同时也承认这个“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并形成了“失衡之后需要平衡”的共识。但在30年期间，所谓“失衡”和“平衡”的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个世纪80～90年代，世界经济失衡意味着南北经济关系，意味着“富裕中的贫困”，经济体之间形成两极分化，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这种失衡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平衡”则意味着要尽量缩小贫富差距，帮助欠发达国家取得进步，意味着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援助责任，联合国的“千禧年减贫计划”等都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那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地位，比较特殊又比较有利。因为处理好南北关系是世界经济最大的任务，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几乎是世界最多的贫困人口群体，从世界减贫目标出发，大量发达经济体的外资涌入，技术转让，它们的市场对中国开放，均具有减少世界的贫困人口的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因此得到了全世界几乎一致的赞同和拥护。

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失衡”却被媒体、学术界和政治家逐渐表述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失衡，亦即经常账户的不可持续，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顺差，造成世界经济的不可持续性。所谓“再平衡”则意味着后者要消除巨额贸易顺差。在这种情况下，谁的贸易顺差最引人注目，谁可能就是“被平衡”的主要对象，而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再平衡”概念意味着：过去的贫富“平衡”问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现在要“再平衡”的是经常账户的顺逆差，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顺差应该大幅度下降，以便帮助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能够得以克服。因此，从世界经济失衡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仍以外需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质疑。外向型发展模式受到挑战的事实，是我们进行调整增长模式的助推力，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必须要放弃外需，未来的世界经济竞争与合作肯定并存，全球的贸易摩擦将成为常态，中国必须适应这种常态。

社会与环境的“双赤字”日益严重。社会赤字是指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只被小部分人享受，而非普遍共享，即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分配不均衡。世界的现实是，社会福利普遍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所以很多人认为现在这种收入分配是不公平的。而如果说公平等同于共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公平则说明了放任自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共享型增长”体现了经济发展成果全世界共享的内涵。与此同时，环境赤字威胁着世界的明天，例如中国目前除了青藏高原，大部分地表水都已不能直接饮用，酸雨区范围呈扩大趋势，中国面临着环境的极大压力。社会赤字、环境赤字的偿还，实际就是增加生活、生产的成本，进而也就是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世界经济的未来需要资源最优配置、福利的共享与可持续的增长。人类不得不开始反思如何减少世界经济的社会与环境“双赤字”，开始关注生态，关注环境，关注贫富差距的缩减，共享型经济增长模式可能是最好的解决途径。据此，国家经济政策可以在促进社会生产力提高、即实现经济发展模式升级和转型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一种可以共享社会财富的机制，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可持续”从本质上来讲，不仅仅是同时代同地域的横向包容，更是我们和后代人能够实现资源共享的历史性的纵向包容。我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生产方式，更是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可持续。人类、尤其是“富人”，只有改变生活方式，才能够减缓和遏制生态环境恶化，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类代际之间的和谐。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与结构改革调整的思考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是动态的，是一个永远的过程，它是手段，是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孜孜追求的目标。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没有终结，过去没有，今天和明天也不会存在这种终结。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动态过程，使之长久化。

调整产业结构的前提是对于未来需求趋势的把握。在上个世纪最后10年美国出现新经济的时候，人们纷纷把眼光投向以工程技术为主的IT和网络，却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的另外一项伟大发明：金融衍生工具，即“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技术工程和金融工程。凭借着全球化，这两个发明又向全世界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扩散。全球化其实就是市场的统一和市场游戏规则的统一，这两个统一，从技术角度帮助IT业走向世界，而从金融角度，金融衍生品在全球推广，一切都证券化了。然而恰恰就是后者出了问题，使整个世界经济进入失衡状态，财富的生产和财富的分配都扭曲了，造成财富的灰飞湮灭。问题是，虚拟经济的风险无法被消除，只能转移。美国虚拟经济产生的种种风险，借着全球化这条大船，很快地转移到了全世界。现在，全球经济危机已在“二次探底”声中逐渐远去，但过度消费的生活模式在新的一代美国人身上是否依然如故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的产业结构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没有问题，但如果美国的消费模式发生根本性转折，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中国的经济结构就必然“被”调整了。

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可以套用交通规则中的一句话：“一停、二看、三通过”。先求生存，其次站稳，最后看准，然后再下手调整，而不能在尚未看准未来需求的变化方向时，就大力盲目调整经济产出的结构。

要了解竞争对手是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如果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以低端产业链切入的话，中国的竞争对手是新型工业化经济体，比如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或者拉美、北非国家。当产业结构真正调整为以高精尖为主，以高端技术形成产业集群的时候，中国的竞争对手就远不止是发展中国家了。在低劳动力成本模式下，中国知己知彼，知道如何以低成本扩张来应对，但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高精尖行业的竞争时，中国很难清楚地知道对方常使用的手段和竞争路径，学会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以及SPS、TPT等是新课题，发达国家用产品标准、技术壁垒发动贸易战时，中国很难再用低成本扩张来应对，因为到高精尖产业为主的时候，价格的因素已经退居第二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