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月刊夹注文章

史学月刊夹注文章

《民国时期浙江地方银行的农贷研究》【作者中文名】 刘志英; 张朝晖; 【文献出处】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极度衰败、农村金融极度匮乏、农民深受高利贷盘剥的状况下,作为新式金融机关的浙江地方银行却将资金投入农村,将从农村流入城市的资金部分地流还农村,这一新举措无疑给资金枯竭、高利贷横行的浙江农村金融注入了新鲜血液,给浙江农村经济带来了活力。该行在农贷工作中善于因地制宜、顺势而谋、大胆探索,体现出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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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向纵深拓展》【作者中文名】 朱英; 【文献出处】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史研究即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只是其关注点主要围绕乡村社会与文化等层面,在经济方面的探讨略嫌不足。建国以后,学术界在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中,也主要是重点考察土地占有关系和农民生活贫困化等问题,研究视野仍较为狭窄。90年代以降,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和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越来越引人瞩目。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史学界更以极大的学术热情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充分发挥史学的参与功能,投入到对“三农”问题源头的探讨之中,分析历史,吸取其中蕴含的智慧,以期帮助人们认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从而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迄今为止,无论在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上,对近代乡村经济史的研究都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主要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较多薄弱环节。为了将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今后需要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争取新的突破。首先,在重视农业史研究的同时,应加强对乡村手工业史的分析,因为在促进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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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
》【作者中文名】 李德英; 文献出处】 近代史研究,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成都平原是租佃制度发达的地区,押租制度在此地十分流行,不仅对该区域的农村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其自身的一些特点,也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通过对一些县级档案资料和土改档案资料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近代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并非如有关学者所说的仅仅是加强剥削的手段,它们有着更广泛的内涵,是该地区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缴纳押租,佃农不仅获得了土地的佃种权,而且通过押扣的方式使自己交出去的押租金获得了一定的利息。从制度上看,租佃双方的经济关系比清代以前更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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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立宪”百年祭——祭晚清预备立宪中的政治妥协
》作者中文名】 江国华; 【文献出处】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晚清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史上鲜有的政治妥协的产物。尽管这种妥协是有限的,但正是这种有限的政治妥协,成就了预备立宪,并在实际上拉开了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深刻的一次政治变革的序幕。从其宣布、发展到失败的三个阶段,预备立宪经历了多次不同程度的政治妥协。其中新政派与立宪派的妥协,促成了出洋考察政治之决定;反宪派与亲宪派的妥协,成就了仿行立宪上谕之颁布;当权派与立宪派的妥协,催助了《钦定宪法大纲》之问世;预备立宪派与速即立宪派的妥协,达成了国会提前召开之共识;预备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妥协,导致了“十九信条”之出台。对于当时的晚清政府而言,这种妥协或许是被动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但是在其百年之后的今日,我们再来祭奠这段历史的时候,或许应当有更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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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江苏民变中的反地方自治现象探析
》【作者中文名】 杨涛; 【文献出处】 史学月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6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晚清江苏地方自治的推行在当时堪称典型。但由于统治者对自治本意的歪曲及对官办模式的偏重;由于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地税改革的功利性与不断加重的捐税;由于下层群众被排除在文化资源拥有者之外,民智民力水平的低下;由于官府与新、旧士绅对基层政治资源的争夺;加之统治者处理民变措施的失误,地方自治陷于困厄并引发江苏省反自治民变。其突出表现为抗捐抗税、反对户口调查、捣毁学校与自治公所等。反地方自治民变表现的社会动员的缺乏、国家—社会关系失序的教训十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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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地方城市治安管理制度与运作脱节之分析》【作者中文名】 杨发源; 刘敏; 文献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Social Science Journal,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4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管理制度与实际运作之间脱节是古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清代城市管理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现象。清代地方城市管理制度受到政治体制的制约,而管理执行者素质低下、敷衍塞责,导致晚清地方城市治安管理制度与管理运作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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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晚年思想述论
》【作者中文名】 周立人; 【文献出处】 历史教学问题, His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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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爱国政治家翁同龢(1830-1904)是近代中国颇具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他因主张革新、支持变法事业,1898年7月遭顽固派开缺革职乃至编管严惩的政治迫害。至1904年7月去世前,翁同龢在故乡常熟度过了人生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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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与晚清社会变迁
》【作者中文名】 谢俊美;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上海;
【文献出处】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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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晚清社会变迁; 爱国政治家; 民族性;
【英文关键词】 social vicissitude of late Qing Dynasty; patriotic statesman; national features;
【摘要】 作为近代中国的杰出人物,张謇在晚清社会变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他由实业而教育,由教育而政治,几乎参与了晚清社会的重大活动。无论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还是“东南互保”,清末宪政,抑或辛亥革命,乃至民主共和政治的创建、清帝退位等等,无不看到他的身影和他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追踪时代,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致力于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不失为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政治家。张謇的人生事业是近代社会变迁的留痕,带有强烈的民族特性。他的政治理念及其实践活动直到今天仍不失其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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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庚子年间东南意识略议
》【作者中文名】 刘学照;
【作者英文名】 LIU Xue-zhao（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上海;
【文献出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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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张謇; 庚子年; 东南意识;
【英文关键词】 Zhang Jian; the year of 1900; consciousness of Southeast China;
【摘要】 庚子年(1900年)间,上海报刊时论凸显出一种从上海、东南和南方的视角立论的东南意识,表现出上海和东南绅商关心时局发展和国家命运的社会主体思想。张謇作为江苏和东南地区的上层绅商代表,他在庚子年向东南督抚的陈言献策中,也显露出与上海庚子报刊时论类同的东南意识。特别是他提出的“西北”与“东南”的“名、实”互存论,是一种深涵政治哲理的时局观,它为我们考察张謇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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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军事件中唐才常与张之洞关系考
》【作者中文名】 张小强;
【作者单位】 广西钦州学院政治与经济系 副教授;
【文献出处】 史学月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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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自立军事件中,历来流行这样的观点:在起义前唐才常曾通过日本人与张之洞联络,表示自立军拥立张之洞据两湖独立,而张之洞犹疑莫决,对自立军的早期准备活动持默认态度。如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张篁溪在《自立会始末记》两文献中均有记述,说“唐至汉,以北方无政府为辞,借日本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张犹疑莫决,然对于党人之活动虽有所闻,未尝予以发觉,似非全无好意者”(均转见杜迈之编《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9页、76页)。黄鸿寿著《清史纪事本末》也说,“方才常在汉也,尝借日本人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之洞先颔之”(同上书,第26页)。更有学者据此得出张之洞后来捕杀唐才常是杀人灭口、销毁罪证的结论。如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说,“唐才常在准备起义前,还曾经过日本人去同张之洞联系,表示自立军可以拥戴张之洞据两湖而宣布独立。张之洞没有马上答复他”。后来因“东南互保已经成立,他不需要借助于唐才常。在军官告密以前,其实他已经知道自立军的谋划,因此,他很容易地把这场起义扑灭掉。他立即把唐才常等人处死,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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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南地区精英阶层社会心态探析
》【作者中文名】 周学文;
【作者英文名】 ZHOU Xue-wen （School of Sociology;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 China）;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文献出处】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Fuling Teachers Colleg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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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义和团运动; 东南地区; 社会心态; 精英阶层;
【英文关键词】 the Boxer Campaign; southeastern China; social psychology; elite class;
【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当北方义和团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时,南方却相对的比较平静。出现这一强烈差异的原因,与南北地区由于经济上的南富北穷、政治上的南松北紧、文化心态上的南新北旧而使得各自的精英阶层产生不同的社会心态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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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东南互保”前期地方对外政策
》【作者中文名】 李崇德;
【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 安徽合肥;
【文献出处】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Mudan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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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东南互保; 地方督抚; 自主外交;
【摘要】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走上了对外宣战的道路,而地处东南的督抚们根据地方实际需要和全局形势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中央的对外政策。这种全新的自主外交方式虽“背经离道”,但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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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一代奇人赵凤昌及其藏札
》【作者中文名】 孔祥吉;
【作者英文名】 Kong Xiang ji;
【作者单位】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
【文献出处】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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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赵凤昌; 张之洞; 辛亥革命; 信札;
【摘要】 赵凤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传奇式人物,他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僚,积累了大量函札,被革职后又在上海参与了庚子事变中的东南互保,预备立宪,以及辛亥革命前后的重大事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将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的《赵凤昌藏札》原稿36函109册影印出版之前,作者考述了赵凤昌跌宕起伏的人生,揭示了其藏札中精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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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四十年——对清朝总理衙门的浅析
》【作者中文名】 刘琛;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文献出处】 大众科学(科学研究与实践), Public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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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总理衙门; 近代化; 清政府; 洋务运动;
【摘要】 文章针对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第一个专门外交机构--总理衙门作了粗浅的分析,全文分为三部分,先是探讨了总理衙门设立的原因,包括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然后简要分析了其主要职能,最后探讨其意义。鉴于对总理衙门的意义历来都备受争议,所以文章重点放在第三部分,并在其中渗透作者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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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史图像试题解析
》【作者中文名】 郭子其;
【文献出处】 历史学习, History Learning,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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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从近年来的高考试题中,可以明显地发现,除了有关政治史、经济史与文化史试题外,还有社会史试题,高考命题者采用社会史的新范式来命题,给高考试题增添了耳目一新的意境与面貌,也有效地发挥了高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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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化路径初始选择的失误
》【作者中文名】 王云秀;
【作者英文名】 WANG Yun-xiu（Schoo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China Petroleum University; Beijing 102249; China）;
【作者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文献出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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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工业化; 路径; 初始; 失误;
【英文关键词】 industrialization; option; mistake;
【摘要】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选择了一条以军事国防为中心的工业化路径,民用工业成为军事工业的附属和补充,"求强"高于"求富";"求富"服务于"求强"。由于路径选择的失误,不仅军事工业注定不会成功,本该发展的民用工业也非常滞后,致使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遭受严重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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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传(图文版)》前言
》【作者中文名】 夏东元;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文献出处】 历史教学问题, His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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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我在半个世纪前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之始,即确定以学术界少人间津的洋务运动作为研究重点。与此同时,将与洋务运动关系较深的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三人作为洋务历史人物重点研究对象,其中尤以盛宣怀作为重中之重。这是为什么?这要从1861年至1901年40年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及盛宣怀对洋务事业的巨大贡献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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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守旧派思想研究
》【作者中文名】 黄庆林;
【导师】 史革新;
【学位授予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
【学位年度】 2006
【论文级别】 博士
【网络出版投稿人】 黄庆林
【网络出版投稿时间】 2008-03-13
【关键词】 义和团运动时期; 清政府; 守旧派; 思想;
【英文关键词】 Yihetuan movement; Qing government; conservational group; thought;
【中文摘要】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朝政府守旧派是指通过镇压维新运动执掌朝政大权、维护传统旧体制、排斥西方文化、利用义和团以灭洋泄愤的封建政治文化派别。他们活跃在戊戌政变后到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要求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继承传统,保守旧有的政治文化秩序。这些人主要包括载漪、载勋、载濂、徐桐、刚毅、崇绮、赵舒翘、启秀、英年、董福祥、毓贤、李秉衡等清朝王公大臣。 严格说来,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清政府守旧派已经不能算是纯粹的守旧派了,相对于洋务运动时期的守旧派,他们的思想有了一定的变化。他们要求在保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前提之下学习西方,求得国家的强大和发展;他们也曾要求奉守与列强签订的和约,保障列强在中国的使臣和传教士的安全,力求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进行国家建设;他们自觉要求保护国家权益,防止利权流失。因此,他们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的洋务派相似。 尽管守旧派思想落后、守旧、排外,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但不可否认,其中有某些积极的内容:他们对于国家利权的维护、对于民生休戚的关怀、对于内政建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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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军中的闽籍将领
》【英文题名】 Officers from Fujian in Beiyang Navy
【副题名】 对晚清一个特殊军事群体的研究
Research about an Special Military Group in Late Qing Dynasty
【作者中文名】 黄建平;
【导师】 王民;
【学位授予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
【学位年度】 2007
【论文级别】 硕士
【网络出版投稿人】 福建师范大学
【网络出版投稿时间】 2007-11-06
【关键词】 北洋海军; 闽籍将领; 群体; 派系; 军事素质;
【英文关键词】 Beiyang navy; fujian navy officer; group; clique; military qualities;
【中文摘要】 从某种角度看，晚清中国海军闽人群体可以称为在近代中国所形成的几个带有明显地缘性的军事集团之一。虽然这个集团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性较弱，不同于湘军、淮军等这样的政治与军事集团。但鉴于这个群体的出现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特征，对其作整体考察和研究也具有特别意义。在晚清发展最为成熟和力量最为强大的北洋海军中，闽人占据了重要地位，其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海军将领群体。在晚清北洋海军的兴起、发展过程中，这个群体始终是与其联系在一起的；晚清北洋海军建设中处处有他们的身影，海军建设的兴衰成败也从一开始就与他们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在近代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问题上他们也成为倍受争议的群体；这个群体形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其出现是晚清洋务运动，特别是海军建设的重要成果；同时，他们的表现和作为也成为检验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个群体的基本概况、形成过程、所作贡献以及历史局限性研究，除了从回顾这个群体的历史，展现其全貌的角度有其意义。同时，这种系统研究的视点也延伸向了另外一角，即晚清海军建设成败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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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李鸿章研究著作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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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文名】 章育良; 曹正文;
【作者单位】 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文献出处】 湖南社会科学, Hunan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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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鸿章从1862年率淮军进入上海并担任江苏巡抚起到1901年签定《辛丑条约》后去世,在晚清政坛上沉浮近40年,尽管他去世已有100多年了,但盖棺尚未定论,史学界对他的评价至今仍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誉之者冠以“地主阶级改革派”,“东方之俾斯麦”的美称;毁之者斥之为“汉奸”,“刽子手”,“卖国贼”等。正如梁启超所说:“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1]由于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争议性,对他的研究所涉及的面也就比较广,本文仅就近百年来有关李鸿章的研究著作作一简要述评,以期有助于李鸿章研究的发展。一、中国大陆研究根据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点,中国大陆的研究可以相应地分为三个阶段:解放前(1901—1949)、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改革开放后至今(1979—)。(一)解放前(1901—1949年)这一阶段研究李鸿章的著作要首推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再版)。这部传记是在李鸿章去世后不到两个月写成的,也是第一部研究李鸿章的专著。梁启超分别从军事、洋务和外交等方面对李鸿章进行了剖析和评价。在军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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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中日近代化结局殊异之因
》【作者中文名】 姚晓玫;
【作者单位】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安徽芜湖;
【文献出处】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aibei Coal Industry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近代化; 洋务运动; 明治维新; 国家干预经济;
【摘要】 近代化是指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转型过程。中日两国近代化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科学文化开始,到变革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都经历了较为近似的路径,但结局却迥然不同。究其原因,可从社会变革的力度、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三个方面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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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几种解读
》【作者中文名】 秦英君;
【作者英文名】 QIN Ying-jun（Editorial Board; Journal of CNU; Beijing 100037; China）;
【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北京;
【文献出处】 史学月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近代; 西方科学文化; 文化解读; 特征;
【英文关键词】 modern era;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feature;
【摘要】 近代以来,中国从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向近代的科学和技术转变,是在西方科学文化影响下完成的。这一过程亦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过程。这一认知过程中,不同人物对接纳西方科学文化有或深或浅的解读,其中,“道器”与“体用”的文化认知模式是近代中国人解读西方科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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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与逻辑
》【作者中文名】 易杰雄;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北京;
【文献出处】 学术界, Academics in China,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蛮、夷、戎、狄”; “法、术、艺”; “西学”; “新学”; 新文化运动;
【摘要】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下述这样四个阶段:一是认为中华以外均不学无术的“蛮、夷、戎、狄”,他们无任何值得我们吸取的东西可言的阶段;接着是认为西方的坚船利炮乃“法、术、艺,不足以言学”的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借法自强”、搞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展经济的方法;第三阶段是认为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学问—“西学”,不过它仍不能与中国文化相提并论,只是一种次要的学问,而且就是这些学问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论”。与此相对应的社会运动是想改变社会制度,先是搞“戊戌变法”,想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然后想搞“民主共和制”;第四阶段是把西方文化称作“新学”,与此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旧学”,于是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改变其社会文化土壤,“全盘西化”。开始是全盘“法兰西化”,接着是“全盘俄罗斯化”。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后,这些国家都放弃了“俄罗斯文明”,重新回归“西方文明”,经过七八十年的重大曲折,对照苏、东易帜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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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

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
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
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
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
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
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
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
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
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
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
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
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
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
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
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王学典的著作一览

一、著作1．《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33.7万字）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 3月出版，1995年 8月重印；《读书》杂志1994年9期刊登何祚榕的长篇书评文章；《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2期刊登丁守和的长篇书评文章，此篇书评《新华文摘》1995年9期作为要文转载；《文史哲》1994年4期刊登孟祥才的书评文章；《历史学年鉴·1995》专门介绍、评价此书；《文汇读书周报》刊登本书出版消息。2．《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33.1万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1998年6月重印,2000年第二版第三次重印；《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2期刊登长篇书评；《20世纪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在正文中三处介绍评价此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载文认为此书对一些问题的“探讨极为精湛”；中山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将此书列为论述20世纪学术史的五本必读书之一；《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在封二介绍此书；《学术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新书集锦”栏目介绍此书；《历史学年鉴·1997》专门介绍、评价此书；众多学者在他们的专著、论文中称引此书。3．《史学概论教学大纲》（原国家教委高教司编，主要撰稿人之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4．《〈隋书〉选译》（20万字）济南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5．《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31.4万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6．《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25.4万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2000年9月重印。中华书局2011年1月出增订本；《全国新书目》杂志2000年10期在“特别推荐”栏目中推荐此书，并给予高度评价； 《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2月9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2月16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10月17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书摘》杂志2000年12期对此书作了长篇摘录；《作家文摘》杂志2001年1月19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文汇报》2001年4月2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文摘报》2001年4月6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两本关于顾颉刚的新书》，《书品》2001年第3期对此书作了评介；《好书告诉你》（罗志田），《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21日向读者推荐此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2期刊发长篇书评；《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刊发长篇书评。7．《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32万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7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此篇书评又被人民网、学术批评网等各大学术网站转载；《中国学术》2003年3期发表专门评论文章。8.《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30万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9．《史学引论》（主编，41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此书出版后立即被全国20多家大学历史系采用为史学理论课教材。10．《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12．《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冲突》合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3、《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编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4.《新史学与新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15、《良史的命运》，三联书店，2013年 16.《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商务印书馆，2014 二、论文1. Jian Bozan’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China’Historic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June 1991.2. Historiography Trends in New Perio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Spring 1996.3.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utumn 2004.4．《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2期；《新华文摘》1994年6期全文转载；《历史学》1994年6期转载；《历史学年鉴·1995》摘要评价；《文摘报》1994年4月10日摘要报道。5．《翦伯赞与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历史研究》1990年3期。《中国现代史》1990年7期转载。6.《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1期（纪念《历史研究》创刊50周年专号）；《新华文摘》2004年8期主体转载；《历史研究》2004年4期发表《对〈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的几点看法》的文章，回应此文；《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3期节要转载此文。7．《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文史哲》1988年1期《人民日报》1988年2月22日摘要介绍；《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2月26日摘要介绍；《解放军报》1988年3月18日摘要介绍；《文汇报》1988年3月6日摘要介绍；《文摘报》1988年2月11日摘要介绍；《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88年3期摘要介绍；《历史学》1988年3期转载；《文史哲》1988年 3期发表黎澍的回应文章；《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黎澍著）一书收录此文。《世纪回望》（20世纪重要论文选编，张岱年主编）一书收录此文。8.《阶级观点再认识》《史学理论》1988年2期。《文摘报》1998年8月3日摘要介绍；《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10期摘要介绍；《中国历史学年鉴·1989》摘要介绍；《新华文摘》1988年10期作为要文转载；《历史学》1988年8期转载；《史学理论》1988年4期发表学者沈立邦的回应文章；《东岳论丛》1990年1期发表学者孟庆仁的回应文章；《中国改革备忘录》一书认为此文的基本论点“是1988年史学界理论研究的一大突破”。9．《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文史哲》1997年6期；《新华文摘》1998年3期作为要文转载。10．《翦伯赞：整合两大学术谱系的史坛巨子》《北京大学学报·北大百年校庆纪念特刊》1998年2期。11.《从偏重方法到史论并重——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变动之一》《文史哲》1991年3期；《历史学》1991年9期转载。12．《历史研究的致用寓于求真之中》《文史哲》1993年6期；《历史学》1994年3期转载。13．《关于建立“史学社会学”的初步设想》《文史哲》1995年3期；《新华文摘》1995年9期摘要刊载。14．《中国当代史学思想基本走向：就〈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答客问》《文史哲》》1996年6期。15．《德才学识兼具的一代良史翦伯赞》《文史哲》1997年1期。16．《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天津召开》《文史哲》1986年6期。《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17.《“历史”与“科学”》《文史哲》2000年3期；《新华文摘》2000年9期全文转载。18.《80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文史哲》2002年2期。19.《探索中国当代史学思潮的变迁——王学典教授访谈录》（邓京力采访）《文史哲》2001年3期。20.《人文前沿·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4年4期。21.《人文前沿·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4年6期。22.《放逐“现实” 回避“问题”：90年代学风的致命伤》《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8期；《新华文摘》2004年21期作为要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5期转载。23.《〈“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的再检讨（笔谈）〉编者按》《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8期；《新华文摘》2004年21期转载。24.《“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史学月刊》2003年1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1期转载；《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一书收录此文。25．《历史科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近代史研究》1993年1期。26．《翦伯赞与中国当代史学界的历史主义思潮》《史学理论》1987年2期。《史学情报》l988年1期摘要介绍；《历史学》1987年5期转载。27．《史学，危机何在》《史学理论》1988年3期。28．《从强调一般到注重特殊——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变动之一》《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4期；《历史学》1993年2期转载。29．《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一部“掘井”之作》《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2期。30．《历史研究的民间取向值得倡导》《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3期《史学新书评·1999年》一书收录此文；《1997——1999年史学评论状况评析》（《史学月刊》2001年2期）重点评析了此文。31．《向内转：市场经济背景下历史的应有选择》《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2期32.《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动向之一》《史学月刊》1999年1期。33．《史学界的思想解放应向纵深发展》（合作）《回顾与展望》国家教委社科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34．《新时期十年史学思潮演变》（香港）《法言》1989年3期。35．《五十年代初期的史界传统学人》《读书》1995年5期。《流年岁影》（张中行著）一书充分肯定此文的学术价值；《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随笔》一书收录此文；《重读大师》一书收录此文。何兆武在《读书》1995年10期著《若干回忆》回应此文。36．《良史的命运：翦伯赞之死的文化意味》《读书》1998年12期；美国《华夏文摘》（“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全文转载；《精神的光芒：一代人的心灵历史》一书收录此文。37．《斯大林地理环境观评析》《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4期；《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3期转载。38．《发掘乡村：21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知识的增长点》《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3期。《历史学》1999年11期转载。39．《征服与同化是既定历史条件下民族交往的基本形式》《东岳论丛》1989年1期；《文摘报》1989年2月25日摘要介绍；《历史学》1990年3期转载。40．《偶然性、可能性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东岳论丛》1992年4期；《历史学》1992年11期转载。41．《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学派论略》《东岳论丛》1995年1期；《新华文摘》1995年5期摘要刊载；《历史学》1995年3期转载。42.《〈中国历史学反思专栏〉编者按》《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3期。43．《建国后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反思》《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3期；《光明日报》1988年8月报道。44．《在反封建的文化背景下更深入地研究胡适》《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 1期。45．《新时期十年的历史学评估》（合作）《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 1期；《历史学》1989年3期转载。46．《〈毛泽东的历史理论再认识专栏〉编者按》《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3期。47．《毛泽东关于农民战争论述的理论意义》《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2期。48．《评〈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合作）《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1期；《历史学》1992年3期转载。49．《史学的新世纪：走学科整合之路》《山东社会科学》1993年1期。50．《论翦伯赞关于历史学社会作用的理论》《历史教学问题》1989年5期；《历史学》1989年 12期转载。51．《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1期。52．《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评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总7期）。53.《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山东大学报》1999年1月6日。54．《从“五四”到“抗战”：唯物史观派历史观念的重要变动》《齐鲁学刊》2000年3期。55．《“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一点思考》《东岳论丛》2000年4期。56.《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史学月刊》2001年3期；《中国近代史》2001年7期转载；《义和团研究一百年》一书收录此文。57.《历史是怎样被叙述的——论历史知识的人文主义属性》《我的人文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学者心目中的科学与人文（人文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58．《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2002年1期；《北京日报》理论版2002年6月3日转载；《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月25日摘要推荐此文。59．《思想史上的“80年代”：新时期黎澍侧记》《学术界》2002年1期。60．《近20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的几种主要趋势》《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1期。61．《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合作）《东岳论丛》2002年2期；《新华文摘》2002年8期摘要刊载。62.《华岗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传统的形成》，《光明日报》2003年6月3日A3版。63.《论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东岳论丛》2004年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学术文摘》2004年2期转载。64.《〈名家主持：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编者按》《东岳论丛》2004年1期65.《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塑造、同化与区别》《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2期；《科学技术哲学》2004年4期转载。66.《现代学术史上的唯物史观——论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11期。67.《中国智慧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是可能的——卫礼贤〈中国心灵〉及其〈中国经济心理〉读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6期《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一书收录此文； 《卫礼贤：两个世界的使者》（德文版，2003年，主编克劳斯·黑尔舍）收录此文。68.《从排斥政治到兼容政治——评〈中国政治通史〉》《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4期。69.《大学校史与学术史的关联——读〈青岛海洋大学大事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6期。70.《一份正在崛起的学术期刊:评〈山东社会科学〉》《光明日报》2004年10月28日C1版。71、《学术著作是活历史》《中国青年报》2004年10月9日《青春中华首届中国青少年读书周特刊》。72、《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5年4期73、《从“历史理论”到“史学理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6期陈启能等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收录此文74、《意识形态与历史:近50年来农战史研究之检讨》，《史学月刊》2005年7期75、《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6年2期76、《从“战士”到“学者”——访老辈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3期77、《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4期78、《选择一种更符合学术本性的论文注释体例》，《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 6期79、《欧洲汉学与美国中国学对峙下的民国史学界》，《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 5期80、《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历史研究》2007年 1期81、《治学的功力与见识》,《文史知识》2007年6期82、《“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2期。83、《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6期84．《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85．《“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86．《六十年来中国史学之变迁》，《文史知识》2009年第8期87．《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顾颉刚——写在《顾颉刚全集》出版之际》，《光明日报》2011年1月11日第13版88．《华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构建者》,《文史哲》2011年第5期89.《“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是否存在？》，《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21日第5版90．《学术与意识形态的高度绾合——山东大学1950年代文科辉煌的由来》，《山东大学报》“110周年校庆特刊”2011年10月11日。91．《〈尚书〉学：从顾颉刚到刘起釪》，《文汇报》2011年4月4日第7版

结合史实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特点

一、社会生活方面。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建筑、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方面。
在婚姻方面，有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任重《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制度》（《历史知识》1987年第6期）、张承实《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文。叶妙娜通过对陈郡谢氏的婚姻研究，指出侨姓世族从西晋时实行身分内婚制，东晋时这种婚制则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则更重视政治、经济实力。此外宗教、地域等对婚媾也有影响。这种内婚制加上江南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大量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这种近亲繁殖带来的劣生，是造成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刘驰通过对北朝崔、卢两姓士族高门的婚姻分析，指出士族内部联姻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的明显特点。士族高门与各朝最高统治者、与庶族寒门的姻戚关系，则随着双方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王晓卫则从群婚制残余、比较自由的妇女婚姻社交、不论行辈与不重门第、表亲婚、交换婚、冥婚、早婚等方面，考述了北朝鲜卑婚俗。
有关丧葬方面的文章可分两类，第一类为资料性的，如《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河北获鹿发现北魏东凉州刺史阎静迁葬墓》（《文物》1986年第5期）、《广州发现一座东晋古墓》（《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27日）、《江苏江宁官家山六朝早期墓》（《文物》1986年第12期）、《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12期）等。这些为研究这个时期的丧葬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第二类为研究性的，如龚国祥、张三夕《浅谈汉魏薄葬思想：读前四史札记》（《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6期）、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3期）、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1989年总31期）、张爱冰《南朝葬制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比起丰富的考古资料，研究文章显得数量少，说明对考古资料运用得不够。不过，这些文章对魏晋薄葬、南朝的葬制等考察得较为全面。如魏鸣论薄葬，就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个人的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地考察了魏晋形成此种风气的原因。
衣食住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吕一飞《鲜卑帽》(《文史》1988年总30期），考察了鲜卑族的服饰。刘爱文《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湘谭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指出，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是在吃的方面追求美味实惠，以侵吞社会财富为荣，在穿、住、用方面追求时髦奇特，更新周期缩短。这种消费，使大量的劳动力用于家务劳动，社会财富被浪费，手工业畸形发展，同时又对某些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城市建筑的文章大多是对各朝都城的研究。郭黎安《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对曹魏邺都的里坊和市的位置，东晋建康城的三重城墙问题，北魏都洛阳里坊与鲜卑遗迹的关系，金墉城与洛阳小城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自己的结论。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赵启汉《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建设》(《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分别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两个角度，对北方名城洛阳的建设和发展做了探讨。张子欣《邺城铜雀三台》(《文物天地》1985年第6期)介绍了三台的建筑。除了对都城建筑研究之外，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对此时期33座套城形制、建筑时间、军事作用等方面作了考察，指出套城的较多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政治和军事的特征显著增加，经济文化特征相对减弱，是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之一。
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容。信应举《〈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清谈风貌》(《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曹柏荣《略论魏晋“清谈”》(《百家论坛》1987年第3期)、董志广《魏晋清谈起源及发展新探》(《北方论丛》1987年第6期)、姚文铸《略论魏晋的清谈》(《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赵克尧《魏晋风度论》(《复且学报》1988年第1期)、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罗新本《魏晋南北朝赌风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卢洪昭《论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抚顺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分别从清谈、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变迁、赌博、出世等方面研究当时的社会习俗。信应举认为，清谈是不谈俗事的，谈的内容是玄学与佛学。清谈的方法是口谈和笔谈。清谈所追求的是造微、寻微和拔新领异。他认为清谈在魏晋虽危害一时，但由于清谈与清高相联系，因此对那些贪权恋势、得利忘形之人也是一种教育。赵克尧认为，魏晋风度是指此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思辩理性、理想主义、批判精神是其思想特征。它的形成是农民运动的冲击、人们思治不得的心态、人的觉醒和文化思想的传承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曹文柱指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一个从“轻悍”“好勇”到“怯懦”“敦庞”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始于东晋，在南朝完成。造成这种转变，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而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从力主抗争的原始道教向劝诱忍让的佛教转移，对于风气的转变意义更大。在社会习俗方面，高路明《记载古代民间习俗的名著〈荆楚岁时记〉》(《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并认为此书虽重要，但至今仍无好版本，建议组织人力整理出一部完整的、接近原貌的《荆楚岁时记》。这个建议如果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无疑会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带来极大的方便。
二、宗教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宗教问题，作为此时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他们分别从佛教、道教、其它宗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佛教的研究文章很多。王国炎《魏晋南北朝的儒佛融合思潮和颜之推的儒佛一体论》(《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佛儒融合思潮始于两晋，盛于南北朝。颜之推生于梁，死于隋，对南北朝思想状况和儒佛斗争与融合的历史非常熟悉，加上隋统一后对儒、佛、道作一番清理，建立—个能适应统一政权的思想体系的需要，使他能建立儒佛一体论的思想。王琰《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文认为，汉、魏、两晋时期是佛教初步汉化的时期，晋宋之际，中国僧人在佛学研究上进入了融会贯通的阶段。从宋文帝起，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佛教维护自己统治的作用，佛教汉化表现为出自政治或宗教动机的自觉汉化。赖永海《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一文，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认为人们接受异国文化，往往先以传统思想去理解它，而异国文化要在他乡扎根，首先必须为该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它在传统面前一开始不能不有所迁就而使自己多少有点变形。二者不仅有相互排斥的一面，而且也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互相融合的一面。李剑国《论南北朝的“释氏辅教之书”》(《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论述了此时期的一种宣传佛教教义，思想的故事书，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李剑国认为此种书内容纯系糟粕，但《冤魂志》除外，它援儒入佛，常从传统儒家观念看待善恶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有某些积极因素。另外，此类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促进作用。谢重光《魏晋隋唐佛教特权的盛衰》(《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一文论述了佛教特权盛衰过程，认为源于汉魏之际的僧侣特权，至晋代全面确立，终魏晋南北朝之世，佛教特权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唐中叶后佛教特权才衰落。另外，辛长青《云冈第20窟出土比尼昙媚造像颂石下碑试解》(《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1期)、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其社会原因》(《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吕淑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李献奇《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杨宗武《我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课外学习》1988年第4期)、贠安志《安岳石窟寺调查记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研究和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很盛行，因此研究道教的文章也不少。胡孚深《魏晋时期的神仙道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认为，人们自古以来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是神仙道教形成的历史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批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加入神仙道教，是神仙道教形成的社会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道教在我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在道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刘九生《巴賨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巴氐流民首领李氏建立成汉的整个过程，都有天师道这个宗教背景，说明这个背景，就能具体地考察文化和宗教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民的关系。龙显昭《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也对道教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论述。
研究者们还注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火袄教。王素《魏晋南北朝火袄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对此时期的火袄教进行了考察。以后，又发表了《高昌火袄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指出至迟在高昌郡时期，高昌地区就有火袄教流行，并拥有汉民教徒。高昌国时期，由于国家禁止汉民信火袄教，汉教徒虽改从佛教，但对火袄教仍保持信仰。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则认为，高昌信奉的天神不是袄神，而可能是天体自然崇拜一类的信仰。高昌国有人信奉火袄教，但不是普遍信仰火袄教，高昌的宗教信仰不只是天神和佛教，而可能是流行着多元的宗教信仰。
除了对魏晋南北朝的佛、道、火袄等教的研究外，严耀中《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与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对北魏前期的宗教与政治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北魏的祭祀系统中突出了对“天及自然神”和“女性祖先”的崇拜，并将道教提高到“准国教”的地位，同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佛教也经历了枯荣沉浮的命运，因此，北魏前期是中国“最富有宗教趣味的时代。”
三、地区文化研究。对于地区文化的研究，研究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河西五凉地区。发表的论文有：黎尚诚《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江波《李暠与刘昞：谈西凉文化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略论河西学者在拓拔族封建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十六国敦煌学者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谢继忠《五凉史学述略》(《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陆庆夫《五凉文化简论》(《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l期)、赵以武《十六国时代河西的局势变化和文化进步》(《兰州学刊》1988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河西文化对内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黎尚诚认为，河西文化的发展，前凉和北凉起了主要作用。前凉大力提倡儒学，北凉大力提倡佛教，河西文化开了南北朝以后儒佛合流，并行发展的先声。河西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它保存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学。第二，它使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文化先在河西交流和融合，然后向内地传播，对南北朝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河西文化的发展，推动的河西地区氐、羌胡、鲜卑等少数民族摆脱落后习俗，走向文明，加速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施光明指出，五凉政权“崇尚文教”的措施，保存和继承了汉魏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诸朝代的文化及文物典章制度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它对民族大融合也产生了积极意义。谢继忠认为，五凉史学对北魏史学也有很大影响，崔鸿《十六国春秋》多取材于《五凉录》。五凉设馆修史，成为唐代大规模官修史书的渊源之一。五凉史学之所以能发展，其原因有三：第一，经济丰饶，社会安定，是五凉史学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第二，凉州浓郁学风的影响，是五凉史学发展的文化基础。第三，五凉统治者重视学术文化、重视史学，是五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研究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外，陈创义《从孤山晋墓出土文物窥潮阳古文化》(《韩山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周积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分别考察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特点。周积明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分为南北两大区域，认为在经学、文学、佛学、民风以及书法、绘画艺术等领域，南、北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南方注重情性抒发，长于思辩，风格婉丽柔美；北方重朴崇实，注重力行，风格谨严庄重，充溢着一种刚阳之气。造成这种风格不同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南北文化风格虽异，但也有同质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且朝代不断更换，因此缺乏—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推行礼法教化。在这种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名教产生危机，使南北文化都具有“悖礼伤教”性。这是同质性的一个显性层次。还有更深的一层同质性，就是对儒家传统的共同认定。虽然由于社会剧变和儒学发展中存在种种弊端，出现儒学权威失坠和名教危机，但人们潜意识中仍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儒学价值观念。
四、思想与学术文化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思想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物思想，一个是社会思潮。研究人物思想的论文有董克昌《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l期)、许杭生《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尚志迈《评魏孝文帝的无神论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欧阳小桃《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l期)、胡孚探《葛洪的思想脉络和心理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丁永忠《陶渊明与慧远——陶渊明不入“莲社”之我见》(《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等。许杭生认为：葛洪不仅是一位道教神仙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他所著《抱朴子》一书，既研究了神仙学说，又讨论了社会政治问题，企图把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与道教的长生神仙之术合二为一，尤其是外篇，不仅讨论了道本儒末的思想，而且主张兼采百家之言，还总结了汉末与三国末年吴国政治衰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颇有见识的“贵贤”、“任能”、“审举”等用人思想，并对社会上兴起的浮华任诞的所谓“魏晋风度”进行了抨击。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两晋之际动荡思安的社会来说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于永忠分析了陶渊明与慧远为友，但不入他组织的“莲社”的原因指出，陶渊明上庐山而不入莲社的原因在于慧远所坚持的宗教形式上。慧远坚持“隐居修行”， “变俗达道”、“髡发投簪”、“袒服而行”等。陶渊明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极重天伦之爱，友朋之情，而且“任情率直”，“不拘礼俗”，嗜酒成癖，自然受不了莲社宗教仪式的束缚。用陶渊明不入莲社来证明他有反佛思想是靠不住的。在社会思潮的研究方面，1985年第3期《文史哲》专门组织了《魏晋玄学笔谈》，邀请了张岱年、任继愈、辛冠洁、王明、孔繁、牟世金、郑欣、许杭生、王葆玹、王晓毅、胡绍军等专家学者，对玄学的评价，以及如何具体地深入研究玄学等问题，书面谈了看法。除了玄学研究以外，郑学弢《〈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与成书年代》(《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世说新语》在政治思想上把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在哲学思想上，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至刘宋弥漫于世族社会的宗教气氛。张祥浩《魏晋时期的才德之辨》(《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认为，魏晋时提出了与“德重于才”相反的命题：“才重于德”。徐干的明哲为先论、曹操的唯才是举论、葛洪的舍仁用明论，都是这个命题的体化。才重于德的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因时用人的思想借鉴。因为汉魏以来的所谓重德，往往只是重世资门第的同义语，而才重于德的思想，在当时包含了反对以位论人、以族取人的进步思想，它在人才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观是值得重视的。田文棠、刘学智《魏晋“四本才性”之辩述论》(《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指出，魏晋才性之辩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从传统天人模式向以人的理性自觉为主题的魏晋精神的转机；才性“合、同”论与“离、异”论分别反映了“士”阶层中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们思想要求，表现出不同的哲学倾向。其思维的共同取向，是把汉末“请议”中“臧否人物”的具体评论，推向对鉴识人物的抽象标准、原则的本体讨论。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的学术文化中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这个时期史学研究的文章很多，主要有：李祥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学术月刊》1988年第7期)、刘隆有《土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罗秉英《魏晋南北朝时期“佚史”书志的编纂》(《思想战线》1987年第2期)、曹贻芬、崔文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刘隆有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谱系之书的兴起，为维护门阀士族的种种特权服务。人物传记中的家传，主要写门阀士族的历史。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和本纪，也往往成了家谱和家传。当时的门阀士族，正利用了经济和政治的特权，垄断了文史，而又靠着垄断文史，以维系其对经济和政治的垄断。周一良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秉笔直书者是少数，多数人则有意为统治者的行为涂饰粉刷。害怕得罪皇帝是直接原因，另一原因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儒家教条的作用。在诸种需要忌讳的事情中，政权的禅代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晋以后封建统治者使用两种办法来弥缝粉饰政权禅代中的“篡弑”行为，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罗秉英例举了后汉、三国、晋、南朝宋、齐等朝的“佚史”中均有书志，指出自班、马创定史书的书志体例以来，这一体例一直为魏晋六朝史家所重视并继承和发展，不存在所谓司马彪以后的史书只有纪传而无书志的问题。另外，就正史书与佚史书志关系来说，一代书志往往先出于“佚史”，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正史的书志。这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曹贻芬、崔文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文献著录的分类开始从《七略》的六分法向四分法转变，并把文献的分类引进了新领域。此时期出现了类书，它按文献的内容性质分类编排，以便省览，对于保存和检索文献都有意义。《文选》、《弘明集》等总集的出现，也是这个时期的新成就。李祥年指出，438种至少3千卷以上庞大的杂传数量，先贤、耆旧、逸民、高士、忠臣、良吏、列女、孝子、高僧、幼童、神仙、灵鬼、冤魂等天上人间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有帝王君侯、高士逸民、显宦大儒、文士小吏、子弟亲朋、僧道人物等参加的日益扩大的杂传写作队伍，以及多样的杂传创作形状，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的兴起。它的兴起说明“传记”已经不再是经学家释经的工具，也不再是少数史家借助人事来诠释正统的道德理论的工具。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著述门类的地位已日益鲜明，标志着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杂传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门类，能够较之史传创作更好地发挥其传记文学的功能，不仅启肇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创作新时代的来临，本身也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写作的主流，并对后代传记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学者认为迟至20世纪初，传记文学才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出现，而且是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此时期形式多样的杂传创作，证明西方学者的看法有关片面。
五、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内容，因此研究此时期的民族文化的文章也很多，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民族文化研究的专论。有吕一飞《论北朝鲜卑文化的历史作用》(《文献》1988年第1期)、马欣、蒋家平《六世纪中叶两个民族文化圈的冲突与北方的再分裂》(《学术界》1988年第2期)、刘晓明、黄小荣《魏晋胡汉文化习尚比较研究：兼论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争鸣》1989年第6期)等。这类专门研究民族文化的文章为数不多。第二类是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涉及民族文化的文章。如舒顺林《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中，谈到鲜卑文化时指出，通过鲜卑与汉族的交往，鲜卑族优秀的文化成份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对汉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鲜卑人不仅以其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在我国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而且还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化。北魏的石窟艺术、包括史学、佛学、农学、地理学等在内的大批的学术著作，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北朝民歌，北魏书法，古乐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