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政治论文
科技创新政治论文
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推动社会进步。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关于科技创新的初中政治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摘 要 以可持续 发展 为背景,运用生态学的整体论原则和系统科学 基本原理,重点对科技 创新在人类———自然 生态系统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针对传统科技创新观的生态学缺陷,阐述了科技创新生态化是可持续发展核心的观点。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科技创新 生态化 系统
可持续发展是人们对传统发展模式和 工业 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发展观和新发展模式,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种主张,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一种理性选择。科技创新能力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智力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核心因素。在知识 经济 时代 ,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今天,科技创新生态化是国家、企业 、科技创新本身可持续发展及人类 社会 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1 科技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保障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人类的贡献是以技术创新为桥梁而实现的,技术创新既能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商品化,又能通过技术创新扩散使其产业化,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对科技创新作用的研究 可以溯源到20世纪初的美国,1912年,美籍奥地利 经济学 家熊彼特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创新是现代 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在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今天,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科技创新活动更是势头不减、方兴未艾,许多国家都纷纷建立了国家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核心的科技创新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或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有力翅膀。技术创新能使名不见经传的企业成为行业巨头,甚至能使濒临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如果忽视科技创新,即使是原本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也会坐失良机。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王安电脑公司的失败原因就在于将计算 机的使用定位于办公室,而首创个人化电脑的微软公司后来居上,成为 计算机 行业巨头;研制出世界第一只石英 电子 表的“钟表王国”瑞士,因其工业决策部门偏爱 机械 手表而痛失良机,以至于钟表 市场 终于被积极创新的日本企业所抢占。科技创新是企业的生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如此。众所周知,二战后在经济上曾是一片废墟的日本之所以获得了奇迹般的经济高速发展,就是因为该国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重视了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推动力。因为科技创新可以推动主导产业的更新换代,从而使经济结构的关键要素产业结构得到发展。纵观工业经济时代,历次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历次先导产业的出现及其更换,都是科技创新的成果。
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循环螺旋发展,构成了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结构发展的 历史 逻辑 。也就是说,产业革命是科技革命(科技创新高潮)来推动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 家,经济结构的主体仍属于工业经济,更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来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增长,为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2 科技创新生态化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2.1 科技创新在人类———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对于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作用和机理,国内有几位学者曾有过探索。在 总结 前人观点的基础上,结合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本文对科技创新在人类———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初步研究。根据胡皓、楼慧心两位学者概括的“基础系统思维”范式,当 环境 变化较小时,主要运用负反馈机制,对涨落加以衰减,以保持系统既有有序结构的稳定性,或在保持既有有序结构稳定性的前提下,使其结构———功能得到优化(亚范式Ⅰ);当环境变化较大时,主要利用正反馈机制,将某种涨落放大到宏观整体范围,实现不同宏观稳定态之间的转换,使系统适应或更好地适应环境的较大变化(亚范式Ⅱ)。科技创新在人类———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作用运行机制如附图所示:
附图中,路线①和路线②分别代表科技创新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两种不同作用机理。在路线①中,科技创新活动在与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传递与交换过程中,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尚在生态承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以有利于推动系统结构不断达到新的稳定有序结构的正向涨落为主。根据亚范式Ⅰ,自然生态系统运用负反馈机制对涨落加以衰减,保持系统既有结构的稳定性,此时如果科技创新充分注重了其生态价值,则会在保证巨系统稳定的前提下,使其结构———功能达到优化。显然,在路线①的情形下,人类有着可持续发展的光明前景。路线②所表示的是,科技创新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以负涨落为主,其干扰或破坏程度超过了自然生态承载力的阈值,根据亚范式Ⅱ,自然生态系统为适应这种变化,将运用正反馈机制把这种负涨落放大到宏观整体范围,实现向不同宏观稳定态的转换,如果人类不及时调控自身的行为,任其继续放大,这种转换最终会导致巨系统既有有序结构的崩溃瓦解,使其实现宏观稳定态的转换,那么,作为巨系统的人类子系统要想生存和发展,将是一个幻想。
由此可见,注重研究和开发科学技术的生态功能,发展具有较高生态价值的高新技术,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家洪银兴认为,“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分析 ,技术进步的意义是实现资源代换。……随着科技进步,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受到的压力将会大大减轻”。技术进步对科技创新的要求就是科技创新生态化,这是 预防 和控制生态失衡与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其发展有助于人们自觉形成可持续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
2.2 传统技术创新观的生态学缺陷
关于“技术创新”的概念众说纷纭,继熊彼特的“创新是一个过程”之后,索罗提出了两步论———“新思想来源和随后阶段的实现发展”,缪尔塞在整理几十年来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认为, “技术创新是以其构思新颖性和成功实现为特征的有意义的非连续性事件”,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指出技术创新是指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实现过程。也就是说,能否首次实现商业价值是衡量技术创新成败的关键。它所侧重的是经济学意义,忽视了科技创新的生态学意义,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生态学缺陷。
传统科技创新观的这种生态学缺陷与机械论世界观和传统的经济增长发展观是一致的,它局限于单向度的经济价值取向,以向自然索取资源能量和排放大量废弃物为特征,其技术原则和 组织原则是线性的、非循环的,违反了生态系统的循环原理,在 实践中必然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使技术异化为统治人、剥夺人自由的异己力量,同时使经济增长的空间越来越有限,最终弱化了科技创新的能力。在传统科技创新观的 指导 下,技术沦为人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工具和手段,成为制造生态危机的“元凶”。
例如,臭氧空洞、城市“热岛效应”等生态环境恶化现象,与钢筋、水泥、含氟冰箱、空调、飞机、去污剂、杀虫剂等技术产品的大量使用是分不开的。
在高科技 领域,存在着许多潜在的生态威胁,我们更不能熟视无睹。例如,航天技术拓展了人类的视野与生存空间,但它带来的废弃物给太空留下了安全隐患;基因工程技术在给人类的 医学 、新能源开发等领域带来光明的同时,也孕育了不利于生态平衡的因素等等,如不加限制地发展 ,只能“导致3D(deadly,dangerous and dirty),即有害的、危险的和肮脏的生物生态后果”。科技创新需要一种生态化转向。
2.3 以生态化实现技术范式的转换
“技术范式”是库恩的“科学 范式”在经济 学中的推广,它被公认为是技术发展的一种模式。技术史经历了从 农业 技术范式到工业 技术范式的转换,而现代 技术问题 的日益彰显已经使人类开始为技术的未来发展圈定生态学框架。
在古代农业社会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原始技术对自然 生态系统的影响 基本上是浅层和局部的。而经过近代欧洲自然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以后,人类加工制造的技术能力飞速提高,技术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人工生态系统迅速扩张,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和范围也远较农业社会高;另一方面,大量废弃物输入环境,对环境要素的时空分布和动态范围发生影响,造成生态系统演进过程中的偏差,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总之,现代技术与大量制作人工物的生产方式结合,通过环境因素对生物要素产生影响,干预了生态过程,成为人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工具和手段。
我们认为,科技出现异化现象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作为科技共同体的人们忽视了人工自然的生态价值,从而破坏了天然自然的平衡,而天然自然大系统平衡的破坏反过来作用于人工自然,使人工自然异化为恶劣环境的根源。因此,我们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要大力进行生态技术创新,促使“实践的人化自然”系统不断进化,与天然大自然融为一体,推动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平衡和进化。
简而言之,以生态化实现技术范式的转变,应在如下几个层面上努力:一是要进行科技创新,大力发展高科技;二是要充分注重科技的生态价值,开发高科技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改善功能;三是高科技产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要合理、高效、综合地利用现有资源,开发尚未利用的自然资源。
3 科技创新生态化的内涵特征
综上所述,科技创新生态化就是运用生态学或系统科学的整体论原则来看待科技创新在人类———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作用,运用生态学思维于科技创新全过程之中,对科技创新的构思、设计、开发、成果转化、技术扩散等一系列环节提出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的目标,在保证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开发科学技术的生态效益,坚持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相衔接,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作为根本目标,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绿色技术支撑。
科技创新生态化是人类在经济领域对可持续发展观的一种有效的现实回应,是循环经济的表现形式。它意味着把生态学观点引入科技创新领域,要求我们对科技创新的评价不仅要看经济指标,还要考虑到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这与可持续发展指标(ISD)概念是一致的。科技创新生态化并不是一味追求生态平衡而放弃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而是通过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来实现人自身全面的发展。
大力推行生态技术创新是发展科技创新生态化的关键。目前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针对于环境目的的 管理 创新和技术创新统称为生态技术创新或绿色技术创新。技术层面的生态技术创新是指所有节约资源、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的技术创新,包括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管理层的生态技术创新是保证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顺利进行的“软技术创新”。因此,在研究 开发、产业化和商品化过程中,企业 应建立“资源———生产———产品———消费———废弃物再资源化”的密闭型循环模式,从而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可再生能源开发、产品的生态设计和生态消费等融为一体;同时,为保证生产出在使用过程中及使用后不危害人体健康和易于被环境吸收或可再生的产品,对于某些在短时间内无法辨明生态作用的新型技术产品,在传统的技术创新链中,应加入技术预见和生态实验两个环节,形成构思———设计———技术预见———开发———生态实验———成果转化———技术扩散的良性循环。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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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科技创新
【摘要】 首先分析了科技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意义,然后阐述了我国企业当年在科技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根据其现状总结出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科技创新;企业;投入
自197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的概念以后,无数的学者开始了对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的研究。科技创新之所以能够引起众多学者的追捧,是由于它对于整个社会及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对于作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企业,科技创新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科技创新对企业的意义
1.有利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盈利,是企业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也是企业能够持续经营的保证,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企业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为保证企业具有连绵不断的生命力,仅仅依靠物力和人力的投入已远远不能达到要求,尤其在经济转型的现代社会,很多企业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非但没有带来经济效益的普遍提高,甚至还出现了严重亏损。只有不懈的进行科技创新,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改善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保证企业的长久发展。
2.有利于企业发展和完善核心能力
企业核心能力的精髓在于拥有主导产品,核心能力的灵魂就是科技创新;企业核心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更离不开企业的创新。科技创新对于形成企业独特的、难以替代、具有较长延展性的核心能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3.有利于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
新技术产品、新工艺和新设备在传统产业中的广泛应用,可以加速传统产业中设备的改造和生产工艺的改进,促进新产品的开发,提高传统产业的附加值,节约资源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传统产业的竞争力。
4.科技创新使企业突破生命周期束缚,走向全新发展阶段
企业的生命周期与其产品的生命周期紧密相连。如果企业能够不断地推陈出新,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随着新产品的成长发展,企业也将获得新的生命力。当企业所处的产业渐渐走向衰退时,也只有借助科技创新走进新的产业领域,企业才有持续发展的可能。可见通过科技创新,能够推动企业产品、产业领域的拓展,使企业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
二、我国企业科技创新的现状
1.科技创新力度不强,很多企业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企业技术条件提升较快,部分企业已具备较好的创新基础,已经拥有了接近同业跨国公司的研发能力,在若干方面甚至领先于跨国公司。华为在3G领域跻身全球第一阵营,中兴开发的GoTa数字集群产品全球领先。在新兴行业领域,出现了具有核心技术、国际前沿研发能力的企业,如中星微突破多媒体领域7大核心技术,申请600多项国内外专利,获120多项专利授权;安波特开发出5种导向治疗肿瘤的基因工程抗体,其中3种是国际首创等等。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目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的比重为8%,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0%;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有90%是“二资”企业实现;几乎全部的光纤制造装备、85%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80%的石油化工制造装备、70%的数控机床、95%的医疗装备依赖进口。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我国很多行业的关键和领先技术仍然掌握在外国企业手中。
2.我国企业中专门从事科技创新的人员严重不足
企业中的科技创新活动,归根到底是由人来进行研究与实施的,离开了人才,科技创新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毫无生命力。就目前我国的科技人员数量来说,大约有87.8万人从事研发工作,基础研究人数只有7.9万人,占整个研发队伍的8.3%,缺乏世界级的科学家。在这些研究人员中,绝大部分人员都在非企业的部门从事科研活动,企业中的科技人员严重不足。
3.我国企业R&D资本投入明显不足,削弱了企业科技创新的能力
企业的R&D活动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稳定的现金流可以用来资助企业R&D活动,缺少内部融资的企业则可能限制企业支持R&D活动的能力,有研究表明研发投入与公司业绩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我国研究开发经费投入与GDP的比为1.35%左右,远远低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大中型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只占销售额的0.39%,即使高新技术企业也只占0.6%,这个比例不到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
4.科技创新主体不明确,且企业科技创新相对独立
按照国际惯例,实施科技创新的组织主要是研究与开发机构,包括政府、大学、企业和民营的R&D机构。据资料表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企业从事R&D的工程师占职工总数的3.45%,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仅为0.75%;日本每100个大中型企业有R&D机构134个。据1995年国家经贸委资料,我国23026家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只有39.8%有技术开发机构。我国企业与其它研究机构的合作同国外相比严重不足,企业的创新活动相对独立,使企业无法充分利用学校政府等研究机构的科技力量提升自己的科技创新水平,造成了资源浪费。
5.科技创新不注重其实用性
自1990年以来,我国年平均获奖的重大科技成果有3万多项,但至今转化率不足30%,推广应用率仅10%,形成批量生产能力并获得规模效益的仅5%,日本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却高达80%。中国虽然在发明能力方面并不逊色任何发达国家,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却远低于许多国家,这使中国许多很有价值的成果停留在样机、样品和展品阶段,难以批量生产,最终会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三、对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议
我国的科技创新,尤其是企业的科技创新还十分的薄弱,存在着严重的资源和人才的浪费,抑制着企业快速的发展。合理充分利用资源,不断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提高企业经营业绩,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完善企业科技创新的环境
企业的科技创新不是独立封闭的,需要大量的信息交流与协作。只有在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中,才不断的激发企业的创新意识,充分利用周围的有利因素为自己服务。营造这样的环境,首先需要借助社会力量,协调、发挥政府科技部门、经济部门及相关部门的集成优势,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全方位服务。还要继续制定和实施以保护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地方法规,使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有法可依,以保障企业和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工作的开展。最后要特别注重发挥财税政策的推动作用,政府财政税收政策的应用要逐步由生产领域前移到研究开发领域,由对产品的优惠政策转为对研究开发的优惠政策。
2.加大企业科技创新的投入
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主要可以分为物资投入和人力投入两个方面。物资投入主要是指资金的投入,是企业保持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证。实践证明,投资越大,创新能力也会越强。企业应从战略的高度出发,确保企业技术创新所需资金,增加政府对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实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并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少数技术相对领先的大型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人力投入主要是指以人为本,加大继续教育的力度,技术创新是一个由知识技能的积累到创造性地应用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靠承载知识技能的各种人才来完成的。
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来看,企业在职人员大多受过专门教育,很多企业的本科以上学历人数已经超过企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从总体上来看,高学历和高技术人员所占比例仍然很小,且在大部分企业中,专科及以下学历仍然在企业中占有较大比重。随着以全球化知识水平为参照系的新知识、新技能的快速流动,按经济发展的需要,可持续提高接受继续教育的效率,可持续加快在职人员自身知识与技术的更新率,是将对企业科技创新具体化的战略行动。
3.更新企业科技创新意识,使企业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只有把新技术,新理论与企业相结合,才能使其真正成为促进经济发展了主要力量。全社会的技术研究开发工作主要应该在企业进行,不是企业外的科研院所。企业要根据自身实力,分析把握市场需求,寻求技术机会,自主决策技术创新的方向和项目;自行投资,自主决定筹资、融资的渠道和方式,统筹考虑投入的分配和步骤;享有技术创新带来的利益,也承担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其主要标志就是企业拥有自己的专利成果,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拥有自己的科研成果,才会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4.加强校企合作,促进技术交流
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并不是要企业封闭起来,不与外界联系,应该以合作创新为基础。加强合作创新,加强政府和企业、科研机构的创新协作,打造政府和企业、科研机构协同作战的平台,协调目标,形成合力,推动企业创新,鼓励、支持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共同建立实验室或研发机构,健全政府支持、企业主导、官产学研结合的技术研究和开发体系。也应支持我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外国技术机构及专家学者合作创新,支持我国企业在应用研究、产品设计、工艺进步、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用不同方式开放合作,还应鼓励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引进,提升企业对市场的参与能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虽然每年都在提高,但是比起发达国家水平来说,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充分认识我国企业科技创新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提高,才会保证我国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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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科技创新的毛概论文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科技创新的毛概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科技创新与创新驱动》
摘要:从历史借鉴和中外对比等视角,分析科技创新与上层建筑领域创新的关系,探讨如何消除科技创新的非技术障碍,以便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科技创新:创新驱动:上层建筑
历史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靠创新驱动。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往往首先由科技创新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而由生产方式、思想文化和体制机制的创新驱动,合力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当今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从科技创新到生产方式创新,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较好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适应。但在上层建筑领域,从思想文化到体制机制,却还有许多方面禁锢束缚着创新驱动力的发挥。本文将从历史借鉴和中外对比等视角,分析科技创新与上层建筑领域创新的关系,探讨如何消除科技创新的非技术障碍,以便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的引领作用。
1、创新驱动的历史借鉴
人类的文明历史,主要从东方开始。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都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而同为世界文明发祥地的古希腊,则更具文明创新的特征。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物理学、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赫拉克利特的辩证唯物论、苏格拉底的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体系、柏拉图的理想国、伊璧鸠鲁的无神论、梭伦的政治改革和伯里克利的民主政治等等,无不对世界的科学、哲学、文化、教育、伦理和政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当然,这些成就并不完全是希腊人的发明,却体现了希腊人的创新。
14世纪到16世纪,是欧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并开始发展的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改变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封建观念和制度,在科教哲文等方面表现了许多创新理念。他们以“人文主义”为旗帜,开始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哥白尼、伽利略、培根、但丁、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莫尔、莎士比亚等代表人物,犹如灿烂群星,照亮了欧洲中世纪黑暗的上空,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18世纪是一个启蒙的世纪,一个继文艺复兴后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科学发现,以瓦特蒸汽机发明应用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但同时受到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严重障碍。面对“万马齐喑”的封建禁锢,不仅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思想家,哥德、席勒、笛福等文学家,还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加图等经济学家,边沁等法学家、伦理学家,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共同造就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纪。
启蒙运动作为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和文化创新,促进了欧洲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创新,激发了18世纪到19世纪欧、美、日、俄的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使“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语)。启蒙运动还孕育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的代表人物黑格尔等均诞生于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也促进了美国的独立,杰斐逊就是根据启蒙运动的理念起草了《独立宣言》,并激励美国人民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
人类进入20世纪,一场以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理论创新推动的原子能、无线电、电子信息、航天航空以及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技革命席卷全球。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普及,更是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等都产生着革命性的变革。由此产生的多元文化和多种经济成份的融合,正以浩荡之势,促进着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及组织结构的不断创新。
2、非技术创新驱动的中外对比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15世纪前曾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四大发明(活印、火药、指南、造纸)、五大技术(瓷器、纺织、造船、建筑、水利)都产生过世界性影响。然而当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技术革命、工业革命推动欧洲和美、日、俄等国家快速发展时,我们却一次次错过了发展机遇。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创新驱动的非技术因素严重束缚了科技创新能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2.1思想文化的历史对比
中国是人类灿烂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特别在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出现了空前的思想活跃,形成了一批影响后世2000多年的独创思想和优秀文化。但自秦汉开始,统治阶级出于封建统治需要,先是“焚书坑儒”,继而“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将“三纲五常”的封建教义加以固化,在“万口一辞,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可知也”的思想禁锢下,民众中逐步形成唯书唯上、墨守成规的保守风气。“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观念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创新热情。相比之下,欧洲国家虽然也有上千年的“中世纪黑暗”,但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数次思想解放的洗礼,培育了深厚的创新文化。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勇于创新、宽容失败的理念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当然,欧洲国家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的形成,也是他们许多代人奋斗牺牲的结果,正是布鲁诺以生命的代价捍卫哥白尼的“日心说”,赫胥黎以“斗犬”精神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从此自然科学才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恩格斯语)。
2.2科学素质的历史对比
中国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却又是一个国民科学素质不高的国家。据中国科协公布的2000年中国科学素养调查:中国每千人只有14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这一比例仅为美国的1/23和欧盟国家的1/15。造成这种差异,首先是教育理念和目标的不同。中国千百年来把读书做官作为目标,把四书八股作为教材,把朱熹的“集注”作为唯一标准,不能越雷池半步,使人们从读书起就被扼杀了创新精神,缺失了科学知识。而欧美国家办学以培养对社会有用人才为目标,教授内容也以自然科学、实用技术为主,人文思想也强调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因而培养了大批创新人才。如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就培养了培根、牛顿、达尔文、雪莱、亚当・斯密等著名人物和上百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次是对科学普及认识重视程度的差异。在我国,虽然对科技创新已高度重视,但对科学普及的相辅相成作用认识不足。创新型国家则把科普看作科技的应有之义,如各种专业博物馆为代表的科普场馆在欧洲国家数不胜数,更是市民的必去、常去之处,成为这些国家重视国民科学素质培养的生动风景线。
2.3体制机制的历史对比
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本身缺乏对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制度性设置和安排,相反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对科技创新形成严重禁锢。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工作,形成了较完整的独立科研体系。但由于我国尚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期,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而在创新型发达国家,早在18世纪就形成了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到19世纪,这些国家科技创新的企业主体地位、社会组织的管理功能和创新活动的市场竞争机制等,均已较为成熟完善。企业、社会组织和市场机制对科技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政府则主要从政策导向、税收杠杆和法律保障方面进行宏观引导、管理和规范。因而创新成果与市场直接接轨,更有利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
2.4法治环境的历史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视科技法规的建设,先后制定了《专利法》、《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著作权法》、《科学技术普及法》等科技法律,对我国的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我国的科技法规大多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还不够深远,加上我国长期的封建人治影响,有法不依、知法违法等现象仍很严重。而在创新型发达国家,鼓励和规范科技活动的法律早在200多年前就形成体系,一些国家还在根本大法中鼓励和保护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普及。如美国在1787年宪法中就规定“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普及,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从而促进了美国的各种发明创造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并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生产力的发展,使之在20世纪初跃为世界头号强国。
3、思想文化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对策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科技、经济、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等不断创新而推动的。它们互相依存制约,又相互转化促进。当社会渐进发展时,科技的创新对生产力起主要推动作用,当量变积累到质变,进人飞跃发展阶段时,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的变革创新,就成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的更重要方面。在我国,由于改革开放和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集聚了足以产生部分质的飞跃的物质能量,因而也对上层建筑的制约因素提出强烈的改革要求。
就科技创新而言,新中国已建成多学科完整的科研体系,并拥有上万亿资产的科学仪器和技术装备,拥有3 30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国家统计表明,2007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3 664亿元,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拨款达2127亿元,应该说,我国的科技创新已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我国规模以上企业75%没有研发机构和研发活动。99,7%的企业没有专利申请和自主知识产权,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全国每年产生数万项科技成果,其转化和产业化率不到10%。这种不成正比的投入产出,说明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矛盾方面,已从物质条件的制约正逐步转为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等非技术因素的束缚。为此,提出如下对策。
3.1弘扬创新精神。培育创新文化
创新精神是科技创新的灵魂,创新精神说到底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世界观的本质体现。创新文化是科技创新的土壤,土壤深厚成果才丰硕。但在思想文化战线,我们面对的是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沉重积淀,封建文化残余的影响不容小视。这就要我们以思想解放大讨论为契机,深刻理解创新文化的内涵,并与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对其糟粕应坚决批判摈弃,对其精华应与创新文化加以有机融合,努力在思想理论、文艺创作、舆论宣传等方面确定创新精神和创新文化的主体地位,并在各级领导中带头加以宣扬,使之日益深入人心,逐渐蔚然成风。
3.2加强科学普及,提高科学素质
纵观世界科技发展史,科技进步总是靠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两轮驱动的。科技创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哪个方面,科学普及也会跟踪到那个方面。胡锦涛曾指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但目前,相对科技创新而言,科普工作无论从领导重视程度、科普投入力度,还是人员队伍和设施建设,都明显是一条短腿。如财政投入,中央财政2006年对科普的投入还不到对科技投入的百分之一。科普工作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方面,要逐步消除国民科学素质较低对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制约,实现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就要对科普工作高度重视,特别是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能真正如中央领导所要求的“像抓发展那样抓科普,以抓科普来抓发展”,全民科学素质才会在较短时期内有较大提高,中国的科学发展才有最为重要的坚实基础。
3.3明确创新主体。加快制度创新
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在现阶段,是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解放生产力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首先要有利于促进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通过体制机制的制度性安排,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骤:其次,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创新体系和市场激励机制;三是使创新人才包括创新型企业家的形成机制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规律。体制机制的创新,既要促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进一步适应,更要改革上层建筑中行政管理体制甚至政治体制中对经济基础的不适应部分,使相关的机构设置、管理职能、运作程序等更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需要。
3.4完善法制体系,营造法治环境
完善的法制体系是科技创新的根本保障。针对目前科技创新的法制体系不完善、不够刚性及国民的法治意识淡漠等状况,一方面要进一步修订和补充相关法规,并注意在立法中坚持与时俱进、科学合理、公平公正,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在地方立法中要根据实际,使必须条款尽可能具刚性,使各方都有切实可依的法律准绳。另一方面,要大力开展科技创新法规的普及教育,使相关法规深入人心,从而切实增强法治意识。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
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驱动又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应系统推进,更要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抓住主要矛盾。现阶段,一方面,要下大力气继续抓好科技创新;一方面,要把更大的力量用于实现思想文化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才能取得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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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说我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了,美国是第一梯队,我国是第二梯队,尤其在军事方面,已经是除了美国,俄罗斯以外的第三大国了,我国的科学论文从数量上来说,可能已经是每年世界第一多了,但是
从政治角度回答这个问题,我国只是科技大国,并非科技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超级计算机、 生命科学、 载人航天等诸多高科技领域确实已跻身世界前列,但科技整体水平及自主创新能力仍较为落后,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而对一个国家科技力的评价是全面整体地分析。综上所述,我国仅是科技大国,并非科技强国。
关于科技的政治论文400字
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因此,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因此, 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8〕 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 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9〕 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走群众技术路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到孔孟“民贵君轻”〔12〕“民本”思想的成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一直为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赋予这种“民本”思想以新的内涵,即“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3〕,在民主革命的生涯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继承,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并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4〕的科学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形成群众技术路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得到恢复,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群众技术路线。
但是,如果说在社会实践中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在科技界搞群众技术路线就有些不妥。因为劳动群众掌握的只是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对那些重大的理论发现,理论论证以及科学实验,劳动群众就不一定特长,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与一般生产活动既相关又分离。所以必须强调群众与专家的有机结合,才是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则更侧重从政治角度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技思想与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的从属地位,正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没有认识到任何自发的政治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15〕一样,毛泽东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2科技发展中深刻的群体意识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具有一种重整体,求和谐的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肯定了“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的天人合一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中人的整体主义意识,即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与顺从,从而形成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特别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其政治文化性质密切相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大同”政治理想有了契合,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说,成为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
“一·五”时期这种整体主义精神在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此,政府号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抛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利益服务,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并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加以彻底批判。在实际工作中,则强调集体协作,反对单干,并要求把这种集体协作扩大到群众中去,搞群众技术运动,使工人、农民与科技人员形成“三结合”,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难题。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往往是几门科学交叉的地方,是几门科学杂交的结果。因此,单靠某一科学部门的人是很难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能够很快地攻下堡垒。”〔16〕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一·五”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体竞争的整体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因此只强调集体协作反对个体竞争,无形中会减弱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破坏了科技人员的动力基础。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枪打出头鸟(谁的成绩突出就怀疑谁是个人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的传统行为,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惰性,人浮于事,涣散意志,表面上集体协作,实际上一盘散沙,使原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所以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人竞争,不能增加集体的力量;而不讲集体协作,只顾个人利益又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如何使集体的向心力和个体的竞争力得到统一是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并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50多个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最终仍能统一于一张版图之内,靠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精神,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缺陷,又使我们这个原本富庶,先进的东方科技大国,近代以来却变得停滞落后,以至于被动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
因此,我们应在增强群体意识的同时,也使个体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协作和竞争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进程。
3.3科技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经验状态,经验从未在知识体系中有所突破而上升为理论科学,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它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不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如在看待生死、鬼神、天地的问题上,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努力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明确表示对现实的重视。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7〕重视的是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8〕,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因此,这种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人处理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习惯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不冲动、不玄想、重功能、重效果、善于协调群体。这种理智态度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种理性下,我们创造了古代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从古自今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排除了反理性的泛滥,却也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过分偏重现实实用,造成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而没有抽象思辨的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重经验,轻逻辑是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彻到科技思想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提出了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19〕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活动, 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弥补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然而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理论的掌握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业务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这其中也有合理、有益的一面,但也明显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在“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面,要求科学研究“服从于人民迫切的需要、国家当前任务、国家建设计划的任务”,〔20〕虽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却不能做为一项长远政策存在下去,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做为一项科技政策,没有发展的意识是不行的。此外,“为生产服务”,仅仅把科学研究局限于解决生产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或难题,科学理论只被看作是经验感觉的概括,实质上是把科学研究下降到通俗技艺的水平,所以片面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实际上对现代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其实,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专家的业务活动。这虽然有其有益因素,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研究活动确实能起到指导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却不能教条地运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理论都一律拿来指导科学家的具体工作,拿着马克思主义标签对号入座,凡是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律批倒批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生物界追随苏联而发起的“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李森科理论”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给科技界、学术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这些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民主的做法,使得科技人员不敢思想、不敢行动,势必要造成人为灾难,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实用、轻思辨的思想意识,为我国由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形态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疑是正确的,但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从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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