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热点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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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表示，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已经影响到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中国商务部(Ministry of Commerce)周一发表的此番言论显示，今年以来世界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正在趋于紧张化，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复苏促使更多的美国公司寻求保护举措。

这场争端也正值两国关于西藏和美国对台军售的政治矛盾升级之际。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中国成为美国滥用贸易保护措施的最大受害者。

姚坚督促美国政府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不要再采取任何的贸易保护措施。

美国近来对中国产金属丝网托盘和电热毯征收反倾销税。还称正在考虑是否对中国产钻管征收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

但是，中国也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实行了反倾销措施。

中国商务部周日表示，将继续对从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进口的苯酚实施反倾销措施，为期5年，此前商务部在去年12月表示，将对欧洲产碳钢紧固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延长6个月。

商务部还在去年12月作出初步裁定，美国和俄罗斯的企业正在倾销进口取向电工钢，这是一种广泛用于电力行业的产品。还表示将要求进口商从美国AK Steel Corp.等公司进口这类产品时支付10.7%-25%的保证金。

虽然中国采取了这些措施，但姚坚表示，近期美方指责中国在市场开放和外商投资上设置障碍，这种说法完全背离事实；中国政府将致力于为中外投资者创造更加优化的投资环境。

姚坚表示，当前某些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但反而指责其他国家，并称，这不仅没有道理，也不利于其国内经济的复苏。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尤其是在美国去年9月决定对中国轮胎出口商征收惩罚性关税后更为加剧。

但是，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Gary Locke)去年11月表示，美国没有加大保护主义，而美国贸易代表Ron Kirk也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

这两位官员是在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与美国商界人士访华期间发表此番言论的，以此反驳中国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批评。

当代世界经济政治论文2000字

当代世界经济领域中的重大变化,或迟或早必然会反映到当代世界政治的斗争(包括它在特殊手段上的继续——军事斗争)和国际关系中去,而这些斗争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又必然会反作用于世界经济。我为大家整理的当代世界经济政治论文2000字，希望你们喜欢。

世界经济的现状和近期走势

去年，世界 经济 受美国衰退的影响 ，增长大大放慢。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但前景并不十分明朗，不确定因素也日益增多。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有阴有晴，差异性十分突出，且都在变化之中。这里且就今年到现在为止的经济形势做一些说明，对影响世界经济的若干因素进行一些分析 。

一、美国经济复苏起落不定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 局于去年11月26日宣布，美国经济从当年3月份起陷入衰退。但实际上，美国GDP只在当年第三季度是负增长。9·11恐怖袭击使美国受到意料不到的打击，但其影响并未像人们当初估计的那么严重。去年全年，美国GDP仍增长了1.4%。今年1季度，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GDP以年率计算 ，增长5%。特别是生产率竟跃升8%，这种情况也是异乎寻常的，人们对美经济前景普遍表示乐观。但到第二季度，形势又发生新变化，回升转趋疲弱，GDP只增长1.1%。其间，安然公司、世界 通信 公司等大公司假帐丑闻接踵而至，全国为之震惊， 投资 者对股市乃至整个经济的信心受到极大挫伤，成为影响美国经济稳定回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如此，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于7月16日在国会作证时，仍确认美经济在走向全面复苏。他预计今年全年美GDP的增幅为3.5%一3.75%，高于2月份的预测(2.5—3%)。但他也不无保留地说：“目前 困境的影响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随着不良影响的消除，如果不出现进一步重大影响，美国经济将重新呈现可持续增长的态势”。与美联储的预测不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对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下调，先前的预测数字分别为2.5%和3.5%，现在下调到2.2%和2.6%。

但无论如何，这次美国经济衰退时间短暂，经济下降轻微，是前所未有的。美 经济学 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美国的衰退“非常非常轻微”，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这次不是标准的衰退，还有人认为这是“新式衰退”。

美经济衰退轻微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在此期间，消费者开支始终保持在高水平上，不见减少。消费开支占美GDP近2/3，它的稳定增长，支撑了美国经济不会大幅下滑。为什么美消费开支不减，这是因为自1996年以来美国家庭收入不断增加，构成其收入的三大部分一一工资，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都大幅增长。首先，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职工工资和薪金收入有所增长，直到2002年头两个月，仍增长近4%(年率)美国约60%的家庭拥有股票。几年来股市持续攀升，家庭收入也相应增长，美2/3的家庭拥有住房，一年来房价上涨9%，家庭的资产也随之增长。总之，美国居民“家底”厚了，他们有可能放手花钱，是美经济衰退格外缓慢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美联储于去年11次降低利率，把利率降到1.75%的低水平上，布什政府上台后，又实行减税和增加 公共 开支政策，这些也都对减轻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复苏，起了一定作用。

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起相反作用的因素，影响着美国经济难以快速回升。

首先，这次衰退是信息技术投资过度，信息技术股市形成的泡沫破裂，信息技术部门公司大批破产，并波及其他部门，美企业 投资大幅下降。2001年第4季，美固定资本投资猛跌13.6%，2002年第1季又下降6.2%。与此同时，民用资本货物订单不断减少。格林斯潘曾多次强调，资本货物的 统计 数据是重要的投资晴雨表，而固定资本投资又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当前企业投资疲软无力，今年下半年能否恢复尚难下定论，不能不影响经济复苏。

其次，正因为消费开支没有大减，住房 建筑 业保持繁荣，在经济复苏中，也不可能再有新的增长。

再次，美国外资大量回流，也将给美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经济繁荣时期，外国投资者热衷于购买美元资产。2001年外国投资流入美国总额高达4550亿美元。但现在已大为减少，其中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已从2000年的3080亿美元骤降到2001年的1310亿美元，预计2002年还将进一步下降到1030亿美元。

最后，美国大公司丑闻使美国投资者对资本 市场 的信任发生动摇，其深远影响远未消除;美国人对可能再次遭到恐怖袭击惴惴不安;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特别是打伊拉克如何进行，心中无数。凡此种种，都增加了美国人对经济前景的疑虑。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对美经济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出了种种猜测，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将出现“双谷底”;有人认为美国经济有可能步日本后尘，进入“失去的十年”，还有人认为如果美股市继续下跌， 银行 可能无法收回贷款，导致银行危机，从而使美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尽管诸如此类的看法是少数人提出的，但也足以令人警醒。

二、世界经济 参差错落

美国经济衰退和复苏中的波折，通过“扩散效应”，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世界经济大大放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4月18日一份 报告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4%(2000年4%，2001年为2.5%)，明年可能恢复到4%。而到6月份，联合国的一份报告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不高于2%，2003年有望超过3%。

全球经济放慢与各国经济不同。从70年代以来，还从未有过一次世界GDP负增长，即使是在主要发达国家发生衰退年份，世界经济仍是正增长，只不过是“放慢”或“下滑”，如1975年，世界GDP增长1.9%，1982年增长1.2%，“放慢”或“下滑”幅度也不大。据IMF的报告说，这反映了近年来，一些 发展 中国 家，特别是 中国经济 的迅速增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权数加重。此外，全球经济虽受美国衰退的影响，但应变能力比过去增强，这是因为，首先，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货膨胀率低，有更大可能采取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和 财政 政策 ;其次，各国为稳定 金融 所作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最后，一些国家采取扩大内需政策。但是，各国具体情况大有差异，因此，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状况也参差不齐，颇不平衡。

欧洲。当美国经济高度繁荣时，欧洲明显落后。美国发生衰退，欧洲又受到牵连，2001年其GDP仅增长1%。美经济开始回升后，欧洲经济仍低迷不振，今年1季度只增长0.1%。多数人认为欧洲经济到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初才能真正恢复。据IMF报告预测，欧盟2002年的增长率在1.5%左右，2003年可达2.9%，另一预测称，欧元区今年经济增长仅约1.2%。欧盟各成员国也有很大差别，其中英国最好，德国最差。据德六大经济研究 所春季报告预测，德今年仅增长0.9%，明年可达2.4%。德国改革进展迟滞，企业 大批破产，失业增加。尤其是德国东部，更处于停滞状态，今年只能增长0.5%。

日本。多年来，日本经济在困境中挣扎。2000年仅增长1.7%，2001年降至负1%，据IMF的报告预测，日本今年和明年的增长率分别为负1.0%和0.8%。日本失业率不断上升，今年4月份已达5.2%。

日本的严重问题 之一是政府 债务 不断积累，到2002年末，将达693万亿日元，占GDP的140%。如继续增长下去，就可能导致市场对政府偿债能力产生怀疑， 国债 价格急剧下跌，长期利率上升，不排除会出现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另一严重问题是银行坏帐太多，估计多达1.3万亿美元，约占亚洲坏帐2/3。日本银行机能严重削弱，这一老大难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日本政府在美欧等国压力下，承诺深化改革，为此制订一个又一个振兴经济的 计划，但说的多，做的少。最近日本内阁人士说，日本经济已经“触底”，即将回升，但实际情况仍相当严峻。

日本和德国是世界第二、三号经济大国，它们过去都曾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起着火车头作用。但现在时过境迁，风光不再。究其根源，在于它们 历史 包袱重，隋性大，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放不开手脚，进展迟缓。当然，它们的经济实力仍然强大，科技 水平和生产率水平高，未可小觑。

东亚和东南亚。亚洲经过金融风暴的洗礼，认识到必须加强和改善金融监控和企业结构治理，为此采取了相应改革措施，解决呆账问题，加速银行重组，加强金融立法和企业 管理 法规等等，呆帐有所减少，银行对企业放款回升，尽管这一改革尚未完成，但过去一度泛滥的官商勾结如今已大为收敛，传统的家族集团式企业衰败，物价下跌，经济活力增强。这次美国经济衰退和全球经济放慢，东亚和东南亚虽也受到重大冲击，但经济仍保持较高增长率。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这一地区2002年平均增长率将达4.7%，2003年为5.6%。世界银行的预测与此相近。与此同时，这一地区通货膨胀率却保持在4%以下的较低水平上。但这一地区各经济体GDP的增长各有不同，东亚的韩国改革成效显著，经济增长率最为强劲：今年第一季度其GDP比去年同期增长5.7%，预计全年可望增长6—7%;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有较快增长，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则增长率较低。

南亚地区(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增长也较快，据IMF预测，2002年，这一地区平均增长率为5.4%，2003年更将高达6.4%，这主要是由于印度经济快速增长的缘故。

拉美地区。这里一些主要国家接连发生 金融危机 。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甫告缓和，阿根廷就发生金融危机，且愈演愈烈，今年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第一季度经济下降16.3%，失业率超过18%，据预测，今年阿根廷将有10—15%的负增长。接着委内瑞拉和乌拉圭也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全年经济将分别下降0.8%和1.7%。与此同时，巴西再度发生金融动荡，经济前景暗淡。墨西哥今年第一季度经济下滑2%，全年即使会有增长，也只在1.5%上下。这种状况，与亚洲成为鲜明对比。究其原因，多数人认为这些国家奉行“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过快，失去控制，受强大邻国美国的影响，经济不稳。

三、 国际经济 活动缩减

美国经济衰退和世界经济放慢，导致世界贸易、国际投资大幅度下降，美元汇率走低，与此同时，石油价格涨落不定，这一切反过来，又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制约因素。

世界贸易。过去长期以来，世界贸易增长速度高于生产增长，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 家的经济发展都有利。但2001年，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当年世界贸易仅增长1%(2000年为12%)，低于世界GDP的增长。预计今年世界贸易有可能增长3%，但如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这一预期将落空。布什政府在自由贸易方面出现倒退，保护主义抬头，给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包括欧盟、日本和亚洲国家都造成重大压力。如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美出口，其中新加坡经济25%有赖于对美出口，马来西亚这一比例为18%，泰国和菲律宾也在10%以上。美国经济状况对这些国家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力。

国际投资，近些年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2000年达到1.3万亿美元的最高纪录。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国虽然高度集中在美国、欧洲和中国、韩国、印度等十多个发展中国家，但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从而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然而，2001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骤减至7600亿美元，对美国投资的外国资本大量逃离，但欧盟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从2000年的1250亿美元减少到970亿美元。只有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仍为外资所青睐。

美元汇率下跌。由于外国投资者纷纷撤离美国，加上美国公司丑闻不仅使美国人对美资本市场信心动摇，也大大挫伤外国投资者的信心，美国股市大幅下跌，这一切导致一直坚挺的美元趋弱。今年年初以来，美元与欧元的比价一路下滑。7月15日曾一度突破1：1。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也已下降约8%，到6月初，对韩元汇率下降6%，对泰铢下降4%，对新加坡元下降3.2%，对菲律宾比索下降2.5%。这些货币对美元的升值，有助于抑制有关各国的通货膨胀，刺激内需增长，但也会不同程度地阻碍各国对美出口。对美国来说，美元走弱，有利于增加美对外出口，但也会促使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增加其通货膨胀的压力。

石油价格波动不定。由于世界经济放慢，中东地区形势动荡，今年以来，世界市场原油价格波动不已。近来，美国原油库存迅速减少，致使原油价格上涨。据报道，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份交货的原油价格已连续9个交易日上涨，并于20日突破30美元大关，达到15个月来的最高点。虽然，由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石油产量迅速增长，中东地区在世界原油供应中地位有所削弱，但如中东紧张局势加剧，石油价格难免上涨，如超过每桶30美元，势将加大美国通货膨胀压力，影响美经济的复苏进程，也会对欧盟和其他石油进口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对世界经济失衡的思考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已成为世界 经济 发展 的主流，但与此同时，反全球化运动也应运而生并呈蓬勃发展之势，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 。近几年，世界经济失衡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与谈论的一个 热点话题。2005年l0月中旬在 中国 河北香河召开的20国集团 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全球经济失衡是讨论的重要议题。为此，本文对世界经济失衡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 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失衡 经济失衡 经济 失衡

2005年以来，全球经济学家谈论最多的话题莫过于日益加剧的世界经济失衡，“失衡并增长着”成为世界经济 金融 最令人迷惑难解的现象。虽然不断有学者提醒，持续失衡的世界经济将面临崩盘的危险，但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过去的四年里(2003年～2006年)，全球GDP的平均增幅接近5%。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也表示，世界经济形势“从未这么好过”。那么，为什么主流经济学界还不停地在“盛世”中 发表“危言”呢?是居安思危，还是别有所图。

事实上，世界经济失衡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以美国巨额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为主要特征的世界经济失衡就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当时并未明确以“经济失衡”来对这种以贸易失衡为显著特征的经济现象进行概念上的诠释。直至2005年2月23日，IMF总裁拉托在对外政策协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主题演讲，才正式提出了世界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的概念，随后国际经济学界即对这一 问题 展开热议。当下，主流国际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失衡正在持续加剧，主要表现在中国持续猛增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巨额贸易财政“双赤字”。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即南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并导致南北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从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开始落后于世界平均发展速度。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仍没有迅速得到扭转，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缓慢。1990年～1993年，非洲经济的增长率分别只有1%、1.5%、0.7%和1.7%，拉美经济增长率分别仅有-0.1% 、2.9%、2.8%和3% ，再加上这些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最后导致人均国内产值明显下降，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首先反映在南北贫富差距还在拉大。据联合国《1992年的人类发展》 报告说，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却拥有世界82.7%的收入，而占世界人口60%的发展中国家，却只拥有世界总收入的5.6%。有关资料 统计，196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贫困国家的30倍，而1993年的这一差距扩大到62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非洲的经济贫穷问题最为严重。20世纪80年代是非洲经济发展“失去的十年”，每年人均国内产值为负增长。1992年非洲人均国内产值比10年前下降15%，其中一些贫穷国家下降幅度达30%。近几年，由于非洲的人口1∶3增长率居高不下，一直保持在3%以上，加上多年的战乱和灾荒，非洲难民人数增至1180万，约占世界难民总数的二分之一，这就加重了非洲的贫穷。

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二元结构:国际直接投资与金融证券投资的二元分裂。但是，当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天平向发展中国家这边倾斜的时候，全球的资本流动却仍然偏爱高收入国家，尽管中低收入国家资本总流量(双向)对GDP之比从1990年的6.5%提高到了2003年的13% ，增长了一倍左右，可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仍然只有高收入国家的一半。而且，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量从总体上讲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国际资本特别是直接投资在流向发展中国家时也是高度不平衡的，2003年中国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要占到该投资流量(以流入量计)总额的9%，占发展中国家流入总量的35%。这种失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处在低端加工制造的地位、发达国家处在资本运作与 科技 创新的地位之国际分工模式凝固化的主要根源。

全球发展失衡加剧，但调整机会降临，失衡真相被全球化混淆。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显改变对全球失衡的看法，由忧虑转向客观，认为在全球化程度提高的背景下，资本自由跨境流动，为国家间储蓄和投资结构优化创造条件。资本从储蓄丰富的地区流向投资机会较多的地区，创造出更高的资本回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对世界经济有积极作用。然而，全球失衡是有限度的，一旦过度就会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加剧相关国家经济关系紧张，恶化国际贸易和投资 环境。调整无序会导致美元贬值失控，金融市场动荡乃至危机。

综上所述，世界 经济 发展 到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 历史 时期，国际经济 环境和条件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很多新特点。其中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断加剧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个重大特征。

参考 文献 :

[1]王 宇:世界经济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J].国际经济评论，2006,(03)

[2]张燕生:全球经济失衡条件下的政策选择[J].国际经济评论，2006,(02)

[3]张幼文:要素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历史 影响 [J].国际经济评论，2006,(02)

急需经济学论文一篇

论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战略产业

战略产业的定义是什么，哪些产业算是战略产业，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战略产业问题，是在全球化冲击面前，“民族产业”处于全面守势的情况下提出的。对民族产业不分轻重缓急一概保护当然不可取。科技政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经济政策要重视产业政策，国有企业改革要有进有退，抓大放小，关系到战略性全局性的产业部门，要由国家保持控制力，有的要禁止、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家对战略产业有保护扶持的责任，不能任其在国际竞争中被“劣汰”。

较早系统提出战略产业问题的是王小强先生。

“ 如果我们说某一个产业是战略产业，也就是说，该产业不是从个人、企业、地方或部门的局部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少数产业（空中客车是典型范例）。这类企业的存亡，不仅关系到利润，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关系到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事务中的战略行动能力。国家不能放任本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自生自灭。”

“……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如何界定，什么产业应该在什么意义上和什么程度上保持民族工业的形态。有必要认真研究，我国中期发展的内外部约束条件（资源、技术和市场），根据发展的需要，找出若干关联产业，分析不同产业可能采取的发展方式……为综合国力的概念充实更具体的战略内容。”[1]

“十五”计划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作为重点。有文章概括国有经济需要保持控制地位的行业和领域：

“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造币工业、重要军事工业等。需要国有经济经营，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

“自然垄断的行业：电信、铁路、电力、煤气、自来水等。在管理体制上，政府与自然垄断企业的关系是规制与被规制的关系，即企业在获得垄断经营权的同时，必须承担价格、服务等方面的义务；

“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大型水利设施、环保设施、城市公共交通、金融、保险等。这类行业具有显著的外部性，政府及其国有企业有足够的理由发挥作用；

“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大油气田、大矿山、大钢铁、大石化、汽车集团、重要的电子企业等。就总体情况而言，私人资本和乡镇企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技术要求高，投资需求量达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重点竞争性行业中，它们还难以成为主导力量，还难以取代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经济发展阶段和转轨时期的特征，决定了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应保持足够的控制力。”[2]

这些行业之所以需要国家保持控制力，是由于他们具有以下特点：一、有国防意义的产业或新兴科技行业，在这些领域，西方国家对我实行技术禁运或限制，不能依靠外国，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开发；二、支柱产业，即产业关联度强、企业规模巨大、市场利益巨大，不宜让外资（或私人）控制的产业；三、具有外部性和自然垄断性，国家必须进行管制的行业（公共设施、金融）。

这也可以认为是广义上的“战略产业”。本书讨论的重点在第一和第二类。尚有存疑的是，一些高度竞争性的产业，如装备工业，同样对综合国力的提高意义重大，但国家政策对此不明朗。我们对“关联度强”的汽车工业实行多年高关税保护，同时又将装备工业早早抛进国际市场，值得注意和反思。

总结：战略产业是对提高综合国力有至关重要的利益的、国家必须保持控制和支持的、不以短期利益决定取舍的产业群。也有作者提出大国“超级产业”概念。[3]

在这个领域，简单把企业推向国际竞争市场“优胜劣汰”，将无力抵御跨国公司的强力竞争，企业的垮台会导致国家的全局性损失。在这里讲的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战略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不能单纯依靠金钱，要“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团队精神、百折不挠、顽强实干的进取精神和拼搏精神，以及相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4]

跨越“技术本国化”的门槛

由于涉及国家安全、涉及“支柱”的产业，很多涉及高科技的问题。这里有必要从科技进步角度，就国家促进产业升级、优化结构的一些问题，作一些说明。

技术本国化的障碍和国际压力：上面已经讨论过，发展本国现代工业，走依靠合资为主的道路，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开发能力。不是发展战略产业的路子。

日韩式道路的核心，就是以“技术本国化”和本国产业的迅速升级为基本目标，“本国化”的基本手段和过程，就是高效率地进行技术引进—消化—扩散。

但是，一般来说，后进国家要实现“技术本国化”和产业升级，无一例外地面临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这几大障碍。不同行业情况各有不同。尤其是高科技产业，资金门坎越来越高，半导体芯片加工设备价格，平均4-5年翻一番，8寸晶片生产线价值10亿美元。一个飞机型号的研制费用20-50亿美元。技术飞速发展，对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苛刻。

尤其严重的是，后进国家开放市场，必然对本国上游产业形成强大竞争。“顾客是上帝”，而上帝崇拜洋货，不愿意支持民族产业。开放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设备工业、国家科研力量的冲击，往往是致命的。

这里的困难在于：如完全放开市场，冲击力过大，则本国的上游产业（如加工设备、民机、轿车）可能被彻底冲垮，永无翻身的可能（如我国的数控机床、感光材料工业，见附录），但完全保护则又在保护落后（如“普桑”1990年代初的情况）。所以，市场的开放度，要有利于战略产业在有限保护下逐渐成长。这对政策的制定和行业、部门间的协调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

办合资企业依靠外商，这四个障碍当然都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对局部来说，这叫作合资使“技术得到提高，市场有了销路”），但前面说过，这种“轻松过关”的代价，就是堵死了“技术本国化”的道路。

必须遗憾地承认，20年来，在市场开放的冲击下，我国的“技术本国化”机制，大大退步了（有不少人说20年来科技没有进展，其实科技水平总是在进步，问题是科技进步的机制在“拉美化”）。地方部门分权，助长了崇尚短期的、局部的利益，不顾大局的行为，削弱了技术协作攻关的能力。在一些关键产业部门（航空、电子、汽车……），决策效率、内部协调效率降低、企业引进消化效率降低，技术扩散缓慢。

面对国际竞争对手强大技术优势和对后进国家技术进步努力的有意打压，这种技术本土化自身的低效是致命伤：

“ 当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某一项技术的时候，他向我们封锁；一旦我们千辛万苦开发出来，他又会开放他的技术，并将其一部分下游产业转移给我们。这种梯次转移，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所以，在全球化条件下，开放的经济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有抑制作用的。结果是：投资无回报，研究无成果，开发无市场”。[5]我们的微电子设备技术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被搞垮的。

如果市场保护不力、再加上技术本国化效率太低，对来自外部的技术竞争的压力将无法招架，“四大门槛”就跨不过去。自己的技术队伍、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品牌就培育不起来，于是就一轮接一轮引进技术、引进设备，这被称为“引进陷阱”。

“ 引进陷阱”的本质，是后进国家的主观追赶努力、国家的整体竞争力落后于国际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步伐。20多年来，在汽车、电子、飞机、装备……等行业，对这种“引进的陷阱”我们已经是司空见惯，对提出这样的问题反而会大惊小怪。“引进陷阱”被西方冠以漂亮的名称：“雁行模式”。如果我们安于这样的现状，我们就可能永远被“锁定”在“发展中”状态中而不得自拔。

跨越“门槛”的最低限度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进国家摆脱“雁行模式”的努力，取决于整体经济运行效率（企业、行业、国家效率的综合）的竞争。要做到这一切，决非一个简单的市场机制、或单项措施可以奏效。要求有效动员本国的各项经济技术资源（资金、科技力量、组织、政策…），缩短技术引进—消化—再创新周期。需要国家意志和组织作用，需要完整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需要合理的企业规模和产业组织，需要各层次组织的高度经济活力和高水平的管理。这是跨越“门槛”的最低限度条件。

国家的意志：国家目标、贯彻目标的意志和能力。

政府主导作用：各产业部门的市场前景，技术路线，单个企业往往无法看清，需要国家来决定大的战略方向和产业发展规划。

合理的规划：后进国家财力有限，科研实力弱，仅靠民间企业和科研机构层次的决策，门坎过高，无力承受风险。政府的支持不仅在财力方面，也有必要在技术路线的层面参与战略规划。“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由于技术密集程度高，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风险大，如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会长期落后，受制于人。” [6]

企业规模和产业重组：行政性的分权所造成的条块分割，企业规模过小、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在战略性的产业，如再不及时进行产业整合，在跨国公司大举进入的形势下，对各地方争相和国外合资、置全局利益于不顾的局面，中央就没有了调控手段。

“ 过去，我国企业之间的产业联系（如行业分工与产品调拨）通过计划体制实现，工业部门既是政府部门，也是大托拉斯。割断这种技术联系，分散的单位往往不能成为独立生存的企业，自负盈亏”。“这种条件下，散兵游勇式的分散合资，被动地纳入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体系，对中国产业的长期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值得研究”。

“ 日本特别是韩国的经验也证明，后进国家以民族工业的发展实现赶超，参与国际竞争，必须组建非常巨大的企业或企业集团（以负担昂贵的研究开发费用），并辅之以动态的政府保护和扶持政策。我们显然不应该把已经细小得难以成为独立企业的企业越分越小。当前的紧迫课题是，尽快重新组合，形成与已有生产能力相匹配的企业，组成面对国际强手有能力自负盈亏的企业，已成当务之急”。 [7]

“我们原来各大部委，承担的主要是应用研究前期的工作。按现在的办法，这个研究就要基本解体。要求我们的集团公司来承担起基础、前期研究的工作，目前我们的企业集团没有这个能力。这就会形成一个空白。所以（把产业部门拆散的做法），受害最大的并不是企业，而是科研机构”。“我们是后发展国家，中国的科研体制，稍微没有一点政府的强制性措施或者是鼓励性措施，根本就发展不起来。你完全按平等竞争的话，那么所有清华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大学生都要去美国。你要把这部分人吸引下来，必须超越经济的利益。”[8]

组织行业级攻关，培育技术合作机制：有人强调自主开发困难重重，没有科技实力，没有钱。自主开发投资太大。外国开发一个轿车要20亿美元。我们怎么拿的出来？怎么办？合资。合资拿不来，再想法买。自主开发，提高国际竞争力？你唱什么高调。什么年代了，还讲自力更生？[9]

我们现在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了，似乎企业之间只有竞争的关系。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西方在许多领域，企业之间也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典型的就是半导体的国际协作组织（见半导体篇）。空中客车，超大型国际合作项目，法德英西四国财政支持20年，形成共享技术和品牌，都是现成的例子。
日本曾在半导体领域，在基础性、共性的技术方面，由政府出面组织各企业，集中技术力量，共同攻关，取得了骄人成就，为电子工业一度称雄世界打下了牢固基础。

“1970年代末，日本为打破美国在集成电路的一统天下，组织企业，联合攻关上集成电路制造工业（2-3微米级）。通产省出面组织四家公司（富士通，NEC等），每家出30名研究人员，都是20-30岁有才华的年轻人，共120人。然后通产省出一个所长，每公司出一名室主任，4个研究室。分解了30多个课题，包括设备、工艺的各个方面，计划3年拿下来，结果3年不到，这些课题全部解决。成功后，形成共享性基础技术，各企业回去用此开发自己的产品，形成竞争。谁的质量好，成本低，谁可占领市场”。[10]

就是说，市场经济不是你死我活，也要讲合作机制。如今经济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对规模经济和超越企业范围的组织效率，要求也越来越迫切。我们很多人，把市场片面理解为“原子式竞争”，把我们原来的全行业、全国协同攻关机制（见航空工业篇）的巨大组织效率，片面斥之为“计划经济的残余”，是走到另一极端，也是属于无知。

今天，我们要让合资企业整合起来进行技术自主开发，创民族品牌，已根本没有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就是以现有的大型国有企业为依托，效法日本经验，组织行业级技术攻关。我国一些国有骨干企业经过20多年技术改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开发能力，按照行业机构组织、风险共担、技术共享、利益格局不变的原则，是完全可以把力量集中起来，搞出成果的。

对外保护，对内竞争：在把握开放度和产业发展的配合的同时，要提供适宜的体制环境，鼓励创新能力的提高。技术的进步不是低水平的竞争所能获得，而是“硅谷机制”。科研开发和产业竞争的“无缝结合”。人才的国际化竞争，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融资环境。企业经营管理的灵活高效。

首先要在精神上挺起腰杆，奋起自强

最近，有学者尖锐指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外资控制本国经济、摧垮民族产业，都会努力将其纳入本国发展战略并加以控制，这与开放与否无关。当前普遍盛行的不加分析地赞美跨国公司、把引进外资数量当成宏观经济分析的重头指标、把合资作为“国企改制”的“理想途径”的观念，实际上是牺牲中国明天的前途来换取眼前的短期增长，在政策上是近视眼，在思想观念上是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目标本身，这已经构成新的教条、成为思想解放的真正障碍。

近20年来，我们对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开放程度，始终估计过高。从崇拜西方、看不起自己力量，发展到对民族产业的虚无主义态度。片面强调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机械“拿来”西方观念中甚至是最消极的部分，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社会很大一部分人的思想。民族精神的矮化是可怕的。崇洋自卑，苟安短视的风气在滋长，民族自尊自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局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优秀传统正在失落。

这种不健康的精神状态，正在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在经济政策上，始终对西方对我开放的程度、对洋人的力量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又助长了精英层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降低了政府运作效率、助长了不正之风，削弱了用高尚的精神感召力将国家发展目标贯彻到底的能力。长此下去，我国经济发展就难以避免“拉美化”前途，就会长久处于国际舞台的边缘地位，就无法贯彻捍卫国家主权的意志。

几十年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发展国家经济，靠洋人是靠不住的。我们当然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外援，但国家的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现在我们要发展自己的战略产业，最缺的是什么？是精神，是志气。就是敢于跟跨国公司竞争的志气和勇气。发展战略产业，首先要做的是大力弘扬正气、振奋民族精神。

今天，“两弹一星”的辉煌历史，已经成为激励人民的伟大精神力量。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工业发展道路，尤其应该提倡。要知道，原子弹的上马，是在1960年代初空前困难的时期、被赫鲁晓夫讥笑为“中国人三个人穿一条裤子，喝大锅清水汤”的时代。当年对是否上马还是下马有大争论，如果真的下马，那就前功尽弃。统一认识，咬着牙挺住不下马，才有今天的辉煌。

今天，我们的航天科技工业界，继承了两弹一星的光荣传统。载人宇宙飞船以常人想象不到的速度，取得了了不起的突破，20世纪末再创辉煌，为21世纪我国航天事业、国防事业带来了美好希望。这个成就的背后，有多少呕心沥血，多少不眠之夜，有多少默默无闻奉献国家的感人故事！王铁人说“国家要有民气，军队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骨气”，这就是民族的骨气，这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这充分说明，自力更生、集体主义、自我牺牲、无私协作的两弹一星传统，在普遍崇尚物质利益的今天，照样是克服困难、赢得成功的法宝和宝贵的精神力量。这才是全球化的条件下，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工业赶超机制和发展方向。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科技界取得的许多成就，都是振奋民族自强精神的成果。我国的船舶工业，80年代就打进国际市场，现在占世界上份额，差不多占了20%。我们的程控交换机，原来基本被外国占领。90年代发展很快。巨大中华，接近国际水平，占领新增市场的大部分。

我们的汽车工业，这困难那困难，难道造汽车比造载人宇宙飞船还难？

最近15年来，我们的民用飞机产业是一部伤心史。了解内情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缺乏高科技的“比较优势”，否则我们的大型民用喷气飞机是怎么上天的？是用洋铁皮敲出来的？15年徘徊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行业内的部分人员，放弃了以我为主的发展方针，缺乏自信心和自力更生的勇气，看不起自己的科研成果，一味依靠洋人的结果。国家不止一次作出决定支持上马，就是说自己干不了，非要拉一个外国人当拐棍。没有外国人就没有了主心骨。先拉新加坡合作，新加坡不干。后来又拉南韩，人家总统一换就黄了。最后看准了空客好。人家一转眼又把我们甩了。最后什么也没有干成，白白丧失了20年时间。20年，消磨了自己的锐气，损害了行业的信誉，成了扶不起来的天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国庆，我们的加油机编队（轰6）飞过天安门，多少人欢呼雀跃。懂行的人们，却为此而叹息、悲伤！

新的世纪，我们会继续开放，能拿到的东西要拿，毫无疑问。但是我们的立足点，无论如何要总结20年的教训，要转向自力更生为主，要以我为主，自己先站起来。然后别人才尊敬你。自己站不起来，别人就永远把你看成矮子。我们的民族没有希望。

在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转折关头，我们要弘扬正气，弘扬民族自尊自强，敢于斗争，勇攀高峰的气概，要用振兴民族产业、振兴战略产业的大义，加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是很有限的，奋起自强才是出路。

参考文献

[1]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1998年。
[2]冯飞：《“十五”产业政策要点：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国研网，2000年8月25日。
[3] 赵英：《大国世纪》。关于超级产业：超级产业以国防产业为核心；需要巨大投入和巨大的市场空间；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寡头垄断，产业组织高度集中，少数大企业居主导地位；上什么产业，非单一的市场经济利润导向，要考虑综合国力和综合利益，进行综合选择，需要政府决策；成为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的主要来源与体现；和进入大国俱乐部的门坎，是国家在世界大博弈中的战略工具。超级产业的国际合作也在迅速发展。“21世纪，全世界只有10个左右的国家有能力发展超级产业。包括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和印度。”（转引自杨帆《大国间的产业竞争：21世纪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环境与定位》，《产经新闻》2001.5
[4]王小强，1998。
[5] 房宁，2001年。
[6]马宾，1996年。
[7]王小强，1998年。
[8]丁宁宁，1999年。
[9]科技部研究中心金履忠认为：关于我国技术开发的资金障碍的问题，普遍的情况是，自主开发所需费用比国外同等项目少得多。
蜂窝式移动电话设备，国外开发用8亿美元。我们共花了7000万，不到他的2%。
我国巨龙公司开发的04机（最早开发的程控交换机型），开发费用1000万元。国外同类设备开发费用1亿美元，我们是它的2%。
长3 甲火箭。国防科工委宣布，开发费用只占国外的几十分之一。具体数字没有讲。
羊绒分梳机，我们自己开发的费用，是从意大利进口价格他的1/10（人民日报）。
国外汽车界说，开发一个车型要20亿美元。外国人用这个费用来吓唬我们。我们是自己吓唬自己。。
我们的开发费用相对较低的原因，第一是我有“后发优势”，即我们可以享受部分的技术扩散；第二是设备有一部分自己可以做。第三是人工费比国外低得多。一般的情况是国外花多少美元，我们就花多少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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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房地产业的现状与问题

近几年，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及政府启动内需的政策，都为房地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总体分析我国的房地产业仍处在绿色景气区内运行，但是，局部过热和结构性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1、房地产投资稳步上升，地域热点显现

发展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资本积累，投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投资的稳步增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转变。对于中国一个人口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就尤为重要。近两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我国经济实现7.3%和8%的高增长率，其中投资贡献率高达3.6%左右。在国内产业结构在调整中，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1990年的5.6%，逐步上升至2001年的20.7%(表1)，弥补了传统产业投资增长率下降的遗缺，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慢慢显现出来。

从总量分析，在1997～2001年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分别为8.6%，13.9%， 5.1%和10.3%，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分别为 -1.2%，13.7%，13.5%和21.5%，略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但并没有出现1992～1993年增长率高达117%和165%的过热现象(图1)。

房地产开发投资结构基本合理，2001年住宅占投资总量的比重保持在66%，

其中普通住宅占51%，别墅和经济适用房分别占6%和9%，办公楼为12%，商业用房为12%。

从房地产持续投资热点的分布来看，它主要集中在以广州、上海和北京为

主导的三大城市群(图2)，从2002年1-9月的统计数据来看，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投资增长率分别为29.%，31.4%，30%，33.4%，31.4%和40.1%。客观地讲，这些地区房地产投资热有其合理的因素，也有令人担心的一面。三大地带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水平提高，消费升级换代，大量外资的进入和劳动力的流动都会增加对房地产的需求，但是，与其他产品一样，房地产投资也要以需求为后盾，没有效的需求，房地产投资就不可能持续的增长。那么，我国的房地区性投资稳步增长是否有需求的支撑?

2、销售率空置率，地域分化明显

近几年，购房低息贷款、减免税费、户籍制度的松动是刺激居民购房的三大政策因素，2001年商品房屋和商品住宅的销售率(当年销售面积占当年竣工面积的比例)分别是88.4%和75%，其中商品住宅的销售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图3)。

但是，在销售率回升的同时，空置面积也在上升，达到12000万平方米，其中，空置期一年以上的为4000多万平方米，占当年房屋竣工面积的13.4%，高于国际警戒线10%。对于空置率需要我们做认真的分析。首先，空置率上升无论何种原因都不是一个好现象，空置率高意味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占压银行资金多，由此会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其次，市场上任何一种产品都需要有合理的库存。房地产作为一种价值高的大宗商品，其合理的库存期、库存比率应该为多少?以住宅为例，我国房地产开发的房屋多是高层和多层，国外多是一家一户住宅，不同样式的住宅，其均好程度差异极大，因此，就有好卖与不好卖之分。那么，不同质的住宅空置率是否具有可比性，就值得商榷。此外，国外的空置率是以全部存量房为分母，而我国城镇存量房有多少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再次，地域差别。即便是在国内，不同地区经济实力的强弱，其对空置商品房屋的承受能力也大不相同。1998年东亚危机爆发后，海南空置商品房425万平方米，给当地房地产业和银行业带来重创，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烂尾楼”，而当时上海的空置房屋接近700万平方米，占全国的七分之一，却能使之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仍以房地产投资三大热点地区为例，1998～2001年，广东的商品房屋销售率为66%，69%，71%和68%，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销售率走低的情况下，施工面积仍居高不下，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忧。同期，上海的销售率为73%，90%。85%和100%。截至2002年9月，上海商品房屋销售面积为1404万平方米，当期竣工面积为1194万平方米，销售量大于竣工面积无疑有助于消化空置商品房屋。鉴于销售率和空置率是房地产前期投资经营活动的一个结果，因此，全面的、动态地分析新开工面积、施工面积、竣工面积和拆迁面积的联动关系，才能对销售率和空置率的变化做出正确判断。

3、价格基本平稳，结构变化突出

2002年1-9月份，全国一些大中城市的房屋销售价格涨幅较快，其中，宁波南昌、杭州、青岛、上海和厦门的销售价格指数分别为119.2、109.3、108.4、108.7、107.9和104.4，涨幅超前。但是，全国总体平均价格的走势力基本平稳，特别是与百姓相关的商品住宅价格涨幅很小，在北京等大城市还出现了小幅回落(图4)。

可是面对走低的价格，广大百姓却仍找不到自己能负担得起的住房，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分析平均价的构成，或者说住宅的结构。我们的统计分析中，只提供住房价格的平均数，却很少提供不同价位住宅所占的比例，或每套住宅的价格。以北京为例，近几年为配合旧城改造，增加了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低价位住宅的供给增加无疑会拉低平均价格。此外，北京这两年炒“入世”、炒奥运会，城市建设摊大饼式的急剧扩张，大量远郊别墅、高档住宅星罗旗布，由于远郊土地成本低，别墅的平价为7583元/平方米，低于近郊区11605元/平方米，这样大量城郊楼盘的推出，也有压低整体房价的作用。

因此，总体房价的合理并不意味着住房供给结构的合理，单位价格(元/平方米)的走低并不意味着每套住宅的总价位走低。北京等城市经济适用房单位价格虽有政府控制，但是由于每套住宅的建筑面积大、建筑标准高，造成每套住宅总价位过高，结果许多工薪阶层还是买不起。加之低价位住宅的地段不近人意，靠公交车上下班的工薪阶层多希望购买京城四环以内的住房，可低价位的住宅多在五环和郊外，在地铁、公交车等多种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套的情况下，买经济适用房多为经济收入可观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4、炒地圈地热，成为房地产业发展的隐忧

实事求是的讲，北京等大城市房价高有其合理的一面，其中“五多”——常驻人口多、老外多、外来人口多、高收入者多和集团购买多都会推动房价上扬;但是，土地市场的不规范，炒地圈地热是造成北京等大城市房价盘升的根本原因。许多地产商借“旧城改造”之机或赶在2002年7月1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实施之前忙着圈地，以增加自已的土地储备，致使2001年北京购置土地面积增幅达到173%，在全国名列前茅(图5)。

圈地炒地让地产巨头从中获得了暴利，地价经多次转手越抬越高，房价也就跟着上去了，这种圈地炒地热对北京房地产业的发展可以说是贻害长远。熟话说“没有能长到天那么高的大树”，房地产的价格也不可能无休止地长下去。因为任何来京创业的企业或个人都不可能无视生产与生存的成本，短期的涨价也许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但是，当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超过可接受的成本，那么，北京就丧失去了吸引创业企业和人才的优势。香港土地成本高、房价高已成为其经济发展一大制约因素，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深省吗?

5、房地产信贷发展 有喜也有忧

房地产是一种投入大、价值高的资产，无论其投资与消费都不离开金融的支持。从住宅消费信贷方面分析，将抵押信贷机制引入住宅市场，对于多年来习惯于追逐的“大企业”、“大项目”、“大笔贷款”的中国银行业来说无疑是一重大突破，对于习惯了“量入为出”的广大百姓来说更是消费观念与行为的一次巨变。个人住房抵押信贷的迅速增长，不仅改善了银行资产结构，提高了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性、盈利性”，也促进了住宅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从房地产开发信贷方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银行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贷款增幅很小，致使国内贷款占企业资金来源的比重一直在22%徘徊。相比较，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来源所占比重却不断上升。那么在企业自有资金不足、多年负债率高达76%的情况，自筹资金主要是依靠预售房款和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而消费者购房的预付款除一部分个人储蓄金外，相当一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因此，无论资金以何种形式出现，多是从银行的口子出去的。

那么，靠银行信贷搞投资是否会诱发房地产泡沫、金融风险?在现代信用经济社会，银行借贷作为一种融资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是泡沫，能否诱发泡沫取决于资金的投向和使用效率，如果将资金投向市场需求潜力大的中、低档普通住宅，投资的结果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增进社会的财富。反之，盲目地炒地、炒高档楼宇、高档娱乐设施，表面上热得不得了，实际上供求关系严重失调，泡沫就不可避免了。因此，分析房地产业是否存在泡沫，银行信贷的规模、增长速度只是一个变量，关键是看资金的投向和资产的'质量。

此外，银行自身体系是否健全也是抵御房地产信贷风险的关键。衡量银行体系健全的基本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坏帐率)、经营管理水平、收益率和流动资产比率等。在1997东亚危机中，香港和新加坡的房地产信贷占银行资产的30～40%，却能在房地产价格大幅缩水时安然无恙，因为香港和新加坡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高达15～20%，不良资产率仅为3%，而韩国、菲律宾和泰国银行的资本资产比率在6～10%，不良贷款率高达22%，因此，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使这些国家的银行陷入前所未有的灾难(collyns，2002)。在我国银行资本金不足，不良资产率居高下的情况下，个人住房信贷和房地产企业贷款应在银行资产中应占多大的份额才有利于优化资产结构?在我国信用制度、抵押保险制度不健全的情况，如何提高房地产信贷的质量?这些都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防范房地产泡沫的举措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总体形势看好，且此轮房地产热主要是消费需求拉动的，与1992～1993年单一的投资热有质的区别，但是，总体形势看好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问题和隐忧。我们认为，我国房地产业潜在的风险不在总量，在结构;不在速度，在质量。因此，对于不同的房地产热，政府的调控方式也应有所不同。根据房地产泡沫的生成机理，我们认为，防范房地产泡沫应采取如下措施：

1、从土地源头入手，规范土地市场

土地资源短缺不仅是困扰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也是困扰城市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如何利用相对贫乏的土地资源为全体国民提供一个公正、平等、富足和安定的发展与生存环境，在一定意义上讲，都有赖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认为：首先，应通过立法确定城市规划的法律地位，以防止朝令夕改、急功近利，保障土地使用结构的合理性，为城市和地区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其次，加快建设有形的土地市场，实现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公正、公开、公平。今后，国有土地无论使用者是谁(政府或其他企事单位)，土地出让都应纳入有形市场，避免“黑箱”操作的诸多弊端，且招标并不是简单的价高者得标，政府可用综合指标，包括企业的资质，以往的开发业绩、土地使用方向、开发项目的市场前景等，来确定中标者的资格。这样，政府才可以有效的调控土地供给的规模、条件、时序和位置，同时，有效地保障百姓急需的普通住宅用地供给。再次，建立土地信息系统，各城市政府应对所有待出让的土地、现有土地使用结构、规划、评估价格等信息公开，防止信息不对称为一些人圈地、炒地谋取暴利便利;第四，对违规违纪者应给予严厉的制裁，以保障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

2、灵活运用利率、税收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

近两年的房地产热，在一定程度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刺激下形成的。在经济紧缩时，低息、减免税政策有利于刺激有效需求，本无可非议，但是，长期实施一种政策，或无视受益对象实施同一政策，就可能给市场一种错误的信号：多次降息、资金成本低会诱使许多企业、个人涉足于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导致市场资源配置的失误。为引导企业投资与开发更符合市场的需求，政府应适时调高投资别墅、高档公寓、高档娱乐设施、商厦写字楼的贷款利率，调高个人非自住房的贷款利率，使低息政策更好地向中低收入者倾斜;各城市政府还应对高档不动产开征不动产税，并可采取累进税。这对于中国一个仍处在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有利于抑制奢靡之风泛滥，而将有限和宝贵的资源用在实现城镇和工业化上。此外，完善市场信息的供给，也是政府调控市场的重要内容。

3、完善房地产金融体制 防患于未然

我国银行业是在金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涉足房地产信贷业务，从外部环境上讲，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抵押制度和抵押保险机制不健全，从内部机制上讲，我国银行自身存在着许多脆弱性，如资本不足、不良资产过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低等，这些都会加大房地产信贷的风险。但是，面对金融全球化的冲击，多次下调利率利差收益缩小的压力，我国银行业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新兴的房地产信贷特别是个人住宅抵押信贷则成为银行业理想的选择。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是一种好资产，但持有比例过高，也会增加资金成本和经营风险，这就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在美国，人住房抵押贷款仅占商业银行资产的18%，占抵押银行资产的50%，银行资金来源不同，资金的运用也会有所不同。在香港，银行要及时动态踪贷款的质量。因此，我国的银行业应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风险能力;金融监管部门应从制度建设入手，完善信用制度、抵押制度、抵押保险和抵押二级市场的发展，这样才有利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的共同发展。

4、努力提高企业竞争力，迎接21世纪的挑战

21世纪全球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快，都为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的房地产企业应该认清自己的使命与责任：我们不仅是未来城市的开发建设者，还是未来城市、地域空间设计者;我们为人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实物资产、价值的载体，还有全新的知识技术、全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因此，我们的房地产企业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投资与经营中少一点盲从，多一点理性;少一点炒作，多一点真诚，给消费者多一点实惠。认认真真的在产品的质量、功能与服务上下功夫，我们的房地产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主要参考文献：

徐滇庆等，“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林毅夫，“东南亚金融危机值得推敲斟酌的几点经验教训”，《经济学消息报》，1998-05-08。

刘树成、汪利娜、常欣，“中国经济趋势分析”，《经济研究》，200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