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期求是杂志
第22期求是杂志
忠诚 、为民、公正、廉洁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里提出的
时代 背景:
11月16日出版的2011年第2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书记周永康同志的文章,题为《开展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做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建设者保障者》。
文章指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各级政法机关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智慧力量凝聚到落实全会作出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要切实加强政法文化建设,进一步增强政法队伍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要扎实做好当前各项政法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文章强 调,按照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要求,总结政法各单位的探索实践,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概括起来就是“忠诚、为民、公正、廉洁”。“忠诚”,就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这是政法干警的政治本色;“为民”,就是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切实做到执法为民,这是政法干警的宗旨理念;“公正”,就是公正执法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是政法干警的神圣职责;“廉洁”,就是清正廉明、无私奉献,这是政法干警的基本操守。这八个字是党和人民对政法队伍的基本要求,也是广大政法干警必须自觉坚持的共同价值取向。要认真组织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组织全体政法干警认真学习、讨论、实践,真正把这八个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求是学刊的发展时期
《黑龙江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自1980年第1期(总第18期)起改名为《求是学刊》,为季刊,国内公开发行,代号为14-25。扈颖航与郭寿岩任副主编。1980年1月王世莲调入编辑部任编辑,3月杨治兴调入编辑部任编辑。在这一年,黑龙江大学与吉林大学、东北师大、哈师大、四平师院等家学报发起成立东北地区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吉林大学学报为理事长单位,《求是学刊》副主编郭寿岩当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求是学刊》自1981年第1期(总第22期)起,向国外公开发行,季刊。国外代号Q468,国内代号14-25,注册为黑龙江省期刊登记第004号。1981年6月,余式晖调入编辑部工作。《求是学刊》自1982年第1期(总第26期)起改为双月刊,逢双月15日出版,国外代号相应改为BM468。同年2月,副主编扈颖航、编辑王世莲调离编辑部。同年10月,《求是学刊》第5期开辟“生产力经济问题研究”专栏,发表熊映梧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若干问题》等论文5篇。此后,“生产力经济问题研究”成为《求是学刊》较有影响的不定期栏目。1983年8月,《求是学刊》第4期开辟“思维科学研究”专栏,发表刘奎林的《灵感思维与科学发现》和张尚仁的《论认识工具》,此后,“思维科学研究”成为《求是学刊》又一较有影响的不定期专栏。同年9月,张玉宽毕业分配至编辑部工作;12月,副主编郭寿岩调离编辑部,王贵福任副主编。1984年9月,副主编王贵福调离;10月,杨治兴离休;11月叶伯泉调入编辑部任文学编辑。1985年3月,余式晖任《求是学刊》副主编;8月,张玉宽调离,赵亚乔本科毕业分配至编辑部任经济学编辑。1986年5月,张志俭同志离休,此前曾任编辑室主任。1986年8月,李小娟本科毕业分配至编辑部任哲学编辑。1988年2月《求是学刊》成立编委会,吕冀平任编委会主任,孙云和余式晖任编委会副主任。余式晖任主编。同年6月,周众、赵亚乔被东北地区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评为优秀编辑。同年8月,《求是学刊》从第4期(总第63期)起采用统一刊号:CN23—1070,ISSN1000—7504。同年11月,《求是学刊》被评为黑龙江省优秀期刊。《求是学刊》从1980年改名并向国内公开发行到1981年向国外公开发行,1982年从季刊改为双月刊,并在原有栏目的基础上,1982、1983年先后开辟了“生产力经济问题研究”、“思维科学研究”等专栏,《求是学刊》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发生了质的飞跃,由此奠定了《求是学刊》作为综合性大学学术期刊的学术地位。从1985年到1990年《求是学刊》的编辑队伍经历了新老交替的变更,编辑队伍不断壮大,各栏目编辑齐全,栏目设计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继续开设“生产力经济学研究”、“思维科学研究”、“东北地方史”专栏,使其研究更深一步;另一方面,注重当下的学术热点的捕捉,对经济学中的第三产业研究,对哲学前沿问题,如哲学体系改革、本体论问题、认识论中的价值问题、实践问题的争论都给予了关怀。国内外发行总量达3000多册(每期),在学界及期刊界有一定的影响。这一时期,《求是学刊》是黑龙江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的秘书长单位,对黑龙江省高校学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4天逆回购:非年非节,似放实收—货币市场与流动性月报
8月21日央行罕见在非跨季、跨春节时点重启14天逆回购,并连续操作3个交易日。其主要原因可能是:
首先,防风险或是重要原因之一。 近期政策层多次释放的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信号,央行在流动性“相对紧缺”、需保持一定逆回购投放频率的背景下,适当拉长操作期限有助于约束杠杆交易,防范流动性风险。 其次,引导市场预期。 与7天相比,期限拉长了,算不得紧;但融资成本提高了,且与商业银行更长的资产投放期限所带来的流动性指标期限匹配需求相比,这种拉长又算不得实质性变化,但资金成本确更高了。由此,衍生品市场对重启14天逆回购的理解是边际收紧。 8月流动性复盘: 中旬开始,在地方专项债增量发行及月中税期因素的扰动下,央行在公开市场流动性投放上显著加力,但下旬起资金面仍收紧明显,DR007多个交易日运行在2.20%上,隔夜利率月均值创年内新高,流动性分层情况加剧,中长端货币市场利率仍在小幅提价。 9月流动性展望: 利率债供给压力有所回落,但规模仍然较高,对资金面虹吸作用明显。结构性存款压降叠加NCD到期,银行负债端面临一定的缺口。不过,随着下半年财政持续发力,财政支出对流动性有一定补充。预计央行将配合地方债发行情况适时补充流动性,资金面或维持紧平衡。
一、核心观点综述
1、本次14天逆回购重启的特殊之处:非年非节的时点
回顾2016年以来14天及以上期限逆回购投放 历史 ,可以发现 除了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底以外,14天及以上期限逆回购投放主要集中于春节前后、季末、年中和年末,并且主要集中在当月的中下旬。 此外,还有少部分14天及以上期限逆回购投放会出现在非春节或季末月份,如2017年5、7、8、10、11月,2018年4、5、7月。总结来看, 历史 上14天逆回购投放于8月下旬集中出现的情况非常少见。
在2016年,当时从8月底起,央行开始有了比过去更为频繁的14天逆回购操作,在缓解流动性供需压力的同时,当时通过“收短放长”抬高综合资金成本,事后看来,这背后就是当时货币政策转向的早期端倪。到了2018年第三季度,由于银行间流动性处于充裕状态,14天逆回购操作仅用于摆渡季末和春节期间流动性,维稳特殊时点的资金面。
回到当下,一方面,8月并非季末时点,且本身并非缴税和缴准大月;另一方面,8月25日,在7天逆回购已经可以完成跨月情况下,央行无需为稳定月末资金面而进行14天逆回购操作,且2018年第三季度以来,即便在季末时点也很少出现在25日之后仍有14天逆回购操作的情况。
2、14天逆回购重启的背后
第一,“防风险”可能是8月央行开展14天逆回购的重要原因。
近期政策层多次强调对防风险的重视。8月16日,央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求是》杂志刊发文章《坚定不移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1]。在文章中他指出,“利率下行一致性预期强化后,有可能助长杠杆交易和投机行为,催生新一轮资产泡沫。一些地方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反弹,金融资源有可能再次向高风险领域集中。信用较差的借款人可能借延期还款等优惠政策恶意逃废债务,结构复杂的高风险影子银行也容易卷土重来。”同时,他强调“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要有序处置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从8月高频银行间市场质押式回购交易量看,尤其隔夜质押成交量,其表征的杠杆需求近期并未因资金价格的走高而出现明显萎缩。我们在前期报告《逆回购密码:3.5万亿和90%——货币市场与流动性周度观察2020年第22期》中提出,3.5万亿元的隔夜质押成交量或是5月下旬至7月上旬央行是否开展逆回购操作的重要观察指标。数据显示,8月中旬至今隔夜R001质押成交占比均保持在90%以下,但成交量维持在3.4万亿元至3.5万亿元之间,多个交易日突破3.5万亿元。央行此时拉长操作期限或是释放政策信号,意图减少金融机构在滚动融入短期资金过程中可能触发的流动性风险,以达到防风险的目标。
第二,小幅拉长逆回购期限或有引导市场预期的考虑。
8月央行在7日起连续进行7天逆回购投放的同时,超额续作MLF并重启14天逆回购,一方面可熨平资金面波动[2],另一方面客观上将拉升央行投放资金的边际成本。虽然此次14天逆回购投放占比并不高,对整体资金成本的抬升或不显著,但衍生品市场对其反映灵敏。
在期债方面,21日14天逆回购重启后,国债期货全线跌幅加深,26日,10年期主力合约收报97.71元,5年期主力合约收报99.61元,2年期主力合约收报100.20元,均创年内以来新低。在利率互换方面,交易主力1年期FR007与Shibor 3M利率互换19日至26日上行超过10bps,均回升至疫情前的水平,显示出市场对未来货币政策取向越发谨慎,而类似的市场担忧亦出现于2016年9月。
3、银行间流动性维持紧平衡,资金利率或有上行风险
一方面,当前货币政策环境下本次14天逆回购重启在流动性投放格局上与2016年8月有明显不同。彼时央行不仅重启14天逆回购操作,更是重启28天逆回购操作,且14天逆回购和28天逆回购的操作量不亚于7天逆回购。同时,央行通过较高成本的MLF大量投放中长期流动性,MLF余额迅速从2万亿上行至4万亿以上。因此,2016年8月央行“收短放长”是全面性的,带动央行投放边际资金成本迅速抬升。而2020年8月逆回购投放规模和频率已显著放大,截至28日,当月逆回购加权投放天数为17天,逆回购净投放规模为5800亿元,均高于近三年 历史 同期;MLF投放8月份结束回笼,但净投放规模仅1500亿。总体上,在总量适度的定调下,流动性投放上更多呈“放短”态势。8月央行加量逆回购投放或将前期偏低的流动性总量及超储率水平拉升至“常态”,但主要由结构偏短期的逆回购操作抬升流动性总量或使资金利率波动加大,资金面较脆弱。在商业银行资产投放期限显著拉长的背景,14天逆回购的重启或更多体现货币政策边际收紧趋势不变的信号意义。
另一方面,当前货币政策还不具备全面收紧的基础,这从央行近期表态中也可窥得一二。从经济数据看,当前政策层非常关心的失业率为5.7%,仍高于5.5%的目标水平,就业基础尚需夯实,经济恢复向好的态势虽进一步巩固,但复苏斜率有所降低,且结构上仍然不均衡,居民消费持续低迷,经济增速回归至潜在增长水平尚需时日,这与2016年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从支持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今年金融体系1.5万亿元让利目标尚未完成,若货币政策全面收紧推动债券利率大幅上行,可能影响到下半年降成本及让利任务的实现。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下半年经济增速将逐渐向潜在经济增速靠拢,加上让利目标的达成,在“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的思路下,货币市场资金利率边际趋升的态势就会更明显。数据显示,8月关键利率DR007多个交易日已运行在政策利率2.20%上方,中长端定价中枢国股行1年期NCD利率亦已突破1年期MLF利率2.95%,或说明央行对资金利率脉冲式走高的容忍度有所提升。
二、8月流动性复盘
自8月中旬开始,在地方专项债增量发行及月中税期因素的扰动下,央行在公开市场流动性投放上显著加力,但下旬起资金面仍收紧明显,DR007围绕政策利率2.20%波动,隔夜利率月均值创年内新高,流动性分层情况加剧。
从流动性投放规模来看,8月17日央行操作7000亿元1年期MLF,超额续作1500亿元,扭转了前4个月缩量续作MLF的操作规律。国库定存足额对冲到期,逆回购投放规模增大。截止8月28日央行净投放5800亿元,但资金面仍然趋紧,DR007加权资金价格7日起连续多个交易日运行在7天逆回购政策利率2.20%上方,21日进一步上行至2.32%,是2月初以来首次突破2.30%上方。隔夜资金价格上行更为明显。截止28日,DR001/R001月度均值分别为1.99%、2.05%,均超过了今年1月的水平,较疫情前已上升超5bps。
同时,资金分层明显加剧,银行间R007加权资金价格21日上行至2.57%,25日进一步上行至2.59%,上行幅度超过20bps,R007与DR007间利差一度扩大至近40bps,创4月初以来新高。
月末在央行投放及财政资金释放的缓释下,资金面有所转松。DR007回落至2.20%下方,但资金分层情况仍没有缓解,R007运行在2.40%以上相对高位。
银行体系偏低的超储率或是8月资金面脆弱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今年第一季度,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冲击,央行连续通过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工具释放了大量低成本流动性。银行体系超储率在第一季度末达2.10%,远高于2017年至2019年第一季度末1.30%左右的水平。但到了第二季度,央行“收长放短”,不断动用短期资金补充流动性,季末超储率已明显下降至1.6%,略高于2017年第二季度末的1.4%,与2017年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基本相当。而根据央行7月资产负债表数据,存款性公司准备金存款7月下滑超过1.1万亿元。考虑到7月缴准基数的下滑带来法定准备金规模一定程度上的下降,7月的超储率可能相较6月进一步下滑,或与2017年 历史 同期大体相当,处于 历史 偏低水平。从影响超储率水平的五因素模型[3]看,央行于今年3至7月净回笼约1.04万亿元或是当前超储率偏低的核心因素。因此,7月末流动性总量经过央行的持续收缩,或已降至 历史 较低水平,是8月资金面“紧平衡”状态的大背景。
超储率下滑背景下流动性总量过低对资金面可能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两个:第一,机构备付水平总体较低,承受资金价格波动的能力较弱,资金面的平衡十分脆弱,一旦有超预期因素,备付需求的放大将同步导致融出供给的减少和融入需求的激增,可能显著放大资金面的波动。第二,超储率的高低会影响央行调控资金利率的能力。在银行间流动性“相对紧缺”的情况下,机构准备金需求缺口需要通过央行的资金来满足,对于央行增量流动性投放的成本将非常敏感。
8月NCD价格仍处于上行通道,国股行仍在小幅提价,但整体上行斜率有所放缓。 截止28日,1年期股份制行NCD发行利率已上涨至3.0%以上,已突破1年期MLF操作利率2.95%的水平。其背后或与银行间整体流动性“相对紧缺”及银行负债端压力结构变化有关。从结构性存款规模的变化看,7月大型银行的结构性存款持续压降,环比收缩7.25%,占比降至36.44%,中小行结构性存款收缩规模相对减小,环比收缩5.34%,占比微升至63.56%,相比于前期中小行压力更大的局面有所改变。大型银行是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主要供给方,其融出意愿降低对资金面的影响更大。而银行本身负债端结构调整、一般存款增速降低、期限较短的非银存款增速提高带来负债稳定性的下降同样推动了中长端资金利率的上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资金利率曲线的形态上看,1个月期的NCD价格相对于3个月以上期限在7月初开启的本轮上行周期中涨幅相对较小,后续或面临“补涨”风险。
票据利率方面,8月票据利率走势较为平稳,3个月期国股银票转贴现利率基本处于2.65%至2.75%之间。月末在企业端支付结算需求加大、一级市场签发量增加、机构规模调整需求释放的情况下,票据利率边际有所上行。
三、9月流动性展望
展望9月,在总量、价格双适度的货币政策取向下,除了政府债券供给扰动持续外,结构性存款治理与财政直达基层也将影响银行体系负债结构。但整体而言央行维稳资金面的思路再次得到强调,且财政支出发力对流动性补充具有积极意义,银行间流动性环境大概率维持“紧平衡”。
在货币政策方面,月初逆回购到期规模较大。
9月逆回购到期规模较大,集中在上旬,1至3日均有1000亿元以上逆回购到期,一般情况下月初资金面较为宽松,扰动或相对较小;中长期流动性到期方面,17日有2000亿元MLF到期,在银行体系中长期资金相对紧缺的当下有一定超额续作可能,但总量适度定调下MLF缺乏大规模增量的动力,或更多地体现为和再贷款搭配做到中长期流动性投放均衡。预计在9月财政资金释放前,央行仍需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呵护资金面。
此外,法定存款准备金随着一般存款的增长而自然增长,形成流动性的刚性缺口。具体到一般存款的月度变化,其存在显著的季节性趋势, 历史 上9月一般存款环比增速基本与8月持平。随着7月信贷增速有所放缓,一般存款环比增速相应下行,基本回到了 历史 同期水平附近。考虑下半年政策层强调信贷投放节奏放缓至与经济复苏节奏相匹配,预计9月一般存款变化或将接近于季节性规律,则影响缴准基数的主要系政府存款的变化,法定准备金需求或有所上升。
在财政方面,预计9月财政支出空间较大,或对流动性形成积极补充,但政府债券供给扰动仍将持续。
在缴税方面, 历史 上9月相比8月缴税规模基本持平,近4年的均值为6925亿元,相比全年来说属于缴税小月。随着近期经济复苏向好态势的不断巩固,7月缴税规模已恢复至往年同期水平,同比转正。预计9月缴税规模或接近季节性规律,将给资金面带来一定时点性压力。
在缴款方面,今年两会安排全年财政赤字规模较去年增加1万亿元,叠加新增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及新增3.75万亿元地方专项债,全年政府债券净融资规模约为8.51万亿元。此前,为抗疫特别国债市场化发行腾挪空间,一般国债与地方政府债券6、7月发行明显缩量,7月29日,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力争在10月底前完成专项债发行。截至8月28日,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债净融资(包括专项债+一般债)约为3.77万亿元[4],9月至10月期间剩余约0.96万亿元,预计9月地方政府专项债仍将维持一定发行强度;一般国债(含特别国债)净融资约为2万亿元,尚余1.78万亿元待发行,9月国债发行量或有所增加,对资金面形成扰动。
在财政支出方面, 9月是历年的财政支出大月。从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政府存款的变化来看, 历史 上9月政府存款环比以减少为主,但幅度相比8月有所降低,近4年的均值为-3105亿元,或对基础货币投放形成补充。从近期特别国债的支出节奏上看,今年通过建立特殊转移机制使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直达市县基层,加快资金落实到项目。“截至7月30日,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已经全部发行完毕。其中,已有5105亿元落实到24199个项目,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5],这也是今年7月财政支出明显高于 历史 同期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大于往年但上半年财政支出相对较缓)。而专项债从发行到使用周期或有一定的时滞,预计9月财政支出占全年的比例将高于往年平均值,对资金面的呵护作用不容忽视。
在货币发行和外汇占款方面,国庆假期或使9月货币发行变动较大,对资金面产生扰动,外汇占款或影响较小。
央行负债端货币发行由流通中的现金(M0)与银行库存现金组成,其中受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现金回流银行速度明显下滑,但7月M0环比增加408亿元,或意味着现金回流进程已经结束,预计此后8 月至12月M0环比变化将接近 历史 季节性规律。 历史 上9月货币发行变动规模与国庆假期因素有关,或对银行间流动性水平产生一定扰动。
在外汇占款方面,2017年以来外汇占款变化均较小。由于当前中美利差仍维持高位,且国内经济复苏节奏快于美国, 9月人民币或在一定区间内小幅震荡升值,外汇占款对资金面的影响较小。
注:
[1]郭树清,2020年8月16日,坚定不移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求是,
[2]8月21日由于跨月因素DR014相比20日上行超10bps。
[3]利用央行资产负债表“总资产=总负债”的恒等式,超额存款准备金≈外汇占款+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政府存款-货币发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由此可见,超额准备金水平主要与外汇占款、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政府存款、流通中的现金和法定存款准备金五大因素有关。
[4]财政部数据显示1至7月地方政府累计新增专项债与一般债分别为约2.27万亿元和0.56万亿元,Wind统计的8月新增地方专项与一般债约0.94亿元,因此合计约3.77万亿元。
[5]1万亿元特别国债发行完毕,过半资金已落实项目,2020年8月10日,中国经营报,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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