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共享的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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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蝴蝶派是什么？

所谓鸳鸯蝴蝶派，是清末民初出现的一个的文学流派。这一流派曾广受大众读者欢迎，也曾广受新文学界的批判，其影响非常广远，甚至于到了今天，还有人在批评所谓“媚俗、低级文化”时仍将他拿出来作为代名词。
这一流派的作者群先后多达两百余人，分散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一代，后来集中到上海、天津、北京几个大城市。开始没有固定的组织，后来成立了青社与星社。包天笑为这一派的主持者，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徐枕亚、张恨水、吴双热、吴若梅、程小青、孙玉声、李涵秋、许啸天、秦瘦欧、冯玉奇等。这些作家、写手所创作的作品题材广泛，包括“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的才子佳人恋爱小说，铁马金戈的武侠小说，扑朔迷离的侦探小说，揭秘猎奇的社会小说……都是他们的拿手的题材。“鸳鸯蝴蝶”是以形象化的名称来指谓民初的才子佳人的言情小说派别，但是由于这一流派的作家不仅仅是写才子佳人的恋情小说，因此用鸳鸯蝴蝶派命名已无法概括众多题材的特色，于是，有人取该派最有代表性的刊物《礼拜六》名之，取其休娱、消闲功能而称为《礼拜六》派。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涌现过许多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是其中重要而且特殊的一个派别。说其重要，是因为在“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的时代大潮流中，他们是属于重继承和多保守的一个文学流派，屡遭新文学界的批判。在新文学营垒与该派的论争和交锋中，使新文学在文坛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日益茁壮成长。谈及新文学运动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该派别。说其特殊，是因为由于受到新文学各派的的指责，使其中的有些作者长期以来不原承认自己是隶属于该流派的成员，突出的例子是其代表作家之一的包天笑否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他曾说：“近今有许多评论中国文学史实的书上，都视我为鸳鸯蝴蝶派……我所不了解者，不知哪几部我所写的小说是属鸳鸯蝴蝶派。”。该派有的作者只承认自己是《礼拜六》派，而否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他们通常所持的一个理由是，鸳鸯蝴蝶派是仅限于徐枕亚，李定夷等少数几位作者，只有民初那些写四六骈俪体言情小说的才是名实相符合的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小说曾是新文化运动前文学界最走俏的通俗读物之一。代表作之一徐枕亚的《玉梨魂》，曾创下了再版三十二次，销量数十万的纪录。著名作家张恨水的《嘀笑因缘》也曾先后十数次再版，其五大作家“张恨水、包天笑、周瘦鹃、李涵秋，严独鹤”的作品在报纸连载时，曾出现市民排队等候报纸发行的场面。
但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先生领导下的左翼文联等新文化阵营，“在批判复古论调的同时，新文学阵营不断地同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他们认为鸳鸯蝴蝶派“文学”滋生于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风行于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间，是在人民开始觉醒的道路上的麻醉药和迷惑汤。虽然有少数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社会黑暗、家庭专制和军阀横暴等等，但其总的倾向却不外乎“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正如鲁迅说的是“新的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标榜趣味主义，大都内容庸俗，思想空虚，“言爱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旧套，言政治言社会，不外慨叹人心日非世道沦夷的老调”。
然而，在阅读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一些作品后，我们却可以感觉到，这一类作家的所谓靡靡之作，并非全都只是单纯的“以描写‘才子佳人’为主，主要表现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思想意识，表现了病态社会中小市民阶层的艺术趣味。”他们中不少，比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比如包天笑的《沧州道中》等，或多或少的抨击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讽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借才子佳人或凄婉或悲凉的恋爱故事，歌颂或赞扬了抗日青年，反映了对当时社会男女不平等、贫富不均匀、等种种丑恶，在当时来说，与其同时代的一些极端宣扬封建复辟、迷信邪说的文学作品相比，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那么，为什么长时间以来，对于这一“流派”，存在这样那样众多的批判呢？
要想重新评价“鸳鸯蝴蝶派”并肯定其正确地位，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与鸳鸯蝴蝶派相关的一些历史背景。
1906年，当时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出版的报刊达到66家之多，此时全国出版的报刊总数达到239种。�这些报刊在发表政论新闻的同时，也发表诗歌和娱乐性质的文章，后来这些内容演变成了“副刊”，副刊的发展导致文学刊物的出现和单独出版。其中，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李嘉宝主编的《绣像小说》(1903)、吴沃尧、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吴摩西编辑的《小说林》(1907)是此时四大文学刊物。这些依赖通商口岸、现代都市和印刷出版工业及大众传媒体制而出现的都市文学刊物，一方面因适应了都市市民大众的“消闲”、“娱乐”要求从而建立起市场和读者群，一方面又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脱离了传统的“学优而仕”的人生事业格式的知识分子，从传统文人向现代职业作家的转变提供了物质条件，使依靠报刊杂志、读者市场和稿酬谋生的“作家”这一职业得到确立，一批职业作家由此在清末逐渐出现。《晚清小说史》中论及晚清小说的繁荣时指出：“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辛亥革命以后报刊杂志大增，据统计，仅1911年，报刊杂志就达500种，从晚清到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单是以小说命名的文学杂志就以近30种�这众多的报刊杂志以及相应的印刷出版体制的产生与形成，本身就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它们又共同构成了文化、文学的生产消费体制、公众传媒体制和“文化公共空间”。
在辛亥革命后出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正是依赖这种体制化的报刊杂志(文化产业和文化公共空间)和满足都市市民文化消费需要而大行其道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炮制者也因此成为依赖报刊杂志、传媒体制和稿费谋生的专业化、职业化作家。（不过，尽管清末民初的这些文人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史变迁中已转变为职业作家，但是他们自己还没有自觉意识到这种身份角色的现代性变化，也没有将文学职业化、作家职业化作为明确的目标公然提出和申明）。
鸳鸯蝴蝶派中较著名的作者张恨水、严独鹤、周瘦鹃、徐枕亚、包天笑、陈蝶仙等。他们大都是既编辑又创作，有的还兼翻译。最初的鸳鸯蝴蝶派文学主张是趣味第一，主要描写婚姻问题，有的作品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鸳鸯蝴蝶派以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为标志，曾一度轰动文坛。
对于某些批判鸳鸯蝴蝶派的结论，归纳起来，大致有下列三点：一、在思想倾向上，认为该派代表了封建阶级（或日垂死的地主阶级）和买办势力在文学上的要求，是遗老遗少的文学流派，或称是“一般逆流“；二、认定这是十里洋场的产物，是殖民地租界的畸形胎儿，三、这一流派属帮闲、消遣文学，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文学观念的派生物。以上的这些论点是有明显偏颇的，与大量作品对照，“定论”与客观存在的实际相去甚远。
而现实中，有些批判往往是对某种现成的论点的转辗传抄。传抄得多了，某些现成的论点就成为“众口一词”的定论。于是这一定论又为人们所“习相沿用”，如此循环往复，笃信弥坚。但是越对该流派了解深入，就会不可避免的对所持的过去的“批判定论”产生应有的、必要的疑窦。
其实，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正确解释，应当是：清末民初大都会兴建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通俗文学流派。这一流派一直得不到新文学界各派别的承认，是有其很复杂的历史背景的：时代潮流的激荡，文学观念的演进，读者心态的变异等多方面的原因，再加上其本身的先天的缺陷，都决定了它必然要经历一段受压抑的历程。该派与“新派”文学之间的论争，说到本质上，也就是“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平民”文学和“革命”文学之间的矛盾的产物。
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包天笑曾谈及他的创作宗旨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这十个字是极凝炼概括地代表了这一流派大多数作者群的思想实况。这与“五四”前后兴起的新文学运动中的极力提倡科学，反封建的宗旨是相违背的。在形式上，鸳鸯蝴蝶派则以长篇章回体小说为其特色，而短篇最可读的首推传奇故事，也即他们仍然承袭的古代白话小说的传统。而新文学在初创阶段就主动摒弃章口体，而重点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新上。这样、在“五四”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时，在新文学阵营眼里，他们还“拖着一条无形的旧民主主义的辫子”，而他们在作品中的某些传统意识，必然与新文学营垒形成一对矛盾。由于内容和形式上的分道扬镳，“五四”前后新文学界对该派的主动出击是无可避免的，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创新的必需。在历史发展的进程面前，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场批判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在五四时期对鸳鸯蝴蝶派的另一严重批评是抨击它的游戏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这是有关文学功能方面的原则分歧。学功能应该是多方面的。它应该有战斗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等。
每当迎来历史变革的潮汐或革命大波袭来的前夜，文艺的战斗功能和教育功能总是会被强调到极端重要的地步。在近代文学中梁启超就是鼓吹这方面的功能的代表人物。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粱启超将小说提高到“大道中的大道”的高度，小说就成了“大”说，成为救国救民的灵药。但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小说一直被视为“小道中的小说”。新文学作家朱自清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说，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经的东西。明朝人编的小说总集所谓“三言二拍”……“拍案惊奇》重在“奇“很显然。“三言”……虽然重在“劝俗”，但是还是先得使人们“惊奇”，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今古奇观》，还是归到“奇”上。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
鸳鸯蝴蝶派的成员是这一传统功能观的自觉世袭者。姚鹤雏在《小说学概论》中引经据典他说：“依刘向《七略》及《汉书·艺文志》，小说出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则其所载，当然多属‘闲谈奇事’；又观《七略》及《隋书·经籍志》所录，则‘凡各著艺术立说稍平常而范围略小巧者，皆可归于小说’。‘其所包举、无非小道’。”
这种文学的功能观与当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且具有历史使命感的革命作家就构成了冲突。由沈雁冰和周作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文学观及在这种文学观引导下产生的文学现象提出了批评。如果将这种批评进行“语境还原”的话，那种被视作游戏或消遣的文学，无疑指的是清末民初以来的所谓“黑幕文学”、“狭邪小说”，指的就是“鸳鸯蝴蝶派”等依赖报刊杂志和读者市场的大众通俗文学。沈雁冰和周作人，此前此后发表了很多批评“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等游戏消遣文学的言辞文章。而且不仅是文学研究会诸人，在“五四”历史文化语境中，新文化阵营中的几乎所有人都把鸳蝴派文学当作封建旧文学的余孽、当作建立新文学的障碍和对立物而痛加批判与否定。新文学作家认为鸳鸯蝴蝶派文学不仅是创建新文学的绊脚石，而且它们的消闲游戏观念和倾向更大有害于国民性的改造和重建、有害于人生社会的改良和更新、有害于中国从“边缘”重返“中心”的努力、有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实现，一句话，有害于中国现代化历史目标和“强国梦”的实现。因此，出于这种以民族国家为终极关怀的启蒙文学观的立场和追求，文学研究会以及新文学阵营对鸳鸯蝴蝶派等游戏消闲类的都市通俗文学发出了激烈的批判之声，而且，“五四”以后新文学对都市通俗文学的轻蔑和批判依然没有终结，对武侠影片《火烧红莲寺》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侦探言情小说以及所谓的“小市民文艺”，包括鲁迅和茅盾在内的新文学作家也都予以了痛击。新文学阵营对上述的都市通俗文学的批判，从其启蒙文学观和为新文学的创立与发展开辟道路、开拓空间的角度来看，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们之对鸳蝴派等都市通俗文学的批判清理，是因为他们认为此类文学根本上不利于甚至是妨碍着中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妨碍着中国走向进步，所以，必欲批判之铲除之，他们是为了这一根本的现代性使命而进行了对“旧世界”的批判和清理。在这些追求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驱者看来，那些以游戏消遣娱乐消费为目的的文学，尽管比新文学诞生得早或与新文学同时存在，但它们却不具有丝毫的现代性，而是历史和时代的垃圾。革命作家的使命在于用他们的小说启发和培养一代民族精英。因此，游戏与消遣功能在现代文学的历史阶段中常被视为玩物丧志的反面效应而一再加以否定。但“娱乐”既然是文学本身的功能之一，人们就只能在某一特定时期对它加以否定而去约束它，以便突出其他的功能，却无法彻底剥夺这种功能的本身。即使在特别需要发挥文学的战斗功能的岁月里，都市中的别一层次的读者，仍然停留在将小说看成“小道中的小道”的梯阶上，那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或称“俗众”也可以。首先在“俗众”看来，小说发挥游戏与消遣效应是他们调节生活的一种需要。随着新兴大都市的成型和工业机器齿轮的转速越来越快，都市通俗小说的需求量也激升。生活节奏频率的空前增速，人们觉得脑力和筋肉的弦绷得太紧，工余或夜晚需要松弛一下被机械绞得太紧的神经。这就需要娱休，而读小说就是娱乐和调节的方法之一。其次，当四周生活像万花筒般变异的环境里，特别是像上海这样新兴的大都市，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瞳勉担越，无奇不有。一般的“俗众”也希望通过都市通俗文学去了解四周的环境，以增强适应性，不致茫茫然地跌人生活陷饼。第三，这些“俗众”一般都缺乏新兴意识，但是他们也在通俗文学中接受某种教育，即在茶余酒后阅读通俗文学，在拍案惊奇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诲与惩戒。因此，在近现代文学革命中，这一流派不是面向民族精英，而是主要面向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因而可以称他是一种市民文艺，“平民”文学。但是它也并非与知识分子读者无缘，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比较明显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喜爱新文艺的读者，他们常为文学功能观的矛盾而排斥通俗文学：另一种平日对新旧两派的小说部涉猎例览，又往往为通俗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所吸引，为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紧张惊险的悬念所牢牢控制，在富有兢力的优秀通俗文学作品面前，他们也手不释卷，废寝忘食。但问题是他们并不在公开场合中赞扬或介绍通俗文学，为其制造良性评价的舆论。似乎被通俗文学所吸引是有失身分的一种表现，因为部分知识分子一直视通俗文学是低级趣味的同义词。这就构成了一种表里不一的矛盾：“暗里读得津津有味，明里却不愿津津乐道”，“感情上被它打动过，理智上认定它低人一等”。这种微妙的心态是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心理分裂症。不论是一般“俗众”或是部分知识分子，被通俗文学所吸引的磁力皆来自趣味性，而趣味性正是达到游戏、消遣目的的必备要素，也是娱乐功能的灵魂。趣味性还是通俗文学进行“劝俗”和“教化”的媒介和桥梁。但是趣味性一度被新文学家看成是“玩物丧志”、”醉生梦死”的麻醉剂，以致朱自清也发生这样的感啃：“但是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不管艺术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里去。”鲁迅也曾说：“说到‘趣味’那是现在确已算一种罪名了，但无论人类底也罢，阶级底也罢，我还希望总有一日弛禁，讲文艺不必定要‘没趣味’。”同时鲁迅还说：“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这正说明了趣味性和娱乐功能是无罪的。而通俗文学是着眼于可读性、情节性。讲究情节曲折，峰口路转，跌宕多姿，高潮迭起。在中国的现代通俗小说读者中出现过“《啼笑固缘》金粉世家》迷就是从有趣味而逐渐进入陶醉的境界，以致达到了消遣娱乐的效果。这与我们七十，八十年代的“武侠”小说迷，“金庸”迷；“古龙”迷。以及“言情”小说“琼瑶”迷等很是相似。这也说明通俗文学是有其存在的旺盛力的！
据说，在美国，过去许多学者对通俗文化也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们仅是庸俗文学和文学垃圾而已。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学”兴起。学者对通俗文化开始从轻视转为重视，从主观转为客观，从片面转为全面。他们认识到，通俗文艺能历史地反映某一时间长链中读者心态和价值观的变化。“这些畅销书是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能够透过它们，看到任何特定时间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情和某段时间内人们的思想变化。”日本的尾崎秀树在他的《大众文学的历史》一书中写道：“说起大众文学，一般是指能够大量生产、大量传播、大量消费的商业性文学。就内容而言，是为大众娱乐的文学，但不只是单纯的有趣，也起着通过具体化的方式给大众提供其所不知道的事物的作用……由于日报百万数的突破，新闻系统周刊的创刊……本来与小说无缘的阶层变成了接受者，这就期待适应不仅本来热衷文学、还有未经文学训练的读者要求的小说。……大众文学是与大众一起产生，而又是大众意识的反映。”这位研究日本通俗文学颇有建树的学者的一席话，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
鸳鸯蝴蝶派的兴起可谓生不逢时，五四时期，在中国小说从传统型改道转轨为现代型的过程中，开始总要与民族旧形式呈决裂的态势，以期符合世界潮流的新形式。这就会有一番大革命、大剧变，对内容中的传统意识和形式中的传统框架，总要有一番大革新和大突破。这就必然会与仍然坚持承袭中国传统的文学流派产生大碰撞。新兴意识和革新形式总要在大搏战中争得自己的文坛领土，否则它难于有立锥之地。对传统的精神产品，总要有人来向它进行大胆的挑战，对世袭文坛的权威总要有人去撼动它的根基，然后才会有创新的极大的自由。文学研究会在宣言中宣告：“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这段话的指向当然是以鸳鸯蝴蝶派为否定目标的。所以鸳鸯蝴蝶派首当其冲，其实是作了革命文学的反面教材。
客观上说这个继承中国古典小说传统革新发展意识不强的都市通俗文学流派，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上，虽有其局限性，却也作过一定的贡献。其中的很多文学作品是非常不错的，与新文学的某些同类题材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黑幕狭邪”鸳鸯蝴蝶派文学，在根本上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追求的产物，它们本身就是现代性事物。
其实，鸳鸯蝴蝶派当初问世之时，甚至标榜的是“新小说”，直接承继晚清“新小说”而来，接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为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中国第一本正面描写和尚恋爱的小说，是被周作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祖师苏曼殊写的《断鸿零雁记》。中国第一本歌颂寡妇恋爱的小说，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玉梨魂》。中国第一本长篇日记体小说，是《玉梨魂》作者徐枕亚写的《雪鸿泪史》。中国第一篇书信体小说，是鸳鸯蝴蝶派主将包天笑的《冥鸿》。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鸳鸯蝴蝶派都有所创新。在民初的文坛上，无论从大量运用文言创作还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创新来看，鸳鸯蝴蝶派都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学的水平。它同时创作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五四新文学的崛起，一种更新的纯文学问世，逼着鸳鸯蝴蝶派完全走向通俗文学。抗拒这一转化的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等人先后离开了作家队伍，顺应这一转化的包天笑、周瘦鹃等则占据了通俗文坛。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双栖，转化为完全的通俗文学，决定了通俗文学接受纯文学的影响，表现为纯文学对通俗文学的渗透。例如中国的通俗小说，本来是偏重于故事情节的，这时大量运用心理描写、情景描写，也注重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可以看到通俗小说从传统的“章回体”变为现代小说，其间充满了纯文学对通俗文学的渗透。发展到琼瑶、金庸的小说，只是在题材上沿袭了传统的“言情”、“武侠”，小说的思想情感，形式内容与传统通俗小说相比，已经完全现代化了。当代小说，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朗：一些被视为是纯文学的作品，按西方标准应当算通俗小说；一些从来被视为通俗小说的，如金庸的作品，被一些大学讲坛认为是纯文学。也许，这本身就可以证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何等地步。
虽然按照五四新文学的标准，这些创新还不够，作家不敢打倒封建礼教，不敢让恋爱的和尚、寡妇与恋人结婚，而且颇有媚俗的倾向，但是，文学史的评价，毕竟是根据它比前人多提供了什么。因此，新文学有理由批判鸳鸯蝴蝶派，如今的文学史家却不能否认鸳鸯蝴蝶派作出的贡献。对鸳鸯蝴蝶派，过去有若干不公允或误解性的评价以致定论，是偏颇的，是以“革命文学”的名义对其全面的否定，是一种不科学的学术氛围下的产物。我们今天对待这一流派，应当正确认识其历史与地位，肯定其历史意义。客观的去看待他，客观的去看待中国近代的文学史。

古人祝福心爱的人的诗句

1. 古人关于祝福的诗句
古人关于祝福的诗句 1. 关于祝福的诗句有哪些
1、《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代：苏轼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翻译】只希望这世上所有人的亲人能平安健康，即便相隔千里，也能共享这美好的月光。

2、《送征衣·过韶阳》宋代：柳永

竟就日、瞻云献寿，指南山、等无疆。愿巍巍、宝历鸿基，齐天地遥长。

【翻译】就之如日，望之如云。仰望祝寿：祝我皇寿比南山，万寿无疆。愿崇高的皇位和帝王基业，与天地同长久！

3、《长寿乐·南昌生日》宋代：李清照

祝千龄，借指松椿比寿。

【翻译】祝贺你长命百岁，与松椿同寿。

4、《酒泉子·买得杏花》唐代：司空图

黄昏把酒祝东风，且从容。

【翻译】黄昏时举酒祈祷东风，愿你对她稍加宽厚，吹拂从容。

5、《端午日礼部宿斋有衣服彩结之贶以诗还答》唐代：权德舆

良辰当五日，偕老祝千年。

【翻译】正是端午的美好时光，祝愿老人能够活到一千年。

6、《长恨歌》唐代：白居易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翻译】在天愿为比翼双飞鸟，在地愿为并生连理枝。

7、《樛木》先秦：佚名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翻译】南方地区有很多生长茂盛的树木，这些树木中有下垂的树枝，葛藟爬上这根树枝，并在这根树枝上快乐的生长蔓延。一位快乐的君子，他能够用善心或善行去安抚人或使人安定。

8、《螽斯》先秦：诗经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翻译】蝈蝈张翅膀，群集低飞翔啊。你的子孙多又多，家族正兴旺啊。

9、《天保》先秦：佚名

天保定尔，亦孔之固。俾尔单厚，何福不除？俾尔多益，以莫不庶。

【翻译】上天保佑您安宁，王位稳固国昌盛。让您国力加倍增，何种福禄不赐您？使您财富日丰盈，没有什么不盛兴。

10、《南山有台》先秦：佚名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

【翻译】南山生柔莎，北山长嫩藜。君子很快乐，为国立根基。君子真快乐，万年寿无期。

11、《蓼萧》先秦：佚名

其德不爽，寿考不忘。

【翻译】您的德行洁无瑕，祝您长寿永无疆。
2. 有关于古代与现代美好祝福的诗
田家元旦 孟浩然 昨夜斗回北 今朝岁起东 我年已强仕 无禄尚忧农 桑野就耕父 荷锄随牧童 田家占气候 共说此年丰 元日 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 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元日（玉楼春） 毛滂 一年滴尽莲花漏 碧井屠苏沈冻酒 晓寒料峭尚欺人 春态苗条先到柳 佳人重劝千长寿 柏叶椒花芬翠袖 醉乡深处少相知 只与东君偏故旧 元旦试笔（选一） 陈献章 天上风云庆会时 庙谟争遗草茅知 邻墙旋打娱宾酒 稚子齐歌乐岁诗 老去又逢新岁月 春来更有好花枝 晚风何处江楼笛 吹到东溟月上时 丁卯元日 钱谦益 一樽岁酒拜庭除 稚子牵衣慰屏居 奉母犹欣餐有肉 占年更喜梦维鱼 钓帘欲迎新巢燕 涤砚还疏旧著书 旋了比邻鸡黍局 并无尘事到吾庐 甲午元旦 孔尚任 萧疏白发不盈颠 守岁围炉竟废眠 剪烛催乾消夜酒 倾囊分遍买春钱 听烧爆竹童心在 看换桃符老兴偏 鼓角梅花添一部 五更欢笑拜新年 耳边的音乐让情侣们激情的舞动巧克力的香浓弥漫在周围的空气里情侣的眼神中流露出爱的甜蜜就算不能聚在一起也相互在短讯中吐露着爱意玫瑰般动人的笑容在脸上绽放窗外的雨帘使夜变得朦胧2月浪漫、甜蜜的季节耳边的音乐让单身的人们在尽情的宣泄香浓的巧克力却带着些苦味笑容依旧灿烂却有着孤单对他（她）的思念依旧没有送出绚丽的玫瑰刺到了心里窗外灰色的天空大雨倾盆就像是心的情绪2月欢聚却孤单的季节这样的日子让我们祝福每一个人都能和心中的他（她）携手到老那便是最珍贵的礼物 爱情诗句祝福是一篇关于爱情短信的文章，由公文大全（ 或 或 ）编辑收集整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对全文复制造成的版权问题，本站概不负责！公文大全免费帮您找文章，进入江云，情似雨馀黏地絮。

-周邦彦《玉楼春》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曹雪芹《红豆词》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欧阳修《蝶恋花二首其一》 瘦影自怜秋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冯小青《怨》 锺情怕到相思路。

盼长堤，草尽红心。动愁吟，碧落黄泉，两处难寻。

-朱彝尊《高阳台》 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横塘路》 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

-张泌《寄人》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刘禹锡《竹枝词四首其二》 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

-晏殊《山亭柳·赠歌者》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仲淹《苏幕遮》 思君如明烛，煎心且衔泪。

-陈叔达《自君之出矣》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苏武《结发为夫妻》 休言半纸无多重，万斛离愁尽耐担。

-陈蓬姐《寄外二首其二》 妾似胥山长在眼，郎如石佛本无心。-朱彝尊《鸳鸯湖棹歌》 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

除却天边月，没人知。-韦庄《女冠子二首其一》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佚名《涉江采芙蓉》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秦观《八六子》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

-晏几道《鹧鸪天三首其一》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柳永《雨霖铃》 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晏殊《玉楼春》 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元稹《遣悲怀三首其三》 别来半岁音书绝，一寸离肠千万结。-韦庄《应天长》 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

-卢仝《有所思》 直缘感君恩爱一回顾，使我双泪长珊珊。-卢仝《楼上女儿曲》 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牋费泪行。

-晏几道《鹧鸪天三首其二》 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欧阳修《踏莎行》 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

-辛弃疾《鹧鸪天》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曹雪芹《红楼梦引子》 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晏殊《鹊踏枝》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白居易《长恨歌》 泪纵能乾终有迹，语多难寄反无词。

-陈端生《寄外》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苏曼殊《本事诗》 终日两相思，为君憔悴尽，百花时。

-温庭筠《南歌子四首其二》 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晏殊《鹊踏枝》 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李煜《清平乐》。
7. 古人有没有一些有关祝福的宋词
宋词目录 宋词概述 词的分类 宋词的由来 宋词的发展历程 词牌名的来历 词牌浅释 作家宋词档案 [编辑本段]宋词概述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后主李煜.宋代词人：李清照、柳永、秦观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

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很明显地展露了词美丽绚烂的文采，但是这期间的词题材还仅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等方面，可以说还显得很“小气”。虽然艺术成就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层次还不够。

宋代初期的词一开始也是沿袭这种词风，追求华丽词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描写。像曾因写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

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当时的词被认为是一种粗俗的民间艺术，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当上宰相之后，对于他以前所做的词都不承认是自己写的。

宋朝的艳妓之多，水平之高为其他朝代所罕有，她们和宋朝的才子们一起共同推动了词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但是，随着词在宋代的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提高。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奠定了边塞词在宋词中的地位，使只闻歌筵酒席、宫廷豪门、都市风情、脂粉相思之类的世人一新耳目。

到苏词首开豪放词风，宋词已经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娱乐和表达儿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当时的士大夫对时代、对人生乃至对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宋词彻底跳出了歌舞艳情的巢窠，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宋词还可以分为小令（58字以下）、中调（59~90）、长调（90以上）。 [编辑本段]词的分类 大致有5种： 1、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

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2、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3、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4、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5、按词牌分。 [编辑本段]宋词的由来 词，诗歌的一种。

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隋，定型于中晚唐，盛于宋。

隋唐之际，从西域传入的各民族的音乐与中原旧乐渐次融合，并以胡乐为主产生了燕乐。原来整齐的五、七言诗已不适应，于是产生了字句不等、形式更为活泼的词。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

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 词有词牌，即曲调。

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

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

“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如《十六字令》、《如梦令》、《捣练子令》等。

“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如《江梅引》、《阳关引》、《祝英台近》、《诉衷情近》。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

词牌如《木兰花慢》、《雨霖铃慢》等。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据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之说，58字以内为小令， 59—90字为中调，90字以外为长调。最长的词牌《莺啼序》，240字。

一定的词牌反映着一定的声情。词牌名称的由来，多数已不可考。

只有《菩萨蛮》、《忆秦娥》等少数有本事词。词的韵脚，是音乐上停顿的地方。

一般不换韵。有的句句押，有的隔句押，还有的几句押。

象五、七言诗一样，词讲究平仄。而仄声又要分上、去、入。

可以叠字。 由于词在晚唐、五代、宋初多是酒席宴前娱宾遣兴之作，故有“词为小道、艳科”、“诗庄词媚”之说。

随着词的发展，经柳永、苏轼，逐渐扩大了词的题材，至辛弃疾达到高峰，成为和诗歌同等地位的文学体裁。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

词所配合的音乐是所谓燕乐，又叫宴乐，其主要成分是北周和隋以来由西域胡乐与民间里巷之曲相融而成的一种新型音乐，主要用於娱乐和宴会的演奏，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