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大学学报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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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1.《东亚文明系统论》（第二作者）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2.《元代出版史》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第1版3.《当代报纸副刊研究》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4.《出版传媒研究》（第二作者）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年7月第1版5.《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新闻出版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主要论文共发表论文150余篇，2001年以后主要论文如下：1.《论图书产品质量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 《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核心 呼和浩特）《人大资料·出版工作》2000年第1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00年第3期转载了“图书产品质量”的定义。2.《中国古代出版传播方式及其价值》 《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核心 保定）3.《读书人的“情话”—评<我的藏书票之旅>》 《中国图书评论》2002年第8期 （核心 北京）4.《论古籍扫描技术》 《电子出版》2003年第1期 （北京）5.《元代文明的“宝石”—评<元押>》 《博览群书》2003年第2期 （北京）6.《风骨的没落与审美的快乐—评<中古文学理论范畴>》 《中国图书评论》2002年第2期 （核心 北京）7.《关于图书的标题保护》 《编辑学刊》2003年第2期（核心 上海）8.《<传播学研究方法>简评》 《中国出版》2003年第3期 （核心 北京）9.《论雕版印刷术原理发明于汉代》 《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核心 保定）《人大资料·出版工作》2004年第3期全文转载10.《书名也“疯狂”—近年来畅销书书名一瞥》 《中国编辑》2003年第4期（北京）11.《编辑评价图书的八大值素》 《编辑之友》2003年第5期 （核心 太原）12.《论中国网络新闻出版的“文化休克”》 《电子出版》2003年第6期 （北京）13.《流金岁月话〈读书〉》 《中华读书报》2003年6月25日 （北京）14.《出版类期刊的市场化道路》 《电子出版》2003年第7期 （北京）15.《阅读的阅读之诠释—评<阅读史>》 《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7期 （核心 北京）16.《图书编辑应杜绝“色情书名”—关于“色情书名”的学术批判》 《读书时报》2003年10月15日 （石家庄）17.《飞天纵横—评大型艺术画册〈飞天纵横〉》 《中国书画》2004年第1期 （北京）18.《编辑评价图书的25把金钥匙》 《读书时报》2004年1月14日、21日（连载两期）（石家庄）19.《论甲骨文是商代出版物》 《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核心 保定）20.《名牌出版社的疏忽》 《读书时报》2004年2月25日 （石家庄）21.《一个总编辑视角下的报纸变脸》 《中国教育报》2003年3月18日 （北京）22.《到底谁在畅销》 《中国编辑》2004年第4期 （北京）23.《清刻之美—读黄裳先生<清代版刻一隅>》 《博览群书》2004年第5期 （北京）24.《无以言说的智慧之美—评<印度壁画>》 《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5期 （核心 北京）25.《审视河北省出版业》 《出版经济》2004年第5期（北京）26.《现代图书版本鉴定浅说》 《旧书信息报》 2004年5月31日 （石家庄）27.《先知者的悲哀—读密尔<论自由>》 《中国教育报》2004年6月17日（北京）28.《图书编辑应杜绝“色情书名”》 《多出精品 多出人才—中国编辑学会第八届年会论文集》李家强 蔡虹程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北京）29.《贴近时代话改版》 《新闻战线》2004年第8期（核心 北京）30.《精研覃思 敷畅厥旨》 《图书馆建设》2004年第6期（核心 哈尔滨）31.《谈<红楼梦>中的“劳什子”》 《读书时报》2004年12月1日 （石家庄）32.《相貌的历史视野》 《读书时报》2004年12月29日 （石家庄）33.《谁持彩练当空舞—中国书业广告语一瞥》 《编辑学刊》2005年第1期（核心 上海）34.《“大崩溃”的风景—评<出版大崩溃>》 《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5期 （核心 北京）35.《应建立我国出版业的“预警机制”》 《新闻与写作》2005年第12期 （核心 北京）36.《资本 市场 文化—改制是我国大学社发展的必由之路》 《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核心 保定）37.《虚拟现实中的“监督之权”》 载入《中国舆论监督年度报告》（2003-200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北京）38.《主体性 话语 权力——关于图书编辑的文化思考》 载入《前沿地带：把脉转型中的中国编辑出版业》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年2月第1版 （北京）39.《WTO背景下河北省出版业走势分析》 载入《前沿地带：把脉转型中的中国编辑出版业》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年2月第1版 （北京）40.《译著出版质量及其编辑责任》 载入《出版转制与编辑工作》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年4月第1版 （北京）41.《<编辑独语>的独语—读<编辑独语>》 载入《走向编辑灵魂的圣坛—放谈<编辑独语>》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年6月第1版 （石家庄）42.《“著书惟剩颂红妆”别解》 《读书时报》2005年2月23日 （石家庄）43.《如此“编辑”季羡林老之<留德十年>？》 《读书时报》2005年3月23日 （石家庄）44.《语言学的花园—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读书时报》2005年5月4日 （石家庄）45.《关于书籍装帧设计的法律保护》 《读书时报》2005年8月17日 （石家庄）46.《关于钩弋夫人的十大谜》 《读书时报》2005年6月8日 （石家庄）47.《我国出版产业中“两个效益”问题之辨析》 《出版发行研究》2005年第5期（核心 北京）48.《陈寅恪先生的治学精神》 《读书时报》2005年11月16日 （石家庄）49.《出版的传播学解读——论中国出版人的文化使命》 载《第十一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论文集》 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年11月第一版 （武汉）50.《“过剩”与“危机”——读〈出版大崩溃〉》 《读书时报》 2006年1月4日 （石家庄）51.《最难事、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评〈中国藏书通史〉》 《图书馆建设》 2006年第1期（核心 哈尔滨）52.《中国出版如何摆脱“文化赤字”》 《中华读书报》 2006年8月23日 （北京）53.《〈晋察冀日报〉副刊初探》 《新闻与写作》 2005年12月10日出版（核心 北京）54.《关于毕升及其活字印刷术》 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 第七辑 （中韩“宋辽夏金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6年5月第一版 （保定）55.《河北出版业选题特色研究》 《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6年第4期 （保定）56.《论书籍装帧艺术的文化性》 《中国出版》 2006年第8期（核心 北京）57.《学术期刊编辑的“创新视界”》 《河北大学学报》 2006年第5期（核心 保定）58.《编辑得了什么“病”——论当今编辑的不良心理倾向》 《出版广角》 2006年第11期（核心 南宁）59.《论出版传播》 载《传播学研究：和谐与发展——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集》 新华出版社 2006年12月第一版 （北京）60.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结晶——评《白润生新闻研究文集》 《当代传播》 2007年第5期（核心 乌鲁木齐）61.论河北图书出版业与其他媒体之关系 《河北大学学报》 2007年第2期(核心 保定)62.电视精神家园 《中国电视》 2007年第7期（核心 北京）63.《辞海》的副刊定义准吗 《新闻与写作》 2007年第5期（核心 北京）64.当前我国图书装帧设计的九个弊端 《出版发行研究》 2007年第2期（核心 北京）65.繁华与寂静——网络究竟是什么以及其他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8年第三期 （北京）66.出版学学科属性新探 《河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核心 保定）《人大资料·出版工作》2008年第5期全文转载67、当前我国图书编辑的10种不良“心理” 《编辑人才论——中国编辑学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论文集》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7年11月第一版 （南昌）68.华文出版走向世界的关键词及其冷思考 《出版广角》 2008年第6期（核心 南宁）《人大资料·出版业》2009年第1期全文转载69.近年来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综述 《社会科学家》2008年第九期（核心 桂林）《人大资料·出版业》2009年第4期全文转载70.谈谈编辑对书评的把关 《出版发行研究》 2008年第11期（核心 北京）71.“幸福”与“陷阱”——网络传播的深层理性 《网络传播》2008年第九期 （北京）72.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新诠释——审视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报道的传播学贡献 《震撼——媒体回想》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年6月第一版 （北京）73.华文出版走向世界的关键词及其冷思考 《人大资料·出版业》2009年第1期全文转载（核心 北京）74.警惕报道中的“洋腔洋调” 《中国记者》2009年第2期（核心 北京）75.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学术体系的确立——评白润生主编之《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 《中国传媒报告》第1期 （香港）76.论中国近代以来报纸副刊的文化传播 《河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核心 保定）77.从哲学视角审视网络价值观 《网络传播》2009年第3期 （北京）78.由近代乡村建设理论想到“农家书屋” 《出版营销》2009年第10期 （北京）79.“媒介即讯息”新解 《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保定）80.主体性 话语 权力——关于图书编辑的文化思考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北京）81.宋代书籍出版业发展与繁荣原因探析《出版发行研究》2010年第2期（核心 北京）82.论宋代图书出版的版权保护《河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核心 保定）83.论柔然族历史及其文明 《中华文明的历史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保定）科研项目共承担科研课题5 项，参与课题8 项，主要科研项目如下：1、“WTO背景下河北省出版业走势分析”2003年批准为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河北出版业发展战略研究”2005年批准为河北出版集团科学研究项目。3、“河北出版业选题特色研究”2005年批准为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4、“当代报纸副刊研究”2005年获得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出版基金。5、“新建学科——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编辑出版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研究”2005年批准为学校教改课题。6、“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新闻出版史研究” 200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8JA860004）7、《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书报传播史略1938-1945》获2009年度河北大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2009XSKCB014）主要学术访问：2006年12月 香港浸会大学 数码传播与社会转型：中华社会及其他地区之经验国际研讨会（提交论文：《“繁华”与“寂静”——网络究竟是什么以及其他》）获奖情况1、《论图书产品质量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2002年获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元代出版史》，2004年获河北省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专著类优秀成果三等奖。3、《读书人的“情话”—评<我的藏书票之旅>》，2004年获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国图书评论》杂志主办的“新世纪书评征文”三等奖。4、《当代报纸副刊研究》，2008年获河北省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类三等奖。5、《出版学学科属性新探》2009年获河北大学第五届教学改革成果奖二等奖

日本在中国侵略时有那些事件

甲午战争是远远超过侵台之役的一场大规模的日本侵华战争，有的历史学者把它与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列为同一级别，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而将后者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的研究是比较有基础的，近20年来又取得明显进展，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论文从揭示日本在战前的侵华活动、战争准备，剖析战争的起因，到研究《马关条约》及其重要条款等等，涉及这一战争过程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如陆方、宋德玲的《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傅玉能的《论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前日谍在华活动述论》(《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郑瑞侠的《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舆论及情报准备》(《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金基凤的《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郭惠青的《试论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刘亚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战争原因浅析》(《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5期)、南昌龙的《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中的阴谋活动》(《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3 期)、丁名楠的《略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战争与日本间谍》(《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张浩的《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军事历史》1995年第3期)、韩行芳的《甲午旅顺大屠杀有关问题浅探》(《辽宁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孙克复的《旅顺大屠杀惨案新证》(《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关捷的《日军旅顺大屠杀新论》(《呼兰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崔王的《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潘家德的《试论中日<马关条约>赔款的影响》(《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5期)、张英莉的《甲午战后赔款与日本的“战后经营’，》(《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赵福超、白陀碧的《福泽谕吉与甲午战争》(《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6 期)、王文英的《试论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政治和国民意识的影响》(《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等。1984年在威海举行的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94年在同一地点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都提出大量论文，会后分别结集为《甲午战争90周年纪念论文集》(戚其章主编，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和《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戚其章、王如绘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里面都有若干文章较多地论述日本的侵略。有的专门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出版过个人论集，主要有孙克复的《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其姊妹篇《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战争史专著有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战争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人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孙克复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4本书可以说构成一套辽宁学者编著的甲午战争全史。继此之后，山东的戚其章出版了《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两者构成另一部甲午战争全史，这部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战争成果的结晶，也代表了当前我国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整体水平。

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战争，但谈这场战争决不能仅谈中日，还必须谈到朝鲜，朝鲜是甲午战争一个重要因素:战争是因朝鲜而起的，在朝鲜爆发的，然后又有一些激烈的战斗是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结束战争的条约第一款就是关于朝鲜，如此等等，可以说朝鲜是甲午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有一些论文阐述这方面的问题，如南昌龙的《甲午战争与朝鲜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张恒礼的《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安徽史学》1993年第2 期)、张振鹍的《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此文收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一书时题目改为《甲午战争一一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等。与此有关还出版了两本专著，即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及王如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涉及面较宽，后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资料的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个朝鲜因素，是一部颇见功力之作。朝鲜之所以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因素，根源于中国与朝鲜间长期存在的“宗藩关系”，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问题，但迄今对中国学者多少还是一个禁区，在各种论著中往往只能点到为止;倒是一位韩国留学生金在善的一篇硕士论文《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1期)，简要而无所回避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日本及整个远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日关系、欧美列强与中国的关系、与日本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在远东的相互关系的新调整。有的学者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调整了对华策略，丁名楠的《甲午战争到日俄战前日本对俄决战“国策”指导下的侵华策略》(《东岳论丛》 1981年第5期)论述了此时日本对清政府及清统治者的种种“亲善”及拉拢等活动。

关于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对中国的侵略的研究，有王魁喜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侵华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俄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等等。

甲午战争后十年日本在我国领土上掀起了一场对俄国的战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间的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站在对立的立场同时侵略中国、相互争夺中国的土地和利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战争以前，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所谓“满鲜问题”)发生尖锐矛盾;战争以后，日本大力巩固并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所谓“满洲经营，，)，并走向与俄国勾结以共同抵制美国。对这一段复杂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日本侵华的种种活动，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了考察、探索，如研究日俄战争前及战争中的情况的有关勋夏、万安中的《试论日俄战争前俄日对中国的争霸》(《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董小川的《“满鲜互换主义”试析》(《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刘永祥的《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张志强的《日俄奉天会战对沈阳之劫掠述实》(《辽宁师院学报》1983年第5期)、马赫的《日俄战争及其争夺抚顺煤矿的真相》(《社会科学通讯》1983年第4期)。赵云鹏的《关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若干问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揭示日本在对俄战争胜利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的情况及订约后日本的种种违约侵权行为。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扩张，有王贵忠的《中日安奉铁路交涉》(《沈阳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 4期)、王永涛、李莉的《安奉铁路交涉始末》(《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佟静的《略述中日安奉铁路纠纷之始末》(《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4期)、高永一的《“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等。关于日本为巩固、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而发生的对美斗争、对俄勾结，有陶文钊的《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1905-1910)》;（《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石楠的《美国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签订》(《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绳武的《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学良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时中美与日俄间的政治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等。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顷刻间清王朝被推翻。这时，由日本在华浪人出面，在军部一些激进侵华分子的支持下策划“满蒙独立”，王树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首次尝试一一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对这件事做了详细的探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得到“天赐良机”在中国推行大侵夺，由此出现了4年多日本在华势力的大膨胀。这期间的主要事件有:出兵山东，与德国交战(这是日俄战争10年后又一次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战争)，夺取利权;提出“21条要求’，;以对华借款及订立军事协定以控制中国。这些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著，有周武、陈先春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华政策》(《史林》1992年第3期)、黄尊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的侵略》(《齐鲁学刊》1984年第3期)、》《1914年日军在山东的不法行为述论》(同上，1995年第6期)、《1914- 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同上，1994年第6期)、宋志勇的《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军政殖民统治》(《抗日战争研究》 1998年第1期)、黄尊严、王涛的《日德胶澳之战与中日“行军区域”问题交涉》(《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米庆余的《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 的背景》(《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郎维成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崔丕的《也谈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龚炳南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碟的时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赵映林的《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民国春秋》1993年第3期)、章伯锋的《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裴长洪的《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同上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赵占伟的《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李永昌的《关于1918-21年中日“共同防敌”问题》(《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2期)、张惠芝的《浅析<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出笼和实施》(《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一战期间日本侵华的许多活动都是通过同皖系军阀的勾结而实现的，日本与皖系军阀的关系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勾结的典型。关于这个问题，章伯锋写过专文《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后来又发表专著《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对双方的关系做出全面的论述。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随着日本学术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中国史学界有人就此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一些文章，大多辑入《田中奏折探隐集》(刘建业、高殿芳主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书中还辑录了蔡智堪、王家祯以及台湾、日本学者的一些文章)。另外还有云章的《田中奏折确有其事》(《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沈予的《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中国学者们大多肯定田中奏折的真实性。笔者对这个问题未做过专门研究，不敢妄评孰是孰非，但总觉得蔡智堪所说打入日本皇室书库抄录田中奏折的情节有点玄乎。也许这个问题要等皇室书库对外开放才能真正解决。

关于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及制造济南“五三”惨案，有查建瑜的《济南惨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东的动因初探》(《江海学刊》1985年第6期)、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人数浅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6期)、李家振、郭墨兰的《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专著有李家振的《济南‘渗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二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第二个大热点。近20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难以统计，文章的内容从这次日本侵华事件的前因到后果，旁及有关人物的研究，几乎包罗无遗，如胡正邦的《论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一一九一八事件的由来及其后果》(《思想战线》1983年第4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论》(《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杨小红的《论皇姑屯炸车案与“九·一八”事变的因果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史桂芳的《“满蒙危机”论与九一八事变》(《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包奕诚的《论日本经济危机与九一八事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董谦、林谷良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何华国的《浅析“九一八”事件的经济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黄耀慧的《中村间谍案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郎维成的《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锦州及辽西地区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 1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罪加一等》(《军事史林》1995年第9期)、孔经纬、王连忠、孙建华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官僚资本的侵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强掠东北海关述略》(《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珊的《石原莞尔的侵华思想渊源》(《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赵东辉的《“石原构想”探析》(《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汪澎澜的《日本民间右翼团体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述要》(同上1997年第4期)等等。1991年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中辑录了大量有关“九·一八”日本侵华的文章。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专著，80年代有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著《“九·一八” 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1年“九·一八”事变60 周年之际，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变丛书》(包括资料书)，共六部，即林声主编的《“九·一八”事变图志》，马越山著《“九·一八”事变实录》，谭译主编的《“九·一八”抗战史》，顾明义、张德良、杨洪范、赵春阳主编的《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省档案馆及辽宁社会科学院编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一一满铁秘档选编》。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赵冬晖著《“九·一八”国难史》。另有郭大钧、张北根著《勿忘“九·一八”一一柳条湖事件前前后后》(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出版。“毋忘国耻历史丛书”之一) 等。

与“九·一八”密切相关的是“一二八”。关于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的研究，有毕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变起因新探》(《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年第1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线一一日僧事件”真相》(《上海党史》1992年第1期)、陆伟的《日本在沪资产阶级与一二八事变》(《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许多研究“九·一八”的论著都连带涉及对“一二八”的研究。

“九·一八”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有两个发展:一是占领我国东北，组建伪满洲国;一是由关外向关内推进，阴谋分离华北。伪满洲国的存在实际上是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一种形式，正如同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的直接统治是另一种殖民统治形式。本文不拟具体介绍这两方面的研究情况，只想指出:已出版的有关伪满史专著中比较有分量的有两本，一是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张辅麟合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91年大连出版社修订本)，一是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已编辑出版两本《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第二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各收录有关论文30多篇。1996年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东北沦陷史研究》，其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此刊物已出版多期，发表了不少有关研究成果并不断提供有关的学术信息。

日本由关外向关内的扩张，以1933年侵占热河、发动长城之战为始，逼订《塘沽协定》;进而以冀察为重点，策动华北“自治’，，订立所谓“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制造华北特殊化，等等。关于这一系列侵略活动的研究，有张雅丽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 1988年第5期)、张洪祥的(《塘沽协定>与冀东匪祸》(《党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刘国新的(《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封汉章的《略论“华北自治运动”的起点》(《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邵云瑞、李文荣的《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何梅协定”之辨析》(《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郑玉纯的《从 “华北五省自治”策划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始末》(《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5期)、封汉章的《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姚洪卓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分离活动》(《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3期)、刘国新的《七· 七事变前日本的“内蒙工作”及其失败》(《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单冠初的《日本帝国主义是策划侵绥事件的主凶》(《上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论文集中收录了若干篇有关此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及活动的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专著，有马仲廉的《“九·一八” 到“七·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叙述抗击日本的侵略;张篷舟主编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 (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记散述这6年间的日本侵华情况。

以“七·七”事变发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三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第三大热点但这方面研究情况的介绍不属本文的任务。 近代史上70多年间的日本对华侵略触及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经济侵略与掠夺是一个重要方面。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当的成果，约略概括有如杜询诚的《旧中国的中日合办企业》(《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旧中国投资的几个特点》(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论近代日本对华纺织资本输出》(《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郑会欣的《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黄明华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李秀石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经济侵略和掠夺政策的变迁及其实施》(《史林》 1986年第2期)、郑文云的《略论东北沦陷时期殖民地经济的特点》(《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刘万东的《1905-1945年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傅波的《抚顺煤矿案中日交涉始末》(《抚顺社会科学》1986年第1-4期)、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张传杰、孙静丽的《日本对中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世界历史》 1996年第6期)、饶野的《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宋承荣、张庆山的《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高乐才的《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东北师大学报》 1997年第6期)、张丽波的《简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入侵》(《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冯敏、蓝海的《试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学刊》1997年第1期)、邓鹏的《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始末》(《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11期)、黄耀慧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蒙古东部地区移民侵略一一以科右前旗哈拉黑乡为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邵会吉的《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东铁路”始末》(《历史教学》1988年第9期)、郭洪茂的《日本收买中东铁路浅析》(《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熊达云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经济扩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同起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纺织工业的兼并》(《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郑会欣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丁则勤、王美秀的《论华北事变前后的冀东走私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张祖国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苏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经济侵略活动初探》(《上海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车维汉的《日本八蟠制铁所侵掠大冶铁矿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等等。与大量的论文相比，日本经济侵华方面的专著太少了，杜询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不中。

说到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们不能不想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本应是一个经济机构，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动很快就超出铁路及经济的范围，它在日本侵华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为学者们着力研究的对象。近20年来这方面的论文可举出阎伯纬的《历史上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述》(《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苏崇民的《满铁史概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庞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张祖国的《满铁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资本输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尉常英的《略述“满铁抚顺附属地”的形成》(《抚顺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孙乃伟的《略述满铁奉天附属地的建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树纯的《“七七事变”前满铁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概述》(《天津档案史料》1997年第1期)、杨韶明的《满铁初期的调查机关及其活动概述》(《东北沦陷史研究》 1997年第4期)、祁建民的《满铁经济调查会: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智囊”》(《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刘永祥的《满铁情报调查机构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高乐才的《满铁调查课的性质及其侵华活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崔艳明的《满铁调查与日本全面侵华》(《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等。

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有哪些？

1、中国成人教育

《中国成人教育》杂志是由国家教育部主管，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指导，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山东省教育厅、山东成人教育协会主办的国家级成人教育综合性学术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是我国成人教育理论研究和宣传的核心阵地。主要宣传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传播国内外成人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社区教育、继续教育等）理论研究成果，宣传学校办学经验。

2、教育与职业

《教育与职业》杂志创刊于1917年，半月刊，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主管，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是职业教育类学术期刊。

据2019年4月期刊内页显示，《教育与职业》编辑委员会拥有编委19人、顾问2人、社长兼总编1人、执行副主编1人、副主编2人、编辑部主任1人、编辑部副主任1人。

据2019年4月15日中国知网显示，《教育与职业》总被下载5986107次，总被引174448 次，出版文献共41444篇，（2018版）复合影响因子为0.465，（2018版）综合影响因子为0.326 。 据2019年4月15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教育与职业》载文量为32015篇，基金论文量为8002篇，被引量为127533次，下载量为985683次，2015年影响因子为0.84 。

3、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创刊于1993年，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综合性中文期刊。

据《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年30期显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指导委员会有委员14人。

据2019年11月23日中国知网显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共出版文献19275 篇、总被下载3219230次、总被引次数108975次，（2019版）复合影响因子为1.135、（2019版）综合影响因子为0.873。据2019年11月23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共出版文献15422篇、总被下载为133258次、总被引次数41420次，2015年影响因子为1.28。

4、中国电化教育

《中国电化教育》杂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央电化教育馆主办，是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创办最早、影响最广的两个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之一，另外一个是西北师范大学由中国教育技术的奠基人南国农教授创办的《电化教育研究》杂志。

25年来，《中国电化教育》杂志忠实地记录着我国教育技术事业的发展历史，内容涉及教育信息化政策、教育技术理论与应用研究、网络远程教育、学校教育信息化实践、学科建设、学习资源、技术与产品、国内外教育技术动态等方面。《中国电化教育》已成为“中国教育类核心期刊”“CSSCI检索源期刊”，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5、中国远程教育

《中国远程教育》大力宣传国家关于继续教育、现代远程教育的方针政策，展示国内外开放和远程教育理论及实践研究的最新成果，探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在开放和远程教育中的应用，为全国广播电视大学、普通高校、成人高校、中小学等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开展远程教育和信息化教育服务；为构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推动教育现代化进程服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成人教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教育与职业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电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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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白的作品评价

墨白小说作品的语言、形式和思想，以及普遍的象征价值，都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引领者的境界。墨白以其恢弘的气魄和深刻的思想为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哲理的深度、介入的力度和世界的广度。墨白为中国当代小说带来的一系列的堪称典范的文本是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具备了世界水准的有力佐证，墨白作品所拥有的普遍的人类文化学的价值和意义将让墨白的名字恭列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序列当中而毫不损色，只是这需要更多的文化交流，通过对于墨白的经典小说文本大力的向外译介和推广来促使其最终完成。——张延文（河南大学中国语言学博士后）：摘自《墨白小说，当代中国文学的“国家声音”》（《山花》2010年第5期）。墨白颇具特色的写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方面从没有脱离给了他丰富写作资源的现实土壤，另一方面也从没有放弃过在这个土壤之外获得重新进入它的视角。他难以想象的丰富而不乏残酷、凶险和苦难的个人经历，构成了他写作的最深层的底色。但是，他显然并不满足于这种底色的还原和传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写作是对他经历的生活的“逃离”。他每每借助于回忆、梦境和心理的剖析，刺入质感很强的乡镇生活，重新构造他如此熟稔而又神秘的生存空间，揭示出人的存在的诸多方面。他将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充分口语化的语言嫁接到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技巧的运用之中，将非常丰富、感性、印象鲜明的生活积累纳入到现代观念的阐释框架中，这当然改变了我们看待生活的方式。——林舟（苏州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摘自《以梦境颠覆现实》（《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墨白创造的颍河镇不再是某个人物的，而是用现代的文学观念再现了本土社会生活的丰富图景：现实与历史、日常与幻想、瞬间与记忆、真实与梦境、美好与邪恶、世俗与宗教，等等这些都在墨白颍河镇小说的系列里再现出来，并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载体。墨白笔下的颍河镇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世界，颍河镇既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反映着一切，又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一切。福克纳将现实的世界、破碎不堪的世界拾捡到约克纳帕塔法，而墨白在构造颍河镇的时候同时选择了福克纳与卡夫卡：既有福克纳的大气，又有卡夫卡的虚幻和精神渴求。当然，这是墨白自己的世界，颍河镇构成了他的创作“母体”和“精神家园”。——高俊林（西北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摘自《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小说评论》2010年第3期）。墨白的小说创作探索和表现的是现代人在种种内在和外在力量的驱动与制约之下，那种无奈的处境与命运。小说里的主人翁不停的“行走”与“寻找”、在欲望驱动下形成的种种“神秘”、以个人的言说进入历史和现实等等，形成了墨白小说创作的主题。对人类精神的探索和对艺术形式的试验构成了墨白小说创作的姿态。墨白对艺术形式的探索，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上达到了一个不可忽略的高度。——郝雨（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摘自《墨白的艺术迷宫与“神秘房间”——墨白小说论》（《山花》2001年第11期）。思想者墨白以叛逆的姿态在二十世纪末期的文学营盘站成了一处独异的风景，而墨白的前行会依然孤独，灵魂的挣扎与思想的独立依然将是他文本的“顽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墨白是一只倔强的让人敬佩的文学之狼！——黄轶（郑州大学教授、博士后）：摘自《“形”的执著与“思”的独立——由《红房间》谈墨白的小说》（《文学界》2008年第8期）。无论以古、以今的标准来衡量，墨白都具有一个文人所特有的气质和精神。墨白不跟风、不媚俗，坚持自己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故值得我们表示由衷的敬意。——於可训（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摘自《小说家档案·墨白专辑》（《小说评论》2010年第3期）。墨白创造了很多疾病意象，如《霍乱》、《白色病室》、《局部麻醉》、《尖叫的碎片》、《梦游症患者》等，成为他思考社会、人生、历史与自身关系的一个角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阐释的意义缝隙。这种疾病书写主要源于他的个体生存经验和对历史意识的独立思考，使得疾病成为他小说承载社会历史文化记忆的主要隐喻。纵观他的小说，那种死亡腥气的笼罩、暗红色的悲剧宿命、自杀的隐喻以及人性生存困境的主题一直贯穿在创作之中，其小说总给人一种历史苦难造就的尖锐的刺痛感和人性的荒芜感。——龚奎林（井岗山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摘自《疾病的隐喻与生存的困境——墨白小说论》（《莽原》2009年第4期）。墨白的叙事含有一种春雨激荡的力量，暗合了母亲信仰的连绵和坚韧，透出一种对人世的悲悯。《母亲的信仰》承接了《父亲的黄昏》中那份亲情之美，虽然题材迥异，小说的落脚点和基本色调也不尽相同，但父亲母亲留给墨白的深厚感情显然已成为他创作的有效资源，一旦遇到适宜的突破口，便有真挚蓬勃的文字源源而出。——赵晖（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博士）：摘自《北大年选2005·小说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墨白的小说大多以一座中原颍河岸边的“颍河镇”为背景，运用现代和后现代的创作手段，精雕细描，纵横捭闽，准确而深刻地画出了一方水土的精神内蕴，从而揭示出了当代人精神心理的本质，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优秀的艺术范本。——李少咏（洛阳师院教授、文学博士）摘自《构建一座精神的小镇》（《当代文坛》2003年第6期）。墨白的小说一开始似乎就是以某种边缘化的形态生长着，边缘，就是墨白小说的精神气质。在我看来，1990年代弥漫在文坛上空的那些“退却”、“撤退”或“突围”、“坚守”的悲壮烟云，还有目前仍在进行时的、从“宏大叙事”向“个人叙事”艰难转型过程中所诱发的精神休克，在墨白小说的叙事中几乎是免疫的。究其原因，不是作家的迟钝或冷漠，而是他的创作始终关注于时光微澜之下那些更根本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个人”与“边缘”的存在意义，是进入墨白小说审美世界的一个精神通道，而在通道的那一头连接的不光光是由回忆、想像、神思和梦游堆叠而成的隐喻之海，我们还能从中感受到在隐藏在墨白锐利的目光背后深沉的文化关怀与人道主义同情。——聂伟（上海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摘自《影像“原乡”与民间叙事——墨白小说漫谈》（《莽原》2004年第3期）。墨白小说以其空灵前卫著称小说界，他在已经发表的数百万字的小说中多视角地反映了人的内心世界，给人以启迪和思考。——张宁（广东外贸外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摘自《简论墨白小说世界》（《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梦游症患者》改变了我对墨白，也是对先锋写作的看法，这部作品为先锋写作开了一个好头。《梦游症患者》探讨的是集体的回溯，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了研究，其中有对阿Q式的在革命中要取一个份额的心态以及偶像心态的层层剖析，有对民族遗忘苦难的警觉。——何向阳（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摘自《精神探索和叙事试验者墨白》（《莽原》2001年第4期）。我注意到，墨白一直在探索让意识活动自我显影的可能，但与一般的心理小说尤其是“意识流”不同，他比较重视“生活事件”的质感及其在结构上的功能作用，也不排斥具体的场面、细节和动作描写。这就是说，对他来说，意识显影的可能并不全在意识自身，也在于“物”，在于可感的“世界”。这一倒置关系，在《街道》中显然更加明确了，由于“人”、“事件”均已沦为道具、布景和意识赖以呈现的媒介，“生活”在叙事领域的本体地位就一下子倾覆了。荒凉中不乏温情，自在里饱含着酸涩的墨白，不再属于某一类地域性作家。——王鸿生（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摘自《无神的庙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初读墨白的中篇小说《光荣院》，感到在他那看似直白的叙事背后隐含着对生命意义的相当严峻而深刻的思索。不能保证普通读者透过时空倒错、几近魔幻的文字表面能够颖悟到的这种思索，但是经过细心的阅读，我们并不难看出，小说推出的人物群像面对生死的各种反应，的确隐含有对现实人生的强烈的反讽，叙述沿袭着并不张扬的冷幽默路子，但是给人的感觉是文义指向每一个自我。这样的小说必然给蒙昧的心灵带来震荡。——夏敏（集美大学中文系教授）：摘自《光荣的隐退与生命的责问——墨白小说的个案分析》（《山花》2005年第5期）。墨白以他多姿多彩的创作在形式的层面象征地再现了一幅主体自我沉沦与超越的生动图景。——李丹梦（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摘自《形式的伦理意义——墨白论》（《文学评论丛刊》第9卷·第2期）。墨白与那些先锋作家有一个最关键的区别，这就是墨白是有精神家园的。三十多年的乡村生活浸透在了墨白的血液、性格和命运里，他的小说里的精神家园——颍河镇，就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一样，颍河镇已经成为他生命和小说的渊源。——刘海燕（中州大学教授）：摘自《你的命运就是你的写作》（见《理智之年的叙事》作家出版社，2007年5月版）。对现实的逃离和穿越不仅赋予墨白的许多中篇文本在主题上的形而上色彩和哲学品格，而且在艺术探索上也具有无可替代的话语价值。墨白是一个具有高度文体自觉性的作家，在40部左右的中篇创作中，他对文体丰富性的追求一以贯之，构成墨白文本艺术特质的诸要素，有的已凝定为非常个性化的东西，这是他为当代小说创作所提供的新经验。——曹怀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摘自《逃离与穿越——墨白中篇小说论》（《中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墨白几年前便是一位呼之欲出的青年小说家了。不知为什么，几年过去了，墨白好像也没“出”。当然这种“出”是有特指的，所谓“出来”并不是指发表作品或是发表很多数量的作品，这种“出”好像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认可，说得白一点，就是在一定范围内的“走红”。其实，“走红”并不意味着小说的成功，不少走红的作家和作品都是三流、四流的。墨白的小说至今未能在更大范围内激起反响，可能与他甘于寂寞、淡于经营、潜心写作的方式有关，也可能与他所处的古老的周口地域有关，也可能与他小说的某种特点有关。其实，这并不影响墨白的小说的自身质量。——王干（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主编）：摘自《新向度·主持人的话》（《山花》1995年2期）。墨白最初是以“先锋派”的面貌出现的，但他并不属于当时（19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派”主流。他的形式感与现实感的一致性，与先锋小说注重叙事方式的写作主流有所不同。墨白写作的高峰期起自1990年，但他写作的探索性又与九十年代的小说趋势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种似乎是“不合时宜”的写作，却使文学的精神在更大程度上得以保存。墨白自己说过，“他是一个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写作者”。正是因为这种写作上的游离性，使得墨白的作品显示出不同一般的品质。——张闳（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摘自《〈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墨白的艺术感觉很特别，他擅长营造孤绝、荒谬的情境，其中篇《局部麻醉》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李丹梦（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摘自《乡土理念的嬗变与持守：话语·价值·权力》（《上海文学》，2005年第2期）。墨白小说是一种迥异于目前商业化叙事的先锋文本。他以探索中国那场荒诞而真实的“文革”岁月和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精神的匮乏和压抑而见长，其魅力主要来自主题意蕴上对历史荒诞与人性沉落的尖锐刺痛感的把握，以及文本形式上以神秘与独白呓语为特征的梦幻式结构和诗性叙述。——孙桂荣（山东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摘自《沉浮在荒诞与隐秘之痛中的真实》（《石河子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用现代、后现代的叙事手法来反映中国当下生活是墨白小说所一直追求和探索的，也是目前中国的先锋小说家运用同样手法来反映当下社会的一个最为成功的范例。但与其他一些在现代、后现代叙事方式上渐行渐远以致最终脱离现实中国情境的作家不同的是，墨白一直在进行着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本土化的叙事实践，并且这种自觉的试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高俊林（西北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摘自《墨白小说创作浅论》（《小说评论》2010年第3期）。精致、娴熟、无可挑剔的技巧是墨白的成功之处，同时也是他的不幸。这位孜孜不倦而又不合时宜的叙事艺术探索者，如果是出现在80年代中期，毫无疑问地会赢得最狂热的喝彩，而在好大喜功而又事事粗陋的今天，看来，他只有默默无闻地苦心经营自己的艺术了。我倒更愿意向这样的写作者致敬。——张闳（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摘自《纷繁的呈现》（《花城》1998年第3期）。墨白的小说用诗歌一样鲜活灵动的语言和独特的结构，实现了小说叙事风格上的突破，用这样语言来表现阴郁和神秘的现代主义是一种大胆的探索和创新。对于这样一个在乎故事情节的时代来说，这样的作品弥足珍贵，却也具有相当大的挑战。墨白将电影的结构风格引入了小说这种只有文字作为载体的艺术，这样的尝试对于小说的发展和改革具有探索性的意义。墨白小说特殊的叙事风格决定了即使墨白小说的题材选择的是现实主义，也不可避免的带上了现代主义的特点，这种现代主义的弥散使得墨白的小说完全不同于余华、苏童等现实主义作品风格，而自成一派，完美的将两种不同的风格结合在一起。——康宁（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文学博士）：摘自：《现代主义精神的弥散——试论墨白小说的叙事风格》（《绿洲》2009年第7期）。正如《映在镜子里的时光》这个书名所示，小说中每个故事都会让人深信不疑，但每个故事都是接下来的另一个真实故事的反对者和否定者。随着小说的展开，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开始感到了周围事物的变幻莫测，那些有可能给人物自身提供生存确定性的事物变得扑朔迷离，人们渐渐进入神情恍惚的境地，最后导致每个人都感到自身的存在变得无法确定。这种不确定性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于读者有可能也会像失去了线团的提修斯，在这座语言的克诺索斯迷宫中迷失了自己。在读完了连环套一样迷离的种种故事后，我们有可能会得到一个悖论式的结论：语言在某些时候会摧毁一个人的现实感，但是，它同样也可以重建一个现实。通过这部小说，墨白发明了一种冒险式的叙事方式，并使《映在镜子里的时光》成为一部可以为叙事学提供研究的作品。——蓝蓝（当代诗人）：摘自《不确定的存在——简评墨白〈映在镜子里的时光〉》（《文化时报》2004年12月9日）。墨白是个真正来自于民间，而密切地关注着民间的作家，具有着一种宝贵的悲天悯人的民间精神。很显然，他和他的创作与主流文学无关，也从来不作姿态，也就是不作出那种反主流的姿态努力，而骨子里却渴望以此种方式或渠道进入主流的那种作家，而是清醒地与主流话语，与主流文学，保持着一种必要的距离。他所关怀的是更广阔的民间，他所叙述的是那些具有民间意味的故事，而且是那种民间的痛苦和苦难的故事。或者说，他痛苦地观察着那些民间的苦难风景，痛叙述着那些民间苦难的故事。墨白作品中的这种痛苦或苦难，既是深重的，又是深刻的，它往往是深入骨髓的，又大多是令人颤僳的；有时候它们体现在物质表象上，更多的时候是深纳于精神内涵里；你可以把它们理解为生存意味上的事情，更可以把它们领会为存在意义上的事实；从墨白小说的这种对苦难的叙述与反抗里，你能够隐约地感受到遥远的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身影，以及令我们不得不敬畏的俄罗斯精神。——汪淏（当代小说家、评论家）：摘自《对苦难的反抗，或者对家园的建立——关于墨白小说的一种方向》（《文化时报》 2005年12月27日）正因为墨白多年坚守着特立独行的读书写作姿态，所以他发表的500多万字的作品，才能够把精英写作、大众写作、甚至通俗写作的不同质地进行兼容并蓄，把西方哲理思辩的、东方物化感性的不同特色巧妙合理地糅合在一起，在思想内涵、故事结构、人物塑造、叙事视角、语言表达等方面每有新意。他尤其看重那种令人诧异的思维方式，顺向或逆向，立体或多维，讲究谋篇布局，体现语言张力，追逐精致，无论长短，几乎每一篇作品都自觉携带一些阅读诱因乃至宗教般的神秘色彩。墨白对小说结构迷恋且陶醉，能把一部作品设计的像迷宫或者魔方一样让令人着迷，通过形式和内容的相眏成趣，潜移默化地直抵阅读者心灵。因为只有那种在艺术创造上的“百变高手”，才能充满朝气、活力和勇气，令人不断产生意外惊喜。——杨晓敏（小说家、《百花园》杂志社总编辑）：摘自《小说家墨白》（《小小说选刊》2012年第4期）。我们可以说整个《梦游症患者》就是一个比喻丛生的文本。墨白的长句已经成为他文本的惯例，这种长句的特点：一是，连珠式的，一个从句接一个从句。二是，分句之间互相缠绕着，纠结为撕缠不清地滚动。三是，长句一定在一种底色中运动，或红或黑，或白或蓝，大抵显示为忧郁之色。四是，用多种比喻重叠，浑涂，浸染，刻意地展示为一种复合式意象。这种长句的优势，发挥着能指的符号特征，或并置，或交错，或变形，这样的系列性长句就造成了整个文本的某种巴洛克风格，有繁复，错综，细密，浑厚的文体特征。——刘恪（小说家、文学理论家、河南大学教授）：摘自《优雅，色彩及比喻丛丛——墨白印象》（《时代文学》2012年3月上半月刊）。墨白一直进行着对现代叙事的探索，他和很多新生代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用现代叙事深刻反映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体现在对文革的反思、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给人带来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裂变的剖析。墨白的小说可称为中国当代文学“良知的声音”，为当代小说的叙事学和社会学分析提供了研究的母本。——胡平（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摘自《在坚守中突破——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中原作家群》（2010年11月23日 新浪文化·读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