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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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文学园地:《人民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9-26 14:33:00 ] 作者： 郁 勤 编辑：Studa_hasgo122

摘要：建国初期“人民文学”文艺思想开始贯穿整个文艺界。《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成为新中国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此阶段的办刊思想、方针及创作风貌充分的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也影响着同时代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在《人民文学》初显端倪。《人民文学》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通过勘察它于此期间的办刊特色，从而为更全面、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文学传播史面貌打开了一个通道。
关键词：“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文学制度；文学期刊

“人民文学”的确立急需开创属于自己的文学阵地，它急于消除“五四”以来在文学艺术领域占主流导向的“人的文学”的影响。“人的文学”中所弘扬的个人、审美、启蒙等现代观念遭到了“人民文学”的篡改和摈弃，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开始牢牢地控制着话语权。“大凡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取得胜利之后，为巩固新政权，总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P125)1949年10月和12月中国作协领导的《人民文学》和中国文联领导的《文艺报》分别创刊，毛泽东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此后这两个文艺刊物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自己在当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联和它所属的各种协会是50年代之后惟一的文艺机构。其他的文学社团、组织都不再可能存在。在各个协会中，中国作家协会的地位最为重要。从中可以看出文学艺术领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文学生态环境较之建国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初步形成，“人民文学”的秩序初具雏形。
建国初，新中国文学期刊出版行业，除《人民文学》、《大众演唱》、《民间故事》一类艺术性刊物外，有影响的刊物寥寥可数。1949年文艺刊物总共只有18种而且风格相近，印刷粗糙、装帧简陋、题材趋同。期刊的面貌是文学生产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的题词，既是对《人民文学》的勉励与期望，同时也是对《人民文学》在文学刊物中首屈一指地位的确认及对《人民文学》办刊方向的规定。《人民文学》是以刊载短篇创作（散文、短篇小说、诗、通讯报告、电影剧本）为主的月刊，同时也刊发理论批评文字。“文艺刊物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文学创作、评论和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载体和传播媒介，同时也是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刊物在传播文艺作品的同时，也担负着引导方向，宣传阐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讨论重大理论问题的“阵地”的职能”。〔2〕(P185)与政权紧密结合，这既是《人民文学》的一种历史殊荣，又是它备受世人争议的缘起。从创刊时起，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对当代文学生产的影响让文学史家不容忽视。
“那一时代新创办人文、学术和文艺刊物，在发刊词上，都无一例外地要写上最流行的政治语言，以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2〕(P186)毫不例外的，《人民文学》在创刊词中由主编茅盾明确地宣布了自己的文学任务和工作中心：“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这一任务就是这样的：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3〕《人民文学》的发刊词从六个方面为自己的编辑工作做了限定和要求，而这六个方面不仅是《人民文学》在今后所必须执行的大编辑方针，而且也是当时所有文学刊物首要的宗旨和使命。
1949年以后，同人刊物被取缔，只有国家拥有出版刊物的权力，此时的《人民文学》无疑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乃至权威。它的权威性从历届编委会的名单中就可以得到体现：
1949年—1952年的主编为茅盾，副主编为艾青；
1952年时主编为丁玲，编委成员为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
1953年第7期—1955年第12期，主编是邵荃麟，副主编为严文井，编委组成有何其芳、沙汀、邵荃麟、袁水拍、葛洛、严文井；
1955年12月—1957年11月，主编为严文井，副主编是秦兆阳、葛洛，编委有何其芳、葛洛、张天翼、秦兆阳、吴组缃、严文井；
1957年12月起，主编换为张天翼，副主编为陈白尘、韦君宜、葛洛，编委构成为艾芜、周立波、陈白尘、吴组缃、袁水拍、韦君宜、赵树理、葛洛、张天翼。
历届主编都是文艺界党内外的知名人物，一方面说明了它地位的重要，一方面也反映了这块“阵地”的敏感性（由这些人物的政治立场可以看出）。另外，可以从中窥出：作为国家权威文学期刊的《人民文学》对编辑人员的挑剔和选择跟这些人于建国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是密切相关的。编辑成员名单更换频繁，但这些人员的更迭也给刊物的办刊面貌带来了相应的变化。虽然“人民文学”的“人民”主流方向不可动摇，但在政治环境稍微宽松时它仍能出现让人为之振奋的革新，如“百花时代”对主流权威话语的挑战。 创办文学刊物是新中国文学立足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此时期的文学刊物则有着与解放前文学迥然不同的性质。20年代的文学杂志带有更多同人和学院性质，30、40年代则转向商业操作。这些时代中报刊的发行与经济利益始终密切相连。为了让刊物生存下去，并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刊物编辑会更重视文学读者，会想方设法提高刊物质量，促使文学市场形成。而到了建国之后报刊业却被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被纳入“一体化”框架中。期刊的政治化，促使办刊人及其创作者和阅读群的构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刊物的发行不再考虑市场的需求，它的一切经费均由党的文艺机构来支付，从刊物的组稿到发行都离不开党的支持、监督、管理。即是说不管它的盈亏与否、是否受读者喜欢，它只需要扮演好一个角色： 政治的文学解说员。计划经济的推行使以往以市场赢利为办刊方向的文学刊物的商业色彩削弱，但随即又给它涂上了一层新的颜色，商业色彩的削弱和政治话语的加强构成了当代报刊制度两难的窘境。
“人民文学”文学制度取消了现代文学允许的同人办刊、资本办刊，而仅仅留下了文学期刊唯一的生存方式——政党办刊。政党办刊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有为其政权服务的《前锋周刊》、《前锋月报》等，另有“左联”领导下的《北斗》、《萌芽》、《拓荒者》、《前哨》等。当时的国共两党“双方都不讳言政党的背景，沿着这种办刊思路，40年代的边区党政机关，自觉地把办好期刊包括文学期刊，当作从中央到地方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4〕这种办刊思想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人民文学》的创刊与发行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党中央的文艺方针政策来运行的。较之解放前，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生存环境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40年代后期，原有的文学杂志陆续停刊，如著名的《文学杂志》（朱光潜）、《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以及《文讯》、《野草》、《文艺春秋》等。即使是解放区的文学刊物，也大体如此。个别杂志，如茅盾等主持的《小说》，延续到1952年初，可能是例外。中国近现代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立性质、带有流派、同人色彩的文学杂志，失去存在的可能。文学报刊都明确其“机关”报刊的性质。“1949年后自然创办了许多刊物，但是刊物的性质有了很大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现象。说它重要，是基本结束了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方式。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随着期刊性质的改变，基本上结束了”〔5〕。在此期间，曾有过试图创办具有流派或同人色彩的刊物的尝试，大抵都以悲剧告终。如胡风等50年代初曾有的设想，丁玲、冯雪峰等在1957年创办同人刊物的计划，江苏青年作家陆文夫、高晓声等人的《探求者》杂志的流产，四川《星星》诗刊探索的失败等等。“中央”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杂志，“地方”的各省市的文学刊物，在大多数时间中，严格执行统一的规范，保持声音的基本一致，从而有效地保证文学“一体化”的实施。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一个崭新的中国诞生了，红旗飘飘、豪情万丈，诗歌、小说等都由过去多反映苦难和斗争转为抒写建设和歌颂新生活为主题，一种以崇高神圣为基调的社会主义英雄史诗唱响人民狂欢的主旋律。《人民文学》上的小说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占了极大分量。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琐碎、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菲舍尔·科勒克说过：“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这样，每个社会制度——经常无意识、无计划地——运用书报检查手段，决定性干预作家的工作。”〔6〕(P38)一个党的机关文学刊物每一期刊发何人的作品、何种题材、作品所占的版面位置等等，这些都成了极其细微敏感的问题。1956年前《人民文学》的作品多为工农立传，写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及工农阶级中的英雄，几乎看不到描写知识分子、描写人们复杂内心世界的作品。整个文坛弥漫着开天辟地的豪言壮语和具钢铁意志的群体塑像。有学者讲到“读者成份的改变，势必要求文学作品从思想内容到审美趣味都发生相应的改变。1949年以后，大陆的文学对象被明确地规定为工农兵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他们在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之初，渴望了解这个政权是怎样取得胜利的，以及自己如何适应投入到新政权所领导的事业中去。这就决定了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教育作用特别强。”〔7〕(P6)
作为国家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在每一时期都必须紧跟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在刊物的约稿、组稿与编排等环节上紧锣密鼓地配合政策、“赶任务”。“紧密配合中心任务就是个小框子。一个具体政策来了，一个具体任务来了，于是要求文艺刊物紧密配合，否则就是脱离实际，就要受到上级的批评。”〔8〕政策是党的文艺思想的具体表现，是党的宗旨、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因此，配合政策、为政策服务就成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自然而然的合理要求。“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作家，应该时时刻刻把他的写作作为一种宣传教育工作。这样的赶任务是完全应该的。”邵荃麟：《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文艺报》第3卷(1)。“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政治运动，不能不描写政治运动和配合政治任务。我们要从这样的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中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而且也一定可以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萧殷：《论“赶任务”》，《文艺报》第4卷，第5期。众多的理论批评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配合政治、“赶任务”需要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朝鲜战争爆发，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文学》上就出现了大量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有《在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个人》（李瑛，1952年8月号）、《朝鲜战地的报告》（巴金，1952年8月号）、《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巴金，1952年9月号）、《三千里江山》(杨朔，1952年9月号)等。1955年为配合党领导下的工业建设高潮，《人民文学》1955年3月号登出了《本刊为发起〈在工业战线上〉的征文启事》，坚持每一期都有反映工业建设战线上的文章。 此次征文活动持续了两年，配合政策、国情的需要将文学活动规范化、组织化，紧跟党的文艺方针来办刊。 随着对“胡风集团”的批判运动不断升级，虽然《人民文学》办刊内容侧重的不是理论建树，但它仍十分注重自己的理论权威。在对胡风的批判中，《人民文学》紧跟党中央的脚步，在期刊上接连几期发表了火药味极浓的批判文章：《胡风先生及其小集团曾经怎样斗争过？》（王智亮，1955年2月号）、《请脱下外衣来！》（丁力，1955年2月号）、《评胡风的“有关现实主义一个基本问题”》（王速，1955年3月号）、《在接受民族遗产问题上胡风怎样歪曲了鲁迅先生》（沛翔，1955年4月号）、《胡风——最阴险的敌人》（刘白羽，1955年6月号）等等。然而事实是在此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指导下的文学创作却难以产生既符合“赶任务”又具“艺术性”的文艺杰作，这一系列举措并没能从中挖掘出比较优秀的创作和培养出杰出的人民作家。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学刊物，它本应有自己的特色，但更多地却要受制于政治环境的约束，来自更高层的权力迫使《人民文学》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虽拥有十分尊贵的文坛地位：“现在在国内国外，都把本刊看作一个代表新中国的文学方面的刊物。”《人民文学》(第2卷)，1950年版，第3期。但社会上各种文学刊物均以《人民文学》为指南，这无疑使得刊物的运作更加谨慎。
《人民文学》自创刊起有一个重要的栏目——“读者来信”。“读者来信”虽然在报刊的版面栏目中已是司空见惯，但于《人民文学》而言则更显出重要意义。1950年6月1号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编辑部的集体检讨：《改进我们的工作——本刊第一卷编辑工作检讨》，这次检讨是为了响应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并结合读者的批评意见而进行的。虽然《人民文学》才出版了六期，但编辑们丝毫不敢有所怠慢。从这六期里他们自我发现了许多问题，如缺乏有计划地组织理论批评，尽管这不是《人民文学》的中心任务所在。接着它还批评了组稿上存在的小说题材分布面狭窄（多写工人，农兵题材不多）的缺点。此时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工农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功利性被强化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的工具。 “进入当代，思想环境要求作家进一步放弃知识分子精神独立的幻想，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文学界、美术界、理论界的检讨之声不绝于耳。作家已没有可能以松弛的心态去从事精神生产。而心态又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作品的风貌和它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9〕(P31)这样的创作环境迫使作家们纷纷生产出了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概念作品”“任务作品”。
从《人民文学》该阶段所刊发的作品来看，众多创作显露出那时知识分子已广泛地逐步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力，默认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然而知识分子的思考，恰是现代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这时“人民文学”主流中普遍存在以肯定歌颂代替解剖批评，和气善言掩盖了激流中的矛盾冲突。但是应该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此后一系列矛盾冲突逐渐浮出了水面并愈演愈烈，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新中国全力建构的“人民文学”处于一个尴尬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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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的历史沿革

2004年10月25日是《人民文学》创刊55周年纪念日。55年中，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间停刊外，总计出版542期。其中，1949年10月25日（创刊）至1966年5月12日（5月号），出刊198期；1976年1月20日（复刊）至2004年10月3日（10月号），出刊344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此前的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一般来说，这次大会后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标志。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文联）。作为全国文联的下属协会之一，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文协）于稍后的7月在北平正式成立，茅盾任全国文协主席。1953年9月，全国文协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协（作协）所主办或创办的最重要的两大机关刊物即为《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文艺报》创刊于1949年9月，最初由全国文联直接主持，后委托中国作协代管直至正式成为作协直属刊物。《人民文学》则自创刊伊始（1949年10月25日），即为全国文协（作协）的直属机关刊物。与专重文艺政策、文艺思想和理论批评的《文艺报》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民文学》的办刊定位是发表各类文艺作品为主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建国初期，活跃于民族、民主革命历史时期的作家，投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生活。他们描绘“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力作，文艺界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大多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茅盾、叶圣陶、胡乔木、周扬等人的文学评论，推动着新文学的健康发展。沙汀、艾芜、舒群、周立波、刘白羽、马烽、西戎等人的短篇小说，夏衍、老舍的话剧，臧克家、艾青、何其芳、李季等人的诗歌，或展现革命斗争历史和保卫胜利果实的壮丽画卷，或歌赞劳动群众开始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变革。其中，丁玲的《“粮秣主任”》、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康濯的《春种秋收》等短篇小说,张天翼的儿童文学《罗文应的故事》,老舍的《从三藩市到天津》、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散文，曹禺的话剧《明朗的天》，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阮章竞的诗等，深受好评。这一时期，文坛涌现一批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新作者。他们中许多人的处女作或成名作，大多发表于《人民文学》。刘绍棠、白桦、王愿坚、李准、林斤澜、刘真、萧平、王蒙、玛拉沁夫、陈登科、闻捷、邵燕祥、李瑛、公刘、柯岩等人的作品，或焕发新生活蓬勃的朝气，或蕴涵对历史与未来的思索，显示了建国后第一代青年作家与诗人茁壮的生机和雄厚的潜力。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文坛一度呈现繁荣景象。《人民文学》及时发表一些尖锐地触及时弊、大胆进行探索的创新之作，促进了文艺思想的活跃和解放，推动了文艺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篇，勇敢揭示社会矛盾，奋力冲击陈旧观念，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与此同时，王汶石的《风雪之夜》，萧平的《三月雪》，骆宾基的《父女俩》，张弦的《上海姑娘》，孙犁的《铁木前传》，艾芜的《雨》，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等一批题材与风格新颖别致的小说，都曾令人耳目一新。1957年秋后，“左”倾思潮逐渐发展，创作之路日渐狭窄，《人民文学》也深受影响。但久经磨炼和日臻成熟的作家，仍在执著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茹志鹃的《百合花》、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冰心的《回国以前》、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巴金的《军长的心》等短篇和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传记《实干家潘永福》,郭小川的抒情诗《望星空》，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陈白尘等人的电影剧本《鲁迅传》，曹禺等人的历史剧《胆剑篇》以及侯宝林的相声《阴阳五行》等，都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1961年以后，文艺政策得到了一定调整，文学园地又呈现新的繁荣。《人民文学》突出显示了这一时期的创作特色,所发作品题材风格大见宽广；小说如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西戎的《赖大嫂》、刘真的《长长的流水》，报告文学如徐迟的《祁连山下》、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等，散文创作如秦牧的《土地》、杨朔的《茶花赋》、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冰心的《樱花赞》、方纪的《挥手之间》、沈从文的《过节与观灯》以及何为、袁鹰、曹靖华、朱光潜等人的篇章，也都别有情味。1962年5月,毛泽东应《人民文学》之请，首次发表他的旧作《词六首》。1963年秋后,“左”倾思潮重新加剧，《人民文学》再次受到很大局限。虽通过开辟“新花朵”、“故事会”等栏目,在发现与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1964年后的版面上却难于列出引人注目之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文学》被迫停刊。1976年1月复刊时，虽发表了蒋子龙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那样得人心的作品，却终遭压制。 1965年的人民文学江青反革命集团灭亡之后，《人民文学》获得新生。1977至1983年 6月，先后由张光年（光未然）、李季出任主编，副主编为葛洛、李清泉、刘剑青，担任编委的有王蒙、孙犁、沙汀、严文井、张天翼、草明、贺敬之、唐弢、袁鹰、曹靖华、谢冰心、魏巍。新生的《人民文学》，为新时期文学的勃兴与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及时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率先举起恢复和发扬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旗帜。12月，文艺界以《人民文学》名义召开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开始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斗争。1978年1月，《人民文学》刊出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1979年7月和9月相继发表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希望大家能够感同身受。为促进短篇小说创作进一步提高与发展，从1978年至1982年，《人民文学》接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连续主办了五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人民文学》所发作品占获奖数量第一位。历届获奖反响巨大的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徐怀中的《西线轶事》，都出自《人民文学》。获奖作品中，有老作家的新成果，如周立波的《湘江一夜》、马烽的《结婚现场会》等；有中年作家的力作，如王愿坚的《足迹》、宗璞的《弦上的梦》、陆文夫的《献身》、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弦的《记忆》、李国文的《月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王蒙的《春之声》、刘厚明的《黑箭》等；更多是新人手笔，如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何士光的《乡场上》、柯云路的《三千万》、张抗抗的《夏》、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这些作品切中现实社会课题，传达人民心底呼声，凝聚对历史的沉思和对未来的热望；或浓墨重彩，慷慨激昂；或淡远幽雅，蕴藉深沉，无不饱含求实的向上的革新精神。在 1977～1980和 1981～1982两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中，《人民文学》所发作品，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间》、柯岩的《船长》等，都是颇有激情和深度的力作。此外，《人民文学》还汇集选发了各种体裁的优秀篇章。巴金的《望着总理的遗像》、丁玲的《杜晚香》等,情深辞美,真诚感人。艾青的《光的赞歌》等诗篇，打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弦。曹禺的新编历史剧《王昭君》、老舍的遗作长篇片段《正红旗下》、魏巍的长篇《东方》选段、姚雪垠的长篇《李自成》选段等作品，都能给人以高度的艺术享受。 人民文学一九七六年第一期1983年7月，王蒙出任《人民文学》主编，刘剑青、周明、崔道怡、王朝垠为副主编,严文井为顾问，组成了年轻化的新编委会。新编委会的其他成员有张志民、茹志鹃、袁鹰、徐迟、徐怀中、谌容、黄宗英、谢永旺、蒋子龙、葛洛。新编委会在告读者的《不仅仅是为了文学》中表示：“我们希望奉献给读者一期期够水平的、赏心悦目的文学刊物，我们更希望奉献给读者的是亿万人民的心声和时代的壮丽而又斑驳的画卷”。《人民文学》正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努力。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毛泽东为创刊号题了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第一届主编茅盾在《发刊词》中指出:《人民文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各种文学样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同时,《人民文学》还要在“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等项工作中起到与其所处地位相应的积极作用。它的历届主编、副主编和编辑委员会，都是由卓有贡献与威望的作家、诗人、评论家与编辑担任和组成的。从1949至1966年，先后担任过主编、副主编的有茅盾、艾青、丁玲、邵荃麟、严文井、秦兆阳、葛洛、张天翼、陈白尘、韦君宜、李季等；先后担任过编委的有何其芳、赵树理、周立波、沙汀、袁水拍、胡风、吴组缃、艾芜、魏巍、谢冰心等。1956年来，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停刊以外，截止至2005年7月，《人民文学》总计出版551期。这551期刊物，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的见证，几乎荟萃了中国所有文学精英所创造的各式各样的文学成果。许多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轰动效应的作品都由《人民文学》首发；一批又一批的作家，是通过《人民文学》走向文坛，并引起国内外瞩目的。

到底是《读者》好还是《人民文学》好，我该投哪个

《读者》一般是短篇文章，抓空可以随时读，
《人民文学》一般是中长篇文章，适合晚上睡觉前阅读。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想投哪个投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