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司改革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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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在企业改革发展的作用论文

摘要： 技术创新是企业改革发展的强劲源动力。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专业机械设备、专业技术人才、专业技术知识产权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分析了技术创新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提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原则及途径。

关键词： 技术创新；企业改革发展；强劲动力；核心竞争力；创新能力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专业机械设备、专业技术人才、专业技术知识产权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品牌含金量的关键，也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基本立足点。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承担应有社会责任的同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获取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以实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技术创新发挥着中流砥柱般的重要作用。创新一方面提高了物质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减少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引入先进设备和工艺，缩短工期，降低成本。有了技术创新，企业就获取了实现跨越发展的不竭动力。

1技术创新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作用

1.1为企业降低成本，创造价值，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技术创新是企业的生命力。不创新，企业就不能生存，不持续创新，企业就难以发展。要想在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坚持进行技术创新，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改进生产工艺，才能降低成本，提高企业效率和效益。如向莆东新大桥由原定的“两台架梁吊机在钢梁上爬行架设钢梁”的方案技术优化后改为“采用两台65吨自拼装浮吊架设钢梁杆件”，该方案节约成本1600万元，节约工期两个半月，同时减轻了施工临时荷载，有利钢梁线形控制。福建厦漳跨海大桥I标钢箱梁架设创造性地采用“活动支架法”架设，此技术为国内外首创，设计构思巧妙、结构形式新颖，很好地克服了浮吊或变幅架梁吊机架设墩顶钢梁存在的缺点。该技术在厦漳跨海大桥、黄冈公铁大桥的架梁方案中均已成功应用，施工方便，安全可靠，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1.2有利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占有竞争优势，确保企业的稳定增长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每个企业都面临着竞争的巨大压力。如何在竞争中取胜，成为企业生存下去的关键。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越来越大，而某个企业一旦在技术创新上有所突破，便会在单位时间内提高单产、降低单位成本，为市场提供更优质、更廉价的产品，从而获得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在国内首次获得国家专利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锁口套箱围堰，用于深水大体积承台施工，既大大节约了成本，又提高了工效，降低了施工难度，创造了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确保了企业可持续稳定增长。

1.3有利于缩短施工工期、加快施工进度，更好满足业

主工期目标，提高企业品牌的美誉度技术创新是企业品牌战略的基础，为企业创品牌产品提供技术和物质上的保证。向莆铁路东新特大桥首次应用铁路最大的MSS1500上行式移动模架造桥机施工，制造国内铁路50米跨度的简支箱梁，创造了目前国内铁路项目最大移动模架现浇箱梁施工平均12天/孔的施工佳绩；向莆铁路工程27.3千米，仅用10个月完成了主体工程施工，创造日成桥单线130米的国内桥梁施工最快速度；用时137天完成1.7万吨钢梁架设速度，创造了国内钢梁悬拼架设新纪录。获得业主及中央、地方媒体的广泛赞誉，为企业品牌获得良好的美誉度和社会认知度。

2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原则

2.1效益原则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济活动要注重投入与产出效果的比较，即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评价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不但要考虑通过技术创新所实现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效率，而且还要考虑技术创新本身的成本，即要遵循技术选择中的“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因此，企业技术创新的根本目的是增值利益的获取。当然，企业技术创新效益还要符合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要求。

2.2目标原则

任何工作都要设立目标，创新也不例外，否则就会在组织创新工作时显得盲目杂乱，即使创新工作完成了也无法进行评估。创新不能随意，创新必须围绕一个具体的目标。企业创新是企业实现目标的手段。对于主营土建行业，它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技术创新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必须放在提高项目效益、缩短工期、保证质量安全上。因此，我们的一切创新都要围绕这些目标来开展。

2.3风险原则

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过程，必然包含许多可变因素以及实现难以估计、不可控制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一般将导致三类性质不同的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社会和自然风险。这就要求企业在创新活动中既要量力而行，又要经过严密的组织，按科学程序和方法来进行决策，其中特别要搞好情报信息收集、分析、预测和论证的决策工作。尤其是桥梁建设具有不可逆转性和高风险性，任何一次创新的失败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所以，我们的科技创新必须更加慎重、更加缜密。技术创新方案实施前必须经过深入研究和科学论证，确保安全可靠、质量优良、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如福建厦漳跨海大桥I标钢箱梁安装方案，开始拟定了三种方案：一是活动支架辅助不变幅架梁吊机安装；二是浮吊辅助不变幅架梁吊机安装；三是变幅架梁吊机安装（工作幅度11.5～23m），将以上方案经过经济技术比选，组织多次论证后，最终确定第一方案最安全、最经济。一是按制造顺序架设，钢梁可以保供；二是避免了浮吊不能按时进场的风险；三是减少了架梁吊机成本及浮吊的投入。值得注意的是方案一经确定，必须严格按照既定方案和作业标准施工，唯有这样，才能有效规避风险，达到创新的目标。

2.4竞争原则

企业在市场上制胜的关键是其竞争优势，但关键之关键是能否形成企业直接的竞争优势。因此，必须将技术创新作用细化为能否使企业的产品成本、质量、品种、品牌形象等方面形成竞争优势和效率的提高。多年来，公司在国内外桥梁建设领域享有盛誉，我们应围绕着“维系和发展企业品牌”来开展技术创新，研究现代化桥梁建设中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不断强化我们的核心技术、专业技术和技术特长，以科技优势不断提升大桥局品牌的影响力。要不断加强项目施工的基层技术管理，努力提高基层技术人员的能力和素质，夯实企业技术管理基础，将公司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广大基层技术人员职业素质和工作能力的提高。要努力探索管理创新，将公司技术优势通过行之有效的管理，真正落实到安全生产和提高产品质量上来，使公司的优质品牌深入人心。

3企业实现技术创新能力的途径

3.1面向市场，结合实际开展技术创新

作为建桥企业，我们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开展技术创新，应在了解和掌握国内外科技发展动态的基础上，瞄准国内外先进水平，结合自己的特点确定科研攻关项目和吸收引进先进技术。如公司紧紧抓住科技创新龙头，把握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这一时代机遇，以武汉天兴洲长江大桥、黄冈公铁两用长江大桥等众多著名桥梁工程为依托，在桥梁新结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装备等各方面大力实施创新，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如：武汉天兴洲长江大桥“三索面三主桁公铁两用钢桁梁斜拉桥建造技术”、黄冈公铁两用桥“斜拉桥主塔区钢桁梁架设辅助用的模拟钢桁梁的底座支架技术”等。不断创新建桥科技，为公司在公铁两用桥梁建造技术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打下了坚实基础。

3.2依托技术创新，为项目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大力推行现场施工的标准化、程序化，规范了现场作业，提高了工作效率；开展专家现场技术指导，有效解决了项目施工中的诸多技术难题，保证了项目顺利实施。如向莆铁路东新特大桥在国内首次将天宝GPSBASE系统和CORS系统用于桥梁工程测量；黄冈长江大桥主塔墩三号墩位于岩面倾斜且质硬裸岩河床，通过技术研究解决了大型双壁钢吊箱围堰裸岩河床精确定位难题，开展了临时定位桩与锚定系统共同受力渡洪技术创新并成功运用，实施效果良好，为公司深水基础施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强有力的科技支持下，公司创树了一大批精品名优工程，公司创优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为公司的改革发展注入了强大的驱动力。

3.3重视技术创新队伍建设，建立人才激励机制

科技人才是实现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只有培训好、用好科技人才，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激情，才能更好地发挥科技人才的创新作用，为科技进步和企业发展注入活力。为此，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科技人才的培养、使用、激励机制，为科技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完善学科带头人制度，以学科为单位，深化基础性理论研究，推动公司科技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发展；大力培养青年科技拔尖人才团队，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快速成长环境，提高科技人员专业技能和理论水平，切实做好技术人才的储备；深入开展技术负责人技术汇报比赛和青年员工桥梁知识竞赛活动，大力营造科技人员比学习、比进取的良好氛围，使这两个活动更加有声有色，让更多技术人员参与并从中获益。切实关心科技人员工作和生活，不仅给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还要帮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科技人员切实感受到企业的温暖，以企业为家，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为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贡献才华。

3.4推进施工操作层面核心技术和装备研究，彰显品牌企业

作为专业的建桥企业，我们必须积极开展具有市场前景的施工操作层面核心技术和装备的研究。关键技术如果不能掌握在企业自己手中，长久下去，就会造成品牌的损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不仅是提升项目效益的需要，更是我们品牌企业的责任。如顶推技术，尽管目前在我国的桥梁工程施工中应用不多，但从顶推技术在推动整体施工、加快施工进度、提升安全质量的贡献上看，可以预测该项技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将是桥梁现代化施工的新取向，我们要掌握这些先进核心技术，积极开发配套的施工设备，才能有效地节约成本。

3.5进一步健全完善科研管理制度，加强和规范科技基础管理工作

制度是管理的法宝。要坚持以制度管人管事，用制度说话。公司科技投入不断增长，但与高新企业科技投入不得少于年度营业额3%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今后，公司下达的科技项目，要求工程项目上安排相应比例的经费，同时各施工项目要积极争取建设单位的科技经费投入，筹集更多的资金，以提升公司科研工作水平。与此同时，要按照管理标准化的要求，健全和完善相关的科技管理制度。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科技管理机制，促进科研项目管理、资金管理、成果管理等一整套运行管理机制的规范化，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综上所述，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科技团队对企业科技发展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增强科技创新的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切实把创新摆在突出的战略地位，超前思维，未雨绸缪，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努力把握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权，满怀豪情地推动企业走向新的辉煌。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内容及对策

国有企业的改革至今已走过二十多年的历史，回顾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6年，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传统的国有企业是委托人即政府垄断了企业近乎全部的剩余权利的奢望，也没有创造剩余产品的积极性。因此国有企业势必会长期处于了低效率运行状态。由此不难看出，让渡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必然会对经营者积极性产生激励，进而有利于改变过去权力集中与外部化的状况，使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
针对传统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经营者缺乏自主权和低效率运行的弊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推动了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1979年4 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决定，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管理体制改革文件，并在四川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根据中央政策，政府向企业让渡了生产自主权、原料选购权、劳动用工权和产品销售权等十四项经营权。经营权的让渡意味着企业的经营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
许多文章在回顾放权让利这一阶段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浅层次的、带有权宜之计的改革。但，正是由于这一过渡性制度的安排，才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79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1978年增长了10.1％，高于1957—1978年的平均增长率。国家财政收支也从1978年的财政赤字10.17亿元转为1979年的财政盈余135.41亿元。 职工实际工资比上年增长了7.5％。 经营权层面的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放权让利是以中央政府的利益让度作为切入点，受益者是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种利益主体。在各利益主体均获可得收益下的改革，不仅推动起来阻力小，且还会对各个经济主体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有利于调动各个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第二，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在原国有经济体制内进行的改革，是不改变原有的所有权框架，而只在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进行的利益调整。这种调整并不涉及“姓公姓私”或“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问题，因而来自社会意识和传统观念方面的阻力较小，改革能够被全社会所接受。第三，放权让利虽然表现为中央政府利益的部分损失，但于经济总量增加，中央政府收益的绝对量也是增加的；同时，社会经济总量的增加又会带来其他社会成员收入的改善。因此，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受益的帕雷托改进。
第二阶段：1987—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的过渡。从1986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过渡，但在涉及财产关系的深层改革上，同时出现了两种不同思路和对改革制度的两种不同选择。
一种思路是将国企改革仍然限制在原有财产关系之内，而进一步推进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与这种认识相对应的制度选择就是企业承包制。中央政府决策部门倾向于这种改革思路和改革方案，于是从1987到1992年，国有企业经历了两轮承包制改革。
承包制推行伊始，确实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1987和1988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分别为14.1％和20.7％。企业实现利润和上缴税金1987年比1986年增长8.0％，1988年比1987 年增长18.2％，亏损面也逐年下降，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在推行承包制期间，却出现了企业增效、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反而下降的状况。在推行承包制的第一年即1987年，伴随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却出现了低增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6年的20.8％，骤降为18.4％，一年下降2.4个百分点，1988年又急剧降到15.8％，比1987年又下降2.6个百分点。
承包制带来的结果招致了全国各界强烈的批评和反对。一种普遍的批评认为，在经过了放权让利之后，国家财政已无力继续让利。而承包制又向企业做了更大幅度的让利，致使国家财政收入严重流失。还有一种分析认为，承包制对企业行为的约束仍然是软的。企业只负盈、不负亏。这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而且还造成了企业承包者的行为短期化和“机会主义行为”（刘世锦，1993）。
承包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利弊分析现在仍需要认真讨论后再下结论，但有一个认识是能够形成共识的，那就是如果不进行深层的财产关系的变革，国有企业经营者行为就很容易出现短期化，且国家对经营者的监督很困难。在承包制度中，国家和企业处在一种不完全的契约关系中，政府与企业一对一的谈判成本很高，且无法对承包合同的细节逐一地加以规定。所以，企业承包者可凭借充分的剩余控制权合法或不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而出现行为的短期化和机会主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与承包制的改革主张不同，国内理论界的一些学者专家提出了深化国有企业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主张，与这种主张相对应的制度选择就是股份制。股份制改革是国有企业在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一个重要推进。其根本目的是要改变由国家垄断的企业财产制度，使国有企业内部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优化国有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为实施对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有效的激励和制约。
国有企业股份制的试点开始于1986年，但大都在国有中小企业中进行。试点的影响面并不广泛，主要问题在于非国有的财产主体介入不足，“找不到能够合作的非国有主体”是一种普遍的反映。在多元化主体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股份制试点往往在企业内部职工中展开。由于企业内部职工筹资能力的局限，股份制改革自然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而且由于当时股份制不够规范，很多试点企业的职工股份演变成为一种内部借贷，最后以还款了之。在这期间，由于承包制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及股份制的发育不足，致使国企改革一度处在摇摆和徘徊之中。改革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阶段：1992—2002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地提出了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和步骤。1994年以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在国有企业中展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是要通过产权结构的改造，使国有企业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在现代企业产权结构的制约下，政府不能再直接地控制和经营国有企业。它的意愿只能在国有企业清算和转让时依据终极所有权来实施和表达。当然，政府还可以通过其代理人即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或控股公司参与国有企业重大事宜的决策，但这个决策也是受所有者出资额和所持股份数额限制的。因此，在现代企业组织框架中，从发展上看，政府的意志是递减的，而股东的意愿则可得到组织和制度的保证。而且在现代公司中，权利、责任和义务是由法律规定的，并受出资额和所持股份制约。决策只能是董事会成员讨论后通过表决做出，这就可以避免长官意志和个人意志的独断专行，从而为科学决策的实现提供组织基础。但国有企业所有权层面的改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其难点仍然在于多元的，尤其是非国有财产主体供给不足。而当前存在的“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是妨碍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优化的关键所在。
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现存的问题
首先是建立产权结构多元化遇到的困难。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还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结构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种产权结构往往会带来如下后果。（1 ）在国有独资公司中，由于缺乏多元股东的产权结构，形式上的公司组织仍然只不过是原国有企业的翻牌，董事会基本上是国有企业的原班人马。在“翻牌公司”里，传统国有企业的诸多弊病依然存在，当然也就难于实现权责分明和科学管理。（2）在国有控股的股份公司中， 董事会一般仍由政府官员组成，董事长往往由党委书记担任，而总经理的任命也要通过组织部门认可。这种官员和企业家不分的格局，往往使公司的负责人在政绩目标和企业目标之间彷徨，难于摆脱行政的干预，也很难做出真正科学的决策。（3）在各类国有公司中， 国有股东都是国有出资人委托的代理人，因此仍然存在真正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假如代理人的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发生矛盾，则国有公司很难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必然会面临较大的代理风险。
公司产权结构的缺陷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在一般的股份公司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往往是董事会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公司的经营和管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职业经理人，经理人掌握着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因此如何激励和监督经理人的问题则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国有公司的治理结构则由于产权结构的缺陷而显得更为复杂。首先是国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一般都是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代表而不是所有权人本身，因此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或者说股东对董事会的监督就成为一个首要的难点。比如，最近在资本市场上连续披露出来的上市公司以虚假盈利信息欺骗股民的问题，就是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和行为短期化的一种表现。第二是国有公司的董事会和经理人在控制权的配置上，一般是董事会的权利大于经理人。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企业中，董事长兼负决策和经营管理权于一身；在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离的企业中，总经理的经营管理权限往往又会受到董事长的制约。因此不论怎样，很难形成合理的权力分配。此外，国有公司中的监事会成员与董事会统一由政府委派，因此实际上往往形同虚设，甚至可能成为与董事会“串谋”的伙伴。在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企业中，董事会、经理人和监事会往往被原来企业中的“三驾马车”分摊，党委书记担任董事长，厂长担任总经理，而工会主席则担任监事会主席。设想的制衡格局很容易被内部控制格局所替代。说到底，许多国有公司出现的问题都源于这种“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所致。
其次是传统观念和陈旧的意识形态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问题。传统的观念和陈旧的意识形态对国有企业的阻碍主要表现在对国有企业产权让渡的认识上。早在80年代中期，中国就开始了对国有小型企业进行出售和拍卖的尝试。但时至今日，国有企业的产权让渡仍然处在举步维艰的状态。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重要的障碍是来自于传统的观念和陈旧的意识形态。第一个观念障碍是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和坐失的关系问题。保护国有资产的基本方式应该是运动，而不应该不动；不动的国有资产无法实现保值和增值，实际上就意味着损失。在运动的过程中，国有资产也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流失。只要流动的收益大于流失的收益，流动就是必要的。因为害怕流失而不敢流动，结果反而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坐失。坐失的损失同样是不可估量的。第二个观念障碍是只转让亏损企业，不转让盈利企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策只允许转让一些微利亏损的国有企业产权。而对于盈利的企业，一是政策没有表示允许，二是即使政策允许也不会被转让。因为政府还指望它为其创造收益。在这种条件下，国有企业没有抓住市场需求较强、企业价格较高的出售时机。而当市场需求降低，企业又出现大面积亏损的时候，想出售也卖不出去了。与上述主流的政策导向相反，一些省政府抓住十四大以后经济高涨，外企、私企兼并收购国有企业的需求上升时机，及时地将较好的国有企业出售变现。一方面，将国有企业转变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政府减轻了负担；另一方面又卖了个好价钱，实现了国有经济的保值增值。第三个观念障碍，是一种“唯评估论”。国有资产在市场的转让中，如果交易价格低于评估价格，是否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流失？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评估价格往往是资产供给方的一种预期价格，或者叫做供给参考价。它必须在市场上与资产的需求方洽谈，方能达成双方认可的市场价格实现交易。搞市场经济就要遵循市场规则，在一个规范的市场中。交易价格是公平而且合理的。把评估价格作为衡量国有资产是否流失显然是不恰当的。市场价格是受供求规律影响的。在当前国有资产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格局中，经济越是不景气，国有资产越是亏损，企业的价值就会越低，市场价格也会越低。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三、所有权结构改革深化的对策选择
继续深化所有权结构的改革是解决国有企业现存问题的主要课题。但要完成这一步骤仍需要采取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以期通过依赖性路径取得报酬递增的结果，并藉此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1、继续降低进入国有企业的门槛。 国家所有权结构的根本改变要有多元化投资主体的进入。因此，继续降低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应是一个可行的对策。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国有企业的资产已经跌到底线，几乎无利可图，因而无人会问津。但其实问题不在于外部进入者，而在于人们的观念。最近发生的东方资产经营公司以500万元盘活6000 万元不良银行资产的案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国有经济的决策层所给出的政策制度，是影响进入者数量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对于不同的投资环境以及优质快捷的服务是较之税收优惠更为重要的条件；对于国内民间资本来说，价格和税收的减让还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企业内部的经营者和职工来说，则可以以干股和期股等形式将其逐渐培养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也不失为可供选择的途径。降低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是为了实现国有企业股权的多元化，而股权的多元化除了融资的目的外，更主要的是通过股权的结构多元化来解决国有企业的责任主体、科学决策和风险分担等一系列制度性和机制性问题。
2、健全和深化国有企业的退出制度。 目前在国有企业退出问题上，需要有一定的观念突破和制度创新。首先是退出的范围的领域。按照一般的认识，在公共物品生产领域，如国防设施、邮电、铁路、道路桥梁等；特殊产品生产领域，如稀有金属的开采及冶炼，造币以及涉及国家机密的高科技等，还需要通过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产权形式来予以控制，以保证国民经济整体的有效运作。除此之外的大多数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都应该在竞争中自由进出。在现实的运作中，一些曾经被认为关系国计民生而必须国家垄断的领域已发生了改变。在通讯、道路桥梁等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在基础产业如钢铁、石油探采等，都已开始有国外投资者进入。实践证明，国家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有效控制，应主要以政策引导为主，并不一定由国家直接经营国有企业。一个有效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可能会产生比直接经营国有企业更大的效果。其次是国有企业退出的战略步骤选择。传统的思路往往是等到国有企业不行了才想到退出，而“靓女”是舍不得“先嫁”出去的。这种等苹果烂了才想到处理的思维方式，只会使国有企业处于一个被动的不可把握的竞争环境中。国有企业一般是由政府决策进行投资和扩张的，而相对较高的赋税又使国有企业发展的后劲不足。在这种两头做不了主的情况下，企业既无法实施自己的经营战略和发展战略，又无法决定自己的退出战略。此外还有国有企业职工的职业转换的下岗安置问题。由于国有企业一般都是处于传统的大工业领域，吸纳国有企业职工的数量多，工人专业化分工细，对于大工业的依赖性强。一旦下岗，转换职业的能力较弱，安置起来也困难更大。当前，一些资源型企业面临着资源枯竭、企业衰落的特定阶段。有的城市和城市中的人口都依赖煤炭资源生存，而一旦资源枯竭，整个城市的产业和人口都会面临生存危机。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在国有企业的退出过程中更要注重策略的选择。应在企业或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中包含对企业或产业生命周期的预测，及预防衰退，强化竞争能力的战略安排，包括退出时的资金储备。
3、建立相对稳定的国有财产代理人队伍。 在董事会对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很大而同时董事会又由非所有权人代理的国有公司中，董事会和经理人同样处在被激励和监督的地位上。这会使激励和约束制度的安排增加了难度。其中，对国有财产代理人稳定性的激励尤为必要。一个有效的长期激励机制，能够使企业的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长期保持一致，将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还有可能把优秀的经营者培育成为国有企业的新股东。我国自九十年代开始引进国际上较为流行的激励手段——年薪制和期股期权激励的思路，对于经营者的剩余索取权的扩大来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但相对于我国不够完善的资本市场来说，这些激励手段的推行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实践过程。当前由于国有企业退休制度带来的制约，使一些颇有成就的经营者往往会在临退休的前夕产生“壮志未酬”的心理失衡，进而产生将个人对企业的贡献转化为各种个人现期收益的灰色倾向。如果改变一下国有公司经营者的任期制度，就可在相当程度上避免经营者行为的短期化，换取经营者的专心努力工作，这对形成一支相对稳定的国有财产代理人队伍是很有利的。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激励制度。同时，通过期股或期权可以使一些优秀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转变成为企业新的重要股东，从而又可使他的经营才华更主动地倾注于企业的成长，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稳定国有企业经营者队伍不仅是国有企业内部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改革的需要，而且也是国有企业永续发展的需要。世界上的大企业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拥有一批坚定不移的经营者股东。对此我们还应提高认识，并选择针对性的对策。
国有企业的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改革的政策措施之外，政府的宽松环境，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以及国际的和平环境等都必须要配套进行。为此，我们必须抓住加入WTO的有利时机， 全方位地为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创造更好的条件。

国有企业体制改革

　　在网上找到一篇文章，不知是否有帮助。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与前景
　　一、 2002年国有企业改革的两个突出变化
　　第一、 入世效应突显，跨国并购正在成为国有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和战略重组的重要途径
　　2002年是中国入世第一年，入世效应已经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据统计，2002年1-9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771家，比上年增长33.4%。1-10月，中国实际吸收外资464.4亿美元，同比增长19.65%，合同吸收外资765亿美元，增长34.87%。实际利用外资额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这在世界经济不景气、国际投资大幅减少的大背景下，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与此同时，进出口贸易增幅显著。据海关总署最新统计，2002年1-10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5002.6亿美元，增长19.7％。其中，出口累计增幅稳步攀升，共出口2625亿美元，增长20.6％。进口2377.6亿美元，增长18.7％。累计实现贸易顺差247.4亿美元。
　　2002年，伴随着入世效应还发生了引人关注的多个事件。比如：“外资快递公司与中国邮政关于快递业务的经营和管理权属之争”，“南京爱立信公司中止与国内商业银行贷款合同转而与外资银行合作”，“美国花旗银行上海分行按照国际惯例收取账户管理费”，“美国钢铁企业对国外钢铁产品的反倾销”，“中国电信港、澳业务调价引起的反响”等。这些事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牵扯到了国有企业，而且均为重要和骨干国有企业。预示着入世后，国有企业将面临严峻的变革。在变革中，国有企业是机会和风险并存。对于以制造业为主的国有工业企业来说，由于比较优势突出，机会要更多一些。但对于金融、保险、商业零售、垄断行业、公共基础设施等部门的国有企业，却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必将面临来自跨国公司的巨大竞争压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旨在谋求双赢的跨国并购正在成为国有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和战略重组的重要途径。2002年，国有企业与外资公司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跨国并购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尝试。比较典型的案例有：（1）以一汽、东风、上汽为首的国内三大汽车龙头与日本丰田、日本日产、美国福特等公司正在进行中的汽车行业并购。此外，金融、商业零售、电信等多个行业正在成为跨国并购的热点领域。（2）深圳市的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食品总公司等5家国有独资企业通过国际招标出售国有股权，这5家企业主要分布于公用和基础设施领域，拟转让给外资的股份比例分别为“能源”25%，“水务”45%，“燃气”24%，“公交”45%，“食品”70%（转让给两家外资机构，一家30%，一家40%）。值得注意的是，在转让部分股份后，除属于竞争性行业的“食品”外，其他4家企业仍然保持了国有股的绝对控股地位。（3）美国摩根士丹利投资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美国高盛公司、美国龙新基金将酝酿组建合资公司。国外投资公司与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合作标志着中国的不良资产处置将与跨国并购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为了规范跨国并购中的交易行为，切实保证各方利益，2002年11月，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规定，一并构成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的政策体系。
　　第二、国有企业的内涵和外延在发生新变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在不断拓宽
　　从国有企业的内涵看，历经了从“国营企业”到“国有企业”，再到党的“十五大”以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三次变化。当前，在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国有和国有控股”的概念也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国有资本在各个经济领域的作用，尤其是忽视了国有参股企业的重要作用。在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中，在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发挥作用的最主要形式就是体现为“国有参股企业”。为此，已经有人提出了“国资企业”的新概念，认为凡国家占有投资的企业都叫国资企业。国资企业包括国家独资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和国家参股企业。从国有企业的外延看，国有企业已经不仅是特指国有工业企业，还包括非“工”领域的国有企业，如金融、保险、垄断行业、公用事业部门、商业零售等，几乎涵盖所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经济部门。根据实践的不断发展，适时调整国有企业的内涵和外延，对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是十分必要的。
　　2002年，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在不断拓宽。针对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改革思路。一是积极推进政企分开，理顺政府与企业关系。二是积极推进公司制改革，促进企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三是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方式，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四是完善企业内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建立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和绩效考核体系，有条件的企业试行经营者年薪制。五是在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局面。2002年最为突出的就是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改革后将形成国家电监会、五大发电集团和两大电网公司构建的新运行机制。六是稳步推进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的负担。2002年，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两个文件。
　　二、2002年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主要问题
　　1、外部环境的差异导致同样的改革措施在不同地区显现出不同的效果，国有企业的差别在进一步拉大
　　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新兴城市和老工业基地之间，无论从资本充裕程度、市场机制完善程度、产业结构高度、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程度等各方面比较，外部环境的差异都十分明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种改革措施的效果。在经济发达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体制外发展起来的非国有经济这一增量比重十分巨大，使其可以比较容易地“消化”和“吸纳”体制内属于国有企业的不良存量部分，而资源枯竭的城市和部门中的国有工、矿企业，“三线”建设中布局山区的国有军工和重工业，国有企业承担的巨大社会成本根本无法被尚待发育的、十分弱小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吸收，而捉襟见肘的吃饭财政也使地方政府只能对国有企业爱莫能助。如何在下一步的国有企业改革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最终取得全局性胜利十分重要。
　　2、 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着“重外轻内”的认识误区
　　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首先，在机制重建上，重改制，轻内部组织和管理。实际上，现代企业制度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产权清晰，建立有效法人治理结构。第二层次是建立有效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第三层次是人、财、物和产、供、销的科学管理。这三个层次之间既彼此联系，又各自独立。绝不是说第一层次的建立就必然导致第二和第三层次随之而有效运转，只不过是产权明晰更能够有效激励所有者来完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科学管理。但对于多数国有企业来说，由于改制不彻底，在改制后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企业中，仍然难以真正建立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因此，国有企业内部的组织与管理并没有在改制后随之完善，我们看到的许多出各种问题的上市公司，内部管理都是十分混乱。第二、在资金来源和优惠政策上，重外资，轻内资。比如，2002年，深圳市国有企业面向跨国公司进行国际招投标出售股权，却不允许国内企业参与。第三、在发展思路上，重外需，轻内需。目前50%的出口份额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而且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份额在增量部分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国有企业所占出口份额相对越来越小。在这种格局下，要依靠外需来支撑国有企业改革显然难度很大。另外，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无法和沿海地区的出口外向型企业竞争，外需使不上劲。第四、在冗员问题上，重向外甩包袱，轻企业内部消化。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现在社会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国有企业“减人增效、下岗分流”的步子要走得更扎实一些。即便在许多发达国家的企业，以美国通用公司为例，企业内部改革中人员分流也是本着员工价值体现率最高的原则，主要在内部安置。
　　3、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格局调整中，亟待确立一个各利益主体都接受的游戏规则
　　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在利益调整中，关键是要确立一个各方都接受的利益调整游戏规则。由于缺少游戏规则，很容易导致利益调整的随意性，进而影响了改革效果，加剧了改革风险。许多地区国有企业改革中出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缺少一个大家公认的游戏规则。比如，有的国有企业凭借一纸行政批文就敢一卖了之；有的国有企业在改制中资产评估完全是经营者说了算；有的国有企业职工已经“买断工龄”了，却又“买而不断”；有的国有企业迫于压力，竟然连退休职工也要发给奖金。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效益的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出台的政策措施往往随意性很大。“一言以蔽之”，关键是要确立一个各方都接受的利益调整的游戏规则。利益调整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个游戏规则实际上主要涉及四方利益：国家、经营者、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制定这个游戏规则的关键是，要使各利益主体确立一个良好心理预期：即改革必将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周期内平滑各方面利益，一方的短期利益受损必将会以未来长期利益的增加来作为补偿。
　　5、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跟不上
　　当前，改革不配套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有资产的多头管理导致责、权、利不明确，管理部门行使权力和享受利益时争先恐后，承担责任时瞻前顾后。二是企业改制无法可依，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三是激励机制不到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没从根本上解决。许多经营者“不该拿的钱拿了，该给的钱又没有给”，收入分配起不到奖优罚劣的作用。2002年，比较典型的是广东三水市国有企业健力宝公司董事长李经纬涉嫌贪污被拘控和上市公司江西纸业高层管理人员集体腐败事件。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解决“该给的钱没有给”的问题，“令人痛心”的事情可能还会不断发生。四是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和政府财力有限，致使企业办社会问题解决难，社会保障缺位致使职工下岗分流是“剪不断、理还乱”。关键是要解决“消化”企业办社会“包袱”的资金来源问题，解决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来源问题。
　　三、2003年国有企业改革面临新突破
　　1、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将进行积极有效的新探索
　　“十六大报告”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新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资源等，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他国有资产由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中央政府和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这种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克服了多头管理的弊端，实现了集中管理，进而提高了管理效率。这种模式还可以有效防止政企分开后“内部人”控制企业，实现放权和有效监督相结合。
　　2、在相关政策规定指引下，跨国并购将得到热而有序地迅速发展，成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利用外资的有效新形式
　　2002年，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先后出台了多项规范跨国并购行为的政策规定。2003年，预计跨国并购必将出现新的热潮。不仅在制造业领域，在金融、保险、商业零售、公用事业等多个部门都将会出现购并行为，将极大地推动国有企业利用外国资本、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装备。
　　3、高度重视配套改革，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首先，要继续实施启动内需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措施，为国有企业开拓出一片市场空间来。目前，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要依靠外需来支撑中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改革显然不太可能。如果能够启动内需，尤其是加快西部大开发步伐，将为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
　　其次，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将企业责任和社会责任分清楚，将企业成本和社会成本分清楚，才能为国有企业创造与其它企业平等竞争的初始条件，才能使得国有企业改革的体制成本和系统风险不积聚于部分企业或局部地区，而是有效合理地分散到全社会。
　　最后，要建立积极向上、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环境。
　　4、根据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尽快建立国有企业薪酬激励的长效机制
　　中国入世后，对于国有企业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能够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人才，尤其是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新的薪酬机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决不能搞新的高水平的平均主义，要提高风险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一位国有企业的老总说得好：“年薪制的实行，要使经营者有发财的机会，同时也要有跳楼的风险，不能负盈不负亏。”二是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相结合，尤其是要重视长期激励，使他们建立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几乎都没有公司股份，这在发达国家的企业是难以想象的。三是年薪制实行的重要前提是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市场化选拔，新的薪酬机制确立的重要依据是经理人员市场的定价标准。四是新的薪酬机制一定要规范。对于在职消费要严格界定，在实行年薪制的同时严格限制各种灰色收入。实际上，外资企业有许多好的管理办法完全可以为我所用，而不用另搞一套。
　　中国网 2002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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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

作者：张维迎

豆瓣评分：8.7

出版社：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1

页数：427

内容简介：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企业改革将何去何从？有什么原则我们必须要遵守？有什么陷阱我们必须要跃过？在过去三十余年的改革进程中，我们经历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学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而现在，我们在哪里？方向又在哪里？我们能否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子孙，创造一个公平有效的未来？

观三十余年改革风云，凝二十余载研究心血。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怀忧国忧民之心，以自由市场为理念，以企业理论为刀笔，以产权制度为切口，深入剖析改革症结，终成一家之言。要理解当代中国，理解国企改革的历史、本质以及未来的方向，本书是必读作品。

本书收录了张维迎先生自1986年至2014年写就的19篇学术含量非常高的文章，涉及的问题包括企业家与所有制、公司治理结构、国资管理体制、企业重组与并购、地区间竞争、民营企业融资、资本市场的发展、民企与国企的未来等。这些文章是作者将企业理论应用于中国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但本书并不仅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因其是对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进程所作的持续观察与研究，它实际上又是一部中国改革史著作。

根据南京大学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年度统计报告（2013）》，在国内管理学著作学术影响力排行榜上，本书位居第二。

作者简介：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1984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94年9月获得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11年，因对双轨制改革的开创性研究获得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主要著作包括：《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市场的逻辑》、《理解公司》、《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