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周报12篇文章

文学周报12篇文章

叶圣陶文集》（１～８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４～１０月版。

【短篇小说集】

《膜》，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２年３月版。

《火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３年１１月版。

《线下》，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版。

《城中》，上海文学周报社１９２６年７月版。

《未厌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９年６月版。

《四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１９３６年８月版。

【长篇小说】

《倪焕之》，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２９年８月版。

【散文集】

《脚步集》，上海新中国书局１９３１年９月版。

《未厌居习作》，上海开明书局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版。

《西川集》，重庆文光书局１９４５年１月版。

《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３月版。

【诗集】

《存集》，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０年８月版。童话：

《稻草人》，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年１１月版。

《古代英雄的石象》，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３１年６月版。

【理论】

《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月版。

【教育论著】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下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版。

朱自清的代表作散文有什么

1、《绿》是中国现代散文家朱自清于1924年2月所作的一篇写景散文。全文以热情的笔调，对梅雨潭的景物进行了细致的描写，颂扬了祖国大自然的绚丽风光，写得清新细腻，漂亮缜密，精致玲珑，诗意盎然。表达了作者对美好境界的赞美和追求。

2、《春》是现代散文家朱自清的作品。《春》是朱自清的散文名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7月，此后长期被中国中学语文教材选用。

在该篇“贮满诗意”的“春的赞歌”中，事实上饱含了作家特定时期的思想情绪、对人生及至人格的追求，表现了作家骨子里的传统文化积淀和他对自由境界的向往。

3、《匆匆》是现代杰出的散文家朱自清写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文章紧扣“匆匆”二字，细腻地刻画了时间流逝的踪迹，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和惋惜。

4、《白种人—上帝的骄子》著于1925年6月19日，作者朱自清。该文章于1925年7月5日发表于《文学周报》第180期。

5、《航船中的文明》是一篇记叙散文。作者朱自清在不到两千字的行文中，辛辣地讽刺了所谓“国粹”和所谓“精神文明”。

泰戈尔的诗集谁的译本较好？

　　以下是网页上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来自

　　永远闪光——评郑振铎译泰戈尔诗
　　（选自网络）

　　一、几种容易见到的泰戈尔诗集

　　如今，泰戈尔诗集早已不难找。英文版的，可以从网上搜到；没有能力或是更愿意读中文版的，除各种选本、中英对照版外，还可以去看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泰戈尔诗选》（冰心、石真译，1958年初版）、浙江文艺出版社版的《泰戈尔散文诗全集》（1990年初版），它们都曾再版过多次，前者还被当作课外阅读书目之一，在近年再次重印，换了一种设计平凡的封面，向全国学生们推荐。

　　尽管所谓的《泰戈尔散文诗全集》并不全，另外读完《泰戈尔诗选》，泰戈尔的大部分诗作就能读到了。然而，这就够了吗？读这两本书时，泰戈尔是否往往会给你“不过如此”的感觉？

　　如果是这样，那么你需要寻找上海新文艺版的泰戈尔诗集。找不到也没有关系，从1981年起，上海译文出版社将这套诗集重新出版，且比以前品种更全，如吴岩译《情人的礼物》，便初版于1984年。这套书，1987年曾经全部重印过。这就够了吗？如果读完它们，泰戈尔还会给你“不过如此”的感觉，那就远远不够。这时，你需要寻找人文版的两种单行本，作为补充：

　　郑振铎译《新月集》（1954年初版）
　　冰心译《吉檀伽利》（1955年初版）

　　至少到1989年为止，这两种可爱的小书都重版过。这该够了吧？

　　不。
　　还不够。
　　不够。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西谛译泰戈尔诗，那还不够。
　　因此，你该回到过去。为西谛译诗痴迷的人，请随我来。
　　让我们一起翻开《文学周报》，从逝去的年代中寻回郑振铎译泰戈尔诗。
　　寻回那些纯净且美好的译诗，寻回被他们扭曲的泰戈尔。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西谛译泰戈尔诗，请随我来。

　　二、综述《文学周报》刊西谛译泰戈尔诗

　　翻译泰戈尔诗，当然绝非西谛的专利。
　　在1922年3月1日出版的第30期《文学周报》（时名《文学旬刊》，至第81期起名《文学》，至第172期始名《文学周报》）上，可以看到两首“太戈尔”（泰戈尔）诗：

　　一是《毁谤》，徐培德译自《新月集》；
　　一是“《园丁集》第67首”（实为第70首，报纸刊登有误），[亻民]译。

　　在这两首译诗发表的前后，西谛也在陆续译泰戈尔诗。

　　1922年夏天，郑振铎选译的《飞鸟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包括257首译诗，“占全部的四分之三以上”（郑振铎《飞鸟集》新序），其余69首诗补译于1956年；1923年秋天，郑振铎选译的《新月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包括31首译诗，其余9首补译于1954年。

　　在1923年8月之前，王独清（1898～1940）译《新月集》已由创造社出版，这很可能是《新月集》的第一个全译本。商务印书馆1924年8月初版的《星海》（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中，有一份《最近文艺出版物编目》，其中提到：

　　飞鸟集，太戈尔著，郑振铎选译 文学研究会丛书太戈尔诗选本
　　新月集，太戈尔著，郑振铎选译 文学研究会丛书太戈尔诗选本
　　新月集，太戈尔著，王独清译 创造社出版

　　为什么将王独清译本的出版时间限定在1923年8月之前？1923年8月27日出版的第85期《文学周报》上，刊有一篇郑振铎《太戈尔新月集译序》，其中提到：

　　后来王独清君译的《新月集》也出版了。我更懒得把自己的译下去。许多朋友却时时催我把这个工作做完；他们都说王君的译文，太不容易懂了，似乎有再译的必要。那时，我正有选译太戈尔诗的计划，便一方面把旧译的稿整理一下，一方面参考王君的译文，又新译了八九首出来；……原集里还有七八首诗，因为我不大喜欢它们，所以没有译出来。
　　……而太戈尔之写这些诗，却绝非为儿童而作的。……这正如俄国许多民众小说家所作的民众小说，并不是为民众而作，而是写民众的生活的作品一样。……
　　十二、八、二十二。

　　从这些介绍看，王独清的译文也许采取了象征派手法，或者干脆用古文译的，所以才不容易懂吧。即便如此，对这种译本也有了解的必要。可是，这里引用的这两段话，在人文版郑振铎译《新月集》中却只能找到几个字，尽管那里也收录了这篇译序，但又改又删，已非全貌。我曾经以为，这篇译序原本就是人文版《新月集》中印的那样——这个骗，已经受了十多年了。

　　同样，在上海译文版《飞鸟集》中所收的序文恐怕也非昨日颜色，但我在《文学周报》里查不到它，但找到两篇郑振铎谈《飞鸟集》的文字，其一刊于1923年7月22日出版的第80期，题为《再论飞鸟集译文——答梁实秋君》（另一篇见第79期）。从文章看，估计当时王独清译《新月集》已经出版，且为全译本，所以梁实秋才披着不赞成全译本的外衣闹事。于是，西谛这样回答他：“我最佩服梁君的同学闻一多君的批评态度”。
　　的确，闻一多的批评态度才是好的，虽然见解与郑振铎等不尽相同。1923年12月3日第99期《文学周报》上，刊出一篇闻一多从美国邮寄来的《泰果尔批评》。郑振铎一面表示不完全赞同，一面表示欢迎他的批评，两种态度都是真诚的。闻一多的这篇批评，用词不无挖苦之意，却很有些深刻见解，如这一段：

　　“哲理本不宜入诗……泰果尔也曾拿起Ulysses底大弓，尝试了一番，他也终于没有弯得过来。泰果尔虽然爱好自然，但他爱的是泛神论的自然界，他并不爱自然底本身”。

　　从泰戈尔诗看，尽管他爱的的确是“泛神论的自然界”，却无损于他诗歌的美。

　　此外，在《文学周报》还能找到两条《小说月报》广告。1923年8月27日出版的第85期、11月19日出版的第97期《文学周报》上，分别能看到《小说月报》第14卷9号“太戈尔专号上”目录和第16卷10号“太戈尔号下”目录，从中可知，除郑振铎外，茅盾、赵景深也选译了泰戈尔诗集：

　　《歧路》选译——沈雁冰
　　《爱者之赠遗》选译——郑振铎
　　《新月集》选译——郑振铎
　　《吉檀伽利》选译——郑振铎（以上见“太戈尔专号上”）
　　《爱者之贻》选译——郑振铎
　　《园丁集》选译——郑振铎
　　《采果集》选译——赵景深

　　这些译文都是值得期待的，可我缺乏买到这两期《小说月报》的运气，就只能在下面老老实实地谈收入《文学周报》的西谛译泰戈尔诗。我想，其中的部分译文大概也曾在《小说月报》的“太戈尔专号”上出现过，因为有时《文学周报》也会选刊《小说月报》上的文章。

　　三、较量：西谛译泰戈尔诗与其他译本的简单比较

　　王独清、茅盾、赵景深的译本没有见到，以上提到的其他译本，都在我的手中。那么，就让我用郑振铎译《新月集》的人文版单行本，还有《文学周报》刊西谛译泰戈尔诗与其他译本一较高下——当然，以下仅仅是我个人观点。

　　此前，先列出1923～1925年《文学周报》刊出的西谛译泰戈尔诗目录。目前，据我未必完全的搜寻（如有新发现，将再次补充），它们共19首：

　　第81期（7月30日），太戈尔诗一首（《爱者的赠遗》）
　　第82期（8月6日），太戈尔诗三首（《园丁集》，第28、34、46首）
　　第83期（8月13日），太戈尔诗三首（《歧路》）
　　第93期（10月22日），太戈尔诗选译（《爱者之贻》，3首）
　　第94期（10月29日），太戈尔诗选译（《园丁集》，第2首）
　　第95期（11月5日），杂译太戈尔诗（《园丁集》，第17、18首）
　　第96期（11月12日）杂译太戈尔诗（《园丁集》，第35首）
　　（以上刊1923年《文学周报》）

　　第158期（2月2日），太戈尔诗杂译（《园丁集》第4首）
　　第159期（2月9日），太戈尔诗杂译（《园丁集》第6首）
　　第160期（2月16日），太戈尔诗杂译（《园丁集》第9首）
　　第163期（3月9日），太戈尔诗杂译（《园丁集》第13首）
　　第164期（3月16日），园丁集选译（《园丁集》第19首）
　　（以上刊1925年《文学周报》）

　　从这个目录看，《爱者之贻》原来的译名是《爱者的赠遗》，后来才变得那么完美，并为石真的译本所采用。那么，石真译《爱者之贻》又如何？就用它开始比较吧。

　　《爱者之贻》第十三首（石真译）

　　昨夜，在花园里，我向你献上青春洋溢的醇酒。你举起杯儿，放在唇边，合上双眼微笑着。我撩起你的面纱，拨散你的长发，将你那宁静而又洋溢着柔情蜜意的脸庞贴在我的胸膛上。昨夜，月光梦一般漫溢在安睡的大地。……（收于浙江文艺版《泰戈尔散文诗全集》P213）

　　还不错，是吗？且再看第93期《文学周报》所载西谛译《爱者之贻》第十三首：

　　昨夜我在花园里，献我的青春的白沫腾跳的酒给你。你举杯在唇边，开了两眼微笑着，而我掀起你的面幕，解开你的辫发，把你的沈默而甜柔的脸妆在我的胸前，明月的梦正泛溢在微睡的世界里。……

　　就算并不准确，西谛的译文也比上面的好得太多。再来看看第83期《文学周报》所载西谛译《歧路》第十二首的全文：

　　我的心呀，紧紧的握住你的忠诚，天要黎明了。
　　“允诺”的种子已经深深的埋在土里，不久便要发芽了。
　　睡眠如一颗蓓蕾，将要向光开放它的心，沈静也将找到它的声音。
　　你的负担要变成你的赠赐，你的痛苦也将烛照你的道路，这日子是近了。

　　石真将这个集子译为《渡口》，这一首的译文是：

　　心儿呀，不要沮丧，天将破晓，黎明即将来到。
　　诺言的种子，深深扎根土中，终将发芽，破土而出。
　　睡眠，像花蕾，就要向着光明敞开胸怀，沉默终将发出声响。
　　负重将得到报偿，苦难将照亮你的路程，这一天即将到来。（收于浙江文艺版《泰戈尔散文诗全集》P238）

　　这一次，西谛的译文要好得更多。

　　再来简单比较一下《园丁集》。如第94期《文学周报》所载西谛译《园丁集》第二首中的一句：

　　“如果我在生的岸上，熟思死和未来，那末有谁为它们编造热恋的歌呢？”

　　这一句，吴岩译作：

　　“如果我坐在人生的海岸上，竟冥想死亡与来世，那末，有谁来谱写他们的热情的歌呢？”（吴岩译《园丁集》P4，上海译文版）

　　冰心则译作：

　　“如果我坐在生的岸边默想着死亡和来世，又有谁来编写他们的热情的诗歌呢？”（浙江文艺版《泰戈尔散文诗全集》P43）

　　冰心的译文稍好些，但以上哪种都比不上西谛译文。不要说郑振铎，别人译的《园丁集》也可能更好些。1922年3月1日出版的第30期《文学周报》上刊出的那首 [亻民]译《园丁集》第70首，开头部分为：

　　我记得我做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浮一只纸船在小溪里。
　　那时正是七月的一个阴天，
　　我快乐的做我的游戏，
　　浮我的纸船在小溪里。

　　吴岩译《园丁集》第70首开头是：

　　我记得我童年时期的一天，我浮一叶纸船在沟渠里。
　　这是七月里潮湿的一天；我独自一人，玩得好生高兴。
　　我浮我的纸船在沟渠里。

　　冰心译《园丁集》第70首开头是：

　　我记得在童年时代，有一天我在水沟里漂一只纸船。
　　那是七月的一个阴湿的天，我独自快乐地嬉戏。
　　我在沟里漂一只纸船。

　　冰心的译文稍好，但以上哪种都比不上[亻民]的译文。虽然不知西谛是否译过《园丁集》第70首，但从[亻民]的译风看，他译的泰戈尔诗照西谛还有一大段距离。

　　郑振铎译《吉檀伽利》不可见，无法与冰心译本相比，下面惟有比较一下几种《新月集》译文了。第30期《文学周报》刊出的徐培德译“太戈尔”诗《毁谤》，第一句就叫人讨厌：

　　“为什么原故有那些眼泪在你的眼睛里，我的孩儿？”

　　这一首，在人文社版郑振铎译《新月集》中名为《责备》，该句译文为：

　　“为什么你眼里有了眼泪，我的孩子？”

　　不知冰心是否专门译过《新月集》，但冰心译《吉檀伽利》的第60、61、62首，即郑振铎译《新月集》中的《海边》、《来源》、《时候与原因》这三篇。比较一下，就能发现，冰心的译文比较拘谨、冷淡，无法体现出诗中特有的那种男子，尤其是泰戈尔那样的男子在诗中流露出的（与女性比较而言，绝无对女子的贬意）热情、率真及泛爱胸怀。
　　冰心的译文，本是好的，与郑振铎相比，竟黯然失色。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译者是否不能够与作者相互“重叠”，成为相似甚至相同的一个。

　　泰戈尔诗中，“孩子气”与“成人气”往往不相上下，里面有夜月般的沉静，水晶般的通明，儿童般的天真，对自然界的泛爱，可也有烈火般的激情，智者的感喟，不媚权贵者的桀骜。因而，泰戈尔的诗终究是阳性的，读了它们，恍如看到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阿基米德——为了所追求的，甚至不惜生命，痴，然而诚。
　　故此，《新月集》这一类的诗集尤为难译。然而，对郑振铎来说，这些都不在话下，尤其是《新月集》，而他译的《新月集》也的确可以用绝美来形容，因为，他不但能够与泰戈尔相互“重叠”，且同样具有《新月集》中的浓烈“孩子气”。
　　别的泰戈尔诗译者，却往往不能够如此。写过《寄小读者》、《小桔灯》的冰心可以算有一点“孩子气”，但与西谛比还嫌不够，她的《小桔灯》等文字里面，终究还不脱隔膜口气，她译的泰戈尔，也拘谨了一些。
　　郑振铎的“孩子气”到底有多重？请让我引用几段叶圣陶为郑振铎夫妇编选的童话集《天鹅》所作的序文说明：

　　安徒生有童心，人称他为“老孩子”。因联此想，振铎的适当的别称更无过于“大孩子”了。他天性爽直，……这种纯然本真，内外一致的情态，惟有孩子常常是这样的。
　　朋友们举行什么集会，……往往轮流讲个笑话，……论到振铎，他总说，“我讲一个童话。”于是朋友们哗然笑起来，……。他访问朋友的家里，……总先去找那些孩子，……孩子们当然高兴，……尽闹尽舞，常常有压扁了他的帽子弄破了他的眼镜的事情。到他想要走时，也许并没有同主人谈过一句话。（《天鹅序》，原载《文学周报》1924年12月1日第150期）

　　“孩子”而且“老”，才能写出《新月集》这样的文字，才能将《新月集》这样的文字完美地译成中文。

　　翻译泰戈尔诗，当然绝非西谛的专利。然而，有西谛在，泰戈尔便不会给你“不过如此”的感觉。
　　西谛译泰戈尔诗，将永远闪光。
　　我希望，最终可以读到所有的西谛译泰戈尔诗。

　　最后，让我用以上的所有文字作为郑振铎先生的怀念——没有他，国内文坛是寂寞的，始终是寂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