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族的杂志有哪些
打工族的杂志有哪些
《江门文艺》已经停刊了.
2012年12月,月发行量曾达到30万册的老牌打工文学杂志《江门文艺》(打工·生活)宣告停刊,江门文艺杂志社社长尹继红先生在该期卷首语中深情地写道:“从2013年1月刊开始,我们在期刊市场上将再也见不到我们曾经熟悉的《江门文艺》(打工·生活)杂志新一期出现了。”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佛山文艺》《打工族》《江门文艺》等一批打工文学杂志在上世纪90年代的辉煌,可以说与当年的阅读环境息息相关,那个时候文学对于打工者来说,是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随着现代娱乐多元化、网络的发达等诸多因素,直接将《江门文艺》这些打工文学杂志挤压到了生存的边缘。
佛山文艺停刊原因
因为销量下跌。《佛山文艺》常年做武侠,突然间就销量下跌,杂志用户反馈周期又长。《佛山文艺》是华南地区最负盛名的期刊品牌之一,诞生于期刊大省广东,以及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珠江三角洲腹地,创刊二十几年来,几经风雨,几经曲折,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发展,不断壮大。佛山文艺杂志包括两份广受读者喜爱的杂志:《佛山文艺》文学半月刊及《打工族》综合文化半月刊。佛山文艺杂志社拥有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编辑队伍,我们与充满激情和灵感的作者读者一起,构成了朝气蓬勃的佛山文艺大家庭。多年来,我们坚持贴近现实生活,关怀普通人生,抒写人间真情,体现时代精神的编辑理念,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读者为中心的办刊思路,创造性地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期刊风格。佛山文艺杂志社是全国最早走进市场的期刊社之一,经过十年的艰苦创作,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编辑理念和经营思想,并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打工文学的深圳情况
30年前,怀揣梦想的各地青年涌入深圳。他们带来了掘起热土的力量,也催生了一个特有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 深圳是打工文学的策源地。1984年,《特区文学》刊发了来深打工者林坚的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成为全国打工文学的“头炮”。深圳更是打工文学的举旗者。上世纪90年代起,深圳打工文学作家队伍迅速壮大,《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等一系列优秀作品轰动全国。在迈向市场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打工文学根据时代变迁作出适时调整,日渐成熟。如今,打工文学已经成为深圳文化品牌中一张闪亮的名片。二十多年来,深圳打工文学的发展,是一条由幼稚到成长再到成熟的生命轨迹。雏形孕育:真情笔触引发共鸣打工族背井离乡,在卷入城市化进程后遭遇种种困境。一方面,他们具有传统农民文化资源稀少、无力争取权利等弱势群体的特征;另一方面,城乡差异触发他们情感错位,“走出了乡村,走不进城市”。这些被压抑的情感成为打工文学崛起的原动力。自1984年诞生第一篇打工文学作品以来,无数个“林坚”开始动情写下“别人的城市,自己的文学”,奠定了打工文学日后发展的基石:刘澍泉的《深圳临时工》多角度解释深圳几十万临时工的奋发与悲欢;陈秉安的《来自女儿国的报告》书写20万女临时工的爱欲渴求,生动呈现她们的生存图景;蛇口一工地围墙上还出现了这样几行字:“一早起床,两腿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眩晕,七滴眼泪,八把鼻涕……”,成为“打工诗歌”的源头。深圳大学教授胡经之这样评价打工文学的诞生:“它真切地反映了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情感世界与理想追求,以形象、鲜活的文字,记载了当代中国人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过程的精神历程。”打工文学勃然兴起之时,《特区文学》等杂志开始为这一类文学创作提供广阔舞台。1988年,由宝安区文化局主办的《大鹏湾》创刊。这本以反映打工仔生活为己任、追求打工仔文学特色的刊物成为打工文学的“黄埔军校”,受到广大打工者的欢迎。戴斌、谢湘南等一批因创作打工文学而引起文坛关注的作家、诗人,其成长都离不开《大鹏湾》的丰厚土壤。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打工文学研究专家杨宏海认为,在深圳这个外来劳务工远超过原住民的城市里,打工文化与打工文学从萌发时开始,就一直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和扶持。羽翼渐丰:第一代作家掀旋风打工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涌现了以林坚、张伟明、安子为代表的第一代打工文学作家。当时,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打工文学”异军突起》的文章,称其“以短、平、快的节奏冲入中国的文坛,掀起一股旋风”。这是打工文学的高产阶段。1992年,海天出版社推出“打工文学系列丛书”,其中包括报告文学集《青春寻梦》,安子的《青春驿站》,林坚、张伟明的《青春之旅》等八部作品。当时担任《青春寻梦》主编的杨宏海说:“这些作品大都属于‘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它们以真实性的笔触、原生态的信息,公开了‘打工一族’鲜为人知的生活,引导读者了解打工阶层乃至整个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间的新关系,以及劳资双方既有合作又有斗争的社会现实。”这些饱含真情的作品在打工族间反响强烈,《大鹏湾》仅单期发行量就在10万份以上。在“打工文学系列丛书”中,长篇纪实文学《青春驿站》尤为值得关注。作者安子通过16个打工妹的故事再现了打工妹的复杂心态和“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太阳”的执著追求。该作被《深圳特区报》、上海《文汇报》等多家报纸转载。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彭学明认为,《青春驿站》文字粗粝,故事简单,其文学性远远不及后来郑小琼、王十月的作品。“但《青春驿站》巨大的真实性,却掀起了打工文学的狂潮,这种情感的共鸣,是作品成功的最大因素。《青春驿站》的真情实感,是对披着华丽的文学外衣却不知情为何物的垃圾作品最大的打击。”鲲鹏展翅:新生代向新高度进发进入新世纪以来,深圳打工文学迈向新台阶,崛起了王十月、戴斌、谢湘南等新一代打工作家和诗人。2005年,共青团中央设立了针对进城务工青年的“鲲鹏文学奖”,打工文学已经进入了主流视野。与上代相比,新一代打工作家开始回归纯文学、用更尖锐的目光观照生活点滴,意境更深远,胸怀更大气。在小说领域,深圳作家王十月是代表人物。他的小说《出租屋里的磨刀声》表现异乡打工者的生存焦虑感和“如履薄冰”状态,《刺个纹身才安全》、《示众》涉及打工群体基本权益保障问题等等。他说,自己在刚开始写作时,心中的读者就是在工厂打工的兄弟姐妹,“将有没有感动工友作为检验小说好坏的重要指标”。再看另一阵地——真正意义上的打工诗歌,也脱离了最初形态,登上舞台。谢湘南、安石榴等深圳诗人用“极具‘陌生化’效果的艺术观照让我们对打工生活有了立体化的认识,将打工文学的艺术成就推向新境界”。深圳大学副教授黄玉蓉说。打工文学自身发展的同时,也离不开深圳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有力支持。多年来,深圳市为促进打工文学发展做了诸多有益的实践。自2005年起,深圳已连续五年成功举办“全国打工文学论坛”;2008年,深圳主办了“全国首届大型农民工诗歌征文大奖赛”。深圳市宝安区作协主席王熙远介绍,仅宝安一个区,就产生了近300人的打工作家群,其中有近80人经常在省级及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这种独特的“打工文学现象”还引起了中国文艺界的持续关注。此外,全国独创的《打工文学》周刊也由《宝安日报》推出,创刊一年多以来已发行近80期,为一大批打工文学新人提供了创作平台。可以说,打工文学早已深深地浸入于深圳的骨髓,成为这座城市的文脉。对于未来,不少研究者认为打工文学会长期发展。深圳市社科院研究员王为理说:“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才刚刚进入中兴阶段,打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持续存在。”另一方面,专家也为它走向新辉煌献策,著名评论家萧夏林认为,打工文学应该告别单纯的体验式写作阶段,进入更深层次的研究领域。让打工文学现象进入大学研究领域,在文学的框架下进行多元、系统的研究。
原创打工故事《知青的岁月—我为打工文学添彩》
我现在坐在北京市广安门南街一座宽敞明亮的编辑部办公室里,写着新闻稿,不时站起来拉开书柜查找需要的资料,不料一张张散发油墨味的《新莞人》报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拿着《新莞人》报望着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微风吹过,我身上有一阵凉意。我心里莫名顿生惆怅和思绪……
白天加班加点晚上挑灯夜战
我是一位豫淮北岸一家电视台记者,1995年3月份,正阳县某乡供销社梁某积压3年失效变硬的磷肥5吨,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达不到正规印刷厂印刷商标,冒充“外国磷肥”公开销售,坑害农民。我获悉情况后,立即到彭桥受害者采访,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明察暗访,连夜赶写题为《彭桥乡查处假劣化肥》等新闻稿件寄给编辑部,河南媒体很快做了报道,顿时,在省内引起强烈的反响。领导有意给我穿小鞋,工作不开心,我觉得我应该换个环境,透口气,于是把眼光投向了火热的南方。
1998年,我南下那天,我怀揣着一张大学文凭和十本作品剪集,在东莞市汽车站下了车。
由于丢了身份证,我决定去东莞投奔一个同镇不同村的表哥罗晔,那时他已名声赫赫。我家乡的省报与地区报及县电视台都报道了他在广东《从杂工到业务经理》的成才事迹。一个操粤语的保安看了我的记者证后,仔细审视我的行装,然后盘问我,诸如与经理的关系,当我也同样费了好大的气力才说清我是前来投奔这位已做了经理的乡亲时,保安才拨响了保安室的电话……
就这样在表哥罗晔的担保下进了他那个伟成厂。我说:“表哥,我第一次出远门什么也不会,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还是进车间当普通工人呢?”表哥罗晔却说:“你是记者,当普通工人丢了我的面子,进写字楼当文员吧!”我在别人羡慕的眼光中进了写字楼。这家厂也不算大,写字楼八个漂亮的女孩子,只有我一个是男子汉。经理罗晔把我带到一位漂亮小姐面前,对她说:“阿玲,我给你带来一个靓仔,在家乡当过记者,文笔不错,忙时可以帮你写一下报告,给客户回回信啦……”阿玲望着我,点了点头说:“好的。”
经理罗晔去了,阿玲对我说:“你的工作是接一接客户电话,招一招工,还要管保安。”说完,阿玲便低着头,对着电脑干她的事。由于表哥罗晔是厂经理,权力大,所以我的工作轻松些。每天上班下班,和大家一起愉快而平淡地生活着。
有一天,保安员刘将军上夜班,凌晨时,偷盗喷油部的工具喷油枪 50把。被村治安队抓住了。因为这件事,老板苏生大为恼火,大骂经理罗晔。经理罗晔为保护自己的位置和以后的安全,以我是主管保安工作的,工作失误为由,炒了我的鱿鱼。
后来老家给我邮寄来了身份证,我只身闯东莞,在《东莞企业风采》杂志社招记者,张子保又进了杂志社当一名拉单记者,当记者半年中花了不少积蓄,没有拉到一个单。
2001年,张子保又应聘到油柑埔兆业厂任生产主管。业余时间,张子保却觉得无聊,精神上感到特别的空虚,放弃了高薪。直到走进充满生机勃勃的嘉利集团,漂泊的心顿时就好像回到了久违的家一样,倍感亲切和温暖。张子保不再为生活感到悲伤和失望,这个厂很重视企业文化,有厂刊、图书室、图书室里订有全国报刊几十家;能有那么多书看,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生活享受了。张子保从一名员工成长为组长、主管、企业主编。
那时候一股打工文学潮正在珠三角地区兴起。
记得2010年8月份,我们厂放假一天。我骑着单车去凤岗书城看书。油柑埔到凤岗不太远,骑着单车并不怎么累人,我独自一人在凤岗的大街小巷转悠,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书店---新风书店。
书店里报刊如林,色彩斑斓,不知哪些书好看。我正在寻找着,突然,我看到一本《南飞燕》,随手翻阅,惊异地发现这本书刊是我早该寻找的乐园,内容丰富多彩,潜心细读,妙趣横生,百看不厌,真是相识恨晚啊!说句心里话,我真的好喜欢读“本刊推荐”、“头燕高飞”、“情爱百味”、“打工岁月”、“漫游故乡”等栏目。特别是写打工族的悲欢离合的文章,很感人。当我翻到2010年第9期的《南飞燕》时,发现“漫游故乡”栏目发表了我采写的一篇文章《家乡的枣树》,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引得书店看书的人们一阵观看。
在这里打工,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理想和目的,继续从事他的写作事业.公司分给他一套房间,买了一台电脑,白天上完八个小时外,一个人安静地进入文学创作天地……
为了买《江门文艺》、《打工文学》、《打工族》等打工文学杂志,我要赶到邻镇去才能买到,因为本镇没有买的,所以一个来回坐车,就花费了好多钱。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厂里客户来料加工,案板上摊一层报纸,工友们做完货,把报纸就扔了垃圾处,我巡厂发现一份叫《南方工报》的报纸,它的副刊全是打工人写的文章,很贴近打工生活,于是我立即记下地址,接下来的日子“有稿就投”,结果“每投必中”。
那个时候,尽管生活和环境的压力让人透不过气来,但那种创作热情却时时在躯体内涌动。那似乎是一个“革命”的年代,附近的很多打工青年都是文学爱好者,他们习惯了先是随处流浪,积攒生活体验,然后找一份工作,白天加班加点工作,晚上挑灯夜战,写作不断。
右一图中:四川籍青年周崇贤初中未毕业,跑到南方边打工边写作,他已出版《打工妹咏叹调》等15部长篇小说。被广东省作家协会评为广东省新人新作奖,户口、房子国家给他解决了,现在是广东省委青工主席。
那个年代,特别是东莞和深圳是打工文学繁荣昌盛的局面。在深圳,安子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太阳的机会;不定激励了不少打工仔、打工妹。在佛山,四川籍青年周崇贤初中未毕业,跑到南方边打工边写作,他已出版《打工妹咏叹调》等15部长篇小说。被广东省作家协会评为广东省新人新作奖,户口、房子国家给他解决了,现在是广东省委青工主席。,一批批有着我同样经历的打工者,用手中的笔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激情。我们中有人圆了自己的“文学梦”,也有人用手中的笔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几百万人需要精神文化
东莞的打工者有好几百万人,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我们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精神需求也提高了。可眼下,广播、电视、网络等传媒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直到现在,仍然缺少一种为我们而生的精神文化,或者更纯粹地说就是“打工文化”。
东莞就只有《南飞燕》一家打工杂志,但在我看来,它办得并不令人满意,比如一些真实反映打工生活的文章,他们不用,这就导致了它不一定能够真实地反映打工生活的原生态。
多一点阳光,少一点灰色。我们不是非要反映社会灰暗的一面,或者现实究竟有多残酷。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我们所提倡的“打工文学”中注入文学、思想、艺术三方面的融合,从而正确引导打工者的生活状态,提倡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我来到东莞,那时我还只是工厂里的一名小工,每天在流水线上忙碌;
我在东莞打工几十年了,在一些刊物上也发表不少作品,且也做过内刊编辑,在打工文学圈子里还算小有名气,经常有小青年打电话或发信件,让我帮忙审阅文稿或推荐到杂志社去发表,
慢慢地大家志同道合,都希望能有这样一个平台。”我记得有一位文友名叫刘金山提的建议和我说一些心里话,萌发我创办<新莞人>报的想法。那位文友刘金山说:
当然,很多人都在岐视打工文学,说打工文学背弃了文学的主流。只不过是一些民工的情感日记罢了。这些都是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就是低档次文学。换句话而言,打工文学就是城市里的一件破衣裳。请调转一下你们的笔锋。用你们的笔给打工人一点光明。给我们一点温暖吧!我们的灵魂是如此的苍凉。我们的内心又是如此的脆弱。
人在他乡,孤独和寂寞就像是一把剔骨的钢刀。我们用血汗建起座座高楼。却住不进自己建的楼房。永远住的是低矮的工棚。我们像牛马一样,在流水线上累死累活。为的只是用自己微溥的薪水馈赠自己的家人。尽管如此,在异乡,我们还要遭受别人的白眼。白天像个机器人,晚上像人木头人。老板像一台榨油的机器,无情的榨取工人的血汗。当一切,压抑,不公,侵袭着我们的心灵。
这才发现,对于这个城市,我们始终是这个城市的过客罢了。打工几年,我们终就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那里才我们的家,才是我们的根。而对于这座城市,却只能成了我记忆中的故乡。然而,不管我们在这个城市生活多少年,对于这个城市而言,我们永远是异乡人,与这个城市无缘。我的肉身虽然进驻了城市,而我的灵魂却永远都流尚着是农民的血,而生我养我的故乡,却真正的成了回不去的家,呆不住的异乡,回不去的家,而自己真正的家却怎么也回不去了。有一天,当自己回到自己的故乡。已经适应城市生活的我,还能像自己的父辈一样去田地里侍弄庄稼吗?还能守着那二亩薄田过日吗?我想我是做不到的。我永远是漂荡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离魂。当然,这是文学的说法。通俗的说法就是----农民工。我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我是农民工,我想,能想出农民工这个词语的人,真是个天才!
当然,打工文学也是在时代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必然必物。写作是源于打工人心中的呐喊,是一种灵魂与灵魂的对白。这种文字很真诚,使我的心有一种触电般的感觉。一篇篇用血泪凝结成的文字。这分明是作者蘸着血和泪的书写。
张子保邀请文友创办《新莞人》报
2007年8月,刘金山站着开了11个小时机器,终于熬到晚上9点下班,浑身像散了架,躺在床上不想动。
这时,某企业月刊的编辑张子保发来信息,让刘金山参加一个聚会,商量办一份《新莞人》的报纸。
经过艰难的步行,终于来到打工作者聚会的老地方--凤岗镇百昌商场前的空地上。
夏夜的风款款吹来,荡掉了大地多余的热量,明亮的夜空下,星光点点显露,一弯眉月悄挂,刘金山想起了励志歌手郑智化的《星星点灯》
星星点灯,
照亮我的前程,
让一缕光温暖孩子的心…
刘金山远远地看到张编辑,他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脸上带着笑容,眉目炯炯有神,浑身上下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感觉,看起来像个蛮有学问的知识分子。
旁边坐着一位面孔忠厚朴实的是陈子健作者,看到刘金山来,俩人慌忙站起来问候我。紧接着,文友孙宜枫也来了,刘金山看到他一脸汗水,大概也是下班后从厂区匆匆赶来的吧!
张编辑先说:”酒菜备好,只等你俩”。
只见窄小的广场铁桌上,有2包咸干花生,1包饼干,4瓶金威啤酒。
张编辑与我们敬酒,把盏仰脖之间,个个笑逐颜开,满面红光,没有山珍海味,没有好烟好酒,但是文友的露天聚会,在宾馆餐厅里根本体验不出这样幸福的感觉。
4支金威下肚,个个威言大发,开始谈论当前的打工文学,以及办报的目的,还谈到打工作家周崇贤、鄢文江、罗德远、郑小琼…
张编辑总结说:我们要用我们的集体智慧办这份报纸,豪情奔放地记录打工岁月;满腔热情地歌领异乡勇者;理直气壮地揭露时代弊端;毫不留情地鞭挞不良老板…"。
陈子健也慷慨陈问:”我们除了年轻、劳力、文学,什么也没有,只有梦想,只有寄托,要借助《新莞人》这个平地耕耘、播种、收获“!
孙宜枫说:”《新莞人》报将成为打工人新的精神食粮、文学圣地”!
刘金山说:“我们都是文学的痴迷爱好者,有信心也有能力办好《新莞人》,让她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
张编辑最后点评:咱们在东莞打工,就叫《新莞人》怎么样?大家商量了一下,一致同意用《新莞人》作为刊名,张子保为总编辑,我们仨为编委,并聘请佛山文学院院长周崇贤、《江门文艺》资深编辑雪月为顾问。大家讲得精彩!现在一部分人认为,经济才重要,文学没前途,这是片面的想法,干什么不能光算钱。文学是什么?是一种心情,一种灵魂不甘被束缚的勇气和激情,一种不肯随波逐流默默承受的心灵体验,一方不受商业污染的净土,虽然从中没有得到权、钱、色、房、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精神却很富有,特别是打工文学,那些含着血泪的文字,并不华丽,却能感动读者,激励他们去改变命运。
每当我发表一篇作品,为人类精神家园增添—朵小花时,我自豪,我骄傲呀!为了使更多打工人明白人生的真谛,感受文学的力量,创刊《新莞人》是时代的呼唤和需求"!......
《新莞人》报》创刊已发行了,没有刊号,没有发行权,但通过各种渠道,两万余份报纸顺利到达了各个阶层读者的手中,都是以赠送的方式发行的,还邮寄了一些给部分省级报纸和杂志。东莞、广州等地的一些民间刊物为《新莞人》报》作了免费的创刊广告宣传;在这里我们要提一下功劳最大的是我们《新莞人》报的编委钟秀,利用不加班的机会做义工帮忙免费把《新莞人》报送到工人手里;还有打工作家李新春打电话请香港文联主席蔡丽双为《新莞人》报题词;有一些读者来电来信对我们的报道提出反馈意见;投稿也很丰富,作者包括一些打工者和一些文学刊物的编辑,还有一些关注打工文学的作家。这说明,大家对我们还是比较支持的,我期待着这份报纸能有更大的影响 。
《新莞人》创刊受欢迎
——汗水泪水凝结成“打工文学”
本报讯:2007年8月1日下午三点钟,《新莞人》创刊出版的消息率先在《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东莞电视台》《侨乡之声》作了报道。随即,中国文学网、新浪网等40多家文学网纷纷转发此消息,一时成为众人热议的话题。四面八方的电话、邮件不断骚扰青年作家张子保出版的《新莞人》。才短短5天,仅通过网络宣传,2000份《新莞人》抢购一空,逐渐增至5000份……
在这个物欲横流、人气浮造的年代,立志写作、投身文学的人太少了,不少人宁可花三四十元买瓶酒喝,也不肯花一二元买书看报!《新莞人》为何热情?他的出版为何如此牵动读者,特别是千万打工读者的心了?
因为,这《新莞人》上的打工文学原汁原味,有血有肉,记录了新莞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史,我们的宣言:新莞人在异乡像主人一样活着!关注低层打工群体!为漂泊的人生作证!其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感染着各个阶层人士……
《新莞人》是命运抗争的一面旗帜,是催人泪下的呐喊,是从心底发出的最真实的声音。因为真实,所以嘹亮,因为真实,所以充满力量。
正如羊城晚报集团《创业》杂志打工诗人罗德远为本刊题词所写:
我们是铁骨铮铮的漂泊者
高举流浪的旗帜勇往直前
我们拒绝诱惑拥有思念
我们曾经沉沦我们又奋起
我们遭受歧视但我们决不抛弃自己
青春的流水线上
我们用笔用沉甸甸的责任
构筑不朽的打工精神
通向我们的幸福理想家园
愿这些温暖的诗歌照亮您孤寂的心灵,愿所有的打工朋友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幸福理想的家园。
下面是各大媒体文学编辑对《新莞人》的评论:
《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说:“看到文友张子保寄来的《新莞人》,那些含泪泣血的文字,却感动着我,我好像又回到当年知青草根低层文学的时代。”
《打工族》编辑孙春云评论说:“你们加班很晚,业余时间和文友办报,精神可嘉可贺!”
《江门文艺》责任编辑宋世安说:“东莞市政府给各位打工仔、打工妹改名新莞人后,你们办报快,马上办一个《新莞人》报。”
热心文友苏春燕、孙宜峰、钟秀、张建卫、罗青、彭一瑾等人评论说:“那些含泪泣血的文字,并不华丽,却可以感动着我们,激励我们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每当看到我们的文章发表时,给精神文明增添晓花,有一种说不出的骄傲与自豪!”
......
《新莞人》报出了第二期,在这期间,我拿到了香港的和北京的部分赞助,这使我信心大增。我说,其实在上海、北京等打工群体比较集中的地方,打工文学仍然广泛流传,创作群体中有打工者,也有职业写手,很多作品的影响力很大,读者市场也很庞大。,<中央电视台>、<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作了报道。
城市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打工文化也在不断发展。
我认为,在这15余年的打工生涯中,我见证了东莞打工文学发展的点点滴滴。我深知,在打工文学式微的今天,杂志以及报纸的前景不会太乐观。他更加关注自己的报纸在这片曾经让打工文学火爆一时的土壤上,能否触动沉寂多时的打工文化,成为促其突围而出的一股力量。
那段时间,打工文学火爆一时,它有特殊的读者群和创作群,是打工者群体中最需要的,也是最能反映打工者心声的一种方式。
与此同时,一批批充斥着色情、暴力等低俗内容的非法刊物,大大降低了打工文学的格调,也搅乱了整个文学市场,使得一些著名的杂志刊物不再为打工文学提供阵地,甚至有些编辑只要看到这类题材的稿件,不用考虑就扔了。他们误解了我们的意思,我们的思想阵地也在逐步地丧失。当时,我自己好不容易从打工者行列中跳出龙门。
我的成绩不一般的突出,上级领导独眼慧珠提拔到首都某媒体
天道酬勤。在集团里,张子保当上了企业报的主编。李老板慧眼识珠,把张子保挖到他身边当助理员。就这样,张子保在党支部内提了不少的合理化建议,为党支部出谋划策。
对外宣传张子保有一套经验,张子保采写的《当善良被利用之后……》和《垃圾婆献爱心》小说改成的小品,组织人员两个月的排练和演出,还制订阶段训练目的与选材计划,同时还要考虑选择风格多样的作品穿插排练,使排练工作始终保持新鲜感。小品《垃圾婆献爱心》被省政府评为优秀奖,市政府评为二等奖,报送央视台主办的文艺晚会荣获三等奖。党支部年年被省评为先进党支部。先进党支部的经验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关注。中央高层贺国强到东莞视察时,并亲自接见李老板,并说,你们的先进的党支部经验全国推广。”说完后并合影留念。
在这中期间,是我发表文章的黄金时期,我一心为创作。张子保在全国报刊杂志网络等媒体发表文章达200多篇,获全国大奖8个,省级奖6个。被报社领导看中,张子保进了南方都市报做一名卧底记者,再者张子保还为中央纪委提反腐建议10条,采用5条,后被伯乐李梅社长发现了我,经她推荐我进了北京媒体工作。
在这10年里,张子保学到了许多了书本难以学到的知识。如何做一名称职的反腐记者,怎样做卧底保护自己等先进经验,在记者联谊会上,向同行介绍了经验。这不,最近他和社长到美国(美国之音)去学习反腐经验。
10多年来,节假日别人搂着妻子拉着孩子走亲串友休息游玩,我则是开着车东奔西跑忙采访,晚上到单位附近小饭店吃了饭,我又伏案写稿直至深夜。每到北京兄弟单位交流,我更珍惜这当面向老社长请教的短暂时光,从不借机游风景,逛市区,常在招待所通宵改稿。迷人的故宫、风水宝地的十三陵、八达岭长城、西山八大处 、潭柘寺 、白云观等名胜古迹对我还是陌生的去处。
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一切,从南方报道卧底小组开始他就不断的这样告戒自己,做好自己的每一个新闻选题和稿件。从一个普通反腐卧底记者做起,我无数次的奔跑在通往新闻现场的路上,稿件开始被搬到媒体的头条,现在他从普通记者提升到副社长、社长。这令我很是亢奋。这个职业给了我一种久违的认同感和满足感。 10多年过去了,在新闻界前辈的帮助之下我逐渐的成长起来,玩了命似的工作也终于得到了圈内的认可。回首当年,这,也许是他唯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罢......
本文主人公简历:
张子保,资深媒体人,河南省正阳县人,毕业于河北大学传播学院学系,曾就读于北京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多家刊物编委、网站的版主、顾问和评论家,从1992年起开始反腐,因多起特殊案件维权,曾多次受到中共中央高层领导的亲切接见并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多年的工作中,共发表评论、纪实作品若干,从上任到现在曾用多个笔名曝光已处理中央级省级50名高级贪官。被人民群众评为:“反腐勇士,群众的贴心人!”
《撰稿:刘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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