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杂志《文综》

香港文学杂志《文综》

出门开会，自东向西飞越美洲大陆。置身于数万米高空之上，与日常琐事完全隔绝的时间这么长，最适合看书，发呆。应了庞白在手中这本散文诗集的书页里说的：

“放下杂念，忘记烦恼，让身子更轻，翅膀更矫健，让飞还原为飞。”

我生平读过的现当代诗歌作品屈指可数，说来惭愧。受古典文学专业的限制难以顾及，或许可以当作一种托辞，实则是下意识地觉得小说也就罢了，诗歌呢，清代以前好诗句已被写尽，现当代的无甚可读。直到最近两三年有些因缘巧合，接触到数位优秀的当代诗人和他们的作品，才在惊艳之余，近于惶恐地认识到自己这种狭隘和偏执，毫无理由，更无必要。让我学会正视当代诗文的作家，包括湘西的黄青松，营口的王爱民，梧州的羽微微，还有，北海的庞白。

我阅读他们的作品，起初完全是被动的，包括庞白。那年到北京开会，蒙桂林“纸的时代”书店抬爱，趁着人在国内，安排一场我的长篇小说《合欢牡丹》的发布会，邀请了数位广西名作家参与。我藐视现当代诗文在前，早早离乡去国于后，对广西文坛一无所知。看到这种安排，哪怕仅仅出于礼貌，我也势必要恶补诸位嘉宾的背景和创作情况。

无巧无不巧，读到庞白的《唐诗散章》，也在半空中，从北京飞回桂林的航班上。

这一组系列散文诗以唐诗名篇为素材，庞白将自己植入原诗的情境，与前辈诗人们隔着时空，同题吟咏。他反复琢磨原诗的意象，又扩展了这些意象；他辗转体味前人的情状，却并不局限于已被格式化的理解，比如他与李白同题的《玉阶怨》。

李白的原诗，拟南朝齐国谢朓的旧作，描摹一段初秋夜半，一个深宫弃妇的孤独凄清：“玉阶生白露， 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 玲珑望秋月。”画面中女子长久伫立，长久无言，一直照耀着她的秋月也无言。李白冷眼旁观，写来似乎无动于衷，文字散淡，起承转合之间却弥漫着遍地幽怨，连夜苦楚。庞白再拟李白之作，远远看着这幅古老的画面，让长信宫中渴望被看见的孤独等待发出了声音，在月下阶前喃喃自问：“深秋是什么时候到来的？是沿着红透脸的枫叶还是落尽黄叶的梧桐到来的？”

她已经那样伫立了很久，她心底的声音如露珠凝结在阶前，她迷惘的自问注定无解，也不需要答案。所以庞白从这里一笔荡开，原诗里具象的人、物、事都虚化，只有益发清冷的等待：“深秋里，日子因为思念显得漫长，岁月因为思念显得迷惑。”他用一个诗人的敏感，将夜凉露重、罗袜知寒、垂帘惜月的意象揉碎、重组，拎出了“时间”的概念。时间在李白和他之间，在远古与当下之间，“如地上的水渍，无影，无踪，让思念之情无所托寄。”“只能如风，如云，如天上那轮的秋月，浩大，明亮，年年依旧，岁岁无语。”

于是长信宫中遥远的、个体的、女性的怅惘，渲染成恒古痴情的难状之情、难言之隐，扩展成庞白对人情世态，对古今生命里的无奈与失落，一声深长的悲悯叹息。

这一组散章三十余篇，以古证今、借古论今，他的《孤雁》比杜甫的还要倔强决绝，他《听弹琴》比刘长卿更随性，他的《送魏二》完全拆破了王昌龄走笔的轨迹……或嫁接融合，或改写，补续，庞白通过联想、影射和对比，完成今古场景交错、意象置换，用现代化的自省、自问和自白翻新了古老的素材，同时赋予现代语言传统的蕴藉，将现代的盐或糖化入古典的水中，与原作形成同题复调的表达效果，又承继了古典诗歌言不尽意的情味悠长。

我沐唐诗之光二十余年，逡巡在这样的字里行间，自然要被震动。于是与作者庞白在桂林发布会上相识，交流也就容易顺畅。此后，我们没有机会再见面，只保持着文字往来。庞白以诗名立于文坛，却不仅写诗和散文诗，也写散文。他习惯于以诗歌的表现手法驱使语言，即便写散文也很少用长句，短小精炼，用独特的、别出心裁的意象快速推出一个个画面，用简练得近乎武断的节奏约束强烈的情感。有时候，他谋篇构句的这种节制足以令读者费尽思量，比如这一句：“唯有山川可以告诉”。起先我们微信聊天，他偶然提起有一本新的散文诗集即将出版，书名叫做《唯有山川可以告诉》。

可这明明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啊，我追问：“唯有山川可以告诉什么？告诉谁？” 他只回答说，这原是他一首诗的题名，不肯解释更多了。数月后我读到这首诗，才知道完整的诗句：“唯有山川可以/告诉我们/它的沉默。”

唯有山川可以告诉

那青翠的背影

枯萎的眼神，以及尚未相逢的

低声叫唤

在这个夜晚

安稳下来

这远远不是全部

深重的烟雨遮蔽着的山川

日渐隆起

那里埋藏着更多

我们从未启口的那些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山川已是我寻找到的唯一慰藉了

而且，唯有山川可以掠走

我们静的时间，乱的生命

激流般的对视

唯有山川可以，告诉我们

它的沉默

诗句是完整的了，诗情却益发节制。用“沉默”，山川如何“告诉”？“掠走”了“我们静的时间/乱的生命/激流般的对视”之后，山川怎么可以“沉默”？为什么要“沉默”？如此深沉不可测的“山川”，如此冷峻的“沉默”，怎么可能成为“我寻找到的唯一慰藉”？

带着这首诗制造的疑问，翻检《唯有山川可以告诉》全书，才明白山川或江上湖边、古城老镇、村头海滨……庞白足迹所到的不同地点和方位，构成的是一个本真的，客观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一个广义的“山川”。他一旦进入，立刻与世俗的现实剥离，如孟浩然的“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肉身化作与自然宇宙万物性质相通的某一“物”，且似乎具有万千变化的超能力，无为而无所不能为，可以去和这个系统中的万物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天地间的无边倦怠，扩散着小动物的呼吸、山林的伸展、群星的思考和欣悦。”

“猫儿披青绿衣裳，站立云雾中，送漓江和资江远去。/它马一样，仰天长嘶，期待越岭之巅纵身一跃。”

“这株柳树，那么老！它站在遍体鳞伤中。/它满身皱纹里，有瓷器破碎的声音。那清脆的声音，如细雨，在天地间纷飞。”

“而我们还没来得及感慨，水中的叶子，已若炷炷青烟，完成沉浮，各自入禅。”

庞白非常擅于将客观物象拟人类比。从细微处着墨，遣词造句不堆砌辞藻，不晦涩，却相当考究。营造出充满新鲜感甚至是陌生感的，“诗化”的自然存在，令人读来如水晶帘下望秋月，分明是实景实物，又超越了实景实物。苍穹之下，这些物象是一个由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组成的有机整体。他不是宇宙的核心，只在其间若隐若现，似有还无，万物各具情态，而万物于他皆有深情。他不干扰，不介入，只凝神体味一草一木的情感象征，一村一镇的历史渊源，一地一景的文化精神。当他把“山川”作为生命整体来体验，人的自我存在与万物便互为主体。当他手不停挥，直觉式的领悟冲口而出，娴熟的语言技巧和表现力便建构起物我关联、循环互动的诗境。

然后，心灵与山川契合了，山川的生命感呈现了，人类渴望回归混沌天地的永恒“乡愁”得到诗意的安顿，巨大的生命漂泊感得到“慰藉”，印证了老子在千百年前的陈述：“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如谢灵运在池边楼上，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王维在竹里馆中，“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或韦应物在善福寺阁前，“晴明一登望，潇洒此幽襟”……千百年来，诗人们回归其根——天、地、道、人的宇宙——的共同潜在冲动，为他们作品中诗性的张力提供了内在的支撑，也是庞白遥接传统诗学的哲思基础。

而“归根曰静， 是为复命。”庞白的诗句里，以语法形态体现的“我”往往是缺席的。面对“山川”，他的主观情思、心理内容、生命意志都很安静。斟字酌句的抒情，或悲或喜或感慨都不声嘶力竭，也少有慷慨激昂，一任心随物往，情共景生。一个个山川物象，一种种自性清净，营造出归根复命之“静”，远离尘世俗务。

然而，宁静中总有一抹灰色况味时隐时现，挥之不去。有时在花山壁画上，有时在南湖边柳树下，有时在杨美古镇的石板路边……这一抹灰色并非来自于眼前的自然风物，而是他茕茕独行的幽独身影，内心深处属于过客的，“与世不相遇”的深刻孤寂：

他在风的声音里总结：“美，从来不会无声无息、无始无终、无边无际。”

他在古镇南关前伫立：“每天清晨，马蹄声后，路边的树林便开始有鸟儿/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它们在我所有回忆都无法抵达的高度，用啾啾的/凌乱叫声，阐述它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和悲喜。”

他在一缕茶香里：“幻想中无数哀歌复活，/黑暗里青春泛滥无边。”“一场灵魂的飞翔从天而降，一辈子，现在只剩下/这短短一缕。”

他激活了漓江边“九马画山”上的那几匹马，却驱使它们奔向决绝：“圆月高挂，而冲锋在即——/九骑，即全部。/轻生重死的九骑，大风一般，要掳走光阴！”

他一边赞叹深山中怒放的杜鹃花“多么香，多么艳，多么忘我”，却同时看见它们注定的凋零：“它们有幸站在高处，站在大明中，目送季节中所有扭曲的光阴远去，然后迎来属于自己死亡的荣耀。”

这份上天入地的孤寂，几乎无孔不入，沉淀出诗情诗意里苍凉的格调，所围绕的核心概念是“时间”。庞白似乎对“时间”特别敏感。“岁月”、“光阴”、“时光”、“季节”之类的词曾经在《唐诗散章》中频繁出现，在这本书里也一样。这些词语之外，其他与时间相关的意象更多，一边造就一边摧毁，一边催生一边消弭，无声无息，无色无相，而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令人无可奈何却无法逃避、无可推诿。如秋夜白露，阶前的人伫立越久，夜越深，就越能感觉到那种逐渐逐渐浸透的寒凉，从脚底的罗袜一直窜上心头。时间浸透“山川”之内所有存在的，现实的微观意象，与所有过去的、失去的凛然相对。鲜明的反差，沉重的落差，交叠往复，建构出他笔下天地悠悠，广阔无垠的历史纵深感。

“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古往今来，人类不断回到“山川”之中寻求母体的生存滋养，永恒博大的“山川”或许足以“慰藉”人类的渺小与脆弱，却也无法逆转其渺小而脆弱的宿命。于是洞悉一切的“山川”唯有沉默，因为不忍直言——庞白对人类普遍精神生态的关注随之显现。他笔下苍凉的灰色基调不是私己的，个体的儿女情长，而是自屈原以降，从外部世界进入人类心灵的共同路径，共同情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悲悯的诗心今古相继，庞白完成了与前辈诗人们不同题，而共神韵的抒写。

但是，如果今天的笔尖下流淌的仅仅只是唐宋的余绪，恐怕也难免落入泥古的陷阱。回归“雅正”的诗学传统并不意味着倒退，借鉴经典更是为了当下的发扬。所以庞白跨越时间维度的“山川”视角，最终并没有归于避世的厌倦，或者结束在颓唐的虚空，而是恰恰相反。他没有消极地把生命主体与自然客体尽作空观，因而他的苍凉总会不可思议地旁逸斜出，转向万家灯火的人间：

“仍然会有冬寒从山顶压下来，/春暖在山底迎上去；仍然会有生命萌动的声音在泥土、山石和草木中，拔节。”

“所以他们不说永久：瞬间即永久，即一去不复返，/即所有的从未来临。/所以他们期待笛鸣：和风帆那样，会落下，更会/升起。”

“世间的纷争、烦恼、无着，如雾霭升腾，隐入茶山。/山间最后一丝残阳，照亮归一之万物。/夜晚，因黑暗而渐次明朗。”

他用一种以返照心源的思维方式，体认“时间”的自然铁律，直面“山川”的风云变幻，又不取不舍，只以本心为独立自足的世界，看到“开合有序的迷茫中的蓬勃”，看到“银光万顷，其中一缕，源自我们额头！”于是，他空灵、跳跃的语言文本回到人与自然繁复多重的彼此观照。内心体验的独一性、艺术表述的审美性与思维的开放性相得益彰，见证人性以及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批判，不干预，“让飞还原为飞”。万物以其各自独立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彼此依赖共生，进入生命节律原生态状态——“诗意的栖居”。

之后，庞白的文笔获得文学诗性的自持效果，构筑起一个属于自我存在的心灵空间。再之后，我在数万米高空之上，只好再次感慨，原来好句并未被前人写尽。等我结束这一趟长途旅行，时差尚未完全倒过来，“新型冠状病毒”这个词就从武汉的一家海鲜市场流窜开来，祸延全中国，惊动世界卫生组织，紧紧揪住了所有人的心。

而尽管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这个词，早已不新鲜。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型肺炎”，在全球引起近万个确诊病例，造成900多人死亡，罪魁就是一种叫做SARS的冠状病毒，来自于果子狸。还有，2012年，沙特阿拉伯首次发现“中东呼吸综合征”，造成全球1000多个确诊病例，近400人死亡，还是冠状病毒惹的祸，叫做MERS，病源是一种非洲蝙蝠。还有其他各种名称的病毒，艾滋病的HIV-2型病毒来自于西非人捕杀“白顶白眉猴”，HIV-1型病毒来自于捕杀黑猩猩；加上流感病毒、埃博拉病毒……近年来每一次令人类惊悚莫名的大规模传染病的爆发，都指向与我们一起栖息在这个地球上的另一类：野生动物。

那些小小的，可以被我们用各种手段和方式捕杀甚至于虐杀，剥皮削骨的野生动物，不知在什么时候，会突然施展出它们的洪荒之力，将人类裹挟进死亡，真真实实的死亡。因我们自以为是的，傲慢的万物主宰心态，我们毫无节制膨胀的私欲，促使我们率先并且主动地，破坏了自然生态规律，破坏了与它们之间千百年来的平衡。而作为这个地球上智慧最高的生物，我们是有选择的，这个选择的结果应该是充分尊重和敬畏大自然，以及其中的任何一种生物，而不是截然相反。庞白说：“上天安排每一个人，生活在每一个地方，在各自的生命历程中，奔波、劳累和收获；安排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片海，以各自的形态呈现，展示神秘、丰富和风姿，/都有缘由，而且恰逢其时。”

也恰如其分。庞白用《唯有山川可以告诉》的语言，反反复复讲述着用平等的态度、审美的心境去维护生态自我、生态共生，唯有与这片栖息地上的一切其他生物和谐共荣，才能实现人类社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他这一部新著便具备了现实的、当前的，单纯文学欣赏之外的特殊社会意义。

唯有山川可以告诉，唯共山川足以慰藉。

***全文刊发于香港《文综》杂志，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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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香港文学刊物的有

重要的刊物有《红豆》。
一、20、30年代的香港文学
五四新文学对香港影响甚微。
20年代，现代香港文学逐步发生。1928年香港第一本新文学杂志《伴侣》创刊，培植了香港第一-批 新文学作者; 1929年，香港第一个文学社团“岛上社”成立，有力推动了新文学在香港的发展。
30年代，是香港新文学的勃兴时期。新文学刊物大量涌现，大量新文学作品发表，初步显示了香港.新文学的成就。重要的刊物有《红豆》，重要的作家有侣伦等。
二、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学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一些内地文化人士避战乱南迁至港，如巴金、茅盾、戴望舒、萧红、端木蕻良、叶灵凤、施蜇村、夏衍、林语堂、萧乾、郁达夫、巴人、陈残云等。南来作家对香港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使香港的新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些作家写于香港的作品有长篇小说:茅盾的《腐蚀》、萧红的《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的《大时代》、夏衍的《春寒》等;中篇小说有许地山的《玉官》;短篇小说有萧红的《后花园》、《小城三月》等;散文有茅盾的《劫后拾遗》、楼适夷的《香港的忧郁》等;诗歌有戴望舒《我的记忆》、《望舒草》 、
《灾难的岁月》、袁水拍的《后街》等。

战后香港的文学期刊有哪些？

根据黄康显的统计，“由1946年5月《青年知识》创刊，到该刊于1949年8月结束为止的40个月内，香港共有12种期刊出现过，出版的总期数是137，亦即是平均每月有三种以上期刊出现”。这些文学期刊有：(1)《青年知识》半月刊，1946年5月—1949年8月，共出版48期，由黄秋耘、张铁生主编；(2)《文艺丛刊》，1946年9月—12月，共出版两辑，由周钢鸣主编；(3)《野草》月刊，1946年10月—1948年9月，共出版12期，由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聂绀弩主编；(4)《文艺通讯》，创刊时间未详，1948年停刊，共出版13期，由文协香港分会主编；(5)《文艺生活》月刊，1947年1月—1949年5月，共出版29期，由司马文森、陈残云主编；(6)《新诗歌》丛刊，1947年1月—1948年5月，共出版9辑，由香港新诗歌社主编；(7)《野草》文丛，1948年2月—8月，共出版4辑，由《野草》月刊原班人马主编；(8)《中国诗坛》，1948年3月—5月，共出版3辑，由黄宁婴主编；(9)《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3月—1949年1月，共出版6辑，由周而复、邵荃麟、冯乃超主编；(10)《海燕文艺丛刊》，1948年6月—1949年1月，现已知出版2辑，由新界达德学院文学系主编；(11)《小说》月刊，1948年7月—1949年6月，共出版8期，由茅盾主编，以群、适夷、周而复、葛琴、蒋牧良等任编委；(12)《新文化丛刊》，1948年9月—10月，共出版2期，由生活书店主编。

上述12种期刊中，寿命最长的是《青年知识》半月刊，最短的是《新文化丛刊》，其中，短寿的占一半左右。另外，从主阵的人员看，除《中国诗坛》由黄宁婴、陈残云、李育中等主编及撰稿外，其余的均由粤港之外的内地南来作家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