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杂志社于怀岸

中国作家杂志社于怀岸

长篇小说《猫庄史》（中国社会出版2009年）长篇小说《青年结》（金城出版社2010年）中短篇小说集《远祭》（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短篇小说集《想去南方》（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中篇小说《屋里有个洞》（《芙蓉》2005年）中篇小说《南方出租屋》（《大家》2006年）中篇小说《一粒子弹有多重》（《上海文学》2007年）中篇小说《一座山有多高》（《中国作家》2008年）中篇小说《天眼》（《青年文学·下半月》2008年）短篇小说《白夜》（《芙蓉》）2007年）短篇小说《幻影》（《西湖》）2007年）短篇小说《红马嘶鸣》（《世界日报》2008年）短篇小说《夜游者》（《上海文学》2008年）短篇小说《天堂屋》（《上海文学》2009年）

于怀岸作品赏析

　　现实的苦难与理想的缺失

　　——读于怀岸的《我的大学》

　　当苦难无法挣脱的时候，人类就寻求精神的力量。比如理想，比如宗教。当人们怀揣着一个大理想的时候，是不计较眼前得失和苦难的，甚至敢于冲锋陷阵。当人们信仰宗教的时候，就会“认命”，就会想着反正人到这个世界上来都是受苦的，因此也就接受苦难了。问题是，假如一个民族充满了苦难，而为政者却不能够为黎民百姓建立一个令人信服的理想，也不支持甚至实质上限制老百姓信教的时候，那么，局面会怎么样？

　　结论是不言而喻的：不是爆发“群体事件”，就是发生百姓杀官员或打工者杀老板的个案。

　　怨恨总是要释放的，积累越多，爆发愈烈。就跟地壳运动产生的应力一样，得不到及时的释放，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强烈地震。

　　于怀岸还是有所顾及的，所以，在“群体事件”和个别案件中，他选择了后者。这是他的一种妥协。就像他在《我的大学》中描写的陈晓康那样，“我承认，我是一个农民，有小农意识……”或许，这种妥协这是一种无奈，不这样就通过不了出版审查。

　　其实，说为政者没有为百姓建立理想并不确切。事实上，近几十年来，当政者还是为百姓树立了一个理想。并且这个理想很实际，也非常有中国特色，更符合中国国情。而且，这个理想眼下正在一步步地实现，从而掩盖了社会的诸多矛盾。

　　这个理想就是“奔小康”。

　　只不过，在这个理想推行和逐步实现的过程中，摧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起来的传统价值观和神圣的传统文化，使老百姓普遍接受了为以往所不齿的“笑贫不笑娼”和“一胖遮百丑”丑陋现象。如今，当官的腐败不是新闻，当官的不腐败倒是新闻了；美女和权贵者上床不是新闻，美女不和老板上床倒是新闻了。我们不得不反思，经济的发展，一定要以社会日益增多的不公平为代价吗？经济的发展，说到底是为人服务的，假如这种发展是以摧毁环境和摧毁人类的精神遗产为代价，那么这种发展到底值得不值得庆贺？一个外国作家看了电视录像非常不理解，问：“既然房主都自焚了，干嘛这边房主还在抢救，那边就迫不及待地把人家房子夷为平地呢？”

　　“速度。”我回答。

　　“速度就那么重要吗？”老外问。

　　我无言以答。或许，小说《我的大学》中乡长王友道的话能回答。

　　“这没有办法。我是官，你是民。我们是统治阶级，是压迫阶级，你们是被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我们不压迫你们剥削你们，我们能够吃香喝辣，能在城里盖洋楼吗？……”

　　大概是和作者熟习的缘故吧，我在阅读《我的大学》的时候，不知不觉把赵大春想象成作者于怀岸的模样。或许，我这样想有些不敬，因为毕竟，于怀岸是作家，不是杀人犯。但是，赵大春和于怀岸又有那么多的相像。包括性格的相像和价值观的相像。

　　我和于怀岸是很熟习的。从他和我一起在一个陌生的小站冲进警察堆去解救一个不认识的农民工，到一次所谓的颁奖大会上他当场撕毁所谓的证书，我看到的似乎都是小说《我的大学》中赵大春的影子。我不得不做这样不敬的设想：假如现实中的于怀岸不是因为还有“文学”这个理想作为支撑，而是像小说中的赵大春一样陷于那种连姓名权都被剥夺的无望的绝境之中，那么，于怀岸是不是也会杀人？我思考的结论是：他也会杀人，而且杀人更多。不仅要杀乡长王友道，而且还要杀烟草收购站站长王有德，因为“杀一个和杀两个罪行一样”。其实不仅是于怀岸，换上我自己也一样。假如是我被逼上这种绝境，我也会杀人。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就是我说于怀岸小说“好”的地方。

　　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做编辑了。因为一篇小说好还是不好，我看一眼就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看一眼就看到了作者的语言。一看语言，就基本上知道作者的水平。虽说语言不是判断小说好坏的唯一标准，但语言不好的小说肯定不是好小说。

　　“赵大春躲进了肖燕燕伞下，他感到一股若有若无的馨香向他袭来。没走几步，赵大春就使劲地打了一串喷嚏。”

　　“家里盘学生的人，碰上每天能挣八九十块钱的活儿，谁都不会坐失良机。”

　　“那上面，有他的青春与梦想的痕迹，他说什么也不让女孩拿走。”

　　“难怪那些狗官敢如此肆无忌惮。我现在明白了，他们是被你们这些麻木的烟农惯坏的。”

　　“领导看了要是没拍桌子，肯定也是个贪官。”

　　“不栽了，不栽了。卖团鱼折本，见锅盖子都怕。”

　　这就是于怀岸的语言。生动、准确、形象、不娇柔、不做作，很有地域特色。

　　除了语言之外，好小说的另一项标准是看故事的发展。于怀岸的小说除了语言特色鲜明之外，另一个典型的特点是所有故事的发展都是人物推动的，而不是靠“碰巧”，比如赵大春的两次杀人，都不是巧合，都不是“意外”，而是由于人物的行为，把赵大春推到了那个份上。推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不要说是赵大春，就是于怀岸本人，就是我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也会杀人。换上谁都要杀人。

　　于怀岸的《我的大学》是他2009年的新作。而我在几十年前就看过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其实，要说苦难，赵大春比不上高尔基。毕竟，赵大春家里还有几亩坡地，还能种粮栽烟，还有一个即将毕业或许能改变家族命运的妹妹，他还被乡亲选为村长，大小也是一个“官”了，而当年的高尔基除了苦难，一无所有，可是，高尔基并没有杀人，而赵大春选择了杀人。为什么？难道是湘西百姓天性彪悍吗？难道俄罗斯民族就不血气方刚吗？

　　显然不是。

　　现实的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现实苦难加上理想的缺失。当现实的苦难与缺失的理想发生碰撞时，“群体事件”和个别杀戮就像氢气碰到了氧气，唯有通过爆炸才能变成如水平静。

　　作家与常人的区别在于：当自己的底线遭受侵犯时，常人会爆发；当民族和社会的底线遭受侵犯是，作家会爆发。因此，真正的作家都是善良并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所以，从治国之道上说，在秦始皇时代，焚书坑儒就和如今的“网络管理”一样，实在是当时“维稳”的实际需要啊。

于怀岸的介绍

于怀岸 作家，湖南湘西人，1974年出生，做过农民、打工仔、报社记者、旅游类杂志和大型文学期刊编辑。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屋里有个洞》《一粒子弹有多重》《猫庄的秘密》，短篇小说《白夜》《你该不该杀》等。出版有长篇小说《猫庄史》中短篇小说集《远祭》，短篇小说集《想去南方》。曾获湖南青年文学奖，深圳青年文学奖，《上海文学》中篇小说佳作奖，美国《新语丝》网络文学一等奖，“我与深圳”网络文学长篇小说优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