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人杂志北大教授

经理人杂志北大教授

面临人生选择患得患失的时候，大多数人总会习惯性地去问一个比较终极的问题——“要什么？”而大多数情况下，回答这个问题，又往往是一个人对手中庞杂而又看似宝贵的多种资源作出取舍的时候。割舍总是痛苦的。但后来的结果总是一次次证明：退出画看画，往往能够领略到更好的意味。出现在这本书中的几十位北大国际校友，以及其他数千位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甚至各个国家的北大国际人在走进朗润园的时候，其中功成名就者不乏其人，意气风发者不乏其人，踌躇满志者亦不乏其人，但他们都或多或少怀揣着从现实到理想的问题。这些困惑也许并非升职跳槽这么具体，但一定会横亘在每个人发展道路的某一段。梦想，每个人都有，只不过具体到每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症状”不同，可能是职业发展遭遇了瓶颈，也可能是工作氛围不如意，或者是感觉生活没有激情、太过乏味……那么，选择读MBA是不是可以解决每个个体千差万别的“问题”呢？
（一）我恐惧经验枯竭的那一天
“我高中毕业就进了汇丰，从柜员一步步干起来，都是从实践中摸索，或是通过一些培训获得的。我的理论基础都比较薄弱，弥补宏观理论方面的欠缺是我很实际的一个需求。”——丁国良
“30岁以后我不能凭经验去干活。在接触公司战略方面的一些问题时，有很多问题以我当时的知识储备和认知体系，我自己是解决不了的。北京吉普当时的经营困境并不是技术或者市场这些技巧性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我希望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陆群1998年从青岛迁到北京，丁国良出任汇丰北京分行副行长。一年之后的一个偶然机会，他从当时的行长那里看到了北大国际招生的信息，已经是副行长的他毫不犹豫地去报了名。尽管已经是分行副行长，并且曾接受过汇丰银行内部很多专业的培训，但对于高中毕业就进入汇丰，从柜员一步步做到现在职位的丁国良来说，坐在大学校园里，平心静气地读两年书，始终是他心底里的一个梦。
10年前，商学院在内地还是比较新的教学模式，有机会、有实力接受这个培训的大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我在内地已经工作7年了，见识了很多优秀的政府官员、国企领导和创业的老板，他们都有特别鲜明的特征，本身素质也非常出色。我自己是从基层一点点做起来的，工作虽然做得很好，但都是从实践中摸索，或是通过汇丰内部的一些培训获得经验。无论是在专业能力还是管理能力方面，我的理论基础都相对比较薄弱——那时候，中国锐不可当的发展趋势相当明显，弥补宏观理论方面的欠缺是我很实际的一个需求。1999年我就去报在职班了，但招生办公室看了我的材料，说我的职业背景很强，唯一一个问题是我没有学位，这个事情确实比较难办。后来我们汇丰银行的主席来北京的时候，我和他谈了一次，告诉他我非常想去读这个MBA，也跟他谈了这个MBA对我的意义。主席十分支持我，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招生处收到这封信之后，给我出了主意，让我去考一个GMAT的成绩，这样学校可以破格录取。
和丁国良一样，陆群在他所处的汽车行业里，经验丰富、事业发展一帆风顺，而且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如果愿意读书，回清华是顺理成章、综合成本又最低的选择。但陆群却选择了北大国际的在职班。如果说丁国良的选择还有某种偶然因素的话，那么陆群从清华园到朗润园的“迁徙”更是一种主动的寻找。
现在回头想去北大国际读书，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我在清华学的是汽车，大学毕业就分配到北京吉普，进公司后各方面发展非常顺利，比起一块儿进公司的同龄人，走得比较快，很快就承担了一些管理工作，还被公司派到美国做了一些国外交流的基础开发项目。1990年毕业到1996年，我已经成为北京吉普当时最年轻的一个科长。走到这儿，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前面发展得这么顺，我下一步该干什么？难道就这么一步步走下去吗？90年代，外企在国内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和我同龄的那批人也有在外企里干得有声有色的，他们的顾虑反倒比较小，可以说，每个人生活都可以很精彩、每种生活方式都有它的快乐。到1999年，我已经工作了七八年，年龄也到了30岁，当时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30岁以后难道我完全是凭借以前的那些经验来工作吗？清华对学生的教育很严格，基础知识相当扎实，但工作之后，尤其是后来我开始做管理工作，天天都接触到新事物，原来大学里的专业知识结构应对这些复杂的现象，捉襟见肘，经验肯定有入不敷出的一天。从我进北京吉普到去北大国际读书这几年，我亲眼见证了北京吉普曾经的辉煌，然后开始萧条。外面的环境变化太大了，北京吉普虽然是一个合资企业，但它国企的色彩依旧比较浓重。在这个时候即使看到了改变的紧迫性，但由于长期以来的思维禁锢和视野局限，它也没有力量开始变革。我当时是在公司产品研发和产品战略部门，直接参与了公司战略方针的制订工作，因此对这种变化时期一个国企的困境体会深刻。这个时候我想是不是应该去读点儿书，也可以说是因为危机感——30岁以后我不能凭经验去干活，我还要不断地学习。我是学汽车出身的，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读些更综合更全面的书，比如管理或者经济。那个时候，在北京吉普这样“国企”味道比较浓的公司里面，有这个想法去读书、而且还是读MBA的人并不多。北京吉普的工资并不高，1999年的12万学费对我是一个大数字，要是为了学位，回清华读是顺理成章的一个选择，但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兴趣，我的困惑来自哪里，我也知道我将来想干什么。在接触公司战略方面的一些问题时，有很多问题以我当时的知识储备和认知体系，我自己是解决不了的。很明显，公司当时的经营困境并不是因为技术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比如管理等等，我希望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30岁，所谓而立之年。每个“不安分”的人都在为自己的下一步或迷茫，或选择，而通过MBA实现对自己的提升，是这些已经有了一定基础，需要外力在关键时刻助推一把的公司中层们顺理成章的选择，即使学MBA本身不会立刻带来丰厚的薪水和职位的提升，但学习就像给陷入停滞胶着状态的平淡生活投入了一剂催化剂。只是在理工科出身的陆群身上，北大国际的催化剂作用来得更剧烈些。北大国际毕业之后，陆群脱离了体制内按部就班的职业轨迹，毅然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二）在办公室，听不到北大国际同学讲的这些话
“我来北大国际的主要任务就是让自己的知识结构更丰富一些，眼光更长远一些，看问题的角度更宽一些。让自己作为一个央企老总，能够和世界经济的规律、国家发展的趋势更合拍。”——郑清智“我已经很明确我的价值是在中国，中国市场变化这么快，我是不是必须花很多时间在海外？北大浓厚的人文底蕴、开放型思维、多元化视野，能够很好地弥补我本身工科出身带来的缺憾；北大国际还邀请北美的教授来讲课，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盛红勤在北大国际校友的一次聚会上，面对在座的“60后”、“70后”和“80后”校友，郑清智幽默地说：“和北大国际校友一起聊的这些话题，在办公室里都听不到。”听到这话，“60后”笑中带着共鸣，“70后”笑中带着回味，“80后”笑中则带着思考。郑清智担纲的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下称“中农发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具有综合功能、全国规模最大的中央农业企业，是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看看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行业外的企业在干些什么，听听理论界在说些什么，是郑清智来北大国际的一个初始想法。
我的经历比较丰富，从农村乡镇开始到省政府的公务员、从行长秘书开始到处长、从行长到投资公司总经理、从政府金融又转到国有企业做副总经理、总经理，我始终在梳理过去多个行业、多个部门工作的实践经验。来北大国际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丰富知识结构，将眼光放长远，拓宽看问题的视野，能够和世界经济的规律、国家发展的趋势更合拍。从全球经济、文化的角度去思考企业的经营发展，是我作为一个央企老总完成使命所必需的。来商学院读书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充电，电源来自方方面面，来到北大国际就要有意识地从四面八方吸收营养。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交流沟通，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我对IT行业、制药行业都不熟悉，但班里有这个行业的，他们几乎就是本行业的活字典。讲课的经济学家们，还有从美国来的教授，他们教给你的一定是最经典、最朴素的规律，以及最广阔的思维和视角。学MBA的收获也不是说毕业之后工资涨了多少，级别升了几级，我从来都认为学习的过程是提高的过程，是充实的过程。回想起来，整个上学期间我都特别兴奋，因为总有一些新的东西、我不了解的东西刺激着我。遇到不懂的东西我就感觉遇到挑战，一遇到挑战就会兴奋，一兴奋就会激发出斗志去用功，一用功就来精神，身心都会年轻起来，学习使我年轻。终身学习，学习终身是我的座右铭。
2008年夏天，在北京CBD核心区的惠普大厦一间会议室里，惠普中国公司市场部总经理盛红勤语调平和、条理清晰地描述着10年前的那段北大求学时光。10年前，盛红勤还在摩托罗拉工作，待遇优厚，职业发展路径清晰。作为跨国公司人力资源培养的一部分，摩托罗拉给盛红勤这样处于上升期的骨干们安排了很多不同模块的管理培训，这些课程提供的技巧“非常实用”，对于战斗在业务一线的员工们迅速提升能力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尤其是理工科出身、正向综合管理方向发展转型的盛红勤更是从中体会到了教育对职业的提升。“顺风顺水”，可以说，这4个字是盛红勤当时的职业状况写照。而那个时候也恰恰是中国社会经历巨大变革的时刻，包括体制改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等等，很多划时代的事件引爆了全社会对于世界、对于经济的热情，层出不穷的社会热点获得了充分的讨论空间。这一系列国家和世界的宏观事件带来的冲击，促使盛红勤开始思考如何扩大自己视野和综合认识水平。一度，盛红勤曾为考虑要不要去国外读书而发愁。
我认为经验积累到一定阶段，需要理论的总结、指导和提升。我曾经考虑过是否要去国外读书。在摩托罗拉接触到的培训课程确实体现了西方商业培训先进的理论基础知识和企业在发达市场的操作经验。但那个时候我已经很明确我的价值体现应该在中国，那么从个人角度说，我希望自己所做的事情能够对这个国家有贡献。中国市场变化这么快，我是不是必须花很多时间在海外？北大浓厚的人文底蕴、开放型思维、多元化视野，能够很好地弥补我本身工科出身带来的缺憾；北大国际不仅有北大、CCER做学术后盾，它还邀请北美的教授来讲课，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学习是一个自发的历程，有心向学，从周围工作中、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之中都可以有所收获，关键在于你了解、掌握了一个工具或者一种方法之后，是不是能有意识去使用。从人的本性讲，行为和思维上的惯性是很大的，已经习惯的个人方法是不容易改变的。MBA 20多门课究竟能不能发挥它预期的作用，要看你是不是可以突破你的惯性思维。对于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来说，东方的价值观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已经逐渐定型，但是西方管理科学是可以通过不断学习加以掌握的。当你作为一个经理人有意识地去接受和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你就能更有效地改变。
经过再三考虑，通过衡量北大国际的诸多优势，盛红勤决定就在国内继续深造。1998年，北大国际MBA出现了盛红勤的身影。
（三）十几年了，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干到第六年，我有种被掏空的感觉。当时我已经做了两年‘领导力发展’工作，我也认识到我真的喜欢这个职业，我喜欢和人打交道、研究人的过程。但是如果我要在‘领导力发展’这个专业的方向走下去，我必须积累一些通用的企业管理知识。”——田文捷在IBM中国大陆的一万多名员工中，陈文是第一位持中国护照晋升为合伙人的高管。IBM收购普华永道的咨询业务后，陈文也是负责完成中国区的收购和两个团队融合工作的重要主导人之一。见到陈文是在一个夏日的下午4点，他刚刚结束了在公司外的一个会议，匆匆赶回IBM的办公室，因为晚了几分钟，他特意安排秘书到电梯间等候。初见陈文，很难把安静、谦和的陈文与这样的业绩联系起来。但当陈文条理清晰地分析北大国际时，他“职业、专业”的IBM“深蓝”气质扑面而来。陈文是北大国际2000年第一届EMBA班的一员。1989年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毕业进入外企，他马不停蹄地干到2000年，职位一路晋升，在公司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要，但瓶颈期似乎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阶段。回望10年前，陈文很感慨地说，那个时候就是想找些新东西——外企的环境固然优越、待遇堪称优厚、社会地位相当风光，“但这里也像一个恒温箱，慢慢销蚀你个人性格中冒风险的那一面，让一个人不愿意、也没有勇气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自打进了小学就一直站在同龄人前列的陈文，站在工作10年的坎上，了解同龄人在干什么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在自己这个圈子里的优秀到底是不是外面世界里的优秀？脱离外企这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世界究竟怎么样，始终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一个诱惑。在以往的工作中，IBM庞大完善的培训系统让陈文建立了基础的管理理念。技术、市场、人事、财务、服务和项目管理各个方面都有所涉猎，但这些基于职业的能力培训对于有了想法的陈文来说，总还是浅尝辄止，陈文意识到，这些基本技能只是作为一个企业高管管理的基础职能，是跳出来审视自己、建立自己商业思维构架的时候了。“刚好那个时候，有我们一个IBM的同事在北大国际读在职班，听他聊感觉还不错，我想那就去上学吧。通过课堂接触社会是一种比较稳妥、收获又最大的方式。而我又是学理工出身的，对北大的文化和学术氛围始终很向往，就这样，我选择了北大国际MBA。”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了田文捷的身上。田文捷是1998年北大国际开始招生后入学的第一届在职MBA班的一员。她曾在IBM从事“领导力发展”的培训工作，现在是专业的领导力与职业生涯教练。走上专业“研究人”的工作，还是缘起于她在全球最大的轴承制造商——瑞典斯凯孚中国公司的职业经历。人力资源——领导力发展是在西方现代管理体系中较早发展起来，并且进入中国的一项管理职能，中国的专业人力资源管理也早在1996年就已经初具雏形。田文捷就是在那期间参加了当时中欧商学院举办的一个为期一周的HR管理短训班。这次短期培训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一直在实践一线操作的田文捷第一次接触到了专业的MBA教育，随着对MBA教育了解的深入，其在西方现代商业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田文捷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要逐渐融入世界体系中，那么在发展模式、路径和相应的人才培养方面，美国的发展路径将对中国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风行全球商界的MBA必将在中国拥有它的广阔前景。“1998年的时候，我已经工作6年了，确实从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当时我有种被掏空的感觉。因为我的工作职责是培训公司中国区的管理层员工，那么只有在专业上比培训对象更强，我才可能胜任我的工作，这样我就需要尽早在管理方面接受系统性的教育。同时，做了两年的‘领导力发展’工作，我也认识到我真的喜欢这个职业，我喜欢和人打交道、研究人的过程。要在‘领导力发展’这个专业的方向走下去，我必须积累一些通用的企业管理知识。”这个时候，她在《经理人文摘》杂志上看到了北大国际的广告，感觉到这正是自己一直在等待与寻找的MBA教育的最佳选择：
1998年，北京还没有一个品质过硬的MBA项目，北大国际填补了这个空白。北京大学和来自美国的商学院的中外合作、中西合璧式的办学方式，确保这个项目能够保持一贯的高品质；另一方面，CCER作为北京大学下具体承担北大国际办学任务的中方合作方，给这个项目带来的信心毋庸置疑，高端的专业学养可以使学生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与时俱进。MBA教育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教育，毕业后的校友服务是它价值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保持个人毕业后持续提升的资源平台之一，如果选择北京的MBA项目必定就能够享受到更多更细致的校友服务。

张维英在北大的改革具体是什么？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近日，在郎咸平教授喊孤独之后，经济界终于有人陆续出来应话了，不光“犹抱琵琶”，而且连“半遮面”也干脆免了，北大教授张维迎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张维迎被认为是经济学界最有名望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对政府重大措施出台有影响的学者之一，2002年被评为CCTV全国十大经济人物。追溯历史，张维迎是位来自牛津大学的博士海归，曾就职于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在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改革，现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同时身兼三家公司独立董事。有人说，现在是独董的“花样年华”。对于张维迎出任亚信独董，业界形容是 “打造最强董事会”的一步重要棋子。之所以是“重要棋子”，缘于张维迎曾在《改革》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叫《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文中列举了中国邮电部种种垄断行为，并提出几项具体政策建议。随后，中国电信的改革基本上就是按照文中思路进行的，而亚信之所以能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张的鼓与呼。日前，张维迎针对郎咸平又“鼓与呼”了什么呢？听罢，确实不敢苟同。

　　其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纯粹的人吗？张维迎说，国退民进和民营化的过程，是20多年的改革中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为什么现在要讲国退民进？因为检验一个企业所有制的标准，就是在竞争中有没有生存能力，这是一个基本的方法。在此，张维迎认为“国退民进和民营化”是国企改革的灵丹妙药，国企改革的“道路”就是国退民进，原因是“90年代之后，好多地方的国有企业从地方财政的支柱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包袱。它不赚钱，它亏损，你仍然得养活它。”虽是海归，张维迎很精通辨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他说“好多改革措施不是说你政府官员、经济学家“拍脑袋”就能出来的，而是各个地方自己在发展时迫于压力自己摸索、创造出来的路子，是不同地区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竞争的结果” 。他还斩钉截铁地说：“放权让利后，企业领导人只考虑一两年的事情，而不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此后就提出了两种比较重要的思路，一种是资产经营责任制，第二种思路就是国有股份制。我当时曾对这两种思路提出批评”。在此，张维迎将人们引进了“国退民进”定势思维中，为接下来的“鼓与呼”埋下伏笔，届时好牵着大家鼻子走。

　　所以，阿蒙要问：一是，国退民进是国企改革唯一条路吗？国企几十年发展，难道全盘都是错？即便否定，也只能是“扬弃”而不能皆抛，否则与张教授的辨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是相违背的。二是，作为研究企业经济的专家，面对“企业领导人只考虑一两年的事情”，张教授对其它“思路提出批评”，一个劲鼓吹“民营化”，不显得太任性、太简单、太束手无策了吗？张教授可不能把“赌注”当作做学问啊！三是，检验企业所有制标准从哪里来？难道将坏资产剥离、将沉包抛掉，用留下的优良资产和劳力所焕发的“生存能力”就是“民营化”功劳了？就是“检验标准”了？失业、下岗就不列入“标准”了？如此，张教授不成为“纯经济学家”了？政治觉悟、社会责任哪里去了？其二：“开倒车” 还是本末倒置？张维迎说，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此话说的没错，但为什么要善待，张教授的说法却令人哭笑不得。“不得”之一：他说“我非常佩服这些搞得好的国有企业的经理人。为什么？因为他有责任心。如果是在私营企业当经理人，你搞不好就完蛋了，但是好多国有企业你搞不好也不完蛋。那么你为什么要搞好国有企业？所以这些人是非常令人尊重的”。言下之意，张教授似乎在说：搞不好国有企业有理！在此，张教授将经理人的天职和本分当成“要挟”了。既如此，甭当就是。问题是，谁都想干！“不得”之二：在出售国有企业中，张教授炮制了“四大发明”，即“往前看”、 “往后看”、 “往左右看”、 “往上看”，其中张教授青睐的是“往后看”。“往后看”，依张教授的意思就是“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此人是谁？虽没点明，但谁都知道张教授只喜欢开“倒车”的。

　　“不得”之三：他说“如果国企改革当中确实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话，这恰恰说明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没有负责任的老板，就不会有合格的员工；没有合格的主人，也难有称职的保姆。把经理人比做保姆是我当初打的比方，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保姆糟蹋这个家的话，主人哪儿去了？主人为什么不雇用一个好的保姆？”看来，“保姆糟蹋这个家”是造反有理！不仅如此，糟蹋的原因都是你国家的责任！你国家“合格”了，我保姆就称职了。殊不知，保姆之所以是保姆，是因为保姆与国家是“契约”关系，保姆做好是应该的，否则可以辞职啊！即便做官也可以下海啊！既然碰着一个“没有合格的主人”，为什么偏偏这个保姆就是赖着不走呢？遗憾的是，还有人在帮着这个保姆“指桑骂槐”。到底谁最需要善待？喜欢“往后看”的张教授，心里面恐怕最有数！其三：八戒耍钉筢----倒打一把。说一把，又何止一把呢？倒打一：张维迎说：不可否认有一些国企改制操作不规范、甚至是买者和卖者相勾结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这是不能宽容的，经济学家对一些现象也做了许多抨击与警示。但总体而言，我认为更严重的问题，反而是国家政府部门对私人资产的侵吞。接着，他还举了一个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无从考证的例子加以佐证。恕阿蒙寡闻，这样的例子听见的很少，“买者和卖者相勾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倒是不绝于耳。张教授话目的很明确：不因资产可能流失而终止改革！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改革”！倒打二：张教授说“一个企业的效率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如果在原来国有的条件下生存不下去了，市场份额不断缩小，而卖给民营企业，它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营业额不断增长的话，国家的税收不断增加，你怎么能说国企民营化之后没有效率呢？怎么能说这种改革不对呢？”在此，难道一卖就灵？若这样证券市场早该全流通了，股市早就不低迷了。倒打三：张教授的比喻牵强附会。他说“这就好比，我相信这个社会有10％的坏人，我因此就说你们10个人当中你就是坏人，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问题是，这比喻是张教授自己跟自己比画的，10％=10只表示他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其四：不管三七二十一。张维迎说“国有资产流失肯定是有的，私人的资产也同样会有受损失的时候，关键是你要看到这些年国有企业的改制给整个社会财富、社会价值的增加带来的好处，这些整体性的好处是远远大于它流失掉的那部分损失的，这些损失往往是你为了总财富的增加而不得不付出的成本。”在此，张教授搞了一个大大的假设，即总财富的增加是所谓“改制”带来的，进而推论要想增加总财富就必须付出“国有资产流失”这样的成本，至于国有资产如何不要去管它三七二十一！由此，“流失”岂不成天经地义？所以，张教授得出：离开社会总财富的变化，纠缠于分配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如此，贪官污吏都成不了罪人了？为推销“鼓与呼”，张教授又别出心裁炮制所谓国企改革“时间价值”，为“一卖就灵”套上了“杞人忧天”。他说“资产放在那儿看上去没有流失，本质上是在慢慢流失了。之前不是有“冰棍”的比喻么？“冰棍”放在那儿就融化了，蒸发了。你说冰棍化了还有一滩水呢，但是我要问一句，如果是自家的“冰棍”谁愿意它化成水？”话里意思就是，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否则死路一条！他还说“由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导致很多正当的交易都变成名不正言不顺的、偷偷摸摸，增加了交易的不公开、不透明。本来可以光明正大的卖个好价钱的国有资产，反而不规范的流失掉了。把所有“民进国退”的改制都说成是私人企业侵吞国家财产，这种舆论压力本身就会导致更多的国有资产缩水、流失。”话说回来，如果交易公开、透明，怎可能名不正言不顺呢？若是公平交易又怎可能受“意识形态束缚”呢？既说“不得不付出成本”，又怎可能不偷偷摸摸呢？“把所有‘民进国退’的改制都说成是私人企业侵吞国家财产”，这人到底是谁呢？郎咸平？不是！即便说，也不会说“所有”的。“舆论压力本身就会导致更多的国有资产缩水、流失”，如此耸人听闻，但也可变成皆大欢喜。假若舆论“张力”能叫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流失，阿蒙第一个乐意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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