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富杂志收割者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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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媒体圈结合蚂蚁暂停上市事件，掀起了一场反垄断舆论风暴。

新财富一篇文章《收割者：腾讯阿里的20万亿生态圈》指出：“通过近年5000亿-6000亿元规模的投资并购，腾讯与阿里巴巴分别构筑了10万亿市值的生态圈，5年间膨胀了10倍。相比之下，上海市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总市值为2.8万亿元；深圳300余家上市公司总市值11万亿元；A股总市值10万亿美元。腾讯与阿里的资本能量，甚至已能与一座一线城市比肩。【1】”

很多人深感互联网巨头给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对他们的市场支配力量以及引发的财富集中效应感到担忧。

在欧美国家，反垄断调查犹如悬在Facebook、谷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腾讯、阿里是否会面临类似的监管与调查？

反垄断，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行政性垄断，在经济学界早已形成共识，已无需讨论。但是关于对自然垄断的调查，经济学家分歧很大。

如何界定垄断？反垄断的标准是什么？难道“大即原罪”吗？反垄断到底是支持创新者，还是打击了创新者？Facebook、谷歌、腾讯、阿里等巨头制造的市场集中，是提高了经济效率，还是损害了 社会 福利？

反垄断，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本文从美国反垄断简史的角度，以经济学原理解析自然垄断与反垄断法。

本文目录

一、糊里糊涂的反垄断

二、双雄对决的学术战

三、算法时代的收割者

（正文8000字，阅读时间30'，静心阅读，感谢分享）

1890年，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反托拉斯法》诞生。这部被誉为“经济宪法”的法律，是政治斗争的产物。

19世纪最后20年，美国财团发明了托拉斯组织，联合同类大型企业，一致行动主宰市场和控制价格。这导致严重的二元经济【2】，内核是托拉斯及大型企业经济圈，外围是围绕着内核形成的大量激烈竞争的小企业及困苦的底层工人。

1904年，美国各经济部门的托拉斯组织掌握的资本总量高达204亿美元，其中1/3的资本掌握在7家大托拉斯的手中。1910年，托拉斯在美国一些工业部门的生产中所占比重如下：纺织工业为50%，玻璃制造业为54%，棉布印染业为60%，食品制造业为60%，酿酒业为72%，金属工业（不包括钢铁）为77%，化学工业为81%，钢铁工业为84%【3】。

在外围，大量中小企业主、农场主、工人阶级被托拉斯挤压了生存空间，处于被 社会 淘汰的边缘。底层农民、小企业主、反垄断党、联合劳动党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托拉斯运动，如格兰奇运动、绿背纸币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试图打破镀金时代沉闷的政治空气。

所以，这部应政治诉求而生的法律，缺乏足够的法理论证，显得“简陋”。该法第二条规定禁止“垄断”和意欲垄断的阴谋。但是，无论是该法的正文还是附件，都没有给出“垄断”的确切含义，或逐条指明哪些行为是被禁止的。

立法者谢尔曼认为具体标准应由法官来判断：“我们很难通过对法律词汇的定义，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商业联合中画出一道精确的线来。在每一个个案中必须要留给法庭去决定其是否合法。”

当然，这是美国判例法的惯例。但谢尔曼也承认反托拉斯法“并没有宣布一项新的法律原则，仅仅是将那些老的、广为人知的普通法原则授予了我们复杂的州和联邦的司法机关。”

这部法律的出台似乎只是为了平息民愤，以至于此后十几年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当时有人这么评价这部法律：“该法案本身，除了平息了人们提起反托拉斯之诉讼——任何诉讼——的呼声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讽刺的是，《反托拉斯法》出台后，托拉斯组织反而快速崛起。1904年美国共有318家托拉斯，其中93%是1890年该法出台后产生的。

同时，还出现过一些离奇的判决。1895年，第一个反垄断案是著名的美国联邦政府诉奈特公司案。当时，美国精制糖公司试图以交换股份的方式整合包括奈特公司在内的四家大公司，这四家公司控制了美国精制糖产业98%的份额。美国联邦政府将奈特等公司告上法庭，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大法官认为，四家公司控制了绝对的市场份额，这种行为构成了垄断。但关键问题是，《反托拉斯法》仅适用于贸易及商业领域，不适用于生产领域。

这部法律的全称是《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没有涵盖生产、制造或工业领域。最终，法官裁决以8:1判决政府败诉。

这个判决出来后，当时所有制造领域的托拉斯组织都免于《反托拉斯法》的制裁。相反，工会组织和工人罢工反而成为反垄断的目标。当时工人联合起来罢工、要求加工资等一致行动，被认为是一种垄断行为，工会组织被认为是垄断组织。

1894年，普尔曼罢工拒绝运输邮件，联邦政府以“限制贸易罪”将罢工领袖尤金·德布斯起诉到最高法院。结果大法官依据反托拉斯法判处德布斯有罪。

从1890年到1897年，最早的13个被认定为违反《反托拉斯法》的案件中，有12个是针对劳工组织的。从1890-1900年的18起反托拉斯案件中，没有一起托拉斯遭到解散。

如此，这部由政治因素催生的法律，又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进而引发更为激烈的 社会 对抗。

在那个大激荡的岁月里，威廉·麦金莱总统缔造了经济繁荣，被誉为“繁荣总统”。但是，民间普遍却认为，麦金莱总统是资本家的傀儡，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汉纳的孩子”。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实业家叫马克·汉纳，他在伊利湖地区从事开矿、制铁和造船事业，以操纵选举而闻名，他有个绰号叫“政治老板”。汉纳一手扶持麦金莱当上州长，而后又成功竞选总统。

1901年，麦金莱总统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成为了总统。麦金莱遇刺让罗斯福深刻感受到美国 社会 暗流涌动、危机重重。作为共和党的改革派，罗斯福一上台便举起大刀砍向托拉斯。他试图来个“斩首行动”以正视听，指示联邦司法部对北方证券发起反垄断诉讼。

北方证券什么来头？北方证券掌握了包括北大西洋铁路、昆西铁路、芝加哥铁路在内的世界上最庞大的铁路网络。其背后金主是华尔街大佬摩根和洛克菲勒。

老摩根在寓所里听到了这个坏消息后气急败坏。老摩根怎么也想不到，这位曾经得到他支持和资助的年轻政治家，上台第二年就对自己开刀。

老摩根请了全美一流的律师团队与罗斯福一战到底，官司最终打到联邦最高法院。1903年，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以5：4的判决裁定该公司违反了《反托拉斯法》。

这个案件被称为“20世纪美国反托拉斯垄断的第一枪”，大大扭转了联邦最高法院对托拉斯的态度。此后，罗斯福一口气发起44个针对大企业的法律诉讼，其中25起胜诉，成功解散了牛肉托拉斯、石油托拉斯等。人们因此称呼罗斯福为“托拉斯驯兽师”。

罗斯福之后，民主党人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完善了美国的反垄断法律体系。

1918年，联邦政府指控芝加哥贸易协会固定价格行为涉嫌垄断。最终地方法院并没有判处被告违法，而是让联邦政府与贸易协会达成和解。当时布兰代斯大法官在这个案子中使用了合理规则。所谓合理规则，就是判断一项限制是否违法，要考虑该行为的所有事实，而不仅仅是规模大。后面，很多法官都援引了这个案例以及合理规则来裁决。

到此为止，美国反垄断法主要打击固定价格、排他行为、限制竞争等非正当竞争行为。但是，由于法学界对垄断缺乏严谨的界定，在具体的裁决中，法官并不能完全遵循合理规则，有时陷入“大型企业有罪推论”的惯性思维。

1937年，联邦政府对美国铝公司、加拿大铝公司以及它们的64名相关股东高管提起反垄断诉讼，指控的行为多达140项。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著名法官勒尼德·汉德，只用了一种非常简单的办法就认定被告有罪，那就是被告市场份额的占有率超过90%。

他指出：“90%的市场份额足够构成垄断；60-64%的市场份额是否构成垄断还有疑问；而33%的份额则确定不会。”

“大即原罪”？法学界对此争议巨大，又一无所知。反垄断工作亟需经济学家的专业支持。

1936年，联邦反托拉斯局才雇佣了有史以来第一位经济学家。但是，该局经济学家在反垄断案件中的作用局限于数据搜集和诉讼支持。波斯纳法官在1971年曾经有过如下描述：“如今（司法部反托拉斯）局里的经济学家们是律师们的女仆，一直受到忽视”。

哈佛大学梅森教授及其弟子贝恩，吸收了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的垄断竞争理论，提出了著名的产业组织理论——结构主义。这个理论认为，市场结构决定市场绩效。贝恩考察了1936-1940年的42个美国样本制造业，得出的结论是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贝恩还检验了20个美国制造业的进入壁垒和利润的关系。结果高壁垒条件下的平均回报率明显地高于低壁垒。

哈佛学派的研究相当于论证了“大即原罪”，指出大型企业利用高壁垒及市场集中优势获得超额利润，阻碍技术进步，降低市场效率；同时，告诉政府及法官，看一个企业是否涉嫌垄断，只需要看市场结构——市场集中度的高低、企业数量多少及规模大小。

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非常符合美国司法部门的胃口，被称为“反托拉斯法经济革命的第一声礼炮”。这一理论大肆渗透到反垄断立法与司法裁决中。

1965年，哈佛学派的唐纳德·特纳教授成为助理司法部长。他吸引了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加入反垄断工作。在他的推动下，1968年司法局颁布了《合并指南》——“是由一组经济和政策专家与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职业律师共同制定的，其中蕴含着产业组织分析框架”。

实际上，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存在严重缺陷。这一理论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及数学论证。大型企业一定会降低经济效率和阻碍技术创新？

经济学家托马斯•迪洛伦佐曾经在《国际法律与经济评论》上发表过一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指出整个19世纪80年代，实际GDP增长率为24%，而当时有据可查的垄断行业产出的实际增长率却高达175%。

大型企业组织还大大降低了产品价格。卡内基钢铁将钢轨价格从1875年的160美元/吨降至近25年后的17美元/吨；洛克菲勒在1897年将精炼石油价格从30多美分/加仑压低到5.9美分/加仑；北方证券的铁路网络极大地拓展了五大湖区工厂的销售市场，促进美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到20世纪20年代，老福特发明了流水线，将 汽车 的价格在短时间内降到了平民价格，从此 汽车 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大型企业为何高效？

古典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自由市场是资源高效配置的唯一方式。1931年，还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读的罗纳德·哈里·科斯，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前往美国研究工业结构。科斯发现，美国大型工业企业实施有效的管理（泰勒革命），其内部的经济效率非常高。他敏锐地察觉到，企业内部的组织计划，与自由市场一样都是有效率的。他引入了交易费用将其观点写成了著名的《企业的性质》（1937）。后来，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家认可了企业及一般经济组织的内部效率。这一理论相当于否定了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

七十年代开始，美国陷入滞胀危机，新自由主义崛起，芝加哥学派的“经济效率至上”的思想开始流行。施蒂格勒、德姆塞兹、波斯纳等经济学家的研究，告诉联邦政府及法官，判断一家企业是否垄断，主要看经济效率，而不是哈佛学派提倡的市场份额和集中度。

随着信息产业开始兴起，芝加哥的绩效主义掀起了“反托拉斯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在新技术时代与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激烈交锋。具体表现在两个著名案件中：

一是1974年联邦政府诉AT&T案。

诉讼理由是该公司存在利用从电子设备获得的垄断利润补贴其网络的行为；阻止MCI或者其他运营商链接到本地制造商，并通过拒绝购买非贝尔供应商的设备，从而垄断了电信设备市场。

这个官司打了将近十年，AT&T于1982年同意了接受司法部的裁决方案。两年后，这家美国最大的电话通信公司被依法拆分为7个大型的区域性电话控股公司，其只保留了长途电话业务以及贝尔实验室和西电公司，规模和销售额均被削减了80%。

人们普遍认为对AT&T的拆分推动了通讯领域的竞争与创新。不过，人们很快反应过来，打败垄断的力量并非反垄断，而是技术创新——正在爆发的信息革命。贝尔系统解体后，移动通信系统的创新在不断削弱贝尔系统基于有线通信的自然垄断。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这样写道：“贝尔体系的解体，向人们清楚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迅猛发展的技术革新，并不需要依赖于垄断的力量。【4】”

第二个案件是1969年联邦政府诉IBM案。

诉讼理由是垄断或企图垄断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系统的市场，尤其是商业设计的电脑；通过降低价格阻止竞争对手进入该产业以及引进新产品、减少其他公司产品的吸引力等。

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官司，一打就是十几年。当时，芝加哥学派对反垄断司法行动的影响在增加，联邦司法部和最高法院的反垄断思维处于转型期，判决一时难以抉择。

IBM辩称，政府是在惩罚成功者，而不是在惩罚反竞争行为。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对预见到计算机革命的巨大潜力并通过自己“高超的技术、远见和产业”来统治该产业的企业进行惩罚。IMB还指出，它在美国销售电子数据程序产品和提供劳务中所得的收益份额并不是像政府声称的那样占据市场的垄断地位。它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在1961年为56.4%，1968年为54%，到了1972年，则下降到了40.7%。

1982年，里根政府的反托拉斯局负责人威廉·巴克斯特决定以“没有必要”为由撤销这一诉讼。他的解释是，与电信业不同，计算机行业是无管制的，承受着市场竞争的强大压力。他认为，这一产业本质是竞争的，政府重组计算机市场的企图，可能不是促进而是损害经济的效率。

与AT&T相比，IBM是幸运的。

在“大即原罪”与“效率至上”的竞争中，后者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芝加哥学派的波斯纳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联邦第七上诉法院法官，他将其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的效率原则引入到反垄断案件中。他说：“如果失败者不出局，成功者反而受到惩罚，哪怕市场上还有足够数量的企业在竞争，这种竞争也只不过是人为的、造作的。【5】”

1992年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企业横向合并指南》基本放弃了结构主义思想，而以合并前后的经济效率作为判断基准。

方兴未艾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击溃一切垄断者。芝加哥学派告诉世人，没有真正的垄断，没有永久的垄断，唯有不断前行的技术浪潮。

1983年以后的反托拉斯局的组织架构中显示，经济学家与律师处于同等地位。此后，美国反垄断工作进入了经济学家主宰的理性阶段。

到这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反垄断法的观点发生了转变。最初，他们根据库尔诺模型支持反垄断法，但如今他们中不少人转向反面。比如，弗里德曼认为，反垄断法弊大于利。科斯也说：“我被反垄断法给烦透了。当价格上升的时候，法官就说这是垄断；当价格下降的时候，法官就说这是掠夺性定价或者说是倾销；当价格不变的时候，法官又说这是一种价格勾结。法官到底想怎么样呢？”

所以，从80年代开始，反垄断工作更少地纠结于那些似是而非的“垄断”——市场占有、攫取超额利润、掠夺性定价、倾销，将目标更多地转移到大型企业的非法竞争，比如固定价格、捆绑销售、限制竞争等。

正如波斯纳法官所说：“企业谋取或保持垄断利润的真正的单边行为，是欺诈专利局或是炸毁竞争对手的工厂。而欺诈和暴力一般而言又会受到其他法规的充分惩罚。【5】”

比如著名的联邦政府诉微软案。诉讼理由是微软公司利用其在操作系统领域的垄断优势，强制捆绑销售其应用软件；司法部要求将微软一分为二。最后，小布什政府决定不再试图拆分微软公司，而是禁止微软的搭售行为，同时要求微软确保Windows软件和非Windows软件的兼容性。

微软案的结果再次说明，反垄断调查与垄断本身并无太大关系，它针对的是非法竞争行为。越来越多法学家及经济学家相信，垄断的问题应该交给自由竞争，技术创新解决垄断，法律解决非法竞争。

然而，随着Facebook、谷歌等互联网巨头的崛起，有些人对巨头们的超级市场支配能力感到担心。

Facebook稳坐全球社交龙头地位，旗下坐拥Instagram和WhatsApp两员社交大将。Facebook日活用户为15.9亿，月活用户为24.1亿，分布全球主要国家。

谷歌在全球搜索引擎及移动操作系统中占据统治地位。在美国，谷歌搜索引擎市场份额高达86.4%，在欧洲，则是91.4%。谷歌安卓系统，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中占据85.9%的绝对份额。

Facebook和谷歌的市场支配力可能超过 历史 上的北方证券、标准石油、电话电报公司等巨头。

这时，“大即原罪”的思想又开始流行起来。今年8月初，美国两位参议员试图推出一项称为《垄断威慑法案》的新法案。若法案通过，Facebook、苹果等 科技 巨头，可能面临严厉惩罚——美国市场营收15%的罚款。

最近十多年来，欧美国家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指控，最多的一项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一指控似乎是“有罪推论”。

其实不然，互联网巨头的市场支配地位，存在一定的非正当性——控制私人数据。

数据本是用户的一项私人资源，数据所有权也就是一项私人权力。但是，互联网巨头没有采用分布式系统，私人数据被中心化的数据库垄断。 所以，互联网巨头的市场支配地位，其实是对私人数据的支配优势。在算法时代，私人数据极可能被巨头以“大数据”之名滥用。

近些年，Facebook因此屡受国会调查。Facebook卷入数据滥用丑闻，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英国公司被曝以不正当方式获取8700万脸书用户数据。随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脸书展开调查。

在听证会上，一名议员质问创始人扎克伯格：“Facebook是否在窃听用户说的话”？扎克伯格婉转地回答：“我们允许用户上传分享自己拍摄的视频，这些视频的确有声音，我们也的确会记录那些声音，并且对这些声音进行分析来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扎克伯格其实百口莫辩。Facebook存有用户的私人数据，同时根据个人数据匹配相应的信息。这就涉及两大问题：一是偷录用户私人信息；二是以算法方式控制（匹配）信息。在美国，这种行为涉嫌侵犯个人隐私，控制言论自由。在大选期间，还可能涉嫌干扰大选，威胁美国民主政治。

最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以3比2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和解协议。和解的代价是，Facebook缴纳50亿美元的罚款——美国政府对 科技 公司开出的最大罚单。

近期，中国官方强调，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不得开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二选一”、商誉诋毁、裹挟交易等违法违规竞争行为，或依托算法推荐、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荟萃分析进行的“隐形”不正当竞争行为。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福利经济学》按照价格歧视程度，分为一级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三级价格歧视【6】。其中，一级价格歧视，也叫完全价格歧视，同一商品针对每一个不同的买家都采用不同的价格。

美国1936年出台的《罗宾逊帕特曼法》是一部针对价格歧视的法律。这部法律规定，确定价格歧视违法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同一个商品针对不同消费者采用不同售价；二是这种行为对竞争构成破坏或给消费者造成损害。可以看出，这部法律禁止的是一级价格歧视。

通常，企业是无法做到一级价格歧视，而存在一级价格歧视往往是因为所有客户的私人数据被无偿支配。所以，反对一级价格歧视并不是反对价格歧视本身，而是其背后的非法行为，如大数据杀熟背后的滥用私人数据。

亚马逊是互联网大数据杀熟的“始作俑者”。2000 年，亚马逊针对同一张 DVD 碟片施行不同的价格政策，新用户看到的价格是 22.74 美元，但如果是算法认定有购买意愿的老用户，价格则会显示为 26.24 美元。如果删除 Cookie，价格马上又回落。很快这种策略被用户发现并投诉，亚马逊 CEO 贝索斯公开道歉，说这仅仅是一场实验，也承诺不再进行价格歧视。

我在《算法，即剥削》一文中分析了大数据杀熟。大数据杀熟，就是互联网平台利用控制私人数据的支配优势，借助算法对每个用户实施“一级价格歧视”，最大限度地榨取每个用户的“消费者剩余”。

再看蚂蚁的问题。马云嘲讽《巴塞尔协议》是老人俱乐部。但是，蚂蚁的杠杆率远远超过了《巴塞尔协议》的监管要求。或许，马云认为，蚂蚁的大数据风控比银行的统计学风控根据优势，可以突破这一监管的杠杆率。

但是，马云忽略了一点，蚂蚁之所以具备大数据银行的算法优势，是因为其免费地掌控了数亿用户的私人数据，占有对私人数据的支配优势。蚂蚁能够成为“巨象”，正是利用算法支配私人数据。理论上，蚂蚁可以利用算法实施完全价格歧视，最大限度地攫取每一个用户的“交易剩余”。 当每个用户的财富天秤都向蚂蚁倾斜，违约率定然会上升，蚂蚁构筑的护城河反被算法吞噬，同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这就是算法时代的价格歧视，对金融系统构成的威胁。

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确立了市场最优效率的条件，即私人边际收益= 社会 边际收益。 什么意思？这个等式的意思是“没有人能够占他人的便宜”。当一个国家确立这样一种公正的法律时（制度是内生变量），经济是最优效率的，理论上是没有外部性的。

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巨头强制性地免费占有了私人数据，这就意味着私人边际收益 社会 边际收益，即互联网巨头占了私人的便宜。这定然引发外部性，损害经济效率和 社会 福利。 如果短时间内无法用技术的手段将私人数据私有化，那么就必须将互联网巨头置于聚光灯下。这就是反垄断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收割者：腾讯阿里的20万亿生态圈，陶娟，新财富；

【2】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经济学，保罗·萨缪尔森，人民邮电出版社；

【4】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法百年，李胜利，法律出版社；

【5】反托拉斯法，理查德·A.波斯纳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6】福利经济学，庇古，商务印书馆。

李嘉诚马化腾姚振华 揭秘潮汕帮为什么这么牛

在中国，“潮汕人”和“生意”似乎永远都是件让人津津乐道的事，而大家熟知的潮汕生意人都有些什么特质，他们真的称得上野蛮人吗？

　　在秦朔朋友圈21日早上的头条文章《我的朋友王石，以及善与大意的代价》中，他对姚振华为代表的潮汕人是这样评价的：

　　给姚振华我与姚先生素昧平生，从未来往。但我一向尊重华南理工大学走出的企业家群体(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名)，相信你是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我与潮汕富豪也有交道，他们顽强拼搏的精神我很钦佩。当年在黄光裕办公室看到“商者无域”的横幅和一只鹰的形象，这大概就是潮汕商人的气质。

　　但最近我第一次去汕头，这个满街粤D车牌之地，今天的面貌比我家乡河南的省会郑州要差很多很多，不知道是怎么落实小平同志的特区战略的？

　　从我粗浅的理解看，封闭性(只用自己人)、投机性(赚钱至上)、保守性(学习新知识迟钝)是潮汕商人亟待超越的障碍，而政商关系的清洁化则是潮汕商人上台阶的关键。希望你是新时代潮汕企业家的代表，而不是以成为某某首富为念。

　　其中，笔者我被“商者无域”几个字吸引了。有意思的是，搜索一下可以发现，这并不是黄光裕或者李嘉诚的独创，但这个词总和潮汕人联系在一起。要解释这个词以前，先要说说潮汕地区的经济状况。

　　野生：穷且益坚“看潮汕不要光看汕头市和潮州，潮汕是片很大的区域。澄海、潮阳、揭阳等这些地方都是近几年才并到汕头来的。说起来汕头是经济特区，好像应该很有钱才对。但其实潮州或汕头一个城市的经济状况根本不能代表潮汕地区，潮汕大多数地区都是很穷的。”笔者采访的一位潮汕人这样说道，回答的是我这个问题：“潮汕穷吗”？他的答案是：潮汕人穷，且能吃苦。

　　新财富杂志12月20日发布的文章《汕头——败得一塌糊涂的经济特区，为什么？》中提到：

　　1981年10月16日，汕头市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10月金秋，我们将迎来汕头特区30年庆典。然而，与同期被批准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厦门和珠海相比，今天的汕头几乎没有特区的踪影。在建特区30周年之际，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汕头模式。

　　汕头的市貌市容很颓废。初到汕头的人无不震惊——机场那些宰客不打表的出租车，会在半路忽然停下来顺便再拉一个客人与你同车，此种“搭便车”即便用“匪夷所思”也无法形容；进入市区，破败不堪不拆也不建的“小公园”让人回到几十年前；几乎没有哪条街看不到占道经营，大街小巷的垃圾无人清扫，三轮车、摩托车和机动车横冲直闯。

　　潮汕人穷，又好面子，因此才生出赚钱、赚大钱的欲望——没有欲望，可能姚振华还在卖白菜炸油条，黄光裕也不会从贩卖收音机到倒腾服装。而这种“野生”的冲劲、做老板、做大的“志气”和潮汕传统环境是分不开的。文章《这么多商帮中，为何唯有潮汕商帮经久不衰？》中这样写道：

　　“潮汕人不需要鼓励，他们天生就有人人做老板的意识，自然而然的产生"宁可睡地板，也要做老板"的思想观念，他们的父辈老是给新生代灌输这样的思想。”

谢国忠是谁

出生年月：1960年 籍贯：上海市
　　国籍：中国 中国护照号码是：G15053871 户籍：中国上海。　　职位：前摩根士丹利 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经济师　　头衔：遏制A股海外势力代言人，不分时间段坚决唱空A股的居心叵测者。　　毕业院校：麻省理工学院　　他对形势和趋势的判断在多数情况下准确，这得益于他的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角度多从国情出发，并充分考虑历史、文化及传统因素在影响经济结果时所发挥的作用　　在华尔街大牌投资银行里具有大陆背景的亚洲分析师中，谢国忠属佼佼者。这是许多业内同行认可的一个事实。在过去的三年里，谢作为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亚太区经济学家被基金经理客户评选为亚洲排名第一的分析师。　　谢国忠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源自他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预见到了陷阱。他清楚地看到“亚洲经济有巨大的结构性问题”。这使他在亚洲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就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　　1997年初，当印尼的贸易顺差仍然很高，出口增加20%多，财政也平衡的时候，谢国忠就发表报告说印尼的经济会崩溃。当时很多人不相信。“我懂得印尼经济里最大的问题是腐败，”谢国忠说，印尼的财富是虚的，里面其实都被掏空了。等到外国人不愿意把钱放进去的时候，空架子就会倒下。　　同年9月份，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两月有余，谢国忠又写了一份香港房地产要下降50%的报告。当时大家觉得是无稽之谈。谢国忠解释说，他主要看的是供应量层面，他看到香港通过控制房地产的供应量来提高价格，人为地吹起一个资本泡沫。　　同样是在1997年的夏天，谢国忠看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通缩，并意识到中国经济将从短缺走向过剩。而当时中国经济的增长率维持在8%的高水平，很多人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谢国忠的观察是，原来很多产品短缺导致中国人消费的欲望很强烈。到了1997年左右，这些短缺的产品基本得到满足，消费欲望就开始下降。中国毕竟是一个财富积累较低的国家，不能保持高消费的水平。他因此提出通缩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主旋律。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但是这些先见性的观察后来经现实证明是正确的，谢国忠因此自1998年开始被基金经理们认可，并逐渐获得他们的信任。　　现在，谢国忠是亚洲地区被媒体引用最频繁的分析师。在公司内部，他是摩根士丹利公司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小组的领头人。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多次关于中国经济的演讲中引用谢国忠计算出来的数据——在中国近8%的经济增长率中，出口占了74%的比重。　　谢国忠认为，他对形势和趋势的判断之所以能在多数情况下准确，得益于他的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角度多从国情出发，并充分考虑历史、文化及传统因素在影响经济结果时所发挥的作用。这种思维方式是谢国忠到美国留学之后逐渐形成的。在国内，谢国忠念的是工程。到美国后，由于觉得工程学对他已经不再有挑战，遂改学经济学。正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时，他深受经济学系索罗教授的影响，认为经济学的复杂性在于一切都是联系起来的。单纯地套用理论模式并不能完全解释现实问题。看一个模式，要看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　　毕业后谢国忠在世界银行工作过五年。这段经历的作用是帮助了他从宏观的、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东南亚地区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世行工作期间，他有机会对一个国家的整个金融体系或一个行业从上到下看了个透。比如在印尼，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研究这个国家的电力行业。　　现在，谢国忠在亚洲区的同行中以追求立意新颖，见解独到而非人云亦云而著称。　　不过业内人士也指出，谢国忠研究所涉范围虽广，但对有些国家及领域的分析并不够严谨和充分。另外，因为投行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谢国忠有时说话容易过激，即追求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　　谢国忠自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从小到大，他在学校里的考试成绩总是第一。在同济如此，到了麻省理工依旧。仅得的一个B也是“因为故意跟老师作对”。　　谢国忠是上海人，生于斯，长于斯，直到赴美留学。他承认在就业上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每一次工作的转换都很顺利。目前他在摩根士丹利(亚洲)稳坐着首席亚太区经济学家的位置。不过，谢国忠对自己的人生观则非常务实。他认为人要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同时，人要有自约克制力，要有耐心。不能贪，不能急功近利。他表示中国十几年来最大的弱点是很多青年人急于求成，因而导致浮夸。　　至少到目前为止，谢国忠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感到满意。由于他的工作需要经常和基金经理们交流争论，他将其形容为是一种上战场的感觉。他说他喜欢和很多人辩论时的那种兴奋、新鲜的感觉。特别是当市场出来的情况和预测的结论一致时，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　　不过，和一般印象中上海人的性格特征不太吻合的是，谢国忠喜欢想大问题。他在投行经济分析师中被列入“大师”一级，是因为其知识和见解的广度与深度被认为在众人之上。谢国忠说他对历史情有独钟。最近他正在读的两本书分别是《大英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兴衰史》。-　　简历　　谢国忠　　1960年出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同年加入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分析员。在世行的五年时间，谢国忠所参与的项目涉及拉美、南亚及东亚地区，并负责处理该银行于印尼的工商业发展项目，以及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电讯及电力发展项目。1995年，加入新加坡的Macquarie Bank，担任企业财务部的联席董事。19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任亚太区经济学家。2007年,由于个人原因离开摩根士丹利.现准备组建自己的研究团队,设立一个仅向熟人开放的私募股权“投资俱乐部”，资金规模2亿至3亿美元，将投资于中国的非上市公司.　　砖家谢国忠曾经发表过的文章：　　A、谢国忠石油之“研究”：　　1、《石油价格还将是长期熊市》，2003年3月5日，来源：世纪经济报道　　2、《中国油价明年将大跌》，2004年6月1日，来源：信息时报　　3、《石油泡沫将挤破地产泡沫》，2004年9月15日，来源：新财富杂志　　4、《看跌石油，看多煤炭》，2005年1月24日，来源：证券日报　　5、《石油价格高涨也是个泡沫》，2005年3月14日，来源：证券日报　　6、《未来几年需求下降 油价下跌》，2005年12月16日，来源：上海证券报　　7、《国际油价将崩盘》，2006年6月20日，来源：中国石油报　　8、《一年内油价将跌破30美元》，2007年1月24日，来源：财经　　9、《油价年内将会跌至20-25美元》，2007年8月20日，来源：中国企业家　　B、谢国忠房地产之“研究”：　　1、《中国经济面临调整 地产泡沫将破裂》，2004年9月27日，来源：证券日报　　2、《有史以来最大的地产泡沫将在近期破裂》，2004年10月18日，来源：证券日报　　3、《中国地产将重蹈汽车的覆辙》，2004年11月25日，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4、《2005中国经济泡沫更大或剧烈下跌》，2004年12月20日，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5、《上海地产泡沫难闯05年关将步曼谷后尘》2005年2月27日，来源：中国经营报　　6、《中国地产市场是10年前东南亚的翻版》，2005年3月16日，来源：深圳特区报　　7、《房地产减速开始 下一阶段将在六个月后》，2005年8月30日，来源：证券日报　　C、谢国忠股市之“研究”：　　1、《2005中国经济泡沫更大或剧烈下跌》，2004年12月20日，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2、《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泡沫》，2005年12月26日，来源：博客中国　　3、《热钱离开亚洲 泡沫六个月破灭》，2006年1月21日，来源：财经时报　　4、《过度流动性暗含风险 警惕股市泡沫》2007年1月9日 来源：财经　　5、《未来两个月震荡整理》，2007年3月5日 来源：成都晚报　　6、《政府切勿救市 A股大跌有因还震荡两月》，2007年3月21日，来源：凤凰网　　7、《顶部已见》，2007年3月23日，来源：财经　　8、《股市进入泡沫时代 政府应出台政策遏制》，2007年4月28日 来源：网易财经　　9、《政府不干预股市泡沫也会破》，2007年5月15日 来源：经济日报　　10、《建议政府征收资本利得税以降温股市》2007年5月19日 来源：南方周末　　11、《中国股市崩溃已经发生》，2007年7月10日 来源：中国经济网

梁希森的人物经历

史前档案：包工头出身，1999年入主北京玫瑰园，自此在地产界一炮走红。梁希森幼年曾一度以讨饭为生，早年做过铁匠，并在面粉厂、装修队做过工人。1992年，他组建希森集团。1999年，梁希森以最大债权人的身份，用3.98亿元拍得了陷入困境的北京最大别墅工程玫瑰园———拖垮邓智仁利达行的项目。传说他目不识丁，却通过自身的努力，成功积累并运作着好几亿元的资产。梁希森童年只上过一年小学，从小受够了最刻苦铭心的磨难：曾经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曾经浪迹四乡，谋求生路；梁希森有一个梦想：造起楼房，让所有家乡村民住进去。拆了老房子，节约出宅基地面积，用于养殖业，再把农民变成工人，都在这个养殖工厂上班，从而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着村民的生活 地产界是一个江湖，也是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地方，多少成名人物光耀的背后却是不堪回首的前尘往事，一日功成，艰辛的往事反而成了让人称道的奋斗历程。起家于草根的地产界大鳄虽然许多也并无显赫的学历，但像梁希森这样的——只上过一年小学，认字不到200个的恐怕也绝无仅有。与众多地产大鳄充满谜一般的发家史不同，梁希森的发家史显得相对简单的多，更像是无心插柳却绿柳成荫。“2005年梁希森以20亿元的身价“胡润富豪榜”排名第66位。讨饭娃山东希森集团董事长，身价20亿元，“2005年胡润富豪榜”排名第66位；绰号“菜园子”，做过铁匠讨过饭——这似乎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但却同时以一个人的面目出现，此人就是梁希森。地产界传言，梁希森从小家境贫寒，10岁讨饭，13岁打铁，17岁离家谋生，23岁闯关东，有着丰富而艰辛的人生经历。与梁希森到底有多少资产一样，梁希森到底认识多少字同样是一个谜。关于梁希森认识多少字的问题，地产界风传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其一，梁希森童年只上过一年小学，为住旅馆填一张登记卡，他要求人帮忙；办完事后需要签字，他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其二，梁希森小学一年级学历，认识字不到200个，不会读报纸，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不过可以肯定的是，1955年生于山东省乐陵市黄夹镇梁锥村的梁希森的确认字不多。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梁希森透露，自己不仅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且还写得相当不错。除名字之外，还能认二三百个字。至于读书看报，梁希森则表示没有时间，要是遇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信件或传真，梁则交由司机和秘书念给他听。而更为关键、秘密的文字则让老婆看。“我不能和人比认字的成功，高中生、大学生、博士生是上学，我这也是上学——社会大学我感觉更厉害。但这个厉害和他们不一样，比如高科技的东西我做不了。”梁希森表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在那个凭胆量起家的时代就造就了一个几乎是文盲的企业英雄。从1980年代开始，梁希森在家乡乐陵先后创办了面粉厂、毛巾厂、钢构公司等企业，后来又进入了建筑和房地产领域。1995年，梁希森以自己的名字注册了乐陵市希森集团公司，注册资本2.7亿元。1996年，梁希森带着自己的施工队来到北京，参与了玫瑰园的建设，这是梁希森人生的一次转折，也奠定了今日的富豪身份。从讨饭娃到亿万富豪，20年梁希森的命运完成了时空转换般的跨度，在感慨人生无常，不胜唏嘘的同时，梁希森发家的过程更像是命运开的一次玩笑。生死转折梁希森的命运是和北京玫瑰园别墅联系在一起的，在玫瑰园可能毁了梁希森的同时，却给他了一次人生的转机，梁希森开始成为地产界的传奇人物。1996年，梁希森已是身家过亿，希森集团的年产值达近4亿元人民币，并于当年荣登山东省十强民营企业行列。此时，梁希森面临着影响日后的一次重大抉择——企业要向哪个方向发展。最终，梁希森决定介入房地产行业，并决定到最具潜力的北京发展，选择一家最具影响力的房地产项目，从房地产最基础的建筑装饰入手，摸清底数后再伺机转入房地产开发业。而此时，号称国内最大的利达玫瑰园因资金短缺，已陷于停工状态，接手这样的工程简直无异于自投罗网，其结果必定是血本无归。但在梁希森看来，以玫瑰园知名度之高、影响力之大，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无有能出其左右，接手这样的项目，对于自己这样刚刚涉足房地产业的外地企业来说，机会实在难得，梁希森决定介入。但认字不多的梁希森却绝对有做商人的天分，对风险控制相当熟稔。梁希森在与利达玫瑰园签订的垫资施工协议中明确规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以乙方“希森集团”的名义办理并保存产权证，待甲方在合同规定期限内付清全部工程款后，再将产权移交。1996年2月起，梁希森先是垫资7000万元，分包玫瑰园40套别墅的建筑装饰工程和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并于当年7月完工，然而，这时候的玫瑰园已根本无力支付工程款了。玫瑰园面临着两种命运：一是有雄厚资金注入，起死回生；二是彻底瘫痪，直到破产。对于梁希森来说，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虽然猜到了风险，但却没想到风险来得是如此之快，又是如此之大。刚过不惑之年的梁希森却作出了一个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择：继续加大对玫瑰园的投资，直至其资不抵债，然后首先申请财产保全，继而申请玫瑰园破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参与竞买，直接由建筑商转变为开发商。至1996年底，梁希森在玫瑰园共投入2.3亿元，完成了186栋别墅的建设和内外装修工程，并按协议取得了186栋别墅的房产证，成为了利达玫瑰园最大的债权人。1997年8月，梁希森联同另一债权人向北京一中院提出玫瑰园破产申请，同时申请了财产保全。随后，法院下达受理破产案通知书，玫瑰园进入破产程序；1998年7月21日，北京一中院下达玫瑰园破产民事裁定书，宣告玫瑰园破产，并进入清查债务阶段。1999年7月16日，在玫瑰园的拍卖会上梁希森以3.98亿元竞买成功，梁希森的险棋走成了活棋。此时，梁希森的机会来了。就在梁希森拍下了这个北京市最大的烂摊子别墅群不久之后，北京市宣布不再审批别墅，玫瑰园成为北京最后的别墅群，加之2000年后房地产市场的回暖，砸到梁希森手里的烂尾盘一下子奇货可居，玫瑰园再次生机盎然，梁希森由此狠狠地赚了一笔。梁希森一战成名，名字开始为地产界所熟知。然而，与梁希森做的事情相比，疯狂可能只是出自一个商人的本能，而相对于他正在山东老家实践的“农村乌托邦”之梦——疯狂之举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乌托邦如同融创集团董事长孙宏斌，口无文采、表达甚至没有逻辑性的背后却是独到的眼光和过人的思维。梁希森也会给见过其面的人留下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表达能力很弱；二是思维能力很强。这位富豪掌握的词汇不多，言谈中有大量俚语和省略，逻辑用语很少出现。但在思维方面，他则很擅长抓住事情的重点，思考问题的方式总是很简洁。等梁希森在北京玫瑰园大赚一笔之后，梁的脑子里有个更大胆、更疯狂的想法——投资10亿元，把家乡乐陵市黄夹镇所有农民改造成工人。梁希森先从自己所住的村子着手，2001年，梁希森在梁锥村附近辟出100亩地，投资4200万，盖起了多幢二层别墅和四层小楼，梁锥村的村民以新村二层小楼的居住面积280平方米减去自己家中房子的面积，剩下的每平方米面积乘以100元，由村民付给希森集团；如果村民家中房子大，则由希森集团按照同样的方式，付给该村民。费用结清之后，希森集团只收到了不到30万的资金，不到总投资的1%。同时，村民也纷纷到希森集团的鲁西牛业公司中上班，每月拿到700元左右的薪水，并享受过节福利和养老保险等。此后，梁希森开始向第二个村子许家村推进。在谈起他改造梁锥村乃至黄夹镇的设想的时候，梁希森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我不赢利我不干。”鲁西牛业公司已经开始盈利，每个月的利润达到200万。而按照梁希森的思路，只有这两个村子是远远不够的，他要把整个黄夹镇100多个村子全部按照梁锥村的模式进行改造，这是一个乡村的“乌托邦”梦想。梁希森表示，“凭自己的能力，能改变一个村就改变一个村，能改变一个乡就改变一个乡，能改变一个县就改变一个县”。每一个人都有梦想，梦想不一定都会实现。在旁人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梦想，梁希森却把它付之于行动，虽然不排除商人的本质，但这份勇气仍值得钦佩。 在中原大地星罗棋布的村庄中，山东省乐陵市西北部的梁锥村堪称鹤立鸡群。在这里，村民们家家户户住在欧式联排别墅里，村中心公园里有和城市公园一样的健身和游玩设施，几处大型雕塑活灵活现。在这里，传统印象里的农村和农民不见了，大多数劳动力在村庄旁边的企业上班，按月领取工资。就在若干年以前，梁锥村和周围的村子没什么两样，“一穷二破”是它的形象写照。它神话般的变迁，缘于村里出了个亿万富豪，他就是北京玫瑰园别墅的老板梁希森。当年被迫离家讨饭、浪迹四方的梁希森，在发迹之后投入巨额资金把家乡改造了个“底朝天”。梁希森说，这是他从小的梦想。衣锦还乡梁希森1955年出生在梁锥村，早年家境贫寒，青少年时代经历坎坷。10岁那年，不堪忍受饥饿折磨的梁希森离家到河北省讨饭。13岁开始，梁希森跟着别人干了4年打铁的生计。17岁，他在河北沧州的一个锻造工厂当上了锻工，后来还被提拔为车间主任。1976年，21岁的梁希森孑然一身闯荡东北。贫瘠的家乡和坎坷的经历，没有给梁希森留下多少快乐的记忆，但却给了他一副聪明的头脑和坚毅的性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梁希森迅速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崭露头角，他先是回到家乡创办了面粉厂、毛巾厂、钢构公司等企业，后来又进入了建筑和房地产领域。1996年，他带着自己的施工队来到北京，承揽了玫瑰园别墅项目的装修工程。谁也没有想到，玫瑰园别墅这个当时全国知名的烂尾楼项目，在梁希森手里奇迹般地起死回生。1999年，梁希森出人意料地通过拍卖以3．98亿元入主玫瑰园。不久后出现转机，北京不再审批别墅，玫瑰园就成了北京最后的别墅。加之2000年后房地产市场回暖，玫瑰园别墅一下子炙手可热，仅三期工程销售额就有望突破20亿元。这个“大翻盘”项目，使梁希森的个人资产飙升到十六七亿元人民币。2004年，49岁的梁希森入选全球著名的《新财富》杂志年度内地富豪榜，名列第376名。有了钱的梁希森把目光转回家乡。2001年，梁希森投资4200万元，给梁锥村盖起了联排别墅，让全村136户村民全部入住进去，原来的村庄被夷为平地。2002年7月，赚了钱的梁希森拿出4200万，给全村盖了136套欧式大别墅免费让村民住。2005年11月，此梁希森又拿出4000万给临村免费盖了100多套大别墅。这就是他轰动全国的“新农村计划”。村支书梁广禄家住的是上下两层别墅，共有13个房间，客厅、卫生间、厨房一应俱全。梁广禄对记者说，村民们住的大都是这种楼，总共有280平方米，老宅那边多少平方米，新楼就白给多少面积。老宅不够抵顶的，多出的每平方米交60块钱，基本上等于白送。循环经济梁希森在改造旧村的同时，利用村庄改造后腾出的空地创办了鲁西牛业公司。梁希森说，全国虽然拥有9200万头黄牛资源，但与国外先进的养牛业相比，差距太大，牛肉产量少、质量差，高档牛肉的市场空间巨大。此外，我国正大力推广秸秆养牛，而乐陵正是国家级秸秆养牛示范县，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发展养牛业打下了基础。梁希森说，改造就需要花钱，没有赚钱道儿不行。改造之后没有产业更不行，村民光住进好房子不行，还得有吃的，喝的。梁希森的账算得很直白：“老百姓的秸秆比粮食值钱。二亩地的玉米一年最多能收入400元钱，但种的秸秆能养一头牛，养这一头牛一年最少纯收入四五千块。如果把全国的秸秆全部变成牛饲料，中国就成了一个畜牧大国，到那时，牛肉多了老百姓可以当馒头吃，也可以当罐头吃。那样，粮食不就省下来了？”在希森集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和周密的循环的产业链：公司组织农户利用当地丰富的玉米秸秆资源养殖鲁西黄牛，公司收购农户的架子牛进行育肥，育肥后屠宰分割，牛肉销售到市场。牛粪和屠宰的废水用来生产沼气，沼气用来发电，沼气渣用来养蘑菇，蘑菇的培养基用来养蚯蚓，蚯蚓用来制作中药和保健品，蚯蚓粪用来制造饲料和活性复合肥，肥料返回到田间又培养出环保的蔬菜和农作物，再用农作物秸秆来养牛。在梁希森的鲁西牛业公司，繁殖、培育乳牛，青贮、精饲料加工以及育肥项目等，容易赚取的利润都让给村民了，公司则在加工过程和延长产业链上做文章。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贾墨池带领记者参观了他们的秸秆青贮场、屠宰场和蚯蚓养殖场。几个部门的负责人介绍说，鲁西牛业属精细分块屠宰，每斤牛肉平均售价高达10元钱，仅肉牛屠宰净肉这一项就已经把收购肉牛的成本给捞了回来，而牛皮、牛下水、牛骨、牛血等都是超值部分。比如一张牛皮价值就达600元，如果是4万头的屠宰量，一年的毛利润就能达到8000万元。但是最大的增值点并不在屠宰，而在屠宰副产品的生物技术开发。企业已投入800万建起了一个中试实验基地，研究用牛血提取生物制品，包括凝血酶、血清蛋白、血红素、SOD等名贵药物，预计前5年的产值达到20亿。在梁希森的企业里，最独特的项目是利用氨化的牛粪养殖蚯蚓，现已发展了300亩，计划将来达到3000亩。养殖的蚯蚓是从日本引进的“大平2号”，主要返销日本。据测算，一头牛一年产粪便5吨，1吨牛粪可以养蚯蚓30公斤，每公斤蚯蚓卖10元钱，可获利1500元；这些蚯蚓还产生粪便3吨，可以卖给高尔夫球场做草坪养料等，每吨300元，可获利900元。一头牛的牛粪一年就可以增收2400元。农村建设在大多数像梁希森一样成功企业家把目光瞄向高端产业领域的时候，梁希森“插足”农村建设的反常举动引起了舆论的哗然。人们对梁希森“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给予了很多的褒奖，但也有很多人表示质疑。但就在人们众说纷纭的时候，梁希森开始了实现他“梦想”的第二个步骤。梁希森放言，他要把镇里的109个村全部改造。2004年春天，梁希森的施工队开进了邻近的台张村，准备按照梁锥村的模式进行“翻版”改造，但这一次并不顺利。台张村村民对梁希森的目的产生了怀疑，已经开始的改造行动“流产”了。梁希森没有多说什么，他随后把目标定在了靠近台张村的许家村。2005年，旧的许家村像原来的梁锥村那样消失了，一个“希森许家新村”平地而起。许家村村支书刘之平介绍说，通过村庄改造，原先占地450亩的村庄缩小到150亩，腾出了300亩地。腾出的地全部复耕成农田，与原来的绑在一块儿，村里成立了股份制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中经营，年终分红。梁希森改造第一个村庄时，大家都认为依他的实力，即使完全没有回报也能办得到。而当他宣布要对全镇进行改造时，不少人开始怀疑：梁希森有没有这个能力拿出这么多钱，这种靠大户投资建设新农村，路子是否可行？针对梁希森的做法，一些观察人士开始议论和猜测他是否在谋求更长远的利益，也有人质疑梁希森的用心。他们的疑虑是，按照梁希森的开发计划，全镇109个村完成改造后，将腾出3万亩土地资源，这些土地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农村宅基地，通过入股方式并入梁的企业，这3万亩农村建设用地将来的价值难以估量。另外，全乡镇农民原有耕地也将以村民入股、集体土地入股的形式进入梁希森创办的企业集团，成为企业的资产。这些，是不是梁希森的真正图谋？一些研究新农村建设的专家对这一现象表示了关注。专家认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发挥企业家力量，特别是将产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山东大学经济研究所主任黄少安认为，梁希森搞的养牛项目肯定是有回报的，作为一个商人，谋求更长远的利益也在情理之中，关键是要把握好利益的分配。特别是通过村庄改造进行房地产长远投资，可能获得更大回报，这本身对产业资本进行村庄改造、参与新农村建设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山东省社科院农经所所长秦庆武说，产业资本与村庄建设的结合，值得深入研究。梁希森的滚动开发改造变成一种市场行为，应该更有发展前途，也有更大的推广性和现实意义。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副主任丁力说，梁希森在农村进行这样一种探索，如果放大来看是体现了工业对农业的反哺。过去重视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都知道他们在农业发展上、在农民增收上起作用，而要看到他们在农村变化上也要起作用，要借助大企业的力量来解决“三农”问题。 2005年“胡润富豪榜”，梁希森名列66位，身价20亿，然而这个传奇式的农民地产大亨却在地产行业最赚钱的时候瞄上了一个投钱多，见效慢，周期长的农业项目——脱毒马铃薯！地位马铃薯是全球第四大重要粮食作物。马铃薯耐贫耐旱甚至在大多数不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土壤环境下，也可获得一定产量。从世界范围来看，今后的二十年，预计世界人口年平均增长数字将超过一亿，其中增长的95%以上人口，将出现在土地和水已经承受巨大压力的发展中国家。200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更是发布了一条惊人消息，据科学家分析，解决人类未来粮食安全的问题，只靠马铃薯了，并且颁布2008年为国际马铃薯年，予马铃薯“被埋没的宝物”的美称。中国马铃薯食品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徐开生说：“马铃薯是减肥食品，100克马铃薯里面的碳水化合物是16.5克，而100克大米则含有79.9克碳水化合物，100克小麦含有碳水化合物是75.1克，而且马铃薯里含有的膳食纤维，吃进去以后能够吸水，保水。吃了有饱腹感。所以马铃薯是最好的减肥食品。马铃薯维C的含量是苹果的3.5倍，马铃薯中所含的蛋白质和维生素B1相当于苹果的10倍。铁是苹果的3倍。锂是苹果的两倍。一公斤马铃薯，它的营养成分相当于3.5公斤的苹果。所以把马铃薯叫做“地下苹果”。而且马铃薯里含有非常丰富的钾。100克马铃薯有342毫克的钾，可以防治中风。马铃薯中的粗纤维还有日常通便的作用。马铃薯里还含有一种类似转化霉的东西，能够使血管扩张，血压下降。所以患有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心肌炎，心内膜炎的，心血管患者，应该多吃马铃薯。印度的医学家研究，一个人要坚持每周吃上5个—6个马铃薯，患中风的危险下降40%。欧洲发达国家人均马铃薯消费量是74公斤，我国是35公斤。 2007年出版的我国居民膳食指南里提出，一天要吃谷类，谷薯和大豆250克到400克，也就是半斤到八两，第二个要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所以建议每周应该吃五次的薯类食品，每次吃一两到二两。”中国淀粉工业协会副会长周庆峰则在马铃薯的深加工方面给大家上了一节生动的课，他说：“马铃薯变性淀粉用途非常的广泛，衣食住行无所不包。比如说您身上穿的衣物，无论是棉纺、毛纺、混纺，都要用变性淀粉做浆料和精整剂。所有的纸张，越是高档纸，越要用变性淀粉。石油钻井、污水处理、日用化工产品，各种精细化工产品，比如说建材，铸造。而且化妆品里也有。食品，肉类制品，方便食品，膨化食品、酱类，汤类。所有的食品，都要用到各种类似的。就连汽车制造也都有用到变性淀粉。马铃薯淀粉，是工业上一种非常高档的，高质量的变性淀粉的原料。目前我们国家在变形淀粉的研究、生产、使用上起步比较晚，这是由于原来人多粮少的国情制约，80年代以后开始大力发展淀粉加工产业，变性淀粉是从90年代开始，从国内开始研究、发展。那么到现在虽然时间还比较短，不足20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发展速度非常快，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达国家生产的变性淀粉有2000多种，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行业。而目前我国只有30多种变性淀粉，很多高级的变性淀粉我国还生产不出来。比如说一些高档的营养强化食品、高效的吸水保水剂、带血浆、制造胶片、医药的胶囊等等所用的变性淀粉还在研制过程中。”对于马铃薯深加工的前景周会长说：“马铃薯产业一定要走工业加工的路子，加工产业发展起来以后，马铃薯就有更广泛的出路，而且有更高的经济价值，更广的应用。”我们国家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占世界的1/5，产量占世界的1/4，都处于世界第一位，但是单产水平仅排在世界第92位，没有合格的脱毒种薯，则是我国土豆产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孙慧生教授说：感染了病毒的马铃薯，薯块变小，叶片变小，产量变低。马铃薯脱毒只能靠茎尖剥离。我国脱毒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只占马铃薯种植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困难处境马铃薯是一个市场巨大，潜力巨大，利国利民的产业，但是想做马铃薯却是难上加难。梁希森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缺乏人才，一次偶然，老梁知道了马铃薯产业是个潜力巨大的产业决心做脱毒马铃薯种子产业，可当时没有经验的他找了三个同样没有经验的大学生就在一间废旧的车间里自己动手进行马铃薯脱毒实验，花了两年时间，投了600多万，可这脱毒苗是一拨接着一拨的死，越死越少，最后一株都没成功。老梁开始也想过算了还是搞房地产吧，可是心底那股不服输的心气让他最后决定继续干下去，这次他找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柯柄生，柯校长给他推荐了马铃薯育种专家孙慧生教授。为了让孙教授来自己公司，梁希森买断了中联鸿业公司。有了孙教授的帮助，技术上有了保证，这脱毒马铃薯苗很快就研制成功了，可就在他准备大规模的建脱毒马铃薯育种基地的时候却遇到了最大的难题。曾经在房地产上给他贷款的四家银行，听说他不干房地产要干农业，纷纷收回了贷款。让梁希森措手不及，手上一下子没了钱，可这脱毒育苗不能脱节，梁希森卖了9辆车，卖了房子、关了四家公司，不得以拖欠工人一年半的工资，玫瑰园的房子卖一套就被他拿去一套的钱投进马铃薯基地里建车间，建大棚，买拖拉机，买收割机····那时候过年都是找朋友借钱过的年，一个身价20亿的富翁到了跟人借钱的地步，八年的时间，他投到马铃薯产业里的钱达到21亿8千万，而八年时间一分的回报都没有，第一次见了回头钱。因为马铃薯培育新品种是七年的时间，梁希森的马铃薯集团至今已经培育出了900多种脱毒马铃薯。看到曙光2008年6月28日由国家科技部批准在公司建立全国唯一的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也在山东乐陵希森中联马铃薯产业集团挂牌成立。如今在山东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3万平方米的现代化脱毒苗组培中心，20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微型薯繁育大棚，拥有了全国最先进的茎尖脱毒实验室、病毒检测室、全国最大的种质资源库，年可扩繁脱毒苗9000万株，繁育微型薯2.5亿粒。北京希森三和马铃薯有限公司是集团在北京延庆设立的又一原原种基地，总占地面积400亩，年扩繁脱毒苗5000万株，微型薯1.5亿粒。内蒙古希森马铃薯种业有限公司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希森集团投入22个亿建成100万亩的种薯生产基地，总经营喷灌圈达300个，每年轮作种植60万亩种薯，年可提供优质种薯130万吨，形成了以商都为依托的核心种薯种植区，每年实现产值30亿元，带动了16万农民脱贫致富。商都县七台镇杨家地村农民崔英以前种的是自己家留的土豆，一亩地只能产1000斤，种了希森集团的脱毒马铃薯后一亩地产量翻了一番。他准备扩种到10亩。商都县县委书记王国相说希森集团的种薯基地不仅改变了当地传统的刀耕火种的种植方式、带动了当地农民增产增收，而且希森集团在不久的将来，将在种薯生产基地的基础上上两条12500吨的种署生产线，这个项目上去以后，每年可以为商都县增加财政税收3000万元。发展马铃薯产业对于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对于节约国家耕地也同样有着深远的意义。孙慧生教授说：“马铃薯在国外作为第二块面包，在西欧国家。我们国家耕地年年在减少，人口也在不断地增加，我们粮食确实存在着粮食安全的隐患。在南方的耕种，利用水稻的冬闲田种植马铃薯。在中原地区，马铃薯还可以作为“兼作套种”不影响粮食和棉花的产量，还能多收一点马铃薯，这样就节约了耕地。马铃薯，它有抗旱性，越贫瘠的地方越适合种植。像甘肃、青海这些，这些干旱地区，马铃薯正作为主要的作物。所以温总理说，把这个小土豆要做成大产业。因为我们国家现在马铃薯的面积是最大的，总产也是最高的，如何把马铃薯做成大产业，这对保证粮食安全，对贫困地区农民的致富，有很大的作用。”随着我国脱毒种薯的不断推广与普及，一场马铃薯式的革命即将到来，希森集团承诺在未来提供给全国冬作区和二作区一半的种薯供应量，这样在脱毒种薯普及率增加50%的基础上，每亩就能增产1500公斤，每年马铃薯将增产6000多万吨，农民增收480多亿，不仅能从根本上缓解粮食安全压力，也能为农民带来丰厚经济收入，利国利民！一个地产大亨，偶然发现小土豆是个大产业，一不小心钻到了土豆堆里，承担起一份原本不应该由他个人承担的一份大的责任，八年抗战，终见“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