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文学的关系论文

文化和文学的关系论文

文化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因此我们很难说整个的“南宋文化环境”具有“雅化趋势”还是俗化趋势，除非我们将前此——先秦以至北宋的文化都定性为俗或比较俗的文化，然而谁敢如此武断呢?判定一个时代文化的雅化与俗化，不仅是关于这个时代的内部事务，而且是要以前代文化为参照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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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与以前各代文化相比，宋代文化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宋代文化的高度成熟与发育定型，已为古今学术名家所公认。” 15 但是这个“高度成熟与发育定型”的特色，绝不是“雅化”或“俗化”这样简单的说法就可以概括说明的，而是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

南宋是雅、俗文化势力逐渐均等的重要时期。一向占文化主体的士大夫雅文化，经过北宋士大夫不断地“以俗为雅”，日益扩大势力范围，不少直至唐代都被视为俗文化组成部分的文艺形式如词、绘画等，日常生活内容如饮食、陶瓷等等，由于受到北宋士大夫的青睐，而被注入了浓厚的文人情怀和情趣，日益雅化。尤其是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他们以宋代士大夫特有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尽可能地从俗文化中发掘素材，并赋予其雅趣和雅韵，将其变成雅文化的组成部分。到了南宋，士大夫在此基础上把已经“雅化”了的一些“俗文化”，向更加高雅精致的理想发展，并使之定型，成为雅文化的一部分，词的雅化过程就是典型代表，绘画、饮食及其他日常生活内容，也莫不如此。

更重要的是，一向不为人重视的、以市民大众为主体的俗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日渐成熟，产生了能够表达甚至代表其文化思潮或水平的文艺形式，而且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广泛关注。北宋士大夫一方面“以俗为雅”，对俗文化进行雅化改造，一方面密切注意俗文化的发展动向，甚至在诗文新变中向唐宋传奇和宋杂剧取法 16 ，从而促进雅文化俗化。到南宋，能够代表俗文化的俗文艺，譬如说话（话本）、杂剧、南戏，以及其他各种讲唱、表演文艺形式，有了更为宽广的接受天地和旺盛的生命力，更使时人刮目相看，士大夫的笔记小说叙述记录其繁盛状况，诗、词对俗文艺的演出也有不少反映。虽然现存的俗文化文献不多，但从其他各种文献中可以感受到其繁荣程度。南宋俗文化势力真正崛起，开始与雅文化平分秋色，甚至对雅文化产生影响，使雅文化的组成部分，如向来被视为严肃正统的文学形式——诗和文，都不同程度向俗文化倾斜靠近，江湖诗派“俗的风貌”以及语录体、日记体的大量出现，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南宋文化的雅与俗两面开始共同发展，不再是无视俗文化的雅文化一统天下时期;雅、俗文化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因此我们虽然不能说整个“南宋文化环境”只有“雅化趋势”还是俗化趋势，但是我们可以说南宋的雅文化具有俗化倾向、而俗文化具有雅化倾向，二者同时发生，双向交流，改变了雅俗文化的对立，使得“雅俗贯通”、“雅俗互摄互融” 17 的宋人审美理想基本实现。

雅、俗文化的区别，到了南宋，已不再是素材内容或形式方式等现象层面的问题，而是已经“超出现象层而进入意蕴层”的问题 18 ，——人的精神素养、生活态度、审美理想情趣等“意蕴层”，成为判断雅、俗的标准。雅、俗标准的变化，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它取消了原来人们观念中雅、俗文化的物质或“现象层”的界限，使得雅、俗文化在物质或“现象层”上合流了，双方范围在这一方面都无限制地扩大，物质或“现象层”本身没有雅与俗之分，只有主体的参与，才能使其雅化或俗化。因此“物质文化的雅化”和“雅文化衰落”等提法，显然都失之武断或偏颇。

此外，词的雅化、诗的俗化果真是受了南宋文化环境影响的结果?文学的发展是否只能被动地受制于文化环境?或者说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具有决定性吗?当然不是。尤其是在古代，士大夫文学在士大夫文化生活乃至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就更不是影响和受影响这样简单的关系。

在古代尤其是唐宋时期，文学虽然只是构成文化的极小一部分，然而却是极为重要的部分;士大夫文人是当时精神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文学被称之为精英文学，可以说是文化的重要建构部分，甚至是文化的前沿部分，或说是文化的风向标，常常代表文化的发展状况和方向。

虽然作为总体文化的一个构成因素——文学及其创造者会受文化大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但文学创造者的敏锐性、创造性常常使文学走在文化的前沿，一些文学创造者的文学作品甚至他们的审美趣味、言语行为，引导着时代的审美潮流。譬如在北宋，欧阳修、苏轼作为文坛盟主，就发挥过这样的作用，他们不仅扭转文坛风气，而且影响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曾巩《苏明允哀词》谈到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在当时的影响云:“于是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域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 19 文学在北宋的崇高地位和广泛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到了南宋，文学及其创造者的社会文化地位似乎总体有所降落，但是从陆游《范待制诗集序》“公（范成大）素以诗名一代，故落纸墨未及燥，士女万人已更传诵，被之乐府弦歌。或题写素屏团扇，更相赠遗，盖自蜀置帅守以来未有也” 20 的叙述来看，范成大的诗歌不仅仅在“学士大夫”中传诵，而且受到“士女万人”的青睐，流传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由此也可见诗歌在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仍然没有减弱。

大多数江湖游士的社会地位虽然一落千丈，但是他们的文学、文化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彻底失落，他们仍旧是文学的主要创造者，是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文学创作、审美取向仍然对当时的文坛、文化有建设性作用，特别是刘克庄、姜夔等诗人词人，就在当时品评时辈、指导后学，在文学、文化建设上起到很大作用。据说当时“江湖从学者，尽欲倚刘墙” 21 。足见刘克庄对江湖诗人、诗风以及诗歌审美思潮影响极大。姜夔以其不同流俗的诗词风格和审美趣味而倍受杨万里、范成大等官僚士大夫的欣赏和推崇，并进而影响到当时的词坛风尚。他们无疑从传统文化和当时文化中汲取了充分的营养，然而他们的再创造反过来营造了当时的文化环境，促进了当时文化的发展。

如果我们总是强调文学及其创造者受到文化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往往就会忽略文学创造者的创造性或再造性，忽略文学的独立性以及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文学的发展变化，往往会开一种文化潮流或风气之先，带动整体文化的发展，诗的俗化和词的雅化就是如此。

诗和词在宋代以前，分别属于雅文学和俗文学两个系统，也就是说分别属于雅文化和俗文化两个阵营，在两宋雅、俗文化“互摄互融”的过程中，诗、词实际上分别作为雅、俗文学和文化的先锋，其不同的发展方向，引导了雅文化的俗化和俗文化的雅化潮流。“以俗为雅”是诗歌创作最先提出的贯通雅俗的方法，“以诗为词”是提高词品、尊重词体的一种手段，诗人、词人首先采取不同方式引起两种文体的改变，在北宋文坛引起很大震动，同时带动了文化各个方面的改变。

宋代诗、词比其他文学或文化形式变化更早，而且最为明显，例如词体在晚唐五代就开始进入文人的创作领域，走向雅化进程，而其他一些文化艺术的雅化，差不多都在词体雅化之后。例如文人对绘画艺术的普遍关注，是在北宋中后期，当文同、苏轼、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等人开始活跃在画坛时，“画工”之画才变成“士人画”，而“画中有诗”也成为诗人雅化绘画艺术意境、提升绘画艺术品位的一种手段。书法艺术逐渐由唐代带有官僚气息的庄重肃穆，而向文人化、个性化的潇洒恣肆发展，这也是直到北宋中后期的“苏黄米蔡”才成为一种潮流的;与绘画书法艺术相关的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进入诗歌创作的领域，并受到文人墨客的赏玩爱叹，也在绘画书法艺术雅化之时或之后;尤其是饮食，在宋代以前还是一切凡夫俗子的日常消费，连唐代的诗人也还大都耽于狂饮大嚼，而当欧阳修、苏轼等人“以俗为雅”时，饮食也被赋予雅文化的内涵，茶酒酱醋都变得像风花雪月一样，值得慢慢欣赏、细细品味;还有金石鉴赏、宋杂剧、话本等等雅化的时间较词体晚，进程也缓慢。而当这些“俗文化”进入“雅文化”领域时，雅文化领域也因此表现出更多的“人间烟火”气，而显得俗化了。可以看出，两宋雅文化的俗化和俗文化的雅化，最先表现在诗、词这两种文体上，然后渐次扩展到其他方面。

可以说没有文学家或者说文学方面的雅俗观念改变，就不会有整个文化的雅俗改观。所以姜夔及格律词派、刘克庄及江湖诗派，虽说受了“南宋文化环境”的一些影响，但他们未必不是“南宋文化环境”的重要营造者或开南宋文化风气之先者，因为他们走在文化的前沿，引领一时风气和文化潮流。

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中，传统研究都比较注意和强调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而很少有人关注文学的前沿性或时尚性以及文学对文化的引导作用。这固然由于传统文学一向提倡复古，具有相当的保守性，缺少现、当代文学的超前意识，但也可能因为研究者包括我自己的观念尚未转变。

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是词体和诗体各自发展进程到南宋后期的不同状态呈现，其发展倾向虽然不同，但都属于文体自身发展的问题。文体自身的发展规律是文学发展的内部条件、决定因素，而文化环境只是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这个道理似乎很简单，然而我们在研究具体文体时，不但时常忽略文体自身的发展，而且也常常将文体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过于简单化，所以本文就此问题作了一点探讨，希望能引起研究者们更多思考。

注 释

①贾文昭《试论古代词苑中的第三派》，《学术月刊》1995年第4期。

②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③包恢《敝帚稿略》卷五《书侯体仁存拙稿后》，四库全书本。

④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⑤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⑥《四库全书总目·江湖小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⑦⑧ 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文体丕变和宋代文学新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第57页。

⑨刘辰翁《须溪集》卷六《刘孚斋诗序》，豫章丛书本。

⑩详参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文体丕变和宋代文学新貌》，第54页。

11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133页。

12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7页。

13吕肖奂《宋诗体派论》第八章，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14如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38页等。

15 16详参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第3—5页，第61—62页。

17 18 详参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第61—62页，第57页。

19《元丰类稿》卷四十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20《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十四，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78页。

21胡仲弓《芦航漫游稿》卷二，《王用和归从莆水寄呈后村》，四库全书本。

浅谈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　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 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与诗歌——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雕塑、绘画、、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注释： 　　[1]赵凤翔，房莉：《名著的影视改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页。 　　[2]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4—315页。 　　[3]张法：《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192页。 　　[4]张光芒：《论中国的“第三次转型”》，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 　　[5]李力：《文学格局新变：通俗文学的“升格”与“雅化”》，学术论坛，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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