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晚清民国期刊评论

中国晚清民国期刊评论

《观察》杂志是民国最为成功的大型知识分子杂志之一，它的成功主要在于它的经营和它所持的立场。《观察》的主办人储安平对当时的读者群有个成功的定位，在立场上，《观察》始终坚持其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立场，储安平始终坚持“不参政但言政”的立场。

晚清报刊广告的特点

1、呈现文学史相关脉络

最明显的例子是《新小说社征文启》。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以来，学界在讨论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时，都会联系到《儒林外史》。虽则评价有高下之别，却一致认定《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在小说结构与讽刺笔调上深受《儒林外史》的影响。而“谴责小说”尽管也被归入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并成为其中最突出的品类，不过，像李伯元、吴趼人这样先已活跃在上海小报界的作家，其创作与远在日本的梁启超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一直很难落实。在研究者心目中，倒是更容易将李、吴等人的小说题材与风格看作是一种自主的选择与摹仿。

而我1997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新民丛报》第十九号初版本上，发现了一则《新小说社征文启》，足以对以上疑问作出确凿的解答。这一写于《新小说》发刊前的启事，应该是出自杂志创办者梁启超之手，其中提示了“谴责小说”文体发生的线索以及此类写作与“小说界革命”的密切联系。1902年10月刊出的这则广告特别强调：

本社所最欲得者为写情小说，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乃为有益时局。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藉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亦佳构也。

如此可见，大约1903年5月起开始在《世界繁华报》连载的《官场现形记》，以及同年10月起开始在《新小说》陆续刊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正是对此一征稿最及时的回应。并且，吴趼人后来写作的《恨海》与《劫余灰》，虽为写情小说，开篇却都要在“儿女之情”外，另外讲出一番光明正大的“情”之理。

如《恨海》以“儿女私情”为“痴”与“魔”，更看重“与生俱来的情”，认为其“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 1 ] ( P3) ，此亦不脱《新小说》“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的要求。正可以用“如响斯应”来形容《征文启》与李伯元、吴趼人创作之间的关系。此例可以说明征文类广告对于标明杂志主旨、引导作者写作，甚至酿成一种文学风气上所可能发挥的功能。

2、考证作品本来面目

最有名的例子当属对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总体构思的揭示。由于近代小说与古代小说的发表途径不同，报刊连载使得作者不必等待全书完成才发表，而可以随写随刊，所谓“朝脱稿而夕印行”。由此带来的弊病，除了“明知疵累百出，亦无暇修饰”，也有如钟骏文(寅半生)所指出的：“甚有草创数回即印行，此后竟不复续成者，最为可恨。”而其特别提到的，即为“共推文豪之饮冰室主人”所撰《新罗马传奇》与《新中国未来记》[ 2 ] ( P182) ，可见梁作未完在当时已让人痛惜。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刊载于《新小说》的《新中国未来记》，“楔子”之外，还有五回。小说所要讲述的主体，即中国六十年维新史才刚刚开了个头，主人公仍在争论是应该改良还是革命。以前的研究所能依据的文本仅此而已，晚清小说研究的开山祖师阿英也未能提供更多的文献。
这个情况在国内最初的改变，是黄霖与韩同文选注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的出版，其中选录了《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此文是为了1902年11月《新小说》的创刊，先行在8月份的《新民丛报》第14号登载的一则长篇广告。其中于“政治小说”栏开列了三部小说，第一部就是《新中国未来记》，并且概略介绍了情节：

此书起笔于义和团事变，叙至今后五十年止，全用幻梦倒影之法。而叙述皆用史笔，一若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者然，令读者置身其间，不复觉其为寓言也。其结构，先于南方有一省独立，举国豪杰同心协助之，建设共和立宪完全之政府，与全球各国结平等之约，通商修好。数年之后，各省皆应之，群起独立，为共和政府者四、五。复以诸豪杰之尽瘁，合为一联邦大共和国。

东三省亦改为一立宪君主国，未几亦加入联邦。举国国民戮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寻以西藏、蒙古主权问题，与俄罗斯开战端，用外交手段联结英、美、日三国，大破俄军。复有民间志士以私人资格暗助俄罗斯虚无党，覆其专制政府。最后因英、美、荷兰诸国殖民地虐待黄人问题，几酿成人种战争。欧美各国合纵以谋我，黄种诸国连横以应之，中国为主盟，协同日本、非律宾等国，互整军备，战端将破裂。匈加利人出而调停，其事乃解。卒在中国京师开一万国平和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两种人权利平等、互相亲睦种种条款，而此书亦以结局焉。有此自陈，足以让我们了解梁启超理想中的建国方略。

这则广告的重要性还在于，其不只叙述了梁启超已着手写作的《新中国未来记》的故事梗概，而且也对梁氏系列政治小说的创作计划作了预告。《旧中国未来记》“叙述不变之中国，写其将来之惨状”；《新桃源》(一名《海外新中国》)是专从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的经历着眼，想像二百年前有一批中国先民，在海外一个大荒岛上创建了新国家，现在又把这套制度移植到内地。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写作有着巨大的热情。而假如没有见到这则《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的广告，关于《新中国未来记》以及其余三部政治小说的整体构思都将埋没，这当然是梁启超研究的重大损失。

3、确认作者真实身份

晚清作者发表作品，常常使用笔名或化名。其中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如传统观念的遗留，写作小说、戏曲、弹词一类俗文学作品时多不用本名；也有这一时期特殊的考虑，比如政治禁忌，被政府通缉的作者或嘲骂官府的作品，都不便直署真名；男性作者在女报出现，为使女读者感觉亲切，也会刻意改变性别，像柳亚子之取名“松陵女子潘小璜”等。并且，笔名固然有长期使用者，亦不乏临时起意，一人多名成为晚清作家发表作品的常态。这无疑给后来的研究者造成巨大困扰，且不利于深入解读作品。

以我处理的一则个案为例。1903年11月梁启超游历美洲归来，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38、39号合本， 1903. 10，实为11月以后出版)与《新小说》(7 - 16号， 1903. 9，实为1904. 1 - 1905. 5出版)上，便接连出现了对于“珠海梦余生”(间署“外江佬”)《粤讴新解心》的推介与刊载，并发表了署名“春梦生”的作者创作的戏曲《团匪魁》与《学海潮传奇》(《新小说》8号、《新民丛报》46 - 48合本与49号) ；直到1906年，在《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还在评述名为“忏余生”和“忏广”的作者新写的两组诗作《纪古巴乱事有感》与《湾城竹枝词》(《新民丛报》85号) 。单看这几个名字，彼此似不相干。梁启超也有意隐瞒其身份，《饮冰室诗话》或则说：“乡人有自号珠海梦余生者，热诚爱国之士也，游宦美洲。今不欲著其名。”或则说：“乡人忏余生，以使事驻美洲之古巴。”[ 3 ]就是不肯透露其真实姓名与官职。不过，因“珠海梦余生”与“忏盦”这两个别号，民国以后作者还在使用，可以据以查知其人即为曾任清政府驻古巴总领事(1903 - 1907)的廖恩焘。但“春梦生”为何许人则不得解。

由于“春梦生”除上述两部戏曲外，尚有一本单行的《维新梦》，故研究晚清戏曲的学者对其人也相当关注。梁淑安与姚柯夫编著的《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率先将《学海潮传奇》的作者著录为周祥骏后[ 4 ] ( P106 - 109) ，左鹏军在《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中亦承袭此说[ 5 ] ( P225) 。实则周祥骏平生从未出国，而《学海潮》乃以1871年发生在古巴的一场学生运动为题材，《维新梦》的作者在《序》中更明言其创作时“适客海外”[ 6 ] ，因此，其人与周氏的履历全不相干。

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北大图书馆借到了几册初版本的《新小说》，发现第7号中有一张《新出班本〈黄萧养回头〉上套、京调〈维新梦〉成套合刻》的广告：

欲开大多数人之智，改良班本其急务矣。举国中不读书、不看报之人十居其八、九，而未有不看戏者。欧西、日本多注重于是，故士大夫皆不惜纡尊降贵，亲演其事。而我国则鄙此道为下流，至不屑与平民伍。此强弱智愚之所由分也。迩来倡改良班本之议者颇不乏人，其有见乎此矣。

以上强调戏曲改良重要性的议论固然精彩，但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此则广告提供了追考《维新梦》作者的线索：

又《维新梦》一套，乃演戊戌变法前后时事，句句皆道实；而其结构之佳，腔调之熟，又不在《黄萧养回头》之下。作者为春梦生，即卅八、九号《新民丛报》《饮冰室诗话》所称之“珠海梦余生”其人也。

据此，“春梦生”即为“珠海梦余生”，乃廖恩焘为撰写戏曲作品专门使用的笔名。而《学海潮》之取材于古巴历史，因之也有了着落。

本人为此写作了《晚清外交官廖恩焘的戏曲创作》(刊《学术研究》2007年3期)一文，以《维新梦》等剧作为例，说明驻外使节与清廷的离心离德可能已超出我们过去的想像，并希望由此见出晚清“文学改良”的倡导者与响应者如何互动的周边情况(可参见笔者《近代外交官廖思焘诗歌考论》，刊《中国文化》2006年23期) 。

4、搜集作者散佚篇什

辑录佚文的正途当然是翻检与作者有关系的报刊，但广告栏也不应轻易放过。因为对于作者而言，广告文字最容易散失，因其往往被忽略。

我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时，对此深有体会。如取自1904年《新民丛报》第44、45号合本的《辨妄广告》与《辨诬再白》，以及第49号之《辨妄再白》，均以香港《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等革命派报刊为批驳对象，实为梁启超1906年与《民报》论战的前奏，值得重视。其驳斥两报将刊载于日本《东邦协会会报》第110号的李宝森上副岛种臣书，移花接木，改作梁启超上伊藤博文书等事，称：

且今日何时耶，国亡之不暇! 民间若诚有志者，各尽其力所能及者而自勉焉。方针不同，我败焉，犹望人之成；苟其可成，成之何必在我! 真忧国者不当如是耶? 堂堂正正以政见相辨难，犹可言也；若造谣诬谤，含沙射人，斯亦不可以已耶? 鄙人不能不为该两报惜之。[ 7 ] ( P157)此言可见梁启超当时的争辩立场。至于民国以后，梁氏登载于报刊的私人启事更多，此处不赘。

另外可以一篇秋瑾佚诗的发现为例。长春师范大学的郭长海教授是国内较早关注与使用晚清报刊文献的学者。他在1985年发表的《秋瑾研究资料的新发现》(《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1985年4期》中，公布了一首秋瑾诗作：

女中今又见卢和，救世心真一片婆。广为后生开觉路，常闻脱手起沉疴。杏林春好颜都驻，兰室尘无梦屡过。灵药刀圭应赠我，炉杯擎出活人多。

下署“俚句戏博廖太夫人哂政，秋闺瑾就正稿”，所用正是秋瑾留学前的闺名。这首七律之前，尚有一段文字称：“昨承湘中王部郎夫人雅赠诗什(王君住绳匠胡同，敝处未详其名字) ，谬荷推誉，谨此致谢。”而我按照郭文的提示，翻查1903年10月15日的《大公报》，看到这篇包含秋瑾佚诗、总题为《京师卫生女学医院敬谢赠诗》的文字，竟然是一则广告。这让我对郭教授读报之细大为钦佩。而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重印的《秋瑾集》中，这首诗也优先于其他研究者发现的众多佚作，被正式编辑入集。显然，出版方对其出自秋瑾毫不怀疑，因为刊载此作的当年的报纸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5、确定杂志刊行时间

晚清的杂志与报纸不同，时常会发生延期出版问题。原因也多样，有时是经费短缺，有时是主事者出门或身故，也有政治干扰等情况。刊物在脱期后，一般会采用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或写明实际的出版日期，或按照约定的周期标记，或干脆不署刊行时间。后二者较为常见，因其可制造杂志表面正常的假象，以取得读者的信任。而这种不正确的出版信息造成的混乱，则会影响学者研究的可信度。

在晚清两位著名的小说家李伯元与刘鹗之间，曾发生过一起“抄袭”事件。根据最早发现此事的魏绍昌的说法，“《老残游记》发表至第十三回就中断了，中断的原因是《绣像小说》擅自删去了原稿第十一回”；“可是到《绣像小说》第五十五期发表《文明小史》第五十九回的时候，前半回‘论革命幕府纵清谈’中，李伯元却将刘铁云所写痛诋‘北拳南革’的一番玄理， ??连续一千五百多字，一古脑儿照原样全抄”[ 8 ] 。这让魏绍昌无法理解。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不是李伯元抄袭刘鹗，而是刘鹗抄袭了李伯元(如汪家熔)。

在诸种论证中，我觉得日本学者樽本照雄解决此疑案的方法最可取，因而结论也最可靠。他做了一张《〈绣像小说〉刊行一览》表，主要根据《世界繁华报》、《大公报》、《中外日报》、《申报》与《东方杂志》5家报刊的出版广告，逐一列出了每期《绣像小说》在各个报章广告刊出的时间。由此可以清楚看出，自第13期开始不再标明出版时间的杂志，实际已不断延后刊行。樽本不但据此打破了阿英以来即将《绣像小说》的停刊与李伯元的去世相系连的说法——因李伯元病逝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按照《绣像小说》为半月刊的推算，第72期的刊行日期恰好应该是三月十五日——证明其实际终刊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而且，其所排出的刊行表亦明白显示出，登载有抄自《老残游记》第11回内容的《绣像小说》55期，乃是李伯元去世以后发行，因此可以肯定，这起抄袭事件的主角是李的朋友欧阳钜源，而不可能是已经去世的李氏本人[ 9 ] ( P42 - 63) 。

此外，在《新小说》的停刊时间上同样存在疑问。该刊从第4号起，也开始脱期。不过，自第9号到第2年第5号(17号)为止，不管间隔长短，杂志基本还是按照实际出刊日期作了标示。但自第2年第6号(18号)以后，这项标识取消，而在为研究者信赖的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中，仍依据月刊的出版周期加上了时间。这样，学界一般都认定，总共24期的《新小说》停刊于1906年1月。

2002年7月，郭浩帆在樽本照雄主编的《清末小说通讯》第66号上发表了《〈新小说〉创办刊行情况略述》一文，其中引用了《月月小说》第3号与第6号(1906年12月和1907年3月)刊登的广告，称该刊“特聘我佛山人、知新室主人为总撰、译述。二君前为横滨新小说社总撰、译员，久为海内所欢迎。本社敦请之时，商乞再三，始蒙二君许可，而《新小说》因此暂行停办”；到第6期更声言，吴趼人、周桂笙二人“自本社延聘后，《新小说》因此停刊，久已不出”。对于这些出自《月月小说》总理汪庆祺的文字，郭氏评论说：“由于《新小说》第二卷最后各期没有标出出版年月，人们通常推断它的停刊时间在1906年1月，而此时距离《新小说》的停刊已经达十个月之久，所以大家不大相信《月月小说》所说的话，认为其中或许有利用《新小说》的巨大影响做广告的嫌疑。”郭氏虽然肯定《月月小说》的广告“并非无稽之谈”，但又表示，要说明吴、周二人的加盟《月月小说》“与《新小说》停刊之间的具体因果关系，尚需要新的证据”。而樽本照雄随后补充发表的《〈新小说〉的出版日期和印刷地点》[ 9 ] ( P207 - 217) ，即提供了郭文所需要的新证据。樽本引用了1906年11月13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时报》关于第2年第12期“《新小说》亦到”的广告，证明该刊终止时间“是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左右。比定论所说的‘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晚了整整十个月”。这个时间恰好能与1906年11月1日创刊的《月月小说》相接续，可见汪庆祺并未吹牛。

其实，更早一些，在1906年11月30的《月月小说》第2期上，已刊出过一则汪庆祺署名的《本社紧要广告》：

本社所聘总撰述南海吴趼人先生、总译述上海周桂笙先生，皆现今小说界、翻译界中上上人物，文名藉甚，卓然巨子。曩者日本横滨《新小说》报中所刊名著，大半皆出二君之手，阅者莫不欢迎。兹横滨《新小说》业已停刊，凡爱读佳小说者，闻之当亦为之怅怅然不乐也。继起而重振之，此其责，舍本社同人其谁与归? 爰商之二君，自三号以后，当逐渐增多自撰自译之稿，以餍读者诸君之雅。

考虑到《新小说》自第8号起，吴趼人即在该刊大量发表作品，诸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电术奇谈》、《痛史》、《新笑史》等各类小说全面铺开，立刻跃升为杂志第一作者，周桂笙的译作也差不多是每期必见；因此，无论是因二人出走而造成《新小说》停刊，抑或是由于《新小说》计划停刊而二人移席别就，总之，没有了吴趼人与周桂笙的《新小说》原本难以撑持。而这中间的细节原委，也是经由广告透露出来。

此外，报刊广告在考察近代稿费制度的逐步建立、由稿酬标准所体现出的文类等级变化以及小说分类的出现与依据等诸多方面，都堪称大有可为。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就此作过探讨，成果可观，此处不再详言。

总而言之，报刊广告是一块有待有心人开发的富矿，其在文学史以外的利用价值更是多多。竹头木屑也可派上大用场，这里需要的是发现的眼光。

夏晓虹：晚清报刊广告的文学史意义

来源：2008年12月第4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本文为作者2008年6月13日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举办的“文学史视野中的大众传媒”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我给你的不是直接的答案，但你可以从这边论述详细的论文中总结出想要的答案，这对你学习也是一种帮助。

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杂志《良友》在当时有什么样的贡献？

民国时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未褪去几千年的古典气质，现代风情又在十里洋场的上场演绎，一切事物不乏精致又充满新鲜味道。

各色传奇人物也在民国时期轮流登场，在这段乱世岁月里，演绎了一场绝代风华、曲折离奇的不朽传奇故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一本演绎着近百年古典与现代美学的杂志，于1926年2月15日走进了中国百姓的生活，这本杂志叫做《良友》，它在上海这座极具魅力沿海城市的文化推力下，形成了“海内外凡有华人之地，无不以一睹《良友》为快”的盛景。

《良友》的巨大影响力

《良友》诞生于春寒料峭的上世纪20年代，当年这本杂志创刊号的封面，就是有着电影皇后之称的胡蝶，她是那个年代里上海滩最具魅力的女性。自从这本画报在1926年2月诞生以来，直到1945年10月停刊，她就像一位诞生于上海新思想潮流中的女性，伴随着风雨飘摇的民国，走过了将近20年的时间。据资料显示，《良友》总计出刊174期，每期销量都高于4万余份，这让《良友》成为了近代上海乃至整个民国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

在当时，有人这样描述《良友》画报的畅销：“《良友》无人不读：主妇、现代女性、工人、巡捕、老头子、掌柜先生、戏院的顾客、茶室里的茶客、学生、小学生；《良友》无所不在：在茶几、在厨房、在梳妆台、在收音机旁、在旅行唱片机上、在公园里……”

在这份画报中，人们能够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女性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也能看到近代中国又有着怎样的社会风貌，文化艺术，她像一本中国年间的老照片画册，记录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普通大众的生活所需，女性服饰、文化、思想的变革。

《良友》并没有只对当时的中国人展示着近代民国的社会变迁，当年世界广为流传这样一则评论：“ 《良友》一册在手，学者专家不觉得浅薄，村夫妇孺也不嫌弃高深”，诞生于上海的《良友》，以其百科式大画报的丰富内容销往世界五大洲。

据说当年凡是有华侨居住的地方，总能够看到《良友》的身影；有些国外图书馆，也通过收藏《良友》的方式，作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良友》对女性魅力的诠释“《良友》的封面，从创刊开始，一直以年轻闺秀或著名女演员、电影明星、女体育家等的肖像作封面的。”

既然《良友》能够赢得遍天下的美誉，那么这本杂志在风靡上海滩的同时，究竟有怎样不为现代人所知的魅力呢？这本画报在创办之际，上海已经开始弥漫着摩登元素的气息，人们将摩登生活作为一种社会时尚，加之五四运动的成功，让上海的女性运动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良友》创刊之时，女性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尤其是在上海这个极为容易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地区，女性解放运动更是深入人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登场的《良友》，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女性摄影视角，将民国时代的女性魅力完美、准确地诠释在世人面前。

《良友》为数不多的男性封面

在这本画报书刊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少数几个星期的画报封面与抗日战争有关以外，《良友》总共174期的画报封面，其中有161张封面，以当时的女电影明星、名媛、女学生、歌舞表演者的照片，作为画报的封面女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虽说已经迎来了女性思想解放潮流，但是在大众的传统观念中，女子仍然不得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否则这类女性就会被归于“不正经”女性的行列之中。

《良友》封面女郎的出现，给这种传统禁锢思想猛烈一击。因为出现在这些画报上的女郎，她们可以是德才兼备的名媛，也可以是朝气蓬勃的女学生，更可以是接受过良好教育，活跃在各大社交场合的明星。

从这个时候起，女子不必再做“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名媛小姐，他们不必遵守封建社会中那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礼数。

在画报女郎的影响下，许多年轻女子不再将抛头露面，打扮精致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当作是一种耻辱，她们更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像胡蝶、陈云裳当红女演员一样，成为新时代女性的一员。

可以说，《良友》的出现，让民国时期的女性认识到，现代女性形象不应是居于传统闺阁，只懂得相夫教子的女性；现代女性的新形象，应当穿着得体、打扮精致，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私人公共空间。就这样，这本画报杂志帮助上海女性打破了原有的女性封闭状态，让她们开始建立起现代社会标准下的都市新女性形象。

《良友》对服饰文化的影响“《良友》百分之九十多的封面都是都市时髦女郎、贵妇人或电影女明星照片，而封面之后占据显著位置的……《良友》后来政治报道对象有所扩大甚或转变，但那仍然是由一种时尚意识所决定的……政治报道之后，就是更具时尚气味的比如世界风俗写实、旅行游散记、中外体育、中外电影、名人婚宴、明星行踪乃至都市日常生活指南等，这些内容实际上和政治报道一起构成了《良友》独特的时尚报道体系。”

《良友》不仅改变了民国时期女性的精神世界，她也对近代女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就表示现在，上海女性穿着服饰的改变上面。中国封建社会深受儒学、理学的思想禁锢，尤其是理学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将女性的穿衣打扮都限制在了一个极其具有约束力的框架之中。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女性应当恪守礼仪，她们的衣领必须紧扣起来，长裙必须拖地，女性一旦将肌肤袒露在外边，就表示这个人是不被社会所容，丧失了“妇道”之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即便经历了思想解放潮流，女性仍然不乏旧时代的穿着者。

《良友》率先打破了这一禁锢，在这本画报的杂志中，妇女们穿上了轻薄贴身的旗袍，再搭配一件长马甲与短衫，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旗袍就此诞生。

在《良友》发行初期，旗袍的长度仍然长至脚踝；然而到了30年代初期，旗袍的长度已经允许女性裸露出整个小腿；到30年代中期，以前宽松直线型的旗袍，其裁剪方式改为可以展现女性身体曲线的收腰旗袍，起跑两侧的衩也越开越高，这让女性若隐若现的大腿更加具有魅力。从画报旗袍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上海近代女性逐步摆脱了封建时期的传统穿衣模式，这与他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有着莫大联系。

除了旗袍以外，这本画报中经常刊登一些外国的西洋礼服，还有更加突破传统观念的游泳、骑马等女性的运动服装。为了让中国女性与世界时尚接轨，《良友》也会不定期地刊登一些纽约、巴黎、伦敦这些有着世界时尚中心之称的服装时尚发布会。

欧美服装的流行元素、时尚潮流悄然传入中国，中国女性也开始尝试黑色的小礼帽，更加凸显身材，简单又美观的夏季时装。《良友》对女性物质生活的改变其次，《良友》对于上海女性的影响，还表现在这一时期上海美容护肤品的繁荣上。旧时代的女性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性，已经拥有可以到社会各界工作社交的机会。当一个人融入到社会圈子中去的时候，她必然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外貌，尤其是对于自古以来就有爱美之心的女性而言，外貌上的打扮、改变，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在这样的心理召唤下，画报中开始出现教女性如何对自己的头发、眼睛、嘴唇、指甲进行创造的广告。

当然，有些专注于美容护肤品的商人，也开始向《良友》投放广告，据资料统计，这本画报中关于美容护肤品的广告占有极大比重。各类新型美容护肤品纷纷登场，旁氏白玉霜、三花牌香品都成为了上海女性排着长队积极抢购的女性必备护肤品。

美容广告投放量最大的当属1931年的迪安公司，这家公司以自家美容商品为题，在《良友》画报上推出了10种系列产品，从女性所用的美容水、面香粉、胭脂、画眉笔，再到护手霜都有所涉及，从这些广告就可以看出，这个年代里女性美容产品得到了丰富发展，女性对于自己外貌的注重也更上一层楼。《良友》对女性精神生活的改变

《良友》画报创始人伍联德最后，再来谈谈《良友》给当时上海的女性，所带来精神生活上的改变。自从上海对外开阜后，这座城市成为了西方舶来品和西方文化的巨大输入口，商业经济的繁荣，讲西方社会独特的生活方式传入了上海。

《良友》兴起的时间，正值上海电影业繁荣发展的时间段，所以这份画报中的重要内容，就以当时国内外著名影星的新闻有关。

由于与电影相关的新闻颇多，看电影也逐渐成为了近代女性的一种娱乐消遣方式。除此之外，《良友》还与上海多家照相馆合作，刊登一些充满时尚、写实的摄影照片，所以在那个年代里，如果哪位女性拥有一张在上海照相馆拍的照片，是最值得大肆标榜、炫耀的事情。《良友》这本旧时杂志，在悄无声息间改变了上海女性的生活，解放了她们的思想，也成为了民国年间近代女性生活的记录者和呈现者。

如何看待晚清到民国初期社会生活的变化

社会生活的变化 清末民初，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中国社会风尚急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剪去了发辫。清朝强迫汉族男子束发留辫，晚清的进步人士把辫子视为民族的耻辱。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动员群众剪除发辫。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发布法令，要求人们剪辫易服。其次是服饰变化。封建社会，以服饰区分人们的身份地位。辛亥革命后，千百年来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作法被社会废弃，于是人们的服装样式开始多样化。当时人们对沿袭已久的缠足之俗进行了严厉批评，出现了不缠足运动，各种不缠足团体和禁缠足宣传，遍及全国。1912年3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劝禁缠足文》，对改变缠足陋习起到重要作用。南京临时政府还发布了《严禁鸦片通令》，严厉禁烟。 清末民初的女性 清末的中国社会众生相 服饰变化与衣冠之治的解体 从习俗和观念的变化看中国近代社会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出现了鼎新革故的社会潮流，社会风尚新旧并存，而革命新潮流涉及领域广泛、气势之大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清末民初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
思想观念的更新 南京临时政府发布法律，要求民众革除前清腐朽生活习俗，革新礼仪称谓，废除叩拜、作揖、请安、打千、拱手等旧式礼节，改行鞠躬、脱帽、握手、鼓掌等礼节。婚丧礼节也改为新式，废除旧式婚丧的各种落后礼俗。人们的称谓，不再使用“大人、老爷”，一律以“先生”、“女士”、“君”相称。传统观念逐渐被新观念代替，认识到封建君权、神权、族权、夫权是对个人人格的摧残，提倡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力求打破封建枷锁，给人民平等权利和地位。 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给各种职业的人们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权利，取缔买卖人口及卖身契约。当时全国反对卖淫纳妾，要求实行一夫一妻制，要求有财产独立权，个人自立，不苛待佣工等。各种以人道主义、解放人权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建立，辛亥革命打破了禁锢人的个性发展的封建枷锁。这时，人们开始对国事政事发生兴趣，各种集会、结社、选举活动得到广泛发展。知识妇女也开始投身于政治。
当时人们重视工商业的作用，认为办实业是救国的重要手段。人们打破了传统的四民观念，为发展实业殚心竭虑，投资设厂，各地出现工商业大发展趋势。 清末的工商金融 民初，新学大倡，学生选择专业，考虑其实用价值及利益，法政科招生，成千上百人报考，传统的作诗填词、习经读史、心学理学，不再受人重视。社会上也出现了追求奢侈浮华的风气，社会各类消费性行业得到发展，对封建社会传统道德伦理观念进行冲击。与此同时，中国固有的学术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清末学术观的变革 晚清学术分科观念及方案 学术史：清末民初的显学 王国维：国学与西学 晚清国学大师王国维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学的发展
文学艺术的繁荣 清末民初出现了揭露社会腐朽黑暗的“谴责小说”，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揭露了清朝各级官吏、衙门的腐朽黑暗。还出现了一些反映革命的小说，如《广州乱事记》、《新汉演义》、《血泪黄花》，描写了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
知识分子积极研究和宣传欧美的思想和文化，出现了许多译著，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从中吸取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西方近代政治方案，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文艺作品也被大量翻译，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的作品，陆续翻译出版。最著名的翻译家是林纾，他根据别人口译，把外国作品翻译成中国的古文。 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 莎士比亚全集 狄更斯作品选 巴尔扎克作品选
此外，出现了现代话剧和新式音乐，当时“学堂乐歌”的创作大为盛行，出版了不少课堂歌曲的教材。在美术方面，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掌握新技巧、勇于创新的画家。如李叔同、吴昌硕、高剑父、刘海粟等。蔡元培则第一次提出了必须对国民进行美术教育。
新闻出版业的进步 清末民初，西学得到很大发展，加上新印刷技术的普遍使用，新闻出版业步入新的发展时期。1897年，夏瑞芳、鲍咸恩等人联合创建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时只有印刷所，后成为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综合性出版企业。1921年1月，陆费逵、戴克敦、陈协恭、沈知方等人创办中华书局。它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身，是民国初年影响极大的近代出版企业。民营出版发行业的发展，很快就超过了教会和官办的出版机构。
革命派在活动期间，也促进了出版活动。如1902年陈范创办《苏报》，聘请章太炎任主笔，发表了大量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文章。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刊《民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据推算，当时全国的各种报刊杂志有1000余种。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分不开。 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化情形（图片）
近代教育的发展 清朝末年开始建立新的教育体制。1903年清朝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称为“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础。章程颁布后，各类学堂迅速发展，到1909年，全国各类小学已达5万多所，高等学校123所。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清朝廷还先后派遣青年学生和官员出国留学，民间也大量出现自费留学生。留学生在在国外大大开阔了眼界，接受了新知识，成为中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分子。 张之洞与晚清学部 京师大学堂章程
民国政府对清末的教育体制又进行了改革，主要措施包括：设置新教育机构。如将学堂改称为学校，男女可以同校，废止读经，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禁止体罚，取消清朝贵胄学堂等。改定教育宗旨。把清学部教育宗旨中关于“忠君、尊孔”的内容取消，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教育的根本宗旨。重订学制。初小4年为义务教育，高小3年，中学4年，大学本科3年或4年，师范学校本科4年等。又陆续颁布各种学校令，补充已公布的《学校系统令》，全称为《壬子癸丑学制》。民国初年的教育制度改革，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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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到民国》读后感

        把枯燥无味的历史，讲得如同小说一般吸引人，这就是著名口述史学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长处。本书也是论文集，然而可读性比之吴晗先生的《明朝简史》不知好到哪里去了。唐德刚先生出生于上个世纪，父辈是安徽的官僚，身处如此家族，因此对清朝末期李鸿章所代表的的淮系和袁世凯所代表的的北洋军阀的轶事如数家珍。其中调侃清末人物，月旦时评，不仅有真知灼见，读起来也让人总是会心一笑。

        本书述说了晚清到民国间发生的四件大事，分别是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辛亥革命。对于清朝，网上民众的看法颇为极端。男性对清朝更加反感，因为民族主义和近代耻辱的缘故。而女性则受电影电视剧的影响，对清朝颇有好感。有清一代，褒贬不一。然而世殊时异，中华文化到了明朝本来就已经式微，除了现代化一途之外，已然陷入死路。从天朝上国遇见脱胎换骨的西欧列强，哪怕是汉人王朝也不能轻易应付他们。更何况清朝带来了满蒙回藏四处嫁妆，总体来说功大于过。虽然金钱鼠尾的发型让我十分厌恶，但是从整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也应当肯定清朝的统治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那么清朝晚年，为什么会遇见这样一种千年未有之变局呢？读者须知，我们中国社会的演变是十分缓慢的。两千年以降，不过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要知道西欧列强，虽然在数百年前还处于黑暗中世纪，百姓愚昧无知，贵族腌臜简陋。可是经过他们数百年的思想进步，研发科技和殖民掠夺，在制度，文化和科技上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发展。在康熙时仰慕中国文化的欧洲人，到了同治年间，就转而蔑视中国了。

        按照中国的传统思维，你洋人这么厉害，打败了我，就应该灭了我，然后自己做中国的皇帝。可是英国人他是一个殖民帝国，它更擅长于和当地上层合作，来剥削殖民地的人民。面对中国如此广阔的疆域，虽然垂涎三尺，但终究是力不从心。

        英国人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市场，却导致了另外一件事情的发生。在之前，中国对外贸易的通道就是广州。等到其他口岸开辟之后，广州出现了失业潮，整个广州治安环境为之一变，起义不断。这时候一位靓仔科举失败，生了一场大病，回到他故乡广西后，用传教的方式拉起了一支部队。就是这一支不起眼的部队，从广西打到湖南，从湖南打到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

        按照传统剧本，像洪秀全和杨秀清这类的统治者，虽然打响了推翻腐朽王朝的第一炮。但是因为他们缺乏统治和斗争经验，只能作为王朝更替的前奏。后面的起义者将接过他们的接力棒，一波一波地向清朝统治机器扑过去，直到清政府灭亡。可是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啊，英国人为了维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大力扶持了清朝政府。派遣官僚去控制中国的海关，清朝政府因此拥有了坚实的财政基础。有了稳固的财政基础，再加之太平天国反传统的性质。于是清政府最终才形成了对太平天国的合围，使得自己又延长了半个世纪的寿命。不过至此以后，中国的内政极大程度受制于国际外交。列强的意志，影响中国的政局。

        等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变法图强成为了社会共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可惜可幸的是，康有为并不是一个能够改变中国人的人。戊戌变法在反动派的联合杯葛下失败，而维新派对保守派的激进态度，让慈禧性格大变。不仅对维新派赶尽杀绝，对于支持维新的中立派如李鸿章等人也疏远了。国中大事皆由皇亲国戚把持，可跟这些虫豸在一起怎么能搞好政治呢。山东的义和团一起，和京城的颟顸贵族们一合流，中国历史上最为耻辱惨痛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就此发生了。

        说起来这件事起源于一个误会，慈禧听从小道消息，一位列强要求她退位给光绪，于是对十一个强国宣战。这老不死的家伙一发昏，中国百姓就跟着遭殃了。此次事件后，在李鸿章熟练的外交挑拨，勉力维持下，中国清朝竟然做到了只赔款不割地。现在有许多人说英国和美国对中国有恩，这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了。英国在中国拥有大量的贸易利益，一个整体的市场当然比被分割的市场好了。至于美国，是因为它建立事件短暂，等到它想去殖民的时候，已经错过时机了。中国之所以没有落得波兰和奥斯曼土耳其的下场，并不是英美的施恩，只是因为中国离他们太远了。

        庚子拳乱后，即使是最最保守的人，也要动摇了。清朝已然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书中还讲了一些关于孙中山和袁世凯的轶事，还挺有趣的。例如孙中山本身并不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他屡战屡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成功的那天，他还在美国旧金山刷盘子赚钱。袁世凯的家族一直科举失败，等到他爷爷那辈的时候，才突然发力，做到父子双进士，兄弟两举人。而袁世凯的角色更偏向于练兵的将领，狡猾的政治家。本是曹操一般的人物，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不再需要曹操，而是需要孙中山，需要黄兴，需要蔡锷了。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人民一直在艰难地进行现代化。我们现在可以说现代化完成了一大半，起码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物质基础既然有了，精神建筑就要搞起来。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的文学、美学、哲学需要现代化，这是中华文化的根。巩固了根本，其他的自然水到渠成了。相信在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将涌现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学问家，中华文明又将迎来一个全盛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