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乡村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探析社会主义荣辱观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
　　工商管理学院05级 巫竞盛 倪力文 黄京霞
　　内容提要：目前，我们正站在实现“十一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社会国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起点。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贯彻落实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中是农村建设一项重要举措。本文将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给新农村建设产生的积极作用做简要探讨分析。
　　关键词：社会主义 荣辱观 新农村建设 思想意识
　　一、引言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委员时，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讲话集中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表达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在现代化之路上，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凝聚人心的坚强纽带，是实现宏伟目标的强大精神动力。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科学发展观在本质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它将为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提供坚实的价值观支撑和伦理道德保证。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目前，我们正站在实现“十一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起点。将社会主义荣辱观贯彻落实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之中是一项重要举措，它对于提高新农村建设的精神风貌，构筑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实现和谐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06年7月，实践队以“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指导思想，追求学习“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前往台州组织开展社会暑期实践活动。结合实践情况，现就社会主义荣辱观对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谈几点认识。
　　二、荣辱观对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要的是需要农村基层和广大农民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同时，建立起一种适合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和是非观念。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是非、善恶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相信这种文化和是非观念一旦形成并深入人心，就能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层面发挥其广泛、稳定而持久的影响，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支撑。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处在起步阶段，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推动新农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思想解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新农村建设指明了方向和目标。我们认为，经济发展和生活富裕是新农村建设要实现的经济要求，乡风文明、环境优美、社会和谐是新农村建设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培育新型农民是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任务，也是新农村建设中人才的必要保证。
　　（二）社会主义荣辱观提供新农村建设的道德标准。“八荣八耻”涉及人生态度、公共行为、社会风尚等社会风气。社会风气是农村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指向。新农村建设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建设，忽视思想道德建设，就会迷失方面，最终农村经济建设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三）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新农村建设的力量源泉。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需要全党、全社会、全国人民做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需要正确处理好农村内部潜力和外部支持的关系。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认真落实以人为本的思想，积极发扬农村先进文化，努力培育有技术的新型农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三、充分认识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
　　在肯定新农村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在现阶段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这些问题和不足需要我们要切实加以改变。以下涉及到与荣辱观有关的内容进行具体探讨分析：
　　（一）理论认识存在偏差
　　由于广大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在新农村相关理论认识上存在着一些偏差，其主要表现有三点：（1）对新农村涵义认识的偏差。有的把新农村建设简单地理解为村庄建设；有的只注重硬件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软件建设；（2）对新农村政策认识的偏差。一些村中的许多群众还存在着新农村建设是政府事的模糊认识。农民对“政府主导、农民主体”思想认识不到位，活动的参与度不高，工作的广泛性不够；（3）对建设过程认识有偏差。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的历史过程。有些同志对开展新农村建设认识不足，缺乏农村建设的主动精神和紧迫感。
　　（二）农民素质偏低，培训意识缺乏
　　农村居民思想观念、文化水平等与和谐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2006年8月16日，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型农民培训工作会议上表示：在中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3％，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6.7％，而接受过系统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不足5％，相对偏低的农民素质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加快发展农村社会教育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我国农村未来的农业生产，不仅面临具有基本农业生产技能的劳动力缺失的问题，同时还需要有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劳动者。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对农村广大农民开展义务农业技能的培训，鼓励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研究生到农村去，加速推进建立新型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的促进机制。通过不断的努力将整个农村的农民素质得到有效的提高。
　　（三）农民经济负担沉重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必须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来充实资金来源。但在当前体制下，农村集体经济还承担着社区内部的教育、卫生、治安、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等公共公益事业开支，社会负担沉重，新农村建设面临着资金瓶颈制约。据统计：教育支出占到家庭总收入的30%，成为农村家庭的最大支出；农户每年的医疗支出约占农户全部支出的10%等，在中国相对比较贫困的农民来讲，根本难以在资金上对新农村建设提供长期强有力的支撑。
　　（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
　　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政府要承担较多的义务，其主要表现在：（1）义务教育环节薄弱，教育支出占到家庭总收入的30%；（2）农村卫生状况令人堪忧，尤其是农村饮用水问题，目前仍有12.48%的农村人口没有饮用自来水，另据有85%以上的农户没有使用无害化厕所；（3）人居环境严重破坏，绝大多数农村根本没有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生活垃圾乱丢，生活用水自然排放的现象仍较为普遍；（4）医疗设备十分简陋，医疗费用巨额支出，据了解：农户每年的医疗支出约占农户全部支出的10%。
　　四、加强社会荣辱观，推动新农村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科学发展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并将为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提供坚实的价值观支撑和伦理道德保证。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即坚持以人为本，解决好农民问题，使农民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促进工农业全面发展、城乡二元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因此，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要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
　　（一）加强荣辱观教育，创建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诚信，既是品格，素质和能力；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他提倡“言必信，行必果。”其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如此，我们各级政府除了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外，还要教育好广大农民群众信守承诺，讲求信用。诚实守信，不仅是为人处世之本，也是经商之本；不仅是改革开放之本，也是发展进步之本；不仅是治军治政之本，也是治国治家之本。因此，在全社会开展社会荣辱观教育，不仅有利于人们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而也牢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道德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加强荣辱观教育，坚持服务人民的态度。英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他认为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人或社会群体的嘉奖，这就是一个人都需要他人尊重的心理需求。因此，加强荣辱观教育，以服务人民为荣，是社会的一项根本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胡锦涛同志指出，党的领导是其根本保证，党员必须广泛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不断让农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长远目标。
　　（三）加强荣辱观教育，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健康发展。在社会生活中，一方面需要各种法律制度的保障和监督，以建立各种正常的秩序，使人们能够顺利地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全社会达成一种普遍认同的健康向上的价值理念，形成维系社会安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道德风尚。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初步阶段，作为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大力加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四）加强荣辱观教育，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个社会的和谐，不仅包括经济的和谐、政治的和谐，还包括生态的和谐，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的同时，铺张浪费更可怕，环境污染更恶化，生态破坏更严重。这一切除了自然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人为因素的影响，是人们无视自然保护以及漠视生态和谐所造成的恶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行动，必须发动社会力量，动员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发扬和谐发展精神，倡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和谐有序发展。
　　五、结语
　　总之，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一项关系全局战略性工程，又是一项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工程。我们在实践中将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相信一定会在发展中产生更为重要的作用，并得到农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

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论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非一个全新概念，此前在党和政府文件中曾多次出现，在学界也早有学者提出并进行过试验。但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并具体出台32条重大举措启动新农村建设，其含义自然有别于此前的任何一次。本文试从财政的视野对其中的“新”和“建设”进行讨论。

一、新在何处

此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通过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和积累为未来城乡融合奠定基础，但具体而言，“新”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时代背景新

经过半个多世纪工业化的发展，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超过40%，这表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国际发展的经验表明，采取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是一种普遍性现象，否则城乡和地区差距会继续拉大，经济社会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动荡。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国情和发展规律，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审时度势地提出“两个趋势”的重要论断，指出“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支持工业，是一个普遍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一个普遍趋向”。毋庸置疑，未来经济发展从二元走向一元，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新的发展路线图，新农村建设是协调的第一个基本举措。

2.治理理念新

乡村社会的治理在我国具有双重需求，国家追求有效和稳定，居民谋求福利改进，但是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央政府并未因为对乡村治理存在需求而行使了应当的支出责任。在农业社会，乡村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来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从而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稳定；在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组织承担了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任务，但是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经济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弱化，农村地区公共物品在长期得不到中央政府支持之后，只能在“预算外”和“制度外”寻求出路。而现在，在经历了税费改革漫长试点之后，中央政府回归到其应有的功能，承担了应有的支出责任，这不仅标志着我国农村正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向工商业社会转型，更标志着我国政府将民生问题放在首位，体现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

3.制度供给创新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第一步，但在其中制度统筹是关键。我国农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可能预期在某些甚至大部分公共领域有所改进，但总体来看，要在较短的期限内达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尚有困难。因此，我国政府在具体明确和承担应有的支出责任后，对农村的大规模投资并非无序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旨在通过财政投入建立农村公共品的基本供给制度，为未来城乡制度对接减少摩擦。

二、财政应如何建设

启用财政政策通过“建设”来体现“新”的内涵是城乡统筹的必经之路，但是财政在投入时究竟应该如何作为呢？

1.农村建设是仅对农业投入还是要更关注非农投入？

现实经济成长的历程告诉我们，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村落没有城市拥挤的道路和金光闪闪的大厦，但是他们拥有城市文明，按照城市的生活节奏在生活。这充分说明我国农村的发展并非一定要发展农业，一定要走城市化道路。据专家估计，205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0%，人口总规模将在16亿左右，也就是说按照这一口径进行估计，我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人口将维持在8亿上下，但是8亿人口完全依附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其中必然有一部分人从事非农产业。在我国成功加入WTO之后，“黄箱政策”、“绿箱政策”和“蓝箱政策”在不同程度上都面临政策约束，运用财政手段直接干预农业生产越来越受到限制，改变支农方式，由直接转为间接对农村的支持不仅易于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且还可能赢得国家组织的资金支持。况且从工业、农业发展与居民需求的关系来看，强调农村走非农道路是农民福利再造的必由之路。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居民个体需求的多样化只能通过工业来满足，尽管在经济发展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阶段时居民的膳食结构将发生改变，但是农民在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时农业本身存在局限性。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恩格尔系数都呈下降趋势，可以预见包括农村居民本身在内的所有国内居民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新消费需求的出现和成长，农业持续发展得不到市场的支持。当然，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向偏移并非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完全忽视对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科技的支持，只是与居民多样化的需求相比，农业在满足居民需求方面得不到工业所能得到的市场需求支持。

2.农民自身能力的拓展还是“面子工程”？

在现代经济生活变迁过程中，我们要重视社会公正的现实意义。传统经济学一般认为财富积累能够增加社会福利，但现代经济发展表明人均GDP的提高与人的幸福程度改善没有根本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新农村建设再造农民福利，为广大农村提供目前短缺的公共品就一定能使农民的整体福利水平得到提高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对不发达国家农村社会转型的深入研究中引入了对“权利”和“能力”的分析，创立了以“能力理论”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展观。森认为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增长本身，而在于增长过程所带来的“相关利益”改善，个人能力的成长和拓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目前我国农村正处于结构转换的关键时期，运用财政手段对农村进行大规模广泛地投资，真正的目的不是在农民收入方面做简单的加法，而是在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使农民获取收入的能力得到拓展并使收入机制稳定下来。更重要的是在农民能力得到拓展的同时其对公共物品需求的表达就可能是真正的内生型需求，从而改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偏好表露难的问题，避免决策权转移而被迫分摊“面子工程”的提供成本，使农村居民也可能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3.农村投入是财政“一条褪”还是财政、市场“两条腿”？

正如此前有学者预测国家在农村公共领域的大规模投入时代一定会到来，2006年这个时代已经来了。对于风雨交加的农村来说，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但是单靠财政“一条腿”能行吗？我国的经济建设是在大市场背景下进行的，改革不可能逆市场经济规律而行之，尽管在过去的改革中市场经济将农民边缘化了，但现在农村的最终发展不能完全排斥市场，财政的作用仅在于“引导”和“发动”，农村面貌的根本改变还需要“两条腿”走路。这是因为一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农村贫困地区过多，虽然国家有能力保证全国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均等化，但是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及村庄、社区公共物品还必须通过自身的力量加以解决；二是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来看，市场和财政是互补的而非排斥的；三是从国外发展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政府不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当前，世界公共服务改革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政府应该把政策制定同服务提供分开，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是政策制定，而不是主要直接地提供服务。虽然我国财政在农村公共领域的投入有部分属于“补课”的性质，但在公共事务领域内引入市场机制，建立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是必要的，但这一定要在区域性公共品提供中注意保护产权，尽量在降低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达成集体一致行动，从而避免“公共地悲剧”或者“搭便车”行为。

三、警惕财政阳光被“吞噬”

2003年后，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央财政投入力度加大，农民增收较快，消费进一步扩张，财政在解决和支持“三农”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促进了农村政治和谐，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和村组织的工作认同度逐步提高，“干干关系”、“干群关系”大为改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逐步提高；农民消费支出和消费质量都有了较大改善，农民纯收入持续上升，恩格尔系数出现下降迹象，在耐用消费品消费方面，拥有量品种和数量都出现增长趋势，农村各项公共事业发生了较大突破，广大农村正享受着财政普照的阳光。但是从实际农村财政运行的情况来看，财政普照的阳光并未完全如预期那样为农民所享受，而是出现被“吞噬”的迹象。

种田的相对比较收益低使财政阳光被“吞噬”。以粮食直补、取消农业税等增收政策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种田的绝对收益，但是另一方面种田成本并没有维持相对稳定，两者相比，种田的相对比较收益使财政阳光照耀在政策之外的组织或者人头上。众所周知，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本身收益率比较低，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是世界各国的一贯做法。在我国农业有其特殊的背景，一是我国农业人口过多，二是非农产业在农村发展过缓，农民收入结构中尽管非农产业贡献在增加，但是就种田的农民（而且数量比较巨大）来说，以被管制的粮食价格与由市场定价的农业物资价格相交换，其结果自然是降低了农民的种田比较收益。有人评价说取消农业税的最大好处在于国家干部因为不用直接面对农民而使“干群关系”得到缓解，但实际上国家财政的“真金白银”流入了农资生产企业的口袋中（这部分企业实际上享受了国家的双重优惠待遇，一是市场定价权，二是普遍的税收优惠），而农民口袋里装着的却是刚刚放入的人民币的“余香味”。

农村公共品供给有可能使财政阳光被“吞噬”。这个问题似乎看来是矛盾的，其实不然。我国学者朱钢在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负担进行研究时就曾经指出，农村公共品需求存在官员需求和一般居民需求，当前者需求大于后者而又缺乏资金时，农民负担就可能由此而生。现在中央政府加大投入为农村提供普遍公共服务固然是件好事，但是毕竟财力有限并且历史欠帐过多，农村公共物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还处于短缺状态。据新华网的消息，因为缺钱，目前在我国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 65.4%的乡镇没有卫生院，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的农户没有用上卫生厕所，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2%的村庄没有通电，6%的村子没有电话（新华网，2006.3.4）。因此，农村公共品在长时间内的短缺与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时序性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矛盾，基层组织可能会通过集资或者摊派的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更可怕的是，农民享受区域性公共物品还得持续交纳一定的费用才能保证不被排他。显然，农民得到的实惠不仅被转移出去还面临负担加重的问题（例如某些农村地区的有限电视收费问题）。因此，农村公共品形成缺乏诱致性需求因素也会对农民负担反弹形成另一种威胁。

巨额的基层债务有可能使财政阳光被“吞噬”。我国基层财政债务之巨有可能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据统计全国约2100个县级行政单位，乡村债务总规模达5355亿元，乡、村两级公共债务平均每个县高达2.55亿元（新华网，2006.3.4）。当前中央政府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尤其是对贫困县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如果没有较规范的责任分担机制和财政资金的风险控制机制，这部分财政资金有可能会以“公共工程”的名义被挪用填补基层债务的黑洞。

四、结语

2006年，中央政府将继续关注民生问题，加大财政投入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据统计，2006年的财政投入将达3397亿元，比2005年增长14%，比2004年净增781亿元。庞大的财政支出被据为己有或者化为乌有，财政阳光被“吞噬”显然违背了中央的政策初衷。因此，针对上述分析的问题，在下一步的改革中，除了要继续贯彻“多予少取”的方针之外，还要防止国家财政支持目标被扭曲的现象，尽可能最大化财政支出效应。为此，笔者认为：第一，对农业生产资料企业进行严格的管理和规范控制，限制农资价格的无谓、恶意上涨，提高种田的相对收益，保证财政的阳光真正惠及到种田人的头上。第二，财政投资要着重培养农民对公共品的诱致性需求，改善农民对公共品偏好的表达机制。第三，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如果是“工程性”的投入，则必须要加强事前、事中监控和事后验收，健全责任机制和考核机制，并明确奖惩机制；对于用于义务教育、卫生等一般转移性财政资金，要缩短资金转移路径，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凭借公民身份证按照一定标准打入财政专户，实行专款专用。

参考文献：

[1]2006年2月21日正式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中国“三农”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 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黄景贵 发展经济学研究：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王检贵 劳动和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2

[5]韩俊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N] 人民网———人民日报，2005—11—30

[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

农村经济发展的论文

有关农村经济发展的论文

农村经济发展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基础问题，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多，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一直是我们国家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以下是我整理的有关农村经济发展的论文，欢迎阅读！

前言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后得以快速发展，农业经济也随之发展，现在我国的重点工作之一便是使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通过一系列管理手段，调控市场经济，发展现代化农业，提高农民群众构建新农村的积极性。

一、农业经济管理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作用

农业经济管理对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提出了有效的管理措施，为农村现实需求提供了细致的分析，使用科学的管理手段促使农村经济得到发展，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理论指导，解决发展中的遇到的问题。

1、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结合农村目前的经济情况来看，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农业经济管理，并结合农村的经济状况和现有条件，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发展制度，形成了符合实际情况的发展方式，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同时也使得农村经济发展更科学、更规范。合理的制度能够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完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保证了农村经济不断发展的速度。

2、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点明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使农业有目的性的进行发展，确立了农业在市场的地位，更有利于找准农业的发展方向。

3、为农村经济的发展解决制约问题

农业经济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或缓解农村经济存在的众多制约问题，提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并对农村未来发展进行合理规划，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利用，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保护环境，保证农村经济快速而平稳发展。

二、现代化农业建设背景下的经济管理策略

面对农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管理者要结合农村发展状况采取相应的策略与措施去解决问题。

1、制定并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

农业经济管理制度与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严格的制度能对管理目的进行约束并进行更加好的规划，要随时代的进步进行革新，摒弃陈旧的管理方式。在体制建立的过程中，最基本的是让农民群众对农业发展产生新认识与新观念，这样能加速农业结构的转型，促使经济发展。农产品方面则是利用加工手段改变农产品以往的外观，使其销售市场更为广阔，产业链更丰富，更保证了生产环节的安全，农民群众的利益也能得到保障[1]。而农业经济管理体度建立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为了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这个发展体制要科学并有效的将利益、冲突、权益进行统筹兼顾，解决群众的问题，保证群众利益不会受到损害。科技与农业相结合，能提高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促使农业经济快速发展。

2、立足农民群众，多种方式融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是促使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的关键点，在资金的支持下才能对农村经济进行管理与发展，然而政府的投资是有限的.，除政府的拨款援助外，还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与此同时，吸引社会上的企业向农村投资，多方式融资的同时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有助于建设新农村，同时也处理了农村剩余大量劳动力的问题，帮助资金上有问题的群众脱离难关。

3、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

现今社会处于信息化发展迅速的时代，农业经济也需要信息化管理，实现农业与科技相结合，不断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为农民群众实现创收。建立电子信息平台，完善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系统通过平台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整合、处理、发布，实现信息与资源的共享，根据数据进行规划，更好的掌握市场需求，提升农业经济管理水平。

4、组建农业经济管理队伍

农业经济管理队伍的综合实力影响着农业经济管理的成效，也影响着农业的经济发展状况，所以要严格把关管理人员并对其进行专业的、针对性的前期培训、后期检查，要改变传统、陈旧的管理方式，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要组建成一支具备高责任感、高操作能力、高素质水平的经济管理队伍，管理人员要学会自我约束，定期进行专业培训，要深入了解国家的农村经济政策，并不断的学习管理方面的知识以完善自我。要多鼓励、引导大学生回农村建设，提供合理的薪酬、奖励和提升机会，激发其工作热情并为其营造良好而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让他们用其所学的知识与所具备的文化素养为建设中的新农村注入新鲜血液[2]。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合理而科学的农业经济管理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农业经济管理不仅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理论基础，还为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缓解方案、解决方案，所以应正确认识到农业经济管理策略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进行多方面融资，组建管理队伍，保证了策略的有效实行，进而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使农村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向阳、基于新农村建设环境下的农业经济管理优化策略[J]、农业经济,2015,12:23-24、

[2]陈艺玮、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探析[J]、财经界(学术版),2016,02:57、

论乡村教育的发展的论文

论乡村教育的发展的论文

[摘 要] 乡村教育经百年发展，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与意义。近代，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县创办的乡农学校旨在实现政教合一，启发农民自觉，从而实现村民自治；新时期，中国农业大学孙庆忠教授带领河南辉县的年轻教师创办社区大学，发展成人教育，意在唤醒逐渐被城市文明弱化和边缘化的乡土记忆，传续乡土文化的根脉。通过比较两种乡村教育形式在建设背景、内容设置、产生影响上的不同，探究现如今乡村教育发展的路径选择，思考世代乡村教育实践者的责任担当与价值实现。

[关键词] 乡村教育；乡农学校；社区大学

梁漱溟先生曾说，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的方法、新的技术的人与他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而两者的结合势必要依附于乡村教育的建立。

一、乡村教育创办的背景

1.乡农学校的创办

梁漱溟认为近代中国问题的实质是文化失调， 西方的入侵使中国人深刻意识到了自身的两大缺点： 缺乏团体组织意识和不重视科学技术。而救国之道则是“重构文化”， 即调和中西方文化， 汲取西方文化中的重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的长处，保留中国的固有精神。由于当时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聚集在农村，因此改良旧中国的重担自然落在了农村。乡农学校既是行政机关，又是教育机关。强调其行政机关，则注重实行乡村教育与地方自治相结合，将中国的地方自治放到教育中来，即作为学生的村民要以团体为重，关心村庄公共事务，积极发表意见。作为教育机关，则体现在教员讲授乡村建设的`课程，主要有阐发“中国民族精神”的“精神陶炼”和因地因时制宜的“实用技术”。

2.社区大学的创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从而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在这场以“离土”为主旋律的文化大迁徙中，乡村的社会生态日趋瓦解，村教育更因落入“城市中心主义”的误区而面临深度危机。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规模撤点并校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为了追逐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父母陪孩子进城读书已成为乡村普遍的事实。这种教育改革政策在强调教育公平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割断了孩子与乡土的联系。

3.两者在乡村教育目的方面的比较

梁漱溟先生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自治制度，即同时把乡农学校作为乡村的自治组织。以乡村教育机构及其所进行的民众教育作为整个乡村建设的基础，乡农学校既是民众教育机构又是乡村行政机构，意在通过教育唤起民众，进而开展乡村建设。孙庆忠教授提出教育即唤醒的理念，通过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恢复农村家庭教育的功能，进而更好的延续乡土文化。不同的时代背景使乡村教育承担着不同的使命，无论是唤醒民众的自觉意识，还是唤醒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与传承观念，皆反映出乡村教育对乡村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乡农学校、社区大学的内容设置

乡农学校的性质为团体组织，有明确的范围划分，而社区大学则以乡村学校为中心，向周围村落延展进行乡村教育运动，无地域范围的划分。源于乡农学校行政机的属性，四大结构各有明确的职责、权利与义务，均对总体发生作用，由此构成组织，维持了学校的稳定运转。设有类似于现行的地方立法、司法机关，结构严明。社区大学的机构设置更趋于扁平化，没有严格的层级限制，适合向外延拓。

乡农学校的课程开设注重精神陶冶，包括启发农民自觉，培养村民的公共意识与参与意识，同时强调对校长、校董会的绝对服从。社区大学的课程注重对乡土知识的宣传与普及，提高村民对自身乡土文化的认同，进而言传身教促进家庭教育功能的恢复。

三、从功能主义视角比较两者运行的现实影响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方案是以乡村为基本单位，中心环节是通过乡农学校，引导农民关心社区问题、参与政治生活。在这个基础上，成就一个权力来自人民的自治式的民主政治。他相信具有高度传统修养又掌握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应当并且能够指导混乱中的中国走上正确的道路。寄希望于知识分子来复兴农村的功能主义理论在面对遭受外来侵略的巨大社会变迁中显得微不足道，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社区大学的运行理念则体现了帕森斯对行动类型划分的三个层次。通过成人教育，首先唤醒对乡土文化的认知，让学员重新审视乡土事物的价值，进而从内心接受并且潜移默化的落实到行动中，以达到重视教育、恢复以家庭为单位的乡土教育目的。即从认知乡土文化的价值到用鉴赏的眼光审其意义，再到言传身教高度评价乡村教育。

四、如今乡村学校教育发展的路径选择

乡村教育目前的发展出路要从农村教育本身的功能定位出发，改变农村教育城市文化导向的基本设定，丰富农村教育的乡土文化内涵，以寻求农村教育与乡村社会适切、与乡土文化协调的道路。笔者总结为以下几点：组建具有乡土情结的教师队伍、利用社区资源营造乡土文化教育氛围、实现乡土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统一。

五、世代乡村教育实践者的责任担当

梁漱溟将自己的乡农学校建设总结为：“尽管并非全无是处，我诚然错了”，半个世纪后，中国农村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些问题促使人们重读梁老的乡村教育理论。“只有经过田野的洗礼，学生才能对社会学有自己的理解，才能热爱所学专业，才能强化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是孙庆忠教授对专业学生进行“成人训练”的教育理念。孙庆忠带领学生深入田野，助力提升村民改变处境、创造生活的能力，这种身体力行的乡村实践，小而言之是以文化干预的方式所做的村落减贫和脱贫实验，大而言之是在寻找乡村复育之道。

笔者看来，梁漱溟与孙庆忠尽管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选择乡村教育的目的、路径不同，却都执着于同一件事：做一名理想主义者，简单而纯粹，拥有关注乡村、服务乡村的情怀和生命里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在困境中依然热爱生活并且对美和智慧抱以积极想象。

参考文献：

[1]《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乡村组织之乡农学校一章.

[2]《梁漱溟自传》梁漱溟——我为何有乡村建设的主张一章.

[3]《乡村教育视域下乡土文化的割裂与传承》李长娟.

[4]《论梁漱溟创办的乡农学校》端木凡义.

[5]《农村教育与乡土文化的传承》路仕平.

[6]《文化失忆与农村教育的使命》孙庆忠.

[7]《本科生研究性教学的教育关怀》孙庆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