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的人生智慧论文

诸子百家的人生智慧论文

论老子的管理思想老子在诸子百家中可谓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别人都在劳碌，他在悠闲；别人都在疾呼，他在沉默；别人在哭，他在笑；别人都在尘世奔走，他在他的大道之境中御风遨游。他在用他的独特的管理艺术来影响他在的那个世界，也在影响着几千年以后的我们现在的世界。我从五个方面来论述老子的管理思想。一，“道”的管理思想。二，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三，矛盾和转化的管理思想。四，“有生于无”的思想。五，谨慎治国的管理思想。一，“道”的管理思想“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也是老子管理思想的中心。“从管理来说，道是管理的最理想的中心目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老子心目中，“道”有两种：虚体的道和实体的道。这一观点反映在管理思想上就是要求管理者既要重视“可道” 的、可以名状的实体管理，又要重视“不可道”、“非常道”的，很难用言辞名状的管理或尚未完全达到可以用言辞表达出来的管理。而且，这种“不可道”的管理，其作用要远比“可道”、“可名”的管理价值大，这种“不可道”、“非常道”的管理，一旦被人们认识并被挖掘出来之后，就会使企业管理水平迅速提高，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所以，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管理者带领下属在求索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同社会交往中，在努力寻找“可道”之“道”的同时，还应该深入地探寻那个“非常道” 之“道”，即企业的内在精髓一“企业文化”。二，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老子根据“道德自然”的观点，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无为而治就是要求管理者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决策，减少对决策执行活动的干预，反对瞎指挥，鼓励下属按管理规律办事。这是“道法自然”的观点在管理思想上的反映。他说：“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所理想的君主，并不是给老百姓办许多好事，叫大家歌功颂德，而是有他等于没有他“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而誉之”最好的君主是大家简直不知道有这个君主，至于大家亲之誉之，歌功颂德，那倒已经是第二等的君主了。“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大家都生活得好好的，那还有什么功德可颂呢?坏就坏在“有为”上。“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这显然表示出老子对于当时统治者那种胡作非为的深切反感。可是，老子的无为，并不简单是不满现状的一种消极反抗，也不简单是返淳还朴的一种天真幻想，他这里面的确还有他自己的一套奥妙。老子相信一切事物都有发展的自然规律，人们只可随顺它，决不可用人为力量加以干扰，这叫做“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无为而无不为”，这里的“无为”乃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无不为”是指不妄为所产生的效果。万事万物均有其自身规律，只能顺应规律、顺应时代的潮流促进前进，不能违背规律，否则就是“有为”。“有为”即乱为、妄为。可见，老予并不反对人类的积极努“为而不恃”、“为而不争”，就是鼓励人们去“为”、去做，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要求管理应尊重事物运行的客观性，反对各种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不合理的干预和压迫政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要求统治者“无为”。(2)要求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的管理政策，大力减轻对社会的压榨和干预。(3)要求全社会的人们都尽力“无为”以保持一种稳定平和的生活气氛。“无为而治”不仅是对统治者的，也是对全社会的。它要求全社会的人们都能通过“无为”保持清静协和、质朴安定的社会环境，做到以不争对争，以知足寡欲对争名夺利，以安分守己对尔虞我诈，以重道守德对失道动乱，保持一种互不干扰的清静生活。老子主张无为，不是消极无为，恰恰是透过无为，不干扰、不强制、不苛求、不勉强他人，而让所有万物能够顺乎自然，因势利导，遵循客观规律，从而达到无不为。而管理的实质是“通过他人完成任务”，管理和管理者都有其特定的职能。现代管理并不意味着管理者应该什么都管，无所不为。而应当分清哪些该“为”，哪些应该“无为”，而最后又能达到“无不为”。因而，作为老子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其无为而治的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是深刻的。三，矛盾和转化的管理思想老子根据矛盾的普通性和相互转化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矛盾、争取胜利的战略战术。他根据对当时现实矛盾斗争的深入体察和分析，提出了各种事物矛盾转化的基本的趋势的论断。其总的原则是，表面上处于劣势和不利地位的一方最终能够战胜貌似强大处于优势的一方。要求管理者要认识和掌握事物矛盾转化的基本趋势，增强取胜的信心和勇气。“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老子以静应变的思想，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要求统治者的治国政策保持清静安定。要通过减少对社会的压榨，推行顺应民心、反映民意的政策，求得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的稳定。他认为，减少对社会干预更有利于国家的繁荣。二是要求人们对待事物的变化应从容镇定、处变不惊、像道那样稳如泰山，这就是要有一种持之以恒、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在老子看来，祸福和胜败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认识到这种事物转化的必然性，就会有比较全面的思想准备，既不会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会因暂时失败而悲观失望。四，“有生于无”的思想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植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段话意思是，三十根辐条集中到一个毂里，有了车毂的中空处，车才产生作用。揉陶土坯制成器皿，有了器皿的中空处，器皿才起作用。开凿门窗建房屋，有了门窗四壁的中空处，才有房屋作用的存在。所以“有”给人以便利，而“无”却为“有”提供作用。这就是老子的有无观。老子的有无观反映在管理思想上有以下几层意义：一是管理者看问题应该全面，不仅要看到车辐、车毂，还要看到间于车辐、车毂的空隙部分，要重视“有”，还要重视“无”，重视一时尚不见之于现实的东西；二是管理者做工作办事情，要善于把自己放置于“无”的境界中，以超脱和豁然的态度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如此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能从纷纭复杂、琐碎撩人的简单事务中，从暂时的不利因素或困扰中摆脱出来，才能气定神闲、冷静理智地面对问题，合理考虑事业发展的方向，明确进取目标，制定科学的战略计划。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其管理的创新可以从老子的“有生于无”的思想中获得深刻的启发，那就是企业应该本着“有生于无”的思想去实施创新，应通过努力使“无”的裂变，促使“有”的产生。五，谨慎治国的管理思想老子认为，治理大国应采取谨慎的态度。对内要注意保持政策的稳定，要稳中求变，变中求稳。“治大国若烹小鲜”，说的是治理国家，就像煮小鱼一样，只能将调味、火候放的适中，文火烹煮不急不躁，不急于翻动，煮出的食物色鲜味美；若火候不对，下锅后经常翻动，最后煮出来一塌糊涂，谈不上色香味美。老子主张以谨慎小心的态度处理国家的各种事务，尊重事物的稳定性、复杂性和可变性，反对不顾事物的变化规律，主观急燥，盲目冒进，朝令夕改，翻云覆雨。他特别强调，对于那些带有根本性的指导法则，要遵而不违，持而不放。老子认为，保持清静和安定是治国的重要方略。它是战胜各种因头脑发热、主观盲目造成的失误从而实现天下大治的有力武器。“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在对外关系上，老子主张国与国之间应平等谦让，以礼相待，友好相处，反对以强凌弱的霸权行径。特别是大国更应遵循这一原则，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深得天下的拥护，否则最终是失败的。要保证一个社会的平安和繁荣，治理者必须小心谨慎，认真严肃，清静无为，不扰害百姓，否则灾祸就要降临。如果为政者以个人的主观意愿，随心所欲，朝令夕改，忽东忽西，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接着就是人心大乱，社会动荡。相反，如果为政者制定的政策法令能够一如既往地得到坚定不移、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 就会国富民强。 上面从五个方面论述了老子的管理思想，这主要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老子，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可否认的是老子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因素和局限性。比如其反对干预，放任自流，再比如其复古保守，求静止变，这都是现代我们应该摒弃的东西。但是其积极成分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学习和留传的。毕竟无论如何，他描述的社会都是我们的理想和向往。他的管理思想都是我们的财富和宝藏。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的六百字作文六百字！

在写以下文字之前，我需要先来解释一下何谓“诸子百家”，虽然这样做显然有点多余，不过为了能更好的表达我的文意，我只好给它下个个论了。

诸子百家应该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所谓“士”，他们的身份尽管各有不同，但活动的基本目的大都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地位。可是“士”阶层中，大多是统治阶层中下层的知识分子，有的本身也出身贫贱，因此和人民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的。他们对历史的动向、社会的矛盾有比较敏锐的观察力，多多少少看到了人民生活的痛苦和人民的力量的强大，因此在他们的言论和著述中，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要求。他们代表着不同统治阶级的利益，提出许多中心问题，例如统治者与广大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把社会引向何方的问题等等，开展了热烈的争辩。他们游说诸侯，提出各种政治主张；著书立说，总结社会斗争经验，相互辩论，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相互攻击中，由于不同学术思想的相辅相成、相生相长，共同促成了各种学说的发展。殷周古文再也不能完成记录这样复杂的学术思想的任务了。为了更好的表达这种复杂的学术思想，使她更具有说服力，文学语言在水到渠成下迅速发展……

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社会条件下，学术思想勃兴，诸子的散文有了突飞猛进的蜕变。

由于时代久远，现今流传下来的著作似乎不多，远远没有百家之说。就我所知有：《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其中又以《论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具有代表性。（老子的学说《老子》以及以吕不韦为首的《吕氏春秋》我不是很熟悉，不敢妄论。就算以上六部著作，我也仅仅敢对前三部频频乱点，至于后三部只是窥猎而已。）

《论语》的作者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我们尊崇至今的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第一个创立儒家学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仁”。（对此，好象现今的知识份子是褒贬不一的）他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说：“仁者，人也。”樊迟问仁，他答以“爱人”。又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政猛于虎”。但他又把这“仁”具体化到体现君臣、人伦关系的“礼”上去，因而又有了极大的局限性。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后学者记录孔子的言行片段。内容几乎无所不涉，包括哲学、政治、教育、时事等各个方面。《论语》当作理论文看，是一种萌芽；作为语录看，又是一种典范。《论语》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语言上。它的风格雍容和顺，简练含蓄，没有战国时代文章的锋芒。这是由于孔子的时候，还没有战国时代那样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著书辩论的风气。所以说，文化与时代背景是紧密相连的。

《论语》的语言特点是多方面的，成功的原因也较复杂。首先，由于孔子丰富的社会实践，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使他在《论语》中留下了不少形象而具体的格言。这些格言，含义丰富，概括了很多宝贵的生活经验。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当仁不让于师。”“共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速则不达。”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句子，确实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才使人觉得亲切具体，对生活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其次，《论语》语言口语化，有幽默风趣，富于启发性。表现了孔子循循善诱的长者风范。对于同一个问题，因为问的人不同，时间场合不同，孔子往往从各个角度，作出不同的回答，因人施教，实在是做的很出色的。（这点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否定的）

孔子非常注重语言的修养，最善于运用语气词。《论语》中不少语句，富有诗意。常常能用一两句话概括极为复杂丰富的内容，意味深长，能引起人对现实的联想。象“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子罕》），短短一句，正是对坚强性格的颂扬，给人以进取力量和美的感受。后来中国的诗画常取松柏作题材，寄托诗人不向现实妥协的感情，这是多少受了《论语》的影响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更具有诗的意境。读来不免扩大了眼界，开阔了胸襟，引起我们很多对古往今来人生世界的联想，也表达了孔子对现实生活的热爱。

另外，《论语》里还有一些极为简单的小故事，以生动的对话和行动，展示了人物的性格，鲜明精确，费笔不多，却耐人寻味。如《子路、会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不过二百多字，描写了五个人物，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和修养。（很难想象现在要我用不到两百的篇幅来如此生动的描写这样五个截然不同的人物）

至于孔子在文化上的贡献，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与文章立意不符，我也不赘言。

接着谈谈《孟子》。孟子名柯，字子舆，战国时邹人。是孔子后的一个儒家大师。由于时代的不同，他的思想主张都比孔子积极鲜明，富于战斗性。《孟子》文章的风格，锋芒毕露，感情强烈，有战国时纵横家的气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仍处于理论文的发展阶段，基本上还是对话语录体。

孟子的时代，正是“秦用商君，富国疆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强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这么一个列国间混战最激烈的时代。当时贫富极为悬殊，所谓“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就是当时两种生活的对比。统治阶级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为达到他们的所谓：“大欲”，进行着连年不断的战争。孟子此时就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了，自比周孔。他说：“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锋芒盛极一时。他从政的热情很高，不苟同世俗，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但在政治上，他和孔子一样是失败的，其原因亦同司马迁所说的“迂阔而远于事情”，所谓“持方柄而欲内圆凿，岂能入乎？”（我个人对孟子其人不是很赞赏，他有很多思想的局限性和落后的成分很明显，如：“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都是。他强调性善，企图从爱出发来建立唯心哲学体系，模糊了阶级对立的实质，后来被统治阶级用来欺骗人民，起了反动作用。）

《孟子》七篇是他政治理想不得实现时，和学生一起写成的，所以文章充满感情，愤世疾俗，嬉笑怒骂，大有山摧河决不可阻挡的气势。《孟子》文章的特点约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感情激烈，有强烈的战斗性和巨大的讽刺力量。对于所厌恶的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挖苦，毫不留情，如：“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梁惠王》）寥寥几句，梁襄王的愚蠢可憎、孟子的厌恶心理都表达的非常真切。

构成《孟子》散文气势的又一特征，是他灵活多样的辩论方法。他往往能根据行文中思想感情及逻辑的发展，揣摩对方情况，控制主动，把握辩论方向。或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或虚设实击，先擒后纵；或先来个小小的迂回，造成蓄势，然后展开攻击，紧迫不已，表现了孟子的机敏和智慧。（也可以理解为孟子其人心胸狭隘，得理不饶人）如“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被他生逼出来的。常说行文如用兵，孟子的文章，确实体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道理。

其次，善于运用比喻，巧妙、确切而有趣，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增强读者的印象，加深读者的理解。例如：“缘木求鱼”、“五十步笑百步”，都已经是我们今天经常使用的语句了。

《孟子》中，也有些寓言故事，善于刻画人物，可以看作是后来小说的萌芽。如齐人有一妻一妾、陈仲子哇鹅肉、宋人拨苗助长等，不论是说明一个道理，揭发批判一种现象，都很深刻，有认识价值，也有美学意义。其中，对人物行为，心理的描写很细致传神。

孟子文章对话体较多，但于对话当中，往往顺别写一下人物行动，使文章变的灵活起来，从而加深了读者对文章的理解。而《孟子》的语言，不但有气势磅礴的一面，也有诙谐风趣的一面。

最后一点，是孟子语言的鼓动性，很容易煽动人们的情绪。可以说，孟子是个文人，更是个政治家，纵横家，哲人，但他是用“理”而非“利”去说明问题的。

孟子的社会地位不及孔子，但散文影响却比《论语》大的多，尤其是在气势和战斗性这一点上。唐以后的古文家就我看来，几乎无不喜爱学习《孟子》散文。

庄子名周，宋国人。（我个人最偏爱的古人之一）

《庄子》一书共三十三篇，内篇七篇大体上是庄子的亲笔，外篇，杂篇系庄子的门人或或学所作。整部《庄子》的思想和文章的风格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庄子出生在一个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时代，他自己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亲身经受了暴君宋康王的统治。庄子愤世疾俗，对现实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他说：“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备，奚可得邪？”（《山木》）“方今之世，仅免刑焉。”（《人间世》）他还尖锐的指出：“窃钩者诛，而窃国者为诸侯。”（《人间世》）真是一语道破了社会的实质。而他对于世俗之徒，追逐富贵权势之辈，也加以无情的嘲骂。对于趋势应世的学问，庄子也加以讽刺，特别是对于“俗儒”、“贱儒”的揭露，更比比皆是。这些都是我认为都该给予肯定。

但他的思想也有消极的一面。他一方面对现实极为不满，另一方面却又极力寻求内心的调和和自我麻醉。他以为以道观之，无所谓生死、存亡、荣辱、是非、善恶之分，幻想一种超原始的“混沌”，和最朴鄙的“同与禽兽居的生活。这些思想虽然为很多人以及世俗所批判，但我个人并不觉得有什么过激，毕竟他这些思想源出己身，回归己身，不会对他人造成什么伤害和影响。说白了，你可以就当他有点书呆子气，或是精神幻想症，但他绝对不值得人民大众对他批判。（呵呵，好象离题了）

《庄子》的论说文学真有“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之威，其论辩罕以逻辑力量取胜，而是以高妙奇特、汪洋恣肆、变化多端的议论取胜。他的论说文字有巨大的力量，使人读了赞叹不已，就连对手也不得不自惭形秽，屈服在其天才之下。《逍遥游》、《齐物论》、《秋水》等就是最好的例子。庄子是有意用寓言故事来作文章的。他善于把各种事物人格化，使一切东西都成了代他立言的乌有先生。《庄子》寓言的特色是想象的奇幻和无比的丰满。而庄子的寓言故事，幽默、辛辣、有巨大的讽刺力量。

《庄子》中脍炙人口的寓言很多，如西施病心、庖丁解牛、井蛙海龟等等。这些都表现出庄子对事物观察的细致和想象力的丰富。

庄子之驾驭语言，逸笔妙致，姿态横生，可谓无往而不胜。

《庄子》比喻总是十分大胆而富于创造性，如：“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逍遥游》）《庄子》文章流畅、有节奏感、骈句很多，又用的很极好。

后世隐逸诗人，山水田园诗人都颇受他的影响。在我看来，《庄子》实在不亚于当时任何一部散文著作。

以下三人及其作品，因涉猎未深，只好匆匆带过。

墨子，鲁国人，生当孔子之后和孟子之前。主张兼爱，反对战争，反对礼乐而信鬼神，是但是和儒家思想对立的一大学派。墨家重质，而否定了形式的作用，但他们的文章在理论文的发展中，却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开辩论文之先河。

《墨子》一书是墨子及其弟子、后学所作。其文章逻辑性及说服力都很强，善于运用具体的事例说理，如《公输》、《兼爱》、《非攻》等篇。他的文章是从实用的争论进而到概括性的辩难，代表了说理文的一个进展，不过墨家学说，汉以后好象就逐渐消失，其影响也不算大。

荀子名况，战国赵人，活了好象有百岁上下，一生从事政治教育活动和著书工作。荀子是战国末年最大的儒者。他也主张尊王道，举贤能，这和孟子相同；但他又兼称霸力，法后王，提倡性恶论，又和孟子相反。他的文章表现了高度的组织能力和分析能力，比喻及辞藻丰富多彩，语言简练明确，如《劝学》便是很好的代表。不过从说理文来讲，不论语言、结构都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发展。

韩非，荀子的学生（为荀子另一个学生秦国的李斯所杀），天生口吃，但善于著书。有爱国思想。曾屡劝韩王行法、术，不听，愤而著书十余万言，结果大受秦王赏识。他的思想集中地反映了统一的要求，摆脱了一切旧思想的束缚，把刑名、法、术、势四种思想结合起来，构成统一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的文章风格，严崤峻刻，干脆犀利，体现了法家的特点。他是先秦诸子说理文的集大成者，理论文到韩非，可以说是已经完全成熟了。

像《难一》、《难二》、《难三》、《难四》几篇，其辩论的方法，别家倒也有用过的，但是，绝对没有人能像韩非这样有气魄的，你能想象整篇都用这一种形式“或曰”“或曰”地讲下去是什么效果吗？他不但不让人觉得单调，而且说理性很强，这也是说理文的一种发展。

总之，春秋战国的诸子散文不仅本身有着巨大的成就，而且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历史家、古文家、诗人等，其源远流长，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渊海。

先秦诸子议论文富有怎样的魅力

为什么要读先秦诸子？因为先秦诸子是经典中的经典，精华中的精华，是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知道，先秦诸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战国，是我们民族的黄金时代。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叫“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命题。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这个时期，世界各民族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成为世界各大文明的标志。比方说，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则有孔子、老子等等。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所以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许多都是同代人。其中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份比较麻烦，全世界有60种说法。按照中国学者的研究结论，他应该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5年，活了80岁。这样，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5）就与孔子（前551－前479）同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则与墨子（约前468－前376）同时，柏拉图（前427－前347）可能与老子（不详）同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则与孟子（约前372－前289）、庄子（约前369－前286）同时。大家想想，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样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在历史的同一时期（公元前6－3世纪）、地球的同一纬度（北纬30度上下），这是一个谜。它也许只能用马克思的说法来解释，即那是“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之“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更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远隔千山万水，但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却有很多相通之处，那就是对人与人类社会的“理性态度”和“终极关怀”。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人，究竟要怎样才能幸福；社会，究竟怎样才能和谐。正是这些思考，影响了各自民族的文化，而且达数千年之久。这样的思考，我们怎能不知道，不了解？

或许有人会问：那么久远的思想，现在还管用吗？管用！实际上，这些思想家和先驱者的思想，也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思想家思考的，是一些永远的问题。比方说，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永恒。这些问题，尽管哲学家们做过无数次回答，有过许多的结论，它们却仍然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这些问题不是关于物的，而是关于人的。只要人是一个问题，它们就永远成问题。第二，这些问题也不仅仅属于某某“学”，或者某某“家”。它们属于全人类，属于每个人。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些问题，也都会思考这些问题，还会有不同的结论。这样，它们就永远是问题。

于是，当我们为这些问题所困惑时，我们就会想到那些先哲，想到那些经典，想知道他们是怎样思考怎样回答的。这便正是哲学和经典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阅读经典，阅读先秦诸子，不过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思考人生，获得智慧。

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就同时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读什么。读什么呢？读人，读人生，读人生智慧。

那么，我们能够从先秦诸子当中，读出什么人生智慧？

这就只能谈一点个人的体会了。由于先秦诸子博大精深，我们能够贡献的，不过是自己的一孔之见。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心得，引起大家的兴趣，并提供一些参考。至于我自己的体会，我想概括为这样几句话：读孔得仁，读孟得义，读老得智，读庄得慧，读墨得力行，读韩得直面，读荀得自强。

二 读孔得仁

先说读孔。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这一点大约没有什么问题。但什么是“仁”，说法就很不一样。孔子自己，就有好几种说法，比如“爱人”（《论语·颜渊》），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比如“克己复礼曰仁”（《论语·颜渊》）。我自己比较认同的，是孟子的说法：“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仁，当然不等于“恻隐之心”，所以孟子没说“仁，恻隐之心也”。不过，一个人如果有了“恻隐之心”，那就是“仁”，或者说就有“仁爱之心”了。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先看什么是“恻隐之心”。恻和隐，都有忧伤、悲痛的意思。所以，恻隐之心，就是“忧伤之心”，就是“悲痛之心”。这又有什么稀罕呢？谁没有忧伤？谁不会悲痛？原来，恻隐之心，并不是自己悲痛，自己忧伤，而是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悲痛，别人的忧伤，从而不忍心让别人悲痛忧伤。所以，恻隐之心，其实就是同情心、怜悯心。它的基础和核心，则是“不忍之心”。这个“不忍之心”，孔子没说，孟子讲了，在《梁惠王上》。我们且来看孟子和齐宣王的这段对话：

孟子说，臣下听人讲，有一天，有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走过。大王问他，这头牛要牵到哪里去？那人说，牵去宰了，用它的血来衅钟。大王说，放了它吧！我实在不忍心看它哆哆嗦嗦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去死！但是衅钟的仪式又不能废除，结果大王便用一只羊换了这头牛，有这事吗？

齐宣王说，有。

孟子说，老百姓都认为大王小气吧？

齐宣王说，是呀！不过齐国再小，寡人也不至于连一头牛都舍不得。实在是不忍心看着它哆哆嗦嗦地无罪而死，这才换成了羊。

孟子说，老百姓这样讲，并不奇怪。要说“无罪而就死地”，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

齐宣王说，寡人也讲不清是怎么回事，看来只好让老百姓说寡人小气了。

孟子说，没关系。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王只看见了牛，没看见羊。看见羊，大王也会不忍心的。这种“不忍之心”，就是“仁”啊（是乃仁术也）！有这份“仁爱之心”，就能够一统天下呀（是心足以王矣）！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三点。第一，仁，首先是“不忍之心”，即不忍心看见别人无缘无故地受到伤害（无罪而就死地）。这种“不忍之心”不但会加之于人，还会加之于动物，比如牛、羊。第二，这个“不忍之心”乃是道德的基础和底线。实际上人们为了生存，难免会做一些“不忍之事”。毛主席说得对，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既然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那我们凭什么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恐怕就看他有没有“不忍之心”。只要有这份“心”，那他就仍然是“仁者”，或者有成为“仁者”的希望。所以，孟子并没有要齐宣王把那只羊也放了，反倒一再肯定“是心足矣”。第三，有了这个基础和底线，我们就能建立起完整的道德体系，甚至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因为一个人有了“不忍之心”，就证明他有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心理能力。有这个能力，就能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由对某件事、某个人的“不忍”，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不忍”，进而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爱”。这不就正是孔子的主张吗？

实际上孔子的主张，如果说得白一点，那就是“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让世界充满爱”。孔子把这样一种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的做法，称之为“能近取譬”，并认为这是“仁之方”（《论语·雍也》），即实践仁德的方法和途径。具体地说，则又有两个方面。正面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反面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两个方面，哪个更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你只有做到不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于人，才能进而做到在自己追求幸福的时候，也让别人感到幸福。可见“让世界充满爱”的前提，是必须每个人都有“不忍之心”，包括对动物的“不忍之心”。

这让我想起在
2006年4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读到的一篇文章，标题叫《老鼠，作为证据》，作者是刘瑜。文章说，有一只老鼠，在厨房里被粘板粘住了，垂死挣扎。这让她想起了另一只也是被粘住的老鼠，叫了两天才死去。她还想起自己小时候，有一只老鼠被邻居老爷爷用开水烫死了。这些事搁在任何地方，可能都稀松平常。灭鼠嘛，好像没什么不对，作者也没说不该灭老鼠。让她受不了的是：一，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二，如果一定要死的话，为什么不能让它死得痛快一点，不那么备受折磨呢？文章说：“便是‘龌龊’如一只老鼠，也会痛，也会绝望，也会挣扎。更糟的是，它的痛，也会传染给你。”

说实话，这篇文章让我很感动。我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恻隐之心竟会及于一只老鼠。在许多人（也包括我）看来，老鼠是肮脏的、丑陋的、作恶多端和死有余辜的。不是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么？既然必须消灭，又何必管它怎么死呢？但我们，就说我吧，却从来没有想过，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也没有想过，即便它“罪该万死”，也不意味着就该折磨至死。然而刘瑜想到了，这让我感到惭愧。是的，惭愧！因为只有彻底到连老鼠都能同情，才真正是有“恻隐之心”。不难想象，一个连老鼠之死都深感“不忍”的人，会怎样对待其他动物，怎样对待人！事实上，不忍心其无罪而死，不忍心其折磨至死，正是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权的心理基础和人性基础。在这里，我们高兴地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

三 读孟得义

再说读孟。

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那么，孟子思想的核心便是“义”。义，是对“仁”的补充。孔子说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可见“仁”这个概念中，原本就同时包含着爱与憎。但是，仁，毕竟主要是爱，不是憎。这就需要“义”来补充。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显然，表现于人的心理，仁是同情、怜悯，义则是羞愧、憎恶。同情和怜悯是对别人的，羞愧和憎恶则一半对别人（憎恶），一半对自己（羞愧）。但不管对谁，义，都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所以我们只能说“大义灭亲”，不能说“大仁灭亲”。仁与义，是相反相成的概念。

仁与义不同，孔与孟也不同。读《论语》如沐春风，读《孟子》如闻战鼓。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读了《孟子》，总想起身做点什么，哪怕找人辩论！孟子是好辩的。他的话，也很雄辩。他总是有一种气势，一种不容置疑和剑拔弩张的气势。比如他去见梁惠王（也就是魏惠王）。惠王问他：老头！不远千里而来，总归对敝国会有什么好处吧？这在当时的诸侯，大约也都会这么想、这么说的。孟子却直通通地顶了回去，说：大王！为什么开口闭口就说利益呢？只要说说仁义就行了！接着，孟子以排山倒海之势，一口气说出为什么不可言利的道理，最后得出结论：王！你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讲利？

为了体验孟子的这种气势，我们不妨将原文照录如下，请大家来体会：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孟子讲了这一通以后，梁惠王是怎么回答的呢？没有下文，估计是被孟子的气势镇住了，或者说被噎住了。读《孟子》，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这种对方被“噎”住的情况。因此不少人不喜欢孟子，认为他锋芒毕露，太过张扬。其实，孟子如此咄咄逼人，并不完全是个性使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核心范畴是“义”。前面讲过，义，是具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的。批判、否定、战斗都不容易。比如“大义灭亲”和“舍生取义”，难道是容易的？这就必须有精神上的支持，而且这精神还必须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那么，在孟子那里，有这种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精神力量吗？有。它就是“气”，也叫“浩然之气”。

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说，这就不太好讲了（难言也）！但有几点可以肯定。第一，它是正义积累的结果（集义所生）；第二，它和道义相伴生（配义与道）；第三，它一旦为道义和正义所培养（以直养而无害），就最伟大、最刚强（至大至刚），能够充盈于所有的地方（塞于天地之间）。这是孟子对公孙丑说的话，见《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势源于气，气源于义。有义则有气，有气则有势。正义在胸，则气势磅礴。

义离不开气，叫“义气”；仁本之于心，叫“仁心”。孔子讲仁，孟子讲义，所以孔、孟的“心气”也不一样。孔子是温和的。他喜欢曾子向往的那种生活：暮春三月，换了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河边洗洗澡，舞雩（音于）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儿回家去（《论语·先进》）。孟子则是刚勇的。他的自我定位，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当然，孔子也有刚勇的一面，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也有温和的一面，比如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希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有好衣服，七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肉可吃（均见《孟子·梁惠王上》），就很温情。这并不奇怪。正如孔子讲仁也讲义，孟子讲义也讲仁，孔子自然柔中有刚，孟子也自然刚中有柔。但总体上说，孟子比孔子强硬。我的感觉是：孟子很男人，孔子很长者。

四 读墨得力行

再说读墨。

孟子是不喜欢墨子的。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杨氏就是杨朱，墨氏就是墨子，他们观点不同，却都被孟子骂作禽兽。这是孟子的偏见。其实孟子不必骂墨子，他们两人也不乏相通之处，这就是“行侠仗义”。实际上后世的“侠义”，就一半来自孟子，一半来自墨子。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墨子侧重于“行侠”，孟子侧重于“仗义”。

孟子的“仗义”，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据《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次邹国和鲁国发生冲突，邹国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邹国的老百姓却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因为孟子是邹人，邹穆公就问他应该怎么办。孟子说，活该！谁让他们平时对老百姓不好！这下子老百姓可逮住报复的机会了（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又据《离娄下》，孟子还曾经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话，孟子就这么当着“君”的面说，一点都不含糊，真可谓仗义执言。

墨子的“行侠”，也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墨子救宋。据《墨子·公输》，当时鲁国著名的工匠公输盘（也叫公输般、公输班、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器械──云梯，楚人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立即动身，走了十天十夜到达郢都（今湖北省荆州市），来见公输盘。公输盘问，先生有何指教？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在下，想借先生的力量杀了他。公输盘不高兴。墨子说，鄙人愿出二百两（原文是“请献十金”。古时二十两为一镒，一镒为一金，十金就是二百两）。公输盘更不高兴了，心想你怎么能买凶杀人？便说我恪守正义，从不随便杀人。墨子说，先生既然从不杀人，那就好说了。在下听说先生要帮助楚国攻打宋国，请问宋国有什么罪过？楚国多的是土地，少的是人民。牺牲不足的（人民），去争夺多余的（土地），这不能算是聪明。攻打无罪之国，不能算是仁爱。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据理力争，不能算是忠诚。争辩了不能达到目的，不能算是坚强。不杀个别人却杀很多人，不能算是明白事理。公输盘没有话说。

墨子又去见楚王。墨子说，如今有一个人，自己家里有豪华轿车，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自己家里有绫罗绸缎，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自己家里有美味佳肴，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米糠酒糟；请问这是什么人？楚王说，这人有“盗窃病”！墨子说，现在楚国应有尽有，宋国贫穷弱小，你们却要去抢人家，与哪个有“盗窃病”的人有什么两样？这可是既违背正义又得不偿失啊！楚王也没有话说。

但是楚王和公输盘都不想放弃，于是墨子只好和公输盘虚拟过招。公输盘演示攻城，墨子演示防守。几个回合之后，公输盘黔驴技穷，墨子绰绰有余。于是公输盘说，我自有办法对付先生，但是我不说出来。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楚王奇怪，问墨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墨子说，公输盘的办法，无非是杀了臣下。杀了臣，宋国就可以攻打了。可惜臣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经掌握了臣的方法，带了臣的器械，守在宋城上，单等楚军来进攻了。楚王一听，马上决定不再攻打宋国。

很显然，这个故事表现了墨子的三种精神：反战精神、侠义精神、实践精神。反战不用说，大家都知道。难得的是，墨子不但提出了反对掠夺性战争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地制止了一些这样的战争。这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真是谈何容易！在这里，可贵的还不是他确有实施守卫的办法。这当然难能可贵，只不过一般人学不了。学得了的，还是他的侠义精神和实践精神。墨子是不是宋国人，我们不知道。历史上有说他是宋人的，也有说他是鲁人的。但楚国伐宋，看来和他关系不大。他当时并不在宋国，宋国也没有请他帮忙。而且，墨子帮宋国解除了灭顶之灾后，在回国的路上经过宋城，宋人还不让他进城避雨。可见墨子与宋国，并没有利害关系。然而他一听到楚国将要进攻宋国的消息，便“行十天十夜而至于郢”。这就真是“行侠仗义”，也真是“说得到，做得到”了。可以说，中国文化“知行合一”的精神，在墨子和墨家学派那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实际上墨子不但是理论家，更是实践家。他在提出理论的时候，不但要求立论有本、有原、有用，而且要求身体力行。从前面那个故事我们不难看出，墨子不是不能说。他也是很善辩的。但墨子不但善言，而且能行；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所以我说读墨得力行。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学习墨子的这样一种精神：一旦认准了某个道理，就坚定不移地去做。当然，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哲学家都实践自己的思想。但我们不是哲学家，也不想建构理论。所以，我们自不妨有所得便有所行。这就是墨子给我们的启示。

五 读韩得直面

再说读韩。

表面上看，韩非与墨子完全不同。墨子代表着当时的庶民阶层（贱人）和劳动人民（农与工肆），为他们争取生存的权利；韩非则代表着新兴的地主阶级，帮他们维护统治的权力。墨子书中，多言民间疾苦；韩非书中，则不乏帝王“南面之术”。所以，后世便有人将墨子称为“平民哲学家”，将韩非称为“宫廷阴谋家”。这当然并不准确，却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大体上说，墨子比较“草根”，韩非比较“宫廷”。墨子讲“兼爱”，韩非讲“权术”，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但是，韩非与墨子也有相通之处，即他们都讲“利害”，都不像儒家那样只讲“仁义”。《墨子·非乐上》就说：“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可见墨子并不像孟子那样开口闭口“何必曰利”，他也是言“利”的。只不过，墨子所言为“公利”，韩非所言为“私利”。墨子讲“兴天下”，韩非讲“治天下”，这是他们的不同。

韩非言“利”，十分露骨。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儒家讲的“仁义”和“礼让”，而是“利害”和“算计”。韩非说，开马车铺的，天天盼望别人升官发财；开棺材店的，天天盼望别人生病早死。难道是开马车铺的比开棺材店的更“仁义”？不是的。实际情况是，只有别人升官发财，开马车铺的才有利可图；只有别人生病早死，开棺材店的才有钱可赚。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韩非子·备内》）。

买卖关系如此，君臣关系也一样。甚至在韩非看来，君臣关系就是买卖关系，叫“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既然是这样一种利害关系，那么，他们之间就不能不“算计”。君主靠算计来雇佣臣子（君以计畜臣），臣子靠算计来服务君主（臣以
计事君）。双方各打各的算盘，只有双赢互利才会成交。如果合作的结果不利于自己，那么，无论是君还是臣，谁都不会干那种蠢事（《韩非子·饰邪》）。

君臣关系如此，父子、夫妻也一样。韩非说，一个人，如果小时候父母对他比较随意，长大了他就会怨恨。同样，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如果比较简慢，父母就会恼怒（《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他还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大约是做买卖的。妻子祷告说，但愿我的夫君平安无事，能赚一百块钱（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布即布币）。丈夫说，怎么要得这样少？妻子说，钱赚多了，你还不去“包二奶”（《韩非子·内储说下》）？

不过在韩非看来，最危险的还是君主的夫妻、父子关系。因为这里面的利害太大。那些年老色衰的后妃们，甚至盼望自己的夫君早死，以便自己的儿子早接班。母以子贵。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了君王，作为太后，就什么都保住了。所以竟会有母子合谋弑君的。于是韩非感叹说：“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韩非子·备内》）因此韩非认为，统治国家，不能讲“仁义”，不能讲“礼让”，只能用“刑法”，只能用“权术”。正如李泽厚、刘纲纪两位先生所说：“在中国思想史上，韩非是第一个毫不掩饰地、津津乐道地、而且是最为详尽具体地研究阴谋权术的人。”（《中国美学史》第一卷）

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这样一种思想，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也有积极意义吗？

有。韩非的积极意义，我认为就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就与儒家不同。儒家的思想，总体上说是比较理想主义的。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义”，都带有理想的色彩。这种理想非常可贵。没有这理想，人就可能变得“禽兽不如”。但我们也要看到，理想毕竟是理想。它可以用来“激励人生”，也可以被用来“粉饰太平”。当统治者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肆无忌惮地进行压迫剥削，另方面又大讲“仁义道德”时，韩非的话无异于振聋发聩的“清醒剂”，使人们不至于被“瞒和骗的艺术”所麻醉。这也是历史上那些革命者和批判者，往往会用韩非思想为武器的原因。

实际上儒法两家的思想虽然对立，却其实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它也是人性的两面，人类社会的两面。这就是善与恶，理想与现实。人，不能没有理想，也不能只有理想；必须面对现实，又不能只看现实。所以我们就既要读孔孟得仁义，又要读韩非得直面。

那么，韩非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全面地看问题呢？也有许多原因，比如当时的社会状况实在是不很乐观。春秋已无义战，何况战国？那实在尔虞我诈、巧取豪夺、弱肉强食，不能不让韩非愤世嫉俗。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韩非的思想方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不可调和。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卖矛又卖盾”的故事，韩非也因此获得了“矛盾”一词的发明权。矛与盾既然不能同售，则理想与现实、内容与形式、仁义与利害，也就不能共存。利害冲突既然是真实的，仁义道德也就肯定是虚假的。这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