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研究生学人

中国科学报研究生学人

2011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事迹及颁奖词

1、科学泰斗——钱伟长

【获奖名片】赤子
【颁 奖词】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意有祖国

【人物介绍】

钱伟长（1912-2010），江苏无锡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早年攻物理学，留学加拿大期间已经显露出非凡才华。28岁时，他的一篇论文已经让爱因斯坦大受震动，并迅速成为国际物理学的明星。抗战结束后，钱伟长坚持回到祖国，在艰苦的条件下，拒绝美国科学界的诱惑，忠于祖国，坚持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为新中国开创了力学科学教育体系。他学贯中外，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7年，钱伟长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是钱仍然没有放弃科研和对祖国的忠诚。1977年以后，他不辞辛劳，去祖国各地做了数百次讲座和报告，提倡科学和教育，宣传现代化，为富民强国出谋划策。1990年以后，他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及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奔走。

有人说，钱伟长太全面了，他在科学、政治、教育每个领域取得的成就都是常人无法企及的。钱伟长说： "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从不考虑自己的得与失，祖国和人民的忧就是我的忧，祖国和人民的乐就是我的乐。"他用六十多年的报国路诠释了自己一直坚持的专业：爱国。

其重要贡献有：1946年，他与冯·卡门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成为国际弹性力学理论经典之作。1947年，在正则摄动理论方面创建了以中心挠度wm为摄动参数作渐近展开的摄动解法，在国际力学界被称为“钱伟长方法”。1948年，在奇异摄动理论方面写出有关固定圆板的大挠度问题的渐近解，称为“钱伟长方程”。解放后，致力科学理论和工程力学领域，成为我国近代应用数学与力奠基人之一。

钱伟长：科学巨子 传奇人生

一个黑色的星期五。

钱伟长，为中国人熟知的科学家，“三钱”中的最后一位，7月30日在上海走完了98岁的一生。

这位爱国学者近一个世纪的历程，犹如一条大江，时而浩荡，时而曲折。像很多同辈的中国科学家一样，钱伟长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国家的需要，永远是他事业的指南针。战争的苦难，或者政治厄运，始终没有压倒他。

晚年，他成为了大学校长和热心的教育者。培养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为民族开拓未来，是他最后岁月里牵挂的主题。

钱伟长的传奇人生，是一代中国学人希冀和奋斗的缩影。

弃文从理

1931年9月，清华大学招入了一批新学生。其中有一个瘦小的戴眼镜的无锡人。这位新生作文和历史拿了满分，理科却几乎是零分。他就是钱伟长。

清华的招生作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我写了一篇四百五十字的赋。”钱伟长回忆说：“出题目的老师想改改不了，后来他给了一百分。”

历史考题更奇怪：二十四史都有哪些；作者是谁；各有多少卷；注释者是谁。钱伟长答得分毫不差，又是一个满分。

钱伟长的文科好，一点也不奇怪。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教书先生，四叔是著名的文科学者钱穆。他中学的文史老师，则是语文学家吕叔湘。钱伟长自小看古书长大，10岁的时候就可以把《三国演义》倒背如流。

可是，19岁的钱伟长对理科却十分陌生，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总共考了25分。其中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从没有学过，考0分。所幸靠着文科成绩，通过了清华的考试。他听从钱穆的建议，选择就读清华中文系。

谁能料到，第二天钱伟长就改变了自己的选择，也改变了一生的走向。这一天，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九一八”事变。侵略，以中国军队的退让告终。

“我听了以后就火了，”钱伟长回忆说：“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所以我下决心，要学飞机大炮。”

他想转到物理系，于是几次跑去找系主任吴有训。这让吴有训为难了——钱伟长的数理化实在糟糕。禁不住钱伟长的纠缠，吴有训提出先让钱伟长试读一年，如果化学、物理和高数都考过70分，就允许他转系。

那一年，钱伟长除了吃饭睡觉，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扑在物理和数学上。但一开始效果很不好，每周课堂测验，他一连七个星期都不及格。

物理系第一学期的课程中，由吴有训亲自讲授普通物理。他劝钱伟长：不要上课只顾记笔记，重要的是仔细听讲，力求当堂听懂，课后用自己的语言择其关键简明写出。吴有训知道钱伟长的英文底子薄，特地找来一本中译本物理讲义，便于他查阅。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学期结束，钱伟长的物理及格了。到学年结束时，他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科目的考试成绩都拿到八十多分，得到了以严格著称的吴有训的认可。

在清华物理系的四年，钱伟长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底子。当时物理系教授周培源、萨本栋、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五位，每一位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家。系里经常有研讨会，时有欧美著名学者诸如玻尔、狄拉克、郎之万等人，来访问演讲。学生们有缘与大师交流，洞悉了物理学最前沿的景观。在吴有训、叶企孙等老师的鼓励下，钱伟长还选学了材料力学、工程热力学、近世数学、化学分析诸学科。

1935年钱伟长本科毕业，毕业论文是与同学合作的《北京大气电的测定》，是年六月在青岛举行的全国物理学年会上宣读。这是中国自行测定大气电量的第一批数据，也是钱伟长开始科学研究的开端。

毕业后不久，中央研究院南京物理所招考一名实习研究员，钱伟长前往应考，被所长丁西林录取。同时他还考取了清华研究院物理系的研究生，导师仍为吴有训教授，主攻X光衍射。

艰难出国

“七七事变”的爆发，扰乱了中国科学家的研究事业，也暂时中断了钱伟长的学习。清华大学迁到了昆明。为了筹集路费南下，钱伟长在天津教了一年中学物理课。

一年后，钱伟长和四个朋友一起，乘船经香港、越南海防，再从河内经滇越铁路，于1939年初到达昆明西南联大。

刚到西南联大，钱伟长就得到了执教的机会，此时他也遇见了该校中文系四年级女生孔祥瑛。这年七月，钱伟长参加中英庚款基金会第七届留英公费生考试被录取。孙祥瑛正巧大学毕业，两人决定结成终身伴侣。8月1日结婚这天，清华文科方面由朱自清出面，理科方面由吴有训出面，分别担任主婚人和证婚人。

刚结婚的钱伟长准备去读“庚款”的研究生。1939年9月2日，留英学生22人抵达香港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赴英客轮扣作军用，钱伟长等学生的留学计划也被迫延期。

在返回昆明等候通知的时候，钱伟长借到一本《弹性力学的数学理论》，仔细研读后发现当时国际学术界关于弹性板壳理论十分混乱，不仅板、壳分开，而且各种不同形状的板壳有不同的方程。于是，钱伟长决心寻找一种统一的以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苦苦埋首数月，他用高斯坐标张量表达的微分几何来表示变形和应力分，居然获得了前所未闻的统一内禀理论。

3个月后，钱伟长再次出发，准备去加拿大深造——由于战争爆发，许多英国的名教授都逃难到加拿大去了。

在上海英租界接学生们上船后，中英庚款的负责人把护照发给学生，护照上有日本的签证。钱伟长回忆说：“他倒是好意，说你们过日本的时候啊，息船3天，没事可以到横滨去玩玩。”但留学生们不愿领情。

“日本占领我国领土，我们受了那么多苦，还签证跑那里干什么？当场有留学生就把护照扔进黄浦江里了，22人全下船了。结果负责中英庚款的那位英国人自己承认错了。他说我们不懂得你们中国人的爱国心，你们先回去再说。”

1940年9月，钱伟长第三次出发，终于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开始了艰辛的留学生涯。这也是多伦多大学首批接受中国研究生。

钱伟长跟随的是应用数学系的辛祺教授。师生第一次见面，辛祺教授就发现自己和钱伟长都在研究“弹性板壳的统一内禀理论”，只是导师宏观，学生微观而已。尽管当时所得到的结果还不能统一，但深信既是同一实质，必将能统一。也就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即决定师生分两段写成一篇论文，投交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祝贺冯·卡门教授60岁诞辰。

祝寿论文集于1941年夏季刊出，共24篇论文，作者均为“二战”时集聚北美的知名学者，如爱因斯坦、冯·诺伊曼、铁木辛柯、科朗等，钱伟长是唯一的中国青年学子。这一成绩增加了钱伟长的知名度。经过一年努力，钱伟长打通了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的通道，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学界新星

在留学生涯刚起步的时候，能写出一流的论文，这让钱伟长树立了自信。同时这位论文集中唯一的青年学生，也引起了冯·卡门教授的注意，两年后，在他的欢迎下，钱伟长来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航空工程系。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钱伟长完成了有关水轮机曲线导叶的实际离角计算和变扭的扭转问题的研究。1943年6月钱伟长在获得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后，正式参加加州理工大学哥根海姆实验室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冯·卡门同时也是钱学森、郭永怀和林家翘的导师。钱伟长和钱学森等人朝夕相处，彼此研讨。十几年后这些人都成了中国航空事业的栋梁。

钱伟长主要从事弹道计算和各种不同类型飞弹的空气动力学设计。他通过反复研究和计算，首次提出判明人造卫星在天际运行的轨道由于能量消耗，每绕地球一周将降低多少高度的简便计算方案，以及火箭弹道的微分修正等，在初期的人造卫星轨道计算上做出了贡献。他还完成了有关于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弹型设计、高空气象火箭研究。

1944年夏，由于钱伟长在航空研究上的成就，他成为美国航空科学学会正式会员，并在得克萨斯州白沙试验场进行下土式火箭发射实验和液体火箭发射实验。同年秋，他在美国航空工程学会上宣读了《超音速对称锥流的摄动理论》，这是国际上第一篇这方面的论文。美国应用数学季刊这年分三期连载了钱伟长的博士论文的基本部分。其中一个重要方程，还被称为“钱伟长方程”。

1943年至1946年期间，钱伟长也参加了火箭现场发射试验工作等。同时他还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变扭的扭转和水轮机斜翼片的流动计算，以及超音速的锥流计算等重要研究课题。

钱伟长用一种巧妙的摄动展开法，给出高速空气动力学超音速锥流的渐近解，大大改进冯·卡门和N.B.摩尔给出的线性化近似解。过去，人们在渐近序列中一般是采用幂级数，钱伟长拓宽了渐近序列的范围，引入了对数函数，这对摄动法是一项重大突破。50年代之后，这项成果才被人们认识和接受。

1946年，钱伟长与冯·卡门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这几年，确实是钱伟长的科研多产期。他成了冯·卡门的得力助手，一颗科学新星。

奠基力学

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选择了回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他渴望回国效力。他如是描述当时心里的矛盾：“我爱国吗？干吗有本事为外国人服务呢？”

他多次向冯·卡门提出了回国的要求。但冯·卡门始终不点头。钱伟长最后以思念家人和不曾见过面的六岁孩子为由，要求回国探亲。1946年5月6日，钱伟长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和几本必要的书籍，从洛杉矶乘船回国。当时他34岁。

1946年8月，钱伟长来到清华大学，眼前的景象让他吃惊。母校已经四壁皆空，门窗全无，到处都是如山的垃圾。抗战胜利后，在复校的师生到来之前，国民政府委派官员在此接管了三个月。

“他们把门窗弄下来，拿到市井去卖。”钱伟长说：“接收大员把学生床和图书馆的书都拿去卖了。”

钱伟长只得自己掏钱，把图书买回来。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钱伟长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工学院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物理系的理论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还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等审稿工作。教学之余，钱伟长继续在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等领域研究，撰写并发表了8篇有影响的论文。

1949年，钱伟长导出了润滑问题的高阶雷诺型方程，并进一步建立相应的变分表达式，从而使计算工作量大为减少。他的成果可用于计算润滑轴承问题，计算结果正确可靠。这是润滑流体动力学一篇经典之作。

1949年3月，从内战中恢复的清华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叶企孙任主任，钱伟长为副教务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钱伟长被任命为纯工科的清华大学教务长。1956年钱伟长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仍兼教务长和力学教授。

1951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钱伟长就兼任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钱学森回国后建立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钱伟长又兼任了副所长。1955年中科院学部成立，钱伟长成了第一批被选聘的学部委员。

“三钱”的称号，也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1954年至1956年，钱伟长花大量精力，参与周总理领导的制定自然科学12年规划的工作。

当时钱伟长等人经过讨论，提出了6项内容，即原子弹、导弹、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因为前两项作为国防尖端项目，由国家另行安排，因此后四项成为了国家“四大紧急措施”。规划研讨会上，钱伟长的意见，总能得到钱三强、钱学森两人的支持。周总理把他们称为“三钱”。

1954年，钱伟长和他的学生合著的科学专著《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出版，在国际上第一次成功运用系统摄动法处理了非线性方程。“钱伟长法”被力学界公认为是最经典、最接近实际而又最简单的解法。在第二年，这一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学奖。1956年他还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

凭借着开创性的学术贡献，钱伟长，和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一起被称作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

多才多艺

1957年初的一篇文章，让钱伟长吃了二十年苦头。

钱伟长于1957年1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在当年6月的“反右”运动中，给钱伟长带来了麻烦。他被划为“右派”，并被撤销一切职务。

1964年，他写了一篇论文——《关于弹性力学的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运用》，投递给《力学学报》，被以“不宜发表”为由而退稿。4年后，日本学者鹫津久一郎在书中表达了相似的论点。而1977年钦科维奇的《有限元法》一书对之明确论述，更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学科领域。这让钱伟长惋惜不已。

很快，钱伟长得到了一个周恩来派给的任务——研究坦克电池。“当时我们的坦克吧，开着开着就开不动了，”钱伟长说，“因为电池的耐力有限。我当时做的是锌氧电池，目的是研究出来坦克专用。”

钱伟长除了学生时的一点化学基础，并不懂电池。但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不管天冷天热，跑遍了北京市所有跟电池有关的单位。他查了三百万字的资料，大概研究了一年多一点，高能电池研究出来了，比美国通用公司的产品性能更高，他协助建立了一个锌氧电池厂。

“我回国以后，干过十几桩事情，”钱伟长说，“奇奇怪怪的专业，所以有人骂钱伟长是万能科学家，我不理。”他的研究项目五花八门。他推导过13000个三角级数求和公式；还研究过汉字计算机编码，发明了获奖的“钱码”。

新来的“老校长”

1978年，钱伟长感到无比振奋。他在当时出版的一篇论文集的序言里写道：“我力图夺回已经失去的良好岁月，日以继夜地工作。”

钱伟长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力学研究中。当时，有限元方法开始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钱三强的变分理论就是有限元方法的基础。1978年，钱三强进一步讨论了广义变分原理在有限元方法上的应用。他多次开设变分法和有限元的讲座。在1978年恢复研究生和建立学位制度之后，摄动法、变分原理和有限元的应用成了研究生论文中的一种时髦。

1984年，钱伟长建立了无条件的广义变分原理。把固体力学中变分原理方法推广到粘性流体力学，奠定了流体力学中有限元方法的基础。

在科学事业得以继续的同时，他又被加上了教育的重担。他被任命为上海大学的校长，这个职位保留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办一所好大学，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这是钱伟长一直感兴趣的。1983年，他来到上海工业大学（后来的上海大学），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这个学校已经两年没有校长，全校的学生不足千人，被上海人称为四等学校。

但钱伟长不怕，他提出要拆除四堵墙。——他想打通学校和社会、教与学、科研和教学、学科与学科之间的隔阂。

“你可能想不到，上海大学新校区规划的草图是钱先生画的。”钱伟长的助手周哲玮清楚地记得，钱校长拿着比例尺，画出了上海大学新校区的设计概念。

1992年，钱伟长在全国率先推行学分制，几年内竟风行全国。二十多年来，凭借独特的教育理念，上海大学，从原来只有800名学生，发展为目前的在校学生三万人。在近年全国30多所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优中，上海大学名列第一。

钱伟长被称作“义务校长”。因为他没有领过校长的工资，也没有享受过校长的福利。但这位“终身校长”却成为了学者的楷模。70多年来，无论是从事科研或教育，钱伟长的原则只有一个。“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他说，“强大要力量，这力量就是知识。”

钱学森是个什么样的人

1956年，作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物理力学专业的研究生，我和钱学森先生曾有一年形影相随的师生情谊。这一年间的耳濡目染，对什么是科学研究、怎样去做科学研究、如何确立研究方向、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第一流的科研工作有哪些特点等，有了初步的理解。

记得在1957年李政道、杨振宁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钱先生：“世界上任何发明创造都是可及的，而不是不可及的。”<北京日报》记者就人才问题专访钱先生，钱先生说：“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很多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这是钱先生第一次公开号召、鼓励后进尽快树立自信，追赶先进。

先生演讲的风格简洁流畅、娓娓道来，有如一泓清泉，使我终生难忘。

1956年，周恩来总理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党的八大明确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设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同年还颁布了12年科学发展规划，给知识分子普遍增加了工资。今天，不是年过70岁的老人，很难体会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内心的激动和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向科学进军”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钱三强和周培源，在上海港代表党中央热烈欢迎钱学森博士远渡重洋，胜利归来。

从此，一大批海外科学家纷纷归国，开启了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先生归来，吹皱中国科学界一池春水

1956年的北京中关村，是一个书声琅琅的中关村，是一个文章至上的中关村。钱学森和郭永怀等一批海外学人归国，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平地而起，高能所、电子所、自动化所也相继成立，中关村顿时成为“两弹一星”工程的大本营，中国科学事业一片生机。“技术科学”、“基础研究”等这些新名词尚未被一般科学工作者所了解，一场改变中国传统科技观念的大潮即席卷全国。

从力学所的建制看，除保留弹性力学、塑性力学外，新建的学科有：物理力学、化学流体力学、电磁流体力学、振动力学、爆炸力学、燃烧爆轰、高温等离子体、运筹学。行家一看，就知道这个研究所将干些什么。面向国家实际需求新建学科的这种模式，极大地冲击了“为科学而科学”的传统观念，以国防建设为背景的技术科学逐渐成为主流。

事实上，当今广为使用的“学科交叉”、“技术集成”等新名词，早在50年前已由钱先生提出的“技术科学”的内涵所包容并付诸实践，不过说法不同罢了。格物致知，学以致用，珠联璧合，科技才能转化为生产力。

什么是技术科学？技术科学就是多学科、多技术不拘一格的综合。科学指挥技术，技术促进科学，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这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不变法则和“老生常谈”。“两弹一星”也好，“人工胰岛素”也好，和美国的曼哈顿工程一样，在统一指挥、协同作战方面，中国也很有经验。1956年底的一天，在化学所对面的马路上，钱先生说：“有人说我是空气动力学家，正确地说，我是技术科学家。”从力学所近代力学的建制上看，钱先生这样自我定位，是再确切不过了。可惜在中国，懂得基础理论，擅长数学演算，又能深入到具体的技术科学的实践中去，这样文武全才的科学家，实在是太少了。

思想的闪电是在争辩中产生的
不流大汗出不了大成果

钱学森先生的著名论文《非线性弹性力学》仅手稿就有800多页，先生：不流大汗，不受大累，仅凭一点小商小贩的小聪明，是做不出来的。

论文涉及积分方程的求解，先生告诉我：是在文章发表后，才去学积分方程数学的。事实上，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用的数学工具也是友人提供的——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吗？天下的学问什么都去学，永远学不完，永远学不够；“积压”太多，反而影响“效益”。

先生又说：不会微积分，那就在坐标纸上画曲线、数格子，一样有结果；再复杂的数学，离不开数和形。用通俗的语言讲，数数和数黄豆是一回事——这话难道有错吗？对主攻方向不是数学的其他专业人士而言，数学只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所以，钱先生经常讲：“研究工作做不下去了，怀疑自己的数学功底不够，怀疑自己的理论功底不够，于是再去读书，但图书馆的书是读不完的。”

钱先生曾说他自己在攻读气动力学时，两年内精读了两百篇有关气动力的重要文章，从而理清了这门学问的来龙去脉。这是一种读书方法，是在读历史；不知道历史，又怎能看清一门学问的发展方向呢？后来我也是这么做的，新课题到手，三个月不出图书馆。先生常讲：“有空经常到图书馆去浏览各行各业的杂志，看看别的行业有什么问题是我们力学家能帮助解决的。这样做，你就会一辈子‘吃穿不愁’。”这不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边缘学科的交叉和发展吗？50年前，先生就能说出这样具有超前意识的话，而我们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理解。

先生的经历说明，出国留学不是去学书本知识，而是要锻炼自己独特的眼界和发现机遇的能力。没有崭新的思维哲学，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难实现的。

工艺力学的命名由先生而起

钱学森先生说：“爆炸成型是工艺力学。”是说力学可以指导生产工艺，把科学和生产工艺联系起来，Technology Sciences是科学观念上的一次飞跃。1959年到1961年“大跃进”期间，我参加了爆炸成型实验小组，用水下爆炸的冲击载荷来成型薄板。这在当时还是一门有待开发的新技术。

二战前后，水下爆炸的理论也趋成熟，要开发爆炸成型这门新技术，需要研究水下爆炸载荷和冲压成型这两个不同学科领域的衔接和融合。我们的做法是，通过测量水下爆炸成型的过程，来研判爆炸成型参数符不符合相似律，以便能起到工艺参数放大之功效。我分工测试，自制微秒计时仪，自行设计无质量障碍的传感技术，并因此发现在水下爆炸成型的过程中，存在一个二次加载的力学现象，这是事前未曾料到的意外收获，最后以“爆炸成型模型律”上报成果，获国家科技一等奖。

现在看来，工艺力学的提法反映了从理论发展技术、从技术发展工艺，科技才能最终转化为生产力的客观过程，这一规律是先生早在40年前就预料到的。事实上，技术科学和工艺科学这两大概念都是由先生提出的，概括了改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互动关系。可惜，我们很多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往往浅尝辄止，论文写出，一旦大奖到手，就算完成任务，距离指导生产实践，常常差之远矣。这背后是中国科技界一个至今难改的传统观念——认为只有认识世界才是科学家的本分工作。把合理的暂时分工变成永久的分家，是发展中国科技的一大瓶颈。

这50年来，一直有个问题萦怀：撇开体制上的原因，国人不出国门留学，能不能达到先生这么高的水平，中国的科学家能不能拿到诺贝尔奖？这个问题似乎在2005年10月8日《北京日报》的访谈中已经找到了答案。今年我已经75岁，如果再给我20年时间，我一定知无不言，为国人冲击诺奖鼓与呼。

钱学森先生的治学之道就是会看方向、出点子，为国为民，想人之不敢想，言人之不敢言，为人之不敢为，超前意识，浑然一体。正如先生所说，没有八年抗战，没有十年磨一剑的苦心孤诣，达到先生这样高的水平，是不可能的。

也谈人体科学和特异功能

先生治学，遍及自然科学很多门类，涉及园林艺术音乐，还有人体科学和特异功能。一个学者能涉猎如此广泛，没有哲学思维的概括能力，是不可想象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与其说我是物理学家，不如说我是哲学家。”先生的治学之道，也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为指导。科学和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科学上的所有认知都必须接受科学实验的检验，哲学可以指导科学，但绝不可以取代科学；不懂哲学的科学家是渺小的，同样，不懂科学的哲学家也是渺小的。

1979年，上海原子能所学者顾涵森女士带来两位气功师到力学所表演，我和俞鸿儒、谈洪尽一切可能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证伪，结果收效甚微。当气功师发功时，遥指薄膜压力传感器时，X-Y记录仪上不断在记录压力波形，当俞鸿儒院士在压力薄膜上涂了一层硅脂，X-Y记录仪就停止了工作，从而确定气功师发出的是红外射线，压力薄膜因受热而变形，输出的是热信号。显然，自然界有太多的未知领域挑战人类智慧，多怀一份敬畏并不见得就贬低了人类尊严。

最近，霍金先生提出虚时间的概念，如果有一天他证明“上帝”存在，曾经的反“伪科学”斗士们又该作何感想呢？

管清友什么水平

管清友，男，经济学家，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如是资本创始合伙人[1]，美的集团[7]、南华期货等企业独立董事。原民生证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同时还是经济观察报、[2]民生财富、太湖金谷研究院（全国股转系统委托服务机构）、新浪智库等多家重要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多个地方政府以及中关村股权协会、广东创投协会等机构的金融顾问。[3][4][5][6]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清华大学博士后。曾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现为国情研究院）能源与气候变化项目主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宏观处处长、调研处处长。
还兼任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8]、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财政部发改委ppp专家库双库专家、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中心学术委员、工信部工业经济运行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9]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研究院研究生合作指导教师，中国泛海集团博士后工作站合作导师。
中文名
管清友
毕业院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清华大学
职务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
主要成就
十大青年经济学人，中国青年金融学者奖，新财富最佳分析师
职业
经济学家

用核心期刊作研究生学术水平的标尺是否合理

不合理，理由如下：
中文核心期刊制是近年来我国推广甚力而问题又最多的学术评价体系，在实践中引起很大争议。核心期刊的选定标准是"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与其刊载论文的水平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其选定范围为全国所有期刊，并没有对学术与非学术期刊进行严格的区分。因此，核心期刊不等于刊载优秀论文的学术期刊，它主要是用来供图书馆采购、收藏、导读时作参考的，而不是用来评价学术论文水平的，也不具备这一功能。只是由于核心期刊确定者的误导与实施者的滥用，才使一项文献计量学的科研成果承担了它不应承担的任务，从而给我国学术评价体系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对此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加以研究，如确有必要以期刊作为学术论文的一项评价指标，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另行制定标准。

一．颇有争议的新举措

经过数年不遗余力的推行，中文核心期刊制已经成为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体现在学术水平的确认方面，如在相当一批科研教学单位，申请高级职称，取得博士论文答辩资格，申报科研项目，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学术水平评估，教师、研究人员完成工作量等，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一定时间段内，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若干篇论文。有些单位还将核心期刊分为若干等级，并确定相应的奖金额度，以示鼓励。

这项据说有助于提高学术水平的新举措，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而且是说"坏话"的人越来越多。或认为，"这种形式主义的认定法实在是搞乱了科学研究"[1]；或认为，"所谓的‘核心期刊'论，不仅没有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与进步，相反抑制了学术发展，堪称影响恶劣，祸莫大焉"[2]；也有学人干脆斥之为"一场乱了规矩的学术闹剧"[3]。

实际上，该项制度在推行过程中也的确出了一些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武汉大学邓晓芒教授愤然辞去"博导"职务一事。原因就是他的博士生未能按规定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无法取得答辩资格。邓教授认为，他能保证学生论文做得好，但不能保证论文在哪一级刊物上发表。而校方则坚持说，实行该项制度是为鼓励学生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4]。邓晓芒的辞职曾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震动[5]。

日前，笔者带着疑问，查阅了目前学术界推行最广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即第三版，以下简称《总览》）的部分内容，研读了作为《总览》前言的《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学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走访了部分专家学者。才了解到，自1992年9月问世以来已出第三版，"新闻出版界、教育界、科技界、科研管理部门、图书馆和情报机构均对该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普遍认为该书适应了社会需要，填补了在此之前国内缺少该类工具的空白"[6]的《总览》，并不是国家标准，而是也仅仅是一项"文献计量学"科研成果[7]。无论从其目标还是其所依据的理论与方法来看，《总览》都不是用来评价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但在实践中，却被阴差阳错地广泛应用于职称和学位评审等方面，成为近年来我国推广甚力而问题又最多的学术评价体系。

二．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以下先介绍一下核心期刊（Core Journal）的理论依据。

根据《报告》，各类"期刊文献数量浩如烟海，但是它们在期刊中的分布，它们的流通与使用都存在一定的规律，那便是‘集中与分散'规律，这些规律构成核心期刊的基础"：

（1）一次文献（首发）在期刊中的分布规律。

1934年，英国文献计量学家布拉德福（Bradford）首先发现了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规律："对某一主题而言，将科学期刊按其登载相关论文减少的顺序排列时，都可以划出对该主题最有贡献的核心区......"这少数信息密度大、载文量多的期刊可称为核心期刊。

（2）二次文献（文摘、题录、索引等）的分布规律。

二次文献所反映的期刊论文的分布，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委员会在1967年的一篇研究文章中写道："从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重要文摘杂志中发现了一条规律，它们所列出的或编成文摘的75%的论文，仅来自它们所收摘的全部期刊的10%。"这说明，在对科学出版物进行组织加工时，也存在一个核心区，对应一组核心期刊。

（3）引文分布规律。

《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创始人加菲尔德在1971年统计了2 000种期刊中的约1 000 000篇参考文献后发现，24%的被引频次高的文章出自25种期刊，50%出自152种期刊，75%出自767种期刊，而其余的被引文章则散布在数量大得多的期刊中。该研究表明，被引文章在期刊上的分布也有一个较为集中的核心区与广为分散的相关区。 因此，"文献从它的出现、情报加工、使用三方面所呈现出的核心效应及由此派生出的其他因素（载文率、影响因子、即时被引率、半衰期、共引关系等）的集中效应，在核心期刊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是测定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实际测定时，应当综合"布拉德福式的载文量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二次文献收录量大"和"加菲尔德式的被引次数多"的"各种优点"，在众多期刊之中最后确定哪些为核心期刊；其标准当然就是"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

三．《总览》的筛选依据与特征

1．以数量为主要依据

据《报告》介绍，《总览》选出的1 571种核心期刊的筛选步骤和依据，大致如下：
以1995—1997年国内出版的中文现刊（总数超过万种）作为统计研究的对象（港、澳、台期刊暂不计入），整个筛选依次分三步完成。
第一步，采集数据。
筛选指标有6项：（1）被索量统计；（2）被摘量统计；（3）被引量统计；（4）载文量统计；（5）被摘率统计；（6）影响因子。
第二步，综合筛选。（1）初选结果构成矩阵；（2）求隶属度，构成评价矩阵；（3）加权平均。
第三步，专家评审。将筛选方法、统计数据及筛选结果送专家评审，请学科专家鉴定筛选结果是否符合该学科的实际情况。根据专家意见作个别调整，即产生该学科的核心期刊表。
最后，《总览》选取累积载文量占总载文量的30%～50%，累积文摘量占总文摘量的50%～70%，累积被引量占总被引量的70%～80%的刊作为核心期刊。

由上可知，《总览》的主要依据即"筛选指标"都是从数量上考虑的。即将某一类期刊所刊文献的"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载文量"、"被摘率"等各项指标综合后降序排队，排在一定比例之内的高指标者即为核心期刊。虽然有"专家评审"这一项，但由于是在事先已经确定的前提下进行评审，因此不可能从其他比如学术水平方面整体性地进行调整。据了解，《总览》和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对核心期刊的选定标准，专家的意见一般只占7%～10%。拥有年度收文量最大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引文库的研制者（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数据库部）则认为，由于社会科学有特殊性，以及目前期刊数据的不规范性和不完整性，在核心期刊的评选中，专家的意见应占10%～20%。即使如此，专家的作用也不过是在总体认定基础上的微调而已。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总览》会选出什么样的核心期刊可想而知。一些纯学术而且品格极高的期刊如《中国哲学史》榜上无名，而一些文学期刊，如《收获》、《十月》、《当代》、《小说月刊》，甚至大众文学期刊如《民间文学》、《故事会》也都被选为"核心"，也就不足为怪了。

2．学术与非学术未作区分

什么是学术期刊？什么是非学术期刊？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以学术论文为主，而非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则以文件、报道、讲话、体会、知识等只能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而不是论文的文章为主。由于《总览》选刊的依据是"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并不强调学术期刊与非学术期刊的界线，对此自然也就没有进行严格区分。

具体说来，《总览》学术与非学术不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期刊的定性，二是期刊的宗旨。

关于期刊的定性，以笔者比较熟悉的宗教学类为例。该类共收入8种核心期刊，除了《世界宗教研究》和《宗教学研究》是学术单位主办的学术期刊外，《法音》、《中国道教》、《中国穆斯林》、《中国天主教》和《天风》等5种都是宗教协会的会刊，《中国宗教》则是国家宗教事务局主办的行业刊物。然而，按照《总览》的说法，《法音》是"学术性刊物"，《中国道教》是"道教学术性刊物"，《中国穆斯林》是"伊斯兰教全国性学术刊物"，《中国天主教》是"宗教学术刊物"，《天风》是"基督教刊物"。这5种宗教协会的会刊，都不是学术性期刊，但除了《天风》还实事求是以外，其他4种都冒用了"学术"名称。这样一来，它们与真正的"专业学术性刊物"比如《世界宗教研究》，就没有了性质上的区别。

关于期刊的宗旨，以所谓"学术性刊物"《法音》为例。据《总览》介绍，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提倡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生'为宗旨。集佛教教务、佛学研究、佛教艺术和知识、信息于一体，宣传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法规，介绍国内外佛学研究和佛教事业的最新发展，交流四众弟子修学佛法的经验体会，弘扬佛法，展现佛教文化。"其中虽然有"研究"一说，但从总体上看，很难将其定性为"学术性刊物"。实际上，《法音》刊发的学术性文章比例很小，而且也多未按照学术论文的规范去做。这当然不是缺点而是它的特点，因为其办刊宗旨就不是学术研究，即使有学术性文章也多是为了宣扬佛教文化。上述其他几种宗教协会的会刊，宗旨与《法音》大同小异。

因此，这类非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从学术角度来看，基本上属于资料性文献，而不是学术论文。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实践中，这些资料性文献的转载率和引用率往往大于学术论文。比如《中国宗教》称："本刊文章多次被《人民日报》、《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权威报刊转载。"[8]据笔者了解，其"多次被......转载"，主要是文件、报道等资料性文献。以这种资料性文献的转载率为准而确定的核心期刊，当然不宜称为学术核心期刊。

四．盲目应用的误区

由上可知，核心期刊不等于刊载优秀论文的学术期刊，它并不具备评价学术论文水平的功能。但在实践中，却被有关部门用来承担它承担不了任务，变成了"核心期刊制"，从而给我国学术评价体系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这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1．《总览》的误导

《总览》为什么会在应用中完全走了样？笔者发现，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总览》自身。

从《总览》所依据的核心期刊理论即"集中与分散"规律可以看出，所谓核心期刊主要是以数量为基础的一个文献计量学的统计结果。虽有"对该主题最有贡献"、"重要文摘杂志"和"被引频次高"之说，但我们很难认为这是对核心期刊所刊载的论文的价值判断。"被引频次高"自不待言，"最有贡献"与"重要"，也都是从数量角度说的。

但是，到了《报告》给核心期刊定义时，却发生很大变化："某学科（或专业，或专题）的核心期刊，是指该学科所涉及的期刊中，刊载论文较多的（信息量较大的），论文学术水平较高的，并能反映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及本学科前沿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的，较受该学科读者重视的期刊。"

很显然，《报告》给出的定义与其所依据的理论，有了一个实质性的改变，即具有了明确的价值判断。数量虽然仍是重要特征，但事实上是从质量方面给核心期刊重新下了定义。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核心期刊除了"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外，发表在上面的论文，必然具有"学术水平较高"，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前沿研究状况"、"发展趋势"等方面的优点。

不可否认，一般情况下或从理论上说，"载文量多"、"收录量大"、"被引次数多"的期刊，其刊载的论文，整体上要质量好一些、水平高一些。但实际上，数量多即质量好，只是一种可能性，两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能反过来认定，刊载于核心期刊的论文，就一定比刊载于非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水平高或"较高"。高质量的论文很可能未刊载于核心期刊，其"二次文献收录"与"被引次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其价值之前，自然也不会很多。

从《报告》所依据的理论与方法，核心期刊主要是由数量上"多"决定的，充其量不过是对期刊的评优——"实际筛选出来的核心期刊只能从总体上大致反映学科期刊的状况"，而决不能认为是对其刊载论文水平的认定，虽然这两者有一定关系。但《报告》在下定义时，却把对期刊的评优与对其刊载论文的评优混为一谈，运用到科研项目比如《总览》中，核心期刊就有了"论文学术水平较高"等质量内涵[9]。在缺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数量多与质量好人为地统一起来，"核心期刊"由定量到定性，变成了"刊载优秀论文的期刊"。这种作法是比较轻率的，从引发的问题来看，后果也是比较严重的。

另外，《总览》也没有对"论文"与"文章"作出必要的区分。核心期刊上刊载的文献，从《报告》所依据的理论来看，三个"分布规律"中有两个是用"论文"，一个是用"文章"表示。但"论文"与"文章"有什么不同，《报告》并没有任何说明。从定义来看，核心期刊上的文献指的就是"论文"，而且还有"学术"、"研究"等字样。人们会很容易由此认为，《总览》中收入的期刊全部是学术期刊，至少该期刊载文应以论文为主。这其实也是一种误导。

在这种情况下，《报告》提出"科研管理人员进行研究成果评价工作时"，可以把相关学科的核心期刊表作为选择的参考"[10]，虽然说是"参考"，也是很不适当的。

此次调查之前，笔者一直认为，核心期刊就是刊载优秀论文的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从笔者直接或间接了解到的情况看，这基本上也是学界同仁的共识，不然的话，有关部门也不可能将其无条件地作为学术评价指标。这类误解的产生，显然与《总览》的误导和对核心期刊作用的夸大有密切关系。

2．研究成果的滥用

《总览》的作者虽然将核心期刊定义为刊载"学术水平较高"论文的期刊，但他们毕竟是研究者，最清楚该项成果的实际意义与功能。因此，《报告》用黑体字作了如下的强调：
"核心与非核心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过分夸大核心期刊的作用，不恰当地使用核心期刊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中文核心期刊表只是一种参考工具书"。"尤其在评定职称的问题上，一定要依据评定的专业范围、学术级别等具体情况自己定出适合于本单位的‘重要期刊表'，而不应不加选择地搬用核心期刊表"。"用户们‘参考'核心期刊表，经过甄别后选定自己需用的期刊，才是正确使用核心期刊表的方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核心期刊并不是国家标准，而是一项研究成果。据有关专家介绍，核心期刊的意义最初只有两个。一是为读者方便，可以提高效率，便于集中查找某专业的大多数论文；二是为图书馆优化馆藏提供方便。现在许多单位将其简单地用来作为评价学术水平的硬性指标，是把经给念歪了。

对此，《报告》上也写得清清楚楚："本课题并非纯理论研究，评出的核心刊有实用价值，主要供各类图书馆采购、收藏、导读时作参考"。

但是，在实践中，要进行这种分别是非常困难的，对文献计量学不甚了了的绝大多数学人，根本就不知道核心期刊是怎么选出来的。事实上，无论执行部门还是被评定者，都把它作为了一个强制性的评价体系，不少人甚至以为它就是一项国家标准。

由于《总览》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权威，即使有些重点科研教学单位自己独立确定核心期刊，也并未改变《总览》的基本原则。就笔者了解，其核心期刊无论分类体系还是具体刊物，都是从《总览》上抄来的，然后加加减减，顶多再分个ABC级别。而一些科研能力较差的单位，更难另搞一套，只好全盘照抄。

任何一项评价，抽象的标准相对来说比较难于执行，而非常具体者就容易操作。某篇论文到底是什么水平，尤其是那些一时无法检验的理论性成果，其水平往往很难认定。但如果以发表在什么样的刊物上来评估，则一目了然，操作起来十分方便。有这样简便易行的办法，科研管理部门求还求不来呢，现成的工具岂有不用之理？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于编辑的工作成绩评估，一向缺乏可信度高的依据，论文水平高低一直被认为主要是作者的事，与编辑关系不大。在许多人眼中，编辑已经被降为没有学术水准，只能查找错别字和病句的工匠。在这种情况下，编辑渴望水平得到学术界承认的心情极为迫切，核心期刊制无疑会受到那些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核心期刊"编辑们的热烈欢迎。结果，在一部分学人的鼓吹与炒作之下，本来应由专家承担的责任，就交给一个什么级别的刊物了。

当然，核心期刊的误用，与当前我们学术界浮躁心态也有一定关系，反映出我国科研管理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无论什么事，说风就是雨，一听说有个什么"好"办法，也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就盲目跟风，大干快上。甚至根本就没有搞清楚核心期刊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大规模地迅速推广，以致人为地制造了许多矛盾。

总之，一项自身还存在不少问题的科研成果[11]，在没有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认定是否适合推广的情况下，就在全国相当一批科研教学单位内文不对题地盲目推行开来，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科研管理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五．核心期刊制的出路

关于核心期刊制的出路，有学人提议"取消核心刊物制度，代之以核心论文制度"[12]。笔者以为该意见很有参考价值。以下谈些补充看法。

我们首先应当明确，核心期刊与核心期刊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对期刊的评选，后者是这种评选结果的运用。期刊"载文量"，文献"收录量"、"被引次数"，都是客观存在，并不是人为产生的。按照一定标准将期刊分为核心与非核心，对其进行客观评价，是社会的需要。因此，核心期刊所面临的不是取消，而是如何才能更科学地评选的问题。

至于说将核心期刊变成核心期刊制即一种评价体系，则必须非常的慎重。这一标准适合不适合学术论文的等级评定，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近读学人文章，多是从如何"科学"、"公平"评选，以及能否在发稿质量上严格把关方面，对核心期刊制提出批评。似乎只要核心期刊评选准确，发稿严格，就可以避免诸多弊端，发挥积极作用。然而，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核心期刊评选"科学"、"公平"，发稿严格把关，也不可能用来作为评价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标准，因为它根本就不具备这一功能。按照《总览》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它所选出核心期刊其实与学术评价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并不是为学术成果评价服务的。《总览》如果没有经过进一步的加工改造，是不能运用到学术评价体系中去的。

如果经过多方论证，确有必要把学术期刊作为一项成果评价指标，就必须重新确定选刊标准和方法，以选出适用于学术成果评价的核心期刊即《报告》所说的"重要期刊表"。而各单位科研部门在推行这一评价体系时，也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逐一甄别有关期刊后，再制定自己的"重要期刊表"。如果没有能力，可参照情况相近单位实施。至于现在的《总览》，只能作为基础资料使用。这些工作没有做之前，核心期刊制应当取消或暂缓实行。

另外，必须注意的是，即使选出了符合要求的"重要期刊"，也不能削足适履，作茧自缚，只认衣冠不认人。不能说凡是发在重要期刊上的论文，就一定比发在非重要期刊上的论文水平高。对于发表在重要期刊上的论文，其水平也要请有关专家重新审核，他们不能放弃自己应尽的责任。对于非重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如果作者认为达到相当水平，可以向学术委员会提出申请，请专家鉴定，确实达到重要期刊水平者，应视为相同等级论文。

总之，对于核心期刊制，应当重新加以研究，若要以之作为学术评价指标，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另行制定标准。

本文只是从核心期刊理论与实践矛盾角度，谈了一些粗浅看法。由于笔者不是文献学专业人员，对现行核心期刊制也没有进行全面调查，加上水平有限，错漏之处肯定不少。希望抛砖引玉，将这个影响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重要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