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杂志原刊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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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基本资料

《新青年》 是综合性的文化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带动其它刊物形成了一个提倡白话文运动。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从1919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移到上海编印。从1920年9月的8卷一号起，成为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它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正式的准备，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1925年4月起出不定期刊，共出5期，次年7月停刊。后期的《新青年》介绍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

《新青年》-出版状况
创刊号“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变化使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而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经过努力，上海群益书社应允发行由陈主编的《青年杂志》。1915年 9月15日创刊，陈独秀主编，上海群益书社印行。月刊，6期为一卷。第1卷名《青年杂志》。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该文开明宗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这社会改革的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他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从而首先在中国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青年杂志》自第2卷(1916年9 月)改名《新青年》，自此成为反封建和鼓吹民主革命的中心刊物。1917年初，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编辑部也随之从上海移至北京。1918年，编辑部改组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工作，曾一度实行轮流编辑的办法。适应形势的需要，1918年12月，《新青年》同人又创办报纸形式的周刊《每周评论》。自1920年9月第8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度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陈独秀主编。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被迫停刊5个月。同年12月1日出版的7卷1期起，仍改为由陈独秀一人主编。1920年9月8卷1期起，被迫迁回上海印行，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1921年10月出至9卷6期后停刊，1923年6月重新出版《新青年》季刊，已是纯政治性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瞿秋白主编，4期后停出。1925年4月改为不定期刊，共出5期，1926年7月最后停办。

《新青年》刊行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末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它以激进的态度，投入了五四运动前后反对封建文化思想和传统的革命潮流，成为“五四”思想革命和
钱玄同文学革命的重要阵地，《新青年》创刊号发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希望，已经包含了以“民主”和“科学”两大思想为武器反对封建思想主张的萌芽。在“五四”运动前后，以鼓吹民主、科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曾刊载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 、《药》 ，李大钊的论文《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主义的胜利》，陈独秀的论文《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呼唤人性的觉醒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该杂志先后发表了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驳康有为共和平议》、《复辟与尊孔》，李大钊的《青春》，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及其他随感录，阐明了袁世凯、康有为等人鼓吹儒家孔教思想和复辟君主制度之间的联系，对于封建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吃人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新青年》发表文章讨论孔教问题、道德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个性解放问题，批判了上海《灵学丛志》宣扬的迷信鬼神的无知妄说。在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斗争中，《新青年》第一次在进步的中国思想界自觉地举起了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两大旗帜，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鲁迅说:“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新青年》原为综合性的评论刊物，创作并不怎么着重，除介绍一些欧洲现实主义及其他流派作家作品之外，刊登的小说及诗都还是文言的。1917年初，先后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 ，正式揭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1918年初出版的第4卷第1期《新青年》刊登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新诗创作。接着于1918年5月第4卷第5期杂志全部改为白话，《新青年》成为当时第一个全部用白话文宣传新思潮的刊物。这一期上发表了鲁迅的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的《狂人日记》 ，充满了对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封建道德传统的批判精神。这篇小说和以后发表的《孔乙己》、《药》、《风波》等的出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它标志《新青年》提倡的文学革命已经突破了单纯理论的倡导而走上了创作实践的道路。此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的还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沈兼士、沈玄庐、汪静之、陈衡哲、陈建雷等人。发表小说的除鲁迅之外，还有陈衡哲。《新青年》进行过关于旧剧问题的讨论，并发表了最早的话剧创作《终身大事》(胡适作)。刊物还开辟“随感录”一栏，专门刊登时评及针砭旧思想旧文化的短文随笔，鲁迅在这里发表了许多短文，成为杂文这一独特的文学形式的滥觞。 [1]

《新青年》-思想倾向
李大钊《新青年》坚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的原则，对于外国文学的各种流派和作家采取了开闳的态度，它先后译介了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安特莱夫、索洛古勃、库普林、阿尔志跋绥夫，波兰的显克维奇，瑞典的斯特林堡，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王尔德、格里高里夫人，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创作。第4卷第 6期(1918年6月15日)办了“易卜生号”。该刊还译介了苏联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论文。此外还发表了陈独秀、周作人、陶履恭、胡适、沈雁冰介绍西方文学流派和作家的论文多篇。这些译介，对于借鉴外国文学，推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创作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保卫和推进文学革命，《新青年》还进行了反对封建复古派文人及其他封建文学潮流的斗争。这主要包括对以刘师培、林琴南为代表的“文选派”和“桐城派”封建复古势力反对白话文维护文言文、反对新道德维护旧道德的斗争；对腐朽无聊的黑幕派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斗争；对诋毁革命文学的上海美术界守旧派人物的斗争。刘半农的《答王敬轩书》、鲁迅的《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钱玄同的一些通信等，都是《新青年》在这一斗争中发表的战斗文字。1919年 1月发表的由陈独秀执笔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答了整个封建势力对于思想和文学革命的各种非难，实际上可以看做是《新青年》杂志同人在这场斗争中最有代表性的宣言。

1915年到1918年以前的《新青年》杂志的思想倾向，基本上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1918年以后，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知识界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青年》营垒的组成，变为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所主持。1918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了《Bolshevlsm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较早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革命色彩更为明显，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李大钊负责编辑的6卷5号，办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专号”。1919至1921年上半年，《新青年》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工人运动的论文和译介文章130余篇，与此同时，胡适等人在杂志上大量宣扬“实用主义”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并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接着，1920年末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提出《新青年》差不多成为美国《苏俄》杂志的汉译本的批评，主张公开“声明不谈政治”。这些意见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未能付诸实践，1920年9月8卷1号起，《新青年》迁至上海，实际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随着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新青年》杂志于1922年 7月，出至9卷6号停刊。 以后复出《新青年》季刊、不定期刊，已是完全政治性的刊物，至1926年7月停刊。

《新青年》-重要文章
刘半农1917年1月1日2卷5号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推广白话文，以打破旧思想（如儒家思想）及推动文学改革为目标。
1918年5月15日4卷5号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

1918年10月5卷5号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1919年第6卷第1号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塞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第一次将科学与民主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

《新青年》-社会影响
《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受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新青年》在后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 许多高级共产党员（如毛泽东）都受到过《新青年》的影响。

《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巨大而久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端的；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后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可以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

鲁迅《新青年》杂志创刊的时代，正值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文化正由以封建专制为主体的旧文化向以近代民主政治为主体的新文化转型。《新青年》杂志激励现代中国实现由封建文化到包含现代科技、现代教育、现代文艺、现代传媒在内的现代文化的重大转型，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为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崇尚科学，提倡创新意识是《新青年》编辑群体的重要思想观念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要被古代的先贤“所拘囚”，也不要被近代的圣人“所支配”。要发扬《新青年》倡导的民族创新精神，提倡的学术开放意识，“一勿尊圣，二勿尊古，三勿尊国”。广采博纳，吸取其精华，营造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时代氛围。
《新青年》推进了思想解放和人们观念现代转型的进程。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文化中那种安于现状，因循依赖，空想虚玄，寻求世外解脱的种种观念，愈来愈与社会的进步不相容，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的创新竟智，崇尚科学，重视现实，讲求实效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观念。陈独秀则认为，民主、科学是现代社会前进的两大机轴，应摈弃旧的落后的官本位文化观念，树立振兴实业的现代意识。《新青年》倡导的现代化意识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通过以民主、科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由封建思想统治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现代思想的重大飞跃。《新青年》和五四精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更新与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和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激励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到民族独立和现代民主的重大历史嬗变，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新青年》倡导的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和赶超精神，促进和加速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陈独秀呼吁“当急起直追”（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李大钊则指出，“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形势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种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管的组织，不能有成。”（注：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李大钊、李达等主张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缩短中国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

《新青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多方位、多层次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蒙受和正在继续蒙受《新青年》杂志的鼓舞和鼓励。《新青年》描述的“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注：《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这样一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转型已经基本实现。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觉醒，不断解放思想，深刻领悟五四时期先进中国人确立的救亡、启蒙、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时代主题的当今意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2]

《新青年》-领导人物
《新青年》陈独秀（1879～1942），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生于1879年10月 9日，1942年5月27日卒于四川江津。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早年参加县试、乡试，由于认识到科举制度的腐败，一度拥护戊戌变法。1901年以后，三次留学日本。与张继、苏曼殊等组织革命团体青年会。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旋又襄助章士钊主编报纸，宣传排满革命思想。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传播爱国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1905年在安徽与柏文蔚等组织岳王会，联络大批革命志士，为同盟会在安徽的发展打下基础。武昌起义前后，在杭州活动，曾起草革命檄文多篇。旋回安徽，先后任孙毓筠、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大力改革官僚政治。失败后，又追随柏文蔚讨伐袁世凯，遭挫折，逃亡上海，继续探求救国救民道路。1915年创办《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抨击儒家伦理道德、旧文学和旧教育，掀起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这既弥补了辛亥革命的理论不足，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拓了道路。1917年1月，到北大任文科学长，推行课程改革，以白话文教学。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评点时事，主张公理，反对强权。《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宣传和教育，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1919年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开始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此后，在中共二大、三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长，在四大、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1922年8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接受共产国际决定，由反对国共合作转为拥护国共合作，旋即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5年领导五卅运动。10月，鉴于国民党右派猖狂反共，在中共中央四届二次会议上，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被共产国际否决，遂在主持中央工作中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方针，在一系列事件上向蒋介石退让。1927年3月，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4月5日，就所传蒋介石要袭击工人武装事，与汪精卫交涉，并与汪发表联合宣言，称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麻痹了人民对蒋介石反共阴谋的警惕性。翌日赴汉，反对武汉地区工农运动“过火”行为。7月辞总书记职。9月秘密返回上海。11月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斗争，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遭中央驳斥。1929年，在中东路事件中，反对作“拥护苏联”的说教式宣传，被中央拒绝。

沈尹默 从1929年5月开始，陈独秀与彭述之等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文件，转向托派，激烈抨击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推行的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10月，中共中央曾对他提出警告，他仍坚持己见，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1年5月初，托陈取消派与莫斯科归国留学生托派小组织举行统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上海设中央机构，陈独秀任总书记，并发行刊物《火花》。
1932年，在上海淞沪抗战中，以托派中央名义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并向中共中央提议联合领导反日运动。1932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日，拥护国共合作，与坚持打倒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的托派中央决裂，并一度在武汉独立进行政治活动，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企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并撰文抨击中共执行的农村游击战争的抗日路线。7月入川，晚年贫病交加，仍不断撰文谴责I.V.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赞扬英美议会民主制度，表示要彻底推翻“我辈以前的见解”，认为V.I.列宁、L.D.托洛茨基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俄国和西欧。著作编为《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3]

新文化运动主导人物及重要期刊展开收起新文化运动是指20世纪初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为学术界一种革新运动。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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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作者，是《新青年》杂志传播过程的关键要素之一，他们的品格条件所构成的信誉以及对问题的见解构成了《新青年》杂志的传播效果和它的领先性、专业性、权威性，而这些编辑作者本身也成了整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头羊和一代大师。《新青年》有一个强大有力的作者群。早期主要以陈独秀为中心（主撰人），周遭凝聚了如高一涵、易白沙、刘叔雅、陈嘏、李亦民、高语罕、谢无量、潘赞化等一大批热衷于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在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后，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周作人、鲁迅、沈尹默等一批北大教员，朱希祖、陈启修、马寅初、高君宇、张崧年、孙伏园等一批北大学生，还有全国各地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也聚集到杂志周围。中国革命史上的明星——陈独秀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中国历史上他也被称为“思想界……确认后请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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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编辑部迁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休刊半年。1919年10月前后编辑部迁返上海，陈独秀复任主撰。自1920年9月1日第8卷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刊物，1922年7月出至第9卷第2号后休刊。 1923年6月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改为季刊，迁广州出版，由瞿秋白主编，出刊4期后休刊。1925年4月复刊，出5期，此年7月停刊。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与《新青年》有关。《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形态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新青年》与现代文化载体转型
　　在《新青年》的倡导之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长期以来，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学、戏曲、俚歌等等，都是鄙弃的对象，则被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最早萌动于海外。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谈到1916年春中国留美学生中关于白话文的酝酿。这年二三月间，胡适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或语言工具变迁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时，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陈独秀的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为胡适文章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古文字教授钱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
　　《新青年》第3卷第3号、6号，第5卷第2号，第 6卷第1号通信栏中屡次探讨文学革命。1918年底陈望道给《新青年》去信说：中文应该“横行加标点符号”，“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注：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明治初期小说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模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注：陈望道：《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钱玄同回信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横行必较直行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里，尤以改写横行为宜……独秀先生亦极以为然，原拟从本册起改为横行。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注：《新青年》第 6卷第1号。）至于标识句读，各人的文笔不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统一，只要大致相向便可以。
　　《新青年》编辑部规定，从 1918年开始，任何作者“非白话文不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注：《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青年》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划一，影响着学界，影响着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影响着中国文体的演进。
　　《新青年》从开展文学革命开始，白话文逐渐成为语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关于注音字母的探讨，关于新标点符号的探讨和使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人。语言文化作为社会交流的载体，其现代化程度对整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人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作用。由《新青年》杂志倡导并实行的现代语言载体文化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注入了巨大的促进力。
　　二、《新青年》与现代政治文化转型
　　（一）以民主、科学启开封建蒙昧。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敬告青年》，文中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当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针对士、农、工、商、医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湎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类的状况，陈独秀提出，要根治这“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唯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他认为科学有无上的权威。凡是合乎科学的东西就拥护，凡不合乎科学的就反对。一事之兴，一物之息，无不以科学定从违，以科学法则作为检验事物存废的标准。可见陈独秀是在反封建意义上提出科学这一概念的。《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主要指对人对事的科学态度和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陈独秀指出，科学是综合客观现象，诉诸理性加以衡量。可见陈独秀当时所持的还不是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起着进步作用，但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五四激进分子，除民主观转变外，科学观也有一个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五四时期大学（北京大学）开“科学概论”课程，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科学思潮鼓励人们追求真理，追求正确的东西。在诸多主义、主张的比较选择中，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
　　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对科学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的效用。”（注：《新青年》第7卷第5号。）
　　《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年6月）提出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一重要步骤，即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该刊第1期刊发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注：《新青年之新宣言》无作者，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瞿秋白所写。当时瞿秋白刚回国，担任了《新青年》主编。）继承科学和民主思想，提出要力除宗法主义、笼统头脑、反对科学、迷信、资产阶级市侩主义、琐屑的应付、错误理会科学、浪漫主义等“障碍”，明确批评了实验主义（琐屑的应付），指出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科学上的反动性，认为现代社会已具备社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由社会科学加以考察，指导革命。无产阶级应严格用科学方法研究一切，以科学治学，在根本上考察、综观现象，找出规律，求得解决。这比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科学思想前进了一步。
　　关于“人权”，《青年杂志》指出：“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代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之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而且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强调“人心”的觉醒，做一个自主自由的人。就国家而言，就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到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 “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 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此时，陈独秀的“人权”口号发展成为“民主”的口号（注：刘景全：《中国现代文化选择之重大转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新青年》拥护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启开蒙昧的开山之工。那么《新青年》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对中西政治、国家观的差异的比较，更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作用。
　　（二）传播西方政治、国家学说，引发政治革新。
　　陈独秀认为，近代欧美各国总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必须抛弃千年沿袭下来的官僚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使人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 1卷第6号。）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财产；而近代民主含义是平民为国家的主人。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水火不相容。陈独秀感叹：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满脑子帝制思想的人却很多。“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笫1卷第2号。）
　　陈独秀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而中国传统则是等级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别。
　　西方近代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人治”国家，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会每个角落。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中国习惯，“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就是说西方民族依法治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往来皆依法立据，类似经济公证，乃至弟兄父子间也是如此。陈独秀认为西方依法行事优于中国的以感情为重。“伪饰虚文，任用感情”，并非风俗淳厚的表现。“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以法治为重，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实行的结果是“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对西方依法处理经济往来十分赞赏，批评旧中国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国家，小害家庭、个人。
　　通过对政治思想、国家观、法治观念的比较，《新青年》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政治上专制独裁，君主专政，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会生活从感情出发不讲法治等恶俗，启蒙国人学习西方，建设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权精神上立法，实行法治，抛弃“人治”。
　　（三）《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社会转型，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途径。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一期《新青年》为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为 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延，据考证出刊时间当在1919年的9月份，但该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写成时间早于1919年5月。该期刊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流血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