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论文3000字

美国文化论文3000字

美国的饮食文化论文

“你吃什么就成为什么样子。”营养专家经常使用这句话来倡导更好的饮食习惯，入嘴的东西确实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但我们也可以从另―个角度来看这句话，我们所吃的反映出我们自己――不论就人或文化而言。你想了解另一种文化吗？那么你应该去了解它的食物。以下是我整理的美国的饮食文化论文，欢迎阅读。

何谓“美式食物”？乍听之下你可能认为答案容易得很。对许多人而言，美式食物就是汉堡、热狗、炸鸡和比萨。如果你好吃甜食，你可能会想到苹果派或巧克力片饼干。美国人确实吃这些东西，但这些就是你在美国唯一找得到的食物吗？

除了感恩节火鸡以外，挺难找到典型的美国食物。美国是个移民之国，所以美国人吃的食物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当人们移居美国，他们也将自己的烹饪方式一起带来。那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你几乎可以看到所有不同民族的食物。在某些时候，美国人把外国的食物视为最爱。美国人喜爱意大利的比萨，墨西哥的玉米饼和中国的春卷，但是这些东西的美国版味道却不太地道了！

和许多大国一样，美国被划分为数个区域，每个地区都以自己特有的食物种类为傲。走访美国南部享受乡村式的烹调：到路易斯安那州品尝辛辣的凯郡式料理：走一趟新英格兰试尝它美味的海鲜：再到中西部“美国的面包之乡”品尝可口的烘焙食品：乘船游览至西南部尝试一些好吃的墨西哥式德州小吃，最后到太平洋西北岸，啜饮极品咖啡，作为美食之旅的句点。

快节奏的生活使得美国人通常只能“很快地吃几口”。快餐店为赶时间的人提供各种食物，从炸鸡到炒饭，应有尽有。微波炉晚餐和实时餐点使得在家烧饭省事又快速。当然，最平常的美式快餐之一就是三明治。任何能夹在两片土司中间的东西，美国人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份三明治，花生酱和果酱更是一直都深受美国人的喜爱。

忙碌的美国人也趋向于吃一大堆“垃圾食物”。炸薯片、糖果、汽水和其他甜食都颇受欢迎。许多人吃了太多这类不健康的零食，但是其他人则选择较健康的饮食习惯，有些人甚至选择“全天然”的食物，他们拒绝吃任何含有化学制品或添加物的食物。

美国文化是“你吃什么就成为什么样子”这句话的最佳写照。美国人代表了背景的广泛性和思维的多样性。在美国可享受到的各式食物正反映出个人品味的多样化。这食物可能是国际性也可能是地区性的；有时是快餐，有时也不见得；它可能是垃圾食物：也可能是天然食品。然而无论如何，它们都是美式的。

美国人吃汉堡包、热狗和其他简单、标志性的美食，典型的美国菜“粗犷实在”，食用新鲜的原材料，保持事物的原汁原味；但他们同时也喜爱许多其他国家的菜肴，拥有众多移民带来的各式菜品。于是，美国饮食恍如一个“大熔炉”，汇聚了世界多国的佳肴，并将之持续交融、美国化，形成当今的让人眼花缭乱、活力四射的美国饮食。以下，我们简要溯源一下它的历史。

16世纪以前，美洲印第安人作为美国的原住民并主要居民，他们的饮食就是美国饮食的代表。在这一阶段，他们奠定了美国主食的基础——玉米。但由于生活水平较低、疆域广袤、人口文化分散等原因的限制，美国饮食尚且处于讲究温饱的状态，未能形成全国性饮食和完善的美食体系。

而且，美国一直以来没有王室一说，王室烹饪有助于国家烹饪艺术的统一和进益，以至于美国缺少王室的这一对生活品质，这里强调饮食的驱动力，美食发展在历史进程中相较缓慢。

16世纪，墨西哥的西班牙人来到美国，他们并没有只把玉米当作一种好原料而用它做成什么别的东西；他们真正地做到了将他们的想法和印地安人的想法交融一起。如玉米卷烤肉，西班牙人带来猪肉；印地安人提供玉米卷。

后来，清教徒大批移民美国，带来了“为活而吃”的精神特质，追求实用简朴，不讲究食物口味。他们认为人吃东西并消化掉以便再活一天，除了虚荣心，没有哪个思维健全的人会讨论某种食品的味道。他们的对饮食的价值观严重阻碍了烹饪艺术的发展。

17到18世纪，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美国，奠定了传统美国菜的基础——英国菜。美国烹饪始自英国，因为大部分美国人是英国移民的后裔。当然，美国菜有自己的特色，因为美国国土大，气候好，食物种类繁多，交通运输方便，冷藏设备优良，厨师、家庭主妇可随意选择食物，同时他们在烹饪仪器时很讲究营养。美国人的习惯是早餐喜食各种水果和略有咸味的.甜点心，对沙拉很感兴趣。美国人做菜喜欢用水果作辅料，如菠萝鸡腿、苹果烤鸭等，对铁扒一类的菜肴也很喜欢。炸制类的菜品也是常吃。

而后，其他移民开始到来。非洲人被贩卖至美国，对美国烹饪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把一些新奇的食物原料和调味品带到了美国菜桌上——羊角豆、山药、花生等。而且他们还发挥聪明才智把奴隶主嫌弃的“猪下水”变得可口，增加了美国饮食的可选菜品。

19世纪下半叶，中国和意大利移民到来了，开启了美国饮食历史上最重要的“移植”阶段。中国食物随着在西部修建铁路的中国移民而来，或更恰当的说，是随着那些给筑路工人做饭的人来的。各种崭新的美国化中国食物兴起，如“炒杂碎”、炸蛋卷、馄饨汤、炒饭、鸡丝炒面和小排骨等。可惜中国食物始终不是美国最普及的食物，因为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吃它，可他们通常不在家里尝试自己做。然而，美国化中国食物确实起到异常重要的作用：它开阔了几乎每个20世纪的美国人对令人垂涎三尺、异国情调的亚洲食物的眼界和品尝，为许多亚洲美食融入我们民众的饮食习惯铺平了道路。

美国化意大利食物堪称美国餐馆文化的主导者，广受欢迎；而且它的真正胜利是在美国的家庭里。比萨饼、卤汁面条、蕃茄沙司烙通心粉、肉丸子、帕尔马干酪小牛肉，无论是冷冻，或登门送食，或自家制作，都在美国日常饮食中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此外，它成功证明了来源于另一个国家的食物非但可在美国成为换口味的有趣享受，还能牢固地成为美国主流饮食的组成部分。

20世纪随后的其他年代，美国迎来了多种移民群体，更多的异族美食纳入了美国饮食中，例如，美国人赞美法国人对待食物的方式，把它作为美国饮食的基石；让丹麦糕点在美国早餐中占有牢固的地位。

以上只是美国饮食发展历史的主流，还不是全貌。对美国而言，多元性的人为因素为饮食发展带来了关键性的影响。早期的美国饮食，由于历史与文化的长度及深度不够，美国的立国精神及民风偏向保守朴实以及美国没有宫廷皇室的推动与鼓励，导致饮食发展缓慢，但在19世纪以后，丰富的移民史已经让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具饮食折中主义的地方之一。现在的美国，饮食包含万象，世界各国美食的都是它的菜单，而且它还一直随心所欲的对事物进行“嫁接”，不断创造出世人前所未见的新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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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

摘 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2](p198)。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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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 Hallett Cart，What is History?New York：1965，p．84．)

一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 serielle)。”[3](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 B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4](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5](p18)。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汤普森还常常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mentalités)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Coff)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6](P31)
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指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那种经济一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而到了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一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一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一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及观念。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7)(p194)伏维尔高度评价了勒华一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的突破和创新，指出：“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6](p136)
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起，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二

在美国，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被添加了更多新的内容，补充了新的理论和观念。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周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了，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在两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和林·亨特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8](p2)随后，两位作者列举了几部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在这部论文集的导论中，邦奈尔和亨特还特别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 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论文选》。这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两个理论来源。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Narshall Sahlin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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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些作者的主要作品的英译本或英文原著基本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如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72)，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An Ar- 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1970)、《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1972)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 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7)，以及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1976)和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

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所有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9](Pix)。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8](p2)。怀特的观点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并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怀特并不是最早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的“文化转向”。因此，有人甚至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特的特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0](p97—98)
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到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1](p26—2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11](p37)。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一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的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2](P6)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3]。
过去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14](p166)；而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4](P166)。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13](p3)，也就是由经济一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英语论文——有关美国文化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Pierre Bourdieu has become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radical movements that have swept France in the last few years. He talked to Kevin Ovenden about anti-capitalism and resistance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was recently published in Britain. It describes through interviews in the early 1990s the 'social suffering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Why is life getting harder for most people? There are similarities between what has happened to people's lives in France and in Britain. The main issue, of course, is neo-liberalism and what I call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state has abandoned a lot of areas that it was involved in, such as healthcare, education, and social provision. When we conducted this study it was only beginning. Now it is far worse. So for example, in France neo-liberal philosophy has become embedded in all the social practices and policies of the state. It has become internalised in the minds of the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who was recently forced out of office, Claude All, was very similar to the one you have in Britain. He introduced into education so called 'tough policies'--a drive for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Instead of looking very carefully at how education works, the neo-liberals opt for a very simple solution. They create competi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between the directors of schools, who have to compete for budgets and for students. This competition is fake--it is artificially constructed. It does not arise spontaneously from the way the education system works. The education system was not perfect. I was very critical of it. But instead of correcting it and providing the means to better it, they destroy it by introducing this capitalistic vision of education. One could say the same about healthcare. I recently read a record of a meeting between a group of professors of medicine who are traditionally very conservative. They went to meet prime minister Jospin. He did not receive them. A technocrat met them instead. The transcript of the discussion is terrible. The people say, 'Look, I never demonstrated or participated in any strike or protest movement.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 am forced to speak out on behalf of my patients.' One gave an example of a 73 year old woman who had cancer, but her medicine was too expensive for the hospital's budget. Another said that his hospital does not have the money to pay anaesthetists, so there are no anaesthetists at night. He asked the technocrat, 'Would you send your wife to such a hospital?' He replies, 'That's a personal question which I will not answer.' We are seeing a blind and chaotic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of public institutions. We have had a very hierarchical system in healthcare for many years. But after 1968 younger people tried to change it. They tried to make the system more collective and introduce the idea of working as part of a team. Now that is being destroyed because they work under the threat of cuts and demands for greater productivity. Centre-left parties are in government across most of Europe. They are presiding over these neo-liberal policies. Do you see anything new in the way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are gove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