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护士教育是什么期刊

今日护士教育是什么期刊

是的。
中国基础教育资源库是正规期刊。中国基础教育文献资源总库是正规刊物。中国基础教育文献资源总库简称CFED是经国家批准正式出版。以光盘和网络为载体。连续出版的国家级专业资源库，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五国家重点电子出版项目。十一五国家重大出版工程项目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和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G4标志的说明G所代表的是指文化，科学，教育，体育方面的刊物大类。

报纸撑天代表性成果是什么

主持人语:无须讳言，本期话题受《浙江大学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试行）》被解读为网文“10万+”等于核心期刊论文、“网络大V”也可轻易当教授的学术成果认定新规所启发。舆论对新规出台是否合规、由宣传部负责解释又是否合理等问题都有太多争议。这里，仅从报纸、网络著述能否被认定为学术成果的角度展开讨论。
　　学术研究当然崇高。或许有人已发现：时下的科研体制下，所有的研究成果认定及职称待遇等，竟然与其学术论文刊发的刊物级别有关，而似乎没人对具体著述的学术水平负责。目前盛行的“唯核心期刊论”，实质上是以刊物级别等同于论文级别，这是对核心期刊之外各种学术成果的严重蔑视，因此出台新规作补充也是有必要的。但多少让人感觉悲哀的是：即便你达到了条件，却未必能成为体制中的人。

纸媒、网媒皆非知识本身
□徐旭
　　9月初，浙江大学发布《浙江大学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试行）》，网络上发表的文章最高可认定为权威学术期刊文章。浙江大学在学界的地位不容小觑，因此该文件迅即成为谈论热点。笔者想说的是：此事件所引发的火爆讨论表明，由人类文明第三次浪潮所催生的互联网时代已颠覆人类既往的时空观，并正愈来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知识生产的方式与知识传播的格局。
　　基于以上认识，可转换角度再来审视那一纸文件，以及它所带来的相关话题。一个颇值得深思的问题浮出水面——知识与媒介，究竟是什么关系？
　　笔者以为，它不过是由《易传·系辞上》中的那段话——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所引发的魏晋时期“言意之辨”在网络时代的变种而已。
　　所谓“圣人之意”，就是关于世界、社会与人生的真理。而抵达真理的途径，便是各种抽象的“卦象”。至于后人解释或揭示掩盖在种种卦象背后的真理之“言”，那便是知识。由文字建构的知识通过“书”来传播。于是，一旦得“意”，一切“言”就成了累赘，故而就有了庄子的“得意而忘言”。既然言说都成了多余，那么负载或传播言说，乃至于由言说所传播真理的书写方式，岂不更是多余之物？
　　话说到此，不妨依照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关于人类科技文明三次大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观照方式，以历史性目光来回顾真理与知识传播方式的时代变迁。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知识传播方式变迁的方便角度。以此透视当下遭遇到的困惑，或许能使我们对互联网时代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前景不再杞人忧天。
　　从结绳记事到刻画符号，再到简牍与帛书，及至纸张的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诞生，哪次书写与传播方式的进步没有刺激知识与学术的大发展？而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古代的士与今天的知识分子数量也伴随着一次次科技革命时代的到来而得到扩大，这不正是因为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方式的革命带来的积极变化吗？
　　清末，东西方文明碰撞给古老民族带来诸多革命性变化，其中颇大的变化便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印刷机、铅字与照相排版术，以及由这一波技术传播与接受所带来的现代媒体——本土化的报刊。拜这波“拿来主义”大潮所赐，我们才有了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样一些文化百年老字号。它们直到今天仍是知识与学术生产与传播的重镇。
　　每次媒介的改变都改变了知识或知识的含金量吗？事实证明，知识本身与知识的含金量并未因媒介的变化而改变，变化的是知识生产的垄断霸权被大大削弱、知识分子的数量巨增、知识与学术生产的成果越来越被更多边缘人群所分享、教育与学术机构越来越多、全民受教育程度也随之提高。
　　自上世纪90年代初第二次改革开放以来，互联网技术及汉字激光照排的诞生，彻底改观了以往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格局，而网络媒体的兴起则给知识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福音。倘若今天仍停留在铅字时代，传统纸质学术期刊编辑部的大门外恐怕少不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作者长队。数千家高校及科研单位指望发论文而获得职称的众多学人，与屈指可数的期刊、出版社相遭遇，于是出现了一道令人咂舌的“堵车”景观。
　　报纸、网络著述能否被视为学术成果？笔者以为，这是一个经不起论证的伪问题。多少年来，一些为评职称而亟于发表著述者，不知想出了多少苦招儿：花钱买版面、买书号自费出版，拱手让出第一作者署名权，请吃请喝甚至贿赂编辑等等。正是由于供需关系严重失衡，许多权威期刊或出版社也竞相玩起了“潜规则”。问题是经由这样的学术传播渠道生产出来的著述，难道无学术假货与“注水肉”？十多年前，朱大可教授撰文称，如今的学术期刊（包括大学学报）都已变成了学术垃圾回收站。而大量已曝光的学术腐败丑闻，证明了此言非但不是义愤之词，反而是真实得无法再真实的客观景象。
　　一个知识人，尤其是学术体制内的知识人，公开发表的著述是否算得上学术成果，这既不能由传播媒介来证明，也不能由发表者所供职的大学或科研机构来认定。权威评判者还在期待中，它应处于第三方的独立地位，具有学术权威与公信力，与任何学人和机构都无利益关系而且运作程序公正、透明。
　　一颗石子或钢珠，怎样把它抛到远处？徒手、借助弹弓还是抛石器，抑或通过枪膛或炮管，这些都是抛的媒介，并不等同于被抛之物。同理可得，纸媒与网媒皆是知识传播的媒介渠道，而非知识本身，无论哪个都证明不了被传播对象的含金量。

真正的学术就该走出象牙塔
□沈华清
　　最近，有关报纸、网络著述可作学术成果认定的讨论此起彼伏。评论一个人的思想或学术价值应该只是一种方法，本无关于他的学术思考和学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一个单位从衡量聘任的管理角度出发是需要有一定制度的。这种制度就是一种衡量的方法，不可能也不能是僵死的教条。“法随时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本来无可非议。然而，涉及到大学这样的公共教育体系，讨论也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学术大体上应该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事情，但不等于学术共同体是封闭不变的，不等于否定了圈外人不可以染指学术或获得学术上的成就。学术共同体的评审，只是从专业经验丰富性角度使得学术研究有一定程度的保证，而不是一种“打包票”的确认，毕竟同行也不是神。制度安排只是让学术期刊有个起码的学术规范和标准，不等于学术期刊就代表了学术核心思想和成果的绝对可靠性。那么，学术必须在学术刊物呈现吗？展览算不算学术交流呢？展览有没有学术思想和成果呢？另外，完成的科研项目算不算呢？如果报纸一定不可以，那么前面的问题也就一目了然，都算不得学术性活动。因此，“学术与否”以及“成果如何”不是刊出渠道可以决定的。当下很多认识只是沿袭的学术惯例和惯性产生的公共认知和意识使然。
　　学术交流开展的方式也不是一直如此的。在柏拉图、孔子时代，他们的学术行为实际上是通过辩论进行的，类似于现在的学术讨论会。学术影响力也借助于对论题的言说过程来实现，这也是同行评价，只是那时候没有现代传播技术的支撑。但这总不至于认为他们的活动就不是学术研究或没有学术成果吧？玄奘在印度佛学界的辩经，现在来看像是一个和尚的行为。其实，玄奘的取经之地——那烂陀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府之一，开设有医学、因明等一系列课程。玄奘与其他修道者的辩论就是学术思想的展现和交流，只是我们已不懂得他的学问而只记得他的故事。
　　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学术成果呢？即使某个学术思想获得了一个时代的认可，也不等于它的影响就是永恒的——有很多学术只是时代性的。因此，既不能认定核心期刊刊出的文章就有绝对的学术成就，也不能否认未在核心期刊刊出或在其他报刊刊出的文章就没有学术研究价值。浙江大学的这种补充条例只是打破了原来的单一考量标准而已，并不对原有制度产生冲击。报刊作为学术成果交流和传播的新渠道，读者从学术共同体转向了大众。文章在大众中获得认识上的共鸣后，再通过学术委员会的认定，最终才能判断是否有较大的学术成果。一篇报刊文章不可能是教师获得职称晋升的全部条件，教师本就以教育教学为主业。这些年来，研究型大学正在倡导大学教师不要只停留于封闭和既定的知识。德国思想家洪堡提出把“新知识的创造”和“旧思想的改造”作为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从这个教育理念看，浙江大学此举正符合这种发展趋势，就是要学者不能止于学问，更要有学术的“大乘”意识。所有的人类科学技术和思想都应该是为人类所用的，而不是躺在学术刊物上的文字。语用风格不是学术规范的本质，而是传达学术阐释的一种方式。同样，也不是所有的学术都是高深莫测的，只是阐释的语言产生了学者与大众之间的区隔。学术当为时代所用，学术交流当因时代而变。对于真正的学者而言，处处是道场。
　　争论和批评不是坏事，但是过度鞭挞浙江大学的学术态度也太低估了这所大学的智慧和基本学术精神。当我们在质疑过于一维化的学术考量的时候，恰恰忘记了教授和研究员之别。研究员当以学术为主，而教授当以教学为主。如果教授没有学术的研究和思考，这样的“传道”“授业”“解惑”会导致学生学术能力的缺失。专业不属于专业毕业的人，而属于真正有志于专业研究的人。“分形学之父”本华·曼德博创立分形几何的时候还是IBM一位研究音频的工程师。他致力于向大众介绍自己的理论，使得其研究成果广为人知。他的研究跨度从数学理论到信息理论到金融学范围，75岁才获得了耶鲁大学的终身教职。按中国当下的制度，本华·曼德博只能算所谓的“民科”，不可能成为教授，也不可能被称为学术巨匠。
　　一旦僵死于一种方法的评价，则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是所有知识分子的耻辱。这表明这个时代不知道学术为何物。学术的本质在于理性地探寻世界的真理。当用文章字数来界定学术标准，用刊物名号来划定学术价值时，学术已经变为一块待沽的肥肉了。即使最完美的制度，如果没有学术的基本良知，只能用晦涩生造的词语来自圆其说，那么学术精神可有乎？如果学术共同体狼狈为奸，占山为王、圈地为霸，学术成果可信乎？如果学术刊物唯利是图、不问价值，学术权威不担当，千里马可见乎？
　　现在的大学教育已多样化。不止于哲学性的学术研究，大量的应用学科和人文社会学科都和大众密不可分，而且传播技术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我们提倡静心做学问的同时，更要理解学术致用的意义，无论是物质之用还是精神之用。信息互通已打破学术期刊和报纸的藩篱，知识分子已难以分出公众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的界限。只有用包容的思维看待报刊及互联网的学术交流和传播价值，我们才不辜负这个学术信息平民化的时代。这里，不妨借改一下龚自珍的诗：我劝学人擦亮眼，不唯期刊论学术。

学术评判也要与时俱进
□王进玉
　　当下，由于学科和领域划分得越来越细，大家对学术的认识也越来越专业化、深入化，但不同程度上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偏执化、狭隘化，而与学术最初的定义存在较大出入。
　　其实，“学术”本应是个很包容甚至很宽泛的概念，并非像我们今天很多人所认为的，必须是躲在象牙塔里研究出来的系统、专门的学问才叫学术，也并非只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格式规范的论文才叫学术。它理应还包括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有建设意义的主张、有原创贡献的学说等。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只要具有一定的学术性、思想性，并具有良好的影响力与传播效果，无论是在报纸刊载，还是在网络发表，都应被认定为学术成果。但无奈的是，目前中国的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对一些学术性的思想、观点等缺乏必要的界定、鼓励和支持。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坚持“唯核心期刊论”，依然片面地认为不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就不算学术成果，或否认其应有的学术性和学术价值，这是极为荒唐可笑的，也严重阻碍了学术的自由与发展，甚至直接导致了学术腐败。有人不禁要问：难道在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章就一定是不折不扣的学术成果吗？未必见得。毫不客气地讲，如今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有很大部分属于典型的现代八股文。虽洋洋洒洒几千上万字，却往往言之无物又艰涩难懂，即便专业人士也多不愿读，或读后不知其所云。很多文章缺少基本的问题意识，缺乏必要的思想深度，纯粹为了考据而考据、为了论文而论文、为了发表而发表。这样的文章质量可想而知。据观察，此类现象并非少见，甚至已蔚然成风。
　　所以，我们现在评判一篇文章是否为学术成果，绝不能只看其是否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而是要更加注重文章本身的质量和水平。在什么媒介上发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章是否真正具有学术性，是否真正具有学术价值和意义。这才算真正回归到学术本身上来，才是正确对待学术、尊重学术的态度。
　　如今已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作为重要媒介，无论在文字承载的便捷性上，还是在传播阅读的有效性上，都是传统类核心期刊所无法比拟的。目前，尽管网文的质量良莠不齐，但真正好的文章还是会凸显出来。而核心期刊的阅读量却不容乐观，刊登的文章有的根本无人问津，以至于出现谁写谁看、写谁谁看的尴尬。如此下来，试问论文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学术的价值又体现在哪里？难道仅仅是为了职称评审的需要，在期刊库里多增加一个收录的数据，在个人职称申报表上多填写一次论文发表的经历而已？
　　因此我们在进行学术评判时，一定不能再将错就错，而是要关注论文本身，注重其实际价值、作用和影响，而不仅仅是考核在哪些核心期刊上发表过，并以此作为职称评定的唯一标准和依据。须知，数量不等于质量，哪怕是核心期刊，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学术评判。尤其在论文造假已成灰色产业链的今天，专业化定制、批量化生产的现象极其严重。不法分子甚至可根据行业与期刊的要求，以及个人职称的需要来进行“量身定制”，提供“一条龙”式论文写作服务，并保证审核通过与顺利发表。实不相瞒，近日笔者就曾收到过一条短信，内容是：“您好，我们有写好的行业论文可供挑选，也有国家级核心刊物保证发表，请问您这边有需要吗？”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的信息有何反应。笔者当时哭笑不得，也不禁慨叹“唯核心期刊论”的学术评价体系的确应该变一变了。如果再一味坚持，怕是不能再适应学术发展的时代需要，甚至还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问题。
　　前段时间，浙江大学发布《浙江大学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试行）》，在校师生在媒体及其“两微一端”发表的网文将可纳入晋升评聘和评奖、评优。该《办法》推出后随即引发热议，赞同与反对者皆有。笔者的态度——支持。毕竟时代在发展，学术成果、文艺作品等的呈现与传播方式，以及大家接受、阅读、欣赏等的习惯也都发生了变化。这就使得我们的一些理念也要加以更新，对学术成果的界定和评判标准同样也要与时俱进。何况浙江大学在文件出台后还进行了特别说明，明确指出网络成果新规是对已有评价方法的补充，而非是对传统学术评价体系的否定。所以我们务必要用发展的眼光、用包容的态度来看待浙江大学的做法、对待有关学术的问题，而不总是泼冷水和横加指责，任由自己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批评能被认定为成果吗
□薛亚军
　　浙江大学发布新规，在校师生在《环球时报》等报媒及“两微一端”发表原创作品，根据传播影响等可等同于期刊论文。引起热议的新规被通俗地解读为：网文“10万+”等同于学术论文。因为要考察微信等传播又被误读为：刷流量可评职称。在科研管理“唯核心”的现状下，反对、赞成各有其理。笔者身为高校“青椒”，对该新规丝毫无感。因为，无论是“10万+”还是“两微一端”，都与核心期刊一样遥不可及。
　　不过，该新规引起我的思考：短小精悍又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批评发在报刊上，难道就不能算科研成果？
　　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艺术实属小道。文字阅读量别说“10万+”，能上万就值得“喜大普奔”了。鉴于公众目下艺术素养的平均水平，能达到如此点击量的网文，一般只有著名画家的私生活、八卦佐一些天价作品的料儿才有可能。这样的文章与学术的关系尚远，如果拿来当作评职称的成果，自然不合适。
　　而严肃的批评发在报刊，能否被认定为学术成果呢？按现在学术八股写法，即使是近万字的核心期刊文章，除去研究基础、前人研究成果等文献综述部分，真正属于自己观点的文字也不过一两千字。而一篇问题意识强、逻辑缜密、分析透彻、言之有据、能引起读者深思的批评，由于版面限制一般也就一两千字。就文章时效性、现实性来说，这类报刊上的批评可能要比一篇刊登在读者寥寥的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更具现实意义。遗憾的是，一两千字的批评在现今的科研认定标准下肯定不算数。就笔者看来，学术论文应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唯字数论”显得过于形式主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术界谈论中国画笔墨的文章不说汗牛充栋，也是卷帙浩繁，但有几篇能与吴冠中《笔墨等于零》、李小山《当代中国画之我见》的影响力相比？吴冠中的文章字数不足一千，提出“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笔墨只是奴才，它绝对奴役于作者思想情绪的表达”的著名论断。李小山在“85新潮”时期，发出中国画应进行观念革命，从一套套形式框框中突破出来，否则将老态龙钟、气喘吁吁地落在时代后面，走向“穷途末日”的警示。两文发表的时期虽不同，针对的问题也不一样，但都在中国画坛乃至整个美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他们当年的论断至今也没有人能发出令人信服的反驳，因为当代中国画创作的这些问题依然存在。文章之所以能产生巨大反响，就在于其文虽短却接地气，猛烈批评了中国画创作的问题，廓清了紧迫的理论认识问题，进而推动了中国画的创作。这类短文较之学术期刊的冗长与八股，不仅容易在专业圈传播，而且在普及提高大众美术欣赏水平方面，也是学术期刊力所不及的。
　　若论影响力，他们的文字不可谓不深远，放在今天的传播媒介中，点击量可能更加惊人。但以今之科研成果评定标准，无论是字数还是随笔式的批评，都无法被认定为学术成果，更遑论他们文章批评的对象正是主掌媒介的业界权威。正如彭德先生所说，美术学院创作是主子，理论是小妾，批评连小妾都不如。报刊上的批评，无论其观点如何尖锐和具有现实针对性，在科研评判系统中都与填补版面的“豆腐块”毫无二致。
　　在批评已声名狼藉的当下，还谈以上问题更显得力不从心。即使将这类文字当作成果，紧接而来的问题则是谁来评定。如果写一篇评论某主席、某主编的作品评论，算不算成果？垃圾当经典吹捧的文章如何看待？哪一部门、哪一级报刊可作为评判参考，又由谁来定夺？公平性、公信力及权威性将如何保证？艺术院校的行政干部或管理人员写一篇评论领导作品的文章不算难且容易发表，也自然更容易评上职称。这样一来，又会造成高校学科与职业分工的混乱，这对无行政职务的科研工作者而言又是无形压力。
　　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理应视为科研成果，问题是在现行科研评价体系下如何认定。因牵扯到非学术的利益因素太多，目前还无解，本文也不过是无解的臆想。

来源：《中国书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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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教育期刊刊号是33-1267/Z。《浙江教育行政月刊》该刊于1929年7月创刊于金华，属于教育类刊物，月刊。该刊由浙江省教育厅编印，1934年6月停刊，1943年4月复刊，停刊时间及原因不详，馆藏最后一期为1945年2月出版的第三卷第二期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