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编辑部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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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十二五”的五年中我们能做些什么事，会做成些什么事。在这里，我就“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提出三个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到底面临哪些约束性条件

判断未来十年的经济走势，有一个趋势性判断，即：支撑过去三十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外部、内部条件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

1、“十二五”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的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未来十年我国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外部市场的萎缩恐怕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即使在总量上有所恢复，恐怕也将伴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在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我国长期实行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应当终结。

第二个判断是，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最重要的是需求结构发生战略性的变化。在总体上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后，全社会的需求结构发明显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从私人产品的短缺转变到公共产品的短缺；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居民消费结构从以生活必需品为主转变到以耐用消费品为主；从对物质的追求到对人自身发展的追求。这三方面需求结构的战略性变化，是伴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历史性跨越带来的，即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开始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这些年事实上形成的以总量扩张为目标的增长主义应当终结。

2、“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的三个基本问题

在这两个根本性的约束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基础上，“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是大势所趋。这里，提出以下三个观点：

第一，我国“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既有一个外部因素的作用，更有一个内部因素的作用。而且，更需要重视的是内部因素变化这样一个基本的现实。由此，不能把很多问题简单地归到外部因素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很难达成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共识。

第二，“十一五”提出了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推进发展方式转型的目标。但是现在看，大部分目标的实现程度都非常有限，“十一五”提出的目标可以说相当一部分要落空。从今天的情况看，这种部分落空所造成的影响，从表面上看还是有限的。可是，“十二五”如果再继续这种态势，发展方式转型滞后带来的严重影响就不可能是有限的了。“十二五”很多问题已经不能绕过去了，如果还像“十一五”这样提出好的目标，但在实践中不能落实，就会对我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十二五”正处于内外环境变化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阶段。“十二五”如果在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上有某些大突破，就会形成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历史起点，我国就会再有三十年的持续较快的发展。

二、“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和改革到底涉及哪些重大问题

这里，我想至少有四个问题需要提出：

1、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乐观地看，未来五年左右，我国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提高15个百分点，应当说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的体制改革进程。比如说，第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第二，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第三，财政和金融转型；第四，投资体制改革，尤其是投资结构要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转变。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突破。

2、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有人说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已经过去，我的看法相反。未来5～10年，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体制与政策到位，城市化率从现在的45.68%提高到55～60%左右，可能性很大。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关键也是取决于体制创新和制度安排。尤其是以下两个方面的改革：第一，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能不能在未来五年左右有实质性突破；第二，行政体制改革能不能按照城市化发展的趋势有一个大的突破。现在无论是城市群、大城市发展还是省直管县，都涉及到行政体制如何适应城市化发展趋势而做出重大调整的问题。

3、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改革。我国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到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这个变化是形成后十年、二十年我国消费主导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在这方面，有三个基本认识问题需要提出来，以取得各方的共识：

第一，是不是可以说，公共产品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不仅涉及到改变消费倾向、提高居民消费率的问题，更涉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问题。

第二，是不是可以说，公共产品不仅涉及到一个发展水平的问题，更涉及到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

第三，这个制度安排的实质和基础性作用在哪里？现在看来，事实上是一个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4、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改革。低碳经济是一个新的发展模式。碳排放正逐步成为国际上的“硬约束”。对我国来说，这不仅是指标承诺上的“硬约束”，更重要的是低碳经济发展体制上的“硬约束”。比如说需要我们在“十二五”中尽快推进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环境产权制度改革、碳交易体制机制改革等。

三、“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关键性因素何在

1、“十一五”提出的一些比较好的思路在实践中落空的原因究竟何在？应当说，“十一五”规划当中，把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基本出发点、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这个思路特别好。现在看这些目标尚未实现或者难以实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认为，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不仅没有实质性转变，而且还有进一步强化的势头。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几个主要的特点，比如说：以追求经济总量为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发展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特点；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等等。所以，“十一五”确立的好的目标没有、或者在多方面难以实现，重要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改变。

2、我国2003年开始提出要推进政府转型，为什么到了今天还没有实质性进展？这里有一个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分工、及其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但是更有一个政府转型和政府的自身利益问题日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问题。从最近一个时期的一些事件来看，政府自身利益倾向的形成不是局部的、而是具有某些全局性；不是个别的、而是具有普遍的倾向。这加大了新阶段政府转型的难度。

3、“十二五”以发展方式的转型和改革为重点，需要确立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思路。“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重要特点是结构调整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有没有突破，或者说制定好的规划能不能够实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把政府转型作为主线，并且在这方面有实质性的战略性的突破。

总的观点是：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推进“十二五”发展方式的转型和改革，对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而要实质性地转变发展方式，关键在于推进政府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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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中国经济学四小龙

1、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兼任西北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 曾在我国乡、区、县、中央四级党政机关工作。一九八八年初，因在《经济日报》发表两篇较有分量的文章，被中央领导点名调入北京，参与中央书记处组织的关于工资、价格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随后留在中央办公厅工作。 1993年，他与北京一批经济学家一起创办北京视野信息咨询中心。10年来，在他的主持下，视野咨询中心专家团队制订了大庆、三九集团、海南机场股份公司、北京东安集团、河南华信资金市场、河南嵩岳纺织集团、山西潞安矿务局、浙江义乌小商品城集团公司、陕西建设机械厂、哈高科、浙江南都电源集团、宁夏青龙公司、黑龙江大正集团等全国近100家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战略与体改方案；制定了郑州、湖北襄樊、台州、荆州、运城、吐鲁番等16个地级市和河南济源、新郑、湖北老河口、温州平阳、苍南、瓯海、河北遵化、福建福安、云南罗平、山东寿光、山西潞城、浙江武义、河南滑县、山西左权等20多个县级市的发展战略方案。 2、樊纲，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男，汉族，祖籍为上海市崇明县，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1975年转到河北省围场县；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七七级)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5年至1987年赴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2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6年起任现职。 3、魏杰，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1952年生于西安市西郊的西江渡村。 1974年西安师范毕业后参加工作，曾在西安市教育局及西安师范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979年大学未毕业提前考取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1982年9月研究生毕业后留西北大学任教。 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博士生，1987年毕业后留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系主任等职。 1996年06月起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科研所所长，中国国有资产学会副会长等职。 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现为清华大学教授。出版《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等20本专著，主编的著作有10本，发表论文300余篇，曾获得全国性大奖多次。兼任数十家企业及十几个省市的经济顾问15家大学的兼职教授。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科研所所长，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全国13个省市的经济顾问，15家大型企业经济顾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等5家学会的副会长。魏杰教授有各种经济专著20部出版，发表论文400余篇。曾为三九集团、长虹集团等国内一批知名企业的发展规划、股份制改造、资产重组、上市募股等项目出谋划策，做了大量的指导性和操作性的工作，受到政府和企业界人士的高度赞扬。魏杰教授在经济学界是“中国经济学四小龙”(又称“京城四少”)之一。近20年来，他的学术思想一直领先我国经济改革实践，被称为“先思一步的经济学家”，又有“魏指点”的称号。作为中国经济理论界的探索者，他曾获经济学界最高奖——孙治方经济科学奖。1991年被评为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现在担任全国13个省市的经济顾问，15家大型企业经济顾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等5家学会的副会长。魏杰教授在经济学界是“中国经济学四小龙”(又称“京城四少”)之一。近20年来，他的学术思想一直领先我国经济改革实践，被称为“先思一步的经济学家”，又有“魏指点”的称号。作为中国经济理论界的探索者，他曾获经济学界最高奖——孙治方经济科学奖。1991年被评为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4、刘伟，男，1957年出生。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科学》杂志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多省、市特聘专家顾问。兼任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先后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主要学术活动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转型经济中的产权问题，围绕上述领域，已在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逾百篇，仅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和《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就达20篇。出版学术著作多部。 获得多项学术奖励，包括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两次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二等奖，获全国首届青年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独立主持国家教委（教育部）“七五”、“八五”、“九五”文科重点项目，现正独立负责教育部社科国家级基地重大项目，同时是教育部招标课题“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的首席专家（2003年）。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被选入国家教委文科跨世纪人才。

汪敬虞的人物评价

1943年，汪敬虞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他拒绝了俸禄优厚的中央银行的聘约，怀着研究学问的坚定意愿，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当一名研究生。那里的薪俸菲薄，条件艰苦，没有象样的工作环境，可他却安于清贫。在四川的一个偏僻山村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潜心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汪敬虞在大学期间，就表现出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工汪敬虞的气质和素养。从1942年开始，他在认真攻读大学课程的同时，以极大的兴趣开始研究国际金融问题，在重庆的《金融知识》杂志上先后发表了《纽约金融市场之分析》、《联邦准备制度信用统制论》等文章，对美国的金融制度作出了颇有见地的分析。此外，他还写了一些介绍金融和经济学知识的文章。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时期，汪敬虞主要研究中国工业生产。在巫宝三主编的《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一书中，他担任其中工业部分的研究。该书于1947年出版。在中国经济学界，这是一部有代表性的、有影响的着作。当时，关于中国国民收入和工业发展水平的研究很少，这部着作是最为完备和精细的。一直到今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汪敬虞们仍然不时需要引用这一部书的研究成果。在中央研究院时期，汪敬虞还用英文发表了专着《中国的工业生产，1931-1946》（China’sIndustrialProduction，1931-1946）和论文二十余篇，其中有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英文杂志《经济学报》（TheEconomicJournal）上发表的《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与就业》（IndustrialProductionandEmploymentinPrewarChina）以及在国内发表的《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中外厂生产的比重问题》和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华北等地工业生产的系列文章。汪敬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得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1949年初，他在报纸上撰文指出：“中国需要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是不能分开的”，有人主张实行“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 1953年，汪敬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旧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文章。文章剖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和阻挠。他指出：“历史的现实证明了毛主席的科学的结论，教育了中国人民，只有根本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为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工业化。”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当时在《人民日报》主持工作的邓拓曾亲自审阅了文稿，并提出了意见。发表以后，《中国建设》和《人民中国》以及国外一些报刊作了转载，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1957年，他汇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出版了，这部近百万字的资料巨着是一部比较完备、学术价值很高、很有影响的书。出版以后，国内外都有评论和介绍。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汪敬虞做了许多专题研究。从1953年到1965年，他在《历史研究》、《经济研究》、《新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五四运动的经济背景》、《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斗争的资料》、《关于继昌隆丝厂的若干史料和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方法论》和《从上海织布局看洋务运动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等；研究外国在华资本的主要有：《十九世纪外国银行在中国势力的扩张极其对中国通商口岸金融市场的控制》、《关于十九世纪外国在华船舶修造工业的史料》、《十九世纪外国在华的工业投资》等。这些论文提出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观点，开掘既深，又每每阐述了研究中所碰到的一些新问题供大家讨论，因而使人们耳目一新。在1979年以后的几年中，他的专着《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唐廷枢研究》和《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相继出版。他还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论文《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兼论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关于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发生问题的讨论》等等。其中《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唐廷枢研究》两书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好评。《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一文获得《历史研究》第一届优秀论文的奖励。进入90年代以后，汪敬虞的学术成果取得大丰收，除了发表大量论文之外，他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上中下三册出版，并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多项大奖，他个人的着作《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汪敬虞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总体考察和个案辨析》相继出版。 汪敬虞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知名学者，但他为人虚怀若谷，处世谦让。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对于别人向他请教的事，他急人所急，尽力相助。他抽不出时间来整理自己的一部书稿，却花了大量时间替别人看稿，哪怕是洋洋百万言的鸿篇巨着，他总是认真阅读后提出十分具体和中肯的意见。对于自己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他循循善诱，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和研究方法传授给他们，处处为他们考虑，主动为他们创造各种条件。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为别人（包括自己的学生）修改稿子，发表时却不肯署上自己的名字，他总说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传统。汪敬虞治学严谨，他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资料工作，他乐意为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整理出一些比较可用的资料。他是以协助巫宝三从事中国国民收入的估计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为了使自己所分担的中国工业生产部分获得比较精确的数字，他不避繁难，从零碎的资料中，整理出比较完整的统计，而不愿图省事，采用笼统估计的办法。例如，关于抗日战争前中国工业生产的外厂部分，有人以外厂资本为华厂资本三倍为依据，估计外厂生产也相当于华厂生产的三倍左右。汪敬虞认为，这样估计虽然省事，但未必符合实际。因为，第一，当时对外厂资本和华厂资本的估计本身就不完整，而且在已有的估计中，两者的范围也不一致；第二，资本额的增加与生产额的增加并不能构成正比例的关系。他宁可一家企业一家企业地收集资料，日积月累，不断补充和修正，而不愿作过于粗疏的估计。当然他并不排斥合理的估计。鉴于中国历史上遗留的统计资料的贫乏，可靠性又极低，他认为大力收集整理统计之外，还应该容许用合理的估计数字对客观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宏观方面的经济进行估量。所谓合理，就是这种估计既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又有严密的逻辑推理。 关于外资侵华的研究。汪敬虞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和《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等三部专着及一些论文。《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一部着重分析历史过程的专着，涉及到外资侵华的每一个方面。这部大着由十七个相对独立的专题组成，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关于研究十九世纪外资侵华过程的最为完整和详尽的着作。历史过程如果说，《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从面上来把握当时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则是以一个典型人物为中心，作辐射状的研究，以此来深刻地展现外国侵华的历史过程。在西方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着作中，有所谓“赫德中心论”这样一种说法。他们美化赫德，歪曲历史。这是对中国人民历史的挑战。《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就是为了接受这个挑战而撰写的。以丰富的史实，揭示了赫德在中国海关的罪恶活动，揭示了他插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掠夺，插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掠夺，还参与了他们在中国的非法的暴力掠夺的罪行。《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对赫德活动的特点进行透视，揭示了这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第三部着作则是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正如汪敬虞在前言中告诉的，这项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之末，距本书出版已有40年之久。在此期间，汪敬虞披阅了北京各图书中心所藏资料，还先后两次赴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收集馆藏19世纪中西文报刊和各种遗存文献中的有关资料，并据此撰写了一部30万字的专着初稿。其后又在此基础上，先后写了近50万字的专题论文。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专着既未能定稿付印，专题论文也有一部分未能及时发表。后来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第二卷（第一卷是严中平先生主编的），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真正是十年辛苦不寻常，直到二卷脱稿后，才终于拣起自己开始于数十年前的稿子。这部着作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其历史资料异乎寻常的丰富。外国在华金融活动之所以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首先就在于研究资料的不易获得。研究华资金融好歹还有档案可看，而外国在华金融业的档案资料很少，特别是1927年以前的外国银行档案，目前在国内几乎看不到。而当时几种主要的金融业刊物，如《银行周报》、《钱业月报》等，也主要是介绍华资金融业的情况，对外资金融的介绍比较简单。 汪敬虞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唐廷枢研究》，此外在一些文章中也涉及买办问题。在《唐廷枢研究》中，他研究了唐廷枢的生平。他不同意以往有关研究中的扬郑（观应）抑唐（廷枢）之论。有人认为唐是地地道道的“洋务派集团中的人物”，“属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而郑则代表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汪敬虞认为，唐廷枢和郑观应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主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是由买办而投身于洋务企业。至于两人的不同之处，在思想理论方面，郑观应固然比唐廷枢看得深远，他的着作写了唐“看不到也说不出的东西”，但在社会实践和实际效果方面，唐是高郑一筹的。以唐廷枢的生平为中心线索，生发开去，精辟地阐述了买办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理论。从双重身份的研究，汪敬虞得出了买办财富主要来自其自营商业的重要论断。这同过去一般所认为的买办收入主要来自佣金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汪敬虞指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洋行与买办之间，佣金制度还没有正式建立。当时有许多洋行宁愿支付固定的工资，而不愿买办在生意中抽取佣金。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佣金制度逐渐建立起来。最初买办的佣金，一般为2%，其后由于竞争，佣金趋于下降。到了六十年代后期，有的仍能维持2%，有的则已下降到1%。从七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终了，1%的佣金率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到九十年代初，则进一步下降为0.5%以至0.25%。从1865年至1894年的三十年中，贸易总额累计为49亿海关两。三十年间，佣金的数额按最高的比例计算，即使全部进出口贸易都经买办之手，并且都抽取佣金，也不到1亿两；如按最低的比例计算，则不过1200万多两。这个数目，显然不足以构成数以千百计的买办的暴发财富的主要部分。汪敬虞认为，买办以其特殊身份所从事的自营商业是他暴富的主要途径。汪敬虞还论证了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时期，买办资本大量向民族资本转化的史实。汪敬虞以丰富的史实说明：中国最早的一批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资本，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买办资本转化而来。接着，汪敬虞分析了为什么买办比甚至积累了更多财富的官僚、地主和旧式商人更愿意投资于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原因。汪敬虞指出：买办之所以最先投资新式企业，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最先接触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是他的资本最先享受了这种剥削方式的“果实”。他的资本运动和他的主人——外国资本家的资本运动，保持亦步亦趋的关系。追求最大利润的原则，在作为外国掠夺者的工具的买办资本的身上，同样起着支配的作用。作为外国侵略者的贸易掠夺的工具，买办在分取佣金之外，还建立了自己的商业机构，从中分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当外国侵略者从流通领域扩大到生产领域，从贸易活动扩大到投资活动的时候，买办也自然而然地在附股外国企业之外，又建立起自己的企业，从而取得更多的企业利润。买办资本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转化，从附着于外国企业到自办企业的转化，这并不是出于买办的爱国心和民族感，但是它代表着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是历史的进步。同时，它又使新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和外国资本势力不能不发生先天的依存关系。 汪敬虞在这方面的作品有《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兼论洋务企业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关于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发生问题的讨论》、《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过程》、《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等文章。经济史学界有许多人的意见认为：由于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性质不同，因此，两者的产生也必然沿着截然不同的途径。从早期的洋务派企业到北洋军阀官僚资本以至四大家族的形成，这是官僚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一条途径。而早期的民间近代企业，则是继承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来的，由此而发展为民族资本主义。对此，他作出了不同结论。他以煤矿、纱厂、云南铜矿、四川盐井等行业的情况为例，论证了在中国现代工业产生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许多部门中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发展成为使用机器生产的现代工业。中国手工工场向大机器工厂过渡，不是发生在大机器工业出现之前，而是发生在大机器工业出现之后，这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的产生是由于中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特别坚韧。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在为外资掠夺原料、推销成品服务的行业（如广东的缫丝业、上海的船舶修造业等）中，出现手工业向机器“过渡”的可能性。但深入的研究表明，从经营者、资金、机器、技术等诸方面看，新式的机器工业都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从资本主义萌芽到早期民间近代企业不可能是大量的，更不可能是主要途径。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并无直接继承性。至于洋务派企业，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看作是官僚资本主义的起点，因为官督商办企业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力量和两个前途的矛盾斗争，有些官督商办企业后来演化为商办企业。他认为，为了证明一脉相承，而把洋务派的企业说成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这是来自一种没有根据的简单类比的结论。汪敬虞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有大的和中小的不同，也就是有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区别。但是，承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本的同时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的产生，也沿着截然不同的途径。也就是说，要看到过程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化，一刀切。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产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途径，也可以说三种不同的类型。他以缫丝工业为例，说明在中国民族缫丝工业的发生过程中，既有纯粹商办缫丝厂的设立，也有洋行买办附股外商丝厂和洋务派官办丝厂的转化。这三种途径带有普遍性。汪敬虞认为，在现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专着中，谈到现代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几乎无一例外地从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货币财富的积累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这是需要的。但这种分析不能从概念出发，不能像分析西方国家那样来分析中国，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不同，一定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来进行研究。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则几乎成为所有的研究者所忽略的一片空白，这就是从生产力的变革方面去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生产力的研究，也就是用什么生产工具进行生产的研究。这是区别各种经济时代的最后根据。在这方面，他研究了外国技术的引进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关系。汪敬虞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的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形成的过程。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工商行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变化。一是受到外资的排挤和打击，从而走向衰落，甚至遭到淘汰；一是转而适应入侵的资本主义的需要，从而得到保存，甚至还有所发展。 1933年的中国工业在巫宝三主编的《中国国民所得，1933》一书中，汪敬虞承担制造业部分的研究。当时的经济统计研究所有一个关于1933年中国工厂生产的统计。但这个统计有三个主要遗漏的地方：未包括外厂；未包括东北和一些边远省份的工厂；未包括发电、货币制造、影片制造等工厂。汪敬虞的统计则补充了这些遗漏，并作了其它一些修正和补充，作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准确的统计。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办的英文杂志《经济学报》上发表的《战前中国的工业生产和雇工状况》一文中，汪敬虞把1933年中国工业发展水平同西方国家作了比较。他还对抗日战争时期华北的工业生产发展水平作过很深入的研究，主要论文有：《战时华北工业资本与生产估计》、《战时华北工业生产指数》、《战时华北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等。这些工作在当时都是具有开拓性的。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过去流行的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线索是所谓“三次革命高潮”，即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多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应该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线索。汪敬虞则在此基础上更深入一步，认为不仅要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要研究它的不能充分发展及其原因。这种不能充分发展，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的总体水平上，而且表现为点与面的不协调，表现为点上的发展与面上的不发展并存的局面，先进的工业与传统的农业长期并存，机器大工业与手工业长期并存。汪敬虞认为，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不仅能更为准确地认识中国近代史，也能启迪对当前现实的反思，因为这是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问题，曾由《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在1989年组织了一次笔谈形式的大讨论，以后在别的刊物上也出现了专题讨论的文字。汪敬虞在这些讨论中汲取营养，并把自己的观点阐述得越来越清楚。2002年，他出版了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 汪敬虞参加了由严中平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的专题研究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汪敬虞则主持了《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这一“八五”国家重点研究项目。该项目历时十余年，汪敬虞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真正是十年辛苦不寻常。最终的成果是于2000年出版的，全书178万字，分上中下三册[8]。该书的写汪敬虞们在汪敬虞的布置下，注重发掘第一手资料，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构造总的研究体系，成为有分量的巨着。汪敬虞近期发表的论文集《汪敬虞集》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总体考察和个案辨析》也可以归入综合研究的范畴。前者收集了汪敬虞的论文19篇，后者则收集了汪敬虞的论文20篇，两者的内容少有重复之处，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论证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