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方面的评论文章怎么写

刑事方面的评论文章怎么写

一张渺小的蜘蛛网属于蜘蛛，一张结实的渔网属渔民，然而有一张虚中透实的网却始终属于犯罪的同胞们。
不错，这就是它——法网历来被人们称赞的理由。抓捕，惩治那些街头混小子是它最大的风格，是它最值得骄傲的事迹。它，公正，无论是谁始终都逃不出它的魔眼，始终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它，正义，始终都站在正确的一面，时刻与邪恶作斗争，决心铲除邪恶的枝桠；它，严明，总会在短时间内逮捕犯罪分子，让犯罪分子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思过。“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似乎“束缚”了人民对法网那尊敬的思想，同时也激起了犯罪分子的每一根神经。是它，是它拉回了在犯罪边缘游走的人们；是它召出了守护神，保卫了无辜人民的权益；是它放出了网，网住了滔天罪恶的犯罪分子。没有侥幸，没有狡辩，等待他们的是严明的判决，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悔恨，伤疤永远刻在他们的心上，无颜面对，无言面对，然而去憎恨法网，诅咒法网又有何用，一切的一切不都是自己造成的么？
犯罪是溪，那么法网便是架在溪上的桥，明知跳下去会沉，却懒得动一步；犯罪是钻石样品，那么法网便是陈列样品的玻璃橱窗，明知是样品，却非要打破橱窗来满足爱慕心；犯罪是海，那么法网便是海边的浅水湾，明知游向海底是九死一生也不想永远栖息在浅水湾，只为了寻求一点刺激。法网是直线，犯罪就是线两旁的野花，独特而富有剧毒。犯罪分子们，难道你们还没有悔悟么？

关于刑法文章的读书笔记 2000字左右

　　你好。

　　最近，我读了张明楷教授的《刑法的基本立场》一书。这本书于2002年3月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1万4千字。按照本书的内容提要的说法，本书旨在促进中国刑法学派之争的形成，作者以刑法规范为根据，以学派之争为主线，对刑法学的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表明了基本立场：客观主义、实质的解释论、结果无价值论、客观的未遂犯论、部分犯罪共同说、并合主义等。

　　在通读全书之后，总的感觉是这本书是刑法学界很有特色的一部理论著作。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比较全面的阐述了作者的基本观点，并且从自己坚持的基本立场出发去解释具体的法律条文，讨论具体的疑难问题。在论证自身具体观点的合理性时，非常注重前后立场的一致和自身理论体系的和谐，避免出现立场对立的具体结论。这在国内刑法学者中是不多见的。大多数学者在研习刑法的过程中，基本上是就事论事，首先形成一系列的具体观点，在各方面的知识储备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初步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而这种体系又很少被自身刻意疏理，显得模糊而杂乱，甚至穷其一生也不能形成统一的刑法立场。张明楷教授在这方面受德日刑法的影响比较深，注意总结自己的根本出发点，重视对刑法学领域中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思想相对成熟之后即表明自己的理论倾向性，因此在学术研究的高峰期就有了理论的归宿，这在刑法学界是领风气之先的。当然，是否需要明确的理论立场，在研究到什么阶段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我国的刑法学界是否象德日那样需要有对立的刑法学派，这些问题都尚无定论，还需要历史的检验。

　　在读过了张明楷教授的书之后，我对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形成自己的看法。结合几年的学习经历，隐约感到，一个刑法学者采取什么样的基本立场，是需要多年的积累和反复的思考的，在我国目前的研究现状下，恐怕能总结出自己的基本立场的学者不会很多，应该是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步形成理论体系的少数资深学者。对一个刚刚入门的年轻学者来说，似乎不宜先入为主，给自己设定下主观主义或者是客观主义的框架，这样可能会束缚手脚，反而不利于开拓思路，找到自己真正认同的基本立场。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刑法学界的旧派与新派的比较和分析。同时，作者对中国刑法学界的理论研究特点作了必要的论述。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虽然我国刑法理论一直声称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在事实上却与重视主观内容与心态的主观主义观点没有本质的区别。

　　本书的第二部份，是犯罪论当中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比较和分析。在权衡两者的利弊得失的同时，作者表明了自己倾向于客观主义的基本立场。并且认为，从我国新旧两部刑法的立法思路的变迁来看，旧刑法更多地体现了主观主义的刑法理论，而新刑法则有意的向客观主义倾斜。作者对新刑法向客观主义倾斜的立法态度表示了赞赏，同时对传统理论当中包含的比较浓重的主观主义色彩，提出了学理上的批判。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论述如何解释犯罪构成要件的问题。作者全面论述了形式的解释论与实质的解释论，表明了自己倾向于实质的解释论的立场。在作者看来，实质的解释论侧重于犯罪的本质，有利于确定犯罪的合理范围，这样研究时也更有深度，也是更接近立法原意的。从作者前后的刑法立场来看，作者提倡实质的解释论，这与作者认为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在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之间，显然作者更看重的是犯罪的实质概念，即法益侵害。

　　本书的第四部分，是关于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的比较和分析。因为作者坚持客观主义的立场，认为法益侵害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所以在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间理所当然地会选择结果无价值论。作者认为，提倡结果价值论，有利于合理控制犯罪的范围，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使得没有发生实际危害结果的行为不受刑法的制裁。此外，在判断正当行为是否成立时，其客观的危害结果是重要的判断指标。在紧急避险当中，受到损害的法益和被避免发生损害的法益相同时，根据结果无价值理论，这样的结果是法益并没有受到损害，因此不能认为是犯罪。对于传统理论当中一直主张按照犯罪未遂处理的对象不能犯和工具不能犯，作者认为，根据结果无价值理论，这些行为根本不可能造成实际的客观危害结果，根本没有任何法益受到损害，因此不能作为犯罪处理。

　　本书的第五部分，是客观的未遂犯论与主观的未遂犯论。作者认为，从实质上看，新刑法采取的是客观的未遂犯论。作者在两者之间倾向于客观的未遂犯论，基于这一基本立场，作者提出了在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方面的一系列的新观点。作者主张的既遂和未遂的认定标准，更多的包含了客观行为，特别是实际的危害结果和危险性的要素，与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的传统理论差别很大。

　　本书的第六部分，是关于共同犯罪的理论。作者论述了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表明了自己赞同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立场。作者认为，在数个行为人基于不同的犯意同时对某一法益实施侵害行为的情况下，不同的犯罪构成之间的重合部分可以构成共同犯罪。在教唆犯教唆之罪与被教唆者所犯之罪不一致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教唆之罪与实际实施之罪的重合部分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

　　本书的第七部分，是共同犯罪理论中的共犯从属性与共犯**性。作者论述了共犯从属性理论和共犯**性理论的含义，并且评价了中国刑法学界某些学者主张的共犯从属性与**性两重性理论和共犯**性理论。作者认为，这些理论不符合刑法的从属性理论和**性理论的基本含义，是不可取的。作者在共犯理论上坚持既非**性，也非从属性，更非两重性的立场。

　　本书的第八部分，是关于刑罚的基础理论。作者论述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以及作为折中理论的并合主义，表明了自己倾向于并合主义的基本立场。并且认为，1997年通过的新刑法体现的正是作为折中理论的并合主义。

　　读完此书之后，我认为其中最值得赞赏的是作者论述基本理论问题时和谐统一的思路，以及研究具体问题时表现出的大局观。当然，这不是说有了统一的严密的基本立场作基础，就足以保证具体结论的科学性。事实上，在作者为说明基本立场而列举出的诸多具体问题的论述中，时常可以见到抽象理论指导下的简单推理，这就直接影响了最终结论的科学性。这些现象主要出现在作者简要论述的一些问题中，而对诸如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停止形态中的未遂犯等问题的论述还是相当细致的，经得起推敲。

　　从我自身的理**底和学术心得来看，对本书作一个整体性的评价是非常困难的。对于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各种刑法基本范畴，虽然偶有心得，但是似乎还没有能力深究其利弊得失，在自己的头脑中也尚未形成自己确信的所谓基本立场，在考虑具体问题时常常在两级之间摇摆，以求实现某种体现公正的平衡，然而心中又不免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这种理想状态下的平衡是否存在，如何才能实现？因此，就我自身的学力而言，只能对其中的某些问题作一番评论，这些问题主要是我自己平时也曾经考虑过的一些问题。在作者论述的各个刑法基本范畴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法益理念。作者极力推崇法益理念，将其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并且直接指导刑法解释的推理过程，甚至在诸如工具不能犯的评价等问题上都坚决贯彻法益理念。对此，我是非常赞同的。我在以前的学习过程中，包括在去年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都在思考法益（犯罪客体）在刑法理论中的重要性的问题，深感理论界对客体，特别是个论中的具体犯罪的客体研究得很不够，而且在研究构成要件诸问题时一般也很少考虑法益的意义。张明楷教授宣扬的法益理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值得提倡的。张教授在书中写道：“由于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故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解释，意味着发挥法益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即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结论，必须使符合这种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刑法规定该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从而使刑法规定该犯罪、设立该条文的目的得以实现。”（第128页） 我觉得，在司法实务界和刑法理论界都存在着轻视法益的风气。司法实务界轻视法益，其实无可厚非，毕竟实务中依据的是现有的规范，自由发挥的空间似乎不大，而且法益本身过于抽象，理论研究不充分，立法上也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规定，所以难于取舍，只好敬而远之。而刑法理论界应当承担起这个任务，多从法益的角度考虑具体问题，似乎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例如诉讼欺诈问题，理论界讨论的比较多，在研究究竟应当认定为何种犯罪时，似乎更多的是依据惯常的思维方式，先找出可能构成的犯罪，然后在分别分析是否符合其构成要件。这种思维方式在实务部门中是很有效的，有利于快速的解决具体的案件。

　　但是，在作纯粹的超然于立法之外的学理研究时，不妨先从这种行为的本质特征入手，分析其主要侵害的是哪些社会关系，然后对这些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作出权衡，根据重法益来确定犯罪的性质。经过不太成熟的思考，我认为诉讼欺诈行为侵害了败诉一方的财产所有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更严重的法益侵害发生在诉讼过程中，行为人的虚构事实、编造伪证的行为直接侵害了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威，应当属于妨害司法罪的范畴。对民事诉讼中的诬告和伪证行为，也许现有的条文中没有对应的规定，但这是立法完善的问题，不应成为否定其犯罪性质的依据。[1]当然，我作出这样的论断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恐怕经不起推敲。

　　当然，对张明揩教授提倡的法益理念，也应当作具体的分析和甄别，其中一些结论在我看来是不能接受的。例如，在论述紧急避险中的法益衡量问题时，张明揩教授认为：“当价值一百万元的甲利益与价值一百万元的乙利益发生冲突，保护甲利益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损害乙利益时，从整体上来考察，行为人所实施的避险行为对法益实际上没有造成新的损害。即使行为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了他人的同等利益，也只是道德上与民法上的责任，不能因此追究刑事责任。”我认为，这段论述从推理的过程到最终的结论，都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张教授倡导的法益理念的。法益的衡量应当是具体的，因为每一个具体的法益受到侵害之后，都有一个具体的承担者，这是不能抵消的事实。提倡法益保护，其基本出发点正是充分保护社会个体的具体法益免受侵害，因此对法益受侵害的情况作总体的评价是不符合法益理念的。在紧急避险中，最终受到侵害的法益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因同时避免了同等的法益就认为没有法益受到侵害。因为作为无辜的第三方，他的法益受到刑法的保护，侵犯其法益的行为均有可能构成犯罪。紧急避险最终不构成犯罪，并不是因为行为人没有侵害任何法益，而是事出有因，考虑到行为人不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所以法外施恩，这是刑法对人性弱点的容忍。因此，牺牲他人的同等法益，实质上仍然是侵害了他人的法益。此时的行为是刑法难以容忍的，既然损害他人法益并不能在总量上减少损失，为什么还要损害他人的法益呢，自己承受同样的损失即可，因此法外施恩的理由并不充分，原则上还是应当作为犯罪处理的，只不过在处理时从轻发落。如果按照张教授的观点处理，在同等法益是人身权利时其不合理性则更为明显。一个人为了避免自己死亡而杀死另一个人，难道不是犯罪吗？被害人的生命难得不是受到侵害的法益吗？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有什么权利将死亡的结果转嫁于他人？如果此时行为人的杀人行为是紧急避险的话，被害人就无权对杀害自己的行为进行正当防卫了，保护自己生命的行为反而可能构成故意犯罪，刑法的公正性价值又从何体现呢？

　　在这本书中，让我比较感兴趣的理论问题是张明揩教授倡导的部分犯罪共同理论。这种理论以犯罪共同说为基础，认为“二人以上虽然共同实施了不同的犯罪，但当这些不同的犯罪之间具有重合的性质时，则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共犯”（第262页）。这种学说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同时犯的刑事责任问题和共同犯罪中各个行为人最终罪名不一致时的刑事责任问题。我从总体上对部分的犯罪共同说持否定态度，下面分别加以分析。部分的犯罪共同说主要应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1、数人同时实施类似犯罪行为的情形。“甲以杀人的故意、乙以伤害的故意共同加害于丙时，只在故意伤害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但由于甲具有杀人的故意与行为，对甲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第262页）这种行为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同时犯。按照传统理论，同时犯由于不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不成立共同犯罪，分别定罪量刑。事实上，行为人的行为对其他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实施是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的，数个行为之间的相互补充、配合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仅仅依照各自的行为分别定罪，似乎不能表明这种共同侵害的严重性，也不利于打击实践中的趁火打劫的现象。但是，我并不认可部分犯罪共同说。我认为，应当运用犯罪共同说对同时犯进行全新的审视。所谓的同时犯，可分为事先预谋的同时犯和临时起意的同时犯。对于有预谋的同时犯，虽然数个行为人没有就某种具体犯罪达成共同犯意，但是对对方的意图是了解的，也明知自己实施的另一种犯罪行为对其的帮助作用。因此可能在实施一罪的同时构成另一罪的帮助犯，除非数个犯罪行为之间不具有客观上的关联性，即数个行为之间没有相互帮助的实际作用。而部分犯罪共同说所指的具有重合的构成要件的数个犯罪，肯定是具有这种关联性的。此时行为人对帮助他人的结果所持的心态，应当是放任的。这样，在每一个行为人身上存在着两个犯罪，本罪的实行犯（直接故意），他罪的帮助犯（间接故意），成立想象竞合。对于没有预谋的同时犯，也可能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形成帮助故意，成立他罪的帮助犯；或者是为了实施自己决意下的犯罪行为而放任帮助他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结果，此时可能成立片面共犯，对片面帮助之罪的心理态度是间接故意。在最终的罪数形态上，有可能构成想象竞合。

　　实际上几种理论得出的结论是几乎相同的，都是行为人实施的本罪是最终的定罪罪名。区别在于推理过程不同，罪数形态不同。当出现不同于典型的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时，差别就表现出来了。例如，甲乙二人分别以杀人和伤害的故意打击丙，甲朝丙的头部重击一下，打偏，乙朝丙的大腿打击，击破股动脉，导致丙因失血过多而死。甲的行为实质上是杀人未遂，乙的行为实质上是故意伤害致死。如果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理论，两罪构成要件的重合部分在哪呢？重行为只导致了轻结果，轻行为却导致了重结果。究竟在什么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呢，恐怕只能在故意伤害（排除致死结果）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可是这个共同犯罪的罪名对甲和乙来说都不合适。我认为，还是认定为甲构成杀人未遂和故意伤害致死的帮助犯的想象竞合，乙构成故意伤害致死和杀人未遂的帮助犯的想象竞合比较合适。

　　2、存在转化犯的情形下。“甲邀约乙为自己的盗窃行为望风；乙同意，并按约定前往丙的住宅外望风；但甲在犯盗窃时，为窝藏赃物……而当场使用暴力，乙对此一无所知。……如果采取部分犯罪共同说，那么，甲与乙便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对乙就必须追究盗窃罪的刑事责任，但由于甲的行为另成立抢劫罪，故对甲的行为只能认定为抢劫罪。”（第269页）对此结论，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是，我认为，并不是只有部分犯罪共同说才能得到这样的结论，传统的犯罪共同说也同样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刑法第25条规定的共同犯罪不仅可以表现为最终的定罪罪名，同样可以表现为犯罪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共同犯罪形态。在上述例子中，乙的帮助行为和甲的实行行为成立盗窃罪的共同犯罪，无论从主观方面的共同盗窃故意来看，还是从客观方面的共同盗窃行为来看，都不存在任何问题。之所以最终没有认定为同一罪名，是因为甲在构成了共同盗窃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从而使自己先前的盗窃行为转化为抢劫行为。从发展过程来看，甲的入室盗窃行为与乙的室外望风行为是密不可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甲之后实施的暴力行为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过限行为，单独对此承担责任。只是一般情况下的实行过限导致行为人成立数罪，对因实行过限行为而转化为重罪的则少有论述。而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是盗窃罪与抢劫罪的重合部分，因此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这实际上是把甲的先盗窃后转化为抢劫的行为和乙为协助甲盗窃而望风的行为看成是两个**的行为，否认客观上曾经存在过的共同盗窃的事实，然后在抽象意义上比较两个罪的构成要件，认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是其中的重合部分，进而认为两者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这是不符合案件发展过程的实际情况的。此外，判断两个罪的构成要件的重合部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盗窃与抢劫仅仅是行为方式不同，不能简单的得出盗窃加暴力等于抢劫这样的结论。

　　3、教唆未遂的情况下。这主要是指被教唆人所犯之罪不是教唆之罪，而是与之有关之罪。“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只要被教唆的人所犯之罪，在规范意义上包含了教唆犯所教唆之罪，那么，教唆犯与被教唆犯便在两罪性质重合的部分成立共同犯罪，一方面，对教唆犯不能适用刑法第29条第2款；另一方面，对教唆犯应当适用刑法第29条第1款，即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第283页）作者认为，甲教唆乙盗窃，结果乙在盗窃过程中转化为抢劫，则抢劫包含了盗窃，因此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对甲认定为盗窃罪，乙认定为抢劫罪。我同意这样的结论，但是认为依据传统的犯罪共同说的理论完全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理由与上述第2种情况相同。由于在乙的行为发展到盗窃阶段时成立了共同犯罪，甲教唆的内容得以实现，对此时的甲乙都可以认定为盗窃罪。因此尽管最终甲乙两人被认定的罪名不同，仍然应当认为乙曾经实施过甲教唆的犯罪，因此，对甲不能适用第29条第2款。

　　反过来看，如果教唆之罪包含被教唆人实际所犯之罪的话，如何处理呢？根据张明楷教授倡导的部分犯罪共同说，在被包含的实际所犯之罪的范围内仍然成立共同犯罪，对实行犯以该罪论处，对教唆犯则认定为重罪。“如果甲教唆乙犯抢劫罪，而乙仅犯了盗窃罪，那么，虽然也可以认定甲与乙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但由于应当认定甲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而乙的行为并不包含抢劫，故对甲仍应适用第29条第2款。”（283页注1） 我同样同意这样的结论，但不认可论证的依据。部分犯罪共同说所说的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构成共同犯罪没有任何依据，已经完全脱离了共同犯罪存在的基础。从主观上看，双方没有就盗窃达成共同的犯意，客观上，仅仅是乙实施了盗窃行为，甲对此毫不知情。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何来盗窃罪的共同犯罪？张明揩教授依据的仅仅是观念上的各个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共同犯罪的认定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而且会产生许多矛盾。既然认定甲和乙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必然得对两者都以盗窃罪论处，同时又因为甲教唆的是抢劫罪，所以对甲认定为抢劫罪。那么甲身上的盗窃罪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仅以抢劫罪论处？在甲的身上只有一个抢劫教唆行为，根本不存在盗窃向抢劫转化的情形。因此，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理论，甲似乎应当构成抢劫与盗窃的想象竞合，这样的结论显然更让人难以接受。可见，部分犯罪共同说中所指的构成要件的重合部分是观念上的，虚无飘渺，有时可以决定教唆者的具体罪名，有时又可以决定被教唆者的罪名，莫衷一是。

　　我认为，在上述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共同犯罪，是单独的以教唆形式构成的此罪和以单独实行行为构成的彼罪，对教唆犯应当适用第29条第2款。这也是该款规定的初衷，第1款规定的是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的刑事责任，而第2款规定的就是个人犯罪中的教唆犯的刑事责任。教唆人与被教唆人的行为没有本质联系，不具备构成共同犯罪的客观基础和主观基础，不能成立共同犯罪。教唆犯因**的教唆行为符合了该罪的修正构成而成立该罪，适用第29条第2款[2]。被教唆人以其实际实施的犯罪定罪。

　　综上所述，我认为，张明楷教授倡导的部分犯罪共同说，主要缺欠有二：一是对共同犯罪的认定过于理想化，只考虑不同犯罪之间构成要件的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忽视了犯罪行为实施的实际过程；二是认定构成要件之间的重合部分有时难以界定，前文提到的故意杀人未遂与故意伤害致死之间的重合部分，就很难取舍，此外，说抢劫包含盗窃还算差强人意，那么盗窃与诈骗、敲诈勒索等侵犯财产罪之间，又是怎样的包含关系呢？恐怕一时之间很说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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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来看，我也认为诉讼欺诈不能构成诈骗罪。在诈骗活动中，常见的是被害人与实际控制财物的人是同一的。当然，也可以是不同一的。在不同一的情形下，我认为，要成立诈骗罪，必须在财物的实际控制人和受骗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或者是类似的人身关系，使得他们形成利益集合体。也就是说，实际占有人按照被骗人的指示交付财物，自身不承担损失或者有权向被骗人索赔，或者与被害人共同承担损失。诉讼欺诈则不具有这些特点，法院依据国家强制力从被害人手中取得财物，实际上就是受了行为人的欺骗凭借自己的公权力强行剥夺被害人的财产权。而法院并不实际占有财物，与被害人之间没有任何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和这种行为相类似的是，作为**第三方的甲受了乙的蒙蔽，要求丙向甲偿还并不存在的欠款，并发出威胁，最后强行从丙处取走财产，这恐怕很难被认定为诈骗罪，因为受骗的甲和受损失的丙处于不同的角色之中，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管理财产的委托关系，财物与其说是被骗走的，不如说是被受骗的人抢走的。

　　[2] 此时的停止形态，我认为应当是教唆之罪的预备形态，只有这样才能在没有该罪的实行行为的情况下，单独追究教唆犯的刑事责任。从犯罪预备的构成要件来看，教唆他人就是寻找共同犯罪人的过程，是在为犯罪创造条件，理应认定为犯罪预备。29条第2款的处理原则实际上也与犯罪预备的处理原则近似，只是略严，不能免除处罚，不妨将其视为刑法对以教唆形式实施的犯罪预备行为的从严处罚的特例。所以应当仅适用29条第2款的处理原则，不必再适用第22条第2款关于犯罪预备的处理原则。

　　有问题可以继续联系我。

《对犯罪的认识》800字作文

法律并非一种单纯的条文体系，或者什么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它应该是活的，物质与精神所并存的系统。从教会法乃是第一个西方近代法律体系便可看出，法律的精神涵义其实比想象得深刻。在审判之时，为何要以赋予罪犯以特定的尊严和权利，而不是单纯地法官高高在上对其进行审判为原则?按理来说，罪犯即是有罪之人，似乎犯不着给他尊严之类。从普遍的认识角度讲，是说不出道理的。那么，其来源还是神学还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尽管犯罪与罪孽之间的联系造成了罪犯方面对于上帝的无限责任，然而包括守法者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具有的罪的属性却起到了降低自以为是的义愤作为刑法组成部分重要性的作用。 ”这个原则对于有宗教背景的人而言，自然是非常浅显，但由此又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不信教的人来说，这个原则的意义何在?西方法律的许多原则建立在神学背景之下，至少是在信仰的背景下。对于只把法律当作实现自己利益、保护自己权利的工具的国人来说，并不存在对法律精神上的信仰和传统，那么如何从本民族的精神出发，寻找一条结合的道路，而不产生排斥，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三、偏见的恶性 偏见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伤害，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其反映在学习上时，也是一个道理。对于中古时代和基-督教会的偏见，使我们一直认为这些是那个时代落后的代表，并无不自豪地说着“西方不亮东方亮”，将野蛮、落后等词语同欧洲中古时代相联系。其实并非如此，尤其在读过本书之后。近代西方的一切思潮，其实并非只是对希腊罗马文化复兴后、摈弃中世纪糟粕而产生的。法律体系、学术方法、相互制约的权力(封建权和教权)、神学思想……那些后来成为启蒙思潮精华并且一直延续至今的东西，都可以从中世纪找到它的源泉和基矗比如，以前对于格里高利的教皇革命，更多看到的是一些负面的评价，本书以非常大的热情颂扬这次革命的意义，并将其与英国革命、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等并称为伟大的革命。还有一个一直以来的偏见是，历史可以用确定的规律予以描述，任何国家或者民族的历史都脱不开这个规律。这自然是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从历史的观点看，黑格尔假定意识决定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所主张的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历史的真实生活中，谁也不‘决定’谁;它们通常是并驾齐驱;当情况不是这样时，便有时是这个有时是另一个成为决定的因素。” 并没有谁说的规律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活动，那么这就说明，历史并不是可以套用公式的。但可惜的是我们的教学中目前还是坚持着这一套，至少是在大学以下的教育中。“要知生命创进不受任何限制虽然可能有其势较顺之顺序，却并无一定不易之规律……在生物界中，虽不妨有高下之第，却无必进之阶。”几十年前，梁漱溟老人即已能看得如此透彻，为何现今发达而开放之世，反倒后退了许多!
一、青少年犯罪的概况
《三字经》中说“人之初，性本善”。但是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几年来，我国的青少年犯罪呈上升趋势，犯罪类型也相当多。青少年犯罪（已满14岁，未满18岁的）所占比例，建国初期共占全部犯罪的1％。70年代末占4％，进入90年代以后，已增至7％左右，进入八十年代以来，25岁以下青少年犯罪一直占50％左右，有的地方已达60－70％。所以研究和解决青少年犯罪刻不容缓。
二、青少年犯罪的构成和特性
（一）、犯罪构成；（1）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2）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说明行为对某种客体造成侵害的客观事实特征。（3）犯罪主体，是指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且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人。（4）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青少年犯罪不同于成年人犯罪，就在于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犯罪主体是青少年，由于青少年的年幼，其生理、心理都与成年人有很大的差别，生理、心理的特点决定了犯罪的主观方面，也就是犯罪的动机、目的。对危害结果发生所持的心理态度决定了青少年犯罪有以下的特征：
＜1＞、盲目性
由于识别能力低下，人生观未确定，他们往往是稀里糊涂，自以为是地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盲目性首先表现为青少年对自己人生观的模糊认识。由于年龄小，人生观正在萌发并逐步形成，但却没有确立，还具有不稳定性，极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他们中一部分由于没有受到坏的不良因素的影响，又加上正确及时的引导，就很好地形成了正确的人生观；一部分人虽受到不良因素的侵袭，但因教育及时，引导及时，最终也能够获得一个基本明确的人生目标，而另一部分青少年由于他们受到各方面不良因素的污染，又加上学校及家庭教育没能跟得上，结果在迷途上越走越远，误入歧途，人生观低下或扭曲，在一些是非问题面前极易被拉下水。其次表现在对事物的美丑、善恶是非缺乏鲜明的标准与界限，认识上常常模糊不清，甚至是非颠倒，美丑混淆，善恶不分，崇拜豪杰，羡慕结义，称“老大”。其三，盲目性还表现在少年的冒险欲和模仿性强上

想写一篇有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例分析

同学，我可以给你一些简单答案，但是你还是自己多分析一下吧，毕业出社会不像大学那么好混！
1、甲不是诉讼当事人（请查阅刑事诉讼法、婚姻法）
2、甲另行起诉，不是同一法律关系。（请认真分析法律关系）
3、是的。（请查阅继承法，继承顺序）
4、是的。（请查阅监护人的权利义务）
5、甲除了对自己已支付的费用有债权外，对其他赔款没有用权利。
分析思路：
1、把上述问题逐一列出，相关法条查明，之间的因果关系理顺。
2、合情合理的将上述法条或是法律原则融合在一片文章中
3、找一个角度适当分析，比如甲因为没有登记得不到法律的保障。

针对大学生犯罪现象,你有何想法写一篇500字作文

尽管大多数人无法接受，但历历在目的往事告诉我们，事实可能就是这样。

大家是否想过：药家鑫案，从2010年10月20日案发，一个多月后的11月28日媒体才姗姗介入，这种现象在非涉及国家机密的恶性杀人案中是极其不正常的，而且从公布的案情来看并不复杂，这样一起史上少有、性质极其恶劣的杀人案，有必要历经五个多月的审理才开庭吗？那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审理又弄清了那些案情的细节呢？

难道大家没感觉：庭审时法官、公诉人、双方律师不就像演戏似的在走过场吗？

大家有没有发现庭审现场药家鑫对许多年以前生活中的细节都描绘得有板有眼，当然啦！钢琴能上十级，具有超强记忆力是必须的！但不可思议的是，他对几个月前刚发生的杀人案的案发经过的供述就像是在做梦一般。比如：

“当天晚上去西安外国语大学看女朋友吃饭，没有喝酒，驾车返回西安，不清楚那条路叫什么名字……”
　　
“撞的时候没看到，听到一声下车才看到……”
　　
“当时在弄音响，不太清楚当时车是否走的是直线……”
　　
“捅完受害人后就驾车逃跑了。逃离以后开到一条路，不知道路的名字，手指打颤又撞倒两个行人……”
　　
“不知道捅了几刀，不清楚捅在什么部位”。
　　
“当时凶器在车上，害怕被人看见就扔在草丛里。不确定当时放在包里还是副驾驶的位置上……”
　　
“当时心慌手脚都软了，不清楚自己怎么就把行人撞了……”
　　
法官提问：“事发时你是由南往北行驶的吗？” 药家鑫回答：“对不起我分不清东南西北”。
　　
药家鑫为什么在对简单而又关键的事发过程供述中出现这么多“不清楚”、“不太清楚”、“不知道”、“不确定”、“没看到”、“分不清东南西北”？
　　
庭审时我们的法官、公诉人、双方律师难道都没发现这不正常的现象吗？我们的刑事专家、犯罪心理学教授也没发现？还是不想去发现？
　　
很多人至今对药家鑫这样莫名其妙的杀戮行为不可理喻！其实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会发现这起案件同酒后或酒醉驾车时的场景像极了！反过来说，如果案发当晚药家鑫是酒后或酒醉驾驶，那他以上的供述及其不可理喻的行为就属正常了！因为头脑尚处清醒的杀人犯，用一把30cm长的尖刀，决意要对一个受伤倒地、毫无反抗能力的女性下刀取命的话，只要一至二刀即可毙命，对被害人前胸后背等处乱捅八刀的行为只能是在行为人意识处于混乱之中所为，而酒精或毒品是最有可能导致的。当然，如果承认酒驾肇事后杀人，药家鑫必无疑，更无“激情”一说。药家鑫说事发当晚没喝酒，那法官、公诉人、双方律师就全信啦？最起码应出示警方提供的案发当晚药家鑫血液内酒精含量检测报告吧？
　　
药家鑫案，不明真相的我等待以下这些疑问的解答：
　　
1、药家鑫当天晚上去西安外国语大学看女朋友，是在那家饭店吃的饭？是否喝酒有饭店服务员的证词吗？有警方提供的案发当晚药家鑫血液内酒精含量检测报告吗？
　　
2、为什么许多媒体在报道中并没提及受害人抄写肇事车辆牌照的细节？试想在当时四周漆黑又是突如其来的情况下，受害人在车祸后几秒钟内就反映过来并掏出纸笔抄写车牌号？这一细节法庭是如何证实的？
　　
3、药家鑫供述：“道路突然变得有些漆黑，他想这样的路应该很少有人经过，于是加速前进”，请问在这样一种特定的行车环境中，刚拿到驾照的新手且高度近视眼的他怎么会急于去摆弄音响及换碟呢？这样明显违反常理的情节法庭是如何证实的？
　　
4、药家鑫供述：“……之后因为心虚开出没多远又撞了人”。而新闻报道又大都用“不远”这个词。那“没多远”或“不远”到底是多远？5米？10米？为什么用“没多远”或“不远”这些模糊的词来代替具体的距离？难道法庭上没人知道这“没多远”和“不远”的距离对案情有多重要吗？，试想这个“没多远”和“不远”的距离如果就十几米或几十米（说白了就是连环撞）的话，警方应该马上就会发现躺在血泊中的张妙，药家鑫的作案嫌疑是无庸置疑的（况且他衣裤上还有这么多血迹），不可能当晚就放他回家，也根本不会等到他“自首”，为什么法庭上没人过问这“没多远”或“不远”是多远？
　　
5、药家鑫在法庭上供述：“……突然感觉车撞上了什么东西，但并没有在意，继续前行，在开出一百多米后，突然觉得有些不对，于是掉头查看……”，奇了怪了，药家鑫在案发后对公安机关的供述是“返回杀人灭口”，但到了法庭上怎么变成“掉头查看”了？而且从警方公布的案发现场模拟图中可明显看出车头方向不是掉头而像是倒车或撞人后直接停车。不管是“返回杀人灭口”，还是“掉头查看”，这个情节是如何认定的？为什么没怀疑他是在撞人后直接下车拔刀杀人灭口呢？
　　
6、那把杀人刀确实是案发当晚才买的吗？因为光从照片上看这把刀挺旧不像是新买的。那法庭是如何认定的？晚上几点？在那家商店买的？有发票吗？有监控录象吗？有商店营业员指认吗？还是这把管制刀早就备放在他车里的？刀是放包里的吗？放车里的什么位置？
　　
7、至于药家鑫的自首是否成立。大家请看华商报2010年11月28日有关此案的报道：……正当长安分局刑警大队全力侦破此案时，10月20日晚11时至 21日凌晨零时许，长安分局交警大队郭杜中队民警接警，郭杜十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雪佛莱克鲁斯轿车撞倒一位行人，肇事者欲驾车逃离现场时，被周围群众围堵起来。肇事者遂被警方控制。经突审，驾车男子承认在郭杜十字肇事后，准备逃逸。并承认其曾于20日晚10时40分，在大学城附近一条路上，撞倒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性，因为发现被撞者在记他的车号，他便持刀行凶。随后，肇事男子被依法刑拘。
　　
我都糊涂了，新闻报道里药家鑫分明是在案发当晚就落网了，怎么几个月后到了法庭上就变成父母陪同自首了呢？这几个月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如果以上疑问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答，药家鑫案很有可能就是这么简单：醉酒驾车，肇事撞人，下车后在酒精导致意识混乱中，拔刀对被害人乱捅八刀致被害人亡，因驾车逃逸途中又肇事撞人后被群众扭获并报警。
　　
您瞧瞧法庭上，律师们为“激情”，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好不热闹！杀人都没眨眼的“乖孩子”跪地痛哭，请求免！“陪审团”代表妖言惑众，丑态百出！不好意思！我没注意公诉人和法官在干什么！当然，如果他们知道应该干什么的话，我等P民就没有上述这么疑问喽！
　　
确实不容易但演得还算完美，这场排练了五个多月，以“激情”开场，“悲情”落幕，“催人泪下”的大戏您看明白了吗？您还相信药家鑫“这孩子”会吗？
　　
药家鑫案判决结果猜想：
　　
药家鑫犯故意杀认罪，念其有自首、悔罪、积极赔偿及……表现，判处刑，缓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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