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相关论文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相关论文
下面是一篇会议论文,参考一下吧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改革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教授
今天,我讲两个问题:一是当前经济形势,二是当前改革情况。纯属个人的一些看法,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一、当前经济形势与发展前景
中国经济,在连续三年实施积极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2000年以来,出现了不少新的可喜的变化,总的形势比较好。具体表现如下:
1.经济增速止跌回升。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年最高增长率曾达14%以上。由于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从1993年下半年起开始实行宏观控制,速度随之下滑,每年差不多回落一个百分点,到1999年最低只有7.1%。2000年以来,已经扭转了这种减速运行的局面,前三季度比上年同期增长8.2%,比上年全年高一个多百分点。
2.国内需求全面回升。针对连续几年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的情况,从1998年起政府采取了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提高职工收入、增加假日天数。实行消费信贷。完善社会保障等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国内需求的回升。2000年1一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历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8%,增速加快了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达1.8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7%,增速加快了4.9个百分点。
3.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2000年以来,进出口贸易一直保持快速增长,1一11月累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3.4%,其中出口增长30.1%,进口增长37.4%,分别比上年同期的增速高出20多个百分点。4. 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2000年1一11月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3700多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2%。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盈利增长了1.4倍,亏损下降16.3%。
5.通货紧缩局面有了缓解,城乡居民收入连续增加。从1997年下半年起,中国开始出现通货紧缩,消费价格绝对水平下降,1998年为1.8%,1999年为1.6%。2000年已基本扭转了这种趋势,1一11月转为上升0.2%。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前三季比上年同期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2.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8.4%。
上述情况,不仅证明我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速回升,已经取得明显成效,而且标志着我们已经成功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出现了重要转机。不足之处是,目前的经济增速回升,受政策性。外部性的影响较大,有碍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依然没有根本解决。为此,我们决定在第四季度增发500亿元国债,以继续扩大投资和内需,促进市场旺销;加之国际经济看好,出口仍将保持一定增长,以及去年第四季度增长基数较低等因素,将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全年增长速度有可能达到8%,比上年上升一个百分点左右。到2000年底,第九个五年计划可以全面完成,达到五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8%,国内生产总值全年达到1万亿美元,每人平均超过800美元的既定目标。
对于下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和目标重点,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已经提出了一个轮廓的建议。现在,有关部门正在着手制定具体规划,准备在明年初举行的全国人代会上通过后实施。其主要的任务和发展趋势是:
1、坚持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求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再翻一番,即每年平均增长达到7.2%左右,其中前五年可能略高一些,后五年可能略低一些。以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在国际间的经济竞争力,拓宽就业渠道,扩大居民收入,使城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有较大提高。
2、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重点是: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高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水平和效益;实施西部大开发,合理调整生产力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逐步解决城镇化水平长期过低问题,努力实现城乡经济良性互动,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实现社会生产力既迅速而又持续的发展。
3.深化经济改革,搞好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这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关键。重点是:进一步放开市场,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强化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精简行政机构,转换政府职能,尽可能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体制性障碍。与此同时,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科技进步与人才培养,积极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新技术研究,集中力量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航天航空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4.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改善外商投资环境。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面临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要把吸收外资同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和西部大开发结合起来,有步骤地推进银行,保险、电信、外贸、内贸、旅游等服务领域的开放。逐步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大胆吸收借鉴一切符合社会化生产要求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抓紧清理、修订和完善有关经济法律法规,依法保护外商合法权益,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符合国际规范和我国国情的对外法律体系与对外经贸体制。
可以预见,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中国经济将一定能够在新的起点上以更大的规模向前发展。
二、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情况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从1957年就开始了,当时主要是在行政管理权限上放放收收,调整隶属关系,虽然经过二十年的探索,但由于方法不对头,没有取得大的成功。改革开放以后,经过总结经验,才认识到主要应解决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看清了计划经济的诸多弊端,提出来要以市场为取向进行改革,逐步扩大市场的比重,缩小计划的比重,这才使改革一步一步走向前进。但是,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搞市场经济,或者商品经济,在理论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改革也就不可能迈出很大的步子。直到九十年代初,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以后,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此以前,不少同志还是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但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来,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这样,1992年党的十四大会议上,才把这个理论问题最终突破,明确提出来,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很不容易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要干些什么?党的十四大规定得很明确,主要要进行四个方面的改革。从现在来看,这四个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第一个方面的改革,是建立和发展一个真正的市场,作为整个经济运行的机制。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有市场,没有市场就不能成其为市场经济。而且这种市场不仅仅是一般的市场,必须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不仅仅是商品市场,而是包括各种生产要素在内的全面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市场改革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也可以说是在经济改革中取得的最大的进展,商品市场现在已基本建立了。因为有没有市场,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是价格,即价格究竟是由国家规定,还是由市场根据供求关系来浮动。由国家来规定,就不是真正的市场,而是一个模拟市场,所以不能单纯以有没有东西卖来作为衡量市场的标准。过去较长时期甚至最困难时期也有东西卖,有的地方甚至摆得琳琅满目,但不是真正的市场,而是模拟市场,因为价格是国家规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变化是相当大的。如消费品价格,在改革开放以前,95%以上是国家计划规定的,现在95%以上已变为由市场决定。生产资料和农副产品采购价格,过去几乎百分之百由国家计划规定,现在大约80%(有说85%)以上由市场决定。这说明商品市场已经基本形成。当然,价格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全部放开,任何国家也没有百分之百放开,有少数价格如公用设施。能源价格等一般仍应由国家控制,但在管理方式上要作一些改变。
要素市场主要有两个,一是资金市场,一是劳动力市场,现在看来差距都还很大。资金市场衡量标准是看利率(包括汇率)是否放开,现在看还没有。劳动力市场衡量标准是就业和工资是否由市场决定,这方面目前有两种情况,非国有企业的劳动就业和工资基本上已经市场化了,国有企业的劳动力还没有走上市场。
第二个方面的改革是企业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这是非常根本的。有了市场,但市场是否能很好地运转,取决于市场运行的主体,即企业的体制和机制能不能与市场相适应。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基本上是两种情况:非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与市场经济已基本上相适应,所以发展得很快,发展得很好,而且是当前经济的最主要的增长点;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与市场经济至今还不相适应,尽管国家给了许多优惠政策,但困难还很大,已成为影响整个经济发展。影响整个改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的改革是宏观管理。基本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宏观调控手段的改革,或者说是新的宏观调控手段的建立;另一部分是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新的宏观调控手段的改革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过去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是依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采取直接调控的办法。搞市场经济就不能采取直接调控了,要运用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有一部分带强制性的,也只能采取法律手段,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以财政、税收、特别是金融手段为主的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进展较慢。主要是政府本身的改革,精简机构。职能转换进展比较缓慢。
第四个方面是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特别是在分配制度和分配原则上,有了很大的突破。过去的分配,说是按劳分配,但实际上是平均主义的分配,铁饭碗,大锅饭,没有大多的差别现在在理论上已经明确:分配制度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但是又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效益对,有可能分配,没有效益就没有东西分配。同时还进一步明确提出,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但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管理等也要参加分配。这些方面目前正在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这是能不能达到合理分配、公平分配、保障社会稳定、保持群众团结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问题。这方面过去做得不够,现在正在推进。
从以上四个方面,说明改革已取得不小的成绩。正因为改革取得进展,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的经济面貌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各个领域的改革有的进展快,有的进展慢。比如市场这个环节,商品市场的建立进展后面貌改变不了,而且还影响其他方面的改革,如影响金融体制和劳动体制的改革等。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党的十五大已经明确就是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具体组织形式就是公司制和股份制。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条是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实质是一部分要转让和退出;一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有了这些指示精神,完全可以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从现在进展情况看,调整所有制结构快一些,真正按规范的公司制改组慢一些,因为对怎样搞好规范的公司制改组,包括:如何做到股权多元化,如何建立起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如何建立起有效的经营者激励和制衡机制等,还没有找到一种切实可行和比较成熟的经验,可能还有个探索过程。第三个方面是宏观调控体系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等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最为关键的是要加快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即政府机构精简和职能转换。现在,大家对机构精简都比较重视,但职能转换很不理想,往往是变了一种形式来控制企业,控制经济。比如过去搞计划经济,是用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来控制,现在这方面确实是少了,指令性计划已不多了。但不少地方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想方设法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审批项目,干什么都要经过他审批。这是绝对不行的。现在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深圳对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大多数审批项目都已取消。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还是活不起来。而且审批经济比计划经济的透明度更差,可能带来的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问题会更多。所以,职能转换一定要彻底,绝不能改头换面,把原来的计划权变成审批权。第四个方面就是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当前最突出的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不快,已经影响和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因为国企改革必然要进行职工下岗分流,但又没有人“兜底”。当然,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难度也不小,如中央去年就公布了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退休养老制度改革方案,公费医疗制度改革方案等,这些方案都很好,但落实起来比较困难。最大的困难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保障基金欠账无法解决。据说这笔欠账至少有3万亿元,要解决困难确实不小。但社会保障制度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是广大劳动者生活的基本保障。必须想办法抓紧解决这个问题。
总起来说,我们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快有的慢,落后的主要是要素市场、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转换、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必须下决心加快推进这些方面的改革,使其与其他方面的改革大体相衔接。因为体制就是一种制度,作为制度就应该是规范的和互相之间大体平衡的。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当前经济生活中的许多混乱现象就很难解决,不正之风、腐败现象也很难根除。而且,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还要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制,使各方面都依法办事,这是实行市场经济所绝对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们必须加快改革,争取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在我国建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第四届会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
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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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间中国的经济政策
对经济史学家来说,搞不懂的并不是中国在过去20年里为什么成长这么快,而是首先她为什么这么穷。二战后追赶上西方的每一个国家都是东亚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只有两个国家例外,那就是中国和朝鲜。也就是说,在20世纪早期的时候,中国的很多工作机会都流向了那些现在抱怨中国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的地区,比如南卡莱罗纳的纺织厂或者意大利的皮革业,因为中国选择了拥抱计划经济和经济自给自足等不好的政策。目前这种工业资源重新布局的加速显示了这些错误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尽管这些分析不能缓解调整带来的阵痛,但确实阐明了为什么现在西方的工人,而不是他们的父母们,正在承受由中国崛起带来的成本调整。
第二个合理的观点是,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于中国飙升的需求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但由于某些原因,西方的媒体和政策圈把中国的崛起固定在负面影响上。
造成对中国的这种颠倒看法的原因之一是,中国选择了用最不被人看到的方式给世界带来好处,而以最能让人看到的方式从世界获利。就拿贸易来说,美国对中国有巨大的贸易逆差,这点被商业媒体和政策分析师广为传播。先别说贸易逆差是否真的对美国有伤害,就说中国把贸易顺差中的大部分又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这就给美国带来了低利率环境。但是,西方却很少有买房者因为低利率受益而向中国的崛起干杯,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说起中国贸易政策的不公平上却毫不犹豫。
第三个观点是,中国的崛起,本质上和西方的利益是互补而不是竞争。中国不像七、八十年代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而是选择了更多地依靠FDI而不是培育国内的民营企业作为发展和贸易的一个来源。2003年的前三个季度,美国公司在大中国区的全部利润超过了从日本这个大得多的经济体中所获得的利润。2002年,中国前15大出口企业中,有5家,包括第一和第二家,都是外国公司。摩托罗拉、罗技和戴尔分别排名第二、第十和第十一,为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出口奇迹”做贡献。因此,“中国制造”本质上是误导的,“中国加工”更准确。
西方国家应该用合理的分析,而不是歇斯底里和夸张来面对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影响。这种态度在美国进入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总统大选季时更加需要。
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中,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今天中国经济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GDP总值是2.2兆美元。若以PPP(购买力评价)来计算,中国GDP实际上已经名列世界第二。到2013年,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以美元计算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今天中国股市在世界排21位,但到2013年,中国股市应该是世界上三大股市之一。
但中国经济又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银行体系尽管得到国家大量注资,不良资产比例出现明显下降,但是银行体系的商业运作模式还没有达到世界标准,新的不良资产随时可能出现,可能危及到中国的长期繁荣和稳定。中国至少还有2亿人处于失业或就业不足状态,就业压力会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持续下去。人民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之间和城市之间,都在急剧扩大。今天的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进入老年后,指望的不是国家福利而是自己的钱包和子女的钱包。
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12年前的中国。1994年,香港所有的投资银行都有一个香港经济分析师,而这些分析师只花他们10%的时间顺带研究一下中国经济问题。今天,几乎所有的投资银行都有中国经济分析师,他们大部分人同时也是区域的首席经济分析师,手下有一个团队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不过是美国经济的20%,;但换个角度看,去年世界经济的增长为4.9%,其中1.4%来自中国,美国的贡献为0.7%,日本的贡献仅为0.2%。换句话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牵引力,超过了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牵引力的总和。中国的城镇化势头,在以每年建造两个波士顿城的速度进行;世界上每年生产钢铁的40%和每年生产水泥的60%,被使用于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需求是刺激德国、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拉动点。可见,中国需求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火车头。
中国经济是怎么崛起的?有些因素是大家熟悉的,但有些因素未必很清楚。
中国神话中讲得最多的是工资。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3,而马来西亚是日本的1/10;中国工资是墨西哥的1/3,而墨西哥是美国的1/10.换句话说,中国制造业工资与世界一流发达国家的差距,大约是1:30.工资优势是外界对中国经济腾飞归结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很少被人提出,那就是中国的资本成本非常低。中国的利率水平很低,我们今天放在银行的储蓄只拿百分之二点几的利息。除去通货膨胀和利息税,钱几乎是白白地放在银行里。从银行角度看,大量的资金贷给了不应该贷给的企业、项目。且不说贷款利率与风险之间不成比例,很多的贷款项目亏了,项目主管人走了,银行的不良资产也就不了了之了,最终还是纳税人来买单。换句话说,中国的资本成本非常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基本上是“储蓄人资助投资人”的过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工业上的过度投资、产能过剩才从一个产业向另一个产业、再向下一个产业转移。资金过度便宜,是中国工业化快速前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基础设施的变化。在过去几年原材料价格大涨,但中国出口商的出口价格涨得有限。当然中间有一部分是出口商用自己的利润顶替掉了,但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基础设施的增加、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解决的。五年以前,在东莞一批货从出厂到装上前往美国西海岸的货轮,整个过程需要12-15天的时间,而现在只需要3-5天时间。我认为,基础设施的大幅度改善,道路、港口、电力供应效率的提高对中国生产力的提升、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有一个非常浓厚的“以GDP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地方官员如此注重GDP,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几乎是看不到的。GDP本位的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就非常有兴趣、有积极性去发展GDP.上述这4个因素,都是中国经济过去20年发展的重要贡献因素。
下一步会怎么走
我认为有下面三个比较大的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农村的发展。今天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别,对经济发展来讲,犹如一条长腿、一条短腿一样,已经开始拖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后腿。同时,它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安定带来了直接威胁。因而,现任领导人把“三农问题”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关注程度。
第二,资产升值在中国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在过去20年,经济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在资产价格上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但在今后十年,资产价格会出现喷泉式的上升。
第三,金融改革进入一个全面攻关的阶段。今后5年,银行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发展、汇率改革、资本项目的开放,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经济长期繁荣稳定的关键。
根据我们的研究,从以美元计算收入分配来看, 1999年时,中国人均收入大概有10%在1200美元左右。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大概就有4000美元左右。
从消费来看,今天美国占世界消费的32%,中国仅占3%;而到了2014年,美国占世界总消费的28%,而中国能占到11%。换句话说,美国基本维持了一个相对强劲的增长,但是由于中国需求的逐步扩大,尤其是个人消费的增长,中国会成为世界总消费的第二大国。如果从当年的增长来看, 预计2014年——2015年世界的订单中有22%是来自中国。到时候跨国集团所收到订单的中,5000多亿美元来自中国,美国大概是2600多亿。到2014-2015年时,中国不仅是世界的生产大国,同时也成为世界消费大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论文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 文化 有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伟大而又异常艰难的事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需要长期艰难的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同志就开始了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问题的艰辛探索。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至今已有60年,60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逐渐认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回顾这段历史, 总结 经验 教训,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十一届三中全会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 改革开放 深入改革
一
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划线分为两个时期,党在每个时期都为探索经济建设规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从严格意义上来看,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开始的。若对从此开始的这个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一五”计划编制和实施、“大跃进”、60年代初开始的调整、““””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实施阶段。这个阶段尽管党在经济建设上还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理论准备也不足,甚至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甚少,但是在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力求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就指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1953年6月23日,李富春代表中财委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计划应该是充分地根据和体现党所规定的方针任务,使需要与可能结合、经济与技术结合,从发展整个人民的经济观点出发努力学习全面计算平衡,如此才能适合人民经济按比例均衡发展的规律。”这是党在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前夕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而这个规律也只是局限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陈云在回顾这段经济工作时说:“六十年代,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是党在这一阶段对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主要特点。出现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
从主观上来看,第一,我们刚刚开始经济建设的实践,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理论准备,所以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不多。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自己观念上又有对商品经济的敌视,因此对价值规律进行排斥。第二,苏联模式的影响。1953年6月,李富春在谈“一五”计划编制的意见时曾讲过:“我们要依靠苏联,学习苏联”。他的意见基本反映了当时全党的倾向。而学习苏联主要是学习在苏联经济建设中起主要作用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客观上来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是极其薄弱的。经过帝国主义的掠夺以及战争的破坏,物质极其匮乏,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并使各方面比例达到综合平衡,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稳步发展。
正因为如此,党确定了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方针,合理地安排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各方面比例关系,既保证了重点,又实现了全面安排的目标。这是当时党重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在计划执行中,对1956年出现的经济上的冒进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党作了冷静的分析和探索,为此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党的八大继续探索,加深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陈云还提出了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的经济建设格局的思想。正因为党在“一五”计划时期努力按经济建设规律办事,才取得了经济建设上的显著成就。
第二阶段:
“大跃进”的三年。这个阶段正是预计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早在1955年8月,周恩来就着手领导“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党的八大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确定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然而,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出现了严重失误。首先是毛泽东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否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确立了高指标、高速度跃进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接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严重地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建设规律,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把发展经济片面地归结为一个高速度。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结果造成了经济建设严重比例失调,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正是这次挫折,使这代领导人开始对经济规律有了更加深刻和广泛的认识。第一,对经济规律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第二,加深了对综合平衡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开始就讲,“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他说,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第三,对价值规律的新认识。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首次提到价值规律问题,批评“大跃进”中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接着他又在同年的11月24日的一则批语中说:“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有那段著名的关于价值法则的讲话,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四,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认识。中共中央在为纠正“共产风”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实现两个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1958年毛泽东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当毛泽东谈到苏联因为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而取得了消灭剥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时批注说:“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认识这一经济规律对于纠正“共产风”、穷过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
6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阶段。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60年代初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由于对第二阶段的教训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经济规律的加深认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积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安排国民经济。其中周恩来、陈云反复强调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周恩来讲,为了改变经济方面的不协调状况,“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党中央开始着手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于有了“一五”计划和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成功经验,也有“大跃进”受到规律惩罚的教训,因此,第三个五年计划在编制时就强调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在计划中如何处理各方面矛盾时说:“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三五”计
划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吃穿用,加强国防建设和基础工业建设的任务。然而,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由重点解决人民吃穿用转变为以国防建设为中心。
第四阶段:
““””十年。1966年“三五”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年爆发了““””。这十年,除1970年周恩来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外,整个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不仅全盘否定了前一阶段经济调整的成就,而且把发展生产力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经济出现混乱状态,根本就谈不上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了。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若对这一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经济的调整与改革、全面改革、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1979-1984年,经济的调整与改革阶段。这个阶段是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重新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开放开始起步阶段。1976年10月,“_”的垮台,结束了十年内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然而,经济建设上又出现了新的洋跃进,即片面追求高速度,不顾国力大量引进国外设备,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新的失调。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与50年代的“大跃进”如出一辙,根本原因还是指导思想上“左”的东西在作怪。这次失误,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担起了这样的历史重任。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强调了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路线,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乘着三中全会的春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纠正洋跃进的错误,探索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建设规律。1979年4月,党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调整中,第二代领导集体普遍认识到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当时邓小平就讲:“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所谓鼓实劲,不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 口号 ,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陈云、李先念也多次强调,国民经济只有按比例,才有高速度。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在我国农村开始了伟大变革。长期以来,农业生产长期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农民生活极为贫困。严峻的现实迫使农民寻找出路。首先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农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更适合农业发展的责任制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它的出现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争论,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公开的支持。1980年9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下发了75号文件。从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5年发出了5个一号文件,充分肯定了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党中央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结果。
第二阶段:
1984-1988年,全面改革阶段。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已经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标志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化的新阶段。在《决定》的指导下,围绕着搞活大中型企业这个中心环节进行了从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到分配制度,从横向经济联合到工资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激发企业的活力,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里涉及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规律。为了推动全面改革,《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又明确指出,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这就突破了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这是对经济建设规律深入探索的结果。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五大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概括。首次明确放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将市场置于新经济运行机制的中心环节,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认识的提高又反作用实践,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阶段:
1989-1991年,治理整顿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如:供需失衡;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础工业和基础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流通秩序混乱等等。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重点解决以上问题,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治理整顿的三年,国家有效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使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
1992年至今,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阶段。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党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第一,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突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的认识。这一科学论断表达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实现目的手段。强调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第二,更加重视市场及价值规律的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困扰人们多年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以此为指导,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我国的经济政策更加重视市场的作用,强调在资源配置中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将资源配置在效益好的部门和企业,解决企业长期效益低下的问题。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了,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三,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认识也有了新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化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新格局。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党的十五大适应了这一要求,在理论上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
这期间,党制定了经过科学论证、符合经济规律的跨世纪的宏伟纲领,即《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确保这个宏伟纲领的实施,江泽民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关系。这是党对经济建设规律探索的最新成果,也是党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的科学指南。
总之,通过以上对党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历史考察和分析,使我们可以看出,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遵循经济建设规律,党领导我国定会如期实现跨世纪的宏伟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党的文献》1989年第四期 第4页 第6页 《陈云文选》下卷 第22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献》第九册 第216页
第6册 第566页 第661页 第八册 第172页 《周恩来文选》下卷 第370—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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