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新青年杂志书籍

1920新青年杂志书籍

《新青年》（LA JEUNESSE）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

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新青年》是综合性的文化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

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0月1日，陈独秀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一文。

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带动其它刊物形成了一个提倡白话文运动。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

4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

7月4日，《新青年》第三卷五号陈独秀发表文章答顾克刚关于政治思想问题。

8月9日，钱玄同邀请鲁迅加盟《新青年》。

第四卷起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刊登新体诗。

1918年4月18日，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

该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

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移到上海编印。从1920年9月的8卷一号起，成为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它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正式的准备。

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5年4月起出不定期刊，共出5期，次年7月停刊。后期的《新青年》介绍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

衰落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新》又停刊5个月。此后陈独秀辞去文科学长一职，前往上海。10月迁回上海，设立于原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1919年12月的第7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1号《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

1920年末胡适提出《新青年》应“声明不谈政治”，遭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

1920年中共发起组决定将《新》从9月1日出版的第8卷1号改组为机关宣传刊物。封面也做改变：正中为一个地球，从东西两半球分别伸出两手相握。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团结，也暗示全球无产阶级团结。封面上隔着大西洋握手的图案，是美国社会党的党徽。

编辑部增加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等发起组成员，刊登启示与群益书社解除关系，专门成立“新青年社”独立印行。同时增《俄罗斯研究》专栏，到9卷3号止。胡适对此后《新》的变化提出质疑，认为“色彩过于鲜明”，“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

1921年1月22日胡适写信与北京同人李大钊、鲁迅、钱玄同、陶孟和和高一涵等，再次声明其主张，指责《新》“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中译本”并给陈望道寄去明信片表示反对“将《新》所宣传共产主义之用”。

同时《新》的变化也招致社会上的议论和批评，同时部分军阀地区也禁止邮寄，《新》内部开始分裂。胡适主张另创哲学文学杂志，将马列理论分裂出《新》，同时将编辑部移回北京。但陈依旧坚持己见，并取消了北京的编辑部。

1921年2月上海法租界巡捕查抄新青年社，处罚并勒令其迁移。《新》从8卷6号起转入地下编辑，假托迁移广州，继续由陈望道等人编辑。

1921年7月中共成立，《新》成为理论刊物。9月陈独秀再任主编，只出一期后停刊。1922年7月又出一期(9卷6号)。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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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编辑部迁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休刊半年。1919年10月前后编辑部迁返上海，陈独秀复任主撰。自1920年9月1日第8卷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刊物，1922年7月出至第9卷第2号后休刊。 1923年6月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改为季刊，迁广州出版，由瞿秋白主编，出刊4期后休刊。1925年4月复刊，出5期，此年7月停刊。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与《新青年》有关。《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形态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新青年》与现代文化载体转型
　　在《新青年》的倡导之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长期以来，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学、戏曲、俚歌等等，都是鄙弃的对象，则被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最早萌动于海外。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谈到1916年春中国留美学生中关于白话文的酝酿。这年二三月间，胡适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或语言工具变迁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时，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陈独秀的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为胡适文章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古文字教授钱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
　　《新青年》第3卷第3号、6号，第5卷第2号，第 6卷第1号通信栏中屡次探讨文学革命。1918年底陈望道给《新青年》去信说：中文应该“横行加标点符号”，“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注：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明治初期小说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模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注：陈望道：《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钱玄同回信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横行必较直行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里，尤以改写横行为宜……独秀先生亦极以为然，原拟从本册起改为横行。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注：《新青年》第 6卷第1号。）至于标识句读，各人的文笔不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统一，只要大致相向便可以。
　　《新青年》编辑部规定，从 1918年开始，任何作者“非白话文不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注：《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青年》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划一，影响着学界，影响着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影响着中国文体的演进。
　　《新青年》从开展文学革命开始，白话文逐渐成为语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关于注音字母的探讨，关于新标点符号的探讨和使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人。语言文化作为社会交流的载体，其现代化程度对整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人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作用。由《新青年》杂志倡导并实行的现代语言载体文化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注入了巨大的促进力。
　　二、《新青年》与现代政治文化转型
　　（一）以民主、科学启开封建蒙昧。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敬告青年》，文中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当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针对士、农、工、商、医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湎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类的状况，陈独秀提出，要根治这“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唯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他认为科学有无上的权威。凡是合乎科学的东西就拥护，凡不合乎科学的就反对。一事之兴，一物之息，无不以科学定从违，以科学法则作为检验事物存废的标准。可见陈独秀是在反封建意义上提出科学这一概念的。《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主要指对人对事的科学态度和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陈独秀指出，科学是综合客观现象，诉诸理性加以衡量。可见陈独秀当时所持的还不是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起着进步作用，但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五四激进分子，除民主观转变外，科学观也有一个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五四时期大学（北京大学）开“科学概论”课程，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科学思潮鼓励人们追求真理，追求正确的东西。在诸多主义、主张的比较选择中，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
　　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对科学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的效用。”（注：《新青年》第7卷第5号。）
　　《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年6月）提出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一重要步骤，即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该刊第1期刊发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注：《新青年之新宣言》无作者，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瞿秋白所写。当时瞿秋白刚回国，担任了《新青年》主编。）继承科学和民主思想，提出要力除宗法主义、笼统头脑、反对科学、迷信、资产阶级市侩主义、琐屑的应付、错误理会科学、浪漫主义等“障碍”，明确批评了实验主义（琐屑的应付），指出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科学上的反动性，认为现代社会已具备社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由社会科学加以考察，指导革命。无产阶级应严格用科学方法研究一切，以科学治学，在根本上考察、综观现象，找出规律，求得解决。这比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科学思想前进了一步。
　　关于“人权”，《青年杂志》指出：“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代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之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而且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强调“人心”的觉醒，做一个自主自由的人。就国家而言，就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到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 “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 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此时，陈独秀的“人权”口号发展成为“民主”的口号（注：刘景全：《中国现代文化选择之重大转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新青年》拥护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启开蒙昧的开山之工。那么《新青年》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对中西政治、国家观的差异的比较，更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作用。
　　（二）传播西方政治、国家学说，引发政治革新。
　　陈独秀认为，近代欧美各国总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必须抛弃千年沿袭下来的官僚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使人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 1卷第6号。）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财产；而近代民主含义是平民为国家的主人。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水火不相容。陈独秀感叹：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满脑子帝制思想的人却很多。“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笫1卷第2号。）
　　陈独秀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而中国传统则是等级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别。
　　西方近代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人治”国家，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会每个角落。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中国习惯，“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就是说西方民族依法治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往来皆依法立据，类似经济公证，乃至弟兄父子间也是如此。陈独秀认为西方依法行事优于中国的以感情为重。“伪饰虚文，任用感情”，并非风俗淳厚的表现。“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以法治为重，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实行的结果是“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对西方依法处理经济往来十分赞赏，批评旧中国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国家，小害家庭、个人。
　　通过对政治思想、国家观、法治观念的比较，《新青年》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政治上专制独裁，君主专政，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会生活从感情出发不讲法治等恶俗，启蒙国人学习西方，建设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权精神上立法，实行法治，抛弃“人治”。
　　（三）《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社会转型，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途径。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一期《新青年》为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为 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延，据考证出刊时间当在1919年的9月份，但该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写成时间早于1919年5月。该期刊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流血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

新青年的出版状况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变化使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而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经过努力，上海群益书社应允发行由陈主编的《青年杂志》。 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出版。陈独秀在改刊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做新青年。他提出新青年的标准是：生理上身体强壮；心理上是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而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以自力创造幸福，而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李大钊发表《青春》一文，在文中揭露封建制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并强调要寄希望于青春中国之再生;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1916年1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1卷5号发表一九一六年一文，号召国人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同时批驳了纲常名教，号召青年为三个目标而奋斗：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被征服地位；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从事国民运动，匆囿于党派运动。《青年杂志》自第2卷（1916年9 月）改名《新青年》，自此成为反封建和鼓吹民主革命的中心刊物。 10月1日，陈独秀针对康有为一意要把孔教订为国教的论调，在《新青年》二卷二号上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一文。文章指出孔教和帝制的关系，说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这些孔教思想，正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定孔教为国教，不但违反思想自由之原则，而且违反宗教信仰自由之原则。他认为民主国之祀孔，正如主张专制国祀华盛顿、卢梭一样的荒诞不经。1917年初﹐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编辑部也随之从上海移至北京。 1918年1月﹐陈独秀召集《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宣布本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胡适、沈尹默参加编辑部。从7月开始，《新青年》采取轮流编辑办法，陈独秀负总责。编辑部改组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工作﹐曾一度实行轮流编辑的办法，适应形势的需要。12月﹐《新青年》同人又创办报纸形式的周刊《每周评论》。 4月18日，因倡导文学革命而倍受攻击的胡适再次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他在文章中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的国语。中国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尽量采用《水浒》、《红楼梦》的白话；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他又说，创造新文学的次序，约有三步：工具，方法，创造。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方法一是，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方法二是，用白话做各种文学。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作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用白话来做。他又说，中国的文学，大病在于缺少材料。近人的小说材料，只有三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妓女，一种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文学?其次新文学创作应获得更多的创作手法。怎样才可得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就是赶紧多多地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只有获得了这些有效的方法，才可言创造我们的新文学。 7月15日，胡适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贞操问题一文，对近来报端登载称颂贞节烈女殉夫而自杀的文章严辞抨击。他说，中国的男子要他们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自己却公然嫖娼，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他又说，我对于中国人的贞操问题，有三层意见。第一、这个问题并不是天经地义。第二、我以为贞操是男女双方交互的道德。第三、我绝对反对褒扬贞操的法律。 12月1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人的文学》，提出他对新文学的看法。他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就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非人的文学，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他认为，人的文学应是人道主义。他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他认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对文学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当时，胡适主要强调文学的语言形式革命，李大钊主要从社会和政治角度谈文学革命，所以，具体到新文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内在精神，很少有火进入系统的阐述。正炅周作人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使新文学真正具有了内在灵魂。如果说鲁迅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为后人指出了新文学创作之路，那么可以说，周作人在理论上为发轫期的新文学指明了方向。 1919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李大钊的演说《庶民的胜利》一文。李大钊针对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和北洋军阀政府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指出：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全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为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或那国的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帝国主义庆祝。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人人都成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昌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九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 1月15日，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辨书》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文章指出：在社会上非难本志的人分二种：第一、是爱护本志的，一是反对本志的。第二、人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直以不讳。但是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进，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文章又说：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被迫停刊5个月。同年12月1日出版的7卷1期起﹐仍改为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1919年1月15日，鲁迅的《随感录四十》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呼吁解放孩子。文中说：有一首诗，从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来，题目为《爱情》。少年写道：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我有兄弟妹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于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鲁迅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鹑便鸱鹑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9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上发表《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宣言》指出：最近这解放的福音吹到东方来，就是被阴阳尊卑的孔教压迫而失了精神上呼吸的中华女子，也得着一点新鲜空气，想抬起头来发出一点微声要求解敌，是我们人类可以乐观的地方。纠合我们中华要求解放的女子，使我们要求的声音一一天强大起来，这正是我们中华女界联合会的责任。《宣言》共分10条，包括要求得入一切学校上学，与男子受同等教育;要求女子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及从事其他一切政治活动的权力;男女同工同酬等。不久杂志社迁到广州继续出版。同年9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新青年》也随之迁回上海。10月4日下午，法租界巡捕房又查抄《新青年》编辑部，拘押了陈独秀等人，后经马林、孙中山等营救，陈独秀等人被保释。《新青年》一度停顿。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出版。发表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词、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题词和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同时，还登载了《旅法华工工会简章》及唐山、山西、长江等地的劳动状况调查。1920年9月，第8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度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陈独秀主编。8卷1期起﹐被迫迁回上海印行﹐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1921年2月11日，由于上海《新青年》杂志社出售《阶级斗争》、《到自由之路》等书籍画报，法国巡捕房就以言词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借口，将《新青年》杂志社强行封闭。1922年7月，出至9卷6期后休刊。以后改为季刊。瞿秋白翻译斯大林著作《论列宁主义》中的《列宁主义概述》部分4月22日在《新青年》第1号上发表。1923年6月15日中共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已是纯政治性的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瞿秋白主编。该刊题为《新青年之新宣言》的发刊词中指出：中国黑暗反动的旧势力，凭藉世界帝国主义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于是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面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所以新青年的职志，要予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新青年》季刊是继《新青年》月刊出版的由翟秋白译的《国际歌》的中文歌词，首次在这个刊物上发表。1925年4月《新青年》介绍了蒋光赤的一本讴歌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旅俄诗集《新梦》是现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响雷、一盏明灯次年《新梦》又由新青年社作第三次印刷发行，改为横排本。4期后停出。4月，刊物改为不定期刊﹐共出5期。 1926年3月25日，瞿秋白在《新青年》第3号上发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文章指出：醒狮派的态度，不仅是曾琦无知不学的结果，并且是有意蒙混事实，出于造谣中伤的用心。文章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共同的反动目的，即消灭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破坏共产党的政治势力，以民族或国家的笼统名词欺蒙无产阶级，使为己用而专擅国民革命的指导权。瞿秋白明确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应当努力实行国民革命，引导一切平民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中国的国民革命当然就是世界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进行和胜利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族。1926年7月最后停办。《新青年》刊行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末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它以激进的态度﹐投入了五四运动前后反对封建文化思想和传统的革命潮流﹐成为“五四”思想革命和 文学革命的重要阵地﹐《新青年》创刊号发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希望﹐已经包含了以“民主”和“科学”两大思想为武器反对封建思想主张的萌芽。在“五四”运动前后，以鼓吹民主、科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曾刊载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李大钊的论文《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主义的胜利》，陈独秀的论文《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呼唤人性的觉醒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该杂志先后发表了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驳康有为共和平议》﹑《复辟与尊孔》﹐李大钊的《青春》﹐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及其他随感录﹐阐明了袁世凯﹑康有为等人鼓吹儒家孔教思想和复辟君主制度之间的联系﹐对于封建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吃人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新青年》发表文章讨论孔教问题﹑道德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个性解放问题﹐批判了上海《灵学丛志》宣扬的迷信鬼神的无知妄说。在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斗争中﹐《新青年》第一次在进步的中国思想界自觉地举起了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两大旗帜﹐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鲁迅说：“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新青年》原为综合性的评论刊物﹐创作并不怎么着重﹐除介绍一些欧洲现实主义及其他流派作家作品之外﹐刊登的小说及诗都还是文言的。1917年初﹐先后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揭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1918年初出版的第4卷第1期《新青年》刊登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新诗创作。接着于1918年5月第4卷第5期杂志全部改为白话﹐《新青年》成为当时第一个全部用白话文宣传新思潮的刊物。这一期上发表了鲁迅的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的《狂人日记》﹐充满了对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封建道德传统的批判精神。这篇小说和以后发表的《孔乙己》﹑《药》﹑《风波》等的出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它标志《新青年》提倡的文学革命已经突破了单纯理论的倡导而走上了创作实践的道路。此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的还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沈兼士﹑沈玄庐﹑汪静之﹑陈衡哲﹑陈建雷等人。发表小说的除鲁迅之外﹐还有陈衡哲。《新青年》进行过关于旧剧问题的讨论﹐并发表了最早的话剧创作《终身大事》（胡适作）。刊物还开辟“随感录”一栏﹐专门刊登时评及针砭旧思想旧文化的短文随笔﹐鲁迅在这里发表了许多短文﹐成为杂文这一独特的文学形式的滥觞。

1920年9月新青年成为什么机关刊物

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移到上海编印。从1920年9月的8卷一号起，成为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它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正式的准备。
《新青年》（LAJEUNESSE）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

新青年的刊物历史

该刊创始人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对中国时局进行了思考，认为政治革命没有作用，而“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民国四年（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回上海后，便开始准备筹备《青年杂志》，先是同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商量，在得知亚东图书馆无法合作后，又被介绍给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几人商议后由群益书社出版《青年杂志》，每月一本，每期支出在200圆。最初发行量为1000份。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创刊词《敬告青年》，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并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就是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1916年，群益书社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来信，信上说该杂志同青年会杂志《青年》、《上海青年》同名，要求《青年杂志》改名。于是自第二卷起《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最初的撰稿人有陈独秀、高一涵、刘文典、刘半农、易白沙、吴虞，其中陈独秀为主编。1916年2月起因护国战争停刊7个月。1917年1月因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总部迁往北京，办公地点在东华门外箭杆胡同，但印刷地点仍在上海。 钱玄同邀请鲁迅加盟《新青年》8月9日，钱玄同对鲁迅进行拜访，并为《新青年》约稿，鲁迅应允。后来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回忆说：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自此，鲁迅与陈独秀及《新青年》的关系日益密切。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生，浙江绍兴人。字豫才。1902年留学日本，初在仙台学医，后到东京从事文艺活动。1908年参加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2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后随政府迁往北京。8月后又因故中断4个月。1918年1月15日复刊出版第4卷1号，此时编委会经过改组由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鲁迅大弟）轮流编辑，不久鲁迅也加入到编辑队伍当中。在第4卷第3期中，刊登《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即《新青年》自4卷1号后改为同人编辑，不接受来稿。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又停刊5个月。10月迁回上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12月的第7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12月1日第7卷第1号《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1920年末胡适提出《新青年》应“声明不谈政治”，遭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北京编辑部被取消。改由新青年社发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1921年陈独秀返回上海后又任主编直到1922年7月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