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论文

论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论文

试论抢夺罪

论文摘要

抢夺罪是我国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的一项罪名，是介于盗窃罪与抢劫罪之间的一种犯罪形态。本文从抢夺罪的概念和特征谈起，对抢夺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抢夺罪与盗窃罪的区别，略作探讨学习。
本文主要通过对抢夺罪的特征，即抢夺罪侵犯的客体，抢夺罪的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进行分析比对，找出不同之处。找出了抢夺罪与抢劫罪、盗窃罪的主要区别，也就是三罪之间主要存在着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抢夺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乘人不备，公然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劫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有暴力抢劫他人财物的行为；盗窃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有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另外，本文还对部分外国立法例对抢夺罪大致划分的三种类型：把抢夺罪列入盗窃罪的范畴、列入抢劫罪的范畴、列入独立罪，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侵犯财产犯罪 抢夺罪 与抢劫罪、盗窃罪的区别

近年来，抢夺犯罪，特别是“飞车抢夺”，即驾摩托车进行抢夺的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犯罪嫌疑人疯狂作案，手段残忍，直接威胁公众安全，已成为当前危害社会治安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例如，我市2006年3月份第四周110报警服务台公布的警情：全市包括五县（市、区），共发生刑事案件192起。其中，抢夺案件14起，占刑事案件的13.7%。另外，抢夺案件的路面发案率占86.7%，发案规律为18时至24时占50%。在日常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尽管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采取了多种措施和办法，来打击和预防抢夺案件的发生，但结果仍不能让广大群众满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7条规定：“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263条的规定也就是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抢夺罪的概念和特征
（一）、抢夺罪的概念
抢夺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公然夺取他人的财物，数额较大，尚没有使用暴力等方法的行为。
抢夺他人财物，是介于盗窃罪与抢劫罪之间的一种犯罪形态。它既不是秘密窃取，又不是采用暴力、胁迫手段，而是乘人不备，公然把财物夺走。对于这种犯罪，外国立法例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1、把未使用暴力、胁迫的公然抢夺行为，列入盗窃罪范畴。这种类型的立法，一般是对盗窃手段不作秘密窃取的限制，甚至或直接规定包括公开取走。例如：蒙古刑法典第109条认为盗窃罪是一种“未使用暴力或威胁手段，秘密窃取或公开劫取公民个人财产的”行为；意大利刑法典对偷窃罪的加重情节条款中，明文规定有“使用巧妙之方法或自他人手中或身上夺取者”（第625条第4款）；西班牙刑法典对盗窃罪的规定是“意图获利，未对人使用暴力或恐吓，也未对物使用武力，但未经主人之同意，取走别人东西”（第514条）。反之，“对别人使用暴力或恐吓，或对别人之物使用武力，而占据别人物品或动产者，触犯抢劫罪”（第500条）。
2、把盗窃罪手段明文限于秘密窃取，而把公然夺取的行为也视为暴力，以强盗罪（即抢劫罪，下同）定胜。例如：日本刑法第235条规定为“窃取他人财物的，是窃盗罪”，同法第336条规定：“（一）以暴力或胁迫抢取他人财物的，是强盗罪”，也无公然夺取他人财物行为的定罪规定。因此，对公然夺取不能解释为“窃取”，只能理解为较轻微的暴力行为，归列于强盗罪的范畴。
3、对公然抢夺他人财物的行为，列为独立之罪。例如：俄罗斯刑法第90条规定：“以抢夺的方法盗窃国家财产或公共财产的”是抢夺罪，该条文中把它解释为“公开盗窃国家财产或公共财产（抢夺）而未使用暴力的”行为；我国刑法认为，抢劫罪是重罪，公然夺取仅属于一种轻微的强力行为，并没有使用暴力伤人的故意，如视为抢劫的暴力，定为抢劫罪重罚，失之过重；但又与人们习惯上对偷窃行为视为“秘窃窃取”的观念不符合，不能列入盗窃罪范畴，故采用第三种类刑的立法例，定为独立的抢夺罪。
（二）、抢夺罪的特征
1、抢夺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是否属于被害人合法所有或者持有，在所不问。其侵害的对象是公私财物。这种财物必须具有能被抢走、能被移动的特点，故仅限于动产。不动产及具有经济价值的无体物，例如：房屋、土地、公路、电力都是无法夺走的，不能成为抢夺罪侵犯的对象。但与不动产可以分离之物，例如：住宅的门窗，田地上的果实，仍可成为抢夺罪侵害的对象。刑法对抢夺另有特别规定的对象，如刑法第127条规定的公然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或者抢夺“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原体等物质”；第280条规定的抢夺“公文、证件、印章的”；第329条规定的抢夺“国家所有的档案的”；第375条规定的抢夺“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的”；第438条规定的抢夺“武器装备或者军用物资的”，因所侵犯的客体各有不同，所以应按规定分别定罪处刑，不属于本罪侵犯的对象。
2、抢夺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乘人不备，公然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其特点是：（1）必须是公然夺取。这是指犯罪嫌疑人当着公私财物持有者的面，乘其不备，公开夺取其财物的行为，公然夺取是抢夺罪区别于盗窃罪的秘密窃取的一个重要标志。所谓公然，主要是针对财物持有人而言。犯罪嫌疑人在大庭广众之下，“飞车抢夺”行人的挎包、手机等，或抢夺商场营业柜台上摆放的商品，可谓是公然抢夺。犯罪嫌疑人闯入他人住宅，面对房主一人在家，夺取其桌上放置的手机，或者深夜在僻静的小巷内抢走一妇女的挎包，虽然无旁人在场，也是公然抢夺。因此，抢夺以当着持有人的面进行为必要。如果乘持有人不在的时候，既使是不避他人，不怕被别人发现的情况下，取走其财物，仍属秘密窃取性质。（2）抢夺是一种强力行为，因为不实施强力夺取，就不能实现财物的非法转移。但必须以不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胁迫的手段为前提。这是抢夺罪区别于抢劫罪的显著标志。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分清抢夺与抢劫在使用轻微暴力的行为的界限。刑法第267条规定， 抢夺罪以数额较大为构成犯罪的重要条件。抢夺的情节也是认定是否构成犯罪的依据之一如果数额不大，情节轻微的，不构成抢夺罪。例如，有的下岗职工因生活无着，偶尔抢夺少量的猪肉、大米等物品，可以进行批评教育，或给予行政处罚。有的出自寻衅滋事的动机，抢夺他人的眼镜、头饰、帽子等，数额不大，固然也不能定为抢夺罪。
另外，抢夺罪的既遂、未遂，应以财物是否已经脱离了持有人的完全控制、支配和犯罪嫌疑人是否实际控制为准。可以不考虑犯罪嫌疑人抢夺到手后，对财物占有时间的长短、即使被追赶就丢赃逃逸，也应视为既遂。
3、抢夺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4、抢夺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并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如果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诸如：为临时急用而抢夺他人财物，用后归还的；误认他人之物为己物，或者有权取得之物，为排除已被他人占有的障碍而公然索取的；债权人声称为抵债、扣押而公然夺取债务人财物的，等等，因都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以抢夺罪定罪，只能作民事纠纷处理。
构成抢夺罪的必要条件是：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数额不大，或者没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不构成犯罪。
犯抢夺罪的法定刑：3年以下；拘役或管制；3至10年；10年至无期徒刑。
刑法第267条第二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就是要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所称的“携带凶器”是指在抢夺时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凶器的行为。携带凶器本身就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携带凶器往往会使被害人产生恐惧感或者精神强制，造成被害人不敢进行反抗。因此，这种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胁迫行为。犯罪嫌疑人往往因携带凶器而有恃无恐，进行抢劫。一旦被害人反抗，或者在被公安干警抓捕时、或者被见义勇为的人民群众制止时，犯罪嫌疑人则会使用凶器，因此可以说这种行为是以暴力作后盾的。由于犯罪嫌疑人携带凶器抢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而且对他人的人身也构成了威胁，其危害程度较之普通的抢夺行为大得多，并且具有一定的抢劫罪的特征。我国刑法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所以规定对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
二、抢夺罪与抢劫罪的区别
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的显著特征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财物。一般地说，抢劫罪的使用暴力、胁迫手段，是使被害人受到强烈的袭击，使之失去反抗能力，以任其抢走公私财物或被迫交出公私财物，犯罪嫌疑人具有危害被害人人身安全的故意。而抢夺罪的强力行为则没有这种故意，而仅以夺取具公私财物为已而满足。因而其行为的强力程度低于抢劫所使用的暴力。即使抢夺时，由于用力过猛，致使被害人受伤，因为没有伤害的故意，也不能视为暴力而定抢劫罪。有的犯罪嫌疑人在预谋时，作了抢夺与抢劫两手准备，应以其采取的实际犯罪行为方式确定罪名。比如：2004年11月22日，犯罪嫌疑人郭新坡、武洪彪、张勇清伙同张永军，预谋在位于安阳市中州路与清风街交叉口的中国工商银行铁西支行门前，对储户进行抢夺、抢劫。当日上午10时50分，当储户赵伏成，赵秀荣夫妇从银行取钱出来，准备乘车离开时，郭新坡、武洪彪、张永军冲上去抢夺，在抢夺未成的情况下公然实施抢劫，武洪彪持刀砍伤赵秀荣头部，郭新坡、张永军将装有40万元人民币的提包抢走，后与在一旁接应的张勇清分乘两辆摩托车逃走。经法医鉴定，赵秀荣的伤情为轻伤。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郭新坡、武洪彪等人采取暴力手段抢劫他人财物，并致人轻伤，其行为已经构成抢劫罪。最后，中院判处郭新坡、武洪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张勇清、张永军无期徒刑。另外，张勇清还被判处罚金22万元。郭新坡、武洪彪被判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抢夺罪与抢劫罪都是公然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主观上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这两罪有显著区别。抢劫罪侵犯的复杂客体，抢夺罪仅侵犯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抢劫罪的构成没有数额限制，抢夺罪则只有达到数额较大才能构成犯罪。抢劫罪的犯罪行为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即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使被害人不能、不敢或不知抗拒而公然劫取财物。抢夺罪的客观行为不具有强制胜，只有公然夺取财物。
三、抢夺罪与盗窃罪的区别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行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侵害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客观方面是有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主面是故意。盗窃罪的必要条件：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即定罪。抢夺罪与盗窃罪的主要区别是，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客观方面不同，盗窃罪的客观方面是，有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而抢夺罪的客观方面则是，有公然抢夺他人财物的行为。抢夺罪与盗窃罪有许多共同之处，也就是两罪的构成要件中主观方面都必须出自直接故意，并且都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两罪所侵害的客体都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抢夺罪的客观方面是采取公然夺取的方式。所谓公然夺取是指犯罪嫌疑人当着财物管理人的面，公开夺走其财物，并且这种公然夺取没有采用暴力或暴威胁，否则将构成抢劫罪。盗窃罪的客观方面是秘密窃取，即犯罪嫌疑人用自以为不会被财物控制人发觉的手段窃走财物。在司法实践中有两个问题要给予重视：
（一）、犯罪嫌疑人取走财物的行为究竟是公然夺取还是秘密窃取有时也并不是容易判断的。一般情况下，应根据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对自己取得财物的行为方式的认识来判断，如果行为人自认为自己夺取财物是在财物管理人、控制人明知的状态下进行的，即使事实上财物管理人、控制人并不知道犯罪嫌疑人的取财行为，仍构成抢夺罪。例如，犯罪嫌疑人夺走财物管控人的财物，自认为财物管控人已发现，但事实上是财物管控人正在打盹儿，对被犯罪嫌疑人夺取财物之事并未知觉，但这仍构成抢夺罪。如果犯罪嫌疑人自以为采取了让财物管控人不知道的秘密方式取走财物，即使财物管控人事实上已发觉，这也仍构成盗窃罪。但是有些时候，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对自己行为性质的认识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是指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判断出财物管控人对其被夺取财物的行为是否知觉，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理就是，其行为如果被财物管控人知觉，便夺取其财物；如果未被财物管控人知觉，便窃取财物。关键在于一个是“夺”，另一个是“窃”两个字的区别上。例如，一犯罪嫌疑人欲窃取某仓库内的财物，实施盗窃之前，发现该仓库门卫房间里有一门卫人员在值班。于是犯罪嫌疑人就把仓库门房的门，从外面偷偷地锁上，然后开始盗取仓库内的财物，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理就是，如果门卫人员没有发觉，他的行为即为盗窃；如果门卫人员发现了，他的行为就是抢夺。在这种情况下的认定，我认为，应根据客观情形加以认定，把实际的客观情形推定为犯罪嫌疑人的主观认识内容，也就是如果犯罪嫌疑人取走财物时门卫人员已经发觉，均应认定抢夺罪。
（二）、盗窃罪与抢夺罪之间存在转化的可能。盗窃罪的秘密窃取行为必须能贯穿整个窃取财物的全过程，如果行为人先是秘密窃取，但是在还没有既遂之前，即控制财物之前，已经被受害人发觉，犯罪嫌疑人进而将窃取行为转化为公然抢夺的行为，则应认定为抢夺罪。例如，犯罪嫌疑人张某，从窗户潜入刘某家中企图窃取财物。刘某听见房内有响声，于是便打开房门，见张某正在翻箱行窃，刘某考虑自己年迈，家中无其他人，也没有邻居，又担心会受到张某的伤害，所以刘某既未喊人捉贼，也未采取其他措施，只是央求张某别拿走财物。张某刚开始很惊慌，当意识到受害人刘某家无他人，也无邻居，且刘某又年老体弱，不会把他怎样后，张对刘某的央求毫不理睬，旁若无人地又继续翻箱倒柜地寻找贵重物品。最后，拿走了刘某的人民币2000余元，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张某在被受害人刘某发觉之前，其行为仍属盗窃性质，但是在被受害人刘某发现其行为后，犯罪嫌疑人张某公然拿走人民币2000余元，这时犯罪嫌疑人张某的行为，已经从秘密窃取转化为公开抢夺，应认定为抢夺罪。这种案件的认定应注意转化的条件，那就是在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行为既遂以后被受害人发现，受害人实施了自救行为，这时尽管犯罪嫌疑人也可能是公然将财物取走（逃脱），但这只是盗窃既遂后的事后行为，并无向抢夺罪转化的余地。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年3月第1版
2、《刑法学》高铭暄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1月第2版、2004年6月第15次印刷
3、《办理刑事案件流程及罪名适用》冯汝义 编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年1月第一版
4、《一周警情分析》（第13期）安阳市公安局警令部指挥中心 2006年3月27日编发
5、《刀砍储户抢巨款被判重刑》（大河报：2006年3月31日 第9版）

司法论文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司法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谈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

当代社会，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发展，为新闻舆论监督提供了有利的实现 渠道 。我国法学界普遍承认舆论法律监督。舆论的法律监督，是指由新闻媒介进行的法律监督，属于广义的法律监督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可以在法律监督方面起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作用。[1]因此，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在理论上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相反，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但实践中远非如此。记者对于社会 热点 的追求，促使他们以“新闻自由”为依据不断介入政治、经济、 文化 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司法过程所蕴含或展示的内容以及司法过程本身所显示的刺激性，对于传媒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司法所衍生的事实与问题从来都是媒体关注的热点”[2]。而媒体的强大力量，在对司法过程的报道中暴露出职能越位、充当法官审判等问题。而这种强大的舆论引导功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司法审判造成压力，对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造成了冲击。因此，司法机关出于对新闻媒体的抵触心理而要求其“闭嘴”，但这种行为着实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

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本属于宪法赋予的两项基本权利，为何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如此强烈的冲突?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司法独立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冲突

司法独立是为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重要原则。《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此外，《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也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因此，司法独立应该排除利益和情感的影响，也自然应当排除新闻媒体的影响，保持对法律的敬畏和对案件事实的忠诚。与此同时，英国古谚讲：“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看得见的方式”就需要新闻媒体对案件的报道将正义实现的过程置于公众的视野之内，在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同时，其肩负的舆论监督作用对促进司法公正有着积极作用。但媒体却凭借其强大的介入力量，不断向司法入侵，最终由新闻舆论监督发展成为“新闻审判”。

“新闻审判”本为舶来品，传入国内后即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新闻审判”的含义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报道对象所做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3]从曾经的张金柱案到近年来的药家鑫案、李启铭案等，每一宗案件都被媒体倾注入过度的热情――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审判前或者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4]正是基于新闻媒体强大的引导和评价功能，将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过程置于舆论的重压之下，最终的裁判或多或少的受到舆论的影响。

二、新闻舆论监督的意义

(一)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5]而我国《宪法》第125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正是由于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使法院的审判权在阳光下运行，有效的遏制了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不当内容，推动实现司法公正。

(二)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防止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始终是司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司法腐败不仅损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损害国家的司法权威，而且侵蚀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心。美国著名记者指出，“罪恶、卑鄙和腐败最害怕的就是报纸，因而任何法律、伦理和制度都无法和报纸相比。”新闻媒体对司法腐败现象的报道，往往能够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同时会引发相关部门的重视，政府和公众的合力使腐败分子身败名裂。如此大的腐败成本，有效的防止了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有利于推动司法改革

新闻媒体对于司法体系的分析和评述，为司法改革提出了宝贵的借鉴意见，有助于全面深化司法改革。

三、司法独立对新闻自由的限制

司法独立包括审判独立和检察独立。《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由此看来，新闻自由并非是绝对的，新闻媒体行使法律监督权也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一)司法独立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新闻自由

司法审判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司法审判要求法官依靠“理性和良知”，忠于法律和事实，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扰后做出谨慎且公正的判断。而新闻媒体则通过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 文章 ，有失公允的评判案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带动性的舆论压力，成为法官裁决时的障碍，使其失去独立审判的立场。

(二)法官审判与新闻采编之间的矛盾性

司法审判与新闻采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性。由于司法审判关乎人的生死、权利与义务的承担，因此必须是理性判断的过程;而新闻媒体的宣传却带有很强的感性因素，往往掺杂了道德情感于其中，其语言也强调标新立异、扣人心弦。因此，对于同一个问题，法官与记者基于不同的立场与视角，关注点自然不同，这种差异势必导致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的对立和冲突。

四、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

卢卡斯曾经深刻的揭示了司法所要求的专业性：“一个看重正义、法律和自由的国家，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必定是不平等的，即法官必须占据实权地位，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法官。”因此，新闻媒体应当认识到其新闻审判的越位行为，重新回归到法律监督主体的地位。对于寻求新闻审判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的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入手解决：

(一)加强立法规范，填补法律空白

二者冲突的根源在于缺少法律规范对于二者关系的协调。立法机关可以借鉴相关的域外 经验 并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新闻舆论的监督设置合理的界限，以消除当前司法机关和新闻媒体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

(二)强化新闻从业者相关的 法律知识 ，引导遵从职业规范

通过强化其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其遵从职业规范，使其从内心遵从法律，维护司法的独立地位，并严格遵循职业道德法规，避免对案件做出有失公允的报道，做事实的传播者而非情感的传递者。

(三)加强司法机关与新闻媒体的交流

二者之间不存在根本上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关于媒体如何介入、如何报道以及如何评论等关键性的问题，应当由二者坐下来进行交流和沟通，共同研讨解决方案，制定出一个双方认同的规则，并按照规则规范双方的行为，共同促进司法文明和司法公正。

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探讨

一、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的基本内涵

所谓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是指“一种司法理论，它鼓励法官摆脱对于司法判例的严格遵从，允许法官在制作判决时考虑其个人对于公共政策的观点以及以其他因素作为指导，通过对于判决来保护或扩展与先例或立法意图不符的个人权利。遵循该理论会造成某些判决侵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结果。”[1]

《布莱克法律词典》是这样定义的，司法能动主义是指：“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理念的行动。当司法机构发挥其司法能动性时,它对法律进行解释的结果更倾向于回应当下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演变的新趋势,而不是拘泥于旧有成文立法或先例以防止产生不合理的社会后果。因此,司法能动性即意味着法院通过法律解释对法律的创造和补充。”[2]

与此相反,法官在执法的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循已经确立的规则来办案,反对法官充当立法者的角色,反对法官融入个人的价值观以及他本人对法律的理解与信仰。这被称为司法克制主义(judicial passivism)。施克莱认为:“所谓守法主义是指一种伦理态度,它把是否遵循规则当做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将道德关系视为由规则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像所有被强烈感受并广为接受的道德守法主义不仅体现为个人行为,也表现为哲学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3]其本质为社会生活中涉及法律的问题与现有法律规定和判例相背离的地方，应当通过立法等方式解决，而非司法机关主动改变既存之规定。在外观上表现为“司法机构的自我约束或自我克制”[4]。

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并非针对具体的法律进行解释,而是在现存法律规定或判例与实际生活的新趋势不符的背景下,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所享有的创造性之界限问题。司法能动主义强调法官要为了实现正义,在服从法律基本原则和理念的前提下，可以不受现有规定和判例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对司法权的限制;司法克制主义强调法官只能严格依法裁判,法官不能创制法律,而只能服从法律，制定法是法律的唯一渊源,法律解释只局限于文义解释,并努力探询立法者的原意。“司法克制主义则倾向于强调在民主国家中对司法权所应该进行的限制,并通过各种方式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5]2。因此，“司法能动或司法克制是法官在进行自由裁量时享有多大的自由或者受到多大的限制的程度问题”，即“能动和克制的区别更多只是一个程度不一而非性质不同的问题。”[5]2-3

二、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各自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一)司法能动性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在现今社会，简单依靠法律条文来处理案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诉讼需求，条文的固定性及有限性往往会使我们的司法裁判者在某些个案的处理上寸步难行。假若为了使所有案子都“有法可依”而不停修改或增减法律条文，不仅会造成社会行为规则观念的动荡，而且会大大损害法制稳定的威信力。司法能动在法律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有着诸多的适用价值，但是司法能动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者自身的素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年来，我国的司法者慢慢由以前的非法律人转换为法律人，即大部分司法者接受过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受过一定的法律实务的培训，自身有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储备。当所面临的案件没有直接可以遵循的法律条文的情况下，可以结合自身的法律技能运用适当的法律 方法 ，经过一定的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续造、法律发现等方式分析案情，在已有的法律法规中探求最为适当的条款来处理案件。但是，由于法律没有直接明细的法律法规可以遵循，对于同一案件司法裁判者运用法律方法有可能因为个人法律素质的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裁判，这样往往会产生司法的不稳定性，影响法律的可预测性及对民众行为的指导性。

其次，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者的思想道德价值倾向有着一定的关系。当司法者运用司法能动这一自由利器时，高比例的法律裁判结果就握在了法官的手中。法官是倾向公序良俗还是机械性地被舆论牵着鼻子走，更或是倾向于权力而非权利时，案件的裁判结果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大相径庭。既可能裁判顾及多方利益，采取较为平衡的裁量方式判案，也有可能产生令大众哗然的结果，更或顺应民意的裁判结果。因此，司法能动性是否得以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和司法者的思想道德倾向是密不可分的。

再次，司法能动性需要司法者具有较丰富的司法经验，以及严谨的辩证 逻辑思维 。但是，在我国，法官不是像美国那样经验丰富的律师担当，而是学校法学系 毕业 生或者其他并不是很权威的法律人担当。由于没有丰富的法律经历，或者还未被培训出缜密的思维逻辑，在判案时很容易产生疏漏或不足，影响法律运用的质量。法律思维被异化，法律思维立场的变化而产生的异化，以及法律操作技巧的程度都将影响司法能动性的发挥，局限其作用的范围及程度。

司法能动性的发挥虽然可以弥补我国法律的某些漏洞和不清晰，但是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只有在上述条件都较完备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发挥其能动性，使之法律实质化，司法能动权利化而非权力化，能动性科学有效、正义合法地在案件的集结点为司法者解围，给当事人化解案情予以合法的裁判，以达到说服当事人、惩罚犯罪人、震慑社会其他成员的作用。

(二)司法克制性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在司法能动性实现其法律价值的时候，司法克制性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能动性的发挥，或者说是抑制司法能动性的过分发挥。

司法克制主义强调法官在解释的过程中应探询立法者的原意,体现了对规则的尊重[6]。司法克制主义要求法官对法律要忠诚;要克己守法,廉洁自律,尊重法律规则;要对立法权、行政权和其他 社会公共权力保持谦抑的姿态。司法克制虽然在司法活动中不可或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诸多的局限性。

第一，司法克制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及司法能动的 发展程度。在我国，司法克制是相当必要的：我国人口众多，民俗繁杂，部分地区的法律实施还比较落后，或者说地方控制主义比较严重。如果在处理法律问题时，仅注重司法能动性而忽视司法克制性，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掌权执位者极有可能将法律作为其实现某些不正当、不合法目的的工具，正如文强案中，作为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和黑道勾结，强奸女学生等恶行，其行为的保护伞就是他手中的权力，作为一个法律人，偷天换日，坏事做尽，司法能动在他的手中变成了凶器，此时若无司法克制、法律来惩处他的行为，该恶行岂不是会被他的虚言假语蒙混过去?

第二，司法克制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因不同法律人而有迥异结果，因此需要社会大众的监督与建议。此时，所说的大众监督并不是说司法活动被民众牵着鼻子走，而是司法活动在一定意义上需要考虑民众意见，利于将裁判结果均衡于法律与社会利益，达到利益衡量的最佳状态。

正如，南京醉酒驾车案中，张明宝造成五死四伤的惨剧，但是在2009年12月23日的一审判决中却只是判处了无期徒刑。对于此，笔者认为，张明宝明知我国法律严禁醉酒驾车，并且造成如此惨剧，虽然事发之后张明宝认罪态度良好，表示自己已经认识到了罪行，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但是，对于此案判处无期徒刑显然没有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实质正义，严重偏离了利益衡量的轨道。因此，笔者认为，为了达到法与正义的契合，实现社会的正义，实现法律的实效价值，应在司法克制的前提下发挥司法能动，判处极刑。司法克制不应成为实现实质利益的绊脚石或是借口。

结语

综上所述，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在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发展中缺一不可，法律规则是规范的固定化文字，而法律人的法律思维是思辨灵活的，但是对于法律问题这一严谨的问题来说，法律人在处理某些法律问题时需要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以妥善处理案件，实现当事人利益、法制要求和惩罚罪恶的平衡。但是，司法能动性过度必然会产生权力泛滥性地被利用，法律成为凶器而丧失了其本来存在的意义。因此，在司法能动地适用过程中是伴随着司法克制行为的，法律人必须以立法原意为基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将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融合适用，结合实际适度加大或减小司法能动或克制的运用比例，在法治社会中逐步完善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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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论法律信仰
　　22、论中国比较法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23、论法学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
　　24、法理学视野中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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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论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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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论法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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