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周刊杂志男装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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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互联网诞生之初，是各大国际4A在中国呼风唤雨的时代，他们引领中国的广告市场，拥有不可撼动的行业地位。

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新土壤正孕育着一些数字营销公司。起初他们毫不起眼，慢慢崛起，2005年以后，随着人人网、QZone等社交媒体爆发出惊人的传播和营销力量，数字营销阵营的广告公司，越来越成为各大金主的合作首选，甚至成为领头的代理商，国际4A在传统广告领域无人可战的局面第一次有了明显的打破。

微博、微信的相继出现，为数字营销插上了前所未有的丰满羽翼，特别是它快速裂变出来的Social专项代理公司又以催枯之势野蛮生长。

以国际4A为代表的传统广告，与新生数字营销集团的冲突达到一个峰值，业界传出电通收购安吉斯是一个标志，而2013年前者斥资32亿英镑收购后者，既是两大阵营的一次握手言和，也预示着广告行业势不可挡的融合的新潮流的到来。

以杨烨炘、李三水、江畔等为代表的国际4A高管或骨干成员，2013年左右，纷纷出走，自我革命，自立门派，天与空、W、意类等聚合两大广告阵营优势的广告新势力在短短几年间迅速崛起，数以百计的独立创意公司纷纷宣告成立。

国际4A遭受质疑，新势力的锐气投射到作品的成效颇丰，也偶起争议。如此行业大势，此前很少有媒体拉着各方出场，严肃讨论这个正在发生的百家争鸣的广告时代。

《第一财经周刊》这篇深度广告行业观察文章，有理有据，集合采访，例举各方观点，综合地记录了这个剧烈震动的广告新时代。

这个正在到来的新广告黄金时代，你应该看看，这个时代的广告狂人们正在怎么干和怎么看。

原文标题《新·黄金时代》，已获授权，全文如下：

当一个行业面临巨大的趋势变革时，人才流动一定会随之加快——这一点在当前的广告行业正在发生。这些广告人感受到了变化，经历了焦虑，同时也看到好创意有了更突显的价值，产业链有了更需要融合的趋势。这些变化带来了大量新机会，很可能预示着纷乱之后一个新的广告黄金时代。

                                                                                              —《第一财经周刊》执行总编辑 赵嘉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这个金句常被用来形容各种喜忧参半的情景，这刚好是眼下广告行业的写照。

JWT上海策略策划总监徐振锋就有些着急。他发现过去这一年中，越来越多让人眼前一亮的营销案例出自于本土的小公司。

比如今年5月，由W公司策划的New Balance的广告片《每一步都算数》上线5天内就在腾讯视频播放了超过500万次，而这个影响力级别的广告以往基本都是由4A公司投入几十人、花费几个月时间完成的。反观W，它于2014年10月才成立、只有几十人规模。

像W这样以创意为主导的本土小型独立广告公司近年来频繁涌现，包括2012年12月成立的Karma，2013年11月成立的天与空，2014年成立的oookini、意类等。在它们的客户名单上，已经开始出现诸如可口可乐、西门子、耐克、淘宝天猫、腾讯这些传统的和新的广告金主。

“老实说，在有些地方，我们（4A公司）已经跟它们产生竞争了，这不是未来的事情，而是正在发生的。” 徐振锋在电话里向《第一财经周刊》承认。

同时，无一例外的，这些徐振锋口中所谓的小公司，其创始人都有过在4A工作的经历，他们中有的人甚至已经待了十多年。如今选择离开，当然有部分是出于个人选择，但更多还是因为整个广告行业已经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2013年10月，杨烨炘离开了供职长达15年的4A，和其他几个合伙人一起创办了天与空。他当时是上海盛世长城创意群总监，更早之前，他还担任过上海李奥贝纳创意群总监，北京奥美、广州奥美、广州李奥贝纳的创意总监。

“我有一种很强的危机感。”杨烨炘对《第一财经周刊》说。2012年夏天，他的团队为立邦漆做了一个以“刷新生活”为主题的地铁艺术展， “我很明显感觉到4A还是以传统广告为主，跟数字营销公司、公关公司都脱节了，” 因为推广和传播的工作是分别由另外的数字营销公司和公关公司做， “也就是说，创意的空间很狭窄。而且这些公司并没有参与到我们早期的创作工作中，每家公司又有自己的老板、创意和营销总监，会对创意做不同程度的歪曲，流程也会拖得很长。”

杨烨炘的危机感源于当时整个广告环境已经发生的变化。在前一年，也就是2011年，戛纳国际广告节更名为戛纳国际创意节，并且 从2012年开始，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广告奖项迅速增加，技术公司开始大量进入这个行业。也就是说，创意在过去只是广告公司的一个部门，而现在的情况是，广告公司变成了创意的一个部分。

“如果你还称之为广告行业，称自己是广告公司，是不行的。”苏若菲说。她在2013年5月离开从业10年的广告行业去了甲方，为天猫市场部下属的品牌部工作，在此之前她担任上海BBDO的客户总监。 “创意既包含传统广告，也包括技术类的互动、社会化营销、娱乐营销，甚至线下活动—所有传统4A以前不会做的东西，现在都成为了客户的需求。”

2012年令她印象深刻。一些小型的专门做数字广告的公司出现，4A公司也开始纷纷成立数字部门。跳槽到带着“digital光环”的公司成了广告人一个热门的选择。在这些所谓的新兴公司待过哪怕半年，再跳的时候就带着黄金标签。“当时就处在这么一个激进浮躁的digital狂热期。”苏若菲说。

她还记得当时团队做了一个案例，后来拿了很多奖，但拿奖的原因是在微博上请了一个非常有话题性的人，用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做了一个好玩的试验。“完全是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让我们这个作品变得非常成功，而这个案例本身做的电视广告、平面，媒体合作，在整个项目里反倒好像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

但一两年后再谈到数字营销，她发现大家的思路还是在很传统地去做MiniSite（活动网站）这一类的事，并没有推动真正核心的东西。更早的时候她还在麒灵广告待过，这家2001年创办于上海的广告公司后来被一家来自波士顿的信息技术公司收购，2014年又再次整体卖给阳狮集团，“这在当时的国内还是很少见的，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各种奇怪的公司都在买广告（创意）公司。那时来了批老外，他们给我们讲国外很好玩的技术和产品，我觉得特别好玩，那不是在做广告，不是4A那套老三样。”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客户减了合同年份，公司甚至丢了客户”这种事逐渐多了起来，她想起更早之前看到一篇讲麦迪逊大道上广告公司生意锐减的文章，“你会觉得美国发生的其实跟国内是关联的，改变的浪潮已经席卷到中国，生意很难做，钱会减少，客户越来越挑剔。”

同为做客户服务出身的金存依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2012年10月底，35岁的她从北京奥美广告离开，成立不二广告。“奥美全球总部的任务要求简单明了：每年从客户那里拿到的预算要增加。但获得一个稳定的客户越来越难了，所以你听到最多的词就是比稿，而且客户自然是希望它的成本降到最低，”金存依说，“我走的那一年，公司很多人都走了。”

供职于知名创意机构AKQA耐克项目组的王元元、丁茗茗和郑商融选择离职创立oookini工作室的时间是2014年，这个小团队解释自己的创业其实是“抱着毕业的心情”。 “4A模式首先是极度细致的分工，然后是极度完善的流程和快速的人员流动，因为它已经形成了工业化生产的模式，重体系而不重人，已经不适合个人型的人才发挥。” 王元元认为相比传统4A公司，AKQA这类成立于1990年代左右的独立机构已经相当灵活小巧，但传播渠道的变化、新技术和中国近年来的消费升级浪潮还是让几个年轻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机会正在到来， “过去几十年，中国广告业服务的对象最关心的其实是生产和销售渠道，只有在消费升级、强调品牌独特性的过程中，创意的价值才会特别凸显。” 王元元说。

所以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传统广告行业身陷技术带来的巨大挑战这一事实已经无可争议，但作为硬币的另一面，这也预示着广告从业者们可能正在迎来一个纷乱却充满机会的新时代。

在创办天与空时，杨烨炘认真思考过公司的定位，他并不想单纯开一家数字营销或社会化媒体营销公司，而是希望把4A公司的传统广告、数字营销以及公关、线下活动结合起来，他称之为“跨媒体公司”或“创意机构”。例如不久前为顾家家居策划的“8·16不加班”营销活动，天与空先是在报纸上打起了整版广告，之后又在上海环球港广场做了名为“孤独沙发”的行为艺术，最后再在移动端上线H5。这种围绕某一事件展开的线上线下综合营销成为行业里做案例的常见模式，甚至被称作“天与空套路”。

在杨烨炘看来，这种模式适合于任何一种介质，而且可以根据用户的预算选择任何一个媒体形式来引爆。“我觉得这是未来的趋势。”他说，比如原本是公关公司的华邑已经做数字营销和平面广告了，W也从最开始的一家数字营销公司，涉足电视、平面广告和公关的传播，甚至做社交媒体营销起家的环时互动也在招募传统广告或者公关行业的人才。 “如果你只是固守自己原有的业态，很有可能会被淘汰掉，你帮客户创造的价值越来越低，就越来越失去盈利的能力。”

独立广告公司如此活跃，4A并非没有作出应对。2013年7月，全球两大广告公司宏盟集团和阳狮集团宣布价值350亿美元的合并计划，以此来抗衡更小型的广告公司，尽管这项合并在9个月后就被取消。这几年，你也看到大的广告集团正在对社交、数字或互动营销公司实施一系列的收购—这是它们遇到麻烦时一贯的逻辑。“可这样还是无法做到真正的打通，”杨烨炘解释，“因为它们还是分成不同的业态独立运作—广告公司、数字营销公司、公关公司等。因为集团追求利润最大化，要分开去创造力量。”

要改变的可能更主要是内部架构。 “我们认为创意是这个行业最核心的东西，所以我们总是想把创意最大化。你看大卫·奥格威、李奥·贝纳、DDB的创始人，都是创意人出身。” 杨烨炘在天与空设置了5个创意事业群，分别由创意合伙人带领，团队10个人里面有7个是创意人员，3个是品牌服务人员，没有客户部。相反，他觉得4A变成了以客户部为主导的公司，但客户部大多没有策划和创意能力，更多成了传话的角色。

不过，4A的人力分配也自有其道理—对于它们来说，产出体系的稳定要比创意来得更加重要。 “跟4A合作可能是一个更长久的关系。客户的期待也是策略上的把控更稳定，创意更安全。选择W、天与空这样的小公司，客户可能更期待的是能带给他一些惊喜的东西。” 徐振锋说。

传统广告巨头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它们试图去改变所谓的“流程长、不够灵活”的印象。 “我们全球的经营策略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首先在公司的哲学上，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帮广告主和消费者解决某一个冲突或问题，是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司，而不是只专注创意的狭窄的广告公司。其次是对技术持更开放的心态，很多时候你单靠经验已经不能够做到最好的东西了，如果你不懂某一项新技术，可能就不知道这个故事还可以这样讲。”

不过竞争已经不仅仅发生在广告公司之间。

大公司，也就是传统说法里的甲方的in-house agency也在给原有的广告模式带来麻烦。最近的例子是百事成立了一间创意工作室Creators League。你可能已经知道的更早的例子是，2013年耐克挖来Burberry数字营销总监Musa Tariq组建内部品牌建设团队，他上任之初便收回原来由AKQA、W+K、Mindshare、R/GA等代理的社会化媒体业务，改由自己的团队运作。

一份来自数字营销协会SoDA的报告显示，2015年有27%的公司声称在数字营销领域不再与第三方公司合作，这个数字是2014年的两倍。更早前美国全国广告协会（ANA）在2013年就发现，选择自建in-house团队的公司数目在5年间从42%上升到58%。

品牌也开始从广告公司大量招揽人才—苹果今年正式上任的营销传播副总裁Tor Myhren，曾是WPP集团旗下广告公司Grey Group的首席创意官，而优衣库在2014年也接连挖了两位W+K的创意总监，在公司内部负责一些案例的营销和传播。 “品牌想要创造出最适合它们的内容，自建的团队可能会对品牌更加敏感，更有控制权，沟通更快。” 群邑中国CEO徐俊说。

“很多时候我们和广告公司聊，其实是我们在输出信息给它们，然后还得想办法通过各种磨合让双方节奏同步。”苏若菲说。她所在的天猫品牌部，十几个人的团队成员里一半以上来自4A。她理解广告公司只是一个形式，是把人聚集到一个机构里面，“如果是同样的人帮我工作，只是换了个形式，在公司内部还是外部又有什么所谓呢？”

那么广告行业的组织形态真的可以被打破吗？4A的模式能否被搬到线上？金存依发现，开一间自己的广告公司并没有让自己的焦虑感少很多。如果换个思路，做一个专注于解决中小型品牌需求的广告创意解决方案的众包平台呢？

她于是又搭建了一个名为Pitchina的平台，这是一个试图提供“创意直达”的项目，例如客户想做一张海报或拍一支视频，可以在创意平台上购买相应的产品包。随后项目负责人对接客户，帮助梳理品牌，然后分配给平台上第三方的创意特工，最后交给不同的供应商（比如拍片、修图、设计等），当然这个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对质量和价格的把控。

另一方面，你会看到媒介公司也在成立创意团队。群邑就加快了在创意内容方面的布局，旗下各家代理公司都拥有了自己的内容营销团队，比如传立媒体的内容创新团队，竞立媒体旗下的内容营销团队MediaCom Beyond Advertising以及迈势的Play团队等。徐俊认为，数字领域里创意、媒介、公关、数字公司的界限会更模糊。

而且在 数字营销领域，广告公司还碰上了一个新对手，咨询公司。

“四大”之一的德勤，如今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数字化咨询机构之一，这归功于德勤内部的数字化团队Deloitte Digital，这个已经成立5年的部门今年2月还收购了旧金山的创意公司Heat。

“德勤收购广告公司，并不是为了做广告，我们看中的是Heat给我们的创意元素，而不是它现有的业务。”Deloitte Digital德勤数字化中国服务领导人华思远对《第一财经周刊》如此回应。他认为 数字化是一个大潮，而数字化的内涵在最近一两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渐渐从CMO的概念变成了CEO的概念。 德勤希望帮助企业完成全面的数字化转型，甚至包括后端的供应链、产品设计流程、IT及财务系统等。

但对整个行业来说，最绕不过去的对手还是技术公司。“传统广告公司的挑战会发生在购买层面，只要涉及到实时购买广告位，就会涉及到算法、空间等很多因素的改变，这些都需要技术的支撑。未来传统广告公司可能需要更专注于创意层面并在技术层面上与外部公司深度合作，或者是购买技术以适应环境发展。”数字营销公司Criteo的CEO Eric Eichmann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他所在的Criteo专注于重定向广告领域，通过cookies记录用户在电商网站搜索某件商品的行为，并在用户之后访问的网页上重新展示之前被搜索商品的广告，将其拉回到电商网站。

这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你会发现很多广告公司也纷纷在做产品了：宏盟集团推出Annalect数据云服务和Accuen程序化平台，而电通安吉斯集团最近也刚成立了数据实验室Dentsu Aegis Data Lab。

WPP集团全球CEO苏铭天认为眼下数字（化）已经改变了广告创意的方法（Digital has defined creativity in a totally different way），而信息由媒介驱动（medium drives the message），并且在不同的媒介上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如今我们业务的3／4都投资在媒体、数据、数字技术上。”他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所以品牌如今最担心的还是如何处理营销环境的复杂性：注意力的碎片化是如何令以往一些大众传播惯用的方式失效，传播接触点能怎样再指数级增长，如何将自己不同渠道的数据与外部数据整合等。程序化购买、大数据管理平台（DMP）、跨屏解决方案等成了这些广告技术公司讨论的热词。“以受众为中心的媒介策划时代，媒介代理公司之间的差别在于其数据的深度和广度。”徐俊说。

普华永道在最新发布的《2016-2020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中预测互联网广告将在2017年首次超过传统电视广告，而根据群邑2016年春季版报告《今年，明年：中国媒体行业预测》，这个时间点在中国来得更快： 2015年中国的互联网广告份额首次超过了电视广告，2016年预计将达到49.7%。其中移动互联网广告以近2倍于整体互联网广告的势头快速增长，在线视频市场总体规模同比增长61.2%。

几乎没有人怀疑Facebook、Google这样的技术巨头已经成了广告行业的大玩家。它们都拥有庞大的用户和丰富的数据，可以做到精准营销，同时还提供营销解决方案并积极探索营销模式的创新。从收入上看，Facebook超过95%的收入都来自广告，而Google广告营收占了Alphabet总营收的89%。根据研究机构eMarketer的数据，这两家公司已经占据移动广告市场超过一半的份额。

但对于精准营销究竟效果几何的疑虑却在愈演愈烈，也几乎成了今年9月底举办的第12届纽约广告周上的主要讨论议题。“在国内，至少前一阵子，我听到的都是精准性，都在说要把大部分钱拿去做精准性投放，”BBDO大中华区首席创意官梁伟丰说，“但最近宝洁已经打算降低它在Facebook上精准广告的花费，它不会是唯一一个。”

正如他所言，品牌终于意识到光有大数据是不够的。“这一年广告主对数字投放确实更理性了。”徐俊说。在Facebook制定的精准营销规则里，每多勾选一个描绘人群画像的标签，单价就会上涨，所以品牌主和媒介购买公司必须思考精准营销到底适用于哪些品牌。还有一种情况是，就算足够精准，但消费者根本不点开看呢？“所以对于到底怎样的曝光才能算有效的impression，以及在广告可见度（viewability）、防作弊方面，品牌都更加重视了。”

除此之外，广告业的新玩家还有很多，比如网红、段子手和KOL。它们很多来自于这个生产链条以外，甚至在两三年前你可能都还没听过这些角色。

“现在如果你问我，我们的竞争对手是谁？我会认为是papi酱、罗永浩这些人。”李三水说，他是W的创始人，同样在麦肯光明等国际4A广告公司、W+K这些创意热店待过。“我们的战场已经从主流媒体移动到自媒体了，在这个战场上，你不得不面对他们。”

这不难理解，广告业多年来的使命就是传递信息并影响消费者，但是否有效影响了消费者这个问题具有主观性，也难以监测，于是有效传达就成为了相对硬性的指标，而在社交网络中，粉丝数、活跃度正好提供了这种评判标准。

梁伟丰在过去18个月到24个月的感受是： 广告界越来越像金融界了。 他发现最近看到的跟行业相关的文章或碰到的同行，都在说融资、平台合作和各种关于趋势的讨论：粉丝经济、网红经济、直播、娱乐营销、消费升级。 “这个行业好像创造了很多新的术语，却没创造新的广告。” 梁伟丰记得自己15年前刚入行时，同行碰面会讲哪个品牌出了新的案例或者新趋势，甚至哪个导演又拍了新片，用了什么新手法，可 “现在什么才叫广告，你已经说不上来了。广告其实越来越不像广告，表现形式和传播渠道都变了。” 梁伟丰形容自己像一只天鹅，水面上看是优雅的，一沉到水里就不行。 “我现在不会说我要找客户人员、策略人员，或者创意人员，我要找的是广告人。”

李奥贝纳中国CEO莫熙慈最近也在思考一件事：在互联网上，一个东西最多停留一两个星期就过去了，但品牌是长远的，这两方面要怎么平衡？怎么利用新媒体达到传播目的，同时又维持品牌持续性的竞争力？“这是客户的挑战，也是我们的挑战。”他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这样表示。

但是杨烨炘们却足够兴奋。广告行业一直在衰减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对媒体传播渠道的依赖性。”李三水说。 “现在一些广告人出来好像能够做一点事情，本质原因在于媒体去中心化了，你会发现广告公司作为集团型或者说高层决策型的优势会被取代掉，变成更低成本、更个人化的内容制造商占主导。” 他认为以前的广告代表广而告之，其实是一种媒体语言，但是现在的广告广为受众，在这样的传播域场里，人人都是内容制造商，又都是消费者。

对单一传播渠道的依赖减少同时也让创意的价值更被凸显。“靠点子靠创意去致胜的公司其实是最近这两年才变得重要的，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给了创意人一个机会，好的创意不用太多的投放预算也能冒出来。”闫曌说，他是数据技术公司AdMaster的创始人。AdMaster通过实时监测各种数字渠道的广告曝光量，分析在线广告在数字电视、电脑、智能手机和平板等不同平台上的效果，为广告主提供投放意见。

“4A里应该充满了迷茫的中层和好奇的职场新人，但越来越多好的广告人在摩拳擦掌。”江畔说，她是意类广告公司的创始人。虽然团队只有十几个人，但最近他们为淘宝做的《一千零一夜》项目，以及请胡歌为QQ阅读拍摄的地铁广告你可能都不陌生。江畔在上海BBDO待了9年，从助理美术做起，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创意总监。“意类现在这么小，刚起步，但已经能收到宝洁邀请去分享案例。我觉得现在当然是一个好时代。”

江畔的感受可能代表了这波出走的广告从业者中大多数人的声音： 现在至少是中国本土广告机会最多的时候，可以媲美《广告狂人》里当年的美国。

这的确会令人想起现代广告业最辉煌的时代—想想大卫·奥格威、李奥·贝纳、威廉·伯恩巴克吧，虽然他们的遗产后来越来越细分，变成了流水线作业，分化出了媒介公司、公关公司等，但他们在早期都曾是身兼数职的通才。 如今来到数字时代，媒介渠道的碎片化、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失衡和技术更迭让广告行业内部再一次有了从细分到整合的趋势需求，人才流动加速，各种新角色加入，在夹杂着茫然、疑虑和试错的同时，也充满了挑战和希望。

“我觉得这个时代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一直在进化，其实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真的了解这个时代。”徐振锋如此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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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尼亚的品牌文化

退一步，是价格优势的丧失；进一步，是高贵血统的稀释。该和中国制造保持怎样的距离，成为了杰尼亚反复掂量的命题。中国人竟然不接受在中国制造的奢侈品，这让Giorgio Delpiano感到很困惑。他是杰尼亚(Ermenegildo Zegna)公司常务董事、全球战略联盟CEO。“中国产的杰尼亚在中国市场的接受程度竟然比欧美市场还要低，既有意大利的设计，又能支持本土制造，价格也更加合理，我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他说。 事实上，他应该知道，他所供职的这家意大利顶级男装品牌售卖的不仅仅是设计、质地和工艺，还意味着品味和身份。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定制一套手工杰尼亚全球限量版西服需要13万元人民币。工匠们精纺的是12到13微米的羊毛，制成品用肉眼看来甚至比丝绸还要细密。面料对气候有要求，需要远赴瑞士加工。意大利顶级技师量体裁制，就连纽扣都是兽类最坚硬的角质做成的。整个制作流程长达50天。家业百年，意大利小镇上的祖孙三代都为自己做手工，则是杰尼亚时常提及的文化部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英国王子查尔斯等都曾在公开场合以杰尼亚示人，这是能够吸引媒体的轶事。杰尼亚就这样与“高贵”扯上了关系，和杰尼亚合资成立了夏梦·意杰服饰有限公司的温州商人陈孝祥说：“在中国40%到50%的顾客购买杰尼亚西装是为了当作礼物送人。”在中国的新富阶层的概念中，要表现自己非凡的品味与身份，“意大利原产”和“杰尼亚”两个符号缺一不可。而“中国制造”显然于这种品味和身份的表述有损无益—这四个字更容易让人想起廉价的鞋帽和内衣。《环球奢侈品报告》2007年的统计显示，86%的中国顾客会因为奢侈品牌标有“Made In China”的字样而不愿继续购买。这让那些意图在中国寻找代工厂的奢侈品牌们不得不小心从事。自由撰稿人、服装业观察人士锐泓说，不少奢侈品牌对在中国代工的事情讳莫如深，可实际上它们的成衣不少是从东莞和温州一些戒备森严的车间里诞生的。这些车间的工人不能和外界擅自联系，商标数量更是每天清点。法国奢侈品牌爱马仕全球总裁Patrick Thomas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干脆表示，绝对不可能把生产环节放到中国来。但是诱惑又是如此巨大。“光是人工的费用，意大利就是中国的20倍，作为一家趋利企业来说，选择中国生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锐泓说。杰尼亚的胆子更大一些。事实上，无论在中国开店，还是在中国采购，杰尼亚都算是较早就开始“吃螃蟹”的品牌。1980年代，杰尼亚为寻找全球最好的山羊绒和丝绸来到中国，没想到此行的最大收获是发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1991年，杰尼亚在北京王府井(21.55,0.60,2.86%,吧)饭店开出了第一家专卖店。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心中的奢侈品牌还是Pierre Cardin(皮尔·卡丹)、Crocodile(鳄鱼)。杰尼亚几乎成了天外来客，8000元外汇券一套的杰尼亚西装，几乎等于一个中国普通工人三年的全部收入。但这家店的开设显然选对了时间，对于中国市场，杰尼亚就此拥有了让同业者艳羡的敏感触觉，这让杰尼亚成为在中国销量最大的顶级男装品牌之一。2007年底，杰尼亚在中国内地拥有了近60家门店，整体销售收入大涨了38%，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中国市场逐渐超越日本成为杰尼亚全球第二大市场。随着对中国制造能力的逐步了解，2002年杰尼亚开始尝试在东南沿海采购一些休闲类产品。此时中国舆论也开始关注奢侈品里的中国制造。Burberry、Coach等品牌公开在中国设厂一度成为业内瞩目的新闻，随后，Armani、Chanel等品牌也卷了进来。它们所激起的争议，仍是“高贵”和“廉价”两种理念的奇异连接。对此，Delpiano认为，像T恤这类产品，中国的设计、制造、服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杰尼亚如果不在中国采购，就会丧失市场竞争力。”他举例说，Gucci没有在这类产品上选择中国制造，直接导致其T恤等休闲类产品销量萎缩。事实上，以出售面料起家的杰尼亚本身的制造实力也很雄厚，它自己在时装界拥有不少合作伙伴。一些重要的设计师品牌如Armani、Versace、Gucci等都会将部分产品交由杰尼亚代工，这让杰尼亚拥有了西班牙、罗马尼亚、墨西哥等遍布世界各地的代工厂。2003年，Delpiano来到中国，试图物色一个中国的合作伙伴。在探访了千余家工厂后，他看中了陈孝祥和他的夏蒙服饰有限公司，随即入股50%，在原夏蒙工厂的基础上重新改造，成立合资公司夏梦·意杰。“直到今年，我们代工的量仍占夏梦·意杰超过3亿元总销售额的60%。”夏梦·意杰市场销售总监陈建伟说。当夏梦·意杰迎来5周年庆的时候，杰尼亚方面已经没有了刚成立时的扭捏，不仅负责整个庆祝仪式的筹划组织，还让公司董事们站到了台上，任由合资品牌“借光”。Delpiano说：“5年前舆论认为我们会让夏梦完工我们的正装，时间证明，他们错了。”在他的描述中，杰尼亚赖以生存的正装系列不会搬出意大利，因为价格因素对杰尼亚正装顾客的影响微乎其微。反倒是印着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需要降价，因为谁都知道在中国采购便宜。“如果迁移那些有品牌忠诚度的系列，售价的下跌不会比成本削减来得慢，这么做是愚蠢的。”不能不选择中国制造，又不能太过亲密，如何保持这种距离感，杰尼亚想到的办法是，首先区分产品线，正装系列包括皮鞋、衬衣等多放在原产地小心呵护；毛衣、T恤等休闲系列则有近50%的产品件数是从中国采购。原来在意大利的品类能不动就不动，新增产品线则可以考虑放到远东。其次是定价策略。从中国采购的商品，会在考虑采购价、运费的前提下，适当下调售卖价格。Delpiano把这类产品的目标客户定位为“实用型客户”，他们信任杰尼亚品牌，却并不认为高价格是保证品质的手段。质量控制方面，在把版样给代工厂之前，杰尼亚会派驻两到三名技师常驻工厂监督流程、培训工人。在产品出来后，会有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专项测试。“杰尼亚遴选严格，代工厂的淘汰率很高。”锐泓说。同一个版型的衣服在中国制造到底能否媲美意大利制造？Delpiano的答案是，针对产品的不同会有区别。T恤等产品差别不大，而西装等对工艺要求较高的产品，就会有一些不同。工匠的素质和对手工业的专业程度，还是意大利人更胜一筹。即便是同一道工序，在意大利本土生产也会用一些更精细的处理手段。“如果去世界各地的门店看一看，两千件杰尼亚服装中可能有四十件是中国制造的，”Delpiano敲着额头，“董事会要反复丈量‘警戒线’的位置，根据经济形势的不同，这条线会发生变化。”既然在正装上面无法“自降身价”，不如干脆在中档市场上再推出一个品牌。在扮演代工厂角色5年以后，夏梦·意杰开始推出自己的品牌“夏蒙”。“据我所知，这是杰尼亚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助推代工厂的自有品牌。”陈建伟说。合资伊始，夏梦·意杰就引进了杰尼亚推荐的ERP系统和物流配送系统。借由代工订单的实际操作，夏梦·意杰开始磨砺加工工艺。一套西装的工序由普遍的200多道增加为380道。合理的轮班制度，让手工制作时间延长了一倍多。项目质监也增加了频次和密度。夏梦·意杰的核心团队几乎全是杰尼亚的旧臣，曾在杰尼亚服务15年，负责跨国业务运作的全球副总裁Silvio Galimberti被聘为公司CEO。财务总监、工厂经理也全部来自杰尼亚。陈孝祥则出任公司董事长。2005年，夏梦·意杰还将杰尼亚风格设计师Leo Rogna和范思哲的设计师Christophe Fortis招至麾下，以保证新品的原创性和设计理念的延续。3年中，国外设计师渐成主导，夏梦·意杰也开始在自己品牌的服饰中采用更多的高级面料，西装价格也由夏蒙时期的2000元到4000元调整到了5000到10000元，栖身于中国高档、国际中档品牌的价格层次中。此时，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抵触情绪也出现了软化。《华尔街日报》在2008年的一篇奢侈品报道中称：“5年前，如果衬衫不是在英国或意大利制作的，就不会被视为上品。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等到合资品牌推出时，恰逢2008年次贷危机蔓延。开始精打细算的人们首先砍掉的开支自然是奢侈品消费。据美国《传媒业通讯》统计，进入12月，美国一半以上高端消费者削减了奢侈品消费。该月份，美国市场的奢侈品牌在杂志广告上的投放同比下跌22%。杰尼亚也无法独善其身。据Delpiano透露，公司自近3个月的销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积压的库存会让下一年的第一季度非常难过，新品也不敢过多推出。2008年的销售额预计只比2007年增加7%，在2008年二季度刚结束时，公司对此指标预期还定在了两位数上。这让杰尼亚更看重夏蒙品牌。Delpiano说，合资品牌的产品线完全和杰尼亚一样，但受众不重合。夏蒙的价位恰好在正装领域弥补杰尼亚的空白，“就像走钢丝节目下面的保护网，有人往下掉了一个层次，也能被杰尼亚的合作品牌接住。”2008年中期，陈孝祥和杰尼亚高层讨论夏蒙的品牌战略时，主张尽早将合资品牌推向国际市场；意方则认为应该缓行，夏梦·意杰需要在中国市场上验证自己的品牌、质量和服务，再向国际推广。最后，迈出国门的时间被初步定在了2010年，米兰、巴黎、伦敦成为了店址的选择范围。为了和品牌形象相符，夏蒙开始效仿国际一线品牌在国内推广高级量身订做服务。而现有80多家门店中只有9家直营店的情况也将改变，夏梦·意杰决定在5年内将夏蒙直营店扩充至5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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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周刊》这本杂志怎么样？

这本杂志有些贵。内容上还是比较紧跟时代 的。毕竟是周刊。就是太贵了。10元一本。

我看过几期，上面有些专栏写得不错 请的都是名人。而且有参考价值。不管是入门还是研究都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