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报创刊号1934年
地理学报创刊号1934年
高水平。《地理学报》1934年创刊,是代表中国地理科学发展水平的权威学术刊物。2001年以来影响因子一直保持在全国科技期刊的前10位,地理学科排名第1位,所以在其学报发一篇论文是非常高水平的,非常的厉害。
地理类核心期刊有哪些?
1,《经济地理》,目前惟一以经济地理命名的地学类学术期刊,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前沿性较强,适合经济地理、旅游地理、人文地理方向的朋友阅读。2,《地理研究》仅次于《地理学报》的地理学类综合权威刊物,论文质量高,最大的特色是论文的领域比较均衡(不似地理学报过于偏重在狭义自然、经济、GIS三块),自然地理、GIS与遥感、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城市地理、旅游地理、文化地理的论文基本都能找到,论文的可读性也较强,难度较低。3,《地理科学》,中科院长春地理所主办的地理学综合学术期刊,各方面综合来讲稍逊色于《地理学报》、《地理研究》,且区域性比较明显,刊登的很多的研究论文都是以东北为背景着手。4,《人文地理》,我国惟一的人文地理类核心期刊,由西安外语学院人地所主办,侧重于刊登经济、城市、旅游、社会、文化方面的人文地理类论文,可读性较强,难度较低,是人文地理学专业方向必读的刊物之一。5,《城市规划》,强烈推荐,也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非地学类核心期刊,但是却非常值得城市地理学专业的同学浏览,里面的有很多大家的论文,看这本期刊,你不仅会体会到城市地理学与城市规划的区别跟联系,还会有更大的收获。6,《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历史地理类权威刊物,由我国历史地理学科很强的陕西师大主办。论文主要反应历史时期的环境演变过程、历史人地关系、历史人文过程。适合历史、历史地理、文化地理方向的同学阅读,不过由于是挂在历史学下面的刊物,所以论文的思路大多按照传统的文科历史模式召开,地理学特征不明显。7,《城市问题》,这个期刊严格说来不能算地理学类,按中图法的分号是“C”打头,即社科类期刊,我大概翻过几期,感觉论文质量一般,论文的作者来源很杂,但地理学者不占主导,里面的论文综合性、理论性很强,可读性一般。8,《地理科学进展》,也是很权威的地理学综合学术期刊,和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并列为地理学传统的四大核心期刊。
《地理学报》是不是EI收录?
刊名: 地理学报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主办: 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划委员会地理研究所
周期: 月刊
出版地:北京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16开
ISSN: 0375-5444
CN: 11-1856/P
邮发代号: 2-109
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地理学报
创刊时间:1934
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
CBST 科学技术文献速报(日)(2009)
Pж(AJ) 文摘杂志(俄)(2011)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8)
中国西部科学院叠溪地震调查及其著述《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
欧阳辉 侯江 张锋
(重庆自然博物馆)
1933年8月25日下午,四川茂县松潘等地发生强烈地震。15时50分30秒,地震中心在北纬30°、东经103.7°的叠溪的震级为7.5级。国内,北京鹫峰、南京地震台几乎同时记录到震波。国外,马尼拉、大阪、棉兰、孟买、哥本哈根、汉堡、檀香山、巴黎、突尼斯、悉尼、多伦多、威林顿、渥太华、拉巴斯等世界百多家地震台都测收到了这次震波。
此次地震发生之时,岩石飞崩,击死居民,村舍沉没,岷江上游因之隔断,余波续震四五日不绝,叠溪一带,正当地震中心,罹祸尤为惨重,地震造成6945人死亡,伤1万人以上,叠溪全镇陷没,岷江江水被山体崩塌物堵塞断流,形成中国地震史上较为突出的地震堰塞湖,其坝高有的甚至高达百余米。之后决口造成的次生洪灾又夺走数千人生命,震区伤亡惨重,共计死亡人数近万人。自1900~1950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7级以上地震59次。[1]这是民国时期四川最大的地震,也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强烈的地震之一。
一、关于1933年叠溪地震的调查
地震为人类最为惨烈的灾害,叠溪地震发生后,地方政府及中央相关部门派人深入灾区进行调查。
震后近1个月后,四川善后督办刘湘派成都水利知事公署技术主任全晴川率四川大学学生诸有彬等10余人前往调查,重点是岷江地震堰塞湖的积水情况,调查时间9月至10月9日。12月7日善后督办刘湘再派即任的成都水利知事周郁如同督署上校参谋郭雨中带30余人再次调查,历时5天,提出了疏导叠溪地震堰塞湖的具体工程方案。[2]
学术机构的调查有受北平地质调查所委托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另外还有四川大学等。
四川大学的叠溪震区野外考察,由该校生物系(开设了地质学与古生物学课程)师生组成12人地质考察团,教师周晓和带队,于1933年12月21日出发,次年1月14日回到成都,历时25天。考察以了解灌县至叠溪一带的地质、地史、古生物和叠溪地震的震灾情况为主。
另外,以个人身份进行考察的有地理学家徐近之。1933年秋,徐近之在青海地区考察,闻叠溪地震消息,立即于10月21日至11月29日,对叠溪震区乃至整个岷江上游进行历时40天的实地考察。[3]
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叠溪地震考察。为研究此次松茂地震来源状况及原因等,1933年10月,该院地质研究所主任常隆庆(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即在北平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工作,1932年9月由所长翁文灏推荐,受卢作孚邀请到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任地质研究所主任)、罗西伊(即罗正远,字君平)奉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之命,前往叠溪实地调查松茂地震,所有一切费用概由北平地质调查所负担。考察历时两个月。
由于地震区域辽阔,人力有限,在实地考察中辅以信函调查。由中国西部科学院致函各县政府及文化机关,请其告以当地情况,同时又发出通启,致各界人士公启、致各报馆函,征求各地关心科学之人士予以援助,赐以资料。调查过程中,拟就表格一张,油印分寄川中各县教育局、建设局以及中级以上学校,发出地震调查表,以便调查参考和将来绘制地震区域强度图。[4]
地震强度调查表[5]
(此表共分十度,请将所在地的地震强度与此表相当之度数注明,寄回巴县北碚场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为祷)
一、人不能觉。
二、甚少数静坐者觉之,楼上较易。
三、少数人觉之,不恐慌,经他处报告始确信地震。
四、屋内觉者多数,屋外少数,器物微动,地板或响悬物稍动。
五、屋内人皆觉之,屋外人多觉之,睡者惊醒,少数人惊逸,摇铃鸣,时钟停,悬物摇。
六、人人皆觉恐慌,争出,器物坠落,不坚固之房舍稍有损伤。
七、钟鸣,烟囱倒,屋瓦落,多数房屋稍有损伤。
八、少数房屋毁坏,多数重损,少数人受伤,无死者。
九、少数房屋全毁,多数重损,不能复居,人烟稠密之处,死人颇多。
十、多数房屋毁坏,人口多数死亡,地裂山崩。
附注:
甲、地震发生于民国 年 月 日午 时 分
乙、震时间共
丙、以后又震动若干次,在何月何日何时发生震力相当上表何度。
填表机关
填表人
民国 年 月 日寄
调查途中,常隆庆给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致函报告地震现场考察情况,翁文灏附记数言。1934年,常隆庆基于收集、拍摄的大量地震资料,对调查情况进行分析,写成《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在近代,由于战争、交通、经费等原因,对地震的调查也有采取函调的方式,给所在地区及相关单位发函收集资料,再分析汇编成册。而现场的科学考察就显得尤为可贵和难得了,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手资料。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大震现场进行科学考察,在我国西南地区还是第一次,在国内也仅次于1920年宁夏海原大地震后的现场科学考察(震后次年,内务、教育、农商三部曾派翁文灏、谢家荣等六委员赴灾区调查,这是我国地震史上第一次对大地震所作的详细的科学调查)[6]。在中国近代地震地质调查研究中,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叠溪地震调查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实地地震调查活动。
二、关于1933年叠溪地震的研究著述
叠溪地震1933年8月25日发生后几个月,翔实的地震报告就刊行出来。
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常隆庆连续刊发几篇调查记,有《叠溪地震调查记》,刊发于1934年5月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第一卷第三号;《四川叠溪地震区调查记》,刊发于《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4年第5卷第1期上[7];《叠溪地震调查记略》,刊发于《新世界》1934年第38期。[8]
除此之外,徐近之的《西宁松潘间之草地旅行》和《岷江峡谷》刊发在《地理学报》1934年第1期(创刊号)上。(《岷江峡谷》中“地震后峡谷实察纪要”,对叠溪地震灾害和水患作了真实的记述和分析,并提出震后建议对策:预防地震灾害、疏导堰塞湖积水、建筑物抗震、交通及通信对策、保护岷江河谷生态环境、发展山区经济等)[9];四川大学编著《叠溪地质调查特刊》1934年7月出版(国立四川大学秘书处出版课,1934年7月出版,54页32开,有图、表、照片)。内收调查报告6篇,调查地质情况,并有考察日记,叠溪地震损失统计表及羌人风俗等,其中最珍贵的资料是细致到村寨的地貌改变、房屋垮塌、人员伤亡的考察记录[10];地质调查所李善邦著《四川叠溪地震记录简报》发表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4年第5卷第3期[11](当时,世界地震学还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没有“震级”的概念和定义)。李善邦采用巧妙算法分析计算此次地震的发震时刻和震源深度,测定叠溪地震参数,所确定的震中坐标相当准确,与宏观震中叠溪的位置非常相近,至今基本采用这一数值[12]。在常隆庆到四川地质调查所后,著《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刊发在《地质论评》1938年第3卷第3期上。
这之后二三十年,尤其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关于四川叠溪地震的调查、记录和报告又才陆续增多。有“叠溪地震琐记和对地震的初步认识”(周郁如,1958年手稿)、“1933年四川叠溪地震补充调查报告”(国家地震局西南烈度队,1973年11月打印稿。另一资料记为“叠溪地震补充调查报告”国家地震局西南烈度队影响场组,1973,未出版)、“1933年叠溪地震宏观调查表”(地震地质队松潘大组,1977年8月手稿本)、“1933年叠溪地震调查报告”(成都地震大队地震地质队,1977年11月复写稿。另一资料记为“1933年叠溪地震调查报告”四川省地震局地震地质队,1977,未出版)、“四川省历史地震资料汇编 1933年叠溪地震”(讨论稿)(王元海,1977,未出版)、“叠溪1933年地震调查材料”(阿坝州地震史料小组,1978年5月复写稿)、《四川地震资料汇编(第一卷)》(《四川地震资料汇编》编辑组,1980,四川人民出版社)[13]、《叠溪大地震亲历记》(张雪岩,《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七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叠溪7.5级地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及其对发震构造条件的认识》(唐荣昌、蒋能强、刘盛利,《地震研究》1983年第6卷第3期)[14]、《1933年叠溪地震》(四川省地震局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15]、《徐近之实察叠溪地震及对震后的建议对策》(江在雄,《山西地震》1994第3期)。
常隆庆所著一系列关于四川叠溪地震的调查报告,在后来的叠溪地震研究中一直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1983年由四川省地震局编著的对叠溪震区现场考察、研究总结的著作《1933年叠溪地震》参考了常隆庆的著述,尤其对于分布在不同经纬度的各地点的地震烈度、场地条件、震害情况等提供了直接而翔实的参考,一些照片,如常隆庆1933年所拍摄的“较场东侧台面地震时被断成阶梯状”被采用。[16]其著述被引用和参考还见于诸如《四川地震资料汇编(第一卷)》[17]、《中国岩石圈动力学概论〈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地图集〉说明书》[18]、《四川省岩石地层》[19]、《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利工程勘测分册》[20]、《中国典型灾难性滑坡》[21]等。
而1934年常隆庆所写的约2.6万字的《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将叠溪地震情形及前后事实,旁征博引,附以照片、图件和统计表格,对地震各灾区,尤其以叠溪为中心的叠溪南路、西路、北路的具体情况,作了翔实的记录。记述了叠溪震中区各村寨房屋建筑破坏、人畜伤亡、山崩地陷等地震破坏状况,并对地震成因作了初步分析,说明当地地震地质特点。这是中国近代地震地质研究的重要著述,对叠溪及其周边震区的崩塌滑坡、交通阻断、人员伤亡、水灾过程以及震中区的地质地貌特征、余震序列等情况的详细叙述,成为我国以科学方法记载叠溪地震的第一篇详细而确实的学术报告。
三、结语
中国是地震活动频繁的国家,对于地震学的研究,近代中国学者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多加着力,政府也视为重要事业而加以注意。对于民国时期中国最强烈的地震之一、同时也是民国时期四川最大的地震——叠溪地震,中国西部科学院作为第一个专业学术机构进行调查,并写下第一篇专门学术报告《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叠溪地震调查及其著述,其详细的现场考察和研究,对地震前兆、震后效应、地震现象、地震后的破坏现象、社会影响,地震发生类型与序列特征等的描述,为当时和今后的叠溪地震研究。例如,区域地震研究、地震地质研究、历史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提供可靠的科学数据和研究的可比性,是重要的科学考察和学术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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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黄润秋,许强.中国典型灾难性滑坡[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93
中国地理学史的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形成和近现代
展(清末以来,19世纪中至今)明中叶以后,以徐霞客为代表的一些先进地理学家,开辟了中国地理学实地考察自然、研究自然规律的新方向,有些成果当时居于世界地理学的前列。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成果并没有进一步发展成为近代地理学。中国的近代地理学是在引进欧美的近代地理学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清末和中华民国初年,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地学杂志》的创刊,以及地理学课程的教授、地理教科书的出版和各大学地理系的设置等,都在中国地理学向新阶段发展过程中起了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地理学在与国家的建设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 (19世纪中~20世纪初) 鸦片战争(1840~1842)之后,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富国强兵的呼声日益高涨,出现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在洋务运动期间(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除兴办一些工厂企业外,还编译出版一些科学技术书刊,传播了西方先进的地理学知识。1897年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留学生班,地理课是所要讲授的课程之一。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的张相文,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编著中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该国地理教科书》,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编出中国最早的自然地理学教科学《地文学》(图10), 为培养地理人才和促进中国近代地理眩的兴起作出了重要贡献。光绪二十二年(1896)邹代钧在湖北武昌创办舆地学会,学会译绘中外舆图700多幅,推动了中国近代地图事业的发展。宣统元年(1909),张相文、白雅雨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地学会,它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前身。地学会创办的《地理杂志》(图11)于1910年问世,所载论著以地理学方面的最多。中国地学会和《地学杂志》是中国近代地理学萌芽时期最重要的组织和文献。在这个时期,中国传统地理学继续取得重要成就;如何秋涛的《朔方备乘》(1858),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1892),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1897),杨守敬等的《水经注疏》(初稿成于1904年)、《水经注图》(1904)和《历代舆地图》(1906)等。因此,也有人主张将19世纪中~20世纪初中国地理学的情况,划入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发展阶段中。 (20世纪20~40年代) 1920年以后,一些高等学校先后创设地理系或地学系等,如南京的东南大学地理系(1921)、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1928)、清华大学地理系(一说地学系,1929)、中山大学地理系(1929)、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理系(1931)、浙江大学史地系(1936)等。由竺可桢、翁文灏等讲授地理学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地理学家。1934年,翁文灏等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创办《地理学报》。顾颉刚和谭其骧于1934年发起建立禹贡学会(1936年正式成立)、创办《禹贡》半月刊。1940年,中国地理研究所建立,创办《地理》刊物。上述机构和刊物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形成作了贡献。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成果有:竺可桢的《远东台风的新分类》(1924)、《中国气候区域论》(1930)、《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1934),翁文灏的《中国山脉考》(1925),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的《中华民国新地图》(1934),张其昀的《该国地理》(1926),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分布》(1935)、《中国之农业区域》(1936),王庸的《中国地理学史》(1938),李旭旦的《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1941),任美锷的《建设地理新论》(1946),林超等的《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1946)和谭其骧的《秦郡新考》(1947)等。 (20世纪50~80年代) 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地理学获得较大发展,并向现代地理学迈进的时期。有的学者认为50~70年代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时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为中国现代地理学开始时期。这40年中,中国地理学在地理教育和机构、地理考察、地理研究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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