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图鉴赏论文2000字

文苑图鉴赏论文2000字

周文矩，生卒年：不详，五代南唐，，江苏省句容市人。

周文矩约活动于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时期（943～975），后主时任翰林待诏。工画人物、冕服、车器，尤擅仕女，多以宫廷贵族生活为题材，兼精车马、楼观，画风近于周昉，但其纤丽过之，画衣纹多作颤笔，独创“战笔”描法；画山林泉石，其笔法亦瘦挺、颤掣，和周昉不同；所画仕女不施朱傅粉，镂金佩玉以饰为工。也善画佛像，尝于兜率宫内作《慈氏像》，将印度原本中之男像画成“丰肌秀骨”、“明眸善睐”之中国女性。曾绘《高僧试笔图》，画一僧攘臂挥笔，旁观数士人咨嗟啧啧之态，如闻有声。还善于描写儿童生活，有《婴戏图》卷、《宫中图》卷等。

周文矩学北齐曹仲达、唐代吴道子，不堕曹、吴习气，却能自成一家。他的仕女画，继承了唐周昉的传统，在面部造型上，得其“闺阁之态”，但也有他独创的地方：行笔多用较瘦劲的“战笔”(颤动的线条)来表现衣纹，以别于周昉“秀润匀细”的画法(画仕女不用战笔)；在设色上不同于周昉的“秋艳”，而是“不施朱傅粉，镂金佩玉，以饰为工”。

他善于深入观察和体会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人物，把握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因此，塑造出来的人物各不相同，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重屏会棋图》（宋摹本)，画中刻画李中主端然而坐，凝神观看其兄弟下围棋的情景，显示出一种思考的仪态，十分生动。衣纹作“战笔”，无名款，应是文矩的画法。其《宫中图》(宋摹本)，描写宫廷妇女幽闲生活，有弹琴、弹琵琶的，有梳妆打扮的，有同儿童和狗嬉戏的；或平静安详，或闷闷不乐，或惊慌，或虔诚等等，均反映了不同活动中妇女的不同心理状态。他的《宫女图》，一宫女于腰带间插一玉笛，侧身而立，目视手指，表现刚演奏之后，情意凝伫，若有所思的样子。元代汤垕还看到他一幅《高僧试笔图》。一僧攘臂挥翰，旁观数士人咨嗟啧啧之态，如闻其声。这些传神妙笔，无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宗教画，与吴道子、周昉是一个体系，虽取材于印度佛教经典，但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做模特儿，按照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去进行创作的。如画五欲天宫之弥勒菩萨，大胆地把印度原本中菩萨男子像，改成“丰肌秀骨”、“明眸善睐”健康美的中国女性，已纯属于中国民族风格的艺术了。这种作风对北宋的宗教画影响很大。

周文矩曾作《婴戏图》卷，塑造了许多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对儿童生活的描写，颇为生动，开宋代专门描绘儿童题材的先声。苏汉臣、李嵩等画家的《婴戏》和《货郎图》等，就是在周文矩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

他的传世作品有《明皇会棋图》卷、《重屏会棋图》卷、《宫中图》、《琉璃堂人物图》、《五王酩饮图》等。其中《重屏会棋图》卷，绢本，设色，纵40.3厘米，横70.5厘米，卷后有明沈度、文征明题记，现藏故宫博物院。描绘南唐中主李璟与兄弟们在屏风前对弈的场面。因背景屏风上又画屏风，所以称为“重屏”，该图无名款，宋元藏印均伪，但人物服饰及生活用品为五代遗制，至少可以反映周文矩画法的面貌。

作品欣赏：

周文矩 重屏会棋图 绢本设色 40.3×70.5厘米 卷后有明沈度、文徵明题记 现藏故宫博物院

周文矩 重屏会棋图局部

《重屏会棋图》为五代时期南唐画家周文矩所作，描绘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弟晋王景遂、齐王景达、江王景逖会棋的情景。由于此图背景的屏风中还画有屏风，因此人们称此会棋图为《重屏会棋图》。

此图共绘有五位人物，旁边站立者为侍从，其余四位身份高贵的男子坐于棋桌前。他们神态各异，举止不同，有的催促落子，有的举棋不定，有的观棋不语，真实地反映出观棋者与弈棋者不同的神态。画面居中坐着观棋的长者即中主李璟，比其他人都显得高大。他头戴高帽，手拿盘盒，两眼前视，不露声色地端坐观棋，神情专注，若有所思。两旁坐而对弈者为齐王李景达和江王李景过。右侧二弟景达神色自若，目视对方，正用手指点催促。对坐的小弟景逿，右手执子，举棋不定。中主旁边为晋王李景遂，亲昵地扶着小弟肩膀，凝视棋盘。

四人背后竖一长方形直角大屏风，占据了画面的主体。屏风上画唐代诗人白居易《偶眠》诗意图，描写一老翁倚床而卧，一妇后立，三侍女捧褥毡，床后又立一副三折屏风，上绘山水。此“会棋”图的屏风中又画屏风，因而得名《重屏会棋图》。除屏风外，室内还摆放着众多精美的器物和家具，有投壶、围棋、箱箧、榻几、茶具等，为后人研究五代时期各种生活器用的形制以及中国早期皇室的行乐雅集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形象资料。

重屏会棋图》中人物画法精整，线描细劲曲折，略带起伏顿挫，即史载之所谓“战笔”。震颤之笔表现布质服装的质感，是周文矩典型的画法风格。周文矩的人物画主要承学周昉的技法而更加纤细，设色简淡，格调清逸。此图的设色虽多用矿物颜料，但未层层积染或浓涂重抹，而只是在勾线后清淡地施以颜色。在几案边的花纹上勾染了略显深重的石青、石绿；而李璟的衣袍虽也用朱砂晕染，却甚为简淡，只是侍童的衣带用较重的朱砂，以与浅淡的衣袍形成对比。其余三人的衣着竟一色不染。

本幅无作者款印。经徐邦达先生鉴定，此系宋人摹本。尾纸除有明代沈度、文徵明的伪款题跋外，还有近人于怀的墨题真迹。钤元柯九思“緼真斋”，清安仪周“棠邨审定”“安仪周家珍藏”及清内府“乾隆御览之宝”等鉴藏印共16方。其中的“緼真斋”、宋徽宗的“双龙小玺”“宣和”“政和”等宋元诸印均伪。

文苑图

文苑图局部

文苑图局部

《文苑图》为五代画家周文矩的名作。“文苑”是文人荟萃的地方，《文苑图》表现文人在构思创作诗文时的情景。据考证，此图描绘的是唐玄宗时期著名诗人王昌龄任江宁（南唐都城）县丞时，在县衙旁的琉璃堂与诗友们雅集的故事。

《文苑图》画中精心描绘了四位诗人创思觅句的生动情态。最右边一人倚在石台上，右手托腮握笔，左手轻捧纸绢，仰头上视，像是正在觅句构想。对面有一童子在石台边，弯身研墨。 画面中部另一构思者，伏在一株弯曲的老松树上，双手插入袖管，头戴展翅幞头，身穿圆领白袍，双目凝视，那神气完全陷入了沉思。左边较矮的石台上支起一块大盘石，并坐两人，共展一卷文章在阅读，其中居右边一位年长，忽然回顾仰视，好像望见了什么。与他并坐的另一位文士，戴圆翅幞头，一手持卷，谈论着手卷内容。

此图是一幅人物图，画家驾驭人物性格，使其在特定情境中得到充分表现。如持笔者绞尽脑汁，倚松者凝神沉思，阅卷两人在沉思中另有醒悟。总之，图中人物姿态各不相同，并在变化错落中达到和谐统一。

另外，画家在背景安排方面也恰到好处，如松树、石座、石案等，穿插巧妙。松树曲折下垂，苍茂挂蔓，婀娜多姿。造型各异的石案、石座显得玲珑剔透，都成为整个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一个幽静典雅，适合文人创作诗文的优美环境。

此画人物情态传神，面部秀润而有生气，笔法简细流利，人物衣纹所运“战笔描”细劲有力，曲折中见流畅，圆润中具轻重；须髯鬓发勾画细微，而用淡墨渲染，表现得潇洒，幞头、衣服用线流畅，显现了丝织品的质感。全画设色淡雅，格调超逸。

《文苑图》曾被认为是唐代韩滉作，根据是画上有宋徽宗赵佶题“韩滉文苑图”及“天下一人”押宇等。但据今人考证，此图画法与《琉璃堂人物图》及周文矩另一幅《重屏会棋图》卷(宋摹本)相比较，风格相似，最明显的是衣纹线条颤动曲折，极似五代周文矩所创的“战笔描”，故此图乃五代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的后半部。

此图见于《石渠宝笈·初编》和明·詹景凤《玄览编》著录，可能曾入南唐后主李煜《阁中集》，后又入北宋徽宗《宣和睿览集》。

宫中图

宫中图局部

宫中图局部

宫中图局部

宫中图局部

此图是描绘宫中妇女生活的长卷，存残卷四段，画八十余人。有的对镜梳装，有的无聊闲坐，有的逗看小儿，有的观鱼听乐……。其中一组刻画一男子正在画肖像写生(即“写神”)，被画的女姬背向观者而坐，旁有侍女、小儿。所画女子身份地位不同，如一裸肩洗手者，周围有若干人伺候。画中人物，除儿童显得活泼天真外，余皆懒散、忧郁，尤其以年龄较大、地位较显者为甚。将宫中妇女那种没有自由，如笼中金丝鸟般虽然奢华却百无聊懒的生活表现得入骨三分。画史说周文矩精于画仕女，并说他作仕女时不用颤笔，“大约体近周防而纤丽过之”。周防的仕女画如《挥扇仕女图》等，多表现宫中妇女生活的豪华和空虚，周文矩此图在情调上确与之相似。但这一卷除个别处施淡彩外，都用白描，也许是一卷未完成的稿本。线描熟练而富于结构感，人物神情微妙，而形象的丰肌高髻，也如唐风。本卷后有澹岳居士张激绍兴十年(1140)跋：“周文矩宫中图，妇人小儿，其数八十。一男子写神。”全卷被分割成三段，分别藏于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合乐图

貍奴婴戏图

琉璃堂人物图

琉璃堂人物图局部

明皇会棋图卷

十八学士图

苏李别意

西子浣纱图页

饮茶图团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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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周文矩文苑图的藏品介绍

本幅无作者款印但是为中国话，根据图左宋徽宗“瘦金体”题字：“韩滉文苑图，丁亥御札”，下书“天下一人”押，遂定为唐代韩滉作。然从时代风格看，少唐画气息，最明显的是衣纹线条颤动曲折，极似五代周文矩所创的“战笔描”。另外人物头戴的“工脚上翘”的幞头形式，亦至五代才出现。同时，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有一本周文矩的《琉璃堂人物图》卷，后半段画面与此图完全一样，故可肯定《文苑图》作者是周文矩，所画内容为琉璃堂人物故事。至于两图孰为原本？抑或均属摹本？据考，美国的《琉璃堂人物图》卷水平较差，人物面相稍欠神采，衣纹用笔颇见柔弱，且图首宋徽宗题“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神品上妙也”和下钤“ 内府图书之印”均伪，故此图当为宋以后摹本。而《文苑图》人物神采奕奕，笔墨功力深厚，本幅右下角又有南唐墨钤“集贤院御画印”，证明此图不会晚于五代，极可能即周文矩原迹，惟前半段已佚，也许周文矩又重临了后半段，亦不排除为同时高手临仿本。总之《文苑图》属五代真迹名品，殊无疑义。作品所绘琉璃堂人物故事，据考即唐玄宗时著名诗人王昌龄任江宁县丞期间，在县衙旁琉璃堂与朋友宴集的故实，与会者可能有其诗友岑参兄弟、刘眘虚等人。《文苑图》绘四位文士围绕松树思索诗句，有倚垒石持笔觅句者，有靠松干构思者，有两人并坐展卷推敲改诗者，情态各异，形神俱备。所缺前半段从《琉璃堂人物图》中可以看到，是画四人围坐议论，其中有一位僧人，还有侍奉的童仆。从全卷场面可领略当时宴集之盛况。此图画法与《琉璃堂人物图》及周文矩另一幅《重屏会棋圈》卷(宋摹本)相比较，风格相似，都呈周氏典型面貌，但水平却有高下之分。本图人物衣纹所运“战笔描”细劲有力，曲折中见流畅，圆润中具轻重，树石勾染细致，富层次和立面感，人物情态尤富神采，个性各异。作为五代一幅真迹，确反映了该时代所达到的水平。此图见于《石渠宝笈·初编》和明·詹景凤《玄览编》著录，可能曾入南唐后主李煜《阁中集》，后又入北宋徽宗《宣和睿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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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风光美 人民生活苦
——中国古代田园诗词

一、
所谓田园诗，应是指歌咏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人们通常把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诗称为“田园诗”，因而后世的文学家便把田园诗的范畴限于隐居乡野诗人的作品，把其题材局限于写农村田园的风光和隐士的乡居生活。这样的理解，大致符合早期文人田园诗的创作情况，但它既不能包括《诗经》及汉乐府中许多写农村田园生活的作品，也无法概括唐宋以后田园诗内容的全部，因而是片面的。
田园诗创作公认的典范作品是范成大的田园诗作，而其代表作首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其中有许多内容是狭义的田园诗定义所无法包括的。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再如：“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铜钱买酒回。”显然这两首诗中既未写农村田园风光，也没有隐士的形象，却反映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所受的剥削。诚然，写这类题材并不始于诗人范成大，只是在此之前它习惯上不被文学家视为田园诗。范成大对田园诗的最大贡献也许正在这里。他把以反映农村现实的诗作归入田园诗苑，使田园诗上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也把传统的田园诗从仅写知识分子闲情逸致的狭窄樊篱中解放出来。
因此，如果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为标准来确定田园诗的疆域，田园诗应指以农村为题材，反映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它既有写农村自然风光和隐士生活的一面，也包括乡村的民情风俗、农民的劳动生活、农村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等内容。这样的认识，不仅更符合我国古代田园诗创作的事实，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田园诗的思想价值，使它较之山水诗、咏物诗、爱情诗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

二、
《诗经》中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其代表作如《豳风•七月》、《周南•芣苢》、《魏风》中的《伐檀》、《硕鼠》，这些作品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从事农业劳动和艰苦生活的情况，并辛辣讽刺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诗作大都出于社会下层人民之口。汉乐府中以农村为题材的田园诗不很多，但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中如《江南》诗展示出江南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乡村男女青年劳动生活的快乐，而《平陵东》则写官吏公开劫掠农民的财物。这些早期田园诗作开创了田园诗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后世的田园诗创作及整个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位田园诗人。他接近农民，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他的许多诗歌，表现对劳动和农村田园风光的赞美，道出了自己恬淡闲适的生活和情趣。由于他的诗风格质朴自然而形象鲜明，语言上也很有成就，因此对后世田园诗的创作影响极其深远。

唐代是田园诗创作异彩纷呈、云蒸霞蔚的时代。初盛唐时期，经济繁荣，优裕的物质生活，使诗人陶情田园山水，他们或把隐居乡野山林作为求官出仕的“终南捷径”，或因官场失意，把过乡居生活作为超脱宦海风波的方式或麻痹政敌的韬晦之计。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孟浩然以布衣终老，隐居故乡的鹿门山。王维在仕途受挫后，买下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庄，亦官亦隐。他们的田园诗具备下列两个特点：一是与山水诗融合，许多写山村自然景观及隐士生活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无明显的区别，充其量也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积雨辋川庄作》、《山居秋暝》、《新晴野望》、《过故人庄》等。二是王孟(尤其是王维)的诗较之陶渊明、谢灵运更重视意境的刻划，从大自然恬静的美景中显示出诗人高蹈出世的情操和志趣。如王维的《渭川田家》、《桃源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无不如此。王维的田园诗，意境既浑融完整，又多精工刻划，语言也清新洗炼，可谓从内容到艺术上都融合了陶谢二家之长。由于王维崇尚佛老，故他的田园诗更静穆，诗境更有层次，有更深的底蕴，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他们很少写农民，从不接触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因而其思想价值不高。
李、杜二位大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离漂泊中与农民有了广泛接触，甚至定居乡间。他们的诗中或写农民的劳动生活，或写农村的自然景物，或写战乱年代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李杜虽不以田园诗名家，但其田园诗作同样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同时代的诗人如储光羲、韦应物、戴叔伦，也都不乏田园佳作。
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痈疽一直未能根治，战乱、灾荒、统治者的巧取豪夺给人民带来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中晚唐时期却成为现实主义田园诗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虽也有“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杜牧《商山麻涧》)、“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那样恬适、宁静的乡居生活，诗人笔下更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唐彦谦《采桑女》)的血泪篇章。中晚唐的田园诗较少受陶、谢的影响而上接《诗经》和《汉乐府》。许多作品讽刺辛辣，见解深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还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是善于向民歌学习。这些民歌原先是用于歌颂农民的劳动和爱情，故刘禹锡、白居易等仿效民歌的作品，较多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其二是与新乐府运动的密切结合，张籍、王建、白居易便是善于写田园乐府诗的大家。如张籍《野老歌》、王建《田家行》、柳宗元《田家行》、白居易《杜陵叟》都是这类田园诗的杰构。
宋初的田园诗创作受中晚唐诗风影响，这与当时整个诗坛的情况是相似的，但在这一领域中西昆派诗人并未涉足。这是因为西昆派诗人大都是达官贵人，他们不仅没有亲身体验躬耕乡居的隐士生活，对民生疾苦则知之更少，因而宋初田园诗中看不出贾岛、姚合、李商隐的明显影响。这一时期写作田园诗较多的是受白居易和晚唐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影响的一些关心民瘼、政治地位不高的诗人。如王禹偁《田调》、《村行》，梅尧臣《田家语》、《陶者》，张俞《蚕妇》。这些诗还未打上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烙印，也还未形成自身的明显特点。
开创宋代诗风的苏轼、黄庭坚及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王安石的田园诗作，则不仅一般具有关心人民疾苦的内容，而且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如苏轼之《山村五绝》，便尖锐讽刺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由于盐法太苛，百姓没有盐吃，有的甚至铤而走险去带剑贩卖私盐。其《吴中田妇叹》更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尖锐讽刺了“青苗法”。黄庭坚之《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诗中也说：“今日有田无米食”，“正苦无钱刀”也写出“青苗法”实行中的弊端。这里显然不难看出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之相反，王安石的《后元丰行》则热情讴歌新法实行十年后农业大发展，社会出现暂时的安定景象。毫无疑义，这是对新法理想化的歌颂。王安石变法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农民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诗中出现如此政见旗帜鲜明的田园诗作，这在整个田园诗词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词作，最早为张志和《渔歌子》，其后五代孙光宪《风流子》也以描写田园风光为内容，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但唐五代词中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毕竟是很少的。我国词史上第一个较多写作田园词的是北宋大词人苏轼，如他去徐州城东石潭谢雨途中所作的《浣溪沙》五首便是其代表作。它拓宽了词的领域，使词空前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生活。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是写田园词最多的大家。他自号稼轩，据其自己解释，就因为“人生在世，当以力田为先”。他的田园词作大都写于退居带湖、瓢泉时期。其中《清平乐•村居》、《鹧鸪天•代人赋》等均为脍炙人口的田园词章。这类田园题材的词作，较多使用白描手法，以质朴清新的格调，反映出农家生活的片断和农民的音容笑貌。陆游一些写渔父闲适自在生活的词作，实际寄托着作者的理想。
陆游还和杨万里、范成大以写作田园诗著称。他们都是年老告别官场以后长期退隐田园的。他们对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寄予了满腔同情，其中尤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作成就更高。它描述了江南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示了宋代农村的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对农村自然景物的描写与对封建剥削的揭露结合起来，并以浓墨重彩写到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赋予以闲适为其特征的田园诗以更深刻的内容，使近两千年来千汇万状的田园诗汇入一流。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历来被推为田园诗的光辉典范，这是因为它不仅题材开阔，而且诗句清丽明快，形象鲜明生动，而成为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丰碑。
值得一提的是宋亡以后月泉吟社遗民诗人的田园诗。月泉吟社是吴渭、谢皋羽、吴思齐发起成立的。他们于丙戌年(1286)小春望日(十月十五)，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年(1287)正月望日收卷。后收得2735卷，评选出280人。于三月三日发奖。其中颇多值得一读的好诗。如此众多的人参加同一题目的田园诗创作，这是我国田园文学史上的空前盛事。
金元时期的田园诗词为数不多，但却独具特色：其一是诗与绘画艺术的紧密结合，其二是多反映牧民生活的作品。金元时期是我国书法绘画艺术迅猛发展的时期，大书法家、画家赵孟〖FJF〗瞓〖FJJ〗奉太后懿旨作的《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大画家倪瓒的《荒村》、《东林隐所寄陆征士》等作品均为诗画结合的田园诗代表作。赵孟〖FJF〗瞓〖FJJ〗虽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但他被荐于朝之前显然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农事很熟悉，故这些田园诗历历如绘，颇有诗情画意。倪瓒为元四大画家之一，尤擅水墨山水画，他的诗多取材于太湖一带，田园与山水融合，意境幽淡萧瑟，且诗中有画。金元两朝还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故田园诗中也多牧歌式的作品，这在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尤为常见。
明代是我国诗歌史上成就平庸的时代。田园诗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并未能使人有一新耳目的创新。但继承《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在明代田园诗中还是随处可见的。从明初的高启、于谦，到明末的张纲孙、陈子龙，都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写下了反映人民苦难遭遇，能下千年之血泪的佳作。钦叔阳的《税官谣》还以诗记叙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昆山农民葛成领导的抗税斗争。这在明以前的田园诗中是很少见的。
清诗是继唐诗、宋诗之后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大，使唐诗也瞠乎其后；其成就之高，也是可与唐诗媲美的。清代的田园诗，同样具备这样两个特点。清词是与宋词并峙的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也远出宋词之上，其田园词亦然。
清初战争不断，农民除经济上受沉重剥削外，还得为军队服劳役。施闰章《牵船夫行》、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对此都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这段时期，农民、盐民受苛捐杂税的残酷盘剥，以至岭南一带竟发展到人吃人的地步。宋琬《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吴嘉纪《绝句》、屈大均《雷女织葛歌》、《菜人哀》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令人读之下泪。清初一些遗民诗人(如顾炎武)也写过一些反映隐士生活的诗，但他们并未忘怀国仇家恨，隐居往往是抗清活动的思想准备。
随着清政权逐步巩固，经济繁荣，物质生活也逐步富足起来，田园诗词从题材到审美趣味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足饱和，恬淡自适的田园诗词又应运而生了。如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王士祯《真州绝句》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其写景优美，笔致清新，恬淡自然，与陶谢、王孟的田园山水诗格调相近。但清代是我国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的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清朝后期更为腐败，统治者穷奢极侈，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加剧，加之自然灾害，使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到诗词中，使清代中后期的田园诗创作中又涌现出大批现实主义杰作。周弘《道旁叹》揭露赈荒之弊，查慎行《村家四月词》写农民以人拉犁的苦况。蒋楛《河堤曲》以民谣形式，写黄河泛滥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令人欣喜的是从田园诗中传出的不仅是农民的痛苦呻吟，还传出愤激反抗的呼声。如赵执信《甿入城行》写县令以赈荒名义到农村催租逼税，激起农民的反抗，这是古代田园诗中不多见的光辉篇章。

鸦片战争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与血和火一起闯入中华大地。但这一切并未给中国农民带来福音，它只导致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田园诗人笔下的农村，已完全见不到恬静与幽美，到处是饥荒、弃儿、流民……。魏源的《江南吟十章》写苏州农民将粮田改种花木，道出封建经济的破产。陆嵩《鬻儿行》、姚燮《谁家七岁儿》、贝青乔《杂谣》便写出荒时暴月，农民被迫逃荒讨饭，小儿被遗弃或被卖掉换粮。郑珍的《经死哀》、黄遵宪《邻妇叹》、周实《睹江北流民有感》都艺术生动地写出封建社会末期我国农民生活的苦难。他们这啼饥号寒的呐喊，仿佛产妇分娩时阵痛的呼叫。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应该被埋葬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就要在这痛苦的呼唤声中诞生。

三、
我国田园诗词源远流长，历来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两千多年我国古代社会的现实。其中许多作品，甚至比正史更具体深刻地反映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出兵攻宋，朝廷因正规军不足，下令征集乡兵。地方官为邀功而滥行征点，又适逢夏雨成灾，梅尧臣在襄城知县任上作的《田家语》、《汝坟贫女》两诗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点弓手”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有些田园诗还能印证正史：《明史》记载于谦任山西巡抚时因平反冤狱，救灾赈荒，兴修水利，使人民安居乐业。于谦本人在《平阳道中》以“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实况。古代田园诗词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苑中的瑰宝，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
田园诗词与民歌有着血肉的联系，早期见之《诗经》、汉乐府中的田园诗自不待言，唐宋以来的田园诗词与民歌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联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田园诗大量见之于新乐府诗人如张籍、王建、白居易的乐府诗中。这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田园乐府诗显然胎息于民歌。其二是模仿民歌曲调创作的田园诗词。最典型的是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又称《巴渝词》)，便是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改词而成。此外如《杨柳枝》等也都是向民歌学习的产物。民歌本属社会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口头创作，因而这类受民歌影响而写作出来的田园诗词，大都能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艺术上也大都独具特色，新颖别致。
田园诗与山水诗在文学史上是一直被相提并论的，但山水诗的出现要比田园诗晚得多。《诗经》及两汉的诗歌中没有以山水为题材的，两晋玄言诗中已有写山水的成分，但山水诗的兴盛是在宋齐时期。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作者大都是同一类政治上失意或隐居山林以等待一朝交泰、飞黄腾达者，或是从官场退休林下、颐养天年的人。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交叉发展如同珠江的支流北江和西江一样，它们来自不同的源头，在三水附近合流了，随即又分开了，但分流而下的江水中已分不清哪些水来自北江，哪是来自西江。盛唐以后写农村自然风光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一部分作品中甚至兼及这两方面的题材。明清时期，这样的作品已颇为可观了。而另一部分反映现实的田园诗，则与山水诗一直并行发展，没有相互融合。融合和分流是文学题材、形式发展的两种方式，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关系也正如此。但从艺术上来说，田园诗比山水诗的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这是与其题材的多样性是一致的。
总之，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某些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可以成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教科书。阅读这些田园诗词，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社会，可以从中研究古代农村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补正史之不足。田园诗中大量写农村田园风光的诗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能给人美的享受。对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我们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唐代韩滉《五牛图》赏析（或评论）

扩展资料：

韩滉的《五牛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真迹之一，也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堪称"镇国之宝"，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五牛图》麻纸本，纵20.8厘米，横139.8厘米，无作者款印，有赵构、赵孟頫、孙弘、项元汴、弘历、金农等十四家题记。画中五头不同形态的牛，韩滉以淳朴的画风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表现了唐代画牛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五牛图》作者简介：

韩滉，字太冲，唐代长安人。经历玄宗至德宗四代，是唐代宰相韩休的儿子，在唐德宗时期历任宰相、两浙节度使等职，封晋国公。是一位拥护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地主阶级政治家。

擅画人物和畜兽，写牛、羊、驴等走兽神态生动，尤以画牛"曲尽其妙"。他画的牛，姿态真切生动，具有一种浑厚朴实的风格。以绘田家风俗和牛羊著称。

韩滉画作有《李德裕见客图》《尧民击壤图》《田家风俗图》等36件，著录于《宣和画谱》。传世作品有《五牛图》卷。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五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