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日辉李涛中国社会科学报

欧阳日辉李涛中国社会科学报

进入大数据时代，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与智能设备的普及与运用，给传统社会调查方法带来挑战。有学者提出，与通过数据挖掘技术获得海量信息相比，传统社会调查所获取的信息不过是“小数据”。由此引发学界争议：大数据时代是否还需要传统社会调查？在大数据技术与方法广泛应用的时代，传统社会调查方法如何彰显其独特价值？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
大数据技术方便数据采集分析
“移动互联网使得社会行动者的态度、行为被迅速信息化，并被互联网设备记录下来，为科研人员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以往的信息收集手段无法采集的大量信息。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人类记录和采集相关信息的能力，极大降低了获取某些信息的成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李丁说。
大数据技术改变了数据的获取、处理和理解方式。据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杜海峰分析，数据获取方式从收集问卷或访谈变成了网络、多媒体等多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更重要的是对象的变化，传统的方法需要科学地从母体中抽样，大数据的数据获取对象可能直接就是母体；数据处理方式从传统的属性数据分析方法，过渡到基于结构的、以智能信息处理为主的综合集成分析；数据理解方式，由传统的统计因果发展到以“相关”特别是不同信息之间关系“凸显”规律的解析。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唐魁玉看来，大数据技术不仅在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和分析数据上具备优势，而且其带来的巨量交互性数据能够为社会问题的整体性分析提供有效证据。这些变革正在为社会学重新整体性回归“社会事实”奠定新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无疑给传统的问卷和深度访谈调查方法带来挑战。
社会调查方法具有特殊优势
既然大数据技术在信息获取与分析领域具有如此凸显的优势，是否意味着传统社会调查将被取代呢？受访学者并不赞同此类观点。
一方面与传统信息采集方式相比，大数据技术目前仍有其局限性；另一方面传统信息采集方式仍具有独特价值。唐魁玉分析说，以抽样调查为例，在一些案例中，抽样调查更加适用于那些有“遗失”的数据和代表性样本。在面对复杂性、人际性社会问题的分析时，大数据方法还不够细致入微。
“大数据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价值密度低’，数据内容可能并不是特定研究者所关心的，因此不一定都能满足特定问题研究的需要。”杜海峰提出，对于大数据获得的信息，传统社会调查不但是其必要的补充，也是专项研究更为必要的基础资料。
大数据技术所获取的信息相当于普查和非概率样本，尽管如此，大数据也并非没有边界，如果不能认识或约定其界限，数据虽大，却不能用于科学研究。如李丁所分析，被互联网、智能设备感知和记录的社会行动者并不能覆盖全部的行动者。如果认识不到大数据的覆盖率或者代表怎样的群体，即便样本规模再大，得出来的知识和规律也有可能是误导性的。
此外，大数据的边界还在于变量意义上。“不同企业和研究单位根据其自身需要所采集的数据虽有很大的样本量，但每个样本的变量信息很少。如果不能将这些不同类型的数据库信息串并起来，增加变量即各个研究对象的有效信息量，那么研究价值也非常有限。”李丁说。
李丁认为，传统社会调查获得的信息密度非常高，其目的直接性、设计性、标准化程度更强，效率非常高。“如果不使用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即便今天世界上能力最强的互联网公司可能也无法从现有互联网痕迹数据中获得一个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具有同等代表性、信度、效度、信息密度和相同变量的数据集。”
实现两种方法优势互补
正如李丁所说，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从大数据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有可能获得有关行动者的新知识、社会运行的新规律；另一方面，研究人员应该认识到大数据的局限性，以及传统研究方式的优势，避免盲目崇拜。传统的调查方式在获得某些高密度的、具有统计代表性的数据上仍具有成本优势和科学性优势。
对于学界出现的将两种方法非此即彼对立起来的争议，唐魁玉认为，我们在对不同类型、不同复杂程度的社会事实和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时，要恰当地选择和使用传统的社会调查或大数据方法。
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或可实现大数据与传统社会调查方法的优势互补。受访学者提出一些设想。李丁认为，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和抽样调查方法能够补充大数据的不足，帮助我们理解大数据的社会含义。大数据也能为传统调查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补充，质性研究如果能够在既有的访谈、观察的基础上，还能获得受访对象在互联网的痕迹数据、社会交往数据、行动轨迹数据等，就能对研究对象有更全面的了解和把握。

中国社会科学报理论版是第几版

第3版。《中国社会科学报》是张涛的文章，其中理论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排序是第3版。《中国社会科学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面向全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理论、学术报纸。

张卫国的科研成果

工作论文：1. How can Language be linked to Economics? A Survey of Two Strands of Research, with Gilles Grenier,University of Ottawa Working Papers 1206E#, March 2012, 论文：语言经济学中国语言经济学研究述略，《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6期，102-109页，CSSCI，第一作者（与刘国辉合作）。第三届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综述，《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1期，CSSCI，第三作者（与赵箭、刘园园合作）。语言经济学及其学科定位，《江汉论坛》，2012年第6期，21-25页，CSSCI，第三作者（与苏剑、黄少安合作）。语言产业的涵义与我国语言产业发展战略，《经济纵横》，2012年第5期，24-28页，CSSCI，第三作者（与黄少安、苏剑合作）。语言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3期，41-46页，CSSCI，第二作者（与黄少安、苏剑合作）语言经济学与中国的语言产业战略，《光明日报》，2012年3月2日11版，第三作者（与黄少安、苏剑合作）语言规划的经济学方法论镜鉴，《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2期，独立完成。经济学分析为语言规划研究注入新活力，《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66期，2012年2月13日，独立完成。语言，及其起源与变迁：一种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制度经济学研究》， 2011年第4期，1-32页，CSSCI（集刊），独立完成。第二届语言经济学论坛综述，《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1期，158-159页，CSSCI，第三作者（与刘国辉、苏剑合作）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经济学与语言学比较的视角，《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5期，8-13页，CSSCI，独立完成。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个综述，《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140-149页，CSSCI，独立完成；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11年第12期）全文转载。。语言文字应用：保持文化传承与降低交易成本并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9日第8版（与刘国辉合作）语言的经济学、经济语言学与经济学的修辞，《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17日第12版，独立完成语言经济学三大命题：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23日第8版，独立完成。语言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制度经济学研究》，2010年第1期，CSSCI（集刊），第二作者（与刘国辉合作）。语言经济学研究存在三个主要维度，《光明日报》理论版，2009年11月24日，独立完成。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144-154页，CSSCI，独立完成。语言与收入分配关系研究评述，《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7期，95-99页，CSSCI，第一作者（与刘国辉、陈屹立合作） 。制度经济学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及其比较，《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62-69页，CSSCI，第二作者（与黄少安合作）。中国东西部乡镇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比较，《制度经济学研究》，2007年第1期（总第14辑），144-160页，CSSCI集刊，独立完成。新老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江海学刊》，2006第6期，53-60页，CSSCI，第二作者（与黄少安合作）；《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3期）全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07年第2期）全文转载。马克思产权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产权导刊》，2005年第11期，37-39页，独立完成。法经济学惩罚对犯罪的威慑效应：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南方经济》，41-50页，2010年第8期，CSSCI，第二作者（与陈屹立合作）。收入不平等、国民教育与中国的暴力犯罪：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研究，《制度经济学研究》，2010年第4期，1-25页，CSSCI（集刊），第二作者（与陈屹立合作）。其他经济理论、数学运用与经济学语言，《经济评论》，2008年第2期，36-45页，CSSCI，独立完成；《光明日报》（2008年5月13日）论点摘编，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08年第6期）全文转载 。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研讨会会议综述，《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8期，119-121页，CSSCI，独立完成。经济理论与数学：一个评价（译文），《制度经济学研究》，2006年第1期（总第11辑），213-223页，CSSCI（集刊），第一译者（与陈屹立、孔志国合译）。书籍章节：“语言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年鉴20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教材或专著：参编《制度经济学》（黄少安主编），撰写第三章“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课题：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我国语言产业及语言经济发展战略研究”（12YJAZH200），项目负责人。2012年度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自然科学“交叉学科培育”项目：“语言经济学与中国语言产业发展战略”（2012JC037），项目负责人。2011年度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项目：“语言经济相关问题研究”（YB125-27），项目负责人（与盛玉麒教授共同主持，排名不分先后）。201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形势下国家语言文字发展战略研究”（10JZD0043），“语言职业、语言产业与语言经济发展走势研究” 子课题项目负责人。2009年度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ZR2009HM006），项目负责人。2009年度山东大学自主创新项目：“语言经济学基础理论”（IFW09160），项目负责人，已结项。200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明清经济史中重要制度变迁案例研究”（08CJL030），参加人，已结项。2007年度山东大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基金重点项目：“医疗事故民事法律制度的经济分析”，参加人。2004年度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产权理论、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04JZD007），参加人，已结项。

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是怎么被打断的

一位哲人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从来都是断滴。当然，不排除有个别的知识分子脊梁骨很硬，例如方孝儒，鲁迅什么的。为神马这样说捏？因为中国有几千年封建统治，这是中国的皮，而知识分子是毛，依附在这张皮上滴。如果这张皮不在鸟，他们就要换一张皮来依附。你想想，一张依附人家生存的团伙，还要想它有一付硬骨头的脊梁骨，怎么可能？